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助西藏
在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以前，人类世界的状况基本是以不同民族之间的征服和融合为主的。早期的部落逐步融合成民族，不同的民族之间又逐步融合或相互征服，形成后来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民族消失了，合并成更大的民族。
汉族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大民族。现在的人口数为十一亿以上。即使在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也有一亿五千万之多。那时汉族人口向周边扩散的态势已经很强。在人口稠密的西南，少数民族日益感到汉族人口扩张的压力，同时也不断被汉文明同化。即使当时明朝法律禁止人民泛海，仍然有大量汉人从海路向东南亚各国移民［20］。四川是紧邻西藏的中国省份，也是汉族人口最稠密的省 。现在有一亿二千万人，除了世界几个大国，比其它任何国家的人口都多，为什么汉民族多少世纪以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至今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却唯独绕过紧挨身边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呢？
西藏高原大概在北纬二十七到三十七度之间。如果我们设想把整个西藏高原的高地削平，让那里成为一片广阔平原，它的纬度正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北边缘的位置与济南、太原、德黑兰、阿尔及尔或洛杉矶差不多。南边缘的位置与长沙、南昌、新德里或佛罗里达相当。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地理区域内的平原地区，应该是遍布森林草原、气候温和并且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不用怀疑，汉人一定会不可阻挡地挤占进去，就如同他们挤占了广西、贵州、云南、内蒙古和中国的东北一样。那样，也许今天藏民族早就与汉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了，或是在汉人的挤压下收缩到很小的地区。
之所以西藏没有落到这样的结局，那肯定不是出于汉人的“仁慈”，也不是由于西藏人的抵抗──二者之间相差百倍的人口会在历史长河中淹没任何抵抗的意志──而是“天”对西藏的帮助。
我在这里所说的“天”，应该理解为气候和地理的总和。也许进一步深入看，地球演进过程中的种种偶然和必然也该算在内。但是不考虑那些伸展到上帝之源头的玄机，从最实在的层面考虑，西藏高原的地理应该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地质学上有个术语，叫做“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说的是几百万年以前，印度半岛向北漂移，顶撞在亚洲大陆上，巨大的能量使得二者接合部 那时在海底 被顶出一道长二千五百公里，宽三百公里的隆起，那就是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脉。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讲具有完全不同的时空和能量概念，但是不妨这样形象地想象──就像你用一块烤饼去顶平摊在面板上的大面团，你会看到先是面团的边缘隆起，接着与那边缘相邻的部分也在你继续用力之下随之隆起──那隆起的边缘相当于喜马拉雅山脉，隆起的其它部分就相当于今天的西藏高原。在西藏高原上，还有几道与喜马拉雅山脉大致平行的山脉──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唐古拉山脉、还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等，就像面团上被挤起的数道褶皱。在地质学上，这些山系也正是被称作“褶皱山系”。
别以为这种比喻太过小儿科，在上帝手中，我们居住的大地也不过就是这样一块面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持续了几百万年，据说现在还在继续，所以西藏高原被称为最年轻的高原。虽然年轻，但它已经成为目前地球上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高原。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面积加在一起，也才是它的面积的三分之二。西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四千米到五千米。众多的山系都在海拔六千米以上。西藏高原在地球上形成一片巨大的突起。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也在其上，所以人们有时也相对于南极和北极，把西藏高原称为世界第三极──高极。
称其为第三极，除了海拔高，还有它在寒冷方面也与南极、北极相像。随着海拔升高而气温下降，我在儿童年代对此很不理解，海拔高离太阳更近，应该气温更高才对，为什么反而冷？后来知道大气层就像一床大棉被，全靠它盖住地球表面，才能保持温暖。而海拔越高，大气层越薄，因此温度就难以保持。你没见，无论在多 么炎热的夏天，那些十分高大的山峰之巅都积着皑皑白雪。
你要是会看气候图，会清楚地看到，根据几个基本的气候参数──气温、气压和湿度所描绘出的等压线、等温线及等湿线，在西藏高原上全都呈现闭合的分布。这表明海拔高度对气候的影响超过了纬度的影响。西藏高原因其海拔高度成为一个独立的气候单元，与其纬度所处的其它亚热带或温带地区的气候完全不同。
你若有机会坐飞机进西藏，而且你的座位正好靠窗，可以向下眺望，你会产生你是在没有生命的星体表面飞行的感觉。飞机距地面很近，不是因为飞机飞得低，是因为高原的海拔高。下面无树无草也无生命的迹象，千山万壑绵延而至天边，数小时无穷无尽地从机翼下掠过，没有任何变化，和月球的不同似乎只在山顶有积雪和沿着山沟有延伸的冰川。
西藏高原几乎全部属于冻土地带，大部分是永冻土，也就相当于地球上这部分高大的凸起，覆盖着一块整体的大冰块。高原上的大部分降水，也都是以雪、霰、雹等固态形式落到地面上的。可想而知，这样的冰块上不会有多少植物生长，更不要说大面积地从事农业。
由于大气稀薄，不能有效地阻隔辐射，白天时强烈的阳光使地表大幅度增温，太阳一落又迅速冷却。常在西藏走路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定要在早晨才能涉水或骑马过河。太阳一升起来，山上的积雪会在日照下融化，汇集进河流，早晨的小溪就会变成宽阔的大河。
一日之内的温度变化称为“日较差”。西藏高原的日较差是很大的，很多地区常年处在一日之内温度正负交替变化的状态下。地表土壤反复融化又反复冻结，岩石缝隙内的水分也也从水到冰反反复覆。此种热力胀缩的过程，对山体和岩石表面不断形成剥裂，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风化”。这种具有高原特征的强烈物理风化，在西藏高原的山麓地带的典型特征就是满山满沟堆积的碎石，被地质学术语中称为“石海”、“倒石堆地形”、“堆积地形”等。从火星“探路者”送回地球的照片上，我看到火星上也有此种地貌，和西藏一些地方出奇地相似。
不过以上所述仅是西藏高原主要特征。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区域上肯定存在许多不同。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南谷地，那里海拔较低，与西藏高原的整体气候有显着差别。北面有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挡住了西北部的寒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东南段山势较低，且雅鲁藏布江拐弯南流，使温暖的印度洋季风可以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及较低的山隙吹进。所以藏南谷地是一个温和多雨的区域，一年之中只有十二月的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七月的平均气温高达摄氏十八度，与云贵高原的气候近似。气候如此适宜，雅鲁藏布江冲积出的河谷平原又提供了丰富和肥沃的可耕地，使藏南谷地成为西藏文明的发源地。在历史上，西藏的城镇和人口一直主要集中在藏南谷地。
如果说西藏高原的其它地区不适宜汉人的农耕生存方式，藏南谷地却是一直以农业为主，为什么一直到本世纪，也几乎没有看到汉人向那里迁移呢？我们需要再从高处俯瞰一下西藏高原这块“面团”。西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沿东西走向横贯高原的的冈底斯、唐古拉等山脉，在西藏高原的西北聚拢在一起，那形状像是一个口袋被扎上了口一样，地质学把那里称为“帕米尔山结”。这些山脉以散开的走向延伸到西藏高原东部，又被一系列由南向北的江河拦腰截住──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通称“六江流域”。这六条江河在峰峦叠嶂的群山中横劈而过。江河年积月累的切割力，在那里造成高差巨大的高山深谷，形成基本上是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地貌，因此被形象地命名为横断山脉，地质学称为“山束”。
数条贯穿的大山脉，加上西端的“山结”和东部的“山束”，把西藏高原圈成了一个椭圆状的封闭区域。藏南谷地深藏在这个封闭区域的腹心。挡住了四川人的是横断山脉。六条大河与大河之间的巨大山岭横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今日每条大河上都架起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山上也修出了公路，我走那条路仍然感觉非常艰难。洪水、泥石流、塌方时时发生，每年整个雨季路几乎总是断的。翻越那些大山时，常常是汽车行驶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山顶。山下波澜壮阔的大河，在山顶只能看见一条碧绿蜿蜒的细线，而山腰的 牛，已经变得比最小的蚂蚁还小。
正是这种地形，使西藏人得到最好的保护。可以说，这种山脉的特定组合方式，决定了西藏民族的命运及发展历史。藏文明之所以不被征服同化保存至今，此“天助”应被视为关键。
