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次仁的泪
1999年盛夏的一天，大昭寺仍如往常一样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尼玛次仁也如往常一样，在门口售票，或者随时准备用英语和汉语为远地来的游客讲解，这是他的工作，和别的喇嘛不一样，就像报纸或电视里对他的称呼：喇嘛导游。实际上他不光是导游，他的头衔很多，最特别的一个是拉萨市人大常委，所以在西藏或拉萨的电视新闻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俗装裹身、不苟言笑的官员中，夹着一个穿绛红色袈裟的年轻僧人，神情总是那样：平静，明白，自重。
突然有人通知他交两张照片给有关部门，用来办护照的。尼玛次仁被告知几天后他将先飞往北京，在那里和政府某些部门的官员会合，然后一起去挪威参加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世界性会议。挪威？达赖喇嘛不正是在那个国家被授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吗？尼玛次仁隐隐地激动，又不安。在交照片的时候，有人对他再三叮嘱，谆谆教导，但看到他有些异样的神情，就说，放心吧，和你一起去的人都是有层次的，不会像我们拉萨的官员，什么也不懂。
很快地，尼玛次仁独自坐上了去首都北京的飞机。当然两边都是有人接送的。他已不太记得跟哪些人见过面，说过什么话了。两天后，他和十几个人一道飞往挪威，途中的记忆仍然模糊。这是尼玛次仁第一次出国，所见所闻本应该历历在目，可比较起“人权”这个字眼，很多记忆并不重要。还有什么比那样一个会议更让他心事重重？要知道，他是这十几个人的代表团中，唯一一个来自西藏的藏人，唯一一个穿着袈裟的喇嘛。
不过那十几个人确实不一样。那些都比他年长的官员们，果然和拉萨的官员不一样，个个都显得有知识、有修养，既不多嘴多舌，也不指手划脚。尼玛次仁至今还记得，那个在民族宗教管理局担任要职的官员，在他最为难堪差些抑制不住落泪的时候，只是轻声地问道“是不是不舒服”，便再也不多说一句。而当他终于泪流不止，没有一个人要求他做解释。无论如何，这算得上是一种善解人意，尼玛次仁为此充满感激。
如今提起那次会议，尼玛次仁总是省略许多不说。比如会议的进程、人员、内容，比如会议的背景、环境、氛围，以及会议之外的聚会、讨论、游览……等等。实际上，尼玛次仁是突然说起那两次遭遇的。很突然。就像是在心底憋了很久，终究压抑不住，他一下子中断了正在东拉西扯的话头，让已经事隔很久的遭遇脱口而出。
是头天上午会议结束去使馆赴午宴的时候。当然是中国大使馆。尼玛次仁一直存有的担忧，因为并未遇到有人为难他，提些让他不好回答的问题而舒缓下来。一路上，典雅的北欧街景赏心悦目，缓缓从窗外掠过，尼玛次仁开始和身边的几个老外闲聊，多少有些恢复他在拉萨时带着老外在大昭寺里转游的自在神态。所以当车戛然停住，车门哗然敞开，那人声，哦，那样的人声，那样多的人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扑面而来，尼玛次仁就像被重重一击，脑袋里“轰”的一响，整个人几乎如失去知觉一般动弹不得。
“加米（汉人）……”
“加米喇嘛……”
“共产党喇嘛……”
使馆门口，几十张愤怒的面孔有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轮廓，几十张翕动的嘴巴喊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语言。那是几十个和尼玛次仁年龄相仿的男女，更是几十个与尼玛次仁血脉相同的族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境外的流亡藏人，而他，就他一个，是境内的“被解放”的藏人。此时此刻，在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城市，在中国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和他，犹如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
他们的手中还高举着几幅标语，用藏文、英文和汉文写着：“中国人，把我们的家乡还给我们”……
车里的人鱼贯而下。不理不睬。径自而去。但他不行。尼玛次仁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后来，他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他是怎样走过那一段路的，但那显然是他32年人生中最长的路，最艰难的路。他的西藏僧侣的袈裟如烈火燃烧，火焰烧灼着他藏人的身体，藏人的心。更何况火上浇油火更猛。那每一个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飞溅的油，是飞溅的熔化的滚烫的酥油。尼玛次仁他低垂的头颅，弯曲的脊背，蹒跚的双腿，被一滴滴飞溅而来的酥油深深地烫伤了。
说到这里，尼玛次仁的声音有些尖利。“我怎么办嘛，我怎么办嘛，我穿着这样的一身……”他扯了扯阳光下显得醒目的红袈裟，连连重复着，近乎自语。
从那以后，尼玛次仁回忆道：“我再也没有开心过。整整四天，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
