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6日
下午，我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理工大和二外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座谈。
他们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使各级领导心中有底。小平讲话后，有了精神支柱。4月27 日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他们一致认为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下面装进去出 卖了。他们认为今后斗争可能转入校内，非法学生组织争取合法、夺权。
尚昆来谈。他说紫阳要改变定性，认为定高了。杨说，赵应肯定这一段李主持中央工作是正确的。赵想去见邓，要杨同去。杨没有同意，说邓的想法不可能变。杨还说，邓没有反对传达 他的讲话，还说，传达了的就传达了，但不再下发文件。
上午，我在中南海召开农业科学家的座谈会。农大和农科院的一些 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并踊跃发言。
下午，我邀请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理工大学和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中南海座谈，李铁映、李锡铭、何东昌等参加。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人们日本26日社论的定性没有错，起到稳定局势作用，并使基层领导有了底。小平同志讲话口头传达后，明确了中央的政策，大家有了精神支柱。4月27日学生的游行是蓄谋已久的，即使27日不游，“五.四”也得游
5月5日晚，我在会见亚行各国代表团团长时，针对赵的讲话，也有一个即席简短的讲话。在谈到最近中国发生的游行和罢课时，我指出：“政府果断采取了正确、妥善、冷静的方法加以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蔓延和扩大”。“现在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我明确表示“尽管我们对某些学生的做法并不赞成，但对他们的一些正当要求，可以通过对话加深双方理解”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将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学校领导同志都很敏感，自习对照了赵和我的讲话，发现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强烈要求中央的声音要保持一致。衙门一致认为，希望党中央在政治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要把基层的同志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基层同志紧跟中央，中央政策一遍，基层领导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又挨批，又挨斗，好不冤枉，所以，至今心有余悸。很明显，学校领导同志这些话是针对赵紫阳在亚行讲话而言的。他们估计，今后学校的斗争可能由街头转入校内，闹事学生组织斗争焦点要争取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地位。在座谈会上，我还是极力维护中央领导的团结。我说，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性质，只是有的同志讲话调子低了点，那只是策略性的，为的是更好地争取学生的大多数，保护和巩固积极分子队伍。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搞自由化的人不会就此罢手，各学校要巩固积极分子队伍，揭发动乱本质，争取更多学生站到党的一边来。
杨尚昆来对我说，赵紫阳要改变动乱的定性，认为定性高了。尚昆不同意他的观点。赵又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淡化关于 “动乱”的提法。尚昆担心我和赵紫阳在会上发生正面冲突，认为这不利于团结。我对尚昆说，实际上赵紫阳早已淡化了对“动乱” 的定性，但我绝不能同意在淡化的口号下改变对“动乱”的定性。赵紫阳提出要去见小平同志，并要求尚昆同去。尚昆推辞了，他对赵紫阳说，小平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动乱定性不可能改变。
昨天下午，赵紫阳还主动去民盟中央，参加民盟组织的中去年教师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人纷纷赞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在座谈结束时，赵紫阳说：“大家讲得很好，谢谢”。阎明复接着说，赵紫阳感谢大家，这句话有很深刻的意思。
路透社在评价赵紫阳亚行讲话时称，“与一周前对学生们严厉谴责形成鲜明对照”，“采取了同情的态度”，“是对上周判断的大修改”。法国世界报称：“这位党的首脑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发展得对他有利了”。法国费加罗报以《中国——赵紫阳时代》为题，称“总书记改变战术”，“大学生初步尝到持不同政见的好处”。
发动新闻界扩大动乱
5月7日
上午和下午，看了三盘有关学潮的录像。还有两篇，准备把它看完。
听说，启立传达赵的三条指示：一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世界性潮流；二是对新闻要更开放一些；三是表明是反腐败，深层次是改革。
上午和下午，在办公室看了三盘录像带。录像带反映耀邦追悼会后，学生在人们大会堂东门外演出的那一场跪着递交请愿书的实况，清楚地表明大会工作人员接待了三位学生，为首的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周海峰。工作人员告诉学生，他们保证想上级转交学生的请愿书，但没有承诺中央领导人要出来见学生。
