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动乱到暴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内容提要】
这一章是6月1日至6月14日的日记。中国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冲突。6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对参加动乱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政策，但没有被接受。由于动乱分子的破坏，北京市公共交通陷入瘫痪状况，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粮食、蔬菜、煤气供应都发生困难，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外地来京学生和无业游民不断来京参与动乱，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在紧要危亡关头，戒严部队奉命于6月4日凌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遭到动乱分子的袭击。他们焚烧汽车和装甲车，用各种凶器和残忍手段打死打伤戒严部队官兵。戒严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在混乱中，互有伤亡。6月4日凌晨5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和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对最后被包围在广场的2000余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动乱的“头头”，都放了一条生路，允许他们和其他群众一起，和平撤出广场。因此，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也没有死一个人。后来国际反华舆论连篇累牍地报道，如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人数在2万人以上，纯属造谣。
6月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迟早会发生的，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对在暴乱中英勇牺牲和负伤的解放军、公安和武警官兵表示亲切的慰问。小平同志还郑重地宣布，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动乱和暴乱平息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妥善措施，消除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尽快地逐步恢复正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中国平息暴乱进行了无端的职责，并宣布对中国进行严厉制裁。
国务院座谈会
6月1日
上午，在国务院召开校长、教授、专家座谈会，讨论对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下午，继续开会，听取意见。他们对十条政策，有的主张更宽一点，有的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中央宽大学生，而是学生是否宽大政府的问题。看来发这个文件不是时机。
晚上，常委碰头，原则上同意清理天安门方案。用工纠队比动用军队要好。
上午，我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缪、吴文昌等同志。会上，由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首先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这十条政策是：
一、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学潮，同极少数利用学潮之机制造动乱，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青年学生是出于爱国热情，冬季和愿望是纯洁的、善良的。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是由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的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惩治“官倒”、清除腐败、反对官僚主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同党和政府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对党和政府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定要充分肯定和坚决保护。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批评建议，一定要认知听取，积极采纳。
三、在学潮中，未经法定程序就上街游行示威，乃至采取罢课、静坐、绝食等等行动，即使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也是缺乏法制观念的表现。党和政府也不赞成。这样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扩大，激化矛盾，影响学校以至社会的正常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形成无政府状态，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政治动乱以可乘之机，使事态的发展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
四、对于在学潮中有过一些过激甚至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党和政府是能够谅解的，不予追究。
五、在学潮中通过各种方式声援过学生行动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绝大多数人的动机和愿望也是好的，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党和政府是谅解的，绝不会事后加以追究。