如果真的是蚂蚁就好了。对于小小的蚂蚁，再热的锅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心一横，从热锅上勇敢地纵身一跳，就可以逃得远远的。但怕的就是到处都是热锅，找不到一块清凉的藏身之地。
尼玛次仁终于走过了那一小段备受煎熬的路，可他已经被烫得浑身是伤。浑身都是深深的烙印啊。这烙印使他疼得直想哭泣，却又欲哭无泪。使馆里的人都装作若无其事，或者说早已熟视无睹，谁也不提刚才的一幕。人们都在谈别的，一边有礼有节地聊一边有礼有节地吃，只有一个人什么都咽不下去，如鲠在喉。尼玛次仁，他可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那么多的骨肉同胞，或者说那么多的“流亡藏人”，虽然近在咫尺，却分明隔若关山。
肯定有不少人和尼玛次仁说过什么。那也肯定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痛痒的话，所以他似听非听，听过就忘了，因为他正是心如刀绞，魂不守舍。但他记得，除了车上的那几个老外不时满怀同情地看看他，只有那个一起来的北京官员轻轻地问了一句：“是不是不舒服？”尼玛次仁差一点点头承认。那人看上去温和而礼貌，因为他是整个国家的民族与宗教的官方代言人，在以“人权”为名的会议上总是众矢之的。
多日来的担忧才下眉头，又再次浮上心头。那是尼玛次仁在离开拉萨前就不断滋生的，难以排遣。此时更添了一份揪心，如果出门，会不会还碰见他们，被他们鄙视、讥讽或痛惜？在他们的心目中，完了，我肯定是一个“加米喇嘛”，“共产党喇嘛”，尼玛次仁苦笑道。
因此，当他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硬着头皮走出大使馆时，他一下子长长地舒了口气，但旋即又有点怅然若失。那边，先前围聚着几十个群情激奋的同胞，这会儿已是空空荡荡。他们去哪儿了？
第二天平安无事。
第三天，尼玛次仁在会议上发言。这正是派他来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以他的现身说法来证明西藏是有人权的，西藏人的人权是有保障的。而不是像前几次会议上，一说到人权在西藏的状况，中方的理由总是虚弱不堪，因为没有来自西藏的声音。可有谁知道，这正是尼玛次仁的心结啊。如何说，说什么，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真是让他苦恼透了。虽然他向来清楚，穿一身绛红色袈裟的他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但他也不可能说得太离谱，或者出了格。他悄悄地向其中一个已有信任感的老外询问，老外也悄悄回答，别说具体的，笼统地说说就行了。
所以尼玛次仁完全是照本宣科。准确地说，是照报纸、照电台、照电视宣科。是国内那些媒体上常有的如出一辙的言论，像藏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广大僧侣爱国爱教，等等，等等。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在默默地听着。只有一人提问。那是一个美国人。他用英语问尼玛次仁，既然如此，那么你们有没有见达赖喇嘛的自由？尼玛次仁愣了一下。虽然他早有准备应付这类问题，但听到达赖喇嘛的名字，就像第一天有人指给他看达赖喇嘛接受和平奖的地方，他还是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就稳住自己，颇为聪明地答道：“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回答。”什么政治问题？一个西藏人，一个喇嘛，要见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是政治问题吗？但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提问，感觉像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他的处境、他的心情，尼玛次仁这样认为。
但是第四天降临了。尼玛次仁原以为这难熬的日子快结束了，没想到最大的打击在第四天降临了。
因为是最后一天，会议的安排是去挪威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游览。挪威的公园确实很美，充满与自然并谐共存的魅力，让这个从小在世界屋脊长大的年轻喇嘛心生欢喜，左顾右盼。但突然间一个青年女子迎面走来，尽管是T恤和牛仔裤的装束，与周围的外国人打扮无二，尼玛次仁还是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藏人，有着典型的藏人的脸，藏人的味道，藏人的气质。
典型的西藏女子径自向尼玛次仁走来，伸着双手，带着久别重逢的神情。
一时间，尼玛次仁有些恍惚，感觉像是在哪见过，似曾相识，不禁也伸手握住那女子的手。但没想到啊，那女子不但一把握住不放，而且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用藏语说，“古修”（拉萨话，对僧侣的尊称），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跟着这些中国人干什么，你是西藏人啊，你要记住你是西藏人，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尼玛次仁又窘又急，又万分地难过，可又一点也没办法抽出手来，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人们都围上来了，都是外国人，看着一个穿红袈裟的僧侣被一个女子拉着哭诉，好奇极了。而一起开会的人，谁也没有围观，反而匆匆地走开了，一副像是与己无关的样子，其实倒像是一份难得的体贴。除了那个大使馆派来的人，这四天，他天天跟着尼玛次仁，只跟尼玛次仁一个人。这时，他开腔劝道，走吧，尼玛次仁，别理她。
