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沿途景观大变，不再有火焰冲天的後院土高炉，也没有穿红着绿的农村妇女。
农田一片荒芜。眼下不见任何农作物和农民的迹象。王任重所辖的武汉非常吃紧。我们仍住在东湖客舍。消夜食品用的油炸花生米和酱牛肉不见了，早餐
时的生煎包子也没有了。招待所里，不但没有香烟卖，而且也没有火柴。偶尔有鱼可吃，蔬菜罕见。可见库底都被挖空了。 才几个月前，王任重还炫耀湖北农田
亩产量为一万、二万斤的稻谷，现在却闹了饥荒。王任重说是天灾导致饥荒。但湖北天气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真可说是风调雨顺。，真正原因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都派
去炼钢和修水利，田里的稻子没有人收割，放着烂掉。而收割的一小部分稻谷全缴给了北京。
到了长沙，住到省委的蓉园招待所。我们的住房内仍然摆上了中华牌香烟和碧螺春茶叶。不过烟和茶都有些霉味。看来库存很久了。现在都挖了出来。这时湖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比湖北好，我们一如以往，仍旧可以吃上湖南腊肉，安东鸡。
周小舟可注意到了湖南和湖北的差异。一九五七年毛曾严厉批评这位湖南第一书记不学别人种二季稻。这次王任重也随同毛至长沙。有天罗瑞卿、王任
重、周小舟一起闲谈时，我也在场。周小舟说：“去年湖北不是一直受表扬吗？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说湖南就是不行，没有热火朝天的干劲。现在看吧，湖北到底
怎麽样？恐怕有霉味的烟、茶都没有。他们去年就把库底挖空了。我们湖南再差，还存了点库底。”
周小舟说这些话时，很气愤。我和罗瑞卿闷不作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在场，讪讪地走开了。两省的街道也有明显不同。湖南仍有小食在卖。
毛决定回他的出生地韶山。他从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卅二年前，就没有再踏进韶山一步。
毛的韶山之行是他追寻真理的途径。他当时已不相信领导干部。纯朴的韶山不会搭起戏台来等他。毛对韶山太熟悉了，熟悉到他一眼可望穿任何欺骗的伎俩。韶山纯真的老乡会和毛讲真话。毛属於韶山。他信任他的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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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五日由长沙乘汽车出发，不过两个多小时到了湘潭。这一路都是砂土小石子铺的路。第一辆车子还吃不到土，第二辆车以后，就都在在灰砂滚滚中穿行。天气又热，车子中没有冷气装置，只能打开窗子，吹得全身都是灰土，到了湘潭几乎都成了泥人了。
湘潭地委书华国锋来迎接，这是毛和我第一次见到十六年后会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华。毛擦了擦脸，稍微休息一下，就对华说：“你乾你的事，不要陪我。韶山是我的老家，你是父母官，陪了去反而受约束。”
由湘潭到韶山，只不过四十几分钟。毛住到一个原属於基督教会，在一个小山丘上的房子内，我们住到山下的一所学校内。天气热而潮，蚊子很多，夜里睡觉时，只好罩上蚊帐，很难入睡。
第二天凌晨大约五点多钟，李银桥打来电话，叫我们立即到山丘上毛的住处，原来毛一夜未眠，这时正等我们，要出去散步。
我们赶到后，毛立即走出这个小的招待所，向后山踱过去。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和一群警卫也不知道他要到什麽地方去，只好随后跟行。毛走到一处
矮矮的松树环绕的土垄前，站定了，深深地鞠了叁个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毛的父母的埋葬处了。警卫局派来随同外出的警卫科长沈同，十分灵活，他迅疾
采来一把松柏枝，交给了毛。毛将这把松柏枝放在土垄上，又深深地鞠了叁个躬。我们立在毛的身后，也跟着叁鞠躬。
毛转过身来说：“这里原来有一个小石碑，大约年深日泯，泯没了。”罗瑞卿：“应该好好整修一下。”毛摇头说：“不必了，知道这块地方就可以了。”
从这里下山，顺路前行，走到“毛氏宗祠”前不远的地方，毛前瞻后顾，似乎在找什麽，可是没有找到。我正走在他的身旁。我问他在找什麽。他说：
“这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我小的时候生病了，我母亲带我到这里跪拜，求过签，讨过香灰吃。”公社主任跟上来说道：“这个土地庙去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给拆了。
砖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木头当煤用，炼钢时烧掉了。” 毛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个庙应该留下来。农民没有钱，生了病看不起医生，到庙里求求菩萨，讨点
香灰吃，在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人的精神没有寄托是不行的。”
毛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不要小看这香灰。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香灰能鼓舞精神，使人有战胜疾病的勇气。“他看到我在笑，正色说：“你不相信吧。你们当医生的，应该懂得精神作用的道理。”