六、对于患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蓄意利用学潮，策划、组织、煽动动乱的极少数首要分子，对于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极少数人，对于向非法组织友谊提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的极少数人，必须彻底揭露，坚决依法制裁。
七、对于在动乱中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动乱中滋扰生事的流氓政治团伙，必须依法严加惩处，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应当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在首都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对于继续聚众妨碍和干扰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屡经教育拒不改正的首要分子，应依照戒严令加以处置。
九、党和政府将继续同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广泛听取意见，交流看法，增进理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十、党和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平息动乱，维护安定团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认真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搞好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继续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改进和将强教育工作，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下午3时，继续开会，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国办做了记录，摘要如下：
北京农业大学裘维蕃（教授）：“十条”政策内容很好，很必要。极少数人能发动这么大的事，使人震惊。建议由全国人大委员会立紧急社会治安法，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法律。对官倒等不能按刑法那样慢腾腾地，对动乱问题，要尽快平息。
北京大学王楚（党员、无线电系主任、教授）：原则上同意“十条”。有几点意见：参加学潮和动乱的人，不是“广大学生”，只能说是“部分学生”，不能迎合那种“参加学潮才是爱国热情”的错误概念。领导应与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对话，而不只是因为脑学潮，才去对话。学生对“一小撮“、无什么顾忌，他们主要是想保护所谓的学生领袖。重典治乱世。一些人几下子就把事煽起来了，其中必有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陶大庸（民盟中央副主席）：“十条”基调可以。另写一篇社论，充分肯定学生动机是好的。第一条可以对学生多肯定一点。绝大多数不是闹事，少部分人是胡闹。第四、五条 “不追究”很重要，大家最怕的是“追究”。第六条提法要慎重，界限要划清，不要形成误解。因为有的组织者也往往是受挑唆，上当受骗的。“十条”中应对反腐败、反官倒提出几点措施，表明这次学运对政府有推动作用。
人民大学吴树青（党员、副校长、教授）：说这次动乱是背后有人挑动、指使，多数人能接受这一看法，认为动乱违背了学生的初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台。建议：第一条，对广大青年学生，不必区分“参加的”和“不参加的”。第五条，很多群众不了解，担心戒严是针对学生的，也不了解是中央内部有人支持煽动。第六条，那些背后煽动策划的人破环作用很大，对于参与动乱的人起来从内部揭发的人，应表示欢迎。
清华大学张维（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这次徐超一开始就闹得很凶，不久就形成社会动乱。5月9日上午李鹏总理与学生对话时讲到了，就是对政府冲破工作中的遇到的阻力有帮助，有推动，下决心把反腐败、反官倒进行到底。但有些现象，令人怀疑。如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学生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按说，提出这些事情，应该去找党中央，找总书记赵紫阳，可是学生一上来就把矛盾对着政府，还指明道姓要让李鹏总理出来接见，这就令人奇怪了。这次动乱难道能叫“爱国运动”？一些人不知爱的是什么国？
社科院刘大年（年代史所所长、党员、人大常委）：这个“十条”文件对平息动乱非常重要。这场动乱超过“文化大革命”，首都这么混乱，损失这么大，为什么？第一条要坦诚地讲，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对党风、工作存在不少失误，腐败现象未消除。这些问题只有李鹏同志讲最合适，因为，这不是今年的事，是多少年来的事。一些学生希望党好，忧国忧民。这是这些多人卷进去的原因。要专门有一条讲怎么惩治腐败，使大多数人觉得有希望。
社科院何新（九三学社成员、文学所副研究员）：这次的动乱，形势严峻，后果严重，还在发展。既有自发性，也有政治力量、海外势力的支持。
学潮已过去了三个阶段，自发学潮到动乱，“五﹒四”以后，本来群众劲头已经冷了下来，但政策开明了，又闹起来了，现在又搞绝食。三个阶段，都很有特色，搞自由女神像，实在搞政治挑衅。政策再开明，对学潮评价再高，都解决不了。他们不但想把政府搞倒，而且是不把中国搞得大乱是不罢休的。形势这样动乱下去，给了学生闹事的特权。霸占天安门广场是违法的，政府还要一再去劝说和解释，法失于宽，闹事的人反而会拿政府取笑。政府必须有一系列有力措施，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
北京大学徐光宪（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失误是赵紫阳造成的，政治思想乱了，学生在学校不念书，打麻将。学生们开始是对洋流问题、黄河电子厂问题有意见，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矛头是对赵紫阳的，党内的根子在赵紫阳那里。但后来闹起事来，却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令人奇怪。
北京外语学院许国璋（党员、教授）：李鹏同志作为国家总理一直以稳健著称。这一个半月以来，政府树立了一个克制典型，对使用武力可能造成的后果，早就估计到了。使用武力并不困难，解放军并不是不能进城，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大多数学生争取过来，办法是有的。如比，定个时间，如某月某日，作为 政府对学生第一次对话，使学生感到有希望。
