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1)

29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毛却刻意羞辱了这位曾在苏联盛大款待他的贵宾。　　 　　毛是穿着游泳裤，在中南海游泳池见的赫鲁晓夫。他让赫下池泡水。赫接受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赫换上在游泳池旁换衣间内存放的游泳裤，跳进水里。赫不会游泳，套了一个救生圈。我、几个卫士和翻译，都在游泳池旁。　　 　　表面上，毛和赫仍客气的。但他俩的谈话并不顺利。赫的回忆录中，对毛为这种无礼的接待方法，表示了极端的厌恶（１）。赫原本预定停留一个礼拜，但来三天后就回苏联了。他和毛唯一的一次谈话就是在游泳池里的那次。毛此举，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在我们回北戴河的专列上，毛对我说，那叫使赫“如坐针毡”。　　 　　在北京到北戴河的回程火车上，他对我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要和我们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这简直是妄想。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拉关系，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让我们答应不用武力进攻台湾。还说我们搞公社，太快了。我说，搞长波电台，可以，你把材料及技术交给我们，搞联合舰队，可以，你把船交来，我们有司令员，有舰长。你让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你也要管吗？至于公社，我们试一试，也不可以吗？我最后同他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照我说的办法搞。台湾问题，最近就可以有眉目。公社我们试定了。他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这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在北戴河期间，毛仍气愤异常，他又跟我说过：“赫鲁晓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国拉关系吗？好，我们放炮庆祝。这些炮弹留久了，就没有用处了，不放炮庆祝一下，做什么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　　 　　接下来他又讲：“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糊涂，不明白为这个道理，还准备渡过台湾。我是不赞成打过去，放在那里，是一个压力，内部就会团结。这个压力一没有了，内部就会闹起来。”　　 　　毛的谈话使我大惑不解。我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无所知，对台湾更是所知甚少。我甚至期望在毛提出台湾问题之后，海峡可以和谈。我没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中国才刚过渡到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几周后，我才明了毛谈到台湾问题的用意。没几天后，我便去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人民公社”。　　 　　在八月初某天凌晨三点多钟，我正在睡得很熟，毛的卫士把我叫醒。毛睡不着，叫我一同读英文，这时读的是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译本。　　 　　读三个多小时以后，毛已经是疲倦了。毛从末认真学习英文是为了放松和找机会闲谈。他说：“我们吃饭吧，我晚饭还没有吃哪。”　　 　　他问我看没有看最近的一期《内部参考》－－这是由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将国内不公布的新闻编辑成不定期的册子，供高级干部参阅。《内部参考》常提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消息，以供中央领导参考。一九五七年“大呜大放”时期，《内部参考》也对党提出严厉批评。有时一般报纸不准刊出的社会性案件，全登在《内部参考》上。　　 　　但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以来，《内部参考》上的基调已大为调整。　　 　　一些忠实报导中国社会黑暗面的记者被打成右派、撤职，有些人甚至下放边远地区。　　 　　一九五八年初，在整风和毛“鼓足干劲”口号的强大压力下，《内部参考》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赞扬起农村的快速进步。　　 　　我说没有看到。　　 　　他顺手将一本《内部参考》拿给我，说：“你等下带去看一看。其中有一篇报导，河南省查牙山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人民公社这名字好，把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这可以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桥梁。可是不知道这公社内部是怎么组织法，怎么样进行工作，怎么进行核算，核算放在哪一级呢？又怎么样进行分配，怎么样体现劳武结合。”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际，由于全民办水利运动造成农村强劳动力短缺，因此有些省份开始将农村合作并成更大的组织。起初这些新组织没有一定的名称。毛仍末亲自巡查这种农村组织，政治局也末行核准，但毛赞成大型农村组织的设立，并觉得“人民公社”这名字响亮。　　 　　