我的微笑并非表示不赞成。身为医生，我相信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下午毛去看了他的老屋。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到后来那种发疯的程度，因此这几间房子基本上仍保持典型泥墙草顶，农民房屋的原貌。院内廊下，
排放着很完整的各种农耕用具。大门上悬挂一长方木匾，上书“毛泽东主席故居”。是一个小院落，共有八间房的住所。依这规模看来，毛的父亲是个富农。
毛的父亲曾耕种过的农田，农忙时，还要雇人来帮助干农活才够，已成为人民公社的一部分。门外树荫下是一方池塘，毛指着这池塘对我们说：“这就是
我洗澡和饮牛的地方。毛回忆他的童年往事，他说：“我父亲可厉害啦，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要打我，我跑出来，他追我，我围着池塘跑。他骂我不孝，我说”父
于慈，子不孝‘。我母亲非常慈祥，很愿意帮邻舍。她常常同我弟弟一起搞“统一战线’对付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
压。”
在韶山的时间安排很紧凑。毛看望了两处他的本族远房的居房。两处都只有儿童和妇女，男人们都炼钢铁、修水利去了。这两家一如一九五八年所见到的农户相同。做饭的锅没有了。甚至连灶也拆掉，据说灶土是极好的肥田土。
毛下午在韶山新建的青年水库游泳，问当地的居民这水库起不起作用。一位老人说，这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大搞水利建设时，公社党委书记下命令，叫
大家挖出来的。结果匆忙建成，漏水，而且下大雨时，又存不住水，下面要受淹公社临时派人将男人们叫回来。晚间，毛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摆了五桌饭，请他本族
的人和一些老党员。饭中，交谈时，一些老人说，吃食堂大锅饭，吃不饱。因为饭一拿出来，年轻人一拥而上，等到年纪大的人挤上去，饭已被被装没有了。毛又问
年轻人，食堂这办法怎麽样。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好，因为饭少人多，虽然能挤上一碗半碗，但吃不饱。尤其大家抢着装饭，好多饭都落到地上，踩来踩去，都糟蹋
了。
毛转过话题问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怎麽样。公社书记叫大上山找铁矿，大家找不到。又叫大家找煤矿，只找到几个煤质量很差的鸡窝矿，弄不到多少煤。公
社书记说，周围都在炼，我们不能不炼，让大家将烧水做饭的铁锅、铁铲都献出来炼，门板也卸了，当煤烧。炼出来的都是些铁疙瘩，仍在那里。我们要烧开水，都
没有锅用。公社的锅，煮饭都来不及，更不用说煮水了。
毛听着，默然不语。全场一片死寂。看样子大跃在湖南施行的效果并不佳。毛沉思了一会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修水利，不要处处搞水库，搞不好，成了害。炼钢炼不成，就不要要炼了。”
在全国，韶山人民公社可能是第一个解散了食堂，停止了挖水库和炼钢铁的所在。
此时我和毛才开始明了全国经济情况的衰退。毛的重返韶山之行将他自梦中唤醒。清醒地面对灾难降临的现实。回武汉时，毛已不像前一段那样意气风
发，兴高采烈。但毛仍坚信大跃进的基本总路线是正确的，只需要做适当调整即可。毛不愿使群众的冲天干劲受到打击。他决定在武汉开一次会，提醒领导干部面对
事实，而又不能使全国人民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宣传上的问题。要泼泼冷水，降降温。”
我们在六月廿八日抵达武汉。王任重建议，七月武汉太热，没有冷气设备，恐怕受不了。王又说，最好到青岛，海边凉快些。但是毛对青岛的印象不好，因为一九五七年夏天，他在青岛连续感冒有一个多月。
最后柯庆施建议，不如到武汉的下游庐山去开会。因为这时已经有些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到了武汉。就近去庐山，省时，省事。毛同意了。
党将举行庐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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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老家韶山的情况比中国其余各地要好得多。饥荒已笼笼罩中国。已不是个别地方有人饿死。安徽、河南，连遍远人稀的甘肃都有。一九五八年毛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开会，仍在大力推行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空想之际，四川也是饿殍遍野。
我身处倍受保护的一组之中，从未亲见目睹饥荒的真实惨况。在随毛以及数位首长乘船而下的航途中，我听到了饥荒蔓延的惨事。是时去河南和四川调查六个月的田家英已经回来，也在船上。田家英、我、林克、周小舟和王敬先聚在甲板上，议论纷纷。
田家英描述了四川的饥荒情况，并说在北京，工业交通系统的意见最多，钢的生产指标太高，虽然年产量从两千万吨，逐渐下降一千叁百万吨，但是全民炼钢，六千多万人上山找矿这些一窝蜂的作法，并没有停止，尤其一九五九年仍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实在过於紧张。
田家英一语道破的又说：“我们党一向是提倡说真话，现在是假话满天飞，越说越离奇，可是越弄虚做假，越受表扬。说真话的，倒不断受批评。”毛是
个杰出的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但在经济上，毛完全一窍不通。这样就自然讲到毛的好大喜功，甚至脱离了毛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
由此又讲到毛的私生活的放荡，一九五七年开始，继汪东兴之后管警卫工作的王敬先也凑上去讲了一些。
