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２月
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
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在重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办公室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谈。
王世杰代表国民党提议可有一个民盟代表参加政府，但他不同意召开各党派会议。
周恩来讲话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要求召开国民大会。
尽管赫尔利积极进行调解，周恩来拒绝作出让步。
赫尔利说他想回美国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６日
毛泽东并不反对冻结同重庆和华盛顿的一切外交活动，但是他又怕输了这场赌博：如果苏联不对日本开战，那怎么办！
中共领导老在捉摸这样的问题：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增强了，从而产生了力量的重新组合，并必然导致中共地位的巩固，因而该指望谁呢？是美国？还是苏联？
想到延安的事情，我不由回忆起一个法国人讲的话：“谎言就像赝币那样，由罪犯制造，而由最诚实的人来传开。”
中共官员逐渐为民族主义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条所征服，成了毫无原则的人。毛一贯正确，全知全能，像活着的上帝一样受到崇拜。
１９４５年２月７日
在我弄到的外国记者关于延安之行的报导中最说明问题的一篇是西奥多·怀特写的，它刊登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８日的《生活》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
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强调了某些事实，这很有意思。从特迪·怀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明白无误地抓住了中共中央主席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害，就是他对“西
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抵制。旁的不说，在这种抵制的背后滋长着毛泽东的反苏思想。这对《生活》杂志的尊敬的订户是最关重要的论证。毛对由“只不过是个留声
机”的人重复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危害性的评论，最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所指的“留声机”唱的就是被毛泽东和康生
所压垮了的中共国际主义派所主张的原则。
这篇文章也证实了毛泽东蒙蔽舆论得逞，掩饰了八路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真实情况，夸大了据说是反映这一斗争的数字。特区对外国新闻界谎报消息所作的努力产生了效果。
有一篇全面评述中共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篇述评去年由叶剑英向外国记者宣读过，后来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
述评中的数字已成了正式材料。这些数字不仅为外国记者所引用，而且观察组的官员也在引用。毛泽东想把它们载入史册。按这些虚假的数字来看，毛集团在抗战中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怀特在文章中反复提到了这些数字。
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证实了毛泽东从事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说到毛泽东的“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时所用的词句最准确不过地说明了他
的政治观点的本质。实用主义抹杀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说法，实用主义为武断地伪造科学铺平道路，给反动
的哲学思想提供基础。
像怀特这样的文章，对美国政客和商人的未来活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淘金区”。
中共领导会见怀特并不是轻率采取的行动，他们对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记者透露消息绝非偶然。他们利用美国是苏联反希特勒战争中的盟国这一特点作为幌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走了这步棋。毛泽东利用这种同盟关系来达到他反苏和反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目的。
中共领导通过《生活》杂志对美国商界宣布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在一定情况下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诡计。
１９４５年２月８日
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电报，谈到了有关谈判的详情。周恩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和张治中会谈了几次。
蒋介石不想放弃一党专政，而赫尔利劝他不要如此。赫尔利承认国民党领导人关于民主的讲话是空谈，他错把宋子文和王世杰看成是自由派了——他们跟蒋介石一样死抱住旧事物不放。
赫尔利建议改组军事委员会，把美国的、国民党的和中共的军队统一起来，任命一个美国人当总司令（来指挥中共所有的军队，包括在敌后作战的军队），国共双方各派一人担任副司令。
周恩来说这种解决办法是不适当的、不公正的。
赫尔利要求周恩来理解他的用意。赫尔利警告说，除非问题确实获得解决，否则他要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的使命已告失败。但是，假如他们真达成了协议，美国总统也许会访问中国，以便亲自与闻协议成果。
宋子文告诉美国大使说共产党想要夺取全国政权。
赫尔利甚至并不反对支持中共提出的在国民党高级官员看来是过分的要求，但他怕让步和协议会被苏联钻空子，因为据说苏联想夺取中国。
１９４５年２月９日
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一项新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中共军队就会因得到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而大大加强，并能实现它对全国武装力量的控制。
在重庆会谈过程中他们为争夺权力而进行了斗争，把民族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谁也不认真地想想抗战，而日本则继续在中国侵占新的领土。他们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和美国身上。重庆和延安正在拼命讨价还价。
我老是要关注形势，这何时才能到头？我日夜都处于紧张状态，脑际时刻萦绕着延安的人和事。而我一直是单枪匹马地在这里工作。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０日
我同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散步了一个钟头，把压在我们心上的事都谈了出来，说了不少消息。
我对奥尔洛夫讲了最近的消息和事态发展。他沉默不语。
我说，现在有一件事使这个湖南人等得焦心，这就是一个半月之后要满期的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莫斯科是否会废除这个条约？——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在
折磨着你的病人。假如条约废除了，我们就要开始对日作战。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又有完全不同的机会了。美国人依靠蒋，同时又用一切力量来控制毛。按毛
的看法，事态发展的进程将会使他作出正确的抉择。
雅科夫列维奇说：“我的病人担心他的健康，精神很紧张。”“江青在这方面表现得也不比毛强。每周都要把我叫去几次。他们就是为心律不齐、身体虚弱而着急。但我觉得，要是我们能有他们那样好的身体就不错了。”
中共中央主席决定把周恩来从重庆召回。形势在这么发展：蒋介石总统竟出人意外地准备对延安所坚持的若干问题作出让步了。
召回周恩来的电报已发往重庆。让周再留在重庆就有危险了。蒋介石的让步会公诸于众，而中共中央主席则继续在对于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置之不理。再这样耍花招，会使得延安领导人的政治骗局有暴露的危险。事实上，延安一方面呼吁和解，一方面不肯妥协。
延安现在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做到在不违反公众舆论的情况下能使蒋介石失面子，而中共又不用作任何让步。周是这里的主要顾问，他享有第一号外交家的盛名。
事实上，延安的顽固态度还有另一层意思：日苏条约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如果苏联宣布废除条约把关东军打垮了，那么作出让步合算吗？在此情况下，靠莫斯科来取得一切政治的、物质的和军事上的利益不是更省事吗？
中共中央主席对我不止是亲切而已。任弼时对我说：“我们都是他的老战友，可是比起我们中的许多人来，也许你更受到信任。”
正如卢梭说的：“他们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了长处。”这贴切地说明了毛泽东行为的典型特征，他不惜拿自己的背信弃义来进行投机。
他为了迎合苏联，唱着“长沙的旧歌”——我一直是联共党和苏联人民的忠实朋友。
使自己的卑鄙俨然成为美德，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很有经验的。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１日
在毛的接待室里经常能见到一个值勤的卫兵，他时刻注意着来访者的一举一动。带着毛瑟枪的卫兵就在窑洞上方埋伏着，许多公开的或秘密的步哨守卫在通往住所的各条路上。对住宅前面的所有树木都精心加以保护，这样，从飞机上往下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在和他的少数同事议事时说，同重庆妥协尽管令人遗憾，但难以避免。可是，在四月中旬莫斯科的意图见分晓之前不应该妥协。
“四月中旬之前，要尽一切可能维持重庆谈判的不即不离的局面。”这是中共中央主席给他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们的指示要点。
前几天，中共中央主席通过我发出了一连串的电报。他装作忠诚，把一些塞满数字以及他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他揭露美国的诡计等内容的电报发往莫斯科。
认为毛泽东不懂什么那就错了。他全面研究了有关东方的材料。他阅读了大量的报道、报告、军事评论和其他文件，并加以融会贯通。他对当前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有透彻的理解。