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托人传来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了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宣部、广电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到会，有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指示：
学潮以后，主要是推进改革，学生们担心的是改革停顿，走回头路，表层是反腐化。不仅是经济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民 主化。要积极推进改革进程，包括透明度、公开化。“文革”前，不透明，只向好处想，现在直向坏处想，有些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不能把学潮说成是政治思想 薄弱。一小撮人跳动，这样总结不行。这次舆论主要是要求改革，慢了不满意，舆论要向改革这个方向引导。反自由化与四个坚持是同义语。关于民主、自由，不要 一听就是自由化，民主、自由、人权是世界潮流，新闻自由成为焦点。违背潮流不行。要保证新闻自由，布恩违背人民的意愿。
这两天新闻报道本 来就向动乱分子一边倒，赵紫阳还嫌不足，还要新闻界把动乱之后再次煽动起来。艾知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送来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果然不出意料，由于赵紫阳 在亚行讲话的发表，北京个高校闹事学生又纷纷活动起来。人民日报不但在头版头条登了赵紫阳讲话稿，而且在头版下方配有一系列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讲话的消 息。北大学生头头中同意复课和不同意复课的也展开辩论。该校学生自治筹委会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5月6日继续罢课。
后来学生头头王丹回忆 这段历程时也写道，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就批评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使他大感振奋。赵的“五四”亚行讲话给闹事学生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时正应该加一把劲吧事情闹大。另一学生头头郭海峰 后来说，学生与袁木对话后，学潮已开始走向低潮。赵紫阳讲话后，学生认为中央的调子变量，学生应该乘胜前进。可见，赵紫阳“亚行讲话”的效果是促进动乱之火欲熄又燃。
由于“五四”游行时高校学生已宣布游行结束和恢复上课，5月6日已有80%北京高校学生走回课堂复课。前来北京帮助维持正常秩序的北京军区部队，已奉中央军委命令于今日23时50分返回营区。
5月8日
上 午，政治局常委听取治乱小组汇报。乔石讲的，他重点叙述了27日游行前的情况，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李鹏不接近跪递请愿书的谣言。赵仍不甘心， 说如果李不知道，说明运行机制有问题。
赵说，学生会让闹事者改选上台，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台上久不了。赵又说，对话也不一定要 提经过学联、青联，学校组织也可以。大家说，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赵说，现在的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一切问题都在透明，因为许多是谣传。我说，透明度也要在 党的领导下进行。
下午，我召开了接待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的准备会议。
下午，赵紫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听取了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小组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下一段工作布置的汇报。乔石重点叙述了27日学生大游行前的 情况，如闹事学生两次冲击新华门，22日追悼会后的请愿，23日后的串联，在高校夺取合法学生会的权力，罢课活动。乔石肯定了动乱的事实，也澄清了学生递 交请愿书，李鹏不接近学生，纯属谣言。乔石讲完后，赵紫阳仍不甘心。他说如果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怎样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其实，追悼 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说也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运行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值得深思。联系赵紫阳在 宣传口发动舆论传媒妄图继续发动学生东山再起的言论，意图是很清楚的。赵紫阳认为学生闹事是对他搞自由化的支持。因此，赵乐得不闻不问。
赵 紫阳在常委会上说，如果北京高校进行改选，即使一些闹事学生当选上台，也没有大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在广大学生中没有威信，在台上久不了。这是赵紫阳变相承 认非法产生的学生组织，这与学生把今后对政府斗争焦点放到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意图不谋而合。赵紫阳临去朝鲜时，我问他如果出现团结工会式的自发学生组织会 字母办？他但是明确承认那不能承认。现在，很明显他已经改口，说“承认”也没有什么的大的关系。他不是回电同意邓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动乱的讲话吗？小 平就说过波兰团结工会式的组织不能承认，要坚决取缔。事实说明，赵紫阳已经离开中央的方针，走的相当远了。我认为学校党委要加强领导，不能主动让权。与会 的几位同志发言都讲，学生会不到改选期，在动乱气氛下改选，实在不正常。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央与学生对话也不一定都由学联或青联类官方式的学 生团体参加，学校里学生自己产生的组织也可以参加，学生自愿结合也可以。迂回统治不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认为 不能放弃学联和青联的领导权。