毛接着说：“我想让你去看看，到那里去住上一个月。把情况了解清楚，回来向我讲一讲。你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事吗？”　　 　　原本长夏无事，我找了一本英文《老年与老年学》看，开始摘译其中一些章节。　　 　　每完成一章，送给毛看。开始他读得很有兴味，可是看过“细胞的衰老变化”一节后，他认为写的不好。我仍继续翻译工作，一来闲着也是闲着，二来这工作不会使我和医学界过于脱节。　　 　　我说：“我现在摘译的那本老年学还没有弄完。不过先放下，等以后再说。”　　 　　毛说：“那本书没有多大的意思，以后弄也可以。人民公社是件大事，关于到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会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了。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人间哪得几回闻’，可以改成‘自古盘古开天地，人间不得一回闻’。你去看看，你一个人去不行，组织几个人一起去。叫叶子龙、黄树则也去。这时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几年以来，他已经习惯在饭前服安眠药，这样可以使入睡快些。这次也一样，吃这安眠药后，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吃饭了。饭中，他已经有些蒙胧，说话口齿讷讷不清。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要我去，还是随便说说，所以我立即问他：“我现在就去同他们商量一下，准备两三天就走。”　　 　　毛说：“有什么好商量的，拍屁股就走嘛。你同他们说，今天做准备，明天就走。”说着说，他已经沉沉入睡了。　　 　　这时已经早上八点多钟了，这事如不立刻安排好，毛醒后无法向他回话。我先去找了叶子龙，告诉他毛的意见。　　 　　叶听了后，满脸不高兴说：“主席真是没有事找事。我们去看了顶个屁用。”　　 　　我一听，叶不想去。我说：“主席说的可是很认真，不能不去。”　　叶皱着眉说：“你先告诉黄树则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个办法，怎么去。明天走是不行的，最少也要过几天再走。”　　 　　我急了，又说：“这可不行，他让我们走，而且说到那里住一个月，要改变可不好了。”　　 　　叶无可奈何说：“他也不想想，人家手上有些事，不交代清楚，怎么能走。”　　 　　我想多说无益，于是向他说：“今天他起床以后，你最好风见他，同他当面再谈定。”　　 　　然后我去找了黄树则，将毛的意见又同黄说了一遍。　　 　　黄欣然道：“主席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给崔义田副部长打个电话，让史书翰局长接上我的工作。”　　 　　弄完已经近午饭的时候了，我赶回来，匆匆去见江青。　　 　　我走进江青的卧室。她半身躺在床上，倚着靠垫。面前是一个小食架，正吃着烤面包、黄油和杏仁酪。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我将主席要我们去查牙山，看看人民公社的事情，告诉她。又说：“主席是吃过安眠药以后，吃饭中间说的，当时他已经是睡意甚浓的了。我没有同他多谈。我不知道他是随便说说，还是决定下来叫我们去。”　　 　　她说：“这可不是随便说的。等主席起床以后，我去同他谈谈。”　　 　　我回到十号楼里，洗漱了一遍。这时田家英来了，他问我：“何事匆匆？”我将毛的话说了一遍。田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各省都有熟识的省委书记提供他“人民公社”的内幕消息。他很怀疑“人民公社”的用处。　　 　　田说：“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农民就已经怨声载道，说搞初级社的好处还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又急着搞高级社。今年又说要过渡到人民公社。这可真是急功近利。南宁会议及成都会议以后，各省都在抢风头，都在想方设法闹新花招，一劲猛干。今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加热闹了，都想当促进派，怕当观潮派，更怕当秋后算帐派。你去了后，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我吃过午饭后，整理了衣物，已经疲乏不堪。我预备睡一下以后，再商量明天出发到查牙山。想不到躺下去就昏昏沉沉，一睡就睡到了下午七点多钟。还是值班卫士来将我叫醒。他说：“主席六点钟就叫你，我说大夫正在睡觉。主席说再让他睡一个小时。”　　 　　我连忙起来，赶到毛的卧室。　　 　　毛说：“叶子龙、江青都同我谈过。我现在想我自己去看看。不看看怎么行。新生事物嘛。我们过两天就走。你再去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我们这次要多走一些地方。你一个人如果来不及，可以带个助手。”　　 　　我问毛，要不要黄树则一去。毛沉吟一下，说：“你去够了。黄树则不要去了。你去告诉他，他解放了。”　　 　　当时毛仍在服用壮阳用的人参药，需要一位会传统煎药方法的护士。我便建议随同毛去莫斯科的吴旭君也一起走。　　 　　我正要走，毛又叫住我，说：“这次外出，你不要去讲，免得张扬。”（２）他还同我说：“搞医务工作的，只知道看病治病，这可不行。不能脱离社会，特别当社会在大变革时，应该去观察这种变革带给人们的影响。你们学医的，大约很重视个体的人，不大重视群体的人。”　　 　　过了一刻他又说：“这就是哲学上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这次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看看我们这个个体，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共体里面。”　　 　　两天后我们便乘毛的专列由北戴河出发。