有一次我从拉萨飞成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四川和西藏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那天我飞过的高原万里无云，丛山峻岭如凝固的海浪伸展到天边。快到成都的时候，四川盆地在前方出现。盆地里盛满了云，使“盆”的感觉格外明显。西藏高原到有云处戛然而止，弧形的边缘像高耸起的盆边，而“盆”里的云海平坦雪白，如同盆中盛着满满的牛奶。飞机降落时沉入云中，落到成都的双流机场。阴暗潮湿的南方天气与西藏高原形成鲜明反差，空气中的氧气多了，气温也一下升高了许多。
如果我是古代的四川人，我太能够理解，我不会有任何动力去翻越刚刚在机翼下飞过的那海洋一般的丛山峻岭，迁移到从未听闻过的藏南谷地。那年代没有飞机，没有汽车，只能靠自己的两只脚和背在肩上那点儿干粮。清朝驻藏大臣进藏，肯定具有当时内地进藏的最好条件。他们从成都到拉萨，一般都要走三月以上。可想而知，普通百姓怎 么走？要走多久？如何在千里的不毛之地和无人区补充给养？显然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对内地中国人来讲，高原缺氧是进藏最大的天敌之一。一九五一年从新疆进藏的中共军队先遣骑兵连，一百五十人里死了五十六人，没有一个是战死的，全都死于高原病和营养不良。其余的人也大部分病倒。直到六十年代，中国在西藏的驻军中，高原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仍然高达四十%［21］。
五十年代进藏的另一支中共军队──西北支队是从青海进藏的。后来成为中共西藏问题专家的牙含章当时也在那支队伍里，他这样描写进军的情况：
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拔海五千八百多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特别是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受不了，人人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像快要炸裂，胸口好像压着千斤重担喘不过气来，两腿虚软好像陷在淤泥里提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胸脯像风箱那样大起大落地喘气，嘴里喷着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吃不到东西，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之大。骆驼和马匹走着走着，一下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就俯冲下来先啄掉骆驼的眼睛，然后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 牛死于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22］
据记载仅是翻那一座唐古拉山，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西北支队的另一人回忆当时过黄河源头地区的情况：
到了昆仑山下，经过一道很宽的山梁，山梁上横着很多野牛羊的白骨架子。翻过山梁就进入了黄河源头地区。『黄河源，黄河源，满目烂泥滩。』在泥沼草地里第一天才走了不到四十里，使我终身难忘。那哪里是走路啊，许多地方不是走的，而是躺下趴下滚出来的。这一天，我们连队有十几个同志陷在泥沼里牺牲了，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喊叫声惨呀。他妈的，死在战场上还落个尸首呢，这算个什 么死法。那些同志死都不会瞑目啊！首长下命令，遇上这种情况不许搭救，不然会牺牲更多的人。有个宁夏兵扑腾着，咕嘟一声就让黑泥汤埋得看不见了，只露出一只手──几十年来，多少回梦里都看到这只手。谁要是在我面前猛一下举起手臂来，我就忍不住后脊梁发冷......［23］
除了气候不适，难以获得补给也是所有进藏军队面临的大问题。那时沿途购买马草一斤要两块银元，一匹马一天至少吃十几斤草，按里程计算比当时的飞机票还贵［24］。绝大部分给养都得在内地解决。军队每前进一程，补给运输线就得延长一程，运输中遇到的困难也越多，常常就供应不上。一位当年从四川进藏的中共军官在回忆录里记述当时如何抓“地老鼠”解决饥饿：
一是掘地半尺，在洞里把地老鼠捉住。但地老鼠洞遍地皆是，往往从这个洞里挖出来，又逃进别的洞里去。二是用水灌，使地老鼠群集高处，一次可捉得一群。但有时水源较远，没水可灌。三是用烟熏，在洞口点燃碎草，把烟 进洞里，熏出地老鼠。但没有柴草的地方，不能使用此法。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羊皮风箱插入地老鼠洞口，用力鼓风，地老鼠受惊后即从洞内逃出，只需用麻袋将其它洞口堵住，地老鼠便自动进入麻袋。［25］
通过这简短的描述，不难看出他们对此所下的功夫。人只有饿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琢磨出这么多办法。
相比之下，倒是西藏人从大山深处走出来要容易。他们适应气候，熟悉地形，便于就地解决给养。还因为西藏人是一个善于骑马的民族。在缺乏技术的古代，这一点差别──两脚与四蹄──往往就有决定性的意义。何况西藏的马适应西藏高原的缺氧条件，西藏人还拥有能在高海拔地区负载的 牛，在西藏高原的机动性超过外人。这一点决定了其在军事上的先天优势。所以当年吐蕃王朝的军队可以自由驰骋地向外扩张，唐朝的军队却很难进入吐蕃的领地。
综上所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惊扰西藏，使她得以安然地生活在雪山深处，首先并非因为藏人多么有效地捍卫自己的主权，而是在于西藏的“天”保护了西藏。藏民族除了在吐蕃时期曾有短暂向外扩张，其它时间大都收缩在高原腹地不闻世外之事。西藏高原耸立于周边地区的高度，构成了西藏最牢固的自然疆界。企图进入西藏的外来者，他们最先面对的不是西藏的人，而是西藏的天。对他们来讲，战胜西藏的天比战胜西藏的人要困难得多。
汉族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大民族。现在的人口数为十一亿以上。即使在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也有一亿五千万之多。那时汉族人口向周边扩散的态势已经很强。在人口稠密的西南，少数民族日益感到汉族人口扩张的压力，同时也不断被汉文明同化。即使当时明朝法律禁止人民泛海，仍然有大量汉人从海路向东南亚各国移民［20］。四川是紧邻西藏的中国省份，也是汉族人口最稠密的省 。现在有一亿二千万人，除了世界几个大国，比其它任何国家的人口都多，为什么汉民族多少世纪以来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至今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却唯独绕过紧挨身边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呢？
西藏高原大概在北纬二十七到三十七度之间。如果我们设想把整个西藏高原的高地削平，让那里成为一片广阔平原，它的纬度正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北边缘的位置与济南、太原、德黑兰、阿尔及尔或洛杉矶差不多。南边缘的位置与长沙、南昌、新德里或佛罗里达相当。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地理区域内的平原地区，应该是遍布森林草原、气候温和并且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不用怀疑，汉人一定会不可阻挡地挤占进去，就如同他们挤占了广西、贵州、云南、内蒙古和中国的东北一样。那样，也许今天藏民族早就与汉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了，或是在汉人的挤压下收缩到很小的地区。
之所以西藏没有落到这样的结局，那肯定不是出于汉人的“仁慈”，也不是由于西藏人的抵抗──二者之间相差百倍的人口会在历史长河中淹没任何抵抗的意志──而是“天”对西藏的帮助。
我在这里所说的“天”，应该理解为气候和地理的总和。也许进一步深入看，地球演进过程中的种种偶然和必然也该算在内。但是不考虑那些伸展到上帝之源头的玄机，从最实在的层面考虑，西藏高原的地理应该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地质学上有个术语，叫做“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说的是几百万年以前，印度半岛向北漂移，顶撞在亚洲大陆上，巨大的能量使得二者接合部 那时在海底 被顶出一道长二千五百公里，宽三百公里的隆起，那就是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脉。虽然这个过程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讲具有完全不同的时空和能量概念，但是不妨这样形象地想象──就像你用一块烤饼去顶平摊在面板上的大面团，你会看到先是面团的边缘隆起，接着与那边缘相邻的部分也在你继续用力之下随之隆起──那隆起的边缘相当于喜马拉雅山脉，隆起的其它部分就相当于今天的西藏高原。在西藏高原上，还有几道与喜马拉雅山脉大致平行的山脉──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唐古拉山脉、还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等，就像面团上被挤起的数道褶皱。在地质学上，这些山系也正是被称作“褶皱山系”。
别以为这种比喻太过小儿科，在上帝手中，我们居住的大地也不过就是这样一块面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持续了几百万年，据说现在还在继续，所以西藏高原被称为最年轻的高原。虽然年轻，但它已经成为目前地球上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高原。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面积加在一起，也才是它的面积的三分之二。西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四千米到五千米。众多的山系都在海拔六千米以上。西藏高原在地球上形成一片巨大的突起。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也在其上，所以人们有时也相对于南极和北极，把西藏高原称为世界第三极──高极。
称其为第三极，除了海拔高，还有它在寒冷方面也与南极、北极相像。随着海拔升高而气温下降，我在儿童年代对此很不理解，海拔高离太阳更近，应该气温更高才对，为什么反而冷？后来知道大气层就像一床大棉被，全靠它盖住地球表面，才能保持温暖。而海拔越高，大气层越薄，因此温度就难以保持。你没见，无论在多 么炎热的夏天，那些十分高大的山峰之巅都积着皑皑白雪。