赵紫阳说，现在关键是提高透明度，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缺乏透明度而产生的，学生提的腐败问题，多是谣 传。他主张把康华、中信等五大公司交人大常委会组织审查。我说，提高透明度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乔石说，耀邦治丧已结束，中央制止动乱小组应该加以改组 调整。我说，乔石同志领导的治乱小组工作是得力的，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治乱小组不宜改组，至少要保持到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在来议论。常委一致同意治 乱小组不能变动。会议决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亲自下到基层去，多做群众工作，主动与学生、工人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话，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方针。
下午到八宝山向李井泉同志遗体告别。接着，我召开了接待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的准备工作。会前，副总参谋长张信、装备部长贺鹏飞主动对我说，军 队一直拥护“4.26”社论，没有社论，不能动员自己和打击动乱者的气焰，社论对制止动乱起到了重大作用。
晚上，我和朱琳去游泳。 我的体重由动乱前的78公斤多下降到70.5公斤，下降了4.5公斤。
5月9日
上午8时50分，接见侨务工作会议的哦代表。9时，开办公会议，讨论四月份经济形势。总的来看，速度依然偏高，打到13.4%。今后几个月的重点在生产结构调整，扶持薄弱环节。
下午4时，原定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 朗总统商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
上午8时50分，我在中南海接见侨务工作会议的代表。9时，我召开这里办公会 议，谈论4月份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治理整顿经济的方针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1至4月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偏高，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1.3%。我在会上 说：生产速度仍偏高，不存在生产滞涨的问题；生产结构仍不合理，今后工作重点应放在生产结构上。
下午4时，按照日程，应该、由我 与来访的哦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进行正式会谈。但是当伊总统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我在大会堂等了又等，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他 来。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宾馆来电话说，伊总统要对双方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由于目前中国国内局势比较乱,伊总统临行前,我方曾建议他推迟访问.但是,伊方坚持要来.我方又打招呼,说小平同志不能见总统,伊方也没再说什么.但是,伊总统到北京后又变了卦,坚决要求见小平同志。
为了不把事情闹僵,我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伊总统,向他说明小平同志遵照医生的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他了,请他原谅,而且事前我方已经伊方说明了.伊总统也承认在他出发前就接到中方关于小平同志不能会见他的通知.伊总统到京后,知道小平同志不见他,但听说过几天又要会见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他感到无法理解.我主动去拜会他,双方空气总算有所缓和.他同意出席今晚杨主席为他举行的宴会.他又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伊朗信奉伊斯兰教,哈梅内伊在伊朗是仅次于霍梅尼的二号人物,自尊心极强,感到面子上很很过不去.我向小平同志转达了伊总统的恳切要求,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建议小平同志还是见一下为好.小平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
赵紫阳今天还出席一个”理论研究联络小组”的座谈会.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这是我们主要吸取的教训,得出的结论.”
下午,有1000多名新闻工作人员签名的信件,要求与中央管新闻的负责同志对话,期待把新闻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高自联”通告,已宣布的复课决定作废. 要害是夺权
5月10日
上午,政治局开会,讨论戈尔巴乔访华问题.赵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让尚昆同志打电话,要推迟美军舰对上海的访问.中方先遣级已向办提出去西安的方案,戈仍选择上海,说明他不在乎美舰访沪.
