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在天上
多次进藏，我始终存在这样的惊讶──如此广袤的一片土地，民族为何能保持得如此单一，文化形态又为何能如此纯粹？世界大多数地域，尤其在不设防的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大都是五方杂处。中国的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一处像西藏那样，在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完全是单一的民族。
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几乎已经看不见民族服装，除了个别老人身上还留着一点残余，或是为了招徕旅游搞一点表演，大部分人都已经跟中国内地的穿戴一样。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电视、洗衣机、摩托车到最小的家庭用具，从流行时尚到娱乐方式，与中国内地已经很难找到区分，连年轻人唱的歌曲和崇拜的明星都一样，使带着猎奇心理去那些地区的旅游者常感到极大失望。但是在西藏，只要离开有数的几座城市，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世界，从服装、用具，到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都保持着传统，与“现代”世界相距遥远。
为什么面对世界性的西化趋势，藏民族独独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是出于自觉的意识吗？显然不是，照理说民族精英最有坚守民族文化的意识，但是在藏民族精英最集中的拉萨，“汉化” 说“西化”更准确 程度却最高。西藏的传统是保留在城市之外的牧区和农村，这说明其中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
什么是那必然性呢？这也就和西藏土地上的民族构成为何如此单一合成了一个问题。西藏肯定具有一种限制因素，只有藏民族和传统的藏文明才能适应那限制，因而才能在西藏的土地之上获得生存和发展。对此我想了不少年，末了还是回到最简单的起点──西藏的高度。到过西藏的人最先知道的都是西藏高，但是往往只把高当成一种孤立的地理条件，并不将其当做藏民族和藏文明的决定因素。看上去，一个“高”似乎缺乏学术气息，我却认为它可以作为钥匙，解开一些以学术解不开的问题。
我有一块日本制造的旅行手表，是一位朋友送的，那表可以测量海拔高度，因此朋友认为会对常去西藏的我有帮助。可我虽然戴着那表数去西藏，却只是看看时间而已。日本国土上的最高点是海拔三千七百七十六米的富士山，手表显示的最高海拔是四千米，对制造手表的日本 包括对世界大多数地区 已经是绰绰有余。然而在西藏，富士山的峰顶却埋在绝大部分的沟底或河谷里。拉萨是西藏最适宜人生活的低海拔地区，仅仅比富士山峰顶低一百多米，等于拉萨市民全体生活在日本人高山仰止的富士山顶。所以那块测高手表在西藏几乎永远给我显示“FULL”，只有在个别下山途中才会偶然苏醒，跳出标志海拔高度的数字。那时我一般就会想：“噢，快到富士山顶了。”
大多数人都有过上山的经历，即使站在三、四千米高的山头 如四川峨眉山 ，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是孤立的山头和几万里的高原是完全不同的，在高处站一会儿和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更不一样。如果你住在房屋里，却有另一个人吃饭睡觉都在屋脊上，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大不同。西藏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
何止是“屋脊”。在世界最高的大湖──海拔四千七百一十八米的藏北纳木错岸边看日出的时候，我曾想起一位家在上海的朋友。我想如果她醒来，看见窗外天空飞过一班客机，四千七百一十八米的高度──是她思维中只能属于飞机活动的天空，然而在我脚下，却是一个辉煌的大湖水面。在对她而言的“天空”上，生活着一个创建了千年文明的民族。
第一章的“天助西藏”一节，已经从西藏地理条件使得外人难以进入的角度涉及了西藏的“高”，这一节换一个角度，来看“高”所决定的人在西藏的生存条件，由此再来认识为什么“无人进藏”一直成为中国的难题。
高海拔造成了西藏高原特殊恶劣的气候。我不想用平均温度、低温极限、日较差、降水量、大风日数那类书本上的数据描述西藏的气候，我觉得不如讲一些具体情景，虽然多是局部认识，却更多地和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
西藏的雪有多大？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个情景。当公路被大雪阻断的时候，打通的方法是以推土机打头，在雪中铲出一条路，被阻隔的车队跟在推土机后面爬行。推土机推开一条走廊，两边雪墙跟房子一样高。那时人如果站在雪上面，会既看不见推土机，也看不见车队，只有茫茫耀眼的雪原一望无际。
曾经有在边境巡逻的士兵被暴风扫下陡坡，据目击者见：“他们坠落的一刹那只在雪谷戳了一个洞，几分钟之后，洞也被暴风雪抹平。”［1］
十七世纪一位葡萄牙的耶酥会传教士这样记述他在西藏遇到的雪：“我们不断地陷入大雪之中，而且有时一直陷入到肩部......我们多次被迫全身躺在雪地上，就如同在水中游泳一样”。夜幕降临时，他和同行者靠着山岩蜷在一起维持体温。“雪下得如此之急和纷纷扬扬，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都无法看到。我们三人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抵御极其寒冷的风。为了不被大雪埋没，我们被迫在夜间不时地站起身来以抖动自己的大衣，然后再重新挤在一道避寒。我们已几乎失去了知觉，尤其是双脚、双手和面部。我有一次希望拿某种东西，而不慎失去了手指上的肉，但自己却既没有感受到，也未曾注意到，一直到发现血沿手指流出为止”［2］。
在西藏，雪灾的概念固然包括了交通阻塞，供应中断，低温对人的生存造成威胁等等，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大雪掩埋草场，造成牲畜吃不到草而大批死亡。如果雪比较浅，牛羊可以把雪拱开吃下面的草，虽然费力，还不至于饿死。雪厚就困难了，不过如果有大风，雪可以被刮开，也不会成灾。最怕的就是雪后无风，又出来大太阳。西藏空气稀薄，太阳辐射的能量比同纬度地区高一倍或三分之一。在秋冬或冬春之交，中午时分的日晒可以使表面的雪半融化，中午一过又重新结冻。那就惨了。雪上形成一层冰壳，如果雪浅，草被冻在冰壳中，如果雪深，则草被埋在冰壳下。牲畜没有力量拱开冰壳，或者无法吃到冻在冰壳中的草，只有空着肚子忍受严寒，以至饿到彼此啃噬对方身上的毛，坚持不了几天就会开始大批死亡。
为了挽救牲畜，牧民采取走圈放牧的方式，把牲畜分成小群，除了小孩和老人，每个家庭成员赶上一群，带一袋糌粑，背一口锅，各奔东西去寻找可以吃到草的地方。在茫茫无际的高原上，他们往往一分开就是很多天，每个人都是独自对付一切，夜里就挤在畜群中睡觉。有时达到千里冰封的地步，赶着牛羊到处走，就是吃不到脚下的草，真是毫无办法，眼睁睁地看着牛羊成片倒下。
有些牧民那时用死牲畜的尸骨熬汤喂还活着的牲畜，不过那又受燃料限制，草原上找不到燃料。有些牧民甚至把仅有的木质家具也劈成木柴烧掉。那无异是杯水车薪，丝毫挡不住死亡的蔓延，只不过表达一种悲壮和徒劳的挣扎。一场雪灾过后，草原就像恶战后的战场，尸横遍野，震撼人心。
近年发生的最大一次雪灾在一九八九年，西藏北部连降一百五十多场大雪，平地积雪半米以上，阴坡积雪达到三米。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被这样的大雪所覆盖，那面积相当于整个英国或者是六个半台湾。可以想象从天上下来了多少雪。雪灾持续了八个月。
高原上的冰雹也极厉害。我在青海达日县看到过一个乡政府的报告，几户牧民的牲畜在一场冰雹中被砸死了九十%。这种事我闻所未闻，多大个儿的雹子才能砸死 牛，且砸死那么多？我问达日的县长，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放牧者？高原草场平坦辽阔，很难找到躲藏之处。县长回答得很平淡：一下冰雹，放牧者就会钻到牛肚子下面，即使牛被砸死了，人也没事。
夏日西藏往往一天可下好几场冰雹，如果不砸死牛羊，就纯属正常。有时短短几分钟，地面就能积上半尺厚的雹粒，整个草原全部铺满，茫茫一片。那时我总是在算计冰雹的总重量会有多少万吨，一边惊叹天空的承载力。
除了藏东南谷地，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都离不了火。中共进藏时被派往藏北工作的崔善才对藏北的寒冷有生动描述，他回忆说：“那地方非常冷，扣子掉了，吐口水重新粘在棉衣上又冻结实了。”［3］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每年刮大风的日子超过一百四十天，其中改则县的年大风日超过五十%。我在西藏高原上经历过很多风，但是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却是一个无风时刻。那次我进入一片如同月球一样荒凉的地方，大气寂静到极点，纹丝不动，但是无边大地上布满了千年长风刻蚀的巨大风痕，一条条以风的姿态伸向天边。我当时的感受是那每一条风痕展现的只是西藏的一丝风。那一刻我站在一丝风中，而那一丝风巨大得让我胆战心惊！
不过，仅仅是“高”所造成的气候恶劣，还不是全部问题，使西藏高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的另一个方面，是高海拔的另一个特点──缺氧。
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话──“人活一口气”。“气”无所不在，分分秒秒伴随每个人，甚至连人死也叫“咽气”。虽然古人指的“气”含义很广，但是人所呼吸的空气肯定是其中最基本的元素。近代科学又进一步解释，生命最不可缺的是空气中的氧。人体就像一个靠热量提供能量的锅炉。火的燃烧是产生热量的一种形式，其本质是一个氧化过程，氧越充足，燃烧就越充分，提供的能量也就越大。锅炉使用鼓风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氧进入燃烧。谁都知道有没有鼓风机的燃烧绝对不一样。而所谓的“封火”，无论是把锅炉下面的通风口关上，还是把炉火上面压上湿煤面，作用都是减少氧的进入。你也会看出，那时火是多么暗淡，热量多么微弱。