你要是会看气候图，会清楚地看到，根据几个基本的气候参数──气温、气压和湿度所描绘出的等压线、等温线及等湿线，在西藏高原上全都呈现闭合的分布。这表明海拔高度对气候的影响超过了纬度的影响。西藏高原因其海拔高度成为一个独立的气候单元，与其纬度所处的其它亚热带或温带地区的气候完全不同。
你若有机会坐飞机进西藏，而且你的座位正好靠窗，可以向下眺望，你会产生你是在没有生命的星体表面飞行的感觉。飞机距地面很近，不是因为飞机飞得低，是因为高原的海拔高。下面无树无草也无生命的迹象，千山万壑绵延而至天边，数小时无穷无尽地从机翼下掠过，没有任何变化，和月球的不同似乎只在山顶有积雪和沿着山沟有延伸的冰川。
西藏高原几乎全部属于冻土地带，大部分是永冻土，也就相当于地球上这部分高大的凸起，覆盖着一块整体的大冰块。高原上的大部分降水，也都是以雪、霰、雹等固态形式落到地面上的。可想而知，这样的冰块上不会有多少植物生长，更不要说大面积地从事农业。
由于大气稀薄，不能有效地阻隔辐射，白天时强烈的阳光使地表大幅度增温，太阳一落又迅速冷却。常在西藏走路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定要在早晨才能涉水或骑马过河。太阳一升起来，山上的积雪会在日照下融化，汇集进河流，早晨的小溪就会变成宽阔的大河。
一日之内的温度变化称为“日较差”。西藏高原的日较差是很大的，很多地区常年处在一日之内温度正负交替变化的状态下。地表土壤反复融化又反复冻结，岩石缝隙内的水分也也从水到冰反反复覆。此种热力胀缩的过程，对山体和岩石表面不断形成剥裂，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风化”。这种具有高原特征的强烈物理风化，在西藏高原的山麓地带的典型特征就是满山满沟堆积的碎石，被地质学术语中称为“石海”、“倒石堆地形”、“堆积地形”等。从火星“探路者”送回地球的照片上，我看到火星上也有此种地貌，和西藏一些地方出奇地相似。
不过以上所述仅是西藏高原主要特征。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区域上肯定存在许多不同。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藏南谷地，那里海拔较低，与西藏高原的整体气候有显着差别。北面有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挡住了西北部的寒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东南段山势较低，且雅鲁藏布江拐弯南流，使温暖的印度洋季风可以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及较低的山隙吹进。所以藏南谷地是一个温和多雨的区域，一年之中只有十二月的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七月的平均气温高达摄氏十八度，与云贵高原的气候近似。气候如此适宜，雅鲁藏布江冲积出的河谷平原又提供了丰富和肥沃的可耕地，使藏南谷地成为西藏文明的发源地。在历史上，西藏的城镇和人口一直主要集中在藏南谷地。
如果说西藏高原的其它地区不适宜汉人的农耕生存方式，藏南谷地却是一直以农业为主，为什么一直到本世纪，也几乎没有看到汉人向那里迁移呢？我们需要再从高处俯瞰一下西藏高原这块“面团”。西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沿东西走向横贯高原的的冈底斯、唐古拉等山脉，在西藏高原的西北聚拢在一起，那形状像是一个口袋被扎上了口一样，地质学把那里称为“帕米尔山结”。这些山脉以散开的走向延伸到西藏高原东部，又被一系列由南向北的江河拦腰截住──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通称“六江流域”。这六条江河在峰峦叠嶂的群山中横劈而过。江河年积月累的切割力，在那里造成高差巨大的高山深谷，形成基本上是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地貌，因此被形象地命名为横断山脉，地质学称为“山束”。
数条贯穿的大山脉，加上西端的“山结”和东部的“山束”，把西藏高原圈成了一个椭圆状的封闭区域。藏南谷地深藏在这个封闭区域的腹心。挡住了四川人的是横断山脉。六条大河与大河之间的巨大山岭横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今日每条大河上都架起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山上也修出了公路，我走那条路仍然感觉非常艰难。洪水、泥石流、塌方时时发生，每年整个雨季路几乎总是断的。翻越那些大山时，常常是汽车行驶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山顶。山下波澜壮阔的大河，在山顶只能看见一条碧绿蜿蜒的细线，而山腰的 牛，已经变得比最小的蚂蚁还小。
正是这种地形，使西藏人得到最好的保护。可以说，这种山脉的特定组合方式，决定了西藏民族的命运及发展历史。藏文明之所以不被征服同化保存至今，此“天助”应被视为关键。
有一次我从拉萨飞成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四川和西藏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那天我飞过的高原万里无云，丛山峻岭如凝固的海浪伸展到天边。快到成都的时候，四川盆地在前方出现。盆地里盛满了云，使“盆”的感觉格外明显。西藏高原到有云处戛然而止，弧形的边缘像高耸起的盆边，而“盆”里的云海平坦雪白，如同盆中盛着满满的牛奶。飞机降落时沉入云中，落到成都的双流机场。阴暗潮湿的南方天气与西藏高原形成鲜明反差，空气中的氧气多了，气温也一下升高了许多。
如果我是古代的四川人，我太能够理解，我不会有任何动力去翻越刚刚在机翼下飞过的那海洋一般的丛山峻岭，迁移到从未听闻过的藏南谷地。那年代没有飞机，没有汽车，只能靠自己的两只脚和背在肩上那点儿干粮。清朝驻藏大臣进藏，肯定具有当时内地进藏的最好条件。他们从成都到拉萨，一般都要走三月以上。可想而知，普通百姓怎 么走？要走多久？如何在千里的不毛之地和无人区补充给养？显然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对内地中国人来讲，高原缺氧是进藏最大的天敌之一。一九五一年从新疆进藏的中共军队先遣骑兵连，一百五十人里死了五十六人，没有一个是战死的，全都死于高原病和营养不良。其余的人也大部分病倒。直到六十年代，中国在西藏的驻军中，高原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仍然高达四十%［21］。
五十年代进藏的另一支中共军队──西北支队是从青海进藏的。后来成为中共西藏问题专家的牙含章当时也在那支队伍里，他这样描写进军的情况：
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拔海五千八百多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特别是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受不了，人人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像快要炸裂，胸口好像压着千斤重担喘不过气来，两腿虚软好像陷在淤泥里提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胸脯像风箱那样大起大落地喘气，嘴里喷着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吃不到东西，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之大。骆驼和马匹走着走着，一下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就俯冲下来先啄掉骆驼的眼睛，然后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 牛死于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22］
据记载仅是翻那一座唐古拉山，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西北支队的另一人回忆当时过黄河源头地区的情况：
到了昆仑山下，经过一道很宽的山梁，山梁上横着很多野牛羊的白骨架子。翻过山梁就进入了黄河源头地区。『黄河源，黄河源，满目烂泥滩。』在泥沼草地里第一天才走了不到四十里，使我终身难忘。那哪里是走路啊，许多地方不是走的，而是躺下趴下滚出来的。这一天，我们连队有十几个同志陷在泥沼里牺牲了，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喊叫声惨呀。他妈的，死在战场上还落个尸首呢，这算个什 么死法。那些同志死都不会瞑目啊！首长下命令，遇上这种情况不许搭救，不然会牺牲更多的人。有个宁夏兵扑腾着，咕嘟一声就让黑泥汤埋得看不见了，只露出一只手──几十年来，多少回梦里都看到这只手。谁要是在我面前猛一下举起手臂来，我就忍不住后脊梁发冷......［23］
除了气候不适，难以获得补给也是所有进藏军队面临的大问题。那时沿途购买马草一斤要两块银元，一匹马一天至少吃十几斤草，按里程计算比当时的飞机票还贵［24］。绝大部分给养都得在内地解决。军队每前进一程，补给运输线就得延长一程，运输中遇到的困难也越多，常常就供应不上。一位当年从四川进藏的中共军官在回忆录里记述当时如何抓“地老鼠”解决饥饿：
一是掘地半尺，在洞里把地老鼠捉住。但地老鼠洞遍地皆是，往往从这个洞里挖出来，又逃进别的洞里去。二是用水灌，使地老鼠群集高处，一次可捉得一群。但有时水源较远，没水可灌。三是用烟熏，在洞口点燃碎草，把烟 进洞里，熏出地老鼠。但没有柴草的地方，不能使用此法。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羊皮风箱插入地老鼠洞口，用力鼓风，地老鼠受惊后即从洞内逃出，只需用麻袋将其它洞口堵住，地老鼠便自动进入麻袋。［25］
通过这简短的描述，不难看出他们对此所下的功夫。人只有饿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琢磨出这么多办法。
相比之下，倒是西藏人从大山深处走出来要容易。他们适应气候，熟悉地形，便于就地解决给养。还因为西藏人是一个善于骑马的民族。在缺乏技术的古代，这一点差别──两脚与四蹄──往往就有决定性的意义。何况西藏的马适应西藏高原的缺氧条件，西藏人还拥有能在高海拔地区负载的 牛，在西藏高原的机动性超过外人。这一点决定了其在军事上的先天优势。所以当年吐蕃王朝的军队可以自由驰骋地向外扩张，唐朝的军队却很难进入吐蕃的领地。