赵讲话,说常委研究过,但有些又是他个人的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强调学生自治；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要交人大审议；四、取消特供。
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原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方针。赵紫阳对戈访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会前赵就通知军队，要求美方推迟 5月18日美军舰对上海的访问，因为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要去上海访问。开始中方向苏联先遣组提出戈尔巴乔夫去西安或去上海的两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但是戈尔巴乔夫仍选择上海，他明知那时美舰要访问上海，说明他并不在乎与美舰碰头。中苏谈判最大分歧在柬埔寨问题上，我方的方案是只要苏停止对越援助，说服越南从柬撤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临时权力机构，中苏关系就可以实现正常化。
在政治局讨论完戈访华问题，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越紫阳突然提出处理学潮的几点意见。这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外地的委员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同志都参加了。当前国内中心任务是制止动乱，政治局会议不把制止动乱列为会议正式议程，本来就令人奇怪。但想不到赵紫阳突然讲了对处理当前局势的四条意见：一、非法学生组织虽不能承认，但学生会改选不可避免；二、新闻开放势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审计五大公司，并交人大审查；四、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赵紫阳说这四条意见，是他个人意见。接着万里同志说，人大要组成廉政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讲话了。我说，赵紫阳讲的这几条意见常委都没有讨论过，紫阳讲话不能代表常委。紫阳讲话要害是通过新闻开放进一步煽动动乱。把对动乱的处置权由党中央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显露出要夺中央常委权的端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下午，万里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我已经在今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明确表态说，赵紫阳的四条意见不能代表常委的意见，当然也不能视为常委已同意召开人大常委会及其议程。特别是议程中，竟然氢中央已定性的“动乱”仍称之为“学潮”，是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能接受的。这是赵紫阳常用的一贯手法。对一些重要问题，不列入常委会正式议程，只是在会议的尾巴上，由他讲讲个人意见，大家无准备，也没有时间讨论。这样，他以后遇到麻烦时，就可以说，某天某次常委会上不是议过了吗？大家不是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嘛？
以后我才知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江泽民同志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陪同去赵紫阳那里，向他汇报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请中央对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参加这次汇报的还有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面对江泽民同志的请求，赵紫阳竟说：“我也不给你们压力，我就说不知道。” 赵紫阳的态度哪有一点共产党总书记的味道。启立同志态度较好，他说中央应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赵紫阳采纳。难怪以后江泽民同志说，赵紫阳讲话对我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简直是如雷轰耳，不可理解。过去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我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上级组织，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独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报纸上就登出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消息。这就令人怀疑，赵的身边有奸细。
晚上，我批阅大批待处理的文件，一直批到凌晨1时。朱琳一直等着我，不停地催我早点休息。大批文件不处理不行，外交（以下无）
5月11日
“美国之音”广播，邓要退休，一个时代结束。赵占了上风。
王瑞林表示，没有“四二六”社论就没有以后形势的缓和。
上午11时，小平同志见了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谈了半个小时。下午，我与伊总统举行正式会谈。
上午11时，会见美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结束时我说，希望你比洛德大使干得出色。
下午3时，彭冲同志来谈6月20日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包括学潮。我打电话给紫阳。他说，原想不开，但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不能改了。
晚上7时半，应王震同志的邀请，我到他家里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他还建议开一次六千人大会，我认为不可能。
这两天形势仍不平静，北京有一万多大学生支持新闻工作者的游行。山西冲了省政府，海南也冲了省政府。有可能在戈访华期间出事。
“美国之音”今早广播，邓小平要退休；在中国，一个时代已结束，赵紫阳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又说4月27日大游行标志中国历史上的转折。
上午，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给我来电话，传达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说：没有4月26日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要李鹏坚决顶住来自内外的压力。王瑞林和先念同志的秘书徐桂宝、陈云同志的秘书许永跃都列席了昨天政治局会议。党内最有威望的小平、陈云以及先念同志是了解昨天政治局会议情况的。乔石同志在昨天会上还说，赵紫阳曾经对他讲过，赵去向小平同志汇报，赵讲什么意见，小平同志都支持。王瑞林今天的电话证明，赵讲的并不准确，并非事事如此，小平同志是讲原则的人，显然对赵紫阳昨天讲的四条意见有保留。赵紫阳想利用人大常委会把当前的“动乱”淡化为“学潮”，小平同志也是不同意的。
上午11时，小平同志会见了伊总统哈梅内伊。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力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才能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动乱以来，小平同志第一次公开出来会见外宾和讲话，对当前局势表态。下午，我与伊总统举行了正式会谈。