这就是往后一再宣传，一再吹嘘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开始。　　 　　专列往南疾驶。我感觉到这次出巡与往不同。“大跃进”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注释　　 　　（１）赫鲁晓夫对一九五八年这次来访的描述可见前引书KhrushchevRemembers，pp。258-261。　　 　　（２）无疑地，毛指的是JackBelden于一九四九年初版的ChinaShakestheWorld（一九七０年再版，London：MinthlyReviewPress）。　　 　　（３）毛虽嘱咐李医生这次是秘密出巡，但因为无数的记者和官员尾随，此次出行迅速被炒成媒体大事。 30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真是风调雨顺，几乎每天夜里一阵大雨，次日白天却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今年秋收可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饶的一次秋收。全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欢腾、极其乐观的高昂情绪中。　　 　　首站是河北省。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以村或乡为政治与经济合一的整体，有的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社，有的称为黎明社，又有叫曙光农业生产社，还有的叫红旗集体农庄，名称上真是五花八门。　　 　　第二站转往河南。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吴个头不高、微胖，人很坦诚。　　 　　我们一行人开了十辆车（包括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河南书记室的工作干部、新华社特派记者团，以及河南党报记者），浩浩荡荡驶过黄沙泥土路。八月天气灼热，虽然戴上大草帽，仍然晒得挥汗成雨。一路上每停一个地方，都准备了加香水的凉水毛巾，给我们擦汗。河南省委、省公安厅带了两卡车的冰西瓜随行。毛吃得不多。我们一路上又晒又热，口渴难熬，免不得大吃一顿了。　　 　　毛兴高采烈，与农民处得非常自在。去兰考县途中，毛下车看棉田，不想踩了一脚大粪。卫士要给他换鞋，他不换。要用纸擦干净，他又不让擦，说：“大粪是肥料，是好东西，擦它做什么！”这鞋一直穿到夜里，卫士等他休息以后，才给洗刷干净。　　 　　农田里农作物长得极好，到处都是在劳动的农民。黄河以北的农村妇女，一般不在农田劳动，但是现在农田里遍地都是穿红着绿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和男人一起劳动着。　　 　　沿途下车看了各地的人民公社，到兰考去看了黄河故道。在这里，毛打算游黄河。他派警卫局警卫科孙勇，先去探路下水。孙回来后向毛报告，河水太浅，都是黄泥汤，最深的地方不过只有半人多高，膝盖以下陷在黄泥里，游不成。毛这才打消了游黄河的念头。　　 　　八月六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仍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乘车到了七里屯。　　 　　棉花田里棉花挂起“七里屯人民公社”的大字。毛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好。”　　 　　三天后，毛在山东又重复了“人民公社好”这几个字，站在毛身边的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这五个字马上便出现在全国报纸的头版上。于是“人民公社好”成了 “圣旨纶音”。从此以后，人民公社的名就定了下来，而且不胫而走。全国农村都正式以人民公社的名字，人民公社便成了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　　 　　从一个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人民公社，景象都是一片欢欣鼓舞。历史正在被创造者。中国农村起了史无前列的大变化。中国终于找到从贫穷迈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农民就要站起来了。我当年也支持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深信毛主席不会错，“人民公社好”。　　 　　回北戴河后，毛十分兴奋。毛相信中国粮食生产问题已得到解决，人民现在有吃不完的粮食。　　 　　正在北戴河会议中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了“金门炮战”。从一开始，毛就将“炮打金门”当作成一个筹码，以便于左右“中苏”、“中美”、“苏美”之间的关系。　　 　　毛以为蒋介石会要求美国在福建投下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投了原子弹，毛也不会在乎。他炮打金门只为观察美国的反应。这是一场赌博，一场游戏。所以“金门炮战”就象开玩笑一样，突然开始，连续四十四天以后，在十月六日又突然宣布停火一周。十二日再宣布停火二周，但没有到一个星期，因杜勒斯访台，恢复炮击。　　 　　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改成“单日炮击，双日停火”，最后完全停止。　　 　　毛不但并不想进攻台湾，即使金门和马祖也并不想以武力占取。他对我说：“金门和马祖是我们和台湾联合起来的两个点，没有这两个点，台湾可就同我们没有联系了。一个人不都是有双只手吗？金门、马祖就是我们的两只手，用来拉住台湾，不让它跑掉。这两个小岛，又是个指挥棒，你看怪不怪，可以用它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明白他们无法束缚中国，国共和谈遥遥无期。