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3-1)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年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1958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1956年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
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6百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彿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区就是一例。1961年1月5日，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1959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4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达700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103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全是假的。我们从镇原县“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规模和后果。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百年潮》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文章：《“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在这里摘要引用。
　　镇原县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属平凉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年年都征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 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 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 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还没有完成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宇、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 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 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 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后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有3000多人。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30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曾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任穷、罗炳辉等红军将领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在陕西宝鸡任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两个月时间内，就将全县8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7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提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8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83％)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10万眼，挖窖8600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700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15尺、亩施肥200万斤、亩下籽180斤、亩产粮40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1958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据1961年统计，1958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年的12.8万，减少到1961年的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头，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实，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纯系子虚乌有。1961年12月4日，平凉地委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1962年7月17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但是，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继续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年3月19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帐，清理退赔），1959年9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1959年秋后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有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动力、畜力。陇西县北寨公社办农场，就从生产队无偿拿走土地2700亩，牲畜132头，羊2000多只，猪150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农民土地；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426亩水地，被机关调走了311亩；
――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一律无偿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陇西县的社队办的猪场，猪的死亡率达80％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9个单位，以基建征地的名义，占用城关公社土地92.5亩，分文未付；
――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动力，工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之间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40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40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敦煌县1958年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县干部想快一点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产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走30％，大队调走20％，生产队留下50％。牛、马、驴也上调不少。1959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都没有了。公社经济如此薄弱，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秋季正好赶上反右倾，乘机又把羊收上来了，当时按羊只总数的20％上调公社。在公社的影响下各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如大队办牧场，调生产队的牲畜。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只由于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骥英在1960年底总结教训时说：“如何对待共产主义？思想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当是公社共生产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快，快总比慢好。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发展社有经济。”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小队为基础），为的是从所有制上制止“共产风”蔓延。但是，甘肃省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批判过“四级核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中形成了过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因此，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持怀疑态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只能从社员和生产队那里“一平二调”。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1958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500多间房子，花费了25000多个工作日，15000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60多头小牲畜只剩下3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一半。社员积极性不高，畜力不足，生产下降，1958年平均亩产250斤，1959年平均亩产157斤，1960年只有63斤。1960年1月到7月，死亡141人。
民勤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也是一个刮共产风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这个队1958年初共有381户，1787人，其中劳动力521个，耕地2850亩。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1958年冬季，刮起了强劲的“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以建社办工厂、幼儿园、食堂、兴修水利、建新村等种种名义，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牲畜、钱、粮、草、料、农具、家具。结果，从1958年秋到1960年底，大牲口由208头，减少到160头，羊由463只减少到75只。原有猪78头，到1960年底一头也没剩。大车由112辆减少到56辆。1958年粮食总产量54万斤，1960年只有19万斤。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32元，1960年只有10元。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关于“五风”，请看本书第19章），这些甘肃省和其它省份没有多大差别，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8月，我在临洮县和岷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当年引洮工程的情况。后来，我又看到了《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上杨闻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况更加清晰。下面所叙述的，了我在两县采访得到的资料以外，都是出自这篇文章中的资料。
引洮的出发点，是因为陇中和陇东严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去做没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这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多毫米，而这可怜的400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于7、8、9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除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县不能受洮河之惠。
这样，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5－10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只要有水，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
据《岷县志》（1995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秒（P＝5％）。2000年夏，我到临洮采访，在县城旁边的河段，只见清流滚滚，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灌溉耕地1500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1150公里，总干渠水面宽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50吨到100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15条，总长3500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20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4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
引洮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职工达3000多人，民工10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16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1958年10.6万人；1959年11.2万人；1960年8万人。截至1960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447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动工以后，全国20个省、自治区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1958年10月9日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2300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1958年5月第一次“土法”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10月21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1960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1961年6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12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年3月8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1959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万斤，销售粮食13390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的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000万元，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1.6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座。1960年完成了191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1958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1960年2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于1969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表2-1 1957－1961年甘肃粮食情况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74.5 76.6 64.9 41.39 45.00
贸易粮 64.78 66.61 56.43 35.99 39.13
征购(亿斤)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销售(亿斤)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净拥有(亿斤) 60.95 64.79 50.61 41.59 40.23
总人口(万)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人均净拥有(斤)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甘肃分册》。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13个，只报了9个；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公中胡作非为。1960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11万零920斤粮食，按每人每月22斤计，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5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1月下旬就饿死了44人。毛文清自杀身死。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监狱，把3个生产队干部关押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群众的刑罚有100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1959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80％、90％压缩到20％。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极力粉饰太平。1958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信件1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
从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多万人口中，有700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两以下（16进位，7两相当于10进位的4.375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表2-2和表2-3，对当年的死亡情况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两个表是甘肃省委有关部门1960年12月23日制作的，现存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当年这个人口数据和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的数据略有差别。
表2-2 1958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地 区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兰州市 1172840 9166 0.78 1236065 14586 1.18 1261521 7045 0.56
平　凉 2226510 19317 2.20 2248230 42134 1.67 2303158 38856 1.69
天　水 3230337 114331 3.50 3172816 46610 1.47 3033746 81607 2.69
定　西 2480864 26483 1.07 2548531 55993 2.20 2392720 107972 4.51
张　掖 2756347 59707 2.17 2800203 46982 1.68 2787016 73102 2.62
甘　南 340206 　 　 377016 6687 1.77 351614 10384 2.95
临　夏 874353 18511 1.55 898359 17384 1.94 882060 28992 3.27
总计 13081457 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1.70 13011835 348388 2.68
说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数：142044；死亡率：1.12%。
据表2-2，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为14.2万人，按这样粗略推算，在近85万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约有43万人。这样，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40多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临夏为例，表2-2中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数为46376人。而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１００万以上。
表2-3　1958年－1960年14个县市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市 县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白银市 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 252818 1191 0.47
玉门市 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酒泉市 336317 9072 2.7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张掖市 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定西县 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通渭县 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 18.4
陇西县 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岷　县 386228 4249 1.1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静宁县 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 121581 2.76
武山县 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清水县 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高台县 168456 5222 3.1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民勤县 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和政县 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14个县市的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一书中提供了以下数据。详见表2-4。这些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虽然也缩小了饥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数据较接近实际一些。
表2-4 1955-1966年甘肃省人口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总人口（万）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资料来源：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据表2-4中的数据，用本书作者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1年，甘肃省饿死人66.67万，少出生人口80万。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官方数据，这里算出的近70万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数。曹树基先生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1961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2．3万人。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24.2％。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口粮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1800多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40％左右。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60年8月19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中说，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5万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总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难的1960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14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14个公社，有浮肿病等病人3255人，断炊1876户、8782人，占总人口的11.9％……地委认为，永昌1961年的粮食收成比1960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1962年4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369万斤，州上仅给110万斤，该县长川公社种籽缺142740斤，口粮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县上给了114000斤，口粮一颗不安排，只安排种籽26740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社30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1962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屋解决，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1956年至1961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81岁的时候（1999年），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临夏州委第一书记。
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为《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
据中央派到临夏市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临夏市1959年、1960年两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总数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马集、韩集、红台、癿（读qie）藏四个公社。有些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总人口的32％。癿（读qie）藏公社锦光9小队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绝388户，留下孤儿100多名。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20多人，人死后无人抬埋。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60多具尸体。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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