海拔升高对人的作用就相当于人体锅炉的“封火”。随着海拔升高，空气愈益变得稀薄，空气的含氧量也按比例下降。海拔在三千五百公尺时，人只能得到海平面六十五%的氧气，升至五千五百公尺，就只剩一半氧气。从“人活一口气”变成以“半口气”支持人的生存和活动，其体能的下降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种说法，人在高原哪怕静卧不动，体力消耗也等于在低地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十九世纪的登山家Whymper对人在高原的感受总结得很贴切：“越向上，人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以自己越来越小的力量，去对付越来越大的困难。”［4］荣赫鹏也曾对此发表过意见：“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绅士曾经问过我，长期处于较高的海拔高度，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希望尽快回到较低的海拔高度去。”［5］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氧气对低地人的作用。我认识一位名叫刘励中的摄影家。在一次骑马穿越西藏高原的途中，他追踪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疲劳加风寒，当晚便出现感冒引起的肺水肿。那是一种被认为最危险的高原病，死亡率极高。其病状被这样描写：“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淹没在他自身的液体中，始终伴随着连续、响亮的水泡音，就像他的呼吸是通过液体一样。棉花糖似的白色泡沫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6］刘励中当时已认定自己必死，那时他处于羌塘高原中心，海拔五千五百多米，前后几百里没人烟。对短时间就能致人死地的肺水肿而言，他根本没有走出高原获得救治的时间。
然而奇迹来自他的藏族向导。向导熟知那一带地形，恰好离他发病处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罕见的高原大裂缝。他被绑到马上赶往裂缝。刘励中说他那时昏迷在马背上，只能偶然在颠簸中恢复一下知觉，看到夜空晃动的星星。但是他清楚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氧在增加，每从裂缝向下走一段，窒息就缓解一分，无比舒服和清新的感觉在上升。裂缝底部的海拔只有二千多米，就是那迅速下降的三千米救了他的命。高原医学有这样的定论，只要能将病人迅速送到海拔二千四百米以下，三十分钟到二小时，肺水肿症状就可以改善，最终甚至可以不治自愈［7］。刘励中在那条大裂缝的底部躺了三天，全凭低海拔的氧气恢复了健康，使他最终走出了高原。
在论述高原病的医学书中，低地人在高原缺氧环境下，容易导致的疾病有头痛、失眠、视网膜出血、肺水肿、脑水肿、蒙赫氏病、血凝紊乱、高血压、心室肥大、皮肤癌、压力性牙痛、口腔出血、高原消化性溃疡病、肠扭转、内分泌失调、生育力下降、月经失调、感觉减弱和智力衰退等几十种病症。尤其是低地人长期在高原生活，大部分将发生不可逆的肌体受损。这一点，在许多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身上都得到了证实。
而西藏人世世代代就靠“半口气”生存繁衍。高原从来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从来不会像荣赫鹏那样盼望去低海拔之地。是他们的体力比低地人强呢？还是他们抗受艰苦的能力更强？最近美国和西藏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有关空气低含氧量对新生婴儿影响的研究，告诉我们的结论是更为根本性的──藏人是一个适应缺氧状态的独特人种。
德国《法兰克福报》介绍了那项研究：
研究人员对三十名在拉萨一家医院出生的婴儿进行了研究。其中一半是藏族婴儿，另一半是汉族婴儿。汉族婴儿出生时的平均体重要比藏族婴儿轻三百克。汉族婴儿脐带血中的血红蛋白含量明显高于藏族婴儿。他们的血细胞比溶也比藏族婴儿高。在婴儿出生头两天内研究人员还测量了他们动脉血中的氧饱和度。汉族婴儿清醒状态下的动脉血氧饱和度为九十二％，睡眠时下降为九十％；藏族婴儿的这项指数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都为九十四％。
四个月后，汉藏两族婴儿在这项指数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汉族婴儿的动脉血氧饱和度清醒时为八十二％，睡眠时为七六％；藏族婴儿的这两项数值分别为八十八％和八十六％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三三三期 。明显的缺氧症状主要发生在汉族婴儿当中，尤其是在他们睡眠和渴水的时候。
在许多年前就有关于在西藏的汉族婴儿常常出现缺氧症状的报导。所谓的“亚急性儿童高原症”还表现为呼吸困难、皮肤发紫、肺血管循环加速和心脏功能衰竭。据说生这种病的汉族儿童必须送到海拔较低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能得到完全康复。而在西藏生活了许多代，土生土长的藏族人看来已经适应了那里稀薄的空气。［8］
曾经徒步横穿南极而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汉人秦大河，在西藏却被高原反应打垮，陷入昏迷状态；而我的一位藏族朋友说他母亲试了三次去瑞士探亲，都因为不适应低地气候病在半路，一回到西藏就恢复健康。这种对比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需要时刻记住已经存在于基因中的这种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差别。它一般不会显现出来，但是追根溯源，却往往能够成为理解某些问题的关键。
归根结底，西藏最重要的特征在于高。地球上高耸起这么一块大地，以它的高构成了与周围低地相区别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别的民族之所以容易被纳入主流，失去自身传统，道理在其传统的形成和保存主要是靠人文环境的隔绝，一旦隔绝被打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对西藏，不管怎么打破它的隔绝，有一点却怎么也改变不了──那就是高，因而西藏的传统就是在很多方面，也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藏文明是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建立的“高”文明，唯有藏民族在那“高”的严酷中，与缺氧、低温、狂风、冰雪、强辐射为伴坚守了几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藏人，西藏高原就没有人类生活，也就不归属于人类。因此，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认为西藏属于西藏民族，是有其根本上的合理性的。
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几乎已经看不见民族服装，除了个别老人身上还留着一点残余，或是为了招徕旅游搞一点表演，大部分人都已经跟中国内地的穿戴一样。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电视、洗衣机、摩托车到最小的家庭用具，从流行时尚到娱乐方式，与中国内地已经很难找到区分，连年轻人唱的歌曲和崇拜的明星都一样，使带着猎奇心理去那些地区的旅游者常感到极大失望。但是在西藏，只要离开有数的几座城市，就会进入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世界，从服装、用具，到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都保持着传统，与“现代”世界相距遥远。
为什么面对世界性的西化趋势，藏民族独独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是出于自觉的意识吗？显然不是，照理说民族精英最有坚守民族文化的意识，但是在藏民族精英最集中的拉萨，“汉化” 说“西化”更准确 程度却最高。西藏的传统是保留在城市之外的牧区和农村，这说明其中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
什么是那必然性呢？这也就和西藏土地上的民族构成为何如此单一合成了一个问题。西藏肯定具有一种限制因素，只有藏民族和传统的藏文明才能适应那限制，因而才能在西藏的土地之上获得生存和发展。对此我想了不少年，末了还是回到最简单的起点──西藏的高度。到过西藏的人最先知道的都是西藏高，但是往往只把高当成一种孤立的地理条件，并不将其当做藏民族和藏文明的决定因素。看上去，一个“高”似乎缺乏学术气息，我却认为它可以作为钥匙，解开一些以学术解不开的问题。
我有一块日本制造的旅行手表，是一位朋友送的，那表可以测量海拔高度，因此朋友认为会对常去西藏的我有帮助。可我虽然戴着那表数去西藏，却只是看看时间而已。日本国土上的最高点是海拔三千七百七十六米的富士山，手表显示的最高海拔是四千米，对制造手表的日本 包括对世界大多数地区 已经是绰绰有余。然而在西藏，富士山的峰顶却埋在绝大部分的沟底或河谷里。拉萨是西藏最适宜人生活的低海拔地区，仅仅比富士山峰顶低一百多米，等于拉萨市民全体生活在日本人高山仰止的富士山顶。所以那块测高手表在西藏几乎永远给我显示“FULL”，只有在个别下山途中才会偶然苏醒，跳出标志海拔高度的数字。那时我一般就会想：“噢，快到富士山顶了。”
大多数人都有过上山的经历，即使站在三、四千米高的山头 如四川峨眉山 ，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但是孤立的山头和几万里的高原是完全不同的，在高处站一会儿和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更不一样。如果你住在房屋里，却有另一个人吃饭睡觉都在屋脊上，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大不同。西藏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
何止是“屋脊”。在世界最高的大湖──海拔四千七百一十八米的藏北纳木错岸边看日出的时候，我曾想起一位家在上海的朋友。我想如果她醒来，看见窗外天空飞过一班客机，四千七百一十八米的高度──是她思维中只能属于飞机活动的天空，然而在我脚下，却是一个辉煌的大湖水面。在对她而言的“天空”上，生活着一个创建了千年文明的民族。
第一章的“天助西藏”一节，已经从西藏地理条件使得外人难以进入的角度涉及了西藏的“高”，这一节换一个角度，来看“高”所决定的人在西藏的生存条件，由此再来认识为什么“无人进藏”一直成为中国的难题。
高海拔造成了西藏高原特殊恶劣的气候。我不想用平均温度、低温极限、日较差、降水量、大风日数那类书本上的数据描述西藏的气候，我觉得不如讲一些具体情景，虽然多是局部认识，却更多地和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
西藏的雪有多大？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个情景。当公路被大雪阻断的时候，打通的方法是以推土机打头，在雪中铲出一条路，被阻隔的车队跟在推土机后面爬行。推土机推开一条走廊，两边雪墙跟房子一样高。那时人如果站在雪上面，会既看不见推土机，也看不见车队，只有茫茫耀眼的雪原一望无际。
曾经有在边境巡逻的士兵被暴风扫下陡坡，据目击者见：“他们坠落的一刹那只在雪谷戳了一个洞，几分钟之后，洞也被暴风雪抹平。”［1］
