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二十三之二）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1000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35个工厂投入生产。 只有13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1267座。 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1959年时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设计能力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年4、5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587个，1959年1361个，1961年1815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1384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8.8%，木材为14.8%，水泥为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40.7%。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

表23-3 全民 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年份 总计 基本建设投资
1954 102.68 99.07
1955 105.24 100.36
1956 160.84 155.28
1957 151.23 143.32
1958 279.06 269.00
1959 368.42 349.72
1960 416.58 388.69
1961 156.06 127.42
1962 87.28 71.26
1963 116.66 98.16
1964 165.89 144.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1961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76.3%，1960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23-4 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
年份 出口额（人民币，亿元） 进口额（人民币，亿元） 出口商品额构成（以出口总额为100） 进口商品额构成（以进口总额为100）
工矿产品 农副产品加工品 农副产品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1956 55.7 53.0 26.1 31.3 42.6 91.5 8.5
1957 54.5 50.0 28.4 31.5 40.0 92.0 8.0
1958 67.1 61.7 27.5 37.0 35.5 93.1 6.9
1959 78.1 71.2 23.7 38.7 37.6 95.1 4.3
1960 63.3 65.2 26.7 42.3 31.0 95.4 4.6
1961 47.8 43.0 33.4 45.9 20.7 61.9 38.1
1962 47.7 33.8 34.7 45.9 19.4 55.2 44.8
1963 50.0 35.7 32.9 42.9 24.2 56.0 44.0
1964 55.4 42.1 32.9 39.1 28.0 55.5 44.5
1965 63.1 55.3 30.9 36.0 33.1 66.5 33.5
1966 66.0 61.1 26.6 37.5 35.9 72.2 27.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Ⅷ－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33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10721万人，1959年为12371万人，1960年达13073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万人，增长31.4%。 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万人。 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1958年到1960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财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长了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1960年81.8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年财政收入比1960年减少37.8%，1962年又减少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180亿元。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300多亿元，180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年达74.8亿元，1961年仍有26.9亿元。 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23-5 大饥荒年间的财政状况（亿元）
年　份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收支差额
1957年 310.2 304.2 ＋6.0
1958年 387.6 09.4 －21.8
1959年 487.1 552.9 －65.6
1960年 572.3 654.1 －81.8
1961年 356.1 367.0 －10.9
1962年 313.6 305.0 ＋8.3
1963年 342.3 339.6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17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1958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 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18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30%，有的地区上涨了40%。
表23-6 四川省简阳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年3月） 单位：元/斤
品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大米 0.093 0.93
菜油 0.67 8～10
红苕 0.015 0.15
胡萝卜 0.05 0.20
棕片 0.21 1.10～1.20
莲花白菜 0.08 0.20～0.30
白布 0.28 3.00～3.20
猪肉 0.67 8.00～8.50
水牛肉 0.46 5.00～5.50
鲫鱼 0.47 4.80～5.00
鸡蛋 0.64 7.50～8.00
　资料来源：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汉2斤，天津、广州1.7斤，西安1.3斤，沈阳0.6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庆2.8斤，天津、武汉、沈阳1.3－1.8斤，西安不到7两。 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据全国大、中、小13个城市、526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17.07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减少了1.87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21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3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3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 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四、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1960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1960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8月和12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1860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1，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产量43，100万吨，比上年增长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40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月7日到10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1962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经减少1000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873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000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1961年、1962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 精简工作1963年还继续进行。从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1940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1963年6月，共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年基建投资完成384亿元，1961年减到123亿元，1962年计划减到46亿元，后来实际完成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进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1960年的1815个减到1961年的1409个，1962年进一步减至1003个，许多工程下马。
(3) 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年钢产量1866万吨，1961年压到870万吨，1962年最初的计划是750吨，后来调整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1960年实际产量39700万吨，1961年完成27800万吨，1962年计划25100万吨，后来调整为23900万吨，实际完成22000万吨。关、停、并、转，1961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已经比1960年减少25000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1962年继续减少了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43700个，相当于1960年96000个的44.8%。
(4) 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1960年只有17017万人，1961至1962年两年，增加到21278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净进口粮食160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1962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年粮食价格提高25%，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20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年520万吨，1962年575万吨，化纤1960年10600吨，1962年13600吨，1965年达到50100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18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年9、10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 报告称，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项，建筑面积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万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吨，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