上午11时，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我对李洁明说，希望你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希望你比前任大使洛德干得出色一些。洛德在任期间，赤裸裸支持中国的自由化分子，他和他的华裔夫人鲍泊奇到北京大学参加“民主沙龙”活动，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外交人员应遵守的国际准则。
下午3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同志来找我。他说，6月20日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包括“学潮”问题，要国务院准备向会议作报告。我当即表示这样做不妥。我立即打电话给赵紫阳，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动乱”问题是不合适的，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化，这也不能体现党领导一切事业的原则。在电话里，赵紫阳态度还不错。他说，由他与万里同志去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更改常委会的议程。后来赵比阳又来电话告诉我，昨天人大委员长会议已作了决定，将听取整顿公司和听取学潮的汇报，不好改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早已商定好了的。
晚上7时半，应王震同志的邀请，我到他家谈话。他强调四个坚持，建议开一次类似1960年中央召开的六千人大会，来统一党内思想，解决动乱问题。王老的想法是好的，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的赤胆中心。但是。目前不具备开这样大会的条件。他还建议国务院要狠抓农业和能源交通，争取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
这两天形势很不平静，北京有1万多大学生上街游行，支持新闻工作者。山西闹事者冲了省政府，在海南省海口市也发生了冲击省政府事件。北大学生正在酝酿新的行动。天津有500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支援动乱。估计很有可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出事。
今天，乔石同志主持了制止动乱小组的办公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维持社会秩序的措施，包括坚决维持校园的稳定，依照北京市法规加强对游行示威的管理，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中央的方针。与此相反，今天新华社报道，赵紫阳、胡启立和芮杏文5月9日会见初级阶段理论研究会的代表，会议认为改革要过两关，即市场关和民主关，认为过“民主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都应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这是赵紫阳再次公开亮相，表示他支持学生搞西方式的民主。
5月12日
上午，召开总理办公会议，讨论知识产权。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利益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西方总是会用经济技术来压我们，来支持自由、人权和民主。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11时半，我到紫阳同志处，乔石同志在。赵提出中国学生夹道欢迎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将产生不好影响。他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谈话。我说，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而且并不能因此就阻止学生闹事。
下午，召开接待戈的准备会议。在经济方面，同意提出核电站和采伐木材项目。
上午，我召开总理办公会议，讨论知识产权问题。会议讨论同意将计算机软件列入版权法范围，对化学、医药和动植物发明列入专利保护范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西方总是以经济技术来压中国，用人权和民主来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11时半，我应邀到赵紫阳处，乔石也去了。赵紫阳提出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如出现学生夹道欢迎，向戈尔巴乔夫进行请愿的怦，在国内国际上都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赵紫阳提出，由李铁映出面与“学生请愿对话代表团”对话。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承认非法学生组织。赵紫阳还是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不能达到的目的。在我的坚持下，赵紫阳做出让步，同意由李铁映出面与全国学联和青联代表对话，要求青年和学生为维护国家尊严，自觉维护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正常秩序。
下午，我主持召开外事小组会议。讨论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我在与戈尔巴乔夫正式会谈中，除了谈中苏边界问题外，主要谈经济合作方面的问题。我将向戈提出购买核电站，以换取苏方允许以中苏合作经营方式，采伐木材。这两件事在前几次中苏经济混合委员会上，苏方均未同意。
中午，在北大、北师大相继出现王丹、熊焱、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签名的绝食通知，要学生明天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目的是：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府与学生对话和促进民主化进程。
晚上，苏晓康、郑义、包遵信、刘再复、远志明、王鲁湘等40余人在红庙一家旅馆开会，议定5月15日发动知识界大游行，公开发表一个宣言，叫“五·一六宣言”。苏晓康和王鲁湘都是反动电视剧《河殇》的作者。该片把中华民族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以西方蓝色海洋文化代替中华黄土文化，还吹捧赵紫阳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
5月 13日
10时，去首钢座谈。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动乱是不赞成的。首钢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中，也对整治提出一些意见，认为企业权力没有了。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是比较稳定的。
下午，北大和北师大有1000余人到天安门绝食。阎明复给我来电话，说他今晚要与学生对话，只谈希望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学生不要搞游行示威。
尚昆告，上午10时他和赵去邓处。赵对邓提出，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讲：我赞成搞透明度，但怎样透明法要研究。非法组织不能承认。要办出几件实事，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情，社会的同情。邓又说，我现在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厉害，你讲的我听不清。
上午10时，我去首都钢铁公司开座谈会，与工人对话。