北京工业大学王以铭（副校长、教授、无党派）：“十条”政策发表时机应在广大 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当前条件不成熟。惩治官倒和腐败，只能点到为止。这个文件主要是解除顾虑。建议把“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话加进去。对参加了学潮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受歧视，对一些过激言行不予追究等等，还要要求基层也不要 追究。
中国人民大学张大力（党员、教授、商品学系教授）：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平息动乱。不然，给什么样的定心丸也不起作 用。现在一些学生越陷越深。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诱导，人家煽动；我们劝说，人家去发动。不平息这次北京动 乱，还会出现新的大动乱。一旦形成全国性动乱，那就是犯罪。“十条”政策是我们的善良愿望，不进行揭露，动乱平息不了。似 乎只要一说要爱国，就什么坏事也可去干了。
北京理工大学秦有方（党员、教授）：“十条”有利于争取广大学生。当前学生犹 豫观望，三分之一复课，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在校外活动。多数学生有个拐弯的问题。共产党员没有战斗力，在第一线的人说 话腰不硬，都是带病战斗。宣传报道方面，正道消息慢，小道消息快。某些表面形式上的活动不要搞，郊区流行没有什么效果。
中央歌舞剧院陈爱莲（党员、政协委员）：光区分多数少数还不行，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少数人是谁。应把少数人干坏事的事实告诉大家。极 少数人到底干了什么，应有过硬材料。多数人是观望的，卷进去的人也不少，实际上都是盲从。学潮发生后，领导也是拖拖拉拉，上边什么精神也没有，下面无所适从。“十条”出来后，马上把具体事做好，措施应是有力的。
大学赵光武（党员、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十条”尽量不伤好人，应肯定。但该揭露的也要揭露，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并正确处理。学生动不动搞学潮，不造成，正当的表达方式，应该造成。发表“十条”时，要有揭露予以配合。对“极少数人”要揭露他们的实质目的。
北京师范学院储亚平（党员、教授）：很多一些学生已经变了，不是在反腐败、反官倒了，而是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要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像这些人还要一律不予追究？党政干部也去游行，还为闹事的人出谋划策，也说既往不咎，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人说什么不是政府算我们的帐，而是我们要算政府的账。现在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挑动闹事的畅通无阻，不能对他们手软。彭真讲话比较有理。找一些无职务的同志，出面揭露他们一下。
还有的与会者作了书面发言，就是就不一一摘引了。我在听取了各位专家、学者、校长的发言后，也讲了话，根据记录摘要如下：
少数人一再煽动、制造动乱，还蒙骗一些学生搞绝食、静坐、长时期霸占天安门广场。这些人的举动使当前情况非常复杂，非常紧急。主要有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一些腐败现象有意见；二是党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闹事学生的态度上，而主要是表现在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三是国外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插手中国内政，煽风点火，企图趁机使中国西化。三者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学潮反复了几次，如“4.26”前后；“5.4”前后。当前有的人又以反对戒严为借口发动少数学生绝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个新的大反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卷进去的人也更多。情况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也很大。
有的同志要求尽快平息动乱，这是有道理的。戒严十多天了，解放军还到不了天安门。这种情况也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可能出现。有人说，既然已克制了十好几天，再忍耐几天又有何不可？要避免流血。其实，决定戒严，目的就是要尽快平息动乱，避免发生更大冲突，避免使更多的人卷进去，避免流血。但是少数动乱骨干分子，不是这样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到，关键还是要靠党，党的团结一致，党必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党内不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社会上的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出现更大混乱。
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广大群众支持，党和政府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各项政策和措施，如对于打击官倒，反对腐败等等，执行要有一个过程，对于个别腐败分子或案件，要坚决查办，但一定要依法办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随随便便抛出去，乱揭乱批，搞成某种运动形式，表面上很热闹，过后再搞平反。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