我听了真是无法置信。我知道大跃进后物资紧张，但不知饥荒正横扫全国，吃不饱的人数以千百万计。听到对毛的批评也大为惊骇。田家英行事向来谨
慎，当时他说话的对象即使是跟我们，也已坦白到危险的地步。我更是对王敬先说的那些放荡丑事毫不佑情。王的责任是保护毛主席，在朋友闲谈间，实在不该泄露
毛的私生活细节。林克仍对毛在“黑旗事件”保他一事心存感激，因此没有吭声。我则一直保持沉默。
就在这些人闲扯的时候，柯庆施、王任重、以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走了过来。柯笑着问，这麽热闹，谈些什麽。田家英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
了人。”李井泉立刻说：“中国这麽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王任重接着又说：“人们这麽热火朝天地干，这倒是历代没有的。”柯庆施说：“现在有人就是看
小不看大，抓住点缺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真是主席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在到庐山之前，就在长江的航船上，已经可以看出针锋相对的两
种意见。一方面，凡是大跃进以来积极按照毛的意思，往下压任务，往上报成绩的人，都不容许任何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叁面红旗有批评意见。属於
这类人的，大抵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比如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之流，因为他们在大跃进中，跟毛跟得最紧，干得最欢。另外一种是像罗瑞卿这种并不负责生产
建设的中共官员，自大跃进以来罗一直跟毛巡视，对毛的意旨了解得清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后，受了不少毛的指评，甚至差一点下放，所以对叁面红旗特别拥
护。杨尚昆则刚在中央办公厅政秘室的黑旗事件犯了错误，自然不敢贸然说话了。另一方面，通常批评毛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以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交通
系统的薄一波和主管经济发展皂李富春为代表。他们是中央负责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人，经济生产计划指标太高，压在身上，自是苦不堪言。薄一波在大跃进初期，原
本不赞成不符合现实的生产指标。但他后来一看苗头不对，只能顺着毛的意思讲。原来他让下面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意见，预备上庐山后发言。后来他召开了一次全国
工交系统电话会议，讲了一大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话，才上了山。薄其实对毛在经济上的冒进深感不安，早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能向毛挑战，也不能
说真话。薄和李从未公开批评大跃进。第二种是到了下面，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灾害感受最深的人。这些人既不是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也不负责执行毛
的伟大计划。他们是亲眼目睹农村混乱凋零的见证人。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属於这第二种人。他们的责任是向毛报告真相。批评的人只敢在自
已人里议论纷纷。我们在长江船上就是这个情况。但要和持有另一种意见、只会说大话的那批人说通，几乎是难如登天。看准了问题所在，挺身敢於披逆鳞的人，毕
竟是寥若晨星。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知道实情的田家英和深知民害的周小舟也只敢在私下嘟嘟囔囔地批评毛及其大跃进，不敢直接向毛谏言。在船上
时，只有田家英讲话直切。但是柯庆施、李井泉一开口，田也不就不再多说话了。七月一日凌晨船到九江。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仍在接受改造中。汪东兴来
接船。毛看到汪东兴就说：“省里如何？”汪说：“这两年我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多接触了群众，确实受教育。”毛讲：“人不能总是浮在上面，以后要立个规则，
大家输流要下去蹲点。”
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两次，到山上只不过一个多小时。江西省组织了一个接待班子，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
长方志纯和副省长汪东兴负责。汪指派了一位姓胡的警卫处长，做毛的随身警卫。汪向胡交代了一些警卫工作方法和规定。胡找到王敬先，向王说明汪的布置和安
排。
王敬先听了以后说：“汪东兴同志离开主席已经叁年多了，他那套是老黄历了。不能听他的。”胡此后真的不听汪的指挥，只按王敬先的布置去安排警卫
工作，并且又将王敬先的话传给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办公厅。这两地又把王的话告诉了汪东兴，由此汪东兴对王、胡二人非常不满。