党委书记、总经理和五位工人代表发言。他们对学生游行，造成社会动乱是不赞成的。但一位青年工人发言，对学生又有些同情，因为对政府官员中腐败现象，社会中分配差距拉大也不满意。从这里看出动乱的组织者是巧妙地利用了青年学生和工人这种不满情绪来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用心十分恶毒。发言者一致表示，首铁骨铮铮工人关心生产，不会允许学生到他们那里去串联。但在发言中，也有人对治理整顿政策提出意见，认为中央把已经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又收回去了，首钢虽然现在仍有权批准基建和改进工程项目，但因受到国家计委下达“笼子”的限制，实际上这种权力是空的。从首钢看出，治理整顿方针对企业影响是不小的，反映了企业的不满情绪。至于物价，大家认为最近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在座谈会上表示，感谢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当前压缩建设只是暂时的，就像人跑得太快了，要喘一口气，目的是为了今后跑得更好。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绝不支援，经济上会继续发展。我还指出，广大工人是发展生产的主力军，也是维护安定团结的主力军。
据反映，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等十多所高校的2000余名学生今天到天安门广场流行，并护送300多名学生前来绝食。阎明复给我来电话，说今晚他要与学生对话，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不要搞游行示威。
下午3时，北大100余名学生打着“戈尔巴乔夫，北大欢迎你”的横幅，到苏联大使馆，递交一封邀请戈尔巴乔夫到北大去讲学的信。苏联大使馆接受了这封信。
今天，杨尚昆同志向我通报了（字迹不清）一起去小平同志处谈话的主要情况。赵紫阳向小平同志提出，他主张对学生采取对话，通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增加透明度来解决学潮问题。小平同志讲：惩治腐败，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搞提高“透明度”，怎样“透法”要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实际上小平同志用很清楚的语言否定了赵紫阳要在新闻上搞“透明度”的做法。对邓这次重要的讲话，赵紫阳始终没有透露出来，也没有向常委传达。
对话破裂 绝食开始
5月14日
上午9时，紫阳召开常委会，定两件事：一是与游行学生对话，以换取他们撤离天安门。紫阳质问，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为什么说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如果何没有讲，要何正式辟谣。我说，现在谣传多得很，还说宣传口传达，学生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打保守派，促李下台。这些话由谁来辟谣？
下午4时以后，对话在统战部开始。学生头头们演了一场戏，中心点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为“动乱”平反，结果谈判破裂。李铁映从会场来，才知道这次对话是经过李洪林、于浩成等人与统战部安排的。
下午，外交部送来方案，今晚清场已不行，明天不能在东门外，而改在大会堂里欢迎戈氏。
上午9时，赵紫阳召开常委会，议定由中央派人与游行的学生对话，换取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便为戈氏举行欢迎仪式。
在今天的常委会上，还发生了一场争论。赵紫阳很激动地说，何东昌在北师大讲话，说赵紫阳的话不能代表中央。赵紫阳说，何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如果何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应该公开站出来辟谣。我必须保护何东昌。我说，现在社会上谣传多得很，传说宣传口传达某位领导的指示，说学生闹事表面是反腐败，深层次打倒保守派，促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我讲完这一段话后，会议上一阵沉默。赵紫阳可能心虚，也没有反驳和解释，也一直保持沉默。何东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常委会上，赵并没有向大家讲昨天他去见过小平同志，以及小平同志的谈话内容，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下午4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在统战部与首都高校学生和绝食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学生演了一场闹剧，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坚持为动乱平反，坚持此次对话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李铁映说，中央只能承认学生有爱国热情，但学生的行动是错误的。结果谈判被迫中断，学生仍然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
在对话失败后，李铁映从统战部返回中南海。经他报告才知道，这次对话是经过自由化分子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等12人在闹事学生和统战部之间当中间人，说服了阎明复而后组织的。阎明复又到我办公室，建议我和赵紫阳去广场与学生直接见面。我说，如果赵紫阳要去，我也去。但结果赵紫阳并没有去，而是阎明复自己去了，但也没有说服学生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而撤离天安门广场。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方恭温又如今于浩成等12人，与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代表王超华商谈，共同起草一份对时局的紧急呼吁，要点仍然是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要求政府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严家其、温元凯还跑到广场为绝食学生打气。
昨天，赵紫阳还在人民大会堂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是由总工会副主席朱厚泽为他专门组织的。赵紫阳说，对学生和群众的要求，将由6月下旬人大常委会议讨论，并称这是依靠民主和法制解决学潮的一个步骤。他希望大学生和其他公民都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胡启立也与首都新闻工作者举行座谈，表示要增加新闻的 “公开化”和“透明度”。还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下午，外交部送来新的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方案。由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并进行绝食活动，今晚天安门广场不能完成清场，因此，已不能按照惯例，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宾举行欢迎仪式，而改在大会堂内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中国这样乱，竟无法正常安排接待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真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但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同意这一方案了。