十七世纪一位葡萄牙的耶酥会传教士这样记述他在西藏遇到的雪：“我们不断地陷入大雪之中，而且有时一直陷入到肩部......我们多次被迫全身躺在雪地上，就如同在水中游泳一样”。夜幕降临时，他和同行者靠着山岩蜷在一起维持体温。“雪下得如此之急和纷纷扬扬，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都无法看到。我们三人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抵御极其寒冷的风。为了不被大雪埋没，我们被迫在夜间不时地站起身来以抖动自己的大衣，然后再重新挤在一道避寒。我们已几乎失去了知觉，尤其是双脚、双手和面部。我有一次希望拿某种东西，而不慎失去了手指上的肉，但自己却既没有感受到，也未曾注意到，一直到发现血沿手指流出为止”［2］。
在西藏，雪灾的概念固然包括了交通阻塞，供应中断，低温对人的生存造成威胁等等，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大雪掩埋草场，造成牲畜吃不到草而大批死亡。如果雪比较浅，牛羊可以把雪拱开吃下面的草，虽然费力，还不至于饿死。雪厚就困难了，不过如果有大风，雪可以被刮开，也不会成灾。最怕的就是雪后无风，又出来大太阳。西藏空气稀薄，太阳辐射的能量比同纬度地区高一倍或三分之一。在秋冬或冬春之交，中午时分的日晒可以使表面的雪半融化，中午一过又重新结冻。那就惨了。雪上形成一层冰壳，如果雪浅，草被冻在冰壳中，如果雪深，则草被埋在冰壳下。牲畜没有力量拱开冰壳，或者无法吃到冻在冰壳中的草，只有空着肚子忍受严寒，以至饿到彼此啃噬对方身上的毛，坚持不了几天就会开始大批死亡。
为了挽救牲畜，牧民采取走圈放牧的方式，把牲畜分成小群，除了小孩和老人，每个家庭成员赶上一群，带一袋糌粑，背一口锅，各奔东西去寻找可以吃到草的地方。在茫茫无际的高原上，他们往往一分开就是很多天，每个人都是独自对付一切，夜里就挤在畜群中睡觉。有时达到千里冰封的地步，赶着牛羊到处走，就是吃不到脚下的草，真是毫无办法，眼睁睁地看着牛羊成片倒下。
有些牧民那时用死牲畜的尸骨熬汤喂还活着的牲畜，不过那又受燃料限制，草原上找不到燃料。有些牧民甚至把仅有的木质家具也劈成木柴烧掉。那无异是杯水车薪，丝毫挡不住死亡的蔓延，只不过表达一种悲壮和徒劳的挣扎。一场雪灾过后，草原就像恶战后的战场，尸横遍野，震撼人心。
近年发生的最大一次雪灾在一九八九年，西藏北部连降一百五十多场大雪，平地积雪半米以上，阴坡积雪达到三米。二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被这样的大雪所覆盖，那面积相当于整个英国或者是六个半台湾。可以想象从天上下来了多少雪。雪灾持续了八个月。
高原上的冰雹也极厉害。我在青海达日县看到过一个乡政府的报告，几户牧民的牲畜在一场冰雹中被砸死了九十%。这种事我闻所未闻，多大个儿的雹子才能砸死 牛，且砸死那么多？我问达日的县长，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放牧者？高原草场平坦辽阔，很难找到躲藏之处。县长回答得很平淡：一下冰雹，放牧者就会钻到牛肚子下面，即使牛被砸死了，人也没事。
夏日西藏往往一天可下好几场冰雹，如果不砸死牛羊，就纯属正常。有时短短几分钟，地面就能积上半尺厚的雹粒，整个草原全部铺满，茫茫一片。那时我总是在算计冰雹的总重量会有多少万吨，一边惊叹天空的承载力。
除了藏东南谷地，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都离不了火。中共进藏时被派往藏北工作的崔善才对藏北的寒冷有生动描述，他回忆说：“那地方非常冷，扣子掉了，吐口水重新粘在棉衣上又冻结实了。”［3］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每年刮大风的日子超过一百四十天，其中改则县的年大风日超过五十%。我在西藏高原上经历过很多风，但是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却是一个无风时刻。那次我进入一片如同月球一样荒凉的地方，大气寂静到极点，纹丝不动，但是无边大地上布满了千年长风刻蚀的巨大风痕，一条条以风的姿态伸向天边。我当时的感受是那每一条风痕展现的只是西藏的一丝风。那一刻我站在一丝风中，而那一丝风巨大得让我胆战心惊！
不过，仅仅是“高”所造成的气候恶劣，还不是全部问题，使西藏高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的另一个方面，是高海拔的另一个特点──缺氧。
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话──“人活一口气”。“气”无所不在，分分秒秒伴随每个人，甚至连人死也叫“咽气”。虽然古人指的“气”含义很广，但是人所呼吸的空气肯定是其中最基本的元素。近代科学又进一步解释，生命最不可缺的是空气中的氧。人体就像一个靠热量提供能量的锅炉。火的燃烧是产生热量的一种形式，其本质是一个氧化过程，氧越充足，燃烧就越充分，提供的能量也就越大。锅炉使用鼓风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氧进入燃烧。谁都知道有没有鼓风机的燃烧绝对不一样。而所谓的“封火”，无论是把锅炉下面的通风口关上，还是把炉火上面压上湿煤面，作用都是减少氧的进入。你也会看出，那时火是多么暗淡，热量多么微弱。
海拔升高对人的作用就相当于人体锅炉的“封火”。随着海拔升高，空气愈益变得稀薄，空气的含氧量也按比例下降。海拔在三千五百公尺时，人只能得到海平面六十五%的氧气，升至五千五百公尺，就只剩一半氧气。从“人活一口气”变成以“半口气”支持人的生存和活动，其体能的下降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种说法，人在高原哪怕静卧不动，体力消耗也等于在低地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十九世纪的登山家Whymper对人在高原的感受总结得很贴切：“越向上，人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以自己越来越小的力量，去对付越来越大的困难。”［4］荣赫鹏也曾对此发表过意见：“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绅士曾经问过我，长期处于较高的海拔高度，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希望尽快回到较低的海拔高度去。”［5］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氧气对低地人的作用。我认识一位名叫刘励中的摄影家。在一次骑马穿越西藏高原的途中，他追踪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疲劳加风寒，当晚便出现感冒引起的肺水肿。那是一种被认为最危险的高原病，死亡率极高。其病状被这样描写：“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淹没在他自身的液体中，始终伴随着连续、响亮的水泡音，就像他的呼吸是通过液体一样。棉花糖似的白色泡沫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6］刘励中当时已认定自己必死，那时他处于羌塘高原中心，海拔五千五百多米，前后几百里没人烟。对短时间就能致人死地的肺水肿而言，他根本没有走出高原获得救治的时间。
然而奇迹来自他的藏族向导。向导熟知那一带地形，恰好离他发病处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罕见的高原大裂缝。他被绑到马上赶往裂缝。刘励中说他那时昏迷在马背上，只能偶然在颠簸中恢复一下知觉，看到夜空晃动的星星。但是他清楚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氧在增加，每从裂缝向下走一段，窒息就缓解一分，无比舒服和清新的感觉在上升。裂缝底部的海拔只有二千多米，就是那迅速下降的三千米救了他的命。高原医学有这样的定论，只要能将病人迅速送到海拔二千四百米以下，三十分钟到二小时，肺水肿症状就可以改善，最终甚至可以不治自愈［7］。刘励中在那条大裂缝的底部躺了三天，全凭低海拔的氧气恢复了健康，使他最终走出了高原。
在论述高原病的医学书中，低地人在高原缺氧环境下，容易导致的疾病有头痛、失眠、视网膜出血、肺水肿、脑水肿、蒙赫氏病、血凝紊乱、高血压、心室肥大、皮肤癌、压力性牙痛、口腔出血、高原消化性溃疡病、肠扭转、内分泌失调、生育力下降、月经失调、感觉减弱和智力衰退等几十种病症。尤其是低地人长期在高原生活，大部分将发生不可逆的肌体受损。这一点，在许多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身上都得到了证实。
而西藏人世世代代就靠“半口气”生存繁衍。高原从来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从来不会像荣赫鹏那样盼望去低海拔之地。是他们的体力比低地人强呢？还是他们抗受艰苦的能力更强？最近美国和西藏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有关空气低含氧量对新生婴儿影响的研究，告诉我们的结论是更为根本性的──藏人是一个适应缺氧状态的独特人种。
德国《法兰克福报》介绍了那项研究：
研究人员对三十名在拉萨一家医院出生的婴儿进行了研究。其中一半是藏族婴儿，另一半是汉族婴儿。汉族婴儿出生时的平均体重要比藏族婴儿轻三百克。汉族婴儿脐带血中的血红蛋白含量明显高于藏族婴儿。他们的血细胞比溶也比藏族婴儿高。在婴儿出生头两天内研究人员还测量了他们动脉血中的氧饱和度。汉族婴儿清醒状态下的动脉血氧饱和度为九十二％，睡眠时下降为九十％；藏族婴儿的这项指数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都为九十四％。
四个月后，汉藏两族婴儿在这项指数上的差别就更为明显。汉族婴儿的动脉血氧饱和度清醒时为八十二％，睡眠时为七六％；藏族婴儿的这两项数值分别为八十八％和八十六％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三三三期 。明显的缺氧症状主要发生在汉族婴儿当中，尤其是在他们睡眠和渴水的时候。
在许多年前就有关于在西藏的汉族婴儿常常出现缺氧症状的报导。所谓的“亚急性儿童高原症”还表现为呼吸困难、皮肤发紫、肺血管循环加速和心脏功能衰竭。据说生这种病的汉族儿童必须送到海拔较低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能得到完全康复。而在西藏生活了许多代，土生土长的藏族人看来已经适应了那里稀薄的空气。［8］
曾经徒步横穿南极而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汉人秦大河，在西藏却被高原反应打垮，陷入昏迷状态；而我的一位藏族朋友说他母亲试了三次去瑞士探亲，都因为不适应低地气候病在半路，一回到西藏就恢复健康。这种对比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需要时刻记住已经存在于基因中的这种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差别。它一般不会显现出来，但是追根溯源，却往往能够成为理解某些问题的关键。