西藏女子肯定听不懂汉语，但她一定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她气愤得要用英文骂那汉人，尼玛次仁赶紧阻止了她。尼玛次仁翻来覆去地对那哭着的女子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西藏女子哽咽道，你真的知道，就不要回去。这时候，尼玛次仁艰难地掏出了心里的话，怎么能不回去呢？那是我们的家乡啊，都走了，把它留给谁呢？说着说着，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最后来解围的是这样几个人──几个从西藏来挪威学习的藏人。在拉萨，有几个单位，如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图书馆等，都要定期派人到挪威学习或访问。尼玛次仁不认识他们，但他看得出来这是些和他一样来自西藏的藏人。可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一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身份不同的藏人聚集在这里。不过当时他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他急急地从还在哭泣的西藏女子的手中挣脱而出，一边飞快地用袈裟抹去泪水，一边赶紧归队。
“古修”，那解围的人中有人叫住他，好心地出主意说，如果他们问你是怎么回事，你就说她家里有人去世，希望你回到拉萨以后在大昭寺为她的亲人点灯念经。尼玛次仁匆匆点头，再一次有了心如刀绞的感觉。可就像是早有商量，当他走近他们，那十几个人谁也没看他一眼，谁也没问他一句话，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说不值一提。
终于到了离开挪威的时刻。不过不是马上就走，代表团一行在机场等了很久，有两个小时之多。大使馆的领导和同志们把他们送到机场就回去了，包括那个四天来寸步不离尼玛次仁的人。在长长的时间里，在明亮、舒适、宽敞的机场大厅里，人们或坐或站或走，都显得十分地自由自在，不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尼玛次仁也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似乎没有人管他，任随他想往哪去都可以。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如果不跟他们走呢？反正护照在身上，钱也足够，我或者另买一张机票去别处呢？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闪念罢了。前面说过，尼玛次仁他总的来说都是平静的，明白的，自重的。所以最后，他这个热锅上的蚂蚁还是跟他们一起回去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对他来说，这显然是最好的安排。但当飞机从奥斯陆的机场慢慢升起，渐渐地离开这个象征自由的国家，两行热泪悄悄地滑下了尼玛次仁瘦削的脸颊。
2000年8月于拉萨
一个本教活佛的故事
藏北索县有一人，据说是以巫术见长的本教一活佛，但早以前，他还是人人皆知的强盗。索县最大的寺院是赞丹寺，属于格鲁派，矗立在一浑圆而光秃的山上，远看很像布达拉宫。不知出于教派宿怨还是什么原因，那人发誓要抢赞丹寺，居然还真的去抢过几次但都没有得手，那已是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时他还很年轻。1959年，赞丹寺因为参加“叛乱”（指1959年在拉萨等地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政权的运动，被称为“反革命叛乱”，简称“叛乱”）被解放军镇压，那人就是为解放军带路攻打寺院的向导。战斗打得很艰难，尽管武器装备大大不如解放军，可寺院里的喇嘛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寺院的最顶层还不服输。于是解放军的飞机飞过来了，扔下了一堆炸弹，把寺院几乎炸成了废墟。据说因为飞得太低，那些被炸得乱飞的房梁、石头还差点打着飞机。这下再也没有还击的枪声了，解放军呐喊着冲进寺院，看见遍地残破的佛像中埋着一个人的尸体，后被认出是赞丹寺的堪布。原来在这个堪布的掩护下，其它喇嘛早沿着袈裟挽成的绳索从寺院顶层溜下来逃跑了，只留下堪布一人负隅抵抗。
那人自然也跟着解放军冲进了寺院，但不知道抢到什么东西没有，不过抢东西对他来说远不如终于实现了誓言更为重要，毕竟发下这样一个誓言除了这样一个机会绝无实现的可能，但既然发了誓不去做那可是要在草原上遭人耻笑的，说不定这笑话还会子子孙孙地流传下去，当然啦，这是从此以后那人心安理得的解释。“平叛”（“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结束后，他以我党的统战人士的身份成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里的一名县政协委员。