综上所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惊扰西藏，使她得以安然地生活在雪山深处，首先并非因为藏人多么有效地捍卫自己的主权，而是在于西藏的“天”保护了西藏。藏民族除了在吐蕃时期曾有短暂向外扩张，其它时间大都收缩在高原腹地不闻世外之事。西藏高原耸立于周边地区的高度，构成了西藏最牢固的自然疆界。企图进入西藏的外来者，他们最先面对的不是西藏的人，而是西藏的天。对他们来讲，战胜西藏的天比战胜西藏的人要困难得多。
注释
［1］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0。
［2］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1。
［3］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19-120。
［4］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
［5］通鉴卷226，页5。
［6］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5。
［7］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历史研究》59.7。
［8］《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78。
［9］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10］《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2-173。
［11］《红史》，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2。
［1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1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11。
［14］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6。
［15］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续文献通考》卷29，《国用考》。
［17］《明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戊辰。
［18］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7、198。
［19］《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02。
［20］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45。
［21］阎海贤，《雪山卫士》，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7。
［22］《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82。
［23］师博主编，《西藏风雨纪实》页69。
［24］《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82。
［25］《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33
［2］一之，《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载《西藏史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11。
［3］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19-120。
［4］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
［5］通鉴卷226，页5。
［6］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5。
［7］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历史研究》59.7。
［8］《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78。
［9］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10］《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2-173。
［11］《红史》，陈庆英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2。
［12］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89。
［1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11。
［14］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6。
［15］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续文献通考》卷29，《国用考》。
［17］《明宪宗实录》卷21，成化元年九月戊辰。
［18］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页197、198。
［19］《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02。
［20］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45。
［21］阎海贤，《雪山卫士》，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7。
［22］《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82。
［23］师博主编，《西藏风雨纪实》页69。
［24］《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82。
［25］《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33
1、 清代对藏的经营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大兴喇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达赖与班禅也成为所有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进行这种控制，让西藏和蒙古自己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形成祸根。轻则失去西部百万里之地，重则威胁整个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谓的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主权完整等目的都是后人的杜撰，肯定不是当时清朝皇帝考虑西藏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如果保持客观心态的话，应该能看到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 指达赖和班禅──作者 ，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1］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对西藏宗教出于利用之心，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2］之辞表明自己并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3］
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又值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急剧扩张，与自元以来一直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发生激烈的权力争斗。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自己的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之后挟余威而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王朝之间的典型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当时的西藏还有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威慑侵略者，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为了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还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强番弱”，故采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后蒙古力量逐渐衰落，又改为“扶蒙抑番”［4］。在西藏内部采取“多立头目，以分其势”的策略，使其彼此牵制，不能擅权。当达赖势力强大之后，转而扶持班禅以为平衡。这种分而治之使各方势力无论求发展还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
从一七二七年 雍正五年 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一百八十五年，从未间断。对于驻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各执一词。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达赖方面则说驻藏大臣不过是满清皇帝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的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引用上世纪末一位名叫达斯 SaratChandraDas 的孟加拉国校长的描述。一八八一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过驻藏大臣的一次游行。那次游行是为庆祝大清皇帝登基周年举行的。