从思想领域来说，他只知道中国文化和历史。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老文化，无疑他认为它比其他任何文化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性。
中共中央主席在一份电报里说，蒋介石及其一伙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重庆催促华盛顿尽快开始把盟国的军队输送到中国来，蒋介石的目的是要用美国佬的援助来整编他的军队，给它装备最新式的武器，并将步兵机械化，云云。
中共中央主席说，华盛顿的目的是要套住中共。蒋介石和罗斯福总统都在作这件事。
毛泽东电报的这一部分可说是不打自招。延安和重庆都在梦想和美国结盟，双方都企图用美国的武器和美元的援助来跟对方算账。为酬答这种援助，双方都答
应把国家完全交给大洋彼岸的商人去控制。华盛顿选择了蒋介石，因而毛现在说美国人和蒋介石已达成协议，这对特区是一个威胁，莫斯科应有阶级情谊，与中共团
结一致。
为了要使莫斯科生气，毛在电报中塞满了有关“国民党在政治上出卖灵魂”的事（毛在和我的谈话中也说过这些事）。毛在此再次采取他那屡试不爽的虚报数字的策略。
他说，中央政府的军队约有１５０万官兵。这表明他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弱了。
蒋军的战斗力达到了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低点。相形之下，拥有７１万官兵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力量增长了。
中共中央主席写道：
国民党军队去年与我军相比还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日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结果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动。
即使在湖南、河南以及南方各战线的大溃败发生之前，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也至少抗击了５１％的日本精锐部队，那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只用４９％以上的战斗部
队来遏制重庆部队。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河南与南方各战线的惨败迫使共产党军队弥补国民党军队所减弱的抵抗力。目前，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牵制了敌人精锐
部队的６４％。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还同９０％的南京伪军作战。尽管国民党军队目前只受到敌人整个驻华派遣军不到３６％的部队的攻击，但在侵略者面前却
节节败退。特别是现在，正当日军把全中国变为集中营和废墟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恶劣。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２日
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本身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共中央主席说，去年，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在１９４３
年７月发动反国民党运动，以及把八路军撤离前线，而使特区面临失败的危险！这是一种特殊的不负责的做法！对毛说来，首先就是必须证明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
略是正确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掀起反国民党歇斯底里和破坏抗日的作战活动（这种作法正中侵略者的下怀）。
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可以追溯到将要签订西安协定的时候，其目的是要破坏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然后逐渐地清除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并赞同其策略和服膺其威望的党员。这样，才进行了整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仅仅为了达到他的国内政策的目的，毫不迟疑地拿特区和共产党的命运去冒险。但是，冒这种风险是完全不顾后果的！中共中央主席相
信苏联不会听任国民党去消灭中国共产党。可是，我看到了毛泽东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危机时的恐慌情绪。毛一下子又踌躇起来了——假如苏联忙于反希特勒的斗争，
不能对他进行援助，那可怎么办呢？这使毛泽东犹豫了。以后，我听说毛得了俄国人挖苦地称之为“熊病”的慢性腹泻。
毛泽东明白１９４３年对苏联意味着什么——那时，苏联面临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困难，战争正处于转折点。我随时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但毛不顾这一事实，拼命想把苏联拖到远东冲突中来。
按照中共领导的意见，苏联现在应该参加对日战争，用它的军队和物资来解放一些土地，然后由中共来将其变成根据地。至于中共军队，大部分要保存起来，
专门用于将来同蒋介石角逐，分裂国家。苏联或盟国军队在打垮日本人的未来战争中应起主要作用，中共军队只应协助。这种机会切不可失，应善加利用。——这就
是中共领导人所策划的计划的关键。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３日
这些日子，延安正在用独特的方法解释整风的性质。中共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现在有它的理论了，它是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作出来的“无可争辩的”结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曲解，用来实现毛泽东的目的，而不为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服务。无论过去和现在，这里都在说服人们，强迫人们相信在党内
使用暴力是必要的，是反对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组成部分。这是用来对国际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摧残的一种掩盖。
整风已不太引人注目了。为了清除所有不符合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和不符合他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延安正在进行新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整风。一般说来，在这里批评是不允许的，简直是不可能的。谁都得“相信”，不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什么都是不正确的。这里的人谈论着列宁主
义的工作方式，可是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方式。
党内民主在这里被解释为所有的人都重复毛的讲话，在一切场合引用它们，即使是很可笑的说法。重复毛的见解，引用毛的话，党员只有在命令和指示的范围内才允许表现主动精神。
毛泽东的指导方针由刘少奇精心地化为文章，用各种形式重复一个思想，说整风运动是历史的必然，它改造了受资产阶级伦理学和哲学影响的年轻的新党员。
据说整风把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帮助他们“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据说整风揭露了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代表出来反对
发展人民的斗争，反对建立新解放区，反对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扩大中国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据说，这些机会主义者反对从日本人手里收复本应由工农政权控制
的中国的神圣领土。由于害怕日本，“一些党员的阶级觉悟降低了”，“他们开始在国民党面前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并说什么这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据
说毛泽东纠正了这种偏差，挽救了党，明确地指出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这就用不着评论了。
首先，这样讲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适应于某人的利己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诋毁马克思主义（例如把马克思主义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教条”）。
由刘少奇用毛泽东的思想写成的文章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这些文章在这里是不容辩驳的！）。分发给所有党组织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承认，作为党的希望的年轻新党员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分子。
蒋介石对他的老战友和高级官员说，他要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和全党一起建立一个新中国。“我只会把权力移交给人民。”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但决不交给任何其他党派或个人。赫尔利是个笨蛋！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能消灭共产党。”
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中把蒋介石这些话引下来了。
几乎没有一天不跟康生碰头。看来他情绪低落，尽管他力图表现出一切都正常。刑官在为他的前途担心。我很清楚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毛同季米特洛夫的通信以及我与此事的关系当然是了解内情的。莫斯科对刑官的行为的严厉谴责使我永远成了他的死对头。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８日
任弼时以说教的口吻对我说：“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撤除了领导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自１９３５年１月以来党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他懂得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运用于我国革命的实践。”