这场可怕的游戏幸好未曾引发全球原子弹大战，或是赔上数亿中国百姓的无辜生灵。 　 31 　　毛的攻势仍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秋天，毛坐飞机、专列、游艇等来回巡查各地农村的大变革。每到一处，群众的欢迎程度就更加热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毛乘飞机去武汉。前国民党将军、高级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武汉和毛会合。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　　 　　曾希圣也善于投毛所好。原籍安徽的张治中，便和曾一起鼓动毛到安徽去看看。于是由武汉乘船至合肥。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往后轰动一时的“后院炼刚”——原来是在省委机关院子里，搭起砖头和泥叠起四五米高的“土高炉”“土法炼钢”。土高炉里的炉火通红。炼钢的原料是些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荷叶、铁门把。　　 　　毛问炼出钢没有。曾希圣拿了一块钢锭给毛看，说这不是炼钢来了。这简直是使人不容怀疑的了。　　 　　毛号召全国用多快好省的炼钢方法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钢年产量。何必化费巨资兴建钢铁厂呢？于是“土法炼钢”的空想诞生了。　　 　　这个景象很使我迷惘。炼钢的原料原本就是家用品，炼出钢锭后，再做成家用品。炼钢做钢，炼刀做刀，岂不荒谬？全安徽省的土高炉里所看到的，都是一坏坏粗糙不堪的钢锭。　　 　　在离开前，曾希圣向毛提出请毛乘坐敞篷车，让群众夹道欢送。理由是可以让更多的安徽人亲眼见到毛。一九四九年夏天，北京市民夹道欢迎毛进城解放后，毛乘过敞篷车。一九五六年九月印尼总统苏卡诺来访时，毛又乘过敞篷车一次。但往后就少再公开露面。毛每次至各省出巡视工时，工人都经过政治过滤和控制。毛一向只接见党高级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连他每年两次在天安门上露脸，广场上的群众也经过挑选。毛不原在群众前公开露面，不只是为了安全上的顾虑，也怕被别人说在搞个人崇拜。　　 　　毛相信领导本身的形象，就是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的无限力量。而毛也需要一种“群众自觉”的行动方式，公开为他歌功颂德。极会察言观色的张治中替毛解决了这道难题。张说：“我这次有幸跟随您出来，一路上觉得您有着一种戒心。”毛问张什么戒心。　　 　　张说：“您好像随时随地怕造成个人崇拜，在这上面有戒心。”毛注意听着。　　 　　张说：“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您和列宁一样，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么健康，全国人民都认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宁不同。”　　 　　“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史达林继列宁之后，开始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到极点，越到晚年越厉害，以致犯了严重错误。而您一直坚持民主领导的作风，强调‘群众路线’，没有丝毫独断专行，怎么会有个人崇拜呢？”　　 　　“今天中国建设成就这么伟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快，人民自然流露真城热烈的爱心情，这是人民热爱自已的伟大领袖，快不是个人崇拜。”　　张这番说词大获毛心，毛同意公开让合肥市民夹道欢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总共有三十几万市民夹道欢送毛主席，个个竞相亲眼争睹这位伟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车站乘敞篷车所到之处。我怀疑这些“自觉”的群众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们穿着彩衣，颈上挂着花圈。敞篷车所到之处，一片花海，载歌载舞，群众欢叫着“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曾希圣事前做了万全的准备，安徽省公安厅负责挑选群众。这些群众是真心爱戴毛主席，一见到毛，欣喜若狂。　　 　　毛开始思考供给制的可行性。毛说：“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麽办？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从红军时代到一九五四年，中共内部实行供给制。一九五四年以後，改成干部资金制。毛决定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叫中央办公厅先实行，而由一组的工作人员开始。　　 　　这时上海市市委的《理论月刊》发表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一篇歌颂供给制的文章。毛对这篇投合心意的文章，大加赞赏。要张春桥立即赶来，与我们同车去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後来他的权势在文革时迅速提升，文革後被打成“四人帮”。张这人对人冷漠，不易接近。我从第一次见张就不喜欢他。他大力提倡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会使我的生计陷入窘境。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与娴从澳大利亚转香港到北京後，在两年的供给制中，早将从国外带回来的储蓄用光了。这时再改回供给制，我们便没有钱可以垫成家用。　　 　　