一些人抬着大约两英尺见方的木板，上面写着驻藏大臣的官职及对整个西藏行使最高权力的委任状。除了驻藏大臣的随员及侍从外，还有来自卫藏地区的大约三百名高僧及达官显贵。八名中国士兵抬着一顶驻藏大臣的轿子。大约五十名藏兵拉着拴在轿杠上的长绳索。队伍在圣殿及去世圣人的灵塔前致意之后，由傅拉协摆率领从东门走出寺院。政府官员走在前列，军需队尾随其后。然后是中国官员，最后是乘坐着华丽轿子的首席驻藏大臣。在整个行进过程中，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中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职位较低的驻藏大臣骑马跟在后面，他似乎喜欢看带着沉重镣铐的囚犯，新近受到刑罚的头人们在沉重的木枷下呻吟着。这位驻藏大臣的轿子一样也由八名士兵抬着。他的随员及侍从也与首席驻藏大臣的随员侍从相等。他们的卫兵全副武装着中国的火枪及长矛......［5］
根据当时的感受，达斯得出的结论是：驻藏大臣是“西藏人极为憎恶的人，西藏人从心底憎恨他们。”［6］
达斯目睹上述场面是在一八八一年，那时清帝国已趋没落，弊端丛生，吏治腐败，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而说自设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人就一直心怀憎恨。但是通过达斯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即使在西藏人憎恨驻藏大臣的时候，也不能不让驻藏大臣摆他的威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一九五○年十一月西藏噶厦政府面对中共大兵压境时发出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曾经这样界定清朝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一九一二年以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7］
然而，“追随者”和“信徒”在“导师”的领地如此耍威风，是难以说服人的。事实上，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 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 ，规定所有的达赖转世灵童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在那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缩小西藏的地方势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
因此，中国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一方，是把西藏当作臣属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开反抗。除此，其它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主张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立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天高皇帝远”形容西藏再合适不过。坐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宝座上的中国皇帝，有多少时间顾得上西藏呢？而驻在拉萨的中国皇帝代表──驻藏大臣，对西藏到底有多少实际权力，也的确存在疑问。
有一个小故事对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的驻藏大臣任命了一个名叫然巴的西藏贵族担任政府 噶厦 大臣 噶伦 。根据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有这个权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了然巴，对他说：“驻藏大臣已委你为噶厦成员，但你不是我的噶厦成员。”这一句话就足够了。然巴立刻离开拉萨，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不再露面。于是噶厦就去向驻藏大臣呈报──然巴死了。驻藏大臣当然不相信几天前还好端端的然巴突然会死，可即使怀疑其中有诈，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证明其没死呢？最终他只好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的人担当噶伦。章程赋予他的权力在实际中等于不存在［8］
这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当时中藏关系的典型写照，充分地表现了驻藏大臣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对驻藏大臣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任命谁跟你没关系。”所以，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清朝皇帝带头推广喇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如果保持客观心态的话，应该能看到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清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话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 指达赖和班禅──作者 ，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1］除了在目的上表明对西藏宗教出于利用之心，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2］之辞表明自己并非真信西藏宗教。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有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3］
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实际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又值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急剧扩张，与自元以来一直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发生激烈的权力争斗。各方势力都需要寻求自己的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双方都争着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之后挟余威而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王朝之间的典型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当时的西藏还有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以它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威慑侵略者，发生战争也难以取胜。这也使得西藏有依附清廷的需要。有大清的保护伞，可以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始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保持了近二百年，一直到清亡。
为了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清王朝还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仲裁地位，如清初年“蒙强番弱”，故采取“抑蒙扶番”之政策，后蒙古力量逐渐衰落，又改为“扶蒙抑番”［4］。在西藏内部采取“多立头目，以分其势”的策略，使其彼此牵制，不能擅权。当达赖势力强大之后，转而扶持班禅以为平衡。这种分而治之使各方势力无论求发展还是求自保都不能不依附清廷。
从一七二七年 雍正五年 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历一百八十五年，从未间断。对于驻藏大臣的角色，今天的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各执一词。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达赖方面则说驻藏大臣不过是满清皇帝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的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引用上世纪末一位名叫达斯 SaratChandraDas 的孟加拉国校长的描述。一八八一年，他在西藏江孜目睹过驻藏大臣的一次游行。那次游行是为庆祝大清皇帝登基周年举行的。
一些人抬着大约两英尺见方的木板，上面写着驻藏大臣的官职及对整个西藏行使最高权力的委任状。除了驻藏大臣的随员及侍从外，还有来自卫藏地区的大约三百名高僧及达官显贵。八名中国士兵抬着一顶驻藏大臣的轿子。大约五十名藏兵拉着拴在轿杠上的长绳索。队伍在圣殿及去世圣人的灵塔前致意之后，由傅拉协摆率领从东门走出寺院。政府官员走在前列，军需队尾随其后。然后是中国官员，最后是乘坐着华丽轿子的首席驻藏大臣。在整个行进过程中，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中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职位较低的驻藏大臣骑马跟在后面，他似乎喜欢看带着沉重镣铐的囚犯，新近受到刑罚的头人们在沉重的木枷下呻吟着。这位驻藏大臣的轿子一样也由八名士兵抬着。他的随员及侍从也与首席驻藏大臣的随员侍从相等。他们的卫兵全副武装着中国的火枪及长矛......［5］