根据当前动乱情况和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有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场动乱的后面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是有人背地里秘密谋划的。 只有党内将矛盾彻底解决，这场动乱的实质和来龙去脉才会水落石出，让广大群众看清楚。所以，当前最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关于今天讨论的这个文件，大家发表了不少看法和意见。有的认为，对于参与学潮和动乱的一般学生和群众要宽一点，对学生多肯定一点；有的认为，要讲法治，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无法无天就无法治理好，所以，要考虑无边宽大的后遗症；有的同志讲到，提出这些政策，孤立地发表这些政策作用不大，还要有其他具体措施跟上才行。还有的同志认为，虽然这几条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地起到平息动乱的作用，但对动乱分子还是可以起到分化动摇的作用，对一般学生和群众可以起到安顿作用。对于个别骨干分子、死硬分子，即使不会有直接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是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也有作用。关键是使问题明朗化，突出暴露那些骨干分子、幕后支持者的真实面目。总之，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反映了社会上广大群众希望尽快平息动乱的愿望。
至于这几条政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拿出来，还要经党中央研究决定。现在在北京 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从失控情况看，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执行戒严的部队，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现在没有硬进长安街。但是，为了平息这场动乱，最终是要进去的。希望大家回去继续做好学生和群众工作，为尽快平息动乱发挥作用。
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人防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会议原则上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是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因此，会议确定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会议还讨论了我代表常委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稿。
与此同时，动乱分子也在作最后的挣扎。王军涛在北大主持“维宪会”会议，决定知识界要走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第一线，去鼓舞士气。他们安排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侯德建（台湾作曲家）、高新（北师大周报主编）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带头再度绝食，以重新挑起5月19日晚广场动乱者已宣布停止绝食活动。他们无非是故伎重演，企图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6月2日
上午、胡启立同志来谈话。他认为自己在中央工作七年，说明他不够格，在关键时刻动摇。
下午、请江泽民同志来，共同审查了我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
江泽民同志和我一同听取汇报。王任重、丁关根与赵谈话，赵对所有问题都狡辩，连5月19日大会，都说没有人通知他。他自己不上班，不召开会议，能怪谁。
上午我请胡启立同志来谈话。他比较悲观，认为自己在中央工作七年，事实上说明他不够格，在关键时刻动摇。他说赵紫阳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对赵紫阳在胡耀邦出问题时的发言很气愤。当时赵紫阳对胡耀邦说，你如继续当总书记，我就辞去总理。胡启立希望在平息动乱后离开中央，到国务院一个专业部门去工作。
下午.我请江泽民同志来，共同审查了常委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晚上。江泽民同志和我一起听取丁关根同志的汇报。今天下午，王任重、丁关根约赵紫阳谈了话。赵紫阳几平是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狡辩，连5月19日首都大会，都说没有人通知他参加，所以，他没有出席。我们随即与启立同志核对。启立说，下午他亲自去请赵紫阳参加，赵推说头晕有病，拒绝参加了。
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提出戒严部队以隐蔽方式进人天安门的方案。截至2日凌晨3时，已有25000人进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北侧天安门与守门之间，在南面，北京东站也有先期从沙河到达的3000兵力，已形成四面对天安门包围之势。
北京市委宣传部以《认清动乱的实质和严重的必要性》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中央几大新闻单位已逐渐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昨天王军涛在他们的“维宪会”上说，“知识界要走到第一线去，鼓舞士气，推动声援活动”。今天刘晓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侯德建是台湾一位作曲家。
晚10时55分，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中央电视台一辆吉普发生车祸，造成3人死亡，其中无一学生。天安门指挥部”马上广播造谣：“军车轧死学生”，并发动2000多人赶赴现场，围攻民警。
戒严部队被迫自卫
6月3日
情况急转直下，凌晨，戒严部队进城车辆被堵。
下午2时许，部队用催泪弹驱散在新华门前的暴徒，夺回了军车。4时，乔石□□，□□□参加。军方、北京市一致认为，不能再给□□者以喘息的机会。决定各□□队星夜兼程开进天安门广场。如果遇到武力阻拦，军队有权自卫。
整个晚上，我和乔石都在□□□。不断接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消息。部队遭到歹徒袭击。部队鸣枪自卫，各有伤亡。
罗干来报告，留在广场约有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和平撤退。我们允许他们和平撤退，至此天安门广场已被清理。
局势急转直下，戒严部队的隐蔽行动暴露。今天凌晨开始，戒严部队进城受到阻碍。歹徒们在通往始终的各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官兵，抢夺军用物资。在□□□店门前官兵被强行搜身。在永定门桥头，□□□□□□□□
