4、昂贵的稳定成本
在“建立边防的代价”一节，已经从边防角度涉及了稳定成本的问题。这一节再看除边防以外其它方面的稳定成本，以及随时代变化，稳定成本所发生的“通货膨胀”。
毛泽东时代，西藏的稳定成本虽然高于中国内地，相对来讲却被压到了最低。那时有一整套激励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压抑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提倡“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到邓小平时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们再不肯亏待自己。过去的人坐卡车进藏，还要打着红旗唱革命歌曲；现在的进藏者不坐飞机是不会动身的；过去干部下乡靠骑马，现在换成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进口车，动辄一辆几十万元。西藏官场车多车好是有名的。每到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官员们开来的车停在一起，就像高档车荟翠的汽车博览会。可以想象，仅此一项会使中共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提高多少。
贡嘎机场距拉萨九十多公里，过去路不好时汽车要跑三个小时，现在缩短为一个小时。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从拉萨飞往中国内地的飞机总是早晨起飞，而拉萨的航空公司只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机场的班车，因此旅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车去机场，在机场旅馆住一夜，要么就是自己有专车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事实上，坐民航班车去机场旅馆过夜的人从来不多，大部分只限于自费旅行者。多年来，每天黎明时分从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车流已经成了一道固定景观。那车流犹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白色和红色的车灯衔接在一起，在拉萨河谷黑暗的山脚下蜿蜓飞驰。我也曾置身那车龙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属下的一辆福特车送我。由于那车速度快，一路不停地超过其它的汽车，使我得以直观地感受车龙的全貌。大多数的车都很好，价格昂贵，每辆车送一个或两个去机场的乘客，像我一样，有专门的司机给开车。但是几乎没有一辆车是私车，也基本不见出租车，全是公车。可想而知，那车龙载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或与“稳定集团”有关系的人。送我的车在那一路超过了很多车。到机场时，天刚亮，停车场上已经停了更多送入的车。过不多久，整个车龙就将掉转头，从贡嘎机场再奔驰回拉萨。
这是一件每天发生的小事，但是不难想象每天需要为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车、油、驾驶员的人工（由于起早还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积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飞机的小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它事又 该如何？
从小见大，我曾见过军官们一次喝掉十几瓶四川名酒“泸州老窖”，每瓶七十六元，还有成箱瓶装的“青岛啤酒，对深知西藏交通之难的人，那价钱已经不好算，仅运费一项该算多少？那些钱都是军费，名义上都是被用于西藏的稳定。前线的边防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十二·八五元，军官们喝一顿酒，够士兵吃多少天？不过从稳定“稳定集团”的角度，把军官喝酒的钱打入稳定成本也应该。那的确是为稳定不能不付的代价。因为问题在于，在已经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凭什么让人在西藏坚持下去？比起内地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喝点酒仅是最起码的要求。
驻藏军队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不在部队，除了休假，就是以开会、看病、出差、学习等各种理由逗留内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军官们需要去内地享受和放松。那已经形成默契，军官们你来我走，轮流出山，费用自然都是在军费中报销。“稳定集团”的地方官员也是一样。阿里地区一九九六年一个冬季，以治病名义回内地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费至少在一万以上，都有公款报销。其中不少人并没有非回内地治的病，只不过是藉此理由而已。至于那些藉公事出差名义下山的人数就更多了。不难估算，每年仅次一项，稳定成本又会增加多少。
毛泽东时代，进藏的汉人干部职工皆是年轻人，距离退休和安置都很遥远。他们在西藏一干几十年，现在普遍进入养老阶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开始发作，而他们在内地已经没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们回内地治病养老。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笔钱在内地买地盖房，建“干部休养所”，安置他们，并担负全部养老金和医疗费，直到送终。随着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对西藏财政而言，已经有不堪重负之感。
不过相对而言，上述花费都是小数，北京花费在西藏稳定的稳定成本，最大的份额还是用于西藏的现代化表演和对“稳定集团”的整体供养。表面上，这一部分被体现为西藏的经济，但是为认为，抛开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经济不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西藏所占的成分其实很小。虽然大量钱和物的活动都披着经济的外衣，事实上却不应该将其视为经济，因为那些钱和物的活动之本质，补过是一个正在执行政治使命的集团所进行的消耗---部分消耗用于其政治使命，如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边防，以及出于政治目的的进行的现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则是对那集团自身的供养。
那种钱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投入者（北京）进行投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产出（而是在于稳定西藏），甚至不要求产出。试问，这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基本目标的经济活动能是一回事吗？所以，我认为按照一般经济学的原理讨论西藏的“经济”，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对题。
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对中共到底给了西藏多少钱和物进行争论的必要了，因为不管他拿了多少钱和物，主要都是他自己花，养他自己的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对西藏的经济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西藏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钱物，按真正的用途来作帐，都应该打入中共对西藏的稳定成本。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笔稳定成本（不算军费）总共有多少。在北京对西藏投入的资金中，分为财政补贴、基建（即工程项目）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几大类。基建投资又分为给西藏地方的投资和用于兴建国家项目的国家直接投资（如修筑国家公路等），专项投资则包括“大庆工程”一类的投资。由于不同类别的投资往往分头计算，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布的数字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不做复核，对本书的内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
八十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零年视察西藏时，在自治区干部大会这样说：
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必要那个五千七百万呢？！ （14）
胡耀邦的口气像个大家长，而且一言九鼎，从此后西藏免除了农牧业税，并且，北京还大幅度增加了对西藏的拨款。到一九八四年，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时的讲话，北京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总数已经猛长到七十二亿。也就是说，一九八零年 ---一九八四年中的拨款达到了二十七亿。胡、田二人的讲话纪要中还有下列数字：
解放以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七十二个亿。财政补贴占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为三十.六％，六十年代为四 十五.五％，七十年代为八十.五％，八十年代为九十七.一％。一九八三年，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均三百五十七 元，全自治区生产总值七亿零三百万元，人均三百六十四元；补贴与产值几乎相等。去年，从内定调入西藏的生产、生活资料商品总额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八十四.三％。这说明西藏的经济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供给式的经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物资调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经济命脉 。（15）
这些讲话都不是对外宣传性的讲话，而且带有某种检讨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数字的真实性。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和专业投资 。另外，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特色和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中共其它省份，包括军队，都经常以搞运动或响应号召的方式向西藏提供无偿支持，那究竟投入多少人力、物 力和财力就很难计算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的一次会议上，西藏的中共第一书记陈奎元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间（一九六五---一九九五），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共计为三百亿元人民币（16）。另有一个数字是从中共进入西藏的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九五年的 四十四年之中，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值共计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四十四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活了藏人”那样的话。
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9。如果说那是对西藏经济的投资，因此间接地使藏人老百姓得到了好处， 那么就必须结解释那三百五十亿人民币是怎么花的，为西藏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建的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三年二十八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五十·三三亿（17））。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所以我说，北京对西藏投入的钱物，大部分都应该打进它为西藏所支付的成本。
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取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0。
随着稳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一九九三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百六十三倍（18）），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一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持的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六十三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
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
“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会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一九九四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
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
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11，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对各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
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