归根结底，西藏最重要的特征在于高。地球上高耸起这么一块大地，以它的高构成了与周围低地相区别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别的民族之所以容易被纳入主流，失去自身传统，道理在其传统的形成和保存主要是靠人文环境的隔绝，一旦隔绝被打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对西藏，不管怎么打破它的隔绝，有一点却怎么也改变不了──那就是高，因而西藏的传统就是在很多方面，也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藏文明是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建立的“高”文明，唯有藏民族在那“高”的严酷中，与缺氧、低温、狂风、冰雪、强辐射为伴坚守了几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藏人，西藏高原就没有人类生活，也就不归属于人类。因此，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认为西藏属于西藏民族，是有其根本上的合理性的。
2、无人进藏 上
前面曾提到在从东方式关系向近代主权体系转换中，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对历史是非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由于既成事实往往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因此肯定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公平的。以中国之十几亿人，对西藏之几百万人，以实力较量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
如果仅以人口数量和军队大小为实力的标准，西藏确实与中国相差悬殊。然而我们在前面也谈了“天助西藏”，西藏的地理、气候、生存条件与交通的封闭，一直都在有效地帮助西藏人阻挡侵略者。“人活半口气”的状态，也使得低地人难以产生进藏的兴趣，哪怕逼着他们，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逃避。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与西藏的实力又不那么悬殊了。
在中共接管中国以前，西藏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为什么没有控制西藏？原因之一就在那时的中国人战胜不了西藏的“天”──即没有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控制西藏，最终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军事胜利，而在于能否把只适应低地文明的汉人送进西藏，并使他们留在那里。尽管中国人多，对其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的话，它有再大的人口优势不也等于没有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把足够的汉人送进西藏，在西藏长期坚持下去，什么时候也就等于中国战胜并征服了西藏。如果中国在历史上早就做到这一点，中国也就早征服了西藏，近代也就没有了西藏问题。
然而，中国与西藏作为紧邻，关系持续了上千年，到中共进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着书记载，根据一九四三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后，或因原籍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后代已不能称为汉人［9］。
上千年的紧邻关系，真正“移民”西藏的汉人只有二千多 包括家属及其汉藏混血的后代，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对高海拔的先天不适，汉人还难以接受西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藏文明是高海拔地区“天人合一”的最佳方式 后面对此有讨论 。由于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变，汉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进入西藏的广大地区，更不要说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汉人移民大多数都已“藏化”，尤其是在农村牧区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
不要说汉人移民不进西藏，就连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清末有人提出过西藏建省的设想，以“改土归流”的思路将西藏的“异质”政权转变为“同质”政权。但是连被治史者指责为“颟顸武断，漠视藏情”［10］的驻藏大臣联豫对此都不同意。并非联豫不想，建省最有利于他独揽大权，而在于他知道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反复强调的“无人”。
当年偌大西藏，“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11］。遍览联豫在藏期间给朝廷的一百二十一篇奏稿，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计二十五篇，占总数的将近二十一％，足见需求多么强烈。他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是“......联豫自调任以来，先后奏调谘调不下四十余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直到最后，他也无法实现这种最低要求──“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12］。而类似“在藏人员，实苦不敷差遣......惟藏中人材缺乏，诸事维艰......”的抱怨，在他的奏稿里仍是处处可见。一个堂堂二品驻藏大臣，身边只有数员当差者，他究竟能干多少事，发挥多大作用，凭此一点即可估价大概。即使他请调的四十余员尽皆到位──靠那点人又如何够建省呢？
为何中国派赴西藏的官员少到如此地步，又为何驻藏大臣一再要求增加进藏官员而不成？也许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各种摆在桌面上的考虑，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能分析出各种原因，但是我宁愿相信历史的很多结果，其实是当事者的个人意志所导致的──官员们不愿进藏。
照理说官员不同于移民，去哪里上任并不取决于本人是否愿意，而是上级的任命和调遣。然而被调遣的官员不必采取抗命方式，他们可以用其它方面的理由 他们可以找出无穷无尽的理由 ，再配以持久的软磨硬泡，往往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例如联豫赴藏上任之时，带了一班随员从成都起程，行至打箭炉 今甘孜州首府康定 ，随员即要么告病，要么托故，纷纷后退，仅剩十二人。弄得他只好在康定盘桓多日，勉强补上几个随员才能继续进藏。他奏请调用的官员，也是“以道途险远，辞不赴调者，殆居多数，余或中途辞差，或因病去藏，或差满假归。”［13］。有的大臣不得不带自己儿子、侄子做为随员去上任［14］。
其实康定虽为入藏门户，气候和风俗开始变化，但尚有四川“天府之国”的面貌，远较藏区纵深处繁华。我曾从那开车进藏。一出康定就是一座名为“哲多”的大山。山顶积雪数尺，西眺荒凉无际，大风与阳光搅成一团，西藏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能体会那些只能骑马进去而且将一住数年的古代官员，逃避的愿望会有多么强烈。连我都有。
三十年代黄慕松进藏，一路受到最高规格接待，在他的进藏日记里，依然通篇可见路途艰辛。举一段他在路途过夜的感觉：
易珠雄处于高山之阴，空气稀薄，呼吸迫切，气候严寒，冰须裂肤。夜寝重被之上，覆以毛毡，内则体温外发，外则冷气内侵，暖不敌寒，化成水气，毛毡尽湿，触受即濡，瑟缩无眠，头痛又发，直至天明......［15］
走过进藏之路的历代文人所写诗句──“人渐西来天渐冷，密云细雨马头生”、“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那得不回头”......无不透露悲凉的气息。国民政府派驻康区的一位县长给黄慕松说了个谜语──“关外县知事”，打一“四书”里的人名，谜底是“司马牛”。意指在藏区的县长，仅经办乌拉，管理牛马之事而已。黄慕松对炉霍县的描述，整个县城“居民不过百余，有一条小街，长五丈”［16］。五丈是十五米，还不够一个三级跳远的距离，可想谁会愿意被派到那样的地方去当官？
有人可能怀疑我的结论。不愿进藏只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怎么能决定中国上百年的治藏方式？一个国家的统治机器难道可以被其下属官吏所左右？事实往往是这样，官僚体系的官吏们如果取得一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他们的力量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制造惰性。那惰性不是公开的，却会使统治机器的运行成本急剧增高，最终因为无法承担而不了了之。不愿进藏不是谋反，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也都会给予同情、帮助说话或提供方便。虽然进藏者的数量在官吏队伍中所占比例并不多，但是每个面临进藏的官吏都有自己走后门、托人情的庇护网络，网络串网络，从小到大，就有了整体性，个人的小动机也就会影响到国家典章制度的内容，以至治理西藏的大政方针。
且不说被派赴藏的下级属员，即使是驻藏大臣那样的最高驻藏官员，历代清政府所委任的总计一百三十五人中，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二十三人之多，占到十七%［17］，其中不乏寻找理由推脱进藏者。联豫奏折虽似客观报告──“西藏地处极边，道路险阻，水土恶劣，天气苦寒，各省人员，或惮险而畏葸不前，或应调而半途即返”，其实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内心同感。在他的奏稿中，向朝廷表白体弱多病，希望内调，或是请求回京述职 实为休假 的文字一样屡屡可见。设身处地去想，此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举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一百一十二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臣，加上九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一共一百二十三人，竟有三十二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死亡比例高达二十六%──四分之一还多。那些死者大部分是病死，还有三人是被叛乱藏人所杀［18］。