根据当时的感受，达斯得出的结论是：驻藏大臣是“西藏人极为憎恶的人，西藏人从心底憎恨他们。”［6］
达斯目睹上述场面是在一八八一年，那时清帝国已趋没落，弊端丛生，吏治腐败，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而说自设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人就一直心怀憎恨。但是通过达斯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即使在西藏人憎恨驻藏大臣的时候，也不能不让驻藏大臣摆他的威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一九五○年十一月西藏噶厦政府面对中共大兵压境时发出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曾经这样界定清朝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一九一二年以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7］
然而，“追随者”和“信徒”在“导师”的领地如此耍威风，是难以说服人的。事实上，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号 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 ，规定所有的达赖转世灵童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在那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缩小西藏的地方势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
因此，中国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一方，是把西藏当作臣属的，而西藏一方，至少也不敢公开反抗。除此，其它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主张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立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天高皇帝远”形容西藏再合适不过。坐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宝座上的中国皇帝，有多少时间顾得上西藏呢？而驻在拉萨的中国皇帝代表──驻藏大臣，对西藏到底有多少实际权力，也的确存在疑问。
有一个小故事对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的驻藏大臣任命了一个名叫然巴的西藏贵族担任政府 噶厦 大臣 噶伦 。根据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有这个权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了然巴，对他说：“驻藏大臣已委你为噶厦成员，但你不是我的噶厦成员。”这一句话就足够了。然巴立刻离开拉萨，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不再露面。于是噶厦就去向驻藏大臣呈报──然巴死了。驻藏大臣当然不相信几天前还好端端的然巴突然会死，可即使怀疑其中有诈，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证明其没死呢？最终他只好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的人担当噶伦。章程赋予他的权力在实际中等于不存在［8］
这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当时中藏关系的典型写照，充分地表现了驻藏大臣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对驻藏大臣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任命谁跟你没关系。”所以，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
2、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即使把中国控制西藏的起始时间从十三世纪缩短到十八世纪，距今也有近三百年的时间。这三百年的世界版图有很多变动，绝大多数并没有在今天构成问题。一些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对此常有不平之心：中国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 一七二七 半个世纪以後，美国才在被白人占领的印地安土地上立国 一七七六 ，为什麽今天没有人对美国的主权提出疑问？美国占领夏威夷时，夏威夷已经立宪，而且是国际承认的独立国，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为什麽就已经听不到异议，而且获得了国际公认的合法性呢？既然如此，为何西方人又认定西藏不能属於中国，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不合理的呢？
对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霸权来解释，也不能全归於“西藏分离主义者”利用西方传媒操纵舆论。这些因素不是没有，但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受到这麽普遍的怀疑，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的史学家论证中国对西藏确凿无疑地拥有主权时，最多引用的根据就是乾隆五十七年 一七九三年 一个名为《钦定藏内善後章程二十九条》 简称《二十九条章程》 的文件4。中国史学家宣称，那个文件表明清代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已经相当充分。
《二十九条章程》主要在於明确清代朝廷对西藏拥有的权力。为了能够一目了然，不妨把其中直接有关这种权力的十八项条款分别以一句话列在下面：
第一条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
第二条管理西藏的进出境；
第三条监督西藏造币；
第五条任命军官；
第六条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
第八条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
第十条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藏行政，所有西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
第十一条任命西藏地方官员；
第十三条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藏各地及检阅军队；
第十四条负责外交；
第十五条确定边界；
第十八条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
第二十条决定税收；
第二十一条决定免役；
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控制宗教界串联交往；
第二十四条控制和提供交通条件；
第二十五条处置罪犯。［9］
中国的史学家们认为，如果拥有这麽多权力还不叫拥有主权，这世界就没有主权存在了。西藏独立支持者所列举的“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的主要根据──西藏“有自己的政府与内阁” 但须服从驻藏大臣 ，“自印货币” 由驻藏大臣监造 ，“自己的法律” 须经驻藏大臣审批 ，“自己的军队” 由清廷建立并受驻藏大臣节制 ，在此章程前岂非不攻自破？然而为什麽主权意义如此充分的《二十九条章程》颁布了二百多年，国际社会却总是认为那时的中国对西藏顶多只是拥有宗主权呢？
所谓宗主权和主权，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一九四四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带领随员一行经印度赴西藏上任，在新德里曾与当时印度政府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 的外交部长卡罗爵士(SivolarCaroe)讨论过这个问题。沈宗濂的英文秘书柳升祺这样记述：
沈宗濂问他，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对西藏是主权关系，而你们英国人总说是宗主权关系，请问宗主权究竟是什麽含义呢？卡罗爵士笑著说，你把我问倒了，让我们一起来查书。於是他亲自挪动短梯，从上层书架上取下一卷英国百科全书来，同沈宗濂两人一起研究。研究结果，卡罗向沈宗濂说，对这个词还很难下定义，宗主权的伸缩性很大，这要看中央政府对一个地方的权力贯彻到什麽程度。如果全部贯彻了，那就是主权，不然，就是宗主权吧。［10］
这种解释也许在法律上不够严密，但这两个研究者毕竟一个是外交部长，另一个也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担任过总务司长 沈宗濂还在大学教过书 ，这种经验性的结论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以这个观点看，如果一七九三年清王朝颁布的上述《二十九条章程》全部都能得到执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不该有疑问。而至今这麽多中立史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对西藏仅拥有宗主权，根源就在於上述章程在西藏远非全部兑现，大部分时间仅停留於名义而已。
美国却相反，虽然其占领夏威夷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对夏威夷实施了充分的权力，它对夏威夷的主权就从无到有，并且从有争议再到没争议。
乾隆时代能定下并在西藏颁布《二十九条章程》，说明至少在那时西藏是臣服中国的。《二十九条章程》是在清军进藏，大败进犯西藏的廓尔喀部之後，由率军的清将福康安负责拟定，奏报清廷批准的。想一想那时的情景，清朝出兵前，廓尔喀军长驱直入，进日喀则，劫掠班禅的札什伦布寺，继而向拉萨进军，全藏震动。而清军一到，连战连捷，不但将廓军全部驱逐出境，且深入廓境七百里，迫使廓尔喀投降纳贡，自此成为大清藩属。如此解救西藏於危难，西藏上下能不对清廷唯命是从吗？当时即使有人对《二十九条章程》心存异议，在清军显示的威力面前，谁又敢公开反对？