晚上，严家其、戴晴、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温元凯等12位知识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绝食学生宣读他们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表示这是一场 “爱国民主运动”，“将开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纪元。”
北京高校再次停课，上街游行。晚11时，在天安门广场聚焦10万人以上。人民日报发表《要珍惜国家声誉》的短评，要求学生以大局为重。谁要是做出有损国家声誉的事情，都是极不得人心的。香港华侨刊登《绝食到何时》的短文称“徒然向戈尔巴乔夫暴露我们的困难”，“是爱国行动？还是破坏行动？”
中苏关系正常化
5月15日
绝食的学生仍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清场不能进行了，秩序大乱。欢迎戈尔巴乔夫改在机场进行。
下午4时，大琳应邀去参加中苏友协的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了，他们要中央承认“四·二六”社论有错，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我不同意。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惟一办法，只有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紫阳反映。到晚间胡启立回来反馈。赵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 7 时，我和大琳参加杨主席为戈举行的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谈笑风生。戈说：苏联现在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变得太快了不行，太慢了更不行。
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候，广场上有学生，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人，冲了四次大会堂。不断传来消息，有人要自焚。市里已组织了抢救措施。
绝食的学生仍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社会上各种捣乱分子也都参加进来了。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也不能进行。由于广场内外秩序大乱，欢迎戈的仪式连在大会堂内举行也不可能，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进行。杨主席为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仪式，连红地毯也没有来得及铺上。车队为了避开天安门广场，由北面绕道到达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 4 时，朱琳应邀去参加中国对外友协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中俄友好人士招待会。
阎明复和胡启立来我办公室。他们提出，要承认 4 月 26日社论有错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才能缓和当前紧张局势。还说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不同意。我说，“四·二六”社论有什么错，难道现在还不是动乱吗、我认为惟一办法是中央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我请他们向赵紫阳转告我的意见。到晚间，赵紫阳的回答反馈回来。赵紫阳讲，如果中央不肯认错，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晚 7 时，我和朱琳参加杨主席在大会堂为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举行的欢迎宴会。戈夫妇情绪很高，真是谈笑风生。戈说，苏联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各个方面都在变，变得太快了固然不行，变得太慢了更不行。戈颇为得意地对我们说，外国评论，经注改革中国走在前头，而政治改革苏联走在前头，你们以为如何？我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人走各人的路。朱琳与赖莎坐在一起，用俄文交谈。赖莎说，他们的座车途经一座庙宇时，大概是天宁寺吧，受到中国群众热烈欢迎。看得出，其中有不少大学生。他们俩下车与群众握手表示友好，洋洋得意，溢于言表。
就在为戈举行宴会时，广场上的学生队伍，也有打着工人旗帜的队伍，四次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在席间不断传来广场的消息：中央如不答应学生要求，有的人就要在人民大会堂前自焚，以示抗议。这是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访问来要挟政府。北京市组织了专门的小组，准备了如果真的有人自焚采取的抢救措施。结果自焚并没有发生，是吓唬人的。李锡铭又来电话，对中央态度不明朗，甚为恼火。他难道真的不明白不是中央不明确，而是中央内部态度不一致。
5 月 16 日
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但是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的人，冲击大会堂，震耳欲聋，把北门一扇玻璃砸破。会晤就在福建厅举行。宴会时，冲击也未停止。
下行，我与戈举行会谈。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交谈。戈对伐木、建筑、种大豆、合资企业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戈提出核电站、火力发电机组项目，同意给予贷款。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说，中方在东段坚持原方案，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表示愿意考虑。
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
昨天学生游行口号，明确提出让邓下台。今天下午，赵在与戈谈话中介绍了邓小平的地位，称之为中国的领袖，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邓。
晚上 10 时，紫阳主持常委会，讨论学潮。凌晨由赵代表常委向学生讲话。杨不同意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认为这与小平讲的“动乱”相违背，最后导致打倒邓小平。
赵在临散会时，又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赵说，出路在于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保护邓小平。我当即发言，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决策，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他的预料，想歪曲是办不到的。
北京红十字会和“绝食团”达成协议，运送广场危急绝食学生去医院。只运走 400 余人，其余的未让运。绝食团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
上午，邓小平同志和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双方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邓还对戈说：近代史上，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其中日本给中国伤害最大，俄国得益最多，占领了远东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邓小平同志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气概。就在中苏最高级会晤之际，人民大会堂东门和北门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和各种各样搞动乱的人不断冲击大会堂，叫喊声震耳欲聋。歹徒们把大会堂北门一扇玻璃砸破，然而中苏最高级会晤就在北门附近的福建厅举行。就在小平同志为戈举行宴会时，动乱者冲击仍然未停止。