建国门前，有的士兵衣服被扒光，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更为严重的是，早上7时，几辆军车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口被堵，一辆载有武器弹药的军车被暴徒包围。部队和暴徒一直相持不下，一直到下午2时，考虑到一旦武器被暴徒抢夺走，将造成严重危害。事态又发生在中南海大院之外，直接威胁到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被迫释放了催泪弹，驱散企图抢劫武器的暴徒，夺回了被暴徒围困10多小时的军车。
下午4时在勤政殿，由乔石着急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对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会议结束后，我把今晚清场的决定向江泽民、姚依林、宋平、万里等同志作了通报。他们都一致表示同意今天戒严会议关于今晚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的决定。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民警、武警部队密切协同，共同执行戒严任务。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号召学生和市民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疑惑暴徒冲进西单民航大楼工地，抢走大批钢筋、砖块等，准备巷战。
晚上6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的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保卫首都的安全。通告着重指出：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到晚上10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又一次发布紧急通告：“当前北京的事态已十分严峻”，“暴徒随时可能制造更严重的暴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有违背者，一切后果自负。”这两份紧急通告，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6月3日整个晚上，我和乔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密切观察戒严部队和天安门广场的动态。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等则在人民大会堂，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我们部队接收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信息。沿途各路部队行动都严重受阻，特别是从西面来的部队，从复兴门到西单之间遭到暴徒以石块、砖头、钢筋袭击。有的暴徒还防火烧了军车，烧死、打死、打伤戒严部队的官兵。
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开进途中，有的官兵被歹徒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某部排长刘国庚在西单路口被暴徒打死，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尸体。某部士兵崔国政被暴徒从崇文门过街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悬挂在过街天桥上。武警士兵李国瑞被暴徒残骸后，尸体被悬挂在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某部班长王其富等十名士兵，被在歹徒将乘坐的军车翻倒，向车上扔石块、火把和燃烧瓶，六名战士被活活烧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戒严部队被迫开枪自卫还击。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6月4日
今天暴乱分子的反弹，都是零星小股，集中在复兴门到公主坟的军车上。
下午3时半，我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事已至此，必须顶下去。舆论很重要，决定加强宣传小组，由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参加；万里和阎明复抓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依林和纪云抓国务院各部委；决定北京市长发表电视讲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6月4日凌晨3时半左右，天安门清场准备工作完全就绪。4时左右，在大会堂的戒严指挥部，通过高音广播，向困守在广场的动乱分子宣布，戒严部队即将开始清场，勒令他们迅速离开天安门广场。这时，一批又一批的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逐步向四周散去。在5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金水桥以北的解放军一起出动，迅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把滞留在广场的动乱指挥部的头目和一批骨干分子、一批学生和市民压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
罗干同志从天安门指挥部来到中南海，向我、乔石和杨尚昆报告：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戒严指挥部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愿意和平撤退。我和乔石、尚昆同志考虑到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避免广场发生流血冲突，当机立断，同意广场学生和平撤退。罗干同志立即返回指挥部传达了我们的决定。5时半左右，最后滞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学生和动乱骨干分子，陆续从天安门东南角、正阳门东侧，撤出天安门广场，在撤退中没有死一人。至此，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毒瘤已被全部清除。我通知新华社立即发出消息，以通告全国和全世界。