“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12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排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
我对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的具体交换条件有 :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工作其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五百元；
每年给缺氧补助一千五百元；
家里装公费电话。
陕西是对口援藏个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它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
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而减少，只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的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13，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
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是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越来越高。
毛泽东时代，西藏的稳定成本虽然高于中国内地，相对来讲却被压到了最低。那时有一整套激励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压抑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提倡“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到邓小平时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们再不肯亏待自己。过去的人坐卡车进藏，还要打着红旗唱革命歌曲；现在的进藏者不坐飞机是不会动身的；过去干部下乡靠骑马，现在换成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进口车，动辄一辆几十万元。西藏官场车多车好是有名的。每到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官员们开来的车停在一起，就像高档车荟翠的汽车博览会。可以想象，仅此一项会使中共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提高多少。
贡嘎机场距拉萨九十多公里，过去路不好时汽车要跑三个小时，现在缩短为一个小时。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从拉萨飞往中国内地的飞机总是早晨起飞，而拉萨的航空公司只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机场的班车，因此旅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车去机场，在机场旅馆住一夜，要么就是自己有专车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事实上，坐民航班车去机场旅馆过夜的人从来不多，大部分只限于自费旅行者。多年来，每天黎明时分从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车流已经成了一道固定景观。那车流犹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白色和红色的车灯衔接在一起，在拉萨河谷黑暗的山脚下蜿蜓飞驰。我也曾置身那车龙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属下的一辆福特车送我。由于那车速度快，一路不停地超过其它的汽车，使我得以直观地感受车龙的全貌。大多数的车都很好，价格昂贵，每辆车送一个或两个去机场的乘客，像我一样，有专门的司机给开车。但是几乎没有一辆车是私车，也基本不见出租车，全是公车。可想而知，那车龙载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或与“稳定集团”有关系的人。送我的车在那一路超过了很多车。到机场时，天刚亮，停车场上已经停了更多送入的车。过不多久，整个车龙就将掉转头，从贡嘎机场再奔驰回拉萨。
这是一件每天发生的小事，但是不难想象每天需要为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车、油、驾驶员的人工（由于起早还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积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飞机的小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它事又 该如何？
从小见大，我曾见过军官们一次喝掉十几瓶四川名酒“泸州老窖”，每瓶七十六元，还有成箱瓶装的“青岛啤酒，对深知西藏交通之难的人，那价钱已经不好算，仅运费一项该算多少？那些钱都是军费，名义上都是被用于西藏的稳定。前线的边防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十二·八五元，军官们喝一顿酒，够士兵吃多少天？不过从稳定“稳定集团”的角度，把军官喝酒的钱打入稳定成本也应该。那的确是为稳定不能不付的代价。因为问题在于，在已经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凭什么让人在西藏坚持下去？比起内地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喝点酒仅是最起码的要求。
驻藏军队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不在部队，除了休假，就是以开会、看病、出差、学习等各种理由逗留内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军官们需要去内地享受和放松。那已经形成默契，军官们你来我走，轮流出山，费用自然都是在军费中报销。“稳定集团”的地方官员也是一样。阿里地区一九九六年一个冬季，以治病名义回内地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费至少在一万以上，都有公款报销。其中不少人并没有非回内地治的病，只不过是藉此理由而已。至于那些藉公事出差名义下山的人数就更多了。不难估算，每年仅次一项，稳定成本又会增加多少。
毛泽东时代，进藏的汉人干部职工皆是年轻人，距离退休和安置都很遥远。他们在西藏一干几十年，现在普遍进入养老阶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开始发作，而他们在内地已经没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们回内地治病养老。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笔钱在内地买地盖房，建“干部休养所”，安置他们，并担负全部养老金和医疗费，直到送终。随着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对西藏财政而言，已经有不堪重负之感。
不过相对而言，上述花费都是小数，北京花费在西藏稳定的稳定成本，最大的份额还是用于西藏的现代化表演和对“稳定集团”的整体供养。表面上，这一部分被体现为西藏的经济，但是为认为，抛开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经济不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西藏所占的成分其实很小。虽然大量钱和物的活动都披着经济的外衣，事实上却不应该将其视为经济，因为那些钱和物的活动之本质，补过是一个正在执行政治使命的集团所进行的消耗---部分消耗用于其政治使命，如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边防，以及出于政治目的的进行的现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则是对那集团自身的供养。
那种钱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投入者（北京）进行投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产出（而是在于稳定西藏），甚至不要求产出。试问，这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基本目标的经济活动能是一回事吗？所以，我认为按照一般经济学的原理讨论西藏的“经济”，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对题。
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对中共到底给了西藏多少钱和物进行争论的必要了，因为不管他拿了多少钱和物，主要都是他自己花，养他自己的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对西藏的经济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西藏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钱物，按真正的用途来作帐，都应该打入中共对西藏的稳定成本。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笔稳定成本（不算军费）总共有多少。在北京对西藏投入的资金中，分为财政补贴、基建（即工程项目）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几大类。基建投资又分为给西藏地方的投资和用于兴建国家项目的国家直接投资（如修筑国家公路等），专项投资则包括“大庆工程”一类的投资。由于不同类别的投资往往分头计算，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布的数字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不做复核，对本书的内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
八十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零年视察西藏时，在自治区干部大会这样说：
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必要那个五千七百万呢？！ （14）
胡耀邦的口气像个大家长，而且一言九鼎，从此后西藏免除了农牧业税，并且，北京还大幅度增加了对西藏的拨款。到一九八四年，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时的讲话，北京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总数已经猛长到七十二亿。也就是说，一九八零年 ---一九八四年中的拨款达到了二十七亿。胡、田二人的讲话纪要中还有下列数字：
解放以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七十二个亿。财政补贴占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为三十.六％，六十年代为四 十五.五％，七十年代为八十.五％，八十年代为九十七.一％。一九八三年，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均三百五十七 元，全自治区生产总值七亿零三百万元，人均三百六十四元；补贴与产值几乎相等。去年，从内定调入西藏的生产、生活资料商品总额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八十四.三％。这说明西藏的经济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供给式的经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物资调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经济命脉 。（15）
这些讲话都不是对外宣传性的讲话，而且带有某种检讨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数字的真实性。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和专业投资 。另外，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特色和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中共其它省份，包括军队，都经常以搞运动或响应号召的方式向西藏提供无偿支持，那究竟投入多少人力、物 力和财力就很难计算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的一次会议上，西藏的中共第一书记陈奎元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间（一九六五---一九九五），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共计为三百亿元人民币（16）。另有一个数字是从中共进入西藏的一九五一年算起，到一九九五年的 四十四年之中，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值共计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四十四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活了藏人”那样的话。
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9。如果说那是对西藏经济的投资，因此间接地使藏人老百姓得到了好处， 那么就必须结解释那三百五十亿人民币是怎么花的，为西藏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建的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三年二十八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五十·三三亿（17））。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所以我说，北京对西藏投入的钱物，大部分都应该打进它为西藏所支付的成本。
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取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0。
随着稳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一九九三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百六十三倍（18）），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一九九四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持的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六十三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