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这个本教的活佛也不可幸免地遭到了批斗。广大“翻身农奴”把从他家里抄来的那些象征“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毛泽东号召要“破四旧”）的东西，像法会上穿的法衣、戴的法帽、用的法器等等，一股脑儿全堆在了他的身上，然后押着他去游街。跟他一块儿游街的“牛鬼蛇神”“「文革”流行语，指代“阶级敌人”）都是当年的“三大领主”，是万恶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个个垂头丧气，胆颤心惊，可惟独他不是这样，还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我已经很久没有打扮成这个样子了，这不就跟在法会上一样吗？好啊，好啊，太好啦。”然后他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比划着各种手印，还一边蹦跳着幅度很大的宗教舞蹈，像神鬼附上了身似的，那滑稽的场面使游街成了闹剧，围观的群众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结果谁也斗不下去他了。
开批斗会时也是这样。那些挂牌戴帽被围攻的“牛鬼蛇神”里面偏偏他不老实低头认罪，反而怒目圆睁地大声吼道：“凭什么要斗我这个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可是有功劳的人啊。”接着便滔滔不绝地回忆起几年前的那段丰功伟绩，大家一想也是，当初连苦大仇深的贫下中牧都不理睬解放军，若不是他带路，要打下赞丹寺且得费一番功夫。更何况他的回忆十分生动，模仿起激烈的枪战声和飞机的轰鸣声来惟妙惟肖，人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一场批斗会就这么被他变成了一场讲述索县革命历史的报告会。
后来他被赶到了草原上，交给广大的贫下中牧监督改造，可他还是花招迭出，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他把毛主席的像章今天戴在头上，明天戴在胸口上，后天戴在臂膀上，有一天竟然戴在了脚上，当然是脏兮兮的鞋子上，他还得意洋洋地四处招摇。这还了得，革命群众立即给他召开了批斗会，勒令他交代如此玷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可是谁也想不到他会这么诚心诚意地交代：“真是冤枉我啊。我是把毛主席当做神一样看的。毛主席就是我的菩萨。我祈祷他多多地保佑我。所以我身上哪里痛了，我就把毛主席的像章戴在哪里。头痛了我把他戴在头上，心痛了我把他戴在胸口上，今天我的脚痛得很，我希望毛主席保佑我的脚不要痛，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是啊，这样做又有哪点不对呢？这一下又让积极分子们不知所措了，说不出一句反驳他的话来，只好作罢。
时过境迁，一晃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据说现在他又是县政协委员了，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对他还算是顶礼膜拜，常常带着大坨酥油和大块牦牛肉求他占卦、念经什么的。他已经很老很老了，可还娶了一个比他小几十岁的牧女做老婆，在重新修复起来的赞丹寺下面开了一个卖烟卖酒的小商店，日子过得不错。他的这些故事就是一个市民宗局的干部在路过他的小店买酒喝时听他讲的。几年后，这个干部又把这些故事讲给在大昭寺里偶然认识的我听了，当时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但此刻我在记录这些故事的时候，才想起自己既不知道那位本教活佛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如今是否还活着。不过这并不重要，是不是？
最后要补充的是，我曾经在作家马丽华写的《藏北游历》一书中读到这样一段关于赞丹寺的文字：
直到公元1959年，赞丹寺遭到一次毁坏，成为战斗据点，两枚炮弹在寺庙里爆炸—但这并非致命伤。毁灭性的一击在1967年，它与藏北百余座寺庙一起惨遭覆亡命运。既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为数众多的信徒们参与了这场不可思议的非常行动……赞丹寺就这样神话般地消失了，雅拉山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佛像和法器部分送往地区，部分留在县上，部分流失于民间。那些绸缎制作的经幡挂幡缝缝连连做成厚厚的大篷布，覆盖在县府温室的玻璃上。……檀香木送进医院入了药，那些木、石料都盖了民房。
“檀香木”在藏语里的发音就是“赞丹”，有数百年历史的赞丹寺正是得名于大经堂里面的那两根檀香木大柱子，在传说中被认为是天然形成的，具有十分神奇的功效，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之前还支撑着早已所剩无几的寺院，但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被砍断扛走了。是不是那个人在批斗会上对英雄事迹的回忆，启发和教育了广大的贫下中牧──尤其是层出不穷的积极分子呢？天晓得。