毛的住处，据说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二层的小楼。我们住到邻近的另一小楼。山上确很凉快，在山下原来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空气很潮湿。在楼上打开两向相对的窗子，就可以看到片片白云，从这边窗口飘进来，在室内打个转，又从对面窗子飘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的意见，於七月二日开始。毛的意思是，到了庐山，当当神仙，不给出题目，大家漫谈，故称神仙会。毛列了十九个问
题，让大家随便谈谈。毛参加了大会的开幕，讲了话。毛的讲话主要是，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不容忽视；过去一年中成绩很大，问
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可以议一议。
从毛的简短开幕词可以看出，毛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总路线取得的成绩，对之不能有丝毫怀疑，也必须坚持不懈。对於缺点和问题，可以谈谈，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干，要向前看。
最后毛还说了几句笑话。他说：“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午麽粮食又紧张起？为什麽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麽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继毛的开幕词后，领导人分成小组讨论。为了便於人人发言，参加会的人按地区分组，一般分成：东北组，包括东北各省；华北组，包括华北各省，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均如是。
毛当天晚上告诉我，打算开个十天两个星期的会。因此我想毛当时的心情，很是轻松。毛去了含鄱口、仙人洞游玩，还讲了朱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的故事。
为会议准备的医疗室由江西医院院长王寿松主持。王是廿年代末、卅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生。另有四名护士，是庐山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王院长十分老实，
这四名护士却十分灵活热情。每晚舞会她们都必到伴舞。除她们以外，又将江西歌舞团及农垦文工团调来伴舞。不过叁、四天光景，四名护士中一位护士，和文工团
中一位演员，都同毛混得很熟了，也都分别在夜间被叫到毛的住室谈话。
会议十分顺利。毛玩得兴高采烈。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叫江青不用来了。毛准备会后去北戴河。
上山的第五天起，卫士长李银桥在工作人员开会安排工作时，提出林克和我这两位知识分子不好伺候。原因是我和林克住皂楼，没有装电话，毛有事叫我
或林克时，卫士只好由毛住的楼跑到我们住处来通知我们，卫士嫌麻烦，提出我们最好就在毛住的楼下值班，等毛睡了以后再离开。
林克与我商量，这办法不妥。楼下房间少，我们难找到安静的房间，而且毛要会客，我们在楼下很不方便。而且我们如果到毛的楼下值班，又没有听到毛
的吩咐，毛会发生误解，以为我们在探听他的隐私。因此我们断然拒绝，理由就是毛没有讲，我们只能听毛的吩咐。这就引起我、林克叁人与卫士组发生了争辩。
工作会议只好继续下去。结果越谈，扯得越远，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隔阂意见都谈出来了。以至於天天要开会争论了。
一组内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歧见。工农干部以李银桥和卫士为代表，知识分子则为我和林克。
毛前一段对李锡吾厨师做的菜已经很少说不好吃，这几天来庐山后，却几乎每顿饭都发脾气，说做的不好。因此一组的工作会内容就更多了。李银桥是旧话重提，在会上一再说，饭菜不好吃，是大夫和护士的责任，没有改进伙房和厨师的工作质量。
我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天田家英来到我们住处闲谈。他了解到我们的近况以后说：“现在是大庐山会议，越开越紧。你们这小庐山会议也紧张起来。”
我原来认为，一路上虽然听了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但毛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讲清了他的打算，不会有什麽周折了。我并没将会议放在心上。我听
过田家英讲的情况以后，才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毛每晚虽然仍然去舞会，但是平时却不大说话，看得出在不断地思索。胃口也不大好。
虽然会议没有说讨论什麽主题，随便讲讲，可是分组会中，不约而同在发牢骚，而且越讲越多，特别对压下面讲假话，有意见，人民公社饿死人也普遍出现了。每天各组有简报，由秘书处呈主席看，可是开会已经廿一天了，主席没有再讲话，也没有批示。
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
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