早晨7时，中央电视台广播了解放军顺利结束天安门清场的消息。我因彻夜未眠，6时去睡了一会儿，睡到10时。有信息报来，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零星小股暴徒对解放军进行袭击。特别是在西路，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有一群暴徒对沿线的军车和装甲车大肆武力攻击，军队不得不自卫还击，继而有伤亡。
上午3时半，我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事态已从动乱发展到暴乱，中央必须坚决顶下去。现在争取舆论很重要，因为舆论一边倒，学校里不少学生和教师都对解放军开枪自卫还击一事感到不理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游行。政治局决定加强宣传小组，有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同志协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并决定由万里和明复同志将平息天安门暴乱的情况同志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姚依林和田纪云通报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长向市民发表电视讲话。
综合各方面报来的情况：从6月3日凌晨开始，当西线戒严部队向天安门进发时，从建国门到西单，暴徒设置路障，拦堵军车，殴打战士。凌晨1时许，12 辆军车在燕京饭店前被围困。东线戒严部队在朝阳门被暴徒围困，乱搭乱砸。早7时，在六部口，暴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抢夺机枪和子弹。南线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陶然亭至虎坊路一带，21辆军车被围困。3日上午暴徒开始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下午5时在天安门的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头头向据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发了匕首、铁棍，命令他们“抓住军警就打死”，“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到6月3日22时起，戒严部队奉命东进，从翠微路到西单，有 12辆军车被砸被烧，歹徒用铁棍、砖头猛击战士。23时南面在虎坊桥，东北面在安定门，东南面在崇文门，东面在建国门，以及东面在煤炭工业学校前，有 400多辆军车被阻、被抢、被烧。6月4日凌晨前后焚烧军车情况愈演愈烈，开始战士只是鸣枪警告，歹徒却置之不理。在战士生命和军备物资受到更加严重威胁，已经发生大批指战员伤亡的时候，戒严部队不得不开枪自卫还击。一些歹徒还乘机抢劫商店，大搞打砸抢。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点燃了纪念堂松树墙，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门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6月3日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的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发都发生了伤亡。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
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以后，西方舆论大肆造谣说，中国戒严部队用坦克碾压学生、用机枪扫射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至少2万人，尔后，军队又把尸体送走，毁尸灭迹。柴玲本人也是被允许和平撤出广场的，她却对记者说，部队用坦克轧死了在帐篷里的200多名学生，又烧上汽油焚烧尸体。这些谣言流传很广，蒙骗了很多人。其实，那2000多名和平撤退的学生和市民，如果有良知，敢于对历史负责的话，都可以出来作证。6月4日凌晨4时左右，受广场学生委托，去与人民大会堂戒严指挥部谈判的两位代表，一名是从台湾逃亡到大陆的作曲家侯德健，另一名是北京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他们是向广场的学生传达部队允许和平撤退的人。以后，侯德健于6月12日写出了《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自经过》，公开证实天安门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没有死一个人。刘晓波后来也回忆说：“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
我们原来以为中外记者和电视摄影记者在清场时都不在广场，没有留下历史的见证。但是在时隔四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并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竟被西方某国电视台束之高阁，隐瞒四年之久。实在不能令人明白，西方所宣扬的新闻自由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不埋怨西班牙莱斯特先生领导的摄影组，也许他是被电视台主管禁止播放的。相反，我们还要非常感谢莱斯特先生等人，他们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见证。我们还要感谢日本NHK 电视台，他们在1993年6月3日，有加藤先生主持，播放了这部电视片并加以客观的评论。加藤说，从西班牙电视纪录片和侯德健先生现场的声音表现了惊人的一致，说明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是和平方式撤离的，没有死一个人。
上海、四川、新疆、内蒙古四省（区）党委和政府分别致电中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迅速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
北京一些高校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向人群送黑纱，煽动学生和市民，以佩戴黑纱表示抗议。各地高校谣言四起，一些学生情绪激动。上海有3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在交通要道设置50多处路障，致使交通瘫痪。在兰州1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卧轨阻拦火车，使铁路一度中断。