2001年10月于拉萨
丹增和他的儿子
丹增今年55岁，现住在拉萨市北郊嘎玛衮桑新村内，1994年退休之前是青海省玉树州扎多县政协主席，1983年以前有22年的光阴是在拉萨度过的，先后在农牧处、区农科所和区水利局工作，当过通讯员、驾驶员和技术员。如果可以看到他的档案，在“籍贯”一栏内一定是“阿里地区革吉县”，因为丹增从来都是这么填写的。还有在“社会关系”一栏内一定是“孤儿”，在“个人成份”一栏内一定是“牧工”。实际上，丹增的家乡是青海省玉树州扎多县；虽说父母早亡，的确是孤儿，但他还有三个兄弟和一大家族的亲戚，而且他绝不是“牧工”，而是扎多县一所噶举寺院的主持活佛，他家在当地曾经雄踞一方，其父为千户长（有千户属民并有官职的部落头人），其母来自玉树州囊谦县过去的“囊谦杰布”（即康巴一带与德格王并列的“囊谦王”）家族。
丹增于1970年与农科所的同事、一个没有复杂背景的拉萨平民女子成家。有子女二人。大女儿现在拉萨饭店工作，和一“团结族”（俗指藏汉混血儿）的康巴男子结婚。次子江央班注销生于1974年，在拉萨和扎多县受小学和初中教育，汉语流利，汉文通晓。1990年自愿出家为僧。丹增认为儿子应该加入离拉萨稍远的楚布寺，因为楚布寺是噶玛噶举的祖寺，与他的法脉相承，所以江央班登成为该寺三百多名僧侣中的一员，并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和所属传承的训练，如三年三月又三日的闭关静修，出关后曾在法王噶玛巴身边任近侍一年，因性格倔强，爱恶分明，被寺内的权势喇嘛排挤，不允许再待在噶玛巴身边。1998年秋天，江央班登以回青海老家探亲的名义，随父亲丹增赴尼泊尔和印度，这是他头一回出国，但一去就不归，因为他被止贡噶举的几大活佛认证为一位比较重要的活佛的转世，法名为“敬安”，同时获得达赖喇嘛的进一步认证。目前，江央班登在台湾的一所藏传佛教中心——冈波巴金刚乘佛学会──继续学习佛法并承担弘法利生的责任。
虽然长达整整20多年，丹增完全隐瞒和圆满编造了个人的身世；虽然在他25岁时候，放弃了他对佛教所立下的独身誓愿，还俗为在家之人，但他仍然是那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寺院的活佛，而且，当年与他一起出逃、如今远在美国的长兄是止贡噶举中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大活佛，而且，他的宝贝儿子现在也是一位很有希望的年轻活佛。可无论怎样，如果从外表上看，丹增和拉萨城里的许多退休干部无异，他甚至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拉萨居民，因为他经常夹杂在各寺院或朝见噶玛巴的信徒人流之中，没有多少国家干部的特色。他个子中等，表情和蔼，总是穿一身汉装。他的汉语说得还算不错，有些四川口音，但这倒不会是因为在历史上他的老家当属与四川邻近的康巴境内，而多半是因为在他学说汉语时，周围多的是四川籍贯的汉人。总之，如果初见丹增，谁会相信6岁就高坐法座的他曾是一位受万民崇拜的仁波切呢？不过他家很少让人进去的经堂确实比一般寻常藏人人家的经堂更精致、更正规、更循从佛事仪轨。
能够和丹增长谈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只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在1998年楚布寺的夏季金刚法舞“雅羌”上。当时初识江央班登，认为他是楚布寺中出类拔萃的喇嘛，无论谈吐举止，还是内涵修养。我甚至玩笑似地说他不定是位转世的活佛。一天傍晚，随江央班登和另一位僧人转山，转经的山路极其陡峭难行，可江央班登行走如飞，还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沿途的圣迹和典故。从山上连滚带爬地下来就见到了丹增，他是来领受噶玛巴赐予信众的长寿灌顶的。有喇嘛说他也是一位活佛，好生打量，他的光头、眼镜和大耳朵确实有几分活佛的样子，但没有他的儿子更像。
第二次是几个月以后，他突然打来电话，说江央班登已经去了那边，已经被认证为一位活佛了。说他刚从那边回来，给我带来了一尊江央班登送的小佛像，让我去取。在嘎玛衮桑的一个藏式小院里，这个声音细细的活佛他爸先是讲了他在机场的遭遇，有意思的是，他的语气还兴冲冲的，像是在讲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说前天他刚下飞机就被人拦住看证件，确定他叫丹增后要带他走，他见情形不对就问缘由，那人倒还客气，把他带到一计算机跟前说，你看，这上面说了，如果有叫丹增的到了，就把他带到安全局去。丹增就分辩，藏族叫丹增的多多了，凭什么说我就是这个丹增？如果所有的丹增都要被抓起来，那自治区的丹增书记是不是也得抓？正僵持着，他的女儿和女婿接他来了，女婿认识海关上的人，道理加人情，他们终于放他走了。丹增对我说，我以为这两天他们还会找我，结果没有，看来他们找到真正的丹增了。