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
“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会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一九九四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
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
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11，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对各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
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
“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12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排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
我对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的具体交换条件有 :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工作其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五百元；
每年给缺氧补助一千五百元；
家里装公费电话。
陕西是对口援藏个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它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
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而减少，只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的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13，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
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是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越来越高。
注释
［1］《像朋友那样真诚相待 ---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电子版第 35期。
［2］多吉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115。
［3］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72。
［4］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0。
［5］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0。
［6］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8。
［7］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 14-75（一）、14-75（二 ）。
（8）《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2。
（9）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
（10）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续表）。
（11）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163。
（12）《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13）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5、4-16计算。
（14）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25。
（15）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一集），页 50。
（16）见1995年9月1日《中国日报》（英文版）。
（17）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2-9计算。
（18）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6计算。
1、这位名叫夏尔宗德丹的流亡藏人在他的文章《以公道面对西藏》这样写：“在纳税支差的数字和种类上，我想中共一定会打破世界纪录 的。藏区在农业和牧业上获得的劳动果实中，基本50％要纳税上交。近期在牧区又增加租税额，平均每只羊要租税7元，可是羊毛价格低得 惊人，每斤羊毛3元，平均每只羊身上2斤羊毛，这样倒赔1元，牧人养羊主要是为了产羊毛，这样还让藏人生活码？”(见《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这不符合事实，中共从1980年胡耀邦进藏后，一直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按照戈德斯坦的考察，剥削情况存在于当地政府以强行摊牌的方式用较低价格收购农牧民的产品，自己去卖较高价格，赚取其中的差价。戈德斯坦以他在帕拉牧区为期16个月的实地考察，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计算（见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不过，那部分剥削都是被西藏当地官员享用，并没有送到中国内地，再者，剥削量也远没有达到夏而宗德丹所讲。退步讲，即使真是被中共拿去建设中国内地了，有多大量，是否能起到夏而宗德丹所说的那么大作用？
2、当时中共为防止现金过多流入西藏市场，造成通货膨胀，严禁其进藏人员到当地市场购买商品，并为此开设内部商店，供内部人员购物 。这作为一项严格纪律，一直实行到 1960年中共全面接管西藏政权为止。
3、我访问过一位现已退休的藏人官员，他十四岁时被送到咸阳西藏公学念书。当时与他一道有八十多个西藏孩子，分坐在三辆中共解放军 的卡车。前后各有四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保护。当时正值反对的中国的藏人展开反叛战争，一路上走了几个星期，护送的士兵为西藏孩子做饭、搭帐篷，车到兰州才算进了安全地区。那位藏人现在还津津乐地道回忆他在兰州第一次坐火车：“一排房子跑过来，房子里面有凳子，坐进去房子自己有跑起来。”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人被送到与他们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受教育，对西藏人也肯定起到了现代化启蒙的作用。
4、中共的这种变化，可以从它对西藏的拨款增幅中`得到反映。1959年到1976年十七年属毛泽东时代，而后的十七（到1993）年属邓小平时代。北京拨款数如下（摘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页28---29“4--16财政收支情况”）：
年份
1959
1976
1993 北京对藏财政拨款
11111.7
33861.6
170946.0 北京对藏基本建设投资
2906
10017
65365
注：上面的表格中的单位均为万元
前十七年财政拨款年平均增幅 17·9％，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20·3％；后十七年平均增幅 29·7％，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38·4％。
5、1996年 10月份的情况。
6、中共的户口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建立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所有中国人的户口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即城镇户口），从前者变成后者，简称“农转非”。“农转非”一直受到严格限制，比地域之间的户口迁移更难。毛泽东时代为实现工业化积累实行剥夺农村的政策，农村生活比城市差很多，所以那时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城当工人。而当时招收国家职工，按规定只能招有城镇户口的人，因此对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前提就是先得实现“农转非”。在中国内地，“农转非”条件苛刻，名额极少。而当时在西藏“农转非”相对容易得多，有不少政策上的空子可以利用。所以当时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干部职工纷纷把他们在内地农村的亲属弄进西藏实现“农转非”，从此跳出“农门”，吃上“铁饭碗”。当时不少汉人自愿进藏，目的其实在此。对他们而言，进藏等于从农村进了城市。不过到了邓小平时代，农村和城市已经不是那样壁垒森严。“农转非”虽然在中国内地仍然还被一些农民所向往，但是用变成西藏人做代价，已经没有人认为上算了。
7、以学者身份从北京到藏东林芝地区担任行署专员的张木生做过一个统计，在他统计的时间段中，北京给西藏投资260亿元人民币，只形成五亿元产值，外加 1·86亿元的工业亏损。
8、这样的情况在西藏非常普遍，往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只要一一个人进入“稳定集团”，他的家庭其它成员或迟或早都会跟他一块进去。
9、以中共对藏人实行的全民医疗为例，名义上是任何藏人只要有病都能得到免费治疗，实际上只有占人口少数的城市藏人（“稳定集团” 的成员及家属）主要收益，如在拉萨市几个地区首府的卫生技术人员占全西藏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一半，而这几个城市的人口只占西藏总人口的不到15％。不算军队医院，拉萨市内的病床已经达到每千人8·5张，比全自治区平均水平高出3·5倍，而有些边远县每千人不足一张病床。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南木林县的医药费平均每个农民才能摊到0·3---0·4元，这样的“免费医疗”对老百姓有多大的意义 ？（见孙勇主编，《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60）。
10、北京多年对西藏最低的期望---实现粮食自给，至今也达不到，开始得从中国内地调入粮食。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12“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和表13---13“社会消费品零售量”两者之差计算，中国内地调入西藏的粮食数量，1985年为84614吨，1990年为131704吨，1993年为79755吨。
11、上行下效，各省也采取摊派给下面各地市的办法。如陕西省指令咸阳承担第一批赴西藏普兰县的援藏干部，三年后的第二批和六年后的第三批将分别由渭南地区和铜川地区承担。
12、有些地区还有相应的反措施，如河北省要求所有“后备干部”（即被选定准备提拔的培养对象）全得报名，不报名者三年不考虑提拔。
13、例如最富裕的广东省，除了给其援藏干部的工作补助比其它省多，还给了每人4万元“活动费”---即可以用于吃喝的费用，其中领队有120万元可供自己支配的经费。陕西省副省长到西藏看望本省援藏干部时，听到这种情况也批了15万元做“招待费”，补贴本省援藏干部吃饭。
［2］多吉才旦《西藏的教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115。
［3］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72。
［4］秦文玉，《神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0。
［5］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0。
［6］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1994年，页138。
［7］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 14-75（一）、14-75（二 ）。
（8）《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2。
（9）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
（10）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14-65（续表）。
（11）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西藏青年论文选》，1991年，页163。
（12）《西藏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页56。
（13）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5、4-16计算。
（14）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25。
（15）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一集），页 50。
（16）见1995年9月1日《中国日报》（英文版）。
（17）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2-9计算。
（18）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表4-16计算。
1、这位名叫夏尔宗德丹的流亡藏人在他的文章《以公道面对西藏》这样写：“在纳税支差的数字和种类上，我想中共一定会打破世界纪录 的。藏区在农业和牧业上获得的劳动果实中，基本50％要纳税上交。近期在牧区又增加租税额，平均每只羊要租税7元，可是羊毛价格低得 惊人，每斤羊毛3元，平均每只羊身上2斤羊毛，这样倒赔1元，牧人养羊主要是为了产羊毛，这样还让藏人生活码？”(见《北京之春》电子版第五十四期）。
这不符合事实，中共从1980年胡耀邦进藏后，一直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按照戈德斯坦的考察，剥削情况存在于当地政府以强行摊牌的方式用较低价格收购农牧民的产品，自己去卖较高价格，赚取其中的差价。戈德斯坦以他在帕拉牧区为期16个月的实地考察，对此有相当详细的计算（见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不过，那部分剥削都是被西藏当地官员享用，并没有送到中国内地，再者，剥削量也远没有达到夏而宗德丹所讲。退步讲，即使真是被中共拿去建设中国内地了，有多大量，是否能起到夏而宗德丹所说的那么大作用？
