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一）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应台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找到我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
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
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行道树
我真的没有想到，飞力普，你是认真的。
你把录音机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麦克风夹在我白色的衣领上，“这样，收音效果最好。”你说，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着我开讲。
我注意到，你还记下了录音机上显示的秒数，方便回头做索引。
这都是历史课教的吗？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
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辗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你没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
休息的时候，你靠到窗边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长长瘦瘦穿着牛仔裤的腿，然后把耳机塞进耳朵，闭起了眼睛，我看见阳光照亮了你浓密的头发。
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个虽然和我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对于我身世后面那个愈来愈朦胧不清的记忆隧道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那个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该从哪里开始？
更让我为难的是，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你叙述的，只是既然承担了对你叙述的、我称之为“爱的责任”，我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1，美君离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啦。”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吧？”
2，躲躲雨
离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奉命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抛弃。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国军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 ……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
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姊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
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应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滚动条，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像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