接着丹增让我看照片。是他和江央班登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朝圣照片。千层佛塔。万尊佛像。菩提树。金灿灿的嘛呢轮。最后，丹增又让我看了两张照片。很郑重。也很小心翼翼。一间不算宽敞、也不华丽但洒满金色光线的屋子里，他和江央班登神态谦恭地候于两侧，而被簇拥在中间的，正是所有虔诚的藏人最熟悉、最亲切、最渴望的人——达赖喇嘛。这照片是1999年3月拍的。是我见到的达赖喇嘛最近的照片。他真的老了。他已经老了。老得太快了。当我声音哽咽地说出这句话时，我看见丹增的眼里也含着泪水。他叹了口气说，江央班登哭得可厉害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儿子这么哭过。然后丹增又笑着说，“衮顿”（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很喜欢江央班登，你看，他还捏他的耳朵呢。可不，照片上，衰老的笑呵呵的达赖喇嘛一只手挽着丹增，一只手正捏着江央班登的大耳朵，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形状优美的奖杯——诺贝尔和平奖奖杯。
又是大半年过去。今中午意外地接到丹增的电话，说要送我一本江央班登寄来的挂历，我去雪新村路口把他迎到家里，原以为随意说说家常就可以了，可没想到一说话就长了，足足说了三个小时。当然，当他的面我是不可能直呼丹增的，出于尊敬，我称他为“仁波切”。这位过去的仁波切还是一身汉装，戴了一顶毛茸茸的皮帽；声音还是细细的，像个老太太；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我们的话题是怎样从江央班登——敬安仁波切讲到丹增——崩仲仁波切的？此刻回想，应该是我问他已在拉萨生活了多少个年头开始的。他的回忆是不那么连贯的，他个人的历史年代忽儿停留在1959年，忽儿飞越到1982年，忽儿又回到「文革」，甚至返回得更远，那已经是带有传奇色彩的草原部落时代，他胆量过人、刀枪不入的千户长父亲……
先放下遥远的模糊的过去不说，我还是按照丹增的个人历史的顺序，将他的身世作一简单的介绍。
1945年，丹增出生在行政上属于青海省（当时的省长是回族军阀马步芳）、民间意义上属于康巴并受“囊谦杰布”管制的玉树草原上。他是一个显赫的部落头人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其实早在他被认为是当地一所大寺的主持活佛之前，他的哥哥已被认为是另一所止贡噶举寺院的活佛。但他的千户长父亲不肯把长子交给寺院，他定要让长子继承家业。但不论去不去那所寺院里呆着，长子的活佛身份是既定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是让他就待在自己的家庙自己的眼皮底下。可第二个活佛儿子就没有理由不放手了。所以，丹增6岁时候就进了这座据说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噶举寺院。这座名为格那寺的噶举寺院，最早是支派繁多的噶举“四大八小”教派中的拔绒噶举，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由于蒙古固始汗的压力改为噶玛噶举（事实上，当时不少的噶举等教派改宗为格鲁），反正都是噶举，基本上都在同一个传承系统上。作为第十三世崩仲仁波切的丹增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寺院里曾经拥有的无数的古老佛像、法器和艺术品。当然今天已经丧失殆尽，所剩下的，扳着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
1956年，他年迈的父亲抱病上拉萨朝佛，在心愿已偿离开人世之前，他唯一的忧虑是针对儿子们的。他留下的遗言是，不久以后就会大变的，你们再也不可能当官、当活佛了。1959年，遍及整个藏区的所谓“叛乱”开始了。还是少年的崩仲仁波切正在寺院里一心只读佛陀书。按说再过几年，他的完整的寺院教育就结束了，他就该在金刚法座上履行他的弘法利生的责任了，这样再过几十年，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的支配下，他会本着乘愿再来的菩萨精神再一次行走在轮回的长途上。应该是这样的。整个雪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寺院中，已经有数不清的被藏人视为“人中之宝”的仁波切们千万次地生动地示现着这一人生之旅。但轮到他这个十三世的时候，他的绛红色的人生之旅被来自外界的一股强大的可怕的力量给斩断了。
实际上，丹增对他14岁以前的寺院生活并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记忆。可能是那样的一日和8年来的每一日都是一样的，重复的。丹增的人生记忆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年春天，他的有活佛之名的大哥突然把他从寺院里带出来，告诉他不逃不行了，再不逃就会没命了，然后塞给他一支长枪和一匹马，带着上千名男男女女匆匆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可以说是不归的“叛乱”之路，因为这个队伍是边打边逃的，执行“平叛”任务的解放军一路围追堵截，紧紧跟着，一直跟到了今天的阿里地区革吉县境内。这时候，上千人只剩下了几十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散的散。丹增记得他的身边常常是一个活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死人。起先他害怕得很，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其实谈不上习惯不习惯的，因为时刻都在逃命。丹增是后来才知道他和三个兄弟最终失散的地方叫做革吉县的。这片寒冷、荒芜而且没边没际的大草原，是在一个枪声大作的黑夜让他们余剩不多的人像鸟兽一样散落开来，并吞没或者掩护他们消失于其中的。当狂奔的丹增再也走不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身边没有兄弟，也没有经师，谁都没有，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狠狠地大哭了一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厉害的一次大哭。然后，他擦去泪水，朝着有帐篷的地方走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牧人家里当了佣人。