我们必须赡养我的母亲、婶母、舅母、表妹、我们的两个孩子和娴的父母。我改成供给制後，只靠娴一个人的薪金，怎麽养得活她们呢？她们都是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这怎麽办呢？　　 　　一组里也没有人愿意实施供给制。同行的叶子龙忐忑不安，叶的薪金极高，自然不愿改制。叶子龙说：“大夫，你有困难可以告诉毛主席。”　　 　　我想，叶的心里明明也不同意，他无非想让我说出不同意的话。如果毛决定不改了，他可以依然拿薪金。如果毛决定要改，我在众人心目中自然就是落後分子了。　　 　　我明白，毛意图用供给制代替薪金制，是认真想这麽办，并不是随便说说就了。毛之让大家讨论，是想先听听我们这些人的意见，认为这些人会讲真心话，这样可以有助於他做出决定。　　 　　我走进毛的车厢内，毛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看见我进来，说：“大夫，有什麽新闻？”　　 　　我说：“我们讨论了改供给制问题。”　　 　　毛说：“怎麽样，有什麽高见？”　　 　　我说：“改成供给制，我有点困难不好办。”我接着说明了我家里的情况，并且说，如果改了的话，这些人不好办。　　 　　毛说：“如果城市里，按街道都成立了公社，大家在公社中参加一定的劳动，不就解决了吗？孩子放在托儿所，公家给钱。”　　 　　我说：“还有难处。我舅母年纪轻一些，她可以这麽办。可是我母亲和婶母年纪都老了，有病，身体很不好，没有劳动力，公社怎麽会让她们白吃饭？孩子都要国家养，公家出的钱，恐怕比发工资还要多。”　　 　　毛点头道：“这倒是要算一笔细帐。要算一算公社集体劳动，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公社里的这麽多的人。老人和小孩太多，恐怕就困难了。我己经向中央打了招呼。也让一些秀才，就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讨论这些问题。如果目前实行不成，那麽等以後再说。”　　 　　我走出来，一名卫士正在门外听着。他看到我，伸出了右手大拇指，悄悄说：“大夫，还行啊，有希望不改了。”　　 　　这事显示毛此时仍很理智，“大跃进”的欢腾景象使他振奋激动，但他对土高炉炼钢仍是有怀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他纳闷说：“如果小高炉可柬钢的话，为什麽还要那麽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田家英对这一点保有谨慎的理智。　　 　　田说：“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坏透了。这完全是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当权的党不能随心所欲，乱提口号，不看我们国家生产落後，不看有几亿人要吃饭要穿衣。好像餐风饮露，赤身裸体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是信口开河。我们党一贯实事求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假话，瞎吹牛，还不以为耻的事。这完全违背了党的好传统。现在有的省己经吹到粮食亩产上万斤，简真是沽名钓誉，无耻之尤。不过也难说，‘楚王好细腰，宫人皆饿恐。’上有好焉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这一席话，显然指出毛的好大喜功，只能听阿谀奉承的话。在这种压力下，一级压一级，不久又出了亩产两万、叁万斤的报告。　　 　　大众心理行为学专家曾对中国一九五八年夏末的狂热做出解释。他们认为，中国陷入一场由毛所领导的群众歇斯底里热潮，到最後毛也成了这神话的牺牲者。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号当成真理，一心盲进。回到中南海以後，机要室西楼的後面，警卫局在万圣殿，都建起了小高炉。入夜後，片片火光，照得中海红光闪闪。　　 　　少数清醒的人只能闷声不响。每个人都争相跳上这班开往乌托邦的列车，全力向黑暗疾驶而去。原本“反冒进”的人也跟着毛指挥棒起舞。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麽。每个人都困在这场集体歇斯底里症的乌托邦。　　 　　过了十月一日以後，又乘火车南下。沿铁路两旁的景象，与一个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线两边的农田里，挤满了忙着农活的男男女女。仔细看的时候，男女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则是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过节过年一样。原来农村中壮年男子都派去炼钢铁，或上山搬运砂石，以堆砌土高炉，或去兴水坝、水库去了。　　 　　田野的景观也大变。过去毛睡眠时，停车的地方，都在飞机场，或叉路僻静处。现在不行了，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人，运料运炭，熙熙攘攘，在大炼钢铁。　　 　　入夜，处处小高炉燃起红红的火花，照亮了半边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这时的粮食产量，据各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已经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挂上彩旗，设立报喜台，公社内的生产队，生产小队，有了新的更高的产量时，敲锣打鼓来报喜。　　 　　此时毛原先的怀疑和理智已经全部消失无踪。他欢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粮食产量。他的兴奋也感染了我。我虽然很纳闷中国的农村怎能在一夕之间有这麽大的转变？但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我不信。只有在某些时刻，我脑海中会闪过一丝理性的怀疑。　　 　　