显然，对中共这段说远又不远的历史的一切谈话都是与准备召开七大有关的。
共产党的领导在狂热地进行活动。他们对外国电台就反希特勒联盟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的克里米亚会议所作的报导和苏联新闻处就此问题发表的公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
毛泽东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是否会参与远东战争。我对报纸上公布的正式公报全文作了详尽的叙述。
对毛泽东来说，知道苏联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他该同谁去结盟呢？屈从美国，接受蒋介石的计划，也许好一些？
简而言之，延安的外交处于十字路口。
毛泽东的所罗门式的决断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说，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同时推迟党代会的召开。
既然美国人不想作出进一步的让步，那么，延安必须弄清苏联对将于４月１３日满期的对日条约的态度，才能决定对策。
博古在会上说，克里米亚会议一定讨论了所有盟国对法西斯日本联合作战的事。博古确信，苏联政府首脑签署了一项决定苏联在远东参战的协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针考虑在内了。日本多年来力图吞并苏联的一些地区，仅仅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才终于使它清醒过来。
博古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苏联的参战将有利于被奴役的中国人民。他说出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说啥。尽管我很尊敬他，我却无法告诉他确切的情况。
同样，我也不能满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认为苏联不会对日作战。洛甫的立场还带着整风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苏联军队参与远东战争一事考虑得很多。毛泽东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枯竭。
刘少奇用全副精力来准备代表大会的材料。
周恩来若即若离地对我表示亲切。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中共中央主席，对于苏联是否可能参加对日战争不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那个湖南人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声望，发表意见也很小心谨慎。他并不确切知道事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他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作出错事来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决定（首先是对国民党的关系）同苏日中立条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么讹诈蒋介石，给他施加压力，为不久的将来打内战积聚力量，要么就达成协议，承认重庆当局正确，签订美国人所提议的协定草案。
这就是毛不同观察组断绝联系的原因，尽管他对它已积恨甚深。
朱德、叶剑英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相信，苏联会宣布废除对日条约，参与对日作战。朱德认为，苏联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干涉（组织和支持高
尔察克运动、几个白卫军政府以及谢苗诺夫运动）、在哈桑湖地区的挑衅、哈勒欣河的血战以及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的进攻准备。中共军事领导人坚信苏联会参战
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很分歧。
灵活而不大肆声张的苏联外交把毛弄糊涂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愿让他知道其重要决定已有一段时候了。莫斯科的缄默使毛沮丧，他不会看不出这意味着什么。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９日
毛泽东的随从们每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或蒋介石的失败时总要大摆宴席庆祝一番，酒席上烟雾弥漫，又说又笑，又嚷又叫。
毛对我特别友好，可以说，自从给季米特洛夫发出难忘的一月电报以来他一直是这样。那份电报是季米特洛大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来电谈到整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之后发出的。
他会不时地坐到我的旁边来，一定要我喝酒，弄得我无法拒绝。他自己也喝，酒后他饭菜吃得很少，烟抽得很多。
所有的宴会都像这个宴会一样，办得好像是为了庆祝毛的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日子，例如他的生日那样。人们开怀痛饮，高声谈笑。但是，所有的人都注意着毛，以便跟上他的情绪。
毛喝得醉醺醺时讲话就特别难懂。在这种时候，他那单调的、口齿不清的湖南腔特别重。这种单调的、含糊不清的话还不时夹进两三个发音特别加重的词。只要稍一喝醉，毛就失去了他那重要的大人物的神态，有时就像一个农民进了饭铺，粗声粗气地又叫又嚷。
他拉着我的手出乎意料地说，至今为止，从莫斯科到中国来工作的没有比我更好的了，他也没有见过更好的了。在这种时刻我又得灌下一杯烈酒。不管我喝完没喝完，就往我的大酒杯里倒酒。
毛也用大杯子喝酒。他的脸变红了，头发分梳在两边，眼睛炯炯发光，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他的脸不像平时那样冷淡，而是变得神情快乐了。
“我很高兴，孙平，你正好是在我们党的这段伟大历史时期和我们合作。你知道，我对你很尊重。”
人们争着跟我干杯。我很难拒绝。每人只消干自己的一杯，可是，我却要干好多杯。
顺便说一句，这里敬酒的事并不常有，人们只是边谈边喝。我只希望我的头脑能保持清醒。我为没完没了的各种问题所苦恼。人们纷纷向我提问题，简直像下暴雨一般。
这一切都跟毛很喜欢的那种相当粗俗的玩笑掺杂在一起。这些玩笑往往是非常色情的，轻浮的。
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简短地交换意见，而且嘲笑同志的过失，奚落他人，并为之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
从他们的言谈和漫不经心地说出的话里，我获悉中共七中全会最近就要开会，讨论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我知道“对遵义会议以来（也就是毛泽东掌握领导权之后）这一段党史的估价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现在正试图消除这种‘分歧’。”
１９３９年秋周恩来在莫斯科。他顺便对我谈到过那时的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印象。要求苏联给予武器援助以支持中国革命，这是周奉毛泽东之命去访
问的目的。１９３９年秋天在莫斯科讨论了武器问题，虽然不是直截了当进行的。这事情已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过我。因此，我听到了有关他访苏的另一种说话，感到
不胜荣幸之至。
同时，周在莫斯科弄清了他早巳知道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即主张中国全国合力抗击日本侵略。总的说来，他当时想探听苏联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想判定其政策方向，以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与因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
我很了解周。我相信他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知道苏联是否可能同重庆决裂，从而以一切必需的武器来装备中共军队。
这真是完全无视世界大战初期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他们只想到他们的计划和利益，而不考虑苏联所遇到的军事上的复杂情况。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周很了解情况，但他还要问我关于我们在重庆的军事使团情况。他讲话的态度同往常一样富有魅力，但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谈话而已。
酒后，大家都感到无拘无束，他们谈着，相互插话，说话和动作都很随便。
这里人们对事态的发展十分满意！目前，他们的一切希望都与苏联联系在一起。他们单刀直入地来谈这问题，装得诚心诚意的样子，好让我把每件事都向莫斯科报告。在提到美国人时则用了一种嘲讽的口吻。
有的人甚至说，苏联在东方的战争与其说为了中国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苏联的利益。
毛说我的头发白了，但这不是什么缺陷。无论如何，这表明一个人不像是在二十多岁那样天真了。智慧比青春更可贵，但是对于……在大家的笑声中，点明了他的“但是对于”是什么意思。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
正式决定三月份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项决议和其他若干决议是由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的报告。没有进行讨论。
重要决议之一是关于建立特区和共产党所有解放区的政治与行政中心的具体步骤。这个中心的建立要推迟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国民党代表大会
的决议将提供必要的论据，以证明建立“联合行政中心”是有理的。这是中共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建立联合中心将不可挽回地最终使国家分裂（当然，不算大大小小
的傀儡政权）。
随着联合中心的建立，同“重庆集团”的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内战不能排除的原因。
这个计划是延安精心策划的。从成立联合中心到内战的可能爆发，整个过程会有好几年，需要五、六年，可能还要长一点，因为按中共中央主席的意见，抗日战争还要打几年。（毛泽东说，中国将要在两三年内赶走日本人。）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必然会通过一项加强其政权的决议。中共中央主席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国民党会受到延安报刊和开明的重庆新闻界以及一切进步舆论的猛烈抨击。