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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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日又在山上的小礼堂内召开了全体会。毛讲了话。他强调了党内要团结，思想要一致。问题可以讨论清楚。总路线完全正确，一年来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缺点是有，可是与成绩相比，“人不是有两只手吗？一共十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毛并指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共产主义。毛说：“人民公社叫公社，按照现在公社的性质来说，可以是大合作社，或者仍然属於高级合作社范畴，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将人民公社看得太高，要降下来。”另外毛又强调，在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活动，要取得经验不付点学费是不成的。全国大炼钢，
国家赔了廿多亿，可是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这就是交学费练本领。
毛讲过话以後，也没等大家发言便离开会场。我随毛退场。但田家英後来告诉我，毛讲过话以後，大家就不再多说话了。毛这番话显然是个警告，要大家别再批评。
虽然如此，彭德怀仍争辩到底。七月十四日彭德怀交给毛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我起先虽不知信中内容，但知道毛心里不舒坦，那天毛彻夜未眠。
彭德怀的长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大跃进年的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
九五八年十一月间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的一次普查，培养了不
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锻链和提高。是有失有得。
第二部分强调总结大跃进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浮夸风气普遍增长。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最後信中提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於团结，不利於事业的。
彭的信相当切实中肯。可惜彭德怀过於天真了。彭是个军人，根本不懂得政治的肮脏。而且自井岗山时期起，到建国後这几十年间，毛与彭之间有不少次的意见冲突。毛一直认为彭有“反骨”。这封信正好激发了新仇旧恨。
七月十六日，毛穿着他件白绸长袍睡衣，光脚穿一双拖鞋，在住的楼内，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穿戴整齐来参加这个会。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虽不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也列席了会议。
邓小平此时仍在北京医院住院疗养，不能参加会议。在五一节後一天傍晚，邓在中南海北门的高干俱乐部打弹子，可能是地板太滑，跌倒，右股骨折。我送他到北京医院後，做了手术，打上钉子，上了石膏。
林彪当时尚未上山。他这阵子神经衰弱仍未痊愈，时常生病。我後来才知道林彪一年到头不洗澡；解大便不上厕所，在床上坐一个盆子，用棉被从头顶向下，将全身包盖起来。他怕风、怕水、怕冷，还怕庐山的白云。庐山气候的风吹雨打，对他会是种折磨。
毛重复讲到党外右派否定的一切。而在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
现在彭的这封信，集中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印发下去，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还讲，如果党搞分裂，那他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他可以另组红军。
於是会议转入讨论这封信。参加会议的人明白事态严重起来，发言都很谨慎。
只有少数人胆敢为彭仗义执言。七月十九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深知民苦的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内容总的讲是好的，表示同意，有些提法和用语可以斟酌。李锐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彭德怀提的问题尖锐，打破了沉重的压力局面。这叁个人发言都很简短。
到七月廿一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系统说明他对大跃进以来各种成绩和缺点的看法。张曾留学苏联，一九叁零年初期自苏返国後，
曾是王明路线下所谓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但後来转而支持毛。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为此曾受到别人的讥讽。他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曾
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後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张并且不点出名字说：“有的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说：“毛主席常讲，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
