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
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
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
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05
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
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
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
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
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06
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
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九一八”枪响之际中、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
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
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
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
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
“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
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三、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
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
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
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
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
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
抗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族之祸。
三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辞典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关系史”中，大约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国民党“清党”，曾使共产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
有国民党于三十年代上半期决策并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方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国唇每一本御制的现代史教科书，从标题到内容都必把国民党和蒋介
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狠批臭骂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于言表，确是涌自肺腑。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正确与否？是否如中共所经年谩骂的那样，乃是一个“卖国”的国策呢？
第一、“安内攘外”是为现实逼迫所产生的正确国策
如前所说，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华民国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间十年，外有苏俄和日本对我国的颠覆与侵略，内有
军阀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和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国。由是，日本帝国因中国的内乱而扩大侵略，国内的叛乱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扩大叛乱。诚所谓“叛徒军阀
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如是而给中华民国“外求和平与内求统
一”的历史要求和她建国、治国与继续护国、护法的历程，带来了内外受敌、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才逼使国民党和蒋
介石因警觉而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始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
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
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
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于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
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彼时，既因锦州一战而致东北全境陷日，又因日军挑衅上海而爆发第一次淞沪抗
战。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
“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时因国人已渐能明燎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内攘外
“的国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
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于中国人民意在图强御侮的艰难奋斗岁月里，亦无不浸透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时代，面对着“外敌骎骎
内向和内乱此起彼伏”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清王朝能员大吏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以及由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
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攘外必先强内”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殇之情，方使孙中山等新一
代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满清王朝，才能“安内”与“强内”，然后才能去争国际间的平等，才能达成民族独立的革命目
标。由是孙中山才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一条“先治国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来取代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彻底革命以求新。这无疑又
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精神与思想的重大体现。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复辟乱国，日本迫我接受亡华的“二十一条”之际，虽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华侨曾反
其道地提出过“助袁以强国，方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糊涂思想，然而，一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必先除国贼才能御侮，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二是袁逆为
谋公然复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从而才使国内外幡然共识“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确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两度北伐，虽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强于
公开、于暗中的种种挑衅和阻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亦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或化解冲突，或忍辱负重，甚至绕道北伐，方才迅疾地达成了北伐
推倒军阀的成功，然后再迫使日本在“济案”的谈判中让步，并迫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统一。相反，历史的事实亦告诉了我们，只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一
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只有他们，才会“揭橥对外之旗帜，以动摇统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后安内”，其意乃在挑起列强对我国国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挠，与
对我国和平统一的破坏，以便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由此我们竟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仅因现实的被迫性而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因其历史的科
学性而获得了现实的正确性。
但是，这一正确国策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诅咒和谩骂。这自然是因为“先安内”的决策，实在是击中、更击痛了中共“图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
阴谋，更使得中共在国家逐步获得“内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来越失去了叛乱、叛国和“革命”的条件。政府军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固因两次对日抗战而被迫停
止，但由忍辱负重而签订的“何梅协定”，07
却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时间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因此而亡“苏维埃共和国”，并为了投奔苏俄而辗转逃窜西北，濒临旗倒人散的绝境。如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攘外
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实因它深怀切肤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对这一正确国策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却在“外患内忧荡然不
存”的绝对和平时期，极端地和持续地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党策”（参见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国敢于再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则和平
时期就在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定会“先安内而后攘外”，并将为了“先安内”，而不知又要杀掉多少无辜的生灵，就更不用说还会容许国人去
建立一个“附俄乱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了。08
时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之外患内忧齐相逼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至理，为不至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
乱而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尽解之的常识，而在日人侵我、军阀叛我、苏俄坏我、中共叛国的交相煎迫之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意在肃清或举枪以反
叛、或横刀以割据、或竟敢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内奸，以造成“统一方能御侮”之真正团结抗战的局面，难道竟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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