上海未动用军队
6月5日
今天主要是在天安门以外地区陆续发生打砸抢事件。李锡铭要求成立区指挥部，实行区自卫战，由解放军配合。
社会上谣言甚多，主要是不明真相。老百姓看热闹的也有伤亡，有的是持枪暴徒所为
电视台只是在节目结尾时以不引人注目的位置播送了残害军队的镜头。
目前担心的是驻守在天安门部队的士气。凌晨一时，我和王震到人大会堂看望战士。
全国各地都有打砸抢，成都发生严重的打砸抢，上海断了交通。江泽民认为北京暴乱已控制，主张上海用工人纠察队来制止动乱，维持秩序。
今天，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反弹，学生回校后就再没有出来。但是，在北京市区，特别是郊区连续发生歹徒制造的打砸抢事件。李锡铭情绪十分紧张，要求成立北京市区级戒严指挥部，实行区自为战，保卫广大居民和机关的安全。办法是以区委和政府为主，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戒严部队，加以配合。我同意李锡铭的意见，并通知戒严指挥部研究他提出的方案。今天，社会上谣言甚多，主要原因是不明真相。在局部地区与暴乱分子发生枪战时，有些无视戒严指挥部的通告，擅自上街围观的群众中也有伤亡者，帐都算到解放军头上。我们也从电视摄影纪录中发现，有些因围观而无辜伤亡者，竟是被持枪暴徒开枪乱射所造成的。
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只在电视节目结尾时，用不引人注目画面的位置，播送了歹徒残害解放军的镜头
目前我最担心的是驻守天安门广场部队的给养和住宿条件。他们执勤任务重，风吹雨淋，只能吃压缩饼干。凌晨一时，我和王震同志到人民大会堂看望部队。发动在京机关为部队送主食，战士食宿虽已有安排，但没有蔬菜吃。几万官兵都挤在大会堂各大厅内地板上睡，特别是厕所不够，大小便困难，室内空气污浊，如不迅速解决，部队难以为继。
天安门广场已全部清理干净，但通往天安门各主要交通干道线仍被暴徒阻拦。因此，目前至关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门各方的交通干线，保证部队给养畅通。
目前暴徒仍有可能在北京市区内制造大的停电、停水、停止交通的破坏行为，给市民制造更大的困难，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骚乱。成都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了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店。上海市暴徒纵火烧毁一列火车，市内交通一度中断。暴徒开始全面出动，形势也相当紧张。
江泽民同志认为北京暴乱已基本控制住，对全国动乱分子起到巨大威慑作用，因此，他主张在上海不再动用军队，而用工人纠察队来制止动乱，恢复和稳定社会正常秩序。我同意泽民同志的意见。上海市长朱镕基才从国外访问回来。吴邦国和黄菊同志一直主持上海制止动乱的工作，甚为得力。泽民同志当晚打电话给朱镕基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上海不动用军队，而依靠工人纠察队的决定。
“高自联”头目郭海峰已被抓获，但其他重要头目，如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仍下落不明。
在北京，暴徒破坏活动仍在继续，当日焚烧军车41辆，烧砸其他各种车辆389辆。一伙暴徒在和平街北口公关汽车站焚烧28辆公交车，叫嚣“要让北京市交通瘫痪”。
告全国人民书
6月6日
9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参加戒严工作会议，做出一些决定：
（一）北京各区成立分指挥部，与驻军联防。
（二）天安门军队向东西方向疏散，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接待。
（三）为了改善中央电视台状况，中央准备派代表指导工作。
（四）市区实行宵禁。
（五）全力打通全市交通线，保卫公共设施。
戒严部队调一半兵力撤出天安门，在长安街东西交通线防守。
我于今晚7时半，动员国务院所属24个单位腾房。
由于电视台播放了暴乱的录像片，许多人观点发生了变化。
布什表态很坏，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决定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往，停止军事人员互访，鼓励赴美留学生留在美国等等。
今天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指出一个多月来，少数人在首都制造的动乱已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果断地平息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插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这份文件是泽民同志主持起草，经过我和其他常委同志同意发出的，现摘要如下：
目前，首都北京形势严峻，一个多月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6月3日凌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了种种暴行。他们进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公然喊出 “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号，公然叫嚣“要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党徒”。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总之，他们是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