把共产党的所有根据地建成一个联合行政中心的计划将会被看成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在目前这样的时刻，这种措施不会引起国内外的不满，虽然这一定会扩大
抗击侵略者的民族阵线的分裂。毛认为，这个步骤将给中央政府的政权造成极大破坏，而事实上，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遭极大的破坏。蒋介石将被看成是分
裂统一战线和造成其他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
会上，发言的人都强调联合中心只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成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就国共双方领导人的会谈问题作了长篇报告。他的报告证实了我的猜测和其他一些事实。
顺便提一句，组成毛泽东的未来政府（所有苏区的联合中心）的具体措施已决定了，付诸实施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出一个星期就要把建立工会中心的消息通知全国各解放区。延安的同志们还没有把它的名称定下来。不管怎样，会出现一个各解放区的工会组织，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特区正常运转的党政机构。这将是终将爆发的内战的第一声响雷！
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包括会议的全部议题。
不用说，最重要的大事是中共中央主席的讲话，他的讲话在后来几天讨论了多次。中共中央主席在讲话中第一次对克里米亚会议（大都是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问题的）决议明确地表了态。
毛说，无容置疑，苏联一定会参加对日作战。应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中共中央主席又说，中共的任务是要求英、苏、美三国领导人干预重庆“一党政府”的事务。反希特勒联盟的领导人应该懂得，蒋介石政府必须满足共产党的主要要求。反希特勒联盟的成员国是否都会同意这样一些要求非常值得怀疑，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同意。
下面就是毛泽东接着讲下去的内容要点：
我们要提防美、英、苏三国首脑可能会拒绝我们的要求。他们即使拒绝，我们也决不放弃这个战略计划（建立联合中心）。在苏、美、英领导人面前我们将竭力保住这个计划，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后退。
令人遗憾的是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要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而且，即使我们被迫同意妥协，也得要让妥协对我们略为有利。
“全力坚持，为了以后得到最高代价而后退。”这是中共中央主席这一部分讲话的主要思想。
对毛泽东的这些话听众报以嗯嗯的赞同声。
这里，毛泽东彻底暴露了自己——他从蒋介石那里是不会得到权力的。要强者自动让出权力，这还没有过先例。可是，利用国际政治力量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分出权力来也许不是空想。想到中国战争的特点，这真不是空想！
毛宣布，为此目的，中共应该想方设法让反希特勒联盟的领导对作为反法西斯联盟成员之一的中国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重庆政府的首脑在罗斯福、丘吉尔
和斯大林三巨头的压力下一定会让步，到那时他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圈套了，他除了让步之外别无他途，而这种让步定会对我们有利。我们要尽力争取各种最强有力的
政治势力的支持。因此，蒋介石可能会改组政府。这种改组必须是彻底的！在这方面共产党极有可能取胜！“重庆的独裁者”必须接受对我们极其有利的条件。目前
形势对我们最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会谈就是错误的。我们应等到四月中旬再说（暗示着苏日条约的命运决定之后，形势将会明朗）。
中共中央主席紧接着竟然说，实际上，不太可能在中国组成联合政府！应该现实地来判断事实！即使联合政府难以成立，作这种争取仍不失为使人心倾向共产
党的有效方法。将来，我们还要提出重庆难以接受的要求和条件！“这是我们对付蒋介石的带战略性的政治计划！绝不要提出任何使他有后退余地的条件！”
毛泽东的立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主要问题就是要“逼得蒋介石走投无路”，就是要逼得他来发动内战！此外，要操纵舆论，以便给共产党充分动员的时间。
用抗日作幌子来夺取领土，也就是说要扩大根据地，准备将来打内战。此外，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蒋介石。但是，蒋也在着手准备对付特区，因而美国可
能大量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因此，毛即使不能完全阻止的话，也要竭力限制这种援助，要迫使美国人考虑公众舆论。延安会揭露盟国的这种行动。
还有一桩使毛特别苦恼的事：他并不完全肯定苏联会打日本。他说苏联会打，但他不能肯定这一点。因此，共产党领导要推迟到四月中旬以后才对一切国内外政策作出决策。这是毛的典型作风！他甚至对他的战友也保留几分，不肯尽吐真情。
除了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有关的任务作出估计之外，毛着重谈了华北的形势。在听众的掌声中他庄严地说：华北的形势很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地区
可以算是归共产党管辖了。在华北，中共的权力、影响和势力毫无疑问是强大的。但是，最好是把华北的干部更换一下：“加强干部队伍！斗争就在前头！”“我们
不应该自我陶醉：还必须加强察、绥、热地区的干部。所有不称职的党政领导人员都应撤换！这同样也适用于内蒙古和东北。”
之后，中共中央主席又回到建立全苏区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上来。
从我对毛泽东的了解来看，该委员会将起导火线的作用。工会筹委会将召集代表开会。代表们不会只通过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他们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建立中国全苏区的联合行政中心的决议（无沦如何，他们将要求立即组成这一中心）。这就能摧毁“一党专政的蒋介石政权”。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像党的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并没有谈到山东、山西和河北的情况。这三个省内共产党的政权是谁也动摇不了的。的确，那里有国民党的军队，但他们正在逐渐被摧毁，不久将要被彻底消灭。
毛泽东的整个讲话都是准备内战的号召，虽然并不排除妥协的可能性。毛在这方面并没有认真考虑国内形势。中共中央主席的指导方针实质上就是用武力夺取土地的方针。周和毛驻重庆的其他助手的政治花招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愚弄公众和进行讹诈！
朱德在会上谈了他的活动。他的讲话清楚地反映了“整风的旧病复发”。他忏悔起来了，这真出人意外。他说，他低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因而错误地坚持
要把中共的大部队转移到南方和东南各省去。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及时指示才能化险为夷（防止了错误地选择军事活动的地区，把兵力分散为小部队，等等）。毛再次
起了救星的作用！
朱德还说，他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犯有错误。他曾经希望全国革命爆发，其实，需要的是在农村逐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朱德说：“我相信能立即在全国夺取政权，这是重大的政治错误。”
中共中央主席就这样通过朱德，号召利用抗日战争的特点实行夺取国统区的策略。同时毛警告大家说，同国民党发生一次公开的全面冲突中共很可能一败涂
地！毛彻底完蛋！一方面，要侵占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建立军队，制造事端——就是说向蒋介石挑衅；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共产党，一场内战
会导致特区的毁灭。
驱使毛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他的冒险主义和毛希望在发生严重纠纷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且也是他的强烈的权欲，这种欲望常常（太经常了）使他连常识都没有了！
毛泽东把农民看成可以用于打内战的主力。农民深受土地危机之苦。土地危机一定有助于他鼓动全国，动摇蒋介石的政权，使国家毁灭！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使中共成熟，党的领导趋向于小资产阶级的左倾。
苏联军队在欧洲战胜法西斯军队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延安。美国人不愿抛弃蒋介石，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已经明了而且日见重要的事实。毛泽东没有选择余地，共
产党只有苏联这一个盟友。毛的诺言消除不了美国政界领导人的怀疑，美国在加强蒋介石的力量。这个事实决定了中共中央主席的行动。
在抗日斗争中与莫斯科结盟，对中共内部局势正常化，对培养造就新的一代共产主义者即国际主义者，在客观上会起积极作用。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２日
２月１８日《消息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形势的若干事实》的文章。文章指出，苏联希望在解决远东问题时一定要适当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
很明显，尽管毛在政治上耍阴谋，我们莫斯科的领导还是坚定地保持着支持中共的方针。
支持中共就是支持中国革命，就是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假如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将是帝国主义在我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苏联将拥有自由的中国这个强大的朋友，跟它联盟将使社会主义阵营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
联共把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外国奴役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利，把对中国人民的援助看作是自己伟大的国际主义义
务。这是莫斯科的坚定立场，毛集团的政治赌博是无法影响它的。对中共中央主席的追随者很难有别的话可说。他们与党、与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相比确实就像一小