从此，14岁的丹增开始了他的漫长的隐姓埋名的生涯。渐渐地，人们知道的是这个男孩在随家人朝圣神山岗仁布钦的路上，失去父母又与兄弟走散，变成了一个孤儿。这样的不幸的故事并不少见，所以人们都信以为真。从前高高在上的活佛丹增在人家里干着佣人低下的活，他需要多大的忍耐和毅力？日子久了，附近寺院的一个喇嘛发现他识字，就劝他别当佣人，不然太可惜了，让他到寺院里当“扎巴”（普通僧人）最好不过。就在丹增打算再次出家时，工作组来到了这片草原上，让广大的农奴得到了“翻身”和“解放”。孤儿丹增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一名小小通讯员。
1960年，有文化的丹增被选送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这本来是一条培养藏族干部的仕途之路，可是因为革吉县离北京委实太遥远了，等丹增和另外两个培养对象整整用去一个月才抵达拉萨时，大队人马早已经在毛主席的身边接受革命教育了。怎么办呢？是重返革吉继续革命还是在拉萨学习锻炼？当有关领导如此征求他们的意见，丹增选择了留在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底细的拉萨。他最早当过一段“藏胞接待办”（“接待办”是“接待办公室”的意思）的通讯员，不久调到农牧处（后来改名为“自治区农科所”），从通讯员到驾驶员到技术员，都是普通一员。丹增从来都是谨小慎微的，不露锋芒的。孤儿。佣人。牧工。“翻身农奴”得解放。就这样，“文革”降临了。
1966年，丹增在日喀则的乡下农间干着一个农业技术员的工作。他一头扎入农田的状态有些像他早年在寺院里学习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以当他回到拉萨时候简直惊呆了。武斗已经开始了；寺院早就砸没了；“牛鬼蛇神”的身上穿着他再熟悉不过的法衣或官服或绫罗绸缎，但“走资派”的下场是他难以理解的。世道又变了。世道又变得对他很不利了。丹增再一次见风驶舵。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从不危及他人的伎俩或小聪明，实在是被丹增用得炉火纯青，至今说起他还不禁哈哈大笑，颇有几分得意。他说，当时两派（“大联指”和“造总”）斗得很厉害，尽管我什么派都不是，尽管在单位里可以用下乡的名义蒙混过去，可一出门，总是会碰到两派的，会不由分说抓住你就问是哪个派的，不是要求你当场加入他们这个派，就是怀疑你打你一顿，所以我做了两个袖章，一个上面写着“大联指”，一个上面写着“造总”。我在两个衣兜里各装一个袖章，遇到这派时看清楚他们手臂上的袖章之后，就悄悄地取出同样的袖章套上。这办法很有用呢。有一次，两派在大昭寺内开战，先是“造总”占领了里面，后来有很多军人的“大联指”来了，一个劲地往里冲。当时大昭寺门口聚集了很多人，都像水一样往里面涌，我本来是看热闹的，但也被人流裹着快冲进去了。我不想参与进去。一急之下，赶紧掏出我的“大联指”袖章套上，假装维持秩序溜走了。
“文革”期间，丹增记得与他同一个单位的一位同事，因为喜欢给人看病，经常说些封建迷信的话，被人看作是个活佛，而他自己也从不否认，结果差一点被斗死。所以后来，当人们都知道丹增才是个活佛的时候，纷纷说，真正的活佛没有斗着，却斗了一个假活佛，丹增，你很狡猾啊。
后来丹增结婚了，有孩子了。他已经真正地像一个拉萨人了。像一个安心过小日子的拉萨人了。可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开始难以遏制地思念起当初一起出逃的兄弟们。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又会流落在哪里？他悄悄地打听着，查寻着，每一次单位组织下乡总是最积极的一个。尤其是去阿里、那曲一带。那一带果然有些同乡人。他清楚他们一定是当年失散的同伴们，但他从不去找他们。他的寻找依然是暗地里进行着的，一切都是悄悄的，不动声色的，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就这样到了1980年，又有了一次去阿里的机会，而且距离神山岗仁波钦很近，有同事的一个亲戚也要搭车去朝圣，可一直走到了神山脚下，那人才告诉他，他是打算翻过神山逃往印度的。丹增这次不害怕了。他直觉地认为这是他寻找兄弟们的一个机会。或许，他的兄弟们就在那边呢。于是他委托这人帮他打听他失散20多年的兄弟们。这人也答应了。然后他们一起转山。计划是转着转着就各走各的。可谁也不曾料想，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