上午，朱琳陪同赖莎前行北京图书馆参观，车队沿途遇到阻拦。
下午，我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田纪云、吴学谦、钱其琛、郑拓彬，苏方有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可夫，双方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各国普遍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内部环境。我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目前中国发生动乱而言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没有作出反应。在谈到经济合作时，戈对中国派工人去西伯利亚伐木、承包建筑、种大豆、办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合作都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坚持要通过签订具体合同加以实施。戈主动建议向中国提供核电站和火力发电机组，并给予相应买方信贷。在谈到边界问题时，我阐述了中方的观点，要求苏在东段作出让步，中方在西段可作适当让步。戈只表示愿意考虑一下中方建议，具体问题委托双方外长去谈。关于减少双方边境的军事对峙，戈说步子应迈得更大一些。双方都指出，中苏边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边界。会后我回答了苏联记者的提问。我说，现在中苏关系已正常化了，今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说苏方表示要从蒙古全部撤军，中国对此表示赞赏。我说，中苏现在的关系不同于五十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独立自主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赵紫阳在下午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也是钓鱼台国宾馆内举行的。显然由于天安门被动乱分子所控制，去人民大会堂已不可能。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然而，对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外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同志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 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而他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他不过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事的。
赵紫阳通知晚上 10 时召开常委会，讨论全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局势。我坚持要在开会前与赵紫阳进行个别谈话。我将作出最后的努力，争取赵紫阳回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赵结束了与戈会谈，又举行晚宴，而后回到中南海，他们两人似乎谈得很投机。赵紫阳春风得意，几杯茅台酒下喉，面色泛红。我对赵说，我们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制止动乱，挽救国家。只有党中央统一认识，一致团结行动，才能平息动乱，国家才有希望。赵说，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不站在党的一边。他说，他开了工人座谈会，工人是同情学生的。这是指朱厚泽为贯彻他的意图在总工会安排的座谈会。我说，我也到首钢开过座谈会，工人是支持中央，反对动乱的。两人明显谈不到一起去，我作的最后维护党中央团结的努力也就失败了，那只好在常委会上见分晓了。
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不同的意见，会上展开了争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帐”。赵紫阳则坚持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爱国热情”与“爱国行动”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却是争论的核心。尚昆同志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抵制，赵不得不同意了用“爱国热情”一词。
但是，在临散会时，赵紫阳有提出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他问大家挽回局势的出路何在？他说，惟一出路在于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他说：“完全可以找到既可以保护小平同志，又可以平息学生情绪的办法。比如说，《社论》不是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中央误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还可以说，《社论》是我（赵紫阳）在平壤批发的，由我承担一切责任。这样，就可以让小平同志下了台阶，这样，中央就可以与学生达成协议，争取学生停止绝食。”我当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赵紫阳的注意。我说，《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观点，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对局势的判断，并且反映了小平同志反对自由化的一贯立场。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论”的事了。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天安门传来消息，说已有学生因绝食而晕倒，据说已近600多人，有的生命处于垂危状态，大家对此感到焦急。锡铭同志提议，由北京红十字会派负责人到广场争取与绝食学生达成协议，允许红十字会运送危急绝食病人去医院抢救。不久，从广场传来消息，说搞动乱的学生头头已同意红十字会派车去。但是，这一措施只收到部分效果，运走一部分人。由于那些头头的强制干预，对于其余的绝食病人，不允许撤离，即使有的人想走，也不准救护队将他们送走，反而把红十字会的大轿车轰走了，并且又补充了新的绝食者。这已充分说明，这些学生头目已丧失起码的人道主义，不顾绝食学生死活，已绝食为手段向政府进行要挟。
以后得知，中顾委委员李昌上午到赵紫阳同志处谈话。随后，李昌拿出自己起草的“要求中央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的信，动员中顾委委员签名。李锐、于光远、杜润生等人签了名，李运昌同志拒绝签名。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宣布在天安门成立。他们用高音喇叭发福播放“美国之音”，扬言要打倒“专制独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该会登记人员只有401人，后经查证，其中多数是被工厂开除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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