撮政治阴谋者。至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道路那是很清楚明确的——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和平地建设新中国。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
延安在期待着中共代表大会的召开。
不管谈什么题目，毛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阶级斗争，天天斗，时时斗。对于按毛泽东的格式进行的阶级斗争我有充分的了解，并亲自看到了它的种种表
现。这是毛谈话的主要题目之一，他用它来为整风给党带来的暴力行为以及贯穿整风全过程的暴行作辩解。决定斗争结局的是暴行，而不是全会、会议或决议。
毛泽东的政策看来似乎自相矛盾。今天他提出某些要求，一星期以后他会坚持一些完全不同的要求。昨天他诋毁受人尊敬的党的工作者，而今天又给予他们重要的职务。他一会儿和美国人“度蜜月”，一会儿又踩他们一脚，等等。
这就是经常被称为神秘的东方外交，巧妙而又不可捉摸。但是，这是外行的看法。事实上，这种政策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前后一贯的。
这种逻辑性和一贯性也是中共中央主席所执行的政策的特征。情况变了，他为了适应形势也不断改变斗争的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的东西原封不动。这就是说，坚决抵制抗日统一战线，反苏主义和清除“教条主义”的作法原封不动。
这里没有一点神秘而巧妙的东方外交的痕迹。是呵，他违背诺言和撕毁协议。他贬低一些人，吹捧一些人，装得像个民主主义者，而在家里却是个老爷。他在巴雷特和外国记者面前装模作样，对我说废话，欺骗莫斯科。
这是聪明、巧妙的东方外交？简直是胡说八道！连一点气味都没有。这是陈词滥调，是弥天大谎！如果真有所谓东方外交的话，那可以把它叫做厚颜无耻！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５日
毛泽东事实上正在干着陈独秀和李立三因之而被撤除中共领导职务的事。他的这一特点我不知怎么竟没有注意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立三的错误不仅为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这一特点所决定，而且也为那时刚刚迈出步子的年轻的共产党的普遍不成熟所决定。
毛毕生一直在有意识地为抵制共产国际的影响、为修正马列主义而斗争着。这个湖南人真狡猾！
这里有一封给斯大林同志的贺电。电文下面有两个熟悉的签名：中共中央主席和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总司令。１９４１年秋季，毛泽东对他的支持者通常只是冷嘲热讽，而这份贺电中这种口吻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日历告诉我们，现在是１９４５年了，所以毛泽东要吹捧斯大林了。
中共中央主席写到了苏联军队的辉煌胜利！按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当今，苏联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苏联军队赢得了不朽的光荣，而他（毛）确信，他们还会由于有其他许多功勋而赢得光荣。
然后，毛泽东向斯大林保证，他的天才的经验使毛确信，最伟大的解放斗争将取得最后胜利。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６日
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使人们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大家又围着王明、杨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闹腾开了。照例是在会上公开谴责一番，或在背地里骂上—通。
王明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看法已成定论。大家都确信毛挽救了党，使党没有采取王明的“投降国民党”的路线。“王明是舔蒋介石的靴子的”，人们绕着弯用这样的话来说他。
国际主义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于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忠于党的利益”——横遭诽谤，这个格言现在已被遗忘！毛泽东的领导阶层逐渐
使大家相信，王明“从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培植异己分子”。据说，远在１９３１年王明出现在上海时，他就像个大官僚那样武断地决定与党的命
运有关的问题。愚蠢而又可笑，但谁都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
整风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甚至王明过去的合作者也开始诋毁他了。例如，杨尚昆说王明对蒋总司令“推行”了阶级投降路线。这话竟出之于杨的口，而杨又岂只是王明过去的一个同志而已。
在上海时期，他们共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共同反对毛泽东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活动。
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使从前的“莫斯科派”成员不得安宁。他们受到诽谤。党员对他们毫不同情。整风“揭露了这些投降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整风使人人都相信，“幸亏有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导，才使延安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在党的会议上，发言的人没完没了地说“毛泽东同志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他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宣传，都要大家记住：“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考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
最可悲的一点是，民族主义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造力的表现。这是毛泽东的政治纲领的基础。我跟陈伯达谈过活后对这一点就确信不疑了。陈是毛的思想传声筒。
我确信，代表大会会采取同民族主义思想完全一致的路线！
上次，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与往常不同的谈话。没喝威士忌，没喝烧酒，也没有客人们的喧闹声。我们正谈到一些琐事时，毛不知不觉地转了话题，谈到了
死亡的问题，谈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无法抗拒的无情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听他一个人讲，如果你不听，他全记在心里，可是还和和气气地一直等到你
走。他喜欢人家听着。谁有反对意见他就会很生气，虽然他不表现出来。他还会客气地跟你分手，但会把什么都记住！
他在考虑和谈论着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问题。想到死亡，他便消沉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诗人的话，并朗读了几段他自己写的诗——他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了。
他变得很温和，同时又很激动。他那雕像似的庄严样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讲话讲得很快，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他要强调的话。他挥手叫所有想进屋的人都走开。
他还问我问题，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时好像已经忘记我在旁边了。
他不耐烦地把手伸到棉袄兜里摸着，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着。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袄掉下一个钮扣，他气冲冲地把它踢到一边。
这以后，他又问问题。很遗憾，我没听懂他说的一句古话。他看着我，等我回答。他那双闪闪发光的湿润的眼睛显露出激动的神情。他不想揭露我的无知。不，他只是自个儿陷入沉思而已。
我能说什么呢？我耸耸肩膀，承认我不懂，但是，我会懂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读点东西。“但是”，我说：“革命前我在乡村学校里学《圣经》，《圣经》上说，死就是：生于土……归于土。”
毛咧咧嘴，把烟头扔到地上。
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看中了哪个单身漂亮姑娘了吗？别害臊。……”
我对这问题一笑就过去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７日
在所有的省中，日军入侵最远的是贵州。当中国军队的失败看来已不可避免时，日本的进攻倒减缓了。
美国人常常举行按延安标准来说是奢侈的宴会。
虽然美国人迟早要回去的问题现在连提都还没提到，但他们却已经着眼于将来来同中国人进行交往了。讨厌的酒宴！每隔一天就有一次，弄得人人都昏昏沉
沉！美国人无需费力就能让客人们都喝得醉醺醺。这些客人是不需要主人敬酒的。我不由得想到契诃夫的一句带有伤感情调的警句。他在一篇小说中描绘那个主人公
时说：虽然他只说他渴，但实际上他是想喝酒。……这里，你也会看到契诃夫提到的那种渴的“革命者”。可是，你和他们交谈交谈看，他们准会给你说出一大堆马
克思的话来。
１９４５年３月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日
中共领导人一直不让赫尔利进行调处，但也无意同美国人破裂。他们一方面装作反对“帝国主义”，秘密地把美国人的“阴谋”报告莫斯科，另一方面，他们不愿同观察组断绝联系。
毛泽东等待着日苏条约满期的时刻，到那时，他就能胜利在握地行动了。
今天，毛泽东收到了约·维·斯大林的回电，连他本人也觉得十分出乎意料。中共中央主席立即召开了会议。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日
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使党的生活振奋起来。他们召开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
但是，如何来掌握大会呢？整风有着明显的反苏特点，反“教条主义”只不过是否定联共党的思想原则而已。
大会上这一切可能都会暴露出来。怎么能预卜代表们讲些什么呢？你没法检查每句话。形势很微妙，中共中央主席要找个出路。
中共中央再次指示要学习一些文件，其中大多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特别强调要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只要浏览一下“必读著作”的书目就足以看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表明毛泽东的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适应毛泽东的观点。这本书显然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论点和原理的。