2、当时中共为防止现金过多流入西藏市场，造成通货膨胀，严禁其进藏人员到当地市场购买商品，并为此开设内部商店，供内部人员购物 。这作为一项严格纪律，一直实行到 1960年中共全面接管西藏政权为止。
3、我访问过一位现已退休的藏人官员，他十四岁时被送到咸阳西藏公学念书。当时与他一道有八十多个西藏孩子，分坐在三辆中共解放军 的卡车。前后各有四辆满载士兵的卡车保护。当时正值反对的中国的藏人展开反叛战争，一路上走了几个星期，护送的士兵为西藏孩子做饭、搭帐篷，车到兰州才算进了安全地区。那位藏人现在还津津乐地道回忆他在兰州第一次坐火车：“一排房子跑过来，房子里面有凳子，坐进去房子自己有跑起来。”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人被送到与他们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受教育，对西藏人也肯定起到了现代化启蒙的作用。
4、中共的这种变化，可以从它对西藏的拨款增幅中`得到反映。1959年到1976年十七年属毛泽东时代，而后的十七（到1993）年属邓小平时代。北京拨款数如下（摘自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页28---29“4--16财政收支情况”）：
年份
1959
1976
1993 北京对藏财政拨款
11111.7
33861.6
170946.0 北京对藏基本建设投资
2906
10017
65365
注：上面的表格中的单位均为万元
前十七年财政拨款年平均增幅 17·9％，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20·3％；后十七年平均增幅 29·7％，基建投资年平均增幅 38·4％。
5、1996年 10月份的情况。
6、中共的户口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建立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所有中国人的户口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即城镇户口），从前者变成后者，简称“农转非”。“农转非”一直受到严格限制，比地域之间的户口迁移更难。毛泽东时代为实现工业化积累实行剥夺农村的政策，农村生活比城市差很多，所以那时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最大的理想就是进城当工人。而当时招收国家职工，按规定只能招有城镇户口的人，因此对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前提就是先得实现“农转非”。在中国内地，“农转非”条件苛刻，名额极少。而当时在西藏“农转非”相对容易得多，有不少政策上的空子可以利用。所以当时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干部职工纷纷把他们在内地农村的亲属弄进西藏实现“农转非”，从此跳出“农门”，吃上“铁饭碗”。当时不少汉人自愿进藏，目的其实在此。对他们而言，进藏等于从农村进了城市。不过到了邓小平时代，农村和城市已经不是那样壁垒森严。“农转非”虽然在中国内地仍然还被一些农民所向往，但是用变成西藏人做代价，已经没有人认为上算了。
7、以学者身份从北京到藏东林芝地区担任行署专员的张木生做过一个统计，在他统计的时间段中，北京给西藏投资260亿元人民币，只形成五亿元产值，外加 1·86亿元的工业亏损。
8、这样的情况在西藏非常普遍，往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只要一一个人进入“稳定集团”，他的家庭其它成员或迟或早都会跟他一块进去。
9、以中共对藏人实行的全民医疗为例，名义上是任何藏人只要有病都能得到免费治疗，实际上只有占人口少数的城市藏人（“稳定集团” 的成员及家属）主要收益，如在拉萨市几个地区首府的卫生技术人员占全西藏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一半，而这几个城市的人口只占西藏总人口的不到15％。不算军队医院，拉萨市内的病床已经达到每千人8·5张，比全自治区平均水平高出3·5倍，而有些边远县每千人不足一张病床。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南木林县的医药费平均每个农民才能摊到0·3---0·4元，这样的“免费医疗”对老百姓有多大的意义 ？（见孙勇主编，《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页60）。
10、北京多年对西藏最低的期望---实现粮食自给，至今也达不到，开始得从中国内地调入粮食。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12“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量”和表13---13“社会消费品零售量”两者之差计算，中国内地调入西藏的粮食数量，1985年为84614吨，1990年为131704吨，1993年为79755吨。
11、上行下效，各省也采取摊派给下面各地市的办法。如陕西省指令咸阳承担第一批赴西藏普兰县的援藏干部，三年后的第二批和六年后的第三批将分别由渭南地区和铜川地区承担。
12、有些地区还有相应的反措施，如河北省要求所有“后备干部”（即被选定准备提拔的培养对象）全得报名，不报名者三年不考虑提拔。
13、例如最富裕的广东省，除了给其援藏干部的工作补助比其它省多，还给了每人4万元“活动费”---即可以用于吃喝的费用，其中领队有120万元可供自己支配的经费。陕西省副省长到西藏看望本省援藏干部时，听到这种情况也批了15万元做“招待费”，补贴本省援藏干部吃饭。
1、圣城沦落
拉萨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世世代代，无数藏人的最高心愿就是一生中能到拉萨朝圣。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中共经常举例其刚进藏时拉萨乞丐之多做为旧西藏“黑暗”的证明，其实那些乞丐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前往拉萨的朝圣者，因为花光了盘缠或供奉了全部钱财而无法返回老家，才沦为乞丐的。他们对此心甘情愿。
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拉萨就是西藏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探险者在其艰苦卓绝的行进路上，方向全指着拉萨。凡没有达到拉萨者，在成绩单上皆显得黯然失色，如同就没到过西藏。
今天情况则全然不同，拉萨成了西藏境内最容易达到的地方。成都、北京、西安的航线直达拉萨，仅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站在拉萨街头，会产生置身于中国内地城市的感觉。整个拉萨城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外地人，朝圣的藏人只占很小比例，大多数是做生意或打工的汉人、回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和出差的中国公务人员。如果只到过拉萨，在今天反会被认为没到过西藏。拉萨不仅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圣城的神秘光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西藏特色。
中共进藏前，拉萨地区只有三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五十一平方公里。当年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几条土路，现在延伸为总长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城区柏油路。比起往日垃圾遍布、野狗和乞丐到处游荡的拉萨，新建筑日新月异地崛起，遮蔽了古老藏式建筑。可以说除了高耸的布达拉宫，今天的拉萨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模样。除了城市面貌改变，最使拉萨变了味道的，是那数千家林立街道两旁的饭馆、酒吧、商店、歌舞厅、夜总会等。拉萨市区总共不到十二万的城镇人口（一九九四年末为十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人），竟然有一万三千多个个体工商户（1），可想经营风气之盛。过去的拉萨之所以被称作“圣城”，在于它是宗教圣地，是藏传佛教中心。那时尽管也存在世俗的寻欢作乐，但是皆在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笼罩之下。今天的拉萨则完全不同，即使重新恢复了寺庙，有了众多僧人，各地的藏人百姓也前来朝拜，然而世俗生活已经在拉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拉萨街头，形形色色的门面招牌交相辉映，叫卖，拉客的吆喝此起彼伏，三陪小姐花枝招展，烹调油烟四处弥漫，拉萨从过去的圣城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生活舒适的世俗城市， 欲望涌动，贪婪横流。以 佛教的眼光，肯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看西藏的统计数字，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按照经济的三个产业门类（农林牧业组成的第一产业，轻重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组成的第三产业），在西藏公布的产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却很小。请看历年三个产业构成的百分比（2）：
年份
1985
198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第一产业
50.1
45.6
50.9
50.8
49.8
49.0
46.0 第二产业
17.4
12.0
12.9
13.7
13.4
14.8
17.3 第三产业
32.5
42.4
36.2
35.6
36.8
36.2
36.7
按照正常规律，三类产业的构成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第一产业的比例应该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三产业；
对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第一产业所占的份额下降，第三产业的份额开始增长，占最 大比例的则是第二产业；
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变得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一产业。
这种递进规律是资金积累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产业的需要第一产业为其积累资金，第三产业的发展则需要第二产业为其积累资金。尤其是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为社会消费服务的，其存在前提是社会必须有钱去消费，其创造的产值也有相当成分是从前两类产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那里挣到的。
而像西藏这样中间小、两头大的比例关系，非常特殊。西藏农业部门基本是自足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所谓“服务”需求很少，而西藏的第二产业之弱小程度，从其产值还未到达第一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就可看出，它根本无法给第三产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那么西藏的第三产业为什么会达到那么高的比例？它是依托什么发展的，它的市场在那里，它的服务对象又是谁呢？
这就是从外部对西藏进行供养所造成的特点。它是不能从所谓的“西藏经济”内部找到原因的。
以修路为例。公路属于第三产业，是社会公用事业。一般来讲，修路由政府主持，以税收方式从整个社会征集资金。其中税收大头应该来自对公路最有实际需求的工业部门（第二产业），公路修通后，再以征收水费的方式进行养护。然而西藏即使有征税一说，也只有象征意义，数量小到几乎可以不计。那不光是因为“优惠政策”的减免，即使真心实意地在西藏征税，也远征不够能在西藏修公路的钱。以西藏（自治区）总共二百多万的人口，即使把税率定得在高，又能收上来多少钱？而西藏的企业又大部分是只赔不赚，无税可收。因此在西藏修路，只能由北京拨款。那等于北京把它在中国内地收的税拿来投进了西藏的第三产业，修出来的路却被算进了西藏第三产业的产值。这种“第三产业”，本质上是和西藏当地经济没有关系的。
这种“第三产业”和西藏经济的脱节还体现在，北京把中国内地的钱拿到西藏去修筑公路，那修路钱的大部分又被中国内地挣回去。那一是因为西藏缺少自己的施工力量，想挣这份钱也无从可挣；二是改革后的市场化管理采用投票方式，西藏的工程部门往往也难以与内地施工单位竞争；除此之外，筑路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材料都得从中国内地采购，也使得北京投到西藏的钱向中国内地回流。
内地人员到西藏施工，肯定会有日常消费。然而这种花在消费上的钱西藏也挣不到，因为西藏的日用消费品大多数都是中国内地生产的，尽管在数字上体现为现在的产值，实际现在挣到只是商品运输和经销等附加部分，甚至连这附加部分也有相当份额被内地的运输和商业经营者挣走。
这样来看，公路修筑虽然在西藏，但是钱来自中国内地，施工者和施工物资来自中国内地，施工中的消费也来自中国内地，大部分钱和利润又被内地挣回去。对此可以这样比喻，就像是先在中国内地造好了 一条公路，然后搬过来摆放在西藏高原上---送给西藏。
这条送给西藏的公路作用是什么呢？它将给西藏运进供养“稳定集团”的物资---民用的、军用的、进行现代化表演所需要的……还能使军队迅速地调动进藏。近年北京减少驻藏军队的数量以降低日常的后勤成本，就是因为机械化部队可以随时基本畅通无阻的青藏公路开进西藏。
鉴于此，说是北京送给西藏一条公路又不准确了，虽说是北京花的钱，可是那条公路完全服务于北京控制西藏的目标，其实是北京为自己建造的用于统治西藏的一个工具。
这就是西藏第三产业的缩影。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明白为什么西藏的产值构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怪象。其中第一产业的大比例是正常和真实的，反映了西藏现实的经济状况---西藏目前还是一个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而看上去份额很大的第三产业，与西藏经济没有实质关系 ，那不过是北京拨的钱在西藏花掉，其中相当部分的钱被挣回中国内地，等于是在西藏运行的中国内地经济，只从数字上体现为西藏的第三产业。
而所谓的西藏第三产业，如果一层层剥去其经济学的形式外衣，会发现在它最终发生的日常层面，大部分可以通向对“稳定集团”的供养，服务于北京稳定西藏的目标。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拉萨，在中共治下，拉萨成为中共“稳定集团”的中心。从经济角度，拉萨的生产水平远远低于其消费水平，是一座典型的被供养的消费型城市1。不过这不是问题所在，达赖时期的拉萨也不创造多少财富，同样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但那时拉萨的消费是由西藏 本地经济供养的，与本地经济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之所以拉萨能获得供养，在于它是藏民族的心脏和西藏宗教的中心。而今日拉萨则完全是由北京供养，与本地经济失去了血脉联系，在功能上与过去的拉萨已经完全不同，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完全相反。