但是无论中国官员如何不愿意进藏，西藏也不能完全不派人去，于是就得考虑“重赏之下出勇夫”。雍正皇帝派首任驻藏大臣僧格和玛拉进西藏时，别的事都没想起叮咛，却也没忘了赏一千两银子。联豫给朝廷出主意，按照当时的出国人员标准，把进藏随员的工资从每月六十两银子提高到一百六十两，并发置装费，任期结束，再根据劳绩给予升迁。以“重赏”鼓励进藏，使进藏成本高昂，加上原本进藏就遥远险阻，花费巨大，财政压力也就从另一个角度促使国家尽量减少驻藏人员。
中国官员普遍不愿进藏还导致另外一个结果，使西藏变成了“被议降革之员”“发边效力赎罪”之地。因为只有这种人容易差遣，不敢抗命，或是愿意有一个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新环境。还有一些官员则是因为得罪了朝廷权贵，被遣赴藏是权贵的惩罚或报复手段。
那些不得已进藏的官员，即使到了西藏，也都想方设法留在相对比较繁华的拉萨，而不去西藏其它地方。这使得中国对广阔的西藏社会基本不能发生影响。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如果要在西藏建立主权，前提之一是需要让中国官员掌握 至少可以约束 西藏的基层政权，可是中国官员连去拉萨都千方百计地逃避，又如何肯去更为偏远艰苦的其它地区呢？
一七九二年，清朝出兵西藏反击廓尔喀入侵之后，鉴于导致那场战争的问题出在班禅治下的后藏，乾隆下谕：“驻藏大臣二员，向俱驻扎前藏，于后藏事务鞭长莫及，嗣后应分驻一员，以资弹压，遇有事务就近办理”［19］。照理说乾隆这主意出得不错，但是带军进藏的大将军福康安等却筹议否决了乾隆这项动议，理由是两位大臣分驻前后藏，不便商办事件。其实真正的理由在哪呢？透过历史的书页，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围坐在酒桌旁，酒至半酣，感情渐浓，有可能被派往后藏的副大臣开始诉说，连在拉萨都是非人日子，再去更偏僻的日喀则该怎么活？正大臣也许仅为打麻将别缺人手，也会帮着副大臣说情。福康安受了招待 也许还受了礼 ，何不送一份人情？于是大家就共同商量怎么对付皇帝，用什么理由，怎样表述，最后让高高在上的皇帝无奈地听凭他们的意愿。
当然这仅是想象，不过也有类似的实例。民国期间国民党特务首脑戴笠曾派一特工小组进藏，指定他们的任务是去西藏与印度之交通要道所在的江孜搜集情报。那小组的一个成员后来亲口所述：“拉萨是西藏政、教、文化中心，市面繁荣，生活条件较好，汉人较藏区其它地方多。于是大家都留恋在拉萨。上级一再来电催促，我等均搪塞、支吾，一直拖延到一九四六年。”［20］那小组进藏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在拉萨一泡就是四年，最终也没有一人去江孜。
到西藏的中国官员皆盼望早回中国内地。黄慕松赴藏留下一位名叫蒋致余的工作人员担任民国驻藏代表。蒋驻藏三年后以健康原因要求返回内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命令他留在拉萨等待接任者，然而蒋竟不顾指示自行弃职离藏［21］。这种以断送仕途前程换取离开西藏的举动，充分表现了中国官员不喜欢留在西藏的强烈程度。
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在果洛玛多县遇见的一个汉族女孩。她的名字叫金花，未满二十岁，一条腿跛于小儿麻痹症。那时我在玛多住院。她是我的病房护士，少言寡语，工作特别细心。在我将要离开玛多的前夜，她问我她该怎么办？她没说出是什么怎么办，但是我明白。牛粪火在天花板上闪动，窗外北风嘶吼，荒原长夜漫漫。她的脸充满了让我心酸的悲哀。那脸上花蕾一般的鲜嫩终会在高原日晒下褪色。哪个少女不是充满了人生向往，但是这片无边的西藏高原，托付不起任何内地文明培养的向往，连打发时光都成了日复一日的折磨。我倾听大风从远方送来的狼叫，想了很久，对她说：“信教吧。”
她也想了很久，回答说：“我是团员，不能信教。”
她现在还坐在牛粪炉旁编织她的毛衣吗？风声和狼叫仍然千年如故，只是她的脸该被风吹出许多皱纹了。
如果仅以人口数量和军队大小为实力的标准，西藏确实与中国相差悬殊。然而我们在前面也谈了“天助西藏”，西藏的地理、气候、生存条件与交通的封闭，一直都在有效地帮助西藏人阻挡侵略者。“人活半口气”的状态，也使得低地人难以产生进藏的兴趣，哪怕逼着他们，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逃避。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与西藏的实力又不那么悬殊了。
在中共接管中国以前，西藏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为什么没有控制西藏？原因之一就在那时的中国人战胜不了西藏的“天”──即没有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控制西藏，最终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军事胜利，而在于能否把只适应低地文明的汉人送进西藏，并使他们留在那里。尽管中国人多，对其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的话，它有再大的人口优势不也等于没有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把足够的汉人送进西藏，在西藏长期坚持下去，什么时候也就等于中国战胜并征服了西藏。如果中国在历史上早就做到这一点，中国也就早征服了西藏，近代也就没有了西藏问题。
然而，中国与西藏作为紧邻，关系持续了上千年，到中共进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着书记载，根据一九四三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后，或因原籍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后代已不能称为汉人［9］。
上千年的紧邻关系，真正“移民”西藏的汉人只有二千多 包括家属及其汉藏混血的后代，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对高海拔的先天不适，汉人还难以接受西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藏文明是高海拔地区“天人合一”的最佳方式 后面对此有讨论 。由于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变，汉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进入西藏的广大地区，更不要说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汉人移民大多数都已“藏化”，尤其是在农村牧区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
不要说汉人移民不进西藏，就连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清末有人提出过西藏建省的设想，以“改土归流”的思路将西藏的“异质”政权转变为“同质”政权。但是连被治史者指责为“颟顸武断，漠视藏情”［10］的驻藏大臣联豫对此都不同意。并非联豫不想，建省最有利于他独揽大权，而在于他知道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反复强调的“无人”。
当年偌大西藏，“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11］。遍览联豫在藏期间给朝廷的一百二十一篇奏稿，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计二十五篇，占总数的将近二十一％，足见需求多么强烈。他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是“......联豫自调任以来，先后奏调谘调不下四十余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直到最后，他也无法实现这种最低要求──“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12］。而类似“在藏人员，实苦不敷差遣......惟藏中人材缺乏，诸事维艰......”的抱怨，在他的奏稿里仍是处处可见。一个堂堂二品驻藏大臣，身边只有数员当差者，他究竟能干多少事，发挥多大作用，凭此一点即可估价大概。即使他请调的四十余员尽皆到位──靠那点人又如何够建省呢？
为何中国派赴西藏的官员少到如此地步，又为何驻藏大臣一再要求增加进藏官员而不成？也许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各种摆在桌面上的考虑，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能分析出各种原因，但是我宁愿相信历史的很多结果，其实是当事者的个人意志所导致的──官员们不愿进藏。
照理说官员不同于移民，去哪里上任并不取决于本人是否愿意，而是上级的任命和调遣。然而被调遣的官员不必采取抗命方式，他们可以用其它方面的理由 他们可以找出无穷无尽的理由 ，再配以持久的软磨硬泡，往往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例如联豫赴藏上任之时，带了一班随员从成都起程，行至打箭炉 今甘孜州首府康定 ，随员即要么告病，要么托故，纷纷后退，仅剩十二人。弄得他只好在康定盘桓多日，勉强补上几个随员才能继续进藏。他奏请调用的官员，也是“以道途险远，辞不赴调者，殆居多数，余或中途辞差，或因病去藏，或差满假归。”［13］。有的大臣不得不带自己儿子、侄子做为随员去上任［14］。
其实康定虽为入藏门户，气候和风俗开始变化，但尚有四川“天府之国”的面貌，远较藏区纵深处繁华。我曾从那开车进藏。一出康定就是一座名为“哲多”的大山。山顶积雪数尺，西眺荒凉无际，大风与阳光搅成一团，西藏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能体会那些只能骑马进去而且将一住数年的古代官员，逃避的愿望会有多么强烈。连我都有。
三十年代黄慕松进藏，一路受到最高规格接待，在他的进藏日记里，依然通篇可见路途艰辛。举一段他在路途过夜的感觉：
易珠雄处于高山之阴，空气稀薄，呼吸迫切，气候严寒，冰须裂肤。夜寝重被之上，覆以毛毡，内则体温外发，外则冷气内侵，暖不敌寒，化成水气，毛毡尽湿，触受即濡，瑟缩无眠，头痛又发，直至天明......［15］
走过进藏之路的历代文人所写诗句──“人渐西来天渐冷，密云细雨马头生”、“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那得不回头”......无不透露悲凉的气息。国民政府派驻康区的一位县长给黄慕松说了个谜语──“关外县知事”，打一“四书”里的人名，谜底是“司马牛”。意指在藏区的县长，仅经办乌拉，管理牛马之事而已。黄慕松对炉霍县的描述，整个县城“居民不过百余，有一条小街，长五丈”［16］。五丈是十五米，还不够一个三级跳远的距离，可想谁会愿意被派到那样的地方去当官？