丹增生怕我不信，一个劲地说这是真的，真正的。我们真的就在转山的时候，碰到了这个我寺院里的喇嘛。虽然我们20多年没见面了，而且当年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们互相都认出来了。我像被电打了一样。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我的家乡人，而且还是我的寺院的喇嘛。我愣愣地站着，他也愣愣地站着，谁也不敢相信啊。最后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放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朱古，你只是胖了一点，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唉，那情景。
确实是巧合。这个在转山路上遇到的喇嘛正是从那边翻山过来朝圣的。丹增说，那时候对边境的管制不像现在这么严，只要有过往尼泊尔的通行证，是允许那边的人来这边朝圣神山的。丹增说，这个喇嘛也是当年一起出逃的人，而且还一直跟随着他的兄弟们。他的兄弟们果然是逃到了印度。而他的因为父亲的阻拦只是在其家庙里为僧的大哥，曾经和他的二弟共娶一女为妻，一起生活了多年。几年前，大哥对二弟说你来管这个家吧，我要侍奉诸佛菩萨了。于是再也不做俗人的大哥重新做了加布仁波切。
就这样，丹增终于找到他的兄弟们了。就这样，真相终于大白了。就这样，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人们都知道丹增原来是一个活佛了。我佛慈悲。我佛终究会在适当的时候，因缘具足的时候，让善报或恶报示现给芸芸众生看的。
1982年，丹增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他的扎多老家。他不再当农业技术员了。他在县政协工作，先是副主席，后来是主席，尽管他是因为活佛才当的主席，但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活佛了。他有家，有老婆，有一儿一女，虽然藏人百姓能够从宗教角度理解并圆通活佛的世俗生活，然而，实际上，丹增更像一位国家机关干部。六年后，丹增的拉萨妻子无法习惯扎多牧民化的生活，带着两个孩子重返拉萨，并索性提前退休一劳永逸。丹增继续在老家坚持了几年，夏天在扎多，冬天回拉萨，像一只候鸟飞往于两边，终于也不想这么飞了，1994年，尚不足50岁的他也退休了，在拉萨过上了知足的、闲适的且有很多宗教色彩的退休生活。这期间，他去过印度，与兄弟们重逢，抱头痛哭，又喜笑颜开。这期间，他的佛缘比他更深的儿子江央班登，自愿放弃世俗生活，甘心成为佛前的一盏明灯。
应该说，以上所述，就是丹增——这个从本不普通的藏人变成普通不过的藏人的大概一生。两者比较，我们不知道前者是不是他愿意选择的道路，但我们知道，后者是他最不愿意选择的道路。因为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不再是他，而是另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了。一个没有老家、没有亲人、没有名字、没有过去的人其实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当他从原来那条道路被迫逃往如今这条道路的时候，许许多多像那个和兄弟们最终失散的漆黑的深夜里，他的耳边总是枪声不断，他的眼前总是血流成河，而那时候，他仅仅是一个14岁的弱冠少年。
此刻，这个坐在我对面总是笑眯了眼睛的丹增，看上去不似55岁，更像是可以凭添上十年还要多的老人。回忆往事，他说他有三大庆幸，一是庆幸当年他顺从大哥一起出逃，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像他寺院中的另一个活佛，不到「文革」就被斗死了；二是庆幸他编造了一段滴水不露的个人历史，而且隐瞒得相当成功，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像他那位爱出风头的同事，在“文革”期间被斗得半死不活；三是庆幸他及时地把儿子江央班登送出西藏，不然的话，因为噶玛巴在21世纪的前夜出走，他的儿子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最后，丹增道出了他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他的如今实则已经破落的寺院的历史写一本书。他要求我做这本书的汉文翻译。我连忙说我做不了这事，因为我一个藏文不识，在自己的母语方面是个文盲。丹增说不要紧，我口头翻译，你来记录就可以了。
还要补充的是丹增的千户长父亲的英雄传奇故事。据说他性格暴烈，爱憎分明，完全是个典型的康巴人。更神奇的是，他是个多少子弹也不伤一根毫发的人。丹增绘声绘色地讲到，有一年打冤家，仇人把他家团团围住放枪，整个家族中无人敢应战，被奶奶锁在屋里的父亲越窗而下，冲向仇人，抬枪就放，当场就打死了三人。仇人那边慌忙还击，可是眼前看不到人，不是一团黑乎乎的影子就是一匹若隐若现的马，乱放一通枪后赶紧骑马，落荒而逃。而得胜回朝的千户长父亲站在欢呼不已的家族人群中，得意洋洋地解开袍子时，只听得“哗哗”响声，满腰的子弹壳纷纷滚落而下……
另外，再补充两句丹增——还俗的崩仲仁波切——敬安仁波切他爸教给我的「文革」流行语言，是用藏语说的，通常在人们相遇时候用的招呼语。是这样的，一人先问：“切杜噶娄（最高指示）”？另一人回答：“米玛相地（为人民服务）”！
2000年2月于拉萨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