可以用刚刚谈过的修筑公路的一例进行类比，把整个“稳定集团”视为一个由北京出钱在西藏建设的项目，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控制西藏、稳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为此项目，北京需要拿出大笔工资雇佣许多人，把他们安排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同时要为这些人解决办公条件（建筑、电信、交通等），提供生活设施和物资供应（市政建设、住宅、商业、卫生教育等），加上进行现代化表演（建设企业、“大庆”工程等），在这个大项目下又不停地引伸出各式各样的分项目。与建筑公路相同，那些项目的施工费一大半将被内地的施工单位拿走，建设物资也大多数需要从内地购买，包括“稳定集团”成员日常生活消费的物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由内地供应，于是北京投到西藏的钱，虽然在西藏花出去，但是最终大部分又转回中国内地。
近年越来越多涌入西藏的汉人，并非像达赖喇嘛指责的那样是由北京排去西藏定居的，也不像有些西藏人认为的那样是去掠夺西藏的财富。他们自发而去，目标的确是奔着从西藏挣钱，不过他们挣的钱主要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而不是西藏本地生出来的钱。
这些年开始在西藏兴起的所谓“市场经济”，追根溯源到根本，就会发现，所谓的“市场”，其实就是北京端到西藏去的那个财政盘子，所谓的“经济”就是各种不同 的人和机构都在千方百计地从那盘子里挖一块肉、分一杯羹，或至少是捡一点渣。
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从来就是托放在北京的盘子上，在计划经济年代，能够参与分那个盘子的，只有系统、部门和单位，分配方案和份额也都是按照计划。在中国普遍实行改革后的年代，西藏照样还是靠分盘子，其中的大头照样得按照计划分配---办工、工资、补贴……只要是仍然吃财政，就不可能打破计划，所以人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是在西藏。
不过同时，西藏也受到改革的推动，开始引进一定的市场手段。这种市场手段明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暗的好处则是能够给权钱交易创造机会，有利于当权者的设租和寻租，因此是乐于被当权者采纳的。在这个过程中，打着市场名义的个人也开始有了介入的可能。不过，真正能够从盘子里大捞一把的，多数还是那些与权利集团有关系、或有办法让当权者得到实惠的人。供养西藏“稳定集团”的钱年年都要花出去，花到谁头上谁就能发财。西藏那些挣大钱的人，都是在挣这种“政府的钱”，他们自身也都是和政府有着千丝万楼联系的人。他们并不都是汉人，拉萨那些成功的藏人企业家大部分也都有权贵集团的背景。
当然，西藏也存在具有真正市场性质的经济部分，如林立拉萨的上千家店铺，八廓街的市场，公路沿线的饭馆……在他们挣的钱中，大部分是消费者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不过，我们可以对他们挣的钱做进一步分析。他们面对的消费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西藏普通百姓，一类是西藏以外来的旅游者，还有一类就是西藏的官员和职工、军人、城市居民等。说到这，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第三类消费者实际就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如果前两类消费者花的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消费可以算作市场行为，这第三类消费者花的钱，却是拐了一个弯，其实也是从北京的盘子里分出来的（以工资或公款消费等形式），挣这些人的钱，仍然是变相地对财政盘子进行分配。
以拉萨的餐饮业为例，十二万人口的拉萨一九九三年有餐饮机构二千三百九十六个（3），按人口平均计算，在中国所有城市中名例前茅2。为什么在其它方面皆排名在后的拉萨，其餐饮业却独占鳌头呢？从西藏的餐饮业，可以折射出许多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拉萨的餐馆寥寥无几。那时干部职工在家吃饭，外来客人在招待所吃饭，乡下来的老百姓自己带糌粑。吃饭是人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必须不停的解决3，人们在吃上也舍得花钱，但却没有形成今天弥漫于拉萨街上下吃喝风气。吃喝风气的出现是和时代变迁联 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瓦解，精神空虚，纪律松弛，欲望膨胀，以及源于“无人进藏”的心理失衡，人在偏远的西藏又难以找到别的发泄渠道和补偿可能，大吃大喝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寄托。
对于推动拉萨餐饮业的勃兴，西藏的中国驻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拉萨最早的饭馆群就坐落在西藏军区门前的街道上，绝非偶然。军队单身多，工资高，娱乐少，饮食单调，而驻扎拉萨的军人又相当多，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且花钱的慷慨的吃喝群体。另一个吃喝群体是在西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援藏者”，有的是来搞项目，有的是做生意，他们也大部分没带家属，单身在西藏，除了满足口腹需要，他们还有怎样打发空闲时间的问题。西藏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闲时间十分多，喝酒吃饭自然就成了打发时间和寻找快乐的重要内容。当然，仅仅吃喝在今天已经不够了，拉萨的娱乐业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发展，歌舞厅、夜总会、游戏机房……色情业当然也会相伴而生。不过那些后发展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饮业重叠或以餐饮业为基地。如西藏军区大门外饭馆群被拉萨市民称为“红灯区”或“军妓一条街”，就是讽刺那些饭馆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萨的饭馆酒店已开始向高档化发展，提供餐饮、娱乐、色情“一条龙”服务。
我认识一些在拉萨的汉人“援藏干部”他们除了平日随机地寻找各种可能机会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这些地方，常常带妓女回家过夜。那几乎是一种公开行为，除了瞒着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对其它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诚。据他们讲，援藏干部多数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再没有一些享乐，如何能坚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学习的孔繁森，据说生前也曾是拉萨歌舞厅的常客。
当然，并非在西藏 的所有汉人官员都如此。“援藏干部”相对是最放荡的。他们把内地的腐败和“开放”带到了西藏。“老西藏”中则有不少人保持着原来的正统（虽然也开始逐步变化）。同时，藏人也不是跟这些 不沾边。拉萨的藏人妇女中之所有流传“赶走川妹，还我丈夫”的口号，就是 因为她们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钱都给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拉萨妓女大部分都来自四川）。藏人之中的奢靡之风在拉萨已经很普遍。藏人原本就有追求欢乐天性，较少约束，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喝酒、赌钱、歌舞和女人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八廓街一位名叫阿布的藏族商人告诉我，那些被送到印度达兰萨拉去上学的藏人孩子，如果离开拉萨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在达兰萨拉都呆不下去，想回拉萨，因为拉萨好玩而且自由。
阿布自己有两国孩子在达兰萨拉上学。那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办的学校。阿布说那里管得严，没有卡拉OK，没有夜总会，饭馆里不许喝酒，孩子们在学校跟在军队一样。达兰萨拉比西藏还西藏。这似乎是个讽刺---孩子的父母处于向往自由把孩子送到达兰萨拉，而孩子在那里所向往的自由之地却是拉萨。这正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状况的最深忧虑之所在-----西藏是否会由此失去宗教精神， 落为一个腐败的民族。他认为这是中共最恶毒的手段，是对西藏文明从根上的毁减。
我想达赖喇嘛这种担心是深刻的，显示出他与一般政治领袖不同的大智所在。但是我认为即使中共真用世俗腐蚀宗教、用物欲同化西藏的阴谋，那阴谋的成功也是极有限的。了解这一点，在拉萨的餐馆里和娱乐场所看一看就会知道，那里虽然有藏人，但几乎只限于城市藏人，西藏农牧区的普通百姓是从来不在那些地方露面的。而我们已经谈到过，今日西藏的城市藏人，多数都属于中共在西藏供养的“稳定集团”。他们把北京供养的钱拿来寻欢作乐，而真正在西藏大地上用血汗换取财富的西藏百姓，还是把他们的钱送进寺庙4。
由驻藏军人、驻藏汉人和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构成的消费集团，消费数额远远高于普通西藏百姓，只有夏季才光临的少量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占不了多少比例，所以 西藏餐饮业从个人消费者那里挣的钱，说道底是以北京付给“稳定集团”的工资为主要部分。
不过，工资花在餐饮业上的消费，比起公款消费又是小巫见大巫。在那些高档酒楼一掷千金的，花的几乎全都是公款，或者是为了从官员那里捞到好处的老板，他们的支出会百倍千倍从官员手下流出的公款中返还，最终等于花的仍然是公款。
花在吃喝玩乐上的公款消费到底有多少是无从查清的，中国的统计系统也不会把公款消费例为统计项目，我们只能从其中一项“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5的统计中，得到间接认识（所谓的“社会集团”在中国专指区别于个人的“单位”，而西藏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4）：
年
集团购买力（万元） 1978
3478 1985
19874 1990
40001 1993
62783
一九七八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十五年间，集团购买力增长了十八倍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二十％。而在同样时间之内，西藏的居民购买力增长四 六七倍，平均年增长三十一％；农村购买力增长二 七六倍，平均年增长十八 四％。从集团购买力如此之大的增长幅度，可以大概的想见西藏公款消费的规模。
十几年来，西藏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成果，却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消费场所。过去的西藏，人们即使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的去处。在西藏的汉人那时一般都休假回内地时，把攒了一年多的钱大肆挥霍，倾襄而尽，以平衡在西藏的艰苦和节制。那时中国内地的汉人进西藏要凭“进藏证“，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内地6，更别说让他们在西藏搞个体经济、开饭馆、做生意了。直到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发的三十一号文件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阿沛 阿旺晋美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西藏自治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严厉：
近来从区外来了不少无户口人员、私包工队及盲流人员，危害社会治安，损害西藏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民族关系，成为西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去。最近政法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三清”工作。这项工作符合西藏人民利益，政府各部门一定要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一抓到底……如果有谁坚持阻拦“三清”工作，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多大官，我们要坚决揭露出来，进行严肃处理（5）。
但是时过两年，西藏自治区就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以政府布告的形状对外宣布：
欢迎其它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与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6）。
起初进藏的汉人大多来自中国内地最穷的农村，只能做修鞋配钥匙之内的小本生意。随着北京对西藏拨款的不断增加，工程项目大量上马，以及西藏蕴藏的消费欲望膨胀，西藏显露出是一个可以挣到钱的丰厚市场，虽然条件艰苦，生意成本高，但是对于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内地，仍然不失是一个满足发财欲望的去处。进藏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除了施工以外，餐饮业和娱乐业是他们最多涉足的发展领域。今天，西藏的主要城市、各个县城以及交通沿线都有内地汉人的身影。不少西藏城镇的内地汉人在旺季高峰时会达到接近本地人口的数量。如亚东下司马镇，本地人口一千一百四十七人（城镇人口不到七百）外来人口也达到一千多人。外来人口中有个体工商户八十多家，从业人口三百二十人。一个如此规模的小镇，竟有两家卡拉 OK,四家录像室和八家台球室 7。
西藏人抱怨内地进藏汉人挣走了西藏的钱，通过刚才的讨论可知他们挣的并非是西藏的钱，而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不过问题还在另一面，不管钱从哪来，既然是花在西藏，为什么西藏人自己不挣，却都被内地汉人挣走了呢？照理说西藏人有地利之便，应该比内地汉人有优势，但是在西藏境内，能看见那些正在修路、造桥、盖房子、开饭馆的，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参与其中的藏人只属个别。