有人可能怀疑我的结论。不愿进藏只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怎么能决定中国上百年的治藏方式？一个国家的统治机器难道可以被其下属官吏所左右？事实往往是这样，官僚体系的官吏们如果取得一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他们的力量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制造惰性。那惰性不是公开的，却会使统治机器的运行成本急剧增高，最终因为无法承担而不了了之。不愿进藏不是谋反，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也都会给予同情、帮助说话或提供方便。虽然进藏者的数量在官吏队伍中所占比例并不多，但是每个面临进藏的官吏都有自己走后门、托人情的庇护网络，网络串网络，从小到大，就有了整体性，个人的小动机也就会影响到国家典章制度的内容，以至治理西藏的大政方针。
且不说被派赴藏的下级属员，即使是驻藏大臣那样的最高驻藏官员，历代清政府所委任的总计一百三十五人中，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二十三人之多，占到十七%［17］，其中不乏寻找理由推脱进藏者。联豫奏折虽似客观报告──“西藏地处极边，道路险阻，水土恶劣，天气苦寒，各省人员，或惮险而畏葸不前，或应调而半途即返”，其实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内心同感。在他的奏稿中，向朝廷表白体弱多病，希望内调，或是请求回京述职 实为休假 的文字一样屡屡可见。设身处地去想，此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举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一百一十二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臣，加上九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一共一百二十三人，竟有三十二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死亡比例高达二十六%──四分之一还多。那些死者大部分是病死，还有三人是被叛乱藏人所杀［18］。
但是无论中国官员如何不愿意进藏，西藏也不能完全不派人去，于是就得考虑“重赏之下出勇夫”。雍正皇帝派首任驻藏大臣僧格和玛拉进西藏时，别的事都没想起叮咛，却也没忘了赏一千两银子。联豫给朝廷出主意，按照当时的出国人员标准，把进藏随员的工资从每月六十两银子提高到一百六十两，并发置装费，任期结束，再根据劳绩给予升迁。以“重赏”鼓励进藏，使进藏成本高昂，加上原本进藏就遥远险阻，花费巨大，财政压力也就从另一个角度促使国家尽量减少驻藏人员。
中国官员普遍不愿进藏还导致另外一个结果，使西藏变成了“被议降革之员”“发边效力赎罪”之地。因为只有这种人容易差遣，不敢抗命，或是愿意有一个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新环境。还有一些官员则是因为得罪了朝廷权贵，被遣赴藏是权贵的惩罚或报复手段。
那些不得已进藏的官员，即使到了西藏，也都想方设法留在相对比较繁华的拉萨，而不去西藏其它地方。这使得中国对广阔的西藏社会基本不能发生影响。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如果要在西藏建立主权，前提之一是需要让中国官员掌握 至少可以约束 西藏的基层政权，可是中国官员连去拉萨都千方百计地逃避，又如何肯去更为偏远艰苦的其它地区呢？
一七九二年，清朝出兵西藏反击廓尔喀入侵之后，鉴于导致那场战争的问题出在班禅治下的后藏，乾隆下谕：“驻藏大臣二员，向俱驻扎前藏，于后藏事务鞭长莫及，嗣后应分驻一员，以资弹压，遇有事务就近办理”［19］。照理说乾隆这主意出得不错，但是带军进藏的大将军福康安等却筹议否决了乾隆这项动议，理由是两位大臣分驻前后藏，不便商办事件。其实真正的理由在哪呢？透过历史的书页，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围坐在酒桌旁，酒至半酣，感情渐浓，有可能被派往后藏的副大臣开始诉说，连在拉萨都是非人日子，再去更偏僻的日喀则该怎么活？正大臣也许仅为打麻将别缺人手，也会帮着副大臣说情。福康安受了招待 也许还受了礼 ，何不送一份人情？于是大家就共同商量怎么对付皇帝，用什么理由，怎样表述，最后让高高在上的皇帝无奈地听凭他们的意愿。
当然这仅是想象，不过也有类似的实例。民国期间国民党特务首脑戴笠曾派一特工小组进藏，指定他们的任务是去西藏与印度之交通要道所在的江孜搜集情报。那小组的一个成员后来亲口所述：“拉萨是西藏政、教、文化中心，市面繁荣，生活条件较好，汉人较藏区其它地方多。于是大家都留恋在拉萨。上级一再来电催促，我等均搪塞、支吾，一直拖延到一九四六年。”［20］那小组进藏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在拉萨一泡就是四年，最终也没有一人去江孜。
到西藏的中国官员皆盼望早回中国内地。黄慕松赴藏留下一位名叫蒋致余的工作人员担任民国驻藏代表。蒋驻藏三年后以健康原因要求返回内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命令他留在拉萨等待接任者，然而蒋竟不顾指示自行弃职离藏［21］。这种以断送仕途前程换取离开西藏的举动，充分表现了中国官员不喜欢留在西藏的强烈程度。
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在果洛玛多县遇见的一个汉族女孩。她的名字叫金花，未满二十岁，一条腿跛于小儿麻痹症。那时我在玛多住院。她是我的病房护士，少言寡语，工作特别细心。在我将要离开玛多的前夜，她问我她该怎么办？她没说出是什么怎么办，但是我明白。牛粪火在天花板上闪动，窗外北风嘶吼，荒原长夜漫漫。她的脸充满了让我心酸的悲哀。那脸上花蕾一般的鲜嫩终会在高原日晒下褪色。哪个少女不是充满了人生向往，但是这片无边的西藏高原，托付不起任何内地文明培养的向往，连打发时光都成了日复一日的折磨。我倾听大风从远方送来的狼叫，想了很久，对她说：“信教吧。”
她也想了很久，回答说：“我是团员，不能信教。”
她现在还坐在牛粪炉旁编织她的毛衣吗？风声和狼叫仍然千年如故，只是她的脸该被风吹出许多皱纹了。
3、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
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天集体性地具有了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与西藏的“天”站在同一水平。产生这样一批可以与西藏之“天”相抗衡的中国人并非易事，直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奇迹才终于出现。正像前面所说的，西藏就垂在中国的手边，何时中国产生了可以战胜西藏之天的人，解决了无人进藏的问题，西藏何时就会瓜熟蒂落被中国所摘取。
解释毛泽东时代为何会产生一代狂热的献身者，那是另外一本书的话题。在这里，无论认为那是宗教苦行、集体“洗脑”，甚至纯粹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那样一批人确实在毛泽东时代产生了，并且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了西藏。
毛泽东的精神威力在中共军队与藏军在昌都进行的战役中就已充分展现。战役之前，为了适应高原，中共军队有房子不住，却宿营帐篷。每天进行负重行军训练，士兵们在背包里装上重达三四十公斤的石头［22］。战役打响后，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是全歼藏军主力，实现那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必须及时切断藏军退路，完成包围。藏军回撤走直线，中共军队却必须绕行一个长达千里的迂回。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四团是担负迂回任务的部队之一，部队最长连续奔跑三十六小时，很多士兵累得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团长晋武肩抗一挺机关枪始终跑在队伍最前面，到达最后目的地恩达时，身边只剩三十二个士兵。从另一个方向合围的青海骑兵支队赶到恩达时，一千几百匹战马跑垮了五百多匹，除掉队的以外，只剩骑兵百余人和弃马徒步奔跑的百余人。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将军回忆当时的情况：“......每天只有开饭前后才能作短时间休息，十多天内连鞋子都没有脱过，一天 几条河，鞋子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鞋子竟脱不下来，两只脚肿得像面包。”［23］结果中共军队以几小时的提前量抢在了藏军前面，使藏军因退路切断不得不全体投降，葬送了西藏军事力量的主力。
随后进军西藏遇到的困难更大，除了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成的行军艰难，还有后勤供应跟不上造成的饥饿。有人甚至被饿死。至今在进藏路上，还可以看到当年进藏者的陵墓或纪念碑。一些碑上刻着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为了克服雪盲，当时的办法是把马尾巴剪下来编织成网，罩在眼睛上，由眼睛还能看得见光的人牵马，完全失明的拉着马尾巴跟在后面一串。［24］
因为西藏高原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植物，取火作饭只能以牛粪为燃料。每个士兵随身带一个口袋，看见牛粪就拣。雨雪多，牛粪太湿烧不燃。为了宿营时能作成饭，一些士兵把湿牛粪夹在腋窝里行军，靠体温把牛粪捂干。［25］
本来女兵不进藏，但是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认为文工团对鼓舞部队士气不可缺少，不同意精简，所以文工团女兵也加入了进藏部队。她们遇到的问题当然更多。女兵李国柱回忆：
在进藏途中，我们都怕碰上经期，一接近经期就提心吊胆。一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藏时，我们为了减轻携带行李的重量，谁也没有带卫生纸。月经来了，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把棉裤腰间的棉花扯下来用。当时我们女兵的棉裤，腰间的棉花全抽完了。因为这一节上面有衣服挡着，冻不着人；第二就是用路边上一种宽叶草，像牛皮菜一样的这种草来垫，用过之后扔掉。这种草很柔软不扎肉，但干了后很硬。我就吃过亏，把阴部都磨出血了。但还得要用它，因为没有其它比它好的。一条棉裤腰上的棉花扯不了几次就扯完了。经期我最怕过河。我倒霉的经期在快到拉萨时又来了。那里十月中旬，有一天我们一下就过了十三条河。你说冷到什么程度？脱掉鞋袜下到水中，脚板上立刻就冻粘上小石头。这些石头还不能随便往下弄，一拔石头连肉皮都要带一块下来。我们班就有一个女兵上当，一上岸见脚板粘满钉螺一样的石头，忙用手一颗一颗往下拔，一拔一个坑，血淋淋的，连路都走不了。对付这种石头要在上岸以后烧一堆火，将脚放在火边慢慢地加温，烤化冰后再一颗一颗地试着轻轻往下拣。可是河水再冰也得过。我现在经常腰痛就是在经期过河种下的病。刚进西藏时过河都把棉裤脱掉，后来脱不及了，因为走不了多远又有河，就干脆不脱。棉裤湿了，上岸后身体的热量刚汲干，又得下水。关节炎是我们当年进藏女兵的家常病......