众所周知，一个多月来，政府对至少数人蒙蔽群众制造的动乱一再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但是极少数人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变本加厉进行活动，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暴乱。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措施，坚决平息这场暴乱。在平息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面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包括解放军和武警战士。这事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这样做，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因此，果断地平息这场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我们已经取得了平息暴乱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乱还未完全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是绝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制造种种事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务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相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要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乱。共产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干部群众职工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保障供给，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正常秩序。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强正面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为稳定局势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同心同德把建设和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上午，我参加了戒严指挥部的会议，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一些决定：
（一）北京各区成立戒严分指挥部，并与驻军联防，并先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海淀和朝阳六个区实施。
（二）集中在天安门的军队逐步撤离，进驻城区各主要交通要道和据点，由中央出面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腾出房子接待军队。
（三）为了改善中央电视台宣传工作不得力状况，准备派中央代表去指导工作。广电部部长艾知生同志要求先不派人，由广电部自行派得力人员加强领导，故中央改派联络员。
（四）市区继续实行交通管制。
（五）全力打通市区内各交通干线，并大力保卫电、水、气等公共设施的安全。
会后，戒严指挥部命令从天安门调出一半兵力，约2.5万人，驻守在东西长安街一线，负责打通交通干线。
今晚7时半，我在中南海开会，向国务院所属24个单位作了动员，要求沿东西长安街各国家党政机关腾房接待解放军，得到与会同志全力支持。我在会上的讲话要点是：
从6月3日开始在北京发生的这一场反革命暴乱，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是关系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存亡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同志们在接受戒严部队安排住宿任务的时候，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6月3日，解放军奉命进程，在进程过程中，解放军的军车被堵截、被烧毁、战士遭到殴打。当时解放军是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但是同志们可以看看，歹徒们是多么残暴的对待我们的解放军！电视和报纸将把这些情况一幕一幕地展示在大家面前。在部队行动过程中，一方面是歹徒袭击解放军，另一方面是解放军进行自卫还击。现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和解放军是有对立情绪的。但是，作为我们多年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从国家和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大前提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国家交给他们？如果不愿意，只有一条路，就是支持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
现在北京市面临的是人民的安全问题。因为这些歹徒抢走了不少的枪支，他们不仅袭击解放军，而且到处为非作歹。昨天发生了焚烧公共汽车的事件，造成全城的交通断绝。他们还扬言要破环电厂、水源、煤气等公共设施。打砸商店也不断发生。这就表明暴乱分子要在破坏生产和人民生活上下手，把北京搞瘫痪。
现在，解放军已经固守在天安门一带，那里是安全的。天安门是共和国的象征，是不会再被这些歹徒夺回去的！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打通东西长安街两条交通干线，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当然，我也知道，机关里有一些同志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这就要靠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保证戒严部队顺利执行任务，沿东西长安街的国务院和中直的二十多个单位要接受解放军进驻你们大院的任务。解放军不会干涉你们的正常业务，你们只是给解放军提供一个驻地，便于他们执行戒严。你们应该以非常欢迎的态度来迎接解放军。有什么困难也必须克服。我想，这是对我们国务院各部门在这场动乱中的一个考验。解放军并不要求太好的房子，有住的地方，有水喝，有饭吃，有一份热菜热汤就行。解放军首先把这个交通要道打通，然后巩固局势，平息这样暴乱就有了保证。
在我讲完话后，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说，下面我们就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接待戒严部队的任务。
由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暴徒在暴乱现场残害解放军的录像，许多人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开始理解和同情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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