然而，虽历史长河凝缩在史书上，满眼皆是大起大落的波浪，在实际进程中，太平无事的日常状态却是最多。在那最多的时间里，清朝并无大军纵横西藏，拯救者的光辉和胜利者的威严退居日常琐事之後，西藏也不会时刻都需要来自中国的仲裁和保护。那时清政府控制西藏的固定渠道只有一个──驻藏大臣。《二十九条章程》所列清王朝对西藏的权力，一律明文规定由驻藏大臣履行。中国那时对西藏控制的程度──决定中国对西藏是有主权还是仅有宗主权──也大多要通过驻藏大臣实现。
所以，驻藏大臣是理解中藏历史关系的关键。
对此不能简单地以西方霸权来解释，也不能全归於“西藏分离主义者”利用西方传媒操纵舆论。这些因素不是没有，但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受到这麽普遍的怀疑，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的史学家论证中国对西藏确凿无疑地拥有主权时，最多引用的根据就是乾隆五十七年 一七九三年 一个名为《钦定藏内善後章程二十九条》 简称《二十九条章程》 的文件4。中国史学家宣称，那个文件表明清代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已经相当充分。
《二十九条章程》主要在於明确清代朝廷对西藏拥有的权力。为了能够一目了然，不妨把其中直接有关这种权力的十八项条款分别以一句话列在下面：
第一条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
第二条管理西藏的进出境；
第三条监督西藏造币；
第五条任命军官；
第六条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
第八条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
第十条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藏行政，所有西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
第十一条任命西藏地方官员；
第十三条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藏各地及检阅军队；
第十四条负责外交；
第十五条确定边界；
第十八条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
第二十条决定税收；
第二十一条决定免役；
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控制宗教界串联交往；
第二十四条控制和提供交通条件；
第二十五条处置罪犯。［9］
中国的史学家们认为，如果拥有这麽多权力还不叫拥有主权，这世界就没有主权存在了。西藏独立支持者所列举的“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的主要根据──西藏“有自己的政府与内阁” 但须服从驻藏大臣 ，“自印货币” 由驻藏大臣监造 ，“自己的法律” 须经驻藏大臣审批 ，“自己的军队” 由清廷建立并受驻藏大臣节制 ，在此章程前岂非不攻自破？然而为什麽主权意义如此充分的《二十九条章程》颁布了二百多年，国际社会却总是认为那时的中国对西藏顶多只是拥有宗主权呢？
所谓宗主权和主权，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一九四四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带领随员一行经印度赴西藏上任，在新德里曾与当时印度政府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 的外交部长卡罗爵士(SivolarCaroe)讨论过这个问题。沈宗濂的英文秘书柳升祺这样记述：
沈宗濂问他，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对西藏是主权关系，而你们英国人总说是宗主权关系，请问宗主权究竟是什麽含义呢？卡罗爵士笑著说，你把我问倒了，让我们一起来查书。於是他亲自挪动短梯，从上层书架上取下一卷英国百科全书来，同沈宗濂两人一起研究。研究结果，卡罗向沈宗濂说，对这个词还很难下定义，宗主权的伸缩性很大，这要看中央政府对一个地方的权力贯彻到什麽程度。如果全部贯彻了，那就是主权，不然，就是宗主权吧。［10］
这种解释也许在法律上不够严密，但这两个研究者毕竟一个是外交部长，另一个也曾在中华民国外交部担任过总务司长 沈宗濂还在大学教过书 ，这种经验性的结论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以这个观点看，如果一七九三年清王朝颁布的上述《二十九条章程》全部都能得到执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不该有疑问。而至今这麽多中立史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对西藏仅拥有宗主权，根源就在於上述章程在西藏远非全部兑现，大部分时间仅停留於名义而已。
美国却相反，虽然其占领夏威夷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对夏威夷实施了充分的权力，它对夏威夷的主权就从无到有，并且从有争议再到没争议。
乾隆时代能定下并在西藏颁布《二十九条章程》，说明至少在那时西藏是臣服中国的。《二十九条章程》是在清军进藏，大败进犯西藏的廓尔喀部之後，由率军的清将福康安负责拟定，奏报清廷批准的。想一想那时的情景，清朝出兵前，廓尔喀军长驱直入，进日喀则，劫掠班禅的札什伦布寺，继而向拉萨进军，全藏震动。而清军一到，连战连捷，不但将廓军全部驱逐出境，且深入廓境七百里，迫使廓尔喀投降纳贡，自此成为大清藩属。如此解救西藏於危难，西藏上下能不对清廷唯命是从吗？当时即使有人对《二十九条章程》心存异议，在清军显示的威力面前，谁又敢公开反对？
然而，虽历史长河凝缩在史书上，满眼皆是大起大落的波浪，在实际进程中，太平无事的日常状态却是最多。在那最多的时间里，清朝并无大军纵横西藏，拯救者的光辉和胜利者的威严退居日常琐事之後，西藏也不会时刻都需要来自中国的仲裁和保护。那时清政府控制西藏的固定渠道只有一个──驻藏大臣。《二十九条章程》所列清王朝对西藏的权力，一律明文规定由驻藏大臣履行。中国那时对西藏控制的程度──决定中国对西藏是有主权还是仅有宗主权──也大多要通过驻藏大臣实现。
所以，驻藏大臣是理解中藏历史关系的关键。
3、驻藏大臣
後人对以前的历史进行描述，经常一言以蔽之地给一个宏观结论，似乎历史从来都有深思熟虑的背景和明确的规划。其实清朝派出第一任驻藏大臣，只因为当时的皇帝雍正发了一句话：“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各赏银一千两”［11］。雍正没有具体的指示，除了一千两“艰苦地区津贴”，连僧格和马喇的职位和职权也没有明确。做一个大国君主，日理万机，分给西藏的心思可能只是片断的闪念，或是对某个奏折的一句批覆，然而那就是一个起动的开端，统治机器就将在实践中逐步加工出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下所谈驻藏大臣的情况，即为僧格和马喇第一次赴藏半个多世纪之後才最终形成的定制状态。
驻藏大臣分为一正一副，正职称“办事大臣”，副职称“帮办大臣”。清政府连续一百八十五年派遣驻藏大臣，共有正副大臣一七三任次一百三十五人 有人被任命两次 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其中有二十三人虽有任命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任［12］。这一百三十五人中，大多为满人，其次是蒙族人，只在後期有几个汉人被任为副职。
驻藏大臣规定任期三年，实际上并不一样。最长的连续在藏七年 乾隆时期的莽古赉 ，最短的只有四十天即被招回 嘉庆时期的丰绅 。还有的被派进西藏二次甚至三次。
驻藏大臣那时进藏都从成都启程，一般约需三个月左右到拉萨。西藏高原素有“七八九，最好走”之说，新上任的驻藏大臣多在七月出发进藏。正副两大臣都驻在设於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衙门驻地几经变迁。今日拉萨已看不到当年的遗址。
清代一位西藏画家画过一副“拉萨图” 现存北京的历史博物馆 。上面画的驻藏大臣衙署是在大昭寺西南方向，由数个四合院组成。其中两个院落内有藏式屋顶的楼房，估计就是史书所载当年正副大臣分住的两套院落。衙署环绕绿树，四周矗立六根旗杆，挂著黄旗。
藏族学者国庆把清朝驻藏大臣分为佼佼者、平庸者和昏聩者三类。他推举的佼佼者典型是乾隆十五年时的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当时新继任的藏王珠尔墨特为了与七世达赖为首的宗教势力争夺领导权，串联准噶尔蒙古，策画谋叛达赖。傅清和拉布敦察觉後上报清廷，那时没有清朝军队在藏，乾隆指示他们等待军队进藏後再对珠尔墨特下手。然而珠尔墨特势力渐大，达赖喇嘛被控制。驻藏大臣受监视，朝廷派的兵却因天高路遥不知何时能到。
《卫藏通志》中描写，珠尔墨特谋反已在眉睫，两位驻藏大臣决定“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13］。两人遂设一圈套，请珠尔墨特到驻藏大臣衙门听旨议事。珠尔墨特并不疑心势单力孤的驻藏大臣会怎麽样，带人前往。拉布敦假意捧出圣旨，在珠尔墨特跪下听旨时，由傅清用刀从後面将其砍倒，事先埋伏的人拥出一顿乱棍，珠尔墨特当即毙命。珠尔墨特的人马随後前来攻打驻藏大臣衙门。傅清和拉布敦坚守良久。围攻者堆积柴薪放火焚烧。傅清多处负伤，杀死数名叛兵之後，以刀自刎。拉布敦则挥刀跳下楼，直杀得肠子从伤口流出满地 古籍文言形容为“委蛇於地” ，最终战死。
《卫藏通志》如此评点他们此举的意义：
夫卫藏距京师万有余里，公 指二位大臣 镇其地，戎兵寡弱，外不足以制其力，内不足以夺其权。设珠尔墨特竟举兵反，番民性怯懦，势必举而从之，以向隶版籍之地，一旦贼陷，即使以身殉，事已无及，劳师糜饷，致贻圣主西顾，忧畴职是土，顾可以一死委其责耶？公独奋不顾身，毅然定大计，乘其未发，诱而诛之，余党虽扰攘，而渠魁既歼，如瓦解冰泮，无能为难，不旋踵而就缚，尽付厥辜。公虽死，而全藏以安，国威以振，是非霍光之诱斩楼兰所可同日语也。［14］
当时情况的确如此。虽叛乱者杀死驻藏大臣及随从一百多人，但珠尔墨特已死，群龙无首，只抢了驻藏大臣衙门的银库就鸟兽散。原在珠尔墨特控制下的七世达赖喇嘛这时恢复了权力，将珠尔墨特的党羽捉拿归案，或凌迟，或斩首，或绞死，西藏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待四川总督策楞带兵进藏後，西藏局势已稳。乾隆指示“此措置唐古忒 清对西藏的称呼 一大机会也，若经理得宜，自可永远安宁”。策楞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藏政的措施，使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由此获得进一步加强。