西藏的太阳很毒，把所有人的脸都晒得黝黑。风卷着沙成天往身上钻。洗脸后，风一吹脸就火辣辣地疼，所以我从来没有洗过脸，洗过头。说来也不怕人笑话，内裤上几次经期残留在上面的血迹都没有洗，更不要说常洗澡了。我们从离开康定后一直都没有洗过澡。一直到居胫菜温泉，我们等男兵洗完澡走了，等到黄昏了，才钻进温泉彻彻底底地洗一洗身子，洗一洗内衣内裤。裤衩脏到什么程度──一揉就是一泡红血水。开始不好意思，后来见大家都是一样脏，也无所谓了，不怕羞了，也认为理所当然了。由于几月才洗上这么一次澡，经历了几次经期，我们全体女兵当时生殖器都受细菌感染。白天行军出汗痒，晚上睡觉发热后痒，也不好意思抓痒，都强烈地控制，精神极度紧张。许多人失眠，精神衰弱，这也是造成许多当时进藏的女兵患妇科病的一个原因......［26］
面对中共军队进藏时的坚苦卓绝之精神，令人难以不承认毛泽东所称的“精神原子弹”，甚至可以由此理解毛泽东的唯心主义来源。他之所以坚信“人的因素第一”，甚至他的部下提出荒谬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和他多年来不断在献身者创造的奇迹中得到验证是分不开的。人一旦拥有英雄主义，能量可以成倍甚至数倍地翻番，达到以常规思维不可思议的程度。利用这种产生于无形精神的能量，对常常感到有形资源匮乏的领袖必然会有极大的吸引力。到后来，毛泽东也许已认为全体人民都该为他这样献身，不献身反而成为罪过，当然，那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
进藏路上为牺牲者所立的碑中，不少是为纪念筑路死难者的。仅修通四川进西藏一条公路，就死了三千多人 最新材料披露死亡人数为四千九百六十三人［27］ 。川藏公路的修造异常艰难，大量在悬崖绝壁上修路的地段需要悬空作业，先用绳索把人从悬崖顶部吊下去，在悬崖上打出炮眼，再用爆破方式炸出路基。在永冻土地带，则要先从几十公里外砍来木柴，烤化冻土后再施工。那时连一份详尽一点的西藏地图都没有，更不要说水文、地质、地震等方面的资料。为了建立资料，当时派出了十几支勘测队。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记述勘测队的情况：
有一支勘测队，从昌都到拉萨步行踏勘，往返行程约五千公里，整整历时一年多。由于山高、路险，林密，又无通讯工具，他们和司令部失掉联络数月之久，为了勘察一条合理的路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人迹罕见的悬崖绝壁，渡过数十条激流冰河。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司令部，一个个衣服磨破，发乱如麻，胡须满面，面黄肌瘦。当我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握着他们的手，看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的面容时，不禁感动得流泪......［28］
在公路修通以前，十几万人筑路队伍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长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只能以野菜充饥。当时一个团一年吃掉一百五十万斤野菜。冬天住在帐篷里，冷到鞋会被冻在地上，第二天早晨要用棍子才能撬开［29］。雨季来临，塌方、泥石流、山洪经常把修好的路大段摧毁，只得从头再修。但是那时的士气始终保持高涨，有些事会令今天的人感觉不可思议。例如冬天掌扦打锤震得手掌开裂，士兵们竟然能用缝衣服的针线缝合震裂的虎口再继续干。为加快筑路进度，他们夜间把棉花绑在扦子顶，黑暗中看着棉花的白点打锤［30］。筑路者的生活条件也简陋到极点，洗脚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小坑，铺上油布，代替洗脚盆。［31］
在中共的术语中，“老西藏”一词专指那些从五、六十年代即进西藏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被中共高层誉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中共在西藏建政以后，派到各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人领了一块木牌，牌上写着中共西藏某县委员会的字样。县委书记们骑上马背着木牌去上任，走到哪，木牌往帐篷外面一插，就是县委的办公地［32］。
那时中共动员人员进藏，常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甚至不让去的也非要去。我认识北京科技出版社一位名叫郭亚夫的编辑，当年为申请进藏去“革命”，曾与另一个同伴找到正在北京办“学习班”的西藏领导人住地，潜入当时西藏主要领导人陈明义的房间。几个小时后陈明义才回房间，被她们吓了一大跳。她们当天没有磨出结果，几天后又堵在军用机场，表示揪着陈的飞机尾巴也要去西藏。陈明义只好表态只要她们能到西藏，他就欢迎。结果郭与十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历尽千辛万苦，坐火车，倒汽车，最后真地到了拉萨，站到了陈明义面前。陈无话可说，只好批准他们去拉萨郊外的军区农场去喂猪和种地。两年后，郭和她的同伴们被分配到位于藏北无人区的勘探队，一干就是十一年，跑遍了藏北的山山水水。
当然，那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西藏是怎么回事，报名仅仅是盲目地“响应组织号召”。一些人真看到西藏面目时就开始后悔了。然而那时中共的威力还在于，即使进藏者心里后悔，嘴上也不敢说，进藏后照样还得全心全意地工作，一干多年乃至终生。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还有宗教裁判的威慑。在这方面，共产党的宗教可能比其它任何宗教都更严厉，更善于剥夺人们抵抗的意志。
汉人刚上高原，有时连吃饭都会因为高山反应成为难事。驻扎在海拔五三八○米的神仙湾哨卡的边防连队，有一个传统“吃饭比赛”，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而设立的。炊事班每天记录每人每顿吃饭的数量，进行成绩评定，一碗及格、二碗良好、三碗优秀，吃多的表扬，吃少或不吃的批评。刚上哨卡的士兵常常是吃了吐，吐了吃，实在不行只能靠输液维持。［33］
对于进藏汉人，与内地的通信是个大问题。不少地方一到冬季大雪封山，邮路就中断，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把积攒在一起的信件同时送到。一位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过的汉人这样回忆：
漫长的冬天总算过去了。“五一”后，邮局接到通知：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各县，给干部职工带来春的信息。噶尔昆沙更像家家要讨媳妇一样坐卧不安，兴奋不已，都在盘算着绿衣使者将给他们带来什么。邮车抵达仅剩下一天路程的日土县，给噶尔昆沙发来第二封电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吃过午饭，哪还有心思上班，几乎全城居民都纷纷爬上城墙和房顶，引颈遥望着西北方的公路尽头，希望以先睹邮车为快。我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黄昏时分，只见远山脚下升起一溜尘烟，拖出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房顶城墙上的人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来啦！来啦！”那望眼欲穿的渴盼，那即将到来的喜讯和可能的失去，激动得大家都热泪盈眶了。［34］
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收到几十封信。人们一般先把信按发信的时间顺序排好，然后从最早一封开始看起。半年发生的事情一一展现，随着不同事情的喜愁悲欢，有人先哭后笑，有人先笑后哭，或是哭了又笑，或是笑了又哭，那可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在那种条件下，最难过的要属正在与内地“对象”谈恋爱的人，无法通信往往导致恋爱破裂。急迫的人只有藉助那时仅有的另一种的通讯手段──无线电报，花费贵不用说，而且无法顾及隐私。阿里地区一个报务员为人发过这样一封电报：“我昨晚做了一场美梦，趁你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事后报务员和发报人都为这封电报受到严厉批评，被领导干部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35］。
闭塞与孤独常常给人造成性格或行为上的变异，例如有人谈到这样一件小事：
我与区秘书,一位汉族大学生,同室而居。他每天凌晨七点──距天亮还差两个多钟头，总要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中央台播送的广播体操口令。但是他并不做操，人仍躺在床上，频率并不对得很准，嘶嘶啦的杂音更加揪心刺耳，直到口令结束才关机，再次进入梦乡。天天如此，成为一种怪癖，我忍不住问他为了什么，回答是：“我想忘掉孤独。”［36］
那时西藏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多数进藏汉人都无法把家安在西藏。有的即使夫妻都在西藏，也把孩子送回中国内地由亲属代养。这样的孩子往往与父母在感情上非常疏远。有的孩子因为从小常年不叫爸妈，后来终生都对叫爸妈难于启齿［37］。
不过总体来讲，那年代对中共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绝大部分进藏汉人都能以苦行态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艰苦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他们可以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建设祖国边疆”、“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今天看起来纯属空洞的政治口号中找到心理支点，支撑他们奉献青春乃至终生。
那个年代的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奉为教条，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大多都是抱着真诚意愿，认为自己是去为“藏族同胞”造福的。日喀则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是一个“老西藏”，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日喀则一个地区就有一百多支全国各地进藏的巡回医疗队。到处都能见到他们打着红旗唱着歌的身影，或骑马、或步行，条件最好的是坐卡车，奔波各处去给西藏老百姓看病。
当然，那时的进藏者除了出于对中共的真诚信仰，还因为处在那时的“全能”体制下没有个人选择的可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既是豪言壮语，也是别无它途，所以中共那时不仅可以随时调动它所需要的汉人进藏，而且可以容易地把他们安排到基层，下到农村和牧区。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在毛泽东时代获得彻底解决。
“精神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一批又一批汉人开进西藏。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四·五万，军队人数达到五万［38］。六、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余军队［39］，不难看出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与其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
解释毛泽东时代为何会产生一代狂热的献身者，那是另外一本书的话题。在这里，无论认为那是宗教苦行、集体“洗脑”，甚至纯粹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那样一批人确实在毛泽东时代产生了，并且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了西藏。
毛泽东的精神威力在中共军队与藏军在昌都进行的战役中就已充分展现。战役之前，为了适应高原，中共军队有房子不住，却宿营帐篷。每天进行负重行军训练，士兵们在背包里装上重达三四十公斤的石头［22］。战役打响后，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是全歼藏军主力，实现那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必须及时切断藏军退路，完成包围。藏军回撤走直线，中共军队却必须绕行一个长达千里的迂回。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四团是担负迂回任务的部队之一，部队最长连续奔跑三十六小时，很多士兵累得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团长晋武肩抗一挺机关枪始终跑在队伍最前面，到达最后目的地恩达时，身边只剩三十二个士兵。从另一个方向合围的青海骑兵支队赶到恩达时，一千几百匹战马跑垮了五百多匹，除掉队的以外，只剩骑兵百余人和弃马徒步奔跑的百余人。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将军回忆当时的情况：“......每天只有开饭前后才能作短时间休息，十多天内连鞋子都没有脱过，一天 几条河，鞋子一直都是湿漉漉的。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鞋子竟脱不下来，两只脚肿得像面包。”［23］结果中共军队以几小时的提前量抢在了藏军前面，使藏军因退路切断不得不全体投降，葬送了西藏军事力量的主力。
随后进军西藏遇到的困难更大，除了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成的行军艰难，还有后勤供应跟不上造成的饥饿。有人甚至被饿死。至今在进藏路上，还可以看到当年进藏者的陵墓或纪念碑。一些碑上刻着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为了克服雪盲，当时的办法是把马尾巴剪下来编织成网，罩在眼睛上，由眼睛还能看得见光的人牵马，完全失明的拉着马尾巴跟在后面一串。［24］
因为西藏高原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植物，取火作饭只能以牛粪为燃料。每个士兵随身带一个口袋，看见牛粪就拣。雨雪多，牛粪太湿烧不燃。为了宿营时能作成饭，一些士兵把湿牛粪夹在腋窝里行军，靠体温把牛粪捂干。［25］
本来女兵不进藏，但是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认为文工团对鼓舞部队士气不可缺少，不同意精简，所以文工团女兵也加入了进藏部队。她们遇到的问题当然更多。女兵李国柱回忆：
在进藏途中，我们都怕碰上经期，一接近经期就提心吊胆。一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藏时，我们为了减轻携带行李的重量，谁也没有带卫生纸。月经来了，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把棉裤腰间的棉花扯下来用。当时我们女兵的棉裤，腰间的棉花全抽完了。因为这一节上面有衣服挡着，冻不着人；第二就是用路边上一种宽叶草，像牛皮菜一样的这种草来垫，用过之后扔掉。这种草很柔软不扎肉，但干了后很硬。我就吃过亏，把阴部都磨出血了。但还得要用它，因为没有其它比它好的。一条棉裤腰上的棉花扯不了几次就扯完了。经期我最怕过河。我倒霉的经期在快到拉萨时又来了。那里十月中旬，有一天我们一下就过了十三条河。你说冷到什么程度？脱掉鞋袜下到水中，脚板上立刻就冻粘上小石头。这些石头还不能随便往下弄，一拔石头连肉皮都要带一块下来。我们班就有一个女兵上当，一上岸见脚板粘满钉螺一样的石头，忙用手一颗一颗往下拔，一拔一个坑，血淋淋的，连路都走不了。对付这种石头要在上岸以后烧一堆火，将脚放在火边慢慢地加温，烤化冰后再一颗一颗地试着轻轻往下拣。可是河水再冰也得过。我现在经常腰痛就是在经期过河种下的病。刚进西藏时过河都把棉裤脱掉，后来脱不及了，因为走不了多远又有河，就干脆不脱。棉裤湿了，上岸后身体的热量刚汲干，又得下水。关节炎是我们当年进藏女兵的家常病......