下马，不要怕杀头。，这些话都很对，可是，谁不怕杀头，谁能不怕挨剐……这无异於指出，毛压制民主，那套话是说给别人听，毛不会照自己说的办。张闻天的发
言还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中内容，不同意柯庆施等人对这封信的非难，又强调了：“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
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见，‘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是在华东组中发的言，发言中不断受到柯庆施、曾希圣、舒同等人的打断和反驳。甚至指责、申斥。但要说张反毛是不对的，因为张事後说：“要做比干刚强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这很明显表现出张的忠君爱国思想。
七月廿叁日召开全体会。会上毛作了发言，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麽一批人。要劝劝党内这部份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
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的同志在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
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卅公里，相当危险。”
毛又逐一批驳了彭信中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的论点。
毛讲话以後，气氛立刻十分紧张起来。对这封信，真是群起而攻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彭坐在会场的最後一排椅子上，沉默不语。在会议
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後来毛告诉我：“彭德怀见到我就说‘这封信是给你一个人的，你为什麽印发给会议。’我说：‘你也没
有告诉我，不要印发给全会啊。’两个人没有办法谈下去。“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上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
总，我们再谈谈。”
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麽好谈的，不谈了。”
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
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麽好谈的了。”
毛决定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任何批整彭德怀的正式行动，都须经由它核准。
江青本来在北戴河等毛。她给毛打了长途电话以後，坐飞机赶到庐山。廿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江
神色冷峻，见到我只问了一句：“主席身体好吗？”我将最近吃饭不大好的情况告诉了她。又说，经过汪东兴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
江青这次前来庐山身负重大政治任务。过去江抵达一个地方，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庐山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使她精神大振，百病全消。
江青到时，毛正酣睡未醒。江青先去看了林彪。林彪这时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有住在山上，江与林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江立刻又乘车去看周恩来、邓颖超，然後又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最後又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
江青从来没有正式插手过问政治。她和毛在延安结婚时，政治局曾决定，江青不能过问政治。江青的任何行动都需经毛的批准。这次毛竟然在庐山派出江青打头阵，表示毛的确陷入困境。江青到庐山的目的便是为毛披甲上阵。等到江回至住地已是旁晚了，毛已睡醒。
第二天上午江起床後，我去看她。江说：“我很不放心主席，急着赶来。现在看，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你们可是要注意保护他。昨天晚上，李银桥告诉我，前些天吃饭很不好。饮食营养可是医生的责任，不要漫不经心，应该抓紧伙房工作的改进。”
这很明显，江青一到，李银桥就抢先告了我一状。我是医生，不是营养师，找新厨师不在我的职责之内。我没有反驳，只是说：“昨天在九江已经告诉你
了。现在吃饭还不错。”江点点头，又说：“大夫，你同李银桥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又有知识，在政治上可要敏感，不能做糊涂人。在山上不要同外人来
往，自己要注意。”
江是好意提醒我不要乱说话。她说的外人自然指的是与毛的意见相左的人，比如我的朋友田家英。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麽着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後头才了