这可能与文明不同有关。既然当代西藏的现代化来源在中国内地，做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其消费口味也必然接近于中国内地，而不是西藏本地。尽管西藏人也能盖很好的房子，但是“稳定集团”不要住藏房，善于盖藏房的西藏施工者自然就被淘汰；虽然西藏也有风味独特的食品，但是“稳定集团”的消费者喜欢中国菜，连居住城市的藏人，口味也大都变成了川味，藏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川菜馆；西藏歌舞固然文明世界，然而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套。这种文明的不同，决定了市场只能被中国内地来的汉人所垄断。
何况西藏人在挣钱意识上远不如汉人，他们更多地是寻求生活中的轻松和快乐，效率自然就放在后面。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与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的自然也就汉人多。
不过，这种为了挣钱的目的涌进西藏的汉人再多，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就此呆下不走，成为时代扎根西藏的永住民。在此且不说前面反复谈过的“无人进藏”那些道理，他们所以到西藏，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的又非西藏本地之钱，是北京拿到西藏的钱，那么北京的钱一天有，他们就会呆在西藏挣那份钱，而哪天北京的钱一断，无钱可挣的他们顷刻就会如鸟兽散，离开西藏再不回来。对他们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实在不必担心。
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拉萨就是西藏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探险者在其艰苦卓绝的行进路上，方向全指着拉萨。凡没有达到拉萨者，在成绩单上皆显得黯然失色，如同就没到过西藏。
今天情况则全然不同，拉萨成了西藏境内最容易达到的地方。成都、北京、西安的航线直达拉萨，仅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站在拉萨街头，会产生置身于中国内地城市的感觉。整个拉萨城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外地人，朝圣的藏人只占很小比例，大多数是做生意或打工的汉人、回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和出差的中国公务人员。如果只到过拉萨，在今天反会被认为没到过西藏。拉萨不仅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圣城的神秘光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西藏特色。
中共进藏前，拉萨地区只有三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五十一平方公里。当年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几条土路，现在延伸为总长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城区柏油路。比起往日垃圾遍布、野狗和乞丐到处游荡的拉萨，新建筑日新月异地崛起，遮蔽了古老藏式建筑。可以说除了高耸的布达拉宫，今天的拉萨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模样。除了城市面貌改变，最使拉萨变了味道的，是那数千家林立街道两旁的饭馆、酒吧、商店、歌舞厅、夜总会等。拉萨市区总共不到十二万的城镇人口（一九九四年末为十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三人），竟然有一万三千多个个体工商户（1），可想经营风气之盛。过去的拉萨之所以被称作“圣城”，在于它是宗教圣地，是藏传佛教中心。那时尽管也存在世俗的寻欢作乐，但是皆在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笼罩之下。今天的拉萨则完全不同，即使重新恢复了寺庙，有了众多僧人，各地的藏人百姓也前来朝拜，然而世俗生活已经在拉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拉萨街头，形形色色的门面招牌交相辉映，叫卖，拉客的吆喝此起彼伏，三陪小姐花枝招展，烹调油烟四处弥漫，拉萨从过去的圣城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生活舒适的世俗城市， 欲望涌动，贪婪横流。以 佛教的眼光，肯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看西藏的统计数字，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按照经济的三个产业门类（农林牧业组成的第一产业，轻重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组成的第三产业），在西藏公布的产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却很小。请看历年三个产业构成的百分比（2）：
年份
1985
198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第一产业
50.1
45.6
50.9
50.8
49.8
49.0
46.0 第二产业
17.4
12.0
12.9
13.7
13.4
14.8
17.3 第三产业
32.5
42.4
36.2
35.6
36.8
36.2
36.7
按照正常规律，三类产业的构成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第一产业的比例应该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三产业；
对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第一产业所占的份额下降，第三产业的份额开始增长，占最 大比例的则是第二产业；
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变得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一产业。
这种递进规律是资金积累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产业的需要第一产业为其积累资金，第三产业的发展则需要第二产业为其积累资金。尤其是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为社会消费服务的，其存在前提是社会必须有钱去消费，其创造的产值也有相当成分是从前两类产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那里挣到的。
而像西藏这样中间小、两头大的比例关系，非常特殊。西藏农业部门基本是自足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所谓“服务”需求很少，而西藏的第二产业之弱小程度，从其产值还未到达第一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就可看出，它根本无法给第三产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那么西藏的第三产业为什么会达到那么高的比例？它是依托什么发展的，它的市场在那里，它的服务对象又是谁呢？
这就是从外部对西藏进行供养所造成的特点。它是不能从所谓的“西藏经济”内部找到原因的。
以修路为例。公路属于第三产业，是社会公用事业。一般来讲，修路由政府主持，以税收方式从整个社会征集资金。其中税收大头应该来自对公路最有实际需求的工业部门（第二产业），公路修通后，再以征收水费的方式进行养护。然而西藏即使有征税一说，也只有象征意义，数量小到几乎可以不计。那不光是因为“优惠政策”的减免，即使真心实意地在西藏征税，也远征不够能在西藏修公路的钱。以西藏（自治区）总共二百多万的人口，即使把税率定得在高，又能收上来多少钱？而西藏的企业又大部分是只赔不赚，无税可收。因此在西藏修路，只能由北京拨款。那等于北京把它在中国内地收的税拿来投进了西藏的第三产业，修出来的路却被算进了西藏第三产业的产值。这种“第三产业”，本质上是和西藏当地经济没有关系的。
这种“第三产业”和西藏经济的脱节还体现在，北京把中国内地的钱拿到西藏去修筑公路，那修路钱的大部分又被中国内地挣回去。那一是因为西藏缺少自己的施工力量，想挣这份钱也无从可挣；二是改革后的市场化管理采用投票方式，西藏的工程部门往往也难以与内地施工单位竞争；除此之外，筑路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材料都得从中国内地采购，也使得北京投到西藏的钱向中国内地回流。
内地人员到西藏施工，肯定会有日常消费。然而这种花在消费上的钱西藏也挣不到，因为西藏的日用消费品大多数都是中国内地生产的，尽管在数字上体现为现在的产值，实际现在挣到只是商品运输和经销等附加部分，甚至连这附加部分也有相当份额被内地的运输和商业经营者挣走。
这样来看，公路修筑虽然在西藏，但是钱来自中国内地，施工者和施工物资来自中国内地，施工中的消费也来自中国内地，大部分钱和利润又被内地挣回去。对此可以这样比喻，就像是先在中国内地造好了 一条公路，然后搬过来摆放在西藏高原上---送给西藏。
这条送给西藏的公路作用是什么呢？它将给西藏运进供养“稳定集团”的物资---民用的、军用的、进行现代化表演所需要的……还能使军队迅速地调动进藏。近年北京减少驻藏军队的数量以降低日常的后勤成本，就是因为机械化部队可以随时基本畅通无阻的青藏公路开进西藏。
鉴于此，说是北京送给西藏一条公路又不准确了，虽说是北京花的钱，可是那条公路完全服务于北京控制西藏的目标，其实是北京为自己建造的用于统治西藏的一个工具。
这就是西藏第三产业的缩影。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明白为什么西藏的产值构成两头大中间小的怪象。其中第一产业的大比例是正常和真实的，反映了西藏现实的经济状况---西藏目前还是一个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而看上去份额很大的第三产业，与西藏经济没有实质关系 ，那不过是北京拨的钱在西藏花掉，其中相当部分的钱被挣回中国内地，等于是在西藏运行的中国内地经济，只从数字上体现为西藏的第三产业。
而所谓的西藏第三产业，如果一层层剥去其经济学的形式外衣，会发现在它最终发生的日常层面，大部分可以通向对“稳定集团”的供养，服务于北京稳定西藏的目标。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拉萨，在中共治下，拉萨成为中共“稳定集团”的中心。从经济角度，拉萨的生产水平远远低于其消费水平，是一座典型的被供养的消费型城市1。不过这不是问题所在，达赖时期的拉萨也不创造多少财富，同样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但那时拉萨的消费是由西藏 本地经济供养的，与本地经济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之所以拉萨能获得供养，在于它是藏民族的心脏和西藏宗教的中心。而今日拉萨则完全是由北京供养，与本地经济失去了血脉联系，在功能上与过去的拉萨已经完全不同，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完全相反。
可以用刚刚谈过的修筑公路的一例进行类比，把整个“稳定集团”视为一个由北京出钱在西藏建设的项目，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控制西藏、稳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为此项目，北京需要拿出大笔工资雇佣许多人，把他们安排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同时要为这些人解决办公条件（建筑、电信、交通等），提供生活设施和物资供应（市政建设、住宅、商业、卫生教育等），加上进行现代化表演（建设企业、“大庆”工程等），在这个大项目下又不停地引伸出各式各样的分项目。与建筑公路相同，那些项目的施工费一大半将被内地的施工单位拿走，建设物资也大多数需要从内地购买，包括“稳定集团”成员日常生活消费的物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由内地供应，于是北京投到西藏的钱，虽然在西藏花出去，但是最终大部分又转回中国内地。
近年越来越多涌入西藏的汉人，并非像达赖喇嘛指责的那样是由北京排去西藏定居的，也不像有些西藏人认为的那样是去掠夺西藏的财富。他们自发而去，目标的确是奔着从西藏挣钱，不过他们挣的钱主要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而不是西藏本地生出来的钱。
这些年开始在西藏兴起的所谓“市场经济”，追根溯源到根本，就会发现，所谓的“市场”，其实就是北京端到西藏去的那个财政盘子，所谓的“经济”就是各种不同 的人和机构都在千方百计地从那盘子里挖一块肉、分一杯羹，或至少是捡一点渣。
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从来就是托放在北京的盘子上，在计划经济年代，能够参与分那个盘子的，只有系统、部门和单位，分配方案和份额也都是按照计划。在中国普遍实行改革后的年代，西藏照样还是靠分盘子，其中的大头照样得按照计划分配---办工、工资、补贴……只要是仍然吃财政，就不可能打破计划，所以人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是在西藏。
不过同时，西藏也受到改革的推动，开始引进一定的市场手段。这种市场手段明着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竞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暗的好处则是能够给权钱交易创造机会，有利于当权者的设租和寻租，因此是乐于被当权者采纳的。在这个过程中，打着市场名义的个人也开始有了介入的可能。不过，真正能够从盘子里大捞一把的，多数还是那些与权利集团有关系、或有办法让当权者得到实惠的人。供养西藏“稳定集团”的钱年年都要花出去，花到谁头上谁就能发财。西藏那些挣大钱的人，都是在挣这种“政府的钱”，他们自身也都是和政府有着千丝万楼联系的人。他们并不都是汉人，拉萨那些成功的藏人企业家大部分也都有权贵集团的背景。
当然，西藏也存在具有真正市场性质的经济部分，如林立拉萨的上千家店铺，八廓街的市场，公路沿线的饭馆……在他们挣的钱中，大部分是消费者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不过，我们可以对他们挣的钱做进一步分析。他们面对的消费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西藏普通百姓，一类是西藏以外来的旅游者，还有一类就是西藏的官员和职工、军人、城市居民等。说到这，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第三类消费者实际就是“稳定集团”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如果前两类消费者花的钱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消费可以算作市场行为，这第三类消费者花的钱，却是拐了一个弯，其实也是从北京的盘子里分出来的（以工资或公款消费等形式），挣这些人的钱，仍然是变相地对财政盘子进行分配。