毛在其著作中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提及和援引马列语录，这造成了他精通马列主义的错觉。对约·维·斯大林的歌功颂德掩盖了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得出的危险结论。
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作为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从这部著作里看得出整风对“莫斯科派”的摧残和民族主义的由来。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看法。他把社会阶级成分划得混乱不堪，人们得小心，别上当。
各种会议把该书的一些章节硬灌给每个人，把整风锻炼了党的这一思想强加于人（实际上倒也无需再强加了，因为他们自己就一再重复这些话）！
恐怖和暴力——现在他们说这叫做使党经受锻炼。整风所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抗日运动高涨的岁月里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整风期间进行了自我教育。
喔！那么王明、博古、洛甫、杨尚昆、朱德、王稼祥呢？我还可以把这个名单开下去，大部分党的负责人都会包括在内。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党建立那天起就在党内，那么，对“刚刚来到的新人”进行斗争的整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改造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中共中央主席的顺民），以保证他们能承认他将来凌驾于党之上的绝对权力。从上到下，人人都挨打！可以这么说，对党和非党的干部进行清洗，是否忠于毛是主要的试金石——哼，“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原则嘛！”
想在未来的代表大会上不只是听到有关整风的莫明其妙的一套，而且还能听到头脑清醒的发言，确实有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党内还有健康的力量嘛。
希望是有的。意大利人说时间是个诚实的伙伴。但这里显然缺少诚实，哪怕是一般而起码的诚实。
１９４５年３月５日
对苏日条约的命运议论纷纷。毛泽东关于苏联势必对日作战的理由已经具体化了，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俄国人不会宽恕日本人在内战时期的干涉（暴行，掠夺）。
——他们会因日本人曾在哈桑湖附近和哈勒欣河流域一带进行挑衅找日本人算账。
——他们会因由日军豢养的白匪军不断侵扰苏联边界，因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态度暧昧，而严惩日本人。
“怎么样？姑娘们很漂亮，是吗？”谈话结束时，中共中央主席对我说，“而且身体也很健康。你不相信吗？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
真的，我绝没想到毛泽东会是个拉皮条的！我一笑置之，跟他分手了。
但到傍晚时一个姑娘悄悄地出现在我们的屋子里。她腼腆地跟我打招呼，说是来打扫屋子的。
她像每个人一样也穿着粗布衣服，但是她的棉袄上露出个白领子，这在这里是少见的。她腰里束一根军用皮带，身材很苗条，圆圆的脸蛋，黝黑洁净的皮肤，长得好看而开阔的额头，黑头发披到肩上，别着朵花当发夹，一双大眼眯缝着。
是啊，靠延安菲薄的定量供应生活的人不会是这副模样的。
我搬出一条凳子放在墙根一棵树下。她坐了下来，有点紧张，但面含微笑。然后，她亲切地回答了我的问话，并且始终谨慎地等候着。她细长的两腿交叉着，脚上穿一双布鞋。
我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就把她送走了。
她是个很美的姑娘，真的！
我们一路走。她边走边对我说，她是刚入学的大学生。她确是很年轻的啊！
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卑鄙，多么令人生厌哪！我多么希望此时此刻我是在家里！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
会有这样的情景吗？我真会见到我的家吗？但是什么时候哇？什么时候哇？哪个朋友会来迎接我呢？经过这场战争，谁会幸存下来呢？
１９４５年３月７日
延安报纸用大号字体刊登了约·维·斯大林对毛泽东和朱德贺电的回电。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３日
１９４４年底，国民党也开始断然缩小抗日作战的规模。他们也受到准备打内战的思想的感染了——而延安是一直有计划地、秘密地进行着这种准备的。
这是对中共领导多年来从不大规模对日作战的作法的报复。
同时，中共军队正以进行抗日为名积极地把国民党军队从个别地区赶走。
日本军队忙于在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同美国人进行斗争，只用同中国兵力相比微不足道的兵力来控制占领地区，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在扩大地盘。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５日
中共领导的政策和想法都在继续发生变化。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更进一步地使他们的看法和估计明朗了、具体了：苏联报纸刊登出毛泽东和朱德给斯大林的电报，然后斯大林的复电又被准许在延安报纸上刊登——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首先是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的迹象。
３月４日，斯大林的电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电台反复广播了电报全文。
《消息报》的文章支持了中共领导的看法。
中共领导自己作了两大结论：１．苏联势必会发动对日战争。２．莫斯科对特区的命运是关心的。
３月１日收到斯大林同志的电报。当晚，中共中央主席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举行了会议。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四点。不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他们都守口如瓶，但是会议与电报有关这是无疑的。
第二天毛泽东宣布，现在召开代表大会不困难了——一切都明朗化了！
毛可以好几个小时毫无表情地坐在扶手椅里。他装得像个古代的专心致志的政治家，“关心重大的问题，不为任何琐碎的俗务分心”。
我想毛泽东一开始从事活动就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本领，而他的本性并不是这样的。不过，经过多年苦练，这已成为他的一种性格了，也就是说，那种使人民看来俨然是伟大天朝的真正的政治家的性格。
毛泽东对我越来越不摆架子了，他那有些粗鲁的态度，那邋遢的样子(他的穿着是很简便的)，也越来越表现出来了。他开起玩笑来很粗俗，他的嘱咐中间也常常夹着粗话。
在中共中央主席的家里（而且不仅仅在家里）是江青作主。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从不邀请任何人到他们的住所去。但是且慢——只有周！是呵，只有周是例外的。周知道怎么做这个例外的人。
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残忍是由于正义而产生的行为，严格地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忍，有的只是正义——只有正义！他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决定是正义的，他对残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为暴力。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风。
我从未听见过他对什么人表示过同情，也许他同外国人或者从其他根据地来的代表这样的客人进行谈话时例外，那时他会谈到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关怀，诉说日本人的残暴，说出几句鼓舞“普通老百姓”的话来。
毛泽东有好几种形象。报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他带着中共中央主席的灵光，他出席大会、积极分子会、全会，他表现聪明、机智、殷勤。
另一种是当地政府、军队和党的工作者所看到的，这些人或多或少经常在工作中同他有接触。这时，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统治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过由于称人“同志”、跟人握手显得有点民主化而已。
也还有个真正的毛，是我在私人交往中常常看到的。
这不是说他的闲话。他采取这种独特的政治上的变形术，显然既考虑到了民族传统，又照顾到了时代精神。毛泽东经常摆出最适合当时场面的姿态而出现在人
们面前：要么既坦率又友好——一个真正的“党内同志”，要么是纪念碑似的一动也不动，装得若有所思，是一位耽于沉思的思想家，是一个超凡人圣的哲学家。
他坐在扶手椅里，要么听着，把他的谈话者淹没在香烟的烟雾中，要么自己谈着。假如他心情舒畅愉快，谈话声是单调的，对要加强的字他就稍稍加强语气；假如他激动了，那就带着演说家的惊人耐力，侃侃而谈。他可以一气不停地讲上三四个小时！而这是私人谈话！
他也可能坐着想他自己的心事，对谈话者连瞧都不瞧一眼，只是偶尔客气地点点头。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７日
谢伟思再次访问特区。他很受特区的重视，特区对他已形成了肯定看法。谢伟思了解中国。他不仅仅是生在成都，而且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当然，他是在上海为有钱人（主要是欧洲人）办的学校上的学。他的全部外交事业与中国有联系，他周游了全中国。
周恩来把他看作持进步观点而不带偏见的人。谢伟思不像间谍那样进行活动，尽管很难相信他不是。他很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失足，态度谦逊，办事认真。
原来谢伟思的延安之行是未经大使批准的。帕特里克·赫尔利本人目前在华盛顿，谢伟思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同叶剑英和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时，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告诉他们说赫尔利是不大可能让他来延安的。
我几乎立刻就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讨论的问题是那么不平常，使中国同志以为可以让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从而帮助他们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同志被这个美国外交官不寻常的坦率做法弄糊涂了。