清朝前期，其臣属犹存开国一代打天下的血气，官为二品 相当现在的省部级 尚能挥刀喋血。按国庆评判，清朝前期能列入佼佼者的驻藏大臣有九人，清後期只有三人［15］。在一百多位驻藏大臣中，佼佼者总共只有十二人，剩下的皆为平庸乃至昏聩之辈。
这一点乾隆自己也承认。他的说法是：“向来大臣内才堪办事之人，多留京供职......派往驻藏办事，多系中材谨饬之员。”“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进京。”［16］不奇怪，今天有数小时即从北京到拉萨的飞机，去西藏工作都被视为苦差，可想当年。官场向来是越有才干者越有活动能力，也越可能免於被派往艰苦地区，所以驻藏苦差除了推给平庸无能之辈，还往往落到那些“被议降革之员”，变成“发边效力赎罪”的性质。那些人或是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以无事为大事”；或是“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吞库款”。
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远离朝廷耳目，自成一体，难以制约，如果没有自觉的个人操守，很容易滋生腐败。他们虽然难以真正行使任命西藏各级官员的权力 如然巴的故事 ，但是制度规定所任命的官员都要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上奏清廷才可获批准，驻藏大臣往往就利用这个提名权换取金钱。清末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在其奏折中揭露，这种交换已形成固定价码：提名噶伦收银一万二千两，提名代本、甲本等各官，收银二三千至数百两不等，“额外需索，犹不止此”［17］。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还利用各种报销的机会进行贪污。如张荫棠查办的驻藏大臣有泰，其“犒劳”占领拉萨的英军只花费一千五六百银两，向朝廷报销的数额却达四万；其去印度与英方谈判的花费六七百两，报销的数额却是两万。其他各项委任私人，朋比分肥，凭权纳贿，克扣兵饷的事，不胜枚举［18］。
驻藏大臣在西藏锐意经营还是不思进取，与当时在位的皇帝对西藏持什麽态度也有很大关系。清朝前期为了羁縻蒙古，稳定社稷江山，皇帝对西藏问题比较重视，驻藏大臣一般也不敢过於怠慢。如上面所说的珠尔墨特事件之後，乾隆皇帝痛斥傅清和拉布敦的前任驻藏大臣纪山怯懦无能，在藏期间曲意逢迎珠尔墨特，导致其恣意妄行，酿成事端，只是念在纪山之父为国阵亡的面上，从宽免予公开斩首，赐其自尽5。嘉庆年间的驻藏大臣文弼，只因驳回西藏地方首领向清廷求赏和讨封号的请求，而没有向朝廷汇报，查出後即被革职。［19］。
从史料上看，那时期的清朝皇帝可比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西藏问题更加关注而且具体，往往对驻藏大臣的奏折动辄批复几百字，连对达赖喇嘛的父亲回原籍是否还用头品顶戴，也批示：“在籍不应戴用，俟假满回藏时再用”6。
而到清朝後期，蒙古和西藏都不是社稷的主要问题了，皇帝对国是也不那麽上心了。一九○四年，面临英军将要以武力进入西藏的严重局面，当时的清朝皇帝在驻藏大臣报告情况的奏折上也仅仅批了一个“阅”，再无其他［20］。
江山是皇帝的，皇帝都不关心，驻藏大臣自然更会松弛。这也是清朝後期的驻藏大臣较前期更为平庸和昏聩的原因之一。
驻藏大臣分为一正一副，正职称“办事大臣”，副职称“帮办大臣”。清政府连续一百八十五年派遣驻藏大臣，共有正副大臣一七三任次一百三十五人 有人被任命两次 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其中有二十三人虽有任命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任［12］。这一百三十五人中，大多为满人，其次是蒙族人，只在後期有几个汉人被任为副职。
驻藏大臣规定任期三年，实际上并不一样。最长的连续在藏七年 乾隆时期的莽古赉 ，最短的只有四十天即被招回 嘉庆时期的丰绅 。还有的被派进西藏二次甚至三次。
驻藏大臣那时进藏都从成都启程，一般约需三个月左右到拉萨。西藏高原素有“七八九，最好走”之说，新上任的驻藏大臣多在七月出发进藏。正副两大臣都驻在设於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衙门驻地几经变迁。今日拉萨已看不到当年的遗址。
清代一位西藏画家画过一副“拉萨图” 现存北京的历史博物馆 。上面画的驻藏大臣衙署是在大昭寺西南方向，由数个四合院组成。其中两个院落内有藏式屋顶的楼房，估计就是史书所载当年正副大臣分住的两套院落。衙署环绕绿树，四周矗立六根旗杆，挂著黄旗。
藏族学者国庆把清朝驻藏大臣分为佼佼者、平庸者和昏聩者三类。他推举的佼佼者典型是乾隆十五年时的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当时新继任的藏王珠尔墨特为了与七世达赖为首的宗教势力争夺领导权，串联准噶尔蒙古，策画谋叛达赖。傅清和拉布敦察觉後上报清廷，那时没有清朝军队在藏，乾隆指示他们等待军队进藏後再对珠尔墨特下手。然而珠尔墨特势力渐大，达赖喇嘛被控制。驻藏大臣受监视，朝廷派的兵却因天高路遥不知何时能到。
《卫藏通志》中描写，珠尔墨特谋反已在眉睫，两位驻藏大臣决定“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13］。两人遂设一圈套，请珠尔墨特到驻藏大臣衙门听旨议事。珠尔墨特并不疑心势单力孤的驻藏大臣会怎麽样，带人前往。拉布敦假意捧出圣旨，在珠尔墨特跪下听旨时，由傅清用刀从後面将其砍倒，事先埋伏的人拥出一顿乱棍，珠尔墨特当即毙命。珠尔墨特的人马随後前来攻打驻藏大臣衙门。傅清和拉布敦坚守良久。围攻者堆积柴薪放火焚烧。傅清多处负伤，杀死数名叛兵之後，以刀自刎。拉布敦则挥刀跳下楼，直杀得肠子从伤口流出满地 古籍文言形容为“委蛇於地” ，最终战死。
《卫藏通志》如此评点他们此举的意义：
夫卫藏距京师万有余里，公 指二位大臣 镇其地，戎兵寡弱，外不足以制其力，内不足以夺其权。设珠尔墨特竟举兵反，番民性怯懦，势必举而从之，以向隶版籍之地，一旦贼陷，即使以身殉，事已无及，劳师糜饷，致贻圣主西顾，忧畴职是土，顾可以一死委其责耶？公独奋不顾身，毅然定大计，乘其未发，诱而诛之，余党虽扰攘，而渠魁既歼，如瓦解冰泮，无能为难，不旋踵而就缚，尽付厥辜。公虽死，而全藏以安，国威以振，是非霍光之诱斩楼兰所可同日语也。［14］
当时情况的确如此。虽叛乱者杀死驻藏大臣及随从一百多人，但珠尔墨特已死，群龙无首，只抢了驻藏大臣衙门的银库就鸟兽散。原在珠尔墨特控制下的七世达赖喇嘛这时恢复了权力，将珠尔墨特的党羽捉拿归案，或凌迟，或斩首，或绞死，西藏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待四川总督策楞带兵进藏後，西藏局势已稳。乾隆指示“此措置唐古忒 清对西藏的称呼 一大机会也，若经理得宜，自可永远安宁”。策楞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藏政的措施，使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由此获得进一步加强。
清朝前期，其臣属犹存开国一代打天下的血气，官为二品 相当现在的省部级 尚能挥刀喋血。按国庆评判，清朝前期能列入佼佼者的驻藏大臣有九人，清後期只有三人［15］。在一百多位驻藏大臣中，佼佼者总共只有十二人，剩下的皆为平庸乃至昏聩之辈。
这一点乾隆自己也承认。他的说法是：“向来大臣内才堪办事之人，多留京供职......派往驻藏办事，多系中材谨饬之员。”“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进京。”［16］不奇怪，今天有数小时即从北京到拉萨的飞机，去西藏工作都被视为苦差，可想当年。官场向来是越有才干者越有活动能力，也越可能免於被派往艰苦地区，所以驻藏苦差除了推给平庸无能之辈，还往往落到那些“被议降革之员”，变成“发边效力赎罪”的性质。那些人或是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以无事为大事”；或是“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吞库款”。
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远离朝廷耳目，自成一体，难以制约，如果没有自觉的个人操守，很容易滋生腐败。他们虽然难以真正行使任命西藏各级官员的权力 如然巴的故事 ，但是制度规定所任命的官员都要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上奏清廷才可获批准，驻藏大臣往往就利用这个提名权换取金钱。清末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在其奏折中揭露，这种交换已形成固定价码：提名噶伦收银一万二千两，提名代本、甲本等各官，收银二三千至数百两不等，“额外需索，犹不止此”［17］。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还利用各种报销的机会进行贪污。如张荫棠查办的驻藏大臣有泰，其“犒劳”占领拉萨的英军只花费一千五六百银两，向朝廷报销的数额却达四万；其去印度与英方谈判的花费六七百两，报销的数额却是两万。其他各项委任私人，朋比分肥，凭权纳贿，克扣兵饷的事，不胜枚举［18］。
驻藏大臣在西藏锐意经营还是不思进取，与当时在位的皇帝对西藏持什麽态度也有很大关系。清朝前期为了羁縻蒙古，稳定社稷江山，皇帝对西藏问题比较重视，驻藏大臣一般也不敢过於怠慢。如上面所说的珠尔墨特事件之後，乾隆皇帝痛斥傅清和拉布敦的前任驻藏大臣纪山怯懦无能，在藏期间曲意逢迎珠尔墨特，导致其恣意妄行，酿成事端，只是念在纪山之父为国阵亡的面上，从宽免予公开斩首，赐其自尽5。嘉庆年间的驻藏大臣文弼，只因驳回西藏地方首领向清廷求赏和讨封号的请求，而没有向朝廷汇报，查出後即被革职。［19］。
从史料上看，那时期的清朝皇帝可比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西藏问题更加关注而且具体，往往对驻藏大臣的奏折动辄批复几百字，连对达赖喇嘛的父亲回原籍是否还用头品顶戴，也批示：“在籍不应戴用，俟假满回藏时再用”6。
而到清朝後期，蒙古和西藏都不是社稷的主要问题了，皇帝对国是也不那麽上心了。一九○四年，面临英军将要以武力进入西藏的严重局面，当时的清朝皇帝在驻藏大臣报告情况的奏折上也仅仅批了一个“阅”，再无其他［20］。
江山是皇帝的，皇帝都不关心，驻藏大臣自然更会松弛。这也是清朝後期的驻藏大臣较前期更为平庸和昏聩的原因之一。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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