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出现显着的
迹象。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意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
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的这次讲话，实际上为全会定了调子，要全会批判彭的信，彭和其他几个人在会中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们几个人说清楚，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後暗地来往串通的情形。
彭一封切实中肯的信，透过毛的口，被夸大扭曲了。我逐渐了解毛一贯在讲述历史时的态度，他口中的历史总是偏离真相。
这就牵出我们从武汉东下，在船上的一些议论，特别是田家英所说的诸如饿死人，说假话等等言论，王敬先诬蔑毛的私生活问题等等。又因田家英到四川
进行调查，李井泉攻田最猛。陈伯达到福建进行了调查，受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指责。胡乔木是在安徽调查过的。曾希圣批判胡乔木最凶。此外，柯庆施、
王任重、陶铸、罗瑞卿都是发言最多，攻击最猛的人。罗在会上指着田家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也在胡说乱道。你有什麽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全会
上发言？”罗在一九五八年和毛一起走遍全国後，对毛更是忠心耿耿。
李锐在会上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恩来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连续几天的会，眼看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已经要被网罗到反党集团内了。
最後的法官是毛。八月十一日，毛又在会上讲话。他说：“彭德怀这几个人对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毛接着又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党里的秀才，我们还要用他们。至於李锐，他不是秀才，不在此列之内。”毛的这几句话救了陈、胡、田。但是李锐却因之被打入反党集团。
一组的人员也受到波及。八月十二日罗瑞卿召集我们开会。会上狠狠的骂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信任你们。你
们不知自爱，听说你们之间很不团结，不是互助团结，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再有，你王敬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让反党分子利用。这些等回到北京再开会说清
楚。”
此外，罗又定了一条规定：有关一组的事，有关毛的事，一律不许对外讲；不管对方有多高地位，不许同他们谈任何有关主席的情况，不许在一组之间议论。
我预感到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会有更的撤职和批斗。
八月十六日，毛又在一件发布中央全会内流传的文件上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将彭等划到资产阶级范围内。
四天後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於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庐山会议就此闭幕，随之就在全国开展起反右倾运动。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八中全会的最後决议使我困惑而且忧心忡忡。彭德怀被扣上阶级异已、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帽子，这几乎将彭打成蒋帮分子。但我知道彭为人诚恳耿直，是党的赤诚分子。
我的政治处境非常安全。虽然田家英受到批判，船上那番议论时我也在场，但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从未批评毛。因此深得毛的信任。我在政治上的谨慎和无知救了我一命。
庐山的气候潮而凉。上山以後，为了毛的饮食问题闹得心情很不愉快。我原来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从八月初起，经常吐酸水、胃痛，而且大便变成黑色。
我到医务室去查大便，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了。我自己治疗，但吃了药仍毫无起色。庐山医务室王寿松院长要我到南昌去住院治疗。但这个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
张。我想不能离开，一是别人会误以为我出了什麽政治性问题，借口生病溜走了，二是在这紧张时刻，毛正在观察每一个人的态度和表现，他不会相信我有病，为看
病下山，而会怀疑我怕别人揭发我对他有不忠的问题，支持彭德怀，乘机走掉。所以我要食堂给我做了软饭和一些半流质饮食，开始治疗。但溃疡出血越形严重。黑
色大便已经成了柏油样。等八中全会结束时，我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全身疲乏不堪。
八月廿日胡乔木来找我。他有点感冒，要我给他一些治感冒的药。他一看到我，立刻吃惊的说：“李大夫，你怎麽突然瘦了这麽多？脸色也难看得很？”