谢伟思年纪不大，而经历的事情不少。他在上海学校毕业后就在他自己国内(加利福尼亚)获得文学士学位。他是在昆明的美国使团中作技术工作而开始他的事业的。后来，他去北平当美国大使馆译员，在北平工作了几年。他显然表现出有才干，就直接从译员提升为副领事。
一般来说谢伟思是很讨人喜欢的。他颇有教养，精通中文，能倾听别人意见，而极为重要的是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１９４１年时就成了使馆的三秘，不久（即在１９４３年）成了二秘。
谢伟思很年轻，一点也不像赫尔利那样傲慢自大。这种人往往总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思想。可能约瑟夫·史迪威很器重他。美国有关中国的所有重要决策直到最近之前都还是依靠史迪威来作的，这很可能对约翰·谢伟思的很快提升起了作用。
谢伟思在延安时人人都很注意他。他职务不高，但知识渊博，而且他一般不浪费时间。他不是那种不敢超越指示一步的人。
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称他的大使是个保守派。帕特里克·赫尔利不了解中国及其传统，不了解当前极其复杂的形势，竟想处理中国的所有问题！就是因为这
样，他反对赫尔利——这就是谢伟思所谈的意思。谢伟思进一步说，赫尔利对于国共之间的冲突有他自己的看法——一种保守派的观点，它与驻印度和中国的美军前
任司令的观点相矛盾。结果，史迪威被迫离开中国。戴维斯的命运也一样。所有那些想为中国问题找到新的政治解决办法的人也将会有同样的遭遇。
我认为约翰·谢伟思谈的这些话是真实的。我亲眼见到了赫尔利的严重的政治失策。我也在宴会上注意了这位将军和政坛人物，喝了几盅之后就在那里夸起他
“和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关系”来了。显然，他这么干是要给中共中央主席以深刻的印象。然后，赫尔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说１９４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他是
美国总统派驻莫斯科的私人代表，继这之后，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德黑兰会议。赫尔利接着又夸起他如何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事务，以及他“同斯大林的
关系”来。
德黑兰会议的决议、罗斯福和蒋介石在１９３４年的会见——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态的关切。赫尔利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有点醉了，开始吹嘘他参加菲律宾的几次战役、他的负伤和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
现在，赫尔利身任美国驻华大使。论年龄、级别和威望，谢伟思都不能与他相比，因而他孤注一掷未经许可就来到特区。按照谢伟思的看法，美国通过赫尔利
在对延安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赫尔利把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早已存在的复杂关系搅得更加混乱了。可是，赫尔利的任务
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分裂。赫尔利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谁的话也不听，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重视的，那个人就是蒋介石。可是，想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荒谬的。光听一面之词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赫尔利在把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中所有有才干的、进步的人士都调离中国，这么干，谁
还敢去反对他呢？这位帕特里克·赫尔利，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美国陆军部长！（“天哪，有谁能比部长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长”。——这是谢
伟思的想法，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谢伟思说，他相信赫尔利的政策对国共两党和对美国都是有害的，因此，他和卢登打了一份报告给华盛顿，批评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怀特迈耶也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他也同意他们的结论。
谢伟思没有耽搁就回重庆了。目前，他除了任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外，还担任盟军驻华司令部的“政治官员”的职务。
约翰·谢伟思和周恩来讨论了中共现阶段的政策的实质及其前途。这个美国人显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体目标。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延安领导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实质。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８日
显然，中共同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没有实现。白宫正式宣布，提供给中央政府军队的武器指定只能用于抗日。美国不允许把这批武器用于解决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延安顿时改变了态度，同观察组的关系人为地紧张起来了。
不过，毛泽东并不排除出现使白宫对特区改变态度的情况，他心里希望华盛顿还会正确地评价与延安建立友好关系的好处。谢伟思的访问表明，在美国人中间有“头脑清醒”的人，也许在最高当局也有这样的人。
因此，观察组还照样驻在延安，不过，他们只限于作礼节上的交往而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了。
可是，显然毛泽东害怕这种不确定的局面拖得太久。他怕同蒋介石面对面打交道，因为蒋介石有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撑腰。因此，与此同时要改变政策，转到亲近莫斯科的方向来——这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周恩来命令培养俄语的口译和笔译的部门调整学生人数。迅速招收了新生，现在学生的人数又增加了五十名。
延安对重庆采取了一定的行动，暗示要同苏联团结一致。特区的报刊开始用公开敌对的语气来评论蒋介石的统治了。对于要同国民党签订的协定草案的各项条款，原来是作为要求提出来的，现在几乎像是发出最后通牒。决不让步！这也是广播的主题。
在延安的美国人发慌了，他们在此除了搞谍报工作之外，还要遏制毛泽东，不让他主动采取行动。他们进行鼓励、劝说、暗示，实际上是要阻止延安在军事和政治的许多方面采取有力行动。可是，现在毛不肯听从摆布了！报刊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留情了。
美国人立即觉察到了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这种改变。在重庆，中共代表和美军司令部之间发生了摩擦——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摩擦。
毛泽东不是一直都表现得很愿意取得谅解的吗！美国人断然决定对他施加压力。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毛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主见，榨不出“油水”的盟国他是不需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总是选中他们所“特别喜欢”的盟友的。毛正是这么行事的。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命令改变同观察组的关系。虽然谈判的大门要保持敞开，但必须使大家明白特区并非是孤立的，他们得好好考虑。苏联是特区的盟友。
毛认为内蒙和满洲的形势是大有希望的，将来它们都会落到中共手里，华北的地盘也同样是牢固的。
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９日
毛泽东向来是不下小赌注的。延安当局对观察组的态度随着他的意旨而急剧改变，观察组的代理组长、陆军少校雷·克罗姆利立即向重庆报告了一切情况。
重庆的气氛更紧张了。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在设法使国共双方和解（他们仍然希望拟订出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协定草案）。
蒋介石力图保住他对全国的统治，共产党代表所提出的要求正好就是打击这种统治的基础的。美国人试图说服蒋作些让步。他尽管不愿意，倒还真同意了。但是，中共的代表偏偏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美国继续对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但这立即使在延安的观察组自食其果。
在重庆发生了一场大争吵。赫尔利显然已陷于绝境。
克罗姆利少校会见了叶剑英，并以适当的形式表示了抗议。但叶剑英在这一点上早已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克罗姆利少校，国共关系的恶化完全是美国人的过错。
形势日趋紧张。康生显然处于孤立。
延安的阴谋使我对政治产生厌恶。但政治是现实，生活在政治之外是空想。严酷的政治现实比起任何的空想都要好些。
延安的气氛沉重而紧张。
代表大会的命运将由中共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来决定。全会将“润色”大会的报告，并挑选出几个要出台的重要人物。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０日
美国人正在努力用非常独特的方式来控制矛盾重重的局势：在延安不断举行宴会。他们不只是想恢复良好的关系，而且由于他们看出了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情绪，想再次把毛泽东“拴住”。
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干的——用希望“能以某种方式解决武器供应问题”之类的话来把他拴住。事情的发展也许同当初主张向延安派出观察组的人的意愿大相径
庭，但这个组肯定束缚了中共中央主席的手脚。他等待着，盼望着。时间过去了，但他为之而担风险的事业——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依然没有取得进展。虽然有
时毛泽东的确不怎么听话，但他还是耐心地忍受着这种束缚。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因此给在延安的美国班子起了个浑名，叫“等着瞧的使团”。