以拉萨的餐饮业为例，十二万人口的拉萨一九九三年有餐饮机构二千三百九十六个（3），按人口平均计算，在中国所有城市中名例前茅2。为什么在其它方面皆排名在后的拉萨，其餐饮业却独占鳌头呢？从西藏的餐饮业，可以折射出许多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拉萨的餐馆寥寥无几。那时干部职工在家吃饭，外来客人在招待所吃饭，乡下来的老百姓自己带糌粑。吃饭是人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必须不停的解决3，人们在吃上也舍得花钱，但却没有形成今天弥漫于拉萨街上下吃喝风气。吃喝风气的出现是和时代变迁联 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瓦解，精神空虚，纪律松弛，欲望膨胀，以及源于“无人进藏”的心理失衡，人在偏远的西藏又难以找到别的发泄渠道和补偿可能，大吃大喝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寄托。
对于推动拉萨餐饮业的勃兴，西藏的中国驻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拉萨最早的饭馆群就坐落在西藏军区门前的街道上，绝非偶然。军队单身多，工资高，娱乐少，饮食单调，而驻扎拉萨的军人又相当多，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且花钱的慷慨的吃喝群体。另一个吃喝群体是在西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援藏者”，有的是来搞项目，有的是做生意，他们也大部分没带家属，单身在西藏，除了满足口腹需要，他们还有怎样打发空闲时间的问题。西藏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闲时间十分多，喝酒吃饭自然就成了打发时间和寻找快乐的重要内容。当然，仅仅吃喝在今天已经不够了，拉萨的娱乐业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发展，歌舞厅、夜总会、游戏机房……色情业当然也会相伴而生。不过那些后发展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饮业重叠或以餐饮业为基地。如西藏军区大门外饭馆群被拉萨市民称为“红灯区”或“军妓一条街”，就是讽刺那些饭馆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萨的饭馆酒店已开始向高档化发展，提供餐饮、娱乐、色情“一条龙”服务。
我认识一些在拉萨的汉人“援藏干部”他们除了平日随机地寻找各种可能机会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这些地方，常常带妓女回家过夜。那几乎是一种公开行为，除了瞒着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对其它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诚。据他们讲，援藏干部多数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再没有一些享乐，如何能坚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学习的孔繁森，据说生前也曾是拉萨歌舞厅的常客。
当然，并非在西藏 的所有汉人官员都如此。“援藏干部”相对是最放荡的。他们把内地的腐败和“开放”带到了西藏。“老西藏”中则有不少人保持着原来的正统（虽然也开始逐步变化）。同时，藏人也不是跟这些 不沾边。拉萨的藏人妇女中之所有流传“赶走川妹，还我丈夫”的口号，就是 因为她们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钱都给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拉萨妓女大部分都来自四川）。藏人之中的奢靡之风在拉萨已经很普遍。藏人原本就有追求欢乐天性，较少约束，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喝酒、赌钱、歌舞和女人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八廓街一位名叫阿布的藏族商人告诉我，那些被送到印度达兰萨拉去上学的藏人孩子，如果离开拉萨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在达兰萨拉都呆不下去，想回拉萨，因为拉萨好玩而且自由。
阿布自己有两国孩子在达兰萨拉上学。那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办的学校。阿布说那里管得严，没有卡拉OK，没有夜总会，饭馆里不许喝酒，孩子们在学校跟在军队一样。达兰萨拉比西藏还西藏。这似乎是个讽刺---孩子的父母处于向往自由把孩子送到达兰萨拉，而孩子在那里所向往的自由之地却是拉萨。这正是达赖喇嘛对西藏状况的最深忧虑之所在-----西藏是否会由此失去宗教精神， 落为一个腐败的民族。他认为这是中共最恶毒的手段，是对西藏文明从根上的毁减。
我想达赖喇嘛这种担心是深刻的，显示出他与一般政治领袖不同的大智所在。但是我认为即使中共真用世俗腐蚀宗教、用物欲同化西藏的阴谋，那阴谋的成功也是极有限的。了解这一点，在拉萨的餐馆里和娱乐场所看一看就会知道，那里虽然有藏人，但几乎只限于城市藏人，西藏农牧区的普通百姓是从来不在那些地方露面的。而我们已经谈到过，今日西藏的城市藏人，多数都属于中共在西藏供养的“稳定集团”。他们把北京供养的钱拿来寻欢作乐，而真正在西藏大地上用血汗换取财富的西藏百姓，还是把他们的钱送进寺庙4。
由驻藏军人、驻藏汉人和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构成的消费集团，消费数额远远高于普通西藏百姓，只有夏季才光临的少量旅游者在消费中更占不了多少比例，所以 西藏餐饮业从个人消费者那里挣的钱，说道底是以北京付给“稳定集团”的工资为主要部分。
不过，工资花在餐饮业上的消费，比起公款消费又是小巫见大巫。在那些高档酒楼一掷千金的，花的几乎全都是公款，或者是为了从官员那里捞到好处的老板，他们的支出会百倍千倍从官员手下流出的公款中返还，最终等于花的仍然是公款。
花在吃喝玩乐上的公款消费到底有多少是无从查清的，中国的统计系统也不会把公款消费例为统计项目，我们只能从其中一项“社会集团消费品购买力”5的统计中，得到间接认识（所谓的“社会集团”在中国专指区别于个人的“单位”，而西藏的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4）：
年
集团购买力（万元） 1978
3478 1985
19874 1990
40001 1993
62783
一九七八年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十五年间，集团购买力增长了十八倍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二十％。而在同样时间之内，西藏的居民购买力增长四 六七倍，平均年增长三十一％；农村购买力增长二 七六倍，平均年增长十八 四％。从集团购买力如此之大的增长幅度，可以大概的想见西藏公款消费的规模。
十几年来，西藏的市场经济虽然没有创造出多少经济成果，却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消费场所。过去的西藏，人们即使有消费欲望也没有消费的去处。在西藏的汉人那时一般都休假回内地时，把攒了一年多的钱大肆挥霍，倾襄而尽，以平衡在西藏的艰苦和节制。那时中国内地的汉人进西藏要凭“进藏证“，否则就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内地6，更别说让他们在西藏搞个体经济、开饭馆、做生意了。直到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发的三十一号文件还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阿沛 阿旺晋美一九八一年六月在西藏自治区县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严厉：
近来从区外来了不少无户口人员、私包工队及盲流人员，危害社会治安，损害西藏群众的利益，严重影响民族关系，成为西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遣送回去。最近政法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三清”工作。这项工作符合西藏人民利益，政府各部门一定要积极配合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工作一抓到底……如果有谁坚持阻拦“三清”工作，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多大官，我们要坚决揭露出来，进行严肃处理（5）。
但是时过两年，西藏自治区就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以政府布告的形状对外宣布：
欢迎其它省、市、区的个体劳动者、集体和国营企业来藏设店、建厂，参与物资交流会，举办展销会，从事加工、运输、建筑以及服务性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保护其合法利益（6）。
起初进藏的汉人大多来自中国内地最穷的农村，只能做修鞋配钥匙之内的小本生意。随着北京对西藏拨款的不断增加，工程项目大量上马，以及西藏蕴藏的消费欲望膨胀，西藏显露出是一个可以挣到钱的丰厚市场，虽然条件艰苦，生意成本高，但是对于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内地，仍然不失是一个满足发财欲望的去处。进藏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除了施工以外，餐饮业和娱乐业是他们最多涉足的发展领域。今天，西藏的主要城市、各个县城以及交通沿线都有内地汉人的身影。不少西藏城镇的内地汉人在旺季高峰时会达到接近本地人口的数量。如亚东下司马镇，本地人口一千一百四十七人（城镇人口不到七百）外来人口也达到一千多人。外来人口中有个体工商户八十多家，从业人口三百二十人。一个如此规模的小镇，竟有两家卡拉 OK,四家录像室和八家台球室 7。
西藏人抱怨内地进藏汉人挣走了西藏的钱，通过刚才的讨论可知他们挣的并非是西藏的钱，而是北京从中国内地拿到西藏去的钱。不过问题还在另一面，不管钱从哪来，既然是花在西藏，为什么西藏人自己不挣，却都被内地汉人挣走了呢？照理说西藏人有地利之便，应该比内地汉人有优势，但是在西藏境内，能看见那些正在修路、造桥、盖房子、开饭馆的，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参与其中的藏人只属个别。
这可能与文明不同有关。既然当代西藏的现代化来源在中国内地，做为西藏社会的现代化一元，其消费口味也必然接近于中国内地，而不是西藏本地。尽管西藏人也能盖很好的房子，但是“稳定集团”不要住藏房，善于盖藏房的西藏施工者自然就被淘汰；虽然西藏也有风味独特的食品，但是“稳定集团”的消费者喜欢中国菜，连居住城市的藏人，口味也大都变成了川味，藏餐馆自然就竞争不过川菜馆；西藏歌舞固然文明世界，然而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套。这种文明的不同，决定了市场只能被中国内地来的汉人所垄断。
何况西藏人在挣钱意识上远不如汉人，他们更多地是寻求生活中的轻松和快乐，效率自然就放在后面。至于伦理方面的因素，藏族与汉族的差距就更大了，例如藏人的性观念虽然开放，但是用色相去换取金钱却被他们视为极端羞耻的事，而已经“市场化”了的汉人，早已经步入“笑贫不笑娼”的境界，当妓女挣钱的自然也就汉人多。
不过，这种为了挣钱的目的涌进西藏的汉人再多，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就此呆下不走，成为时代扎根西藏的永住民。在此且不说前面反复谈过的“无人进藏”那些道理，他们所以到西藏，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们挣的又非西藏本地之钱，是北京拿到西藏的钱，那么北京的钱一天有，他们就会呆在西藏挣那份钱，而哪天北京的钱一断，无钱可挣的他们顷刻就会如鸟兽散，离开西藏再不回来。对他们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实在不必担心。
2、割不掉的肿瘤
难办的，倒是中共在西藏培养的“稳定集团”。
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 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
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 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着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
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一点上班，一点下班，下午四点上班，六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于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即使是那么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个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它部门就更是不知怎么闲了。
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么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乡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
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8。至于仲巴县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么，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
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二十三·八亿（最后实投三十七·九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后，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会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么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 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
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法设法从北京和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利和捞到个人好处---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绝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9）。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着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