我将我八月初以来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告诉了他。他也有这个病，在五十年代中，因为大出血，到北京医院做了十二指肠和大部分胃切除手术。所以他对这个病很清楚。他问我为什麽不快点去医院。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他，并且说，如今还没有告诉毛。
胡立刻说：“这样可不行，不立刻好好治，会耽误的。我同主席去讲。”
过了半个多小时，胡来了。告诉我，毛已经同意我去治病，并且吩咐，要治就要好好治。回北京住院吧。胡还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给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要黄同北京联系好。叶子龙则替我安排好了每天从九江到北京对开的飞机。
我走到毛住的小楼，去和江青告别。我走进江的起居室，她正在看一些她自己的摄照片。
江注意端详了我一会，然後说：“大夫，你是瘦多了，脸上也难看。这一阵主席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没有注意到你有病。还是乔木同志注意到了。”
我说：“主席太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江稍微停顿一会，又说：“我刚才同主席商量了，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还是一同走的好些。”江青此举其实是出於好意，表示毛仍信任我，他们愿意保护我。但我的病实在不能再拖。
我说：“我有病，同大家一起走，会给大家增加麻烦，不如立刻回北京好些。”
江说：“这也说的是。你走了，主席这里的事谁管呢？”
我说：“我将主席的事交给黄树则同志以後，明天就走。”
江说：“这麽快？也好，早走可以早点治疗。”
我说：“那麽我就不去看主席了，是不是请你替我向主席告辞一下。”
江立刻说：“不，你还是去看主席一下，看看主席还有什麽吩咐。”
我从江的房内出走上二楼到了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正在看明史。
我走到毛的床边，说：“主席。”
毛放下书，看到是我，说：“大夫，你来了。这一阵我太忙，找你们胡吹的少了。听乔木说你病了。”
我说：“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出血。”
毛问：“有多久了？”我又说了一遍发病的情况。
毛说：“还是回北京去治好一些，我也住不了几天了，你先走一步。要治就好好彻底治。”
毛又问我：“我这里谁来管呢？”我告诉他，可以由黄树则暂代。毛表示同意，然後说：“回到北京，好好治病，早点治好。记住，庐山的事不要去随便讲。一切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然後我去医务室找黄树则。我告诉他，毛已同意暂时由他代替我。黄表示很为难，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将这一时期毛的身体情况告诉了黄，又将有关毛的健康记录也交给了他。黄说，他打电话给史书翰和北京医院院计苏华。明天他们会去机场接我。
我回到住处後，打电话给罗瑞卿，向他报告了毛说的一些话。罗说：“我告诉汪东兴明天送你，你回北京後，要注意保密。生了病要好好治。在政治问题上可大意不得，千万谨慎小心。”在电话上，我向他告辞。
我又到杨尚昆的住地。杨见到我後说：“听说一组的小庐山会议也开得紧张，你累病了吧？”
杨又说：“一组啊，就是个大染缸，谁去了也都要染上点什麽。庐山的事你都知道了，到了北京，你去看看小平同志，他已经出院住在家里了。”我心想
罗瑞卿吩咐得很清楚，我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就连邓小平也不行。反右倾运动正要开始，不能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被牵扯到。住进北京医院，哪里
也不去，是最安全的了。
北京医院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由德国人兴建。院内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和设备。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是平民医院，它是专供高级干部以及郭沫若这类民
主人士医疗的特权医院。领导人常在北京医院疗他们的创伤，北京医院也成了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我正想藉此机会待在医院，并离开一组。我想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汪东兴来了。给我一大筐水果放到车上。又交给我十斤有名的庐山特产云雾茶和十瓶四特酒。我说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不能喝酒喝茶。方志纯说，可以带去送人，这都是江西特产。
车子一路婉转盘旋而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算脱离开这一天到晚紧张得要死的地方了。我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梦想随此会议破灭。毛在我心中的完
美形象正在解体。我现在只想救我自己。心境放松後，胃痛减轻了不少。我在庐山时常辗转难眠，但飞机一起飞，我便安然坠入沉沉梦乡。等我睡醒时，飞机已降落
到郊机场。我是这班飞机上唯一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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