但是形势变了，美国人现在看清楚了。毛已表明他的政策的倾向。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看来是快要结束了。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２日
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多么混杂的人群啊！有美国职业情报官员，当地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康生和李克农的人，有时还有来采访的记者。观察组无限制地供应美酒，使他们保持着既定的节奏。
美国搞情报的小伙子们都是好样儿的。除了一两个人外，观察组可以有把握地组成一个相当不错的足球队。都是精选出来的小伙子，身材魁梧，有自信心。最
重要的是他们在这儿很大方。在宴会上，威士忌、啤酒、巧克力、面包、罐头食品、黄油，应有尽有！对当地政府要员来说这太诱人了。
现在，我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家里颇为经常地发现桌子上有黑白牌威士忌，甚至这威士忌商标上的两只小狗的剪影都成了我熟悉的东西了。约翰尼·沃克牌的威士忌是这儿最常见的一种威士忌，装酒的瓶子是四边形，看起来像纪念柱一般。不过，老百姓是没有这种口福的。
陈毅是个贪吃的人。他对招待会有特殊的嗅觉，哪里有威士忌和茶点，你就能在哪里听到他的笑声。
一般来说，延安的高级官员不参加这种宴会，双方都只有大人物的喽啰们参加。他们喝啊，喝啊，既能贪杯解馋，又履行了公务，好使对方泄露消息。当特务真是一种有害健康的职业：肝硬化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共领导围绕着即将在党的七大上做的报告展开了激烈斗争。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３日
毛泽东在尽最大的努力。他的工作很忙，但是他情绪低落倒不是因为忙。博古告诉我说，他惟恐有关“莫斯科派”的活动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毛怕这事会影响苏联在解决远东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４日
有一些中国同志也痛恨和美国人搞这些宴会。他们主要是沿海大城市来的人。他们人数很少，但有这种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中国人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欺侮，记得那污辱性的诨名“黄皮肤”、仅供白人居住的住宅区、白人极为富裕的生活以及那些海外来的“客人”不断对中国人的侮辱。
毛泽东向我详细谈了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以及其它一些问题，想以此表明他对莫斯科并不保密。
中共中央不断地开会，他们正讨论代表大会的文件。全会的工作为一种保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真正谈论些什么是严加保密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倒还认为有必要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５日
不出所料，大会的日期又一次推迟了。大会将于四月召开，也许是１５日开始。中共领导的这个决定直接表明，它将来要看苏日条约的命运如何来作出决定。这个条约在四月初到期。延安等待着这个日子的到来等得都很不耐烦了。
谁将在大会上作报告？这是个重要问题。谁都在争这个权利。
谁去讲军事问题？几乎没有争论：朱德是总司令，所以就得他去讲。
任弼时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毛泽东委托他做关于党内斗争的报告，这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报告要总结中共执行的政策，时间虽然只有四年（１９３１—
１９３５年），但那是些什么年代啊！事实上，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方面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将是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他的政治报告大致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只是稍作修改而已。可是，苏日条约的命运还未见分晓，现在定稿难免失之轻率。
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忽略康生。情报局头子要作关于“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耐人寻味的是原来没有打算做这个报告，但是整风对全党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无法把这个问题遮掩过去。当然，毛泽东对党内同志是什么也不怕的。他对这点很有信心。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康生的报告将对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毛泽东所授意的叙述。一个四平八稳的报告将永远载入党的史册。这个报告也将使毛泽东本人避免
挨打，因为康可能承担一部分责难。而对毛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脱身之计——不过是一个热心过度的政策执行者把事情做得过分而已，岂有他哉。
康生的报告将总结整风的成果，说明为了斗倒“教条主义”应该整风，并且要把整风成果定为党的生活准则。
同时，毛泽东想通过康的口宣布整风是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运动，不能也不应受到指责。因此，在经过多次讨论和会议之后，决定把这个报告列入大会日程。这个决议实际上到了最后一刻才通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也是日程上的一个问题。战事结束已经在望，将来要为收复至今还在日军控制下的领土、建立新的根据地而进行战斗。当前重要的是
要决定党在将来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斗中应采取的立场，提出就此同国民党合作的设想。这是一个极微妙的问题。这类微妙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来处理的，
所以中共领导人选了他作这个报告。
高岗要作一个有关他最熟悉的问题的报告：他要讲特区各方面的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宗教问题）。
陈毅也受委托作一个报告。作为华中地区的专家（负责当地的解放区和中共军队），他要就此谈谈情况。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新区的可能性问题。
特工部的头子彭真也没有被晾在一边。彭是康的热心的助手之一，是整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十足的反苏分子。过去彭在城市里作地下工作，在上海甚至还被捕过，所以他作为多少熟悉城市革命工作的官员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官员的话）受托谈这个问题。
彭是个机会主义者的突出的典型。他依靠刘少奇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康的特务工作，懂得如何通过挑拨和不道德的行为来向上爬。必要时，他对什么都会“相信”的。
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十分高大、魁梧、健壮。他善于曲意逢迎。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有所选择的顺从。这是拍马屁拍到了家，是整风年代的一种典型产物。
大会上要做报告的还有彭德怀。彭德怀是个沉着的、健壮的人，是我第一次奉命来华时就认识了的老相识——当时，我们的同志设法为他的部队提供了一些装备。他是个真正的战士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也认识了朱德。
在大会上，彭德怀将就他透彻了解的方面作一个报告：他要谈华北各省的战斗历程。八路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扩大根据地。
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同周和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一样是主要报告之一。在极端保密的新的党章草案中，有一些条款显然要把毛置于独特的地位。毛敢不敢
把这些条款作为将来党章的一部分呢？不管怎样，这个草案就像代表大会的其他一些文件一样是保密的。这种保密绝不是出于怕泄漏什么经济和军事机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正式通过了报告的题目以及作报告的人选。党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大会的议事日程和工作程序。这次全会安排在三月底。
尽管康生四面楚歌，但他表面上并不让步。他讲究效率，办事井井有条，眼镜后面依旧是两道傲慢地高耸起来的眉毛。
他终究是要挨打的，而且已在挨打，但也并不都是打在他身上。也许他懂得这一点，因而如此沉着。在延安，政治上的妥协意味着有能力给所有经过整风洗脑
之后的幸存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还没有堕落的人）以最后的打击。康不是干了这种事吗？整风实质上没有变——谁都承认这一点。整风被称为正义的事业——部分
地、全部地或者有保留地承认，但谁都承认这一点！康懂得：他的政治声誉并没有受到损害。是啊，他甚至要在大会上作报告呢！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这样描写这些人物是容不得人吗？很难这么说。看到人们怎样赖在党内、粘着党并且玷污党，然后夸说干了革命工作，这使我作呕。甚至连这类“领袖”的日常工作也受到称赞，好像是为国家做出了特殊贡献似的。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９日
美国对延安问题的政策中最有远见的看法是戴维斯和谢伟思的看法。
谢伟思最后一次访问表明，他正确地抓住了中国两大集团的领导人之间的民族主义的共同性。这是为了美国将来的利益所作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估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跟周恩来作惊人坦率的会谈的道理。
谢伟思远不是一个政治空想家。这位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二秘跟戴维斯一样比他的许多著名的同胞更加目光敏锐——这是事实。同周的会谈表明，谢伟思是这儿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他不是那种一味躲避“布尔什维克瘟疫”的人。他关心的不是言词而是政治现实。
但是命运又是多么嘲弄人哪！他的保护人——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将军——不在这里了。戴维斯同意他的政治见解，也调开了。
像谢伟思这样的人往往不能功成名就。他太有主见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