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么来养活这么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一九九三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二十三·六三亿元人民币，相当二·八八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十％ 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10，再加上这么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将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顾一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对西方的期望，与它最后真正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就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这一点不奇怪，西方国家再富有，钱也是从纳税人那里收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偶然给一些帮助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中共那样把西藏的财政包下来，常年地供养西藏。
那么，脱离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将中共制度下培育的这个“肿瘤”从西藏躯体上割掉呢？逻辑上似乎很简单，中共已经不再统治西藏，它的“稳定集团”还有什么理由存在？
如果“稳定集团”仅仅由汉人组成，割掉它不成问题，让汉人全部随中共一块离开西藏就是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稳定集团”的主要成分也已经变成了藏人。一九九四年西藏“ 国有单位”藏人干部职工的数量为十、八九万［7］，占当年“国有单位”（即“稳定集团“）干部 职工总数的六十七·八％。难道能让这十多万藏人也随中共离开西藏吗？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中共的只有极少数，掌权的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职工--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今日的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只能被划归“人民”的范畴。而只要是“人民”，哪种势力上台当权，也得做出善待姿态。怎么敢让那么多企业破产，让那么多职工失业，让西藏所有城市都为此陷入瘫痪和混乱呢？
西藏“稳定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北京的设计，异化为具有独立追求的利益集团。其它任何稳定都不再被他视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稳定和利益，任何对它自身稳定与利益的破坏，都注定会受到它的强烈反抗。现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于民族主义，出于藏人对西藏独立的愿望，然而那大半只是盲目的口号，和实质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对他们是一个象征，正因为遥远朦胧，当他们不满中共的时候，那个象征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们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和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就在拉萨了，咫尺可见，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工资、职业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复返，无所事事的轻松也随之消失，那时，他们还会继续把中共当作反抗对象、把达赖视为带来幸福的神明吗？
也许有人会说，独立的西藏将是一个新的国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权组织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交通、邮电、科技、生产、城市建设等各个部门（甚至还需要扩大），为什么不能吸收那些原来职工，把他们从寄生者改造为劳动者，从北京的“稳定集团”变成独立西藏的稳定力量呢？
能做到当然好。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然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后，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
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
于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 前提。
那是一个寄生的集团。寄生不仅是指 它的生存完全靠供养，还指其工作效率低下，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完全是白养。
以普兰县的霍尔区为例，全区一千三百人，区一级的“稳定集团”的成员（或雇员）有一个书记、一个区长、二个副区长、一个文书、一个出纳、一个保管员、二个银行工作人员、二个学校教师、一个医生，还有六个临时工（另配有上级拨款买的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除了教师，这些人平时都不上班，在家里打牌、喝酒，一年有几次到县里开会、几次下乡“检查”，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在老百姓眼里， 他们是“最舒服”的人。区下面还有好几个乡政府，编制有乡长、副乡长、书记、文书等，那些乡干部更是不上班，平时拿着国家工资干自家活，工作顶多是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或是处理一些夫妻吵架那类的矛盾。
到了县一级，倒是有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仲巴县一个新分配去的毕业生告诉我，县机关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一点上班，一点下班，下午四点上班，六点下班。每周五按惯例是打扫一下办公室即散伙，等于不上班，相当每周休息三天。对他这种没家的人，闲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即使是那么短的上班时间，也大多数是无所事事，聚在一块聊天玩牌。他所在的县计委，在全县个部门中相比事情还是最多的，其它部门就更是不知怎么闲了。
当然，不能说仲巴县政府什么事都不做，有时也会很忙碌。我去仲巴县时，仲巴县城刚刚从几十公里外的老县城搬迁到新县城。从无到有地在荒原上建一座新县城，上百栋房子、公路、街道、配套设施，再把所有的家当搬过来，想必让仲巴乡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大大地忙碌了一番。然而问题在于他们那些忙碌，即使再忙，与仲巴的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过是他们自己忙自己的，安排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已，而整个仲巴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肯定不会因为换了一个新县城而得到任何促进。
好在仲巴盖新县城的钱还不是老百姓出，否则当地人民就要因此而遭殃了。钱是北京给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纳税钱。靠当地自己的税收，几十年也盖不起一座新县城8。至于仲巴县是以什么理由、什么手段要到了建造新县城的钱，内在的利益链和驱动力是什么，那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这里不表。
现在西藏的“稳定集团”越来越把伸手要钱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开口也越来越大。例如为“三十年大庆”，西藏向北京开口要的钱数，竟高达六十多亿，经过讨价还价，北京同意给二十三·八亿（最后实投三十七·九亿）。自从北京推行由各省“对口援藏”以后，西藏又开始向各省伸手要钱。其中西藏广播系统开出的要钱单子高达三亿多元，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向我透露，按照实际需要，有三千万元就足够了，因此他形容西藏向外伸手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西藏的中共书记陈奎元会鼓励西藏各部门、各地市都出去要钱。一位到上海要钱的地方官口气竟是这样的：“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你们明白吗？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钱，是来要求你们兑现中央政策！”这类话让中国内地各省市听得实在不那么舒服，反映很大，为了避免 把各路财神全得罪光，西藏这才下令停止地市县自己出去要钱。
西藏的“稳定集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一方面阵线一致地想法设法从北京和中国内地尽量多弄到钱，另一方面则在内部你争我夺，谁都想在盘子里多割一块。实际上，增大北京从中国内地端到西藏来的盘子→在分割盘子中彼此争夺尽可能大的份额→把从盘子里拿到的份额花光→从中得到个人权利和捞到个人好处---这就是今天西藏的“稳定集团”之大部分兴趣所在，以及是他们年复一年“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绝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一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一点就会不稳9）。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着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一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着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
这对达赖喇嘛来讲，无疑又是西藏前景的一个阴影。即使有一天西藏能够独立或实现“高度自治”，怎么来养活这么一大批人呢？从哪出这一笔每年都得需要的几十亿元（一九九三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共计二十三·六三亿元人民币，相当二·八八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十％ 的速度增加）？前面谈过建立边防对独立的西藏是不可承担的重负 10，再加上这么一笔巨额开支，岂非更是雪上加霜。
一些人可能会把希望寄托于西方援助。然而，就像穷人往往对富人的慷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样，西藏人指望的西方援助也将大半是水中之月。回顾一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对西方的期望，与它最后真正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就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这一点不奇怪，西方国家再富有，钱也是从纳税人那里收的。所谓“救急不救穷”，偶然给一些帮助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中共那样把西藏的财政包下来，常年地供养西藏。
那么，脱离了中共的西藏是否能将中共制度下培育的这个“肿瘤”从西藏躯体上割掉呢？逻辑上似乎很简单，中共已经不再统治西藏，它的“稳定集团”还有什么理由存在？
如果“稳定集团”仅仅由汉人组成，割掉它不成问题，让汉人全部随中共一块离开西藏就是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稳定集团”的主要成分也已经变成了藏人。一九九四年西藏“ 国有单位”藏人干部职工的数量为十、八九万［7］，占当年“国有单位”（即“稳定集团“）干部 职工总数的六十七·八％。难道能让这十多万藏人也随中共离开西藏吗？那其中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中共的只有极少数，掌权的官员也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职工--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构成了今日的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只能被划归“人民”的范畴。而只要是“人民”，哪种势力上台当权，也得做出善待姿态。怎么敢让那么多企业破产，让那么多职工失业，让西藏所有城市都为此陷入瘫痪和混乱呢？
西藏“稳定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北京的设计，异化为具有独立追求的利益集团。其它任何稳定都不再被他视为使命，它只要自己的稳定和利益，任何对它自身稳定与利益的破坏，都注定会受到它的强烈反抗。现在承受反抗的是中共，表面似乎是出于民族主义，出于藏人对西藏独立的愿望，然而那大半只是盲目的口号，和实质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对他们是一个象征，正因为遥远朦胧，当他们不满中共的时候，那个象征就格外地光芒四射，使他们相信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和更好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就在拉萨了，咫尺可见，他们却因此失去了工资、职业和福利，寄生生活一去不复返，无所事事的轻松也随之消失，那时，他们还会继续把中共当作反抗对象、把达赖视为带来幸福的神明吗？
也许有人会说，独立的西藏将是一个新的国家，必然也需要自己的政权组织和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现代交通、邮电、科技、生产、城市建设等各个部门（甚至还需要扩大），为什么不能吸收那些原来职工，把他们从寄生者改造为劳动者，从北京的“稳定集团”变成独立西藏的稳定力量呢？
能做到当然好。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然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后，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
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
于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 前提。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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