西藏的太阳很毒，把所有人的脸都晒得黝黑。风卷着沙成天往身上钻。洗脸后，风一吹脸就火辣辣地疼，所以我从来没有洗过脸，洗过头。说来也不怕人笑话，内裤上几次经期残留在上面的血迹都没有洗，更不要说常洗澡了。我们从离开康定后一直都没有洗过澡。一直到居胫菜温泉，我们等男兵洗完澡走了，等到黄昏了，才钻进温泉彻彻底底地洗一洗身子，洗一洗内衣内裤。裤衩脏到什么程度──一揉就是一泡红血水。开始不好意思，后来见大家都是一样脏，也无所谓了，不怕羞了，也认为理所当然了。由于几月才洗上这么一次澡，经历了几次经期，我们全体女兵当时生殖器都受细菌感染。白天行军出汗痒，晚上睡觉发热后痒，也不好意思抓痒，都强烈地控制，精神极度紧张。许多人失眠，精神衰弱，这也是造成许多当时进藏的女兵患妇科病的一个原因......［26］
面对中共军队进藏时的坚苦卓绝之精神，令人难以不承认毛泽东所称的“精神原子弹”，甚至可以由此理解毛泽东的唯心主义来源。他之所以坚信“人的因素第一”，甚至他的部下提出荒谬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和他多年来不断在献身者创造的奇迹中得到验证是分不开的。人一旦拥有英雄主义，能量可以成倍甚至数倍地翻番，达到以常规思维不可思议的程度。利用这种产生于无形精神的能量，对常常感到有形资源匮乏的领袖必然会有极大的吸引力。到后来，毛泽东也许已认为全体人民都该为他这样献身，不献身反而成为罪过，当然，那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
进藏路上为牺牲者所立的碑中，不少是为纪念筑路死难者的。仅修通四川进西藏一条公路，就死了三千多人 最新材料披露死亡人数为四千九百六十三人［27］ 。川藏公路的修造异常艰难，大量在悬崖绝壁上修路的地段需要悬空作业，先用绳索把人从悬崖顶部吊下去，在悬崖上打出炮眼，再用爆破方式炸出路基。在永冻土地带，则要先从几十公里外砍来木柴，烤化冻土后再施工。那时连一份详尽一点的西藏地图都没有，更不要说水文、地质、地震等方面的资料。为了建立资料，当时派出了十几支勘测队。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记述勘测队的情况：
有一支勘测队，从昌都到拉萨步行踏勘，往返行程约五千公里，整整历时一年多。由于山高、路险，林密，又无通讯工具，他们和司令部失掉联络数月之久，为了勘察一条合理的路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人迹罕见的悬崖绝壁，渡过数十条激流冰河。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司令部，一个个衣服磨破，发乱如麻，胡须满面，面黄肌瘦。当我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握着他们的手，看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的面容时，不禁感动得流泪......［28］
在公路修通以前，十几万人筑路队伍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长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只能以野菜充饥。当时一个团一年吃掉一百五十万斤野菜。冬天住在帐篷里，冷到鞋会被冻在地上，第二天早晨要用棍子才能撬开［29］。雨季来临，塌方、泥石流、山洪经常把修好的路大段摧毁，只得从头再修。但是那时的士气始终保持高涨，有些事会令今天的人感觉不可思议。例如冬天掌扦打锤震得手掌开裂，士兵们竟然能用缝衣服的针线缝合震裂的虎口再继续干。为加快筑路进度，他们夜间把棉花绑在扦子顶，黑暗中看着棉花的白点打锤［30］。筑路者的生活条件也简陋到极点，洗脚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小坑，铺上油布，代替洗脚盆。［31］
在中共的术语中，“老西藏”一词专指那些从五、六十年代即进西藏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被中共高层誉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中共在西藏建政以后，派到各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人领了一块木牌，牌上写着中共西藏某县委员会的字样。县委书记们骑上马背着木牌去上任，走到哪，木牌往帐篷外面一插，就是县委的办公地［32］。
那时中共动员人员进藏，常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甚至不让去的也非要去。我认识北京科技出版社一位名叫郭亚夫的编辑，当年为申请进藏去“革命”，曾与另一个同伴找到正在北京办“学习班”的西藏领导人住地，潜入当时西藏主要领导人陈明义的房间。几个小时后陈明义才回房间，被她们吓了一大跳。她们当天没有磨出结果，几天后又堵在军用机场，表示揪着陈的飞机尾巴也要去西藏。陈明义只好表态只要她们能到西藏，他就欢迎。结果郭与十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历尽千辛万苦，坐火车，倒汽车，最后真地到了拉萨，站到了陈明义面前。陈无话可说，只好批准他们去拉萨郊外的军区农场去喂猪和种地。两年后，郭和她的同伴们被分配到位于藏北无人区的勘探队，一干就是十一年，跑遍了藏北的山山水水。
当然，那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西藏是怎么回事，报名仅仅是盲目地“响应组织号召”。一些人真看到西藏面目时就开始后悔了。然而那时中共的威力还在于，即使进藏者心里后悔，嘴上也不敢说，进藏后照样还得全心全意地工作，一干多年乃至终生。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还有宗教裁判的威慑。在这方面，共产党的宗教可能比其它任何宗教都更严厉，更善于剥夺人们抵抗的意志。
汉人刚上高原，有时连吃饭都会因为高山反应成为难事。驻扎在海拔五三八○米的神仙湾哨卡的边防连队，有一个传统“吃饭比赛”，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而设立的。炊事班每天记录每人每顿吃饭的数量，进行成绩评定，一碗及格、二碗良好、三碗优秀，吃多的表扬，吃少或不吃的批评。刚上哨卡的士兵常常是吃了吐，吐了吃，实在不行只能靠输液维持。［33］
对于进藏汉人，与内地的通信是个大问题。不少地方一到冬季大雪封山，邮路就中断，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把积攒在一起的信件同时送到。一位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过的汉人这样回忆：
漫长的冬天总算过去了。“五一”后，邮局接到通知：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各县，给干部职工带来春的信息。噶尔昆沙更像家家要讨媳妇一样坐卧不安，兴奋不已，都在盘算着绿衣使者将给他们带来什么。邮车抵达仅剩下一天路程的日土县，给噶尔昆沙发来第二封电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吃过午饭，哪还有心思上班，几乎全城居民都纷纷爬上城墙和房顶，引颈遥望着西北方的公路尽头，希望以先睹邮车为快。我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黄昏时分，只见远山脚下升起一溜尘烟，拖出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房顶城墙上的人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来啦！来啦！”那望眼欲穿的渴盼，那即将到来的喜讯和可能的失去，激动得大家都热泪盈眶了。［34］
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收到几十封信。人们一般先把信按发信的时间顺序排好，然后从最早一封开始看起。半年发生的事情一一展现，随着不同事情的喜愁悲欢，有人先哭后笑，有人先笑后哭，或是哭了又笑，或是笑了又哭，那可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在那种条件下，最难过的要属正在与内地“对象”谈恋爱的人，无法通信往往导致恋爱破裂。急迫的人只有藉助那时仅有的另一种的通讯手段──无线电报，花费贵不用说，而且无法顾及隐私。阿里地区一个报务员为人发过这样一封电报：“我昨晚做了一场美梦，趁你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事后报务员和发报人都为这封电报受到严厉批评，被领导干部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35］。
闭塞与孤独常常给人造成性格或行为上的变异，例如有人谈到这样一件小事：
我与区秘书,一位汉族大学生,同室而居。他每天凌晨七点──距天亮还差两个多钟头，总要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中央台播送的广播体操口令。但是他并不做操，人仍躺在床上，频率并不对得很准，嘶嘶啦的杂音更加揪心刺耳，直到口令结束才关机，再次进入梦乡。天天如此，成为一种怪癖，我忍不住问他为了什么，回答是：“我想忘掉孤独。”［36］
那时西藏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多数进藏汉人都无法把家安在西藏。有的即使夫妻都在西藏，也把孩子送回中国内地由亲属代养。这样的孩子往往与父母在感情上非常疏远。有的孩子因为从小常年不叫爸妈，后来终生都对叫爸妈难于启齿［37］。
不过总体来讲，那年代对中共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绝大部分进藏汉人都能以苦行态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艰苦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他们可以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建设祖国边疆”、“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今天看起来纯属空洞的政治口号中找到心理支点，支撑他们奉献青春乃至终生。
那个年代的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奉为教条，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大多都是抱着真诚意愿，认为自己是去为“藏族同胞”造福的。日喀则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是一个“老西藏”，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日喀则一个地区就有一百多支全国各地进藏的巡回医疗队。到处都能见到他们打着红旗唱着歌的身影，或骑马、或步行，条件最好的是坐卡车，奔波各处去给西藏老百姓看病。
当然，那时的进藏者除了出于对中共的真诚信仰，还因为处在那时的“全能”体制下没有个人选择的可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既是豪言壮语，也是别无它途，所以中共那时不仅可以随时调动它所需要的汉人进藏，而且可以容易地把他们安排到基层，下到农村和牧区。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在毛泽东时代获得彻底解决。
“精神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一批又一批汉人开进西藏。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四·五万，军队人数达到五万［38］。六、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余军队［39］，不难看出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与其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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