晚间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车上，一面看着远远近近燃至天际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闲聊。我说，我很奇怪，为什麽会一下子有这麽多人，这麽多的土高炉，农田产量这麽高。　　 　　林克说：“我听田家英讲在铁路沿线这麽搞，是做给主席看的。省委让铁路沿线各县将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边，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在湖北省王任重让主席看的那亩稻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的稻子连根挤插在这一亩里。所以王任重说，可以站上去几个人，都倒不了。一根挤一根，挤得紧紧的怎麽倒得了。王还吹农民会想办法，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一亩水田，何能产出五万甚至十万、廿万斤稻谷？土高炉无非将家家户户有用的铁器，炼成一堆堆废铁而已。曾希圣在安徽给我们看的那块铁锭是炼铁厂里拿来的。”　　 　　我狐疑地说：“报纸上可不是这麽说的。”　　 　　林说：“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了主席的批评，改组以後，他们哪里还敢登真能反映情况的消息？上面怎麽讲，他们怎麽登。”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为党中央报纸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王敬先站起来说：“不要聊了，快去睡觉去吧。”然後他悄悄对我说“说话留神哪，让人抓住辫子就不好了。”　　 　　我当时并不相信林克。我也被大跃进的美好幻象所迷惑。我仍然相信党、毛主席和人民日报。但这些谈话令我很不平静。如果林克说的是真话，为什麽没有人跟毛主席反映呢？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于敬先、林克，甚至周恩来呢？如果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事实，为什麽没有人敢於明言？难道毛心里就没有底吗？　　 　　但我从和毛的话话中，我觉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并不是农钢产量的浮夸高指标问题，而是某些领导人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建立後，粮产量激增，有些人以为这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指日可待。毛对中国农民显示的冲天干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认为这现象是好的，但不能急於进入共产主义。　　 　　毛对我说：“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是不能否定的。当然，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新产生出来的，需要充实和整顿，让它健全起来。有的领导人心是好的，太急了，想立刻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可是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抱着怀疑态度，甚至个别人还暗中反对，我看这些人真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在南郑州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也就是所谓第一次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期间，仍然充满了乐观欢乐的情绪。会上毛强调，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不能急於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并指出，农民太辛苦了，各级干部要注意群众的生活。　　 　　几个月前，毛才大力鞭策各级干部起来行动，现在他又指示他们放慢脚步。此时毛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想暗暗改正错误，他对粮产量的浮夸高指标和後院炼钢未置一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於郑州期间，毛私生活周围的帘幕慢慢在我眼前卷起。大跃进时期，毛的私生活变得肆无忌惮。我在旁逐渐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车上，开会时下车去，会後在宾馆吃饭，休息一下，参加舞会。专列上有个年轻护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会中出双入对，晚上也在毛的车厢内。　　 　　这时在朝鲜的最後一批志愿军回国。二十军的文工团来到郑州。她们每晚参加舞会伴舞。这些姑娘来自朝鲜前线，一旦见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将毛围在中间，都争着要毛同她们跳舞。文工团员中，有一位与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时，步步前进後退、前倾後仰、左旋右转，跳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颜开，越跳越带劲，常常从晚上九点钟，跳到凌晨二时。　　 　　郑州会议後，乘专列到武汉，二十军文工团和那位护士也都去了。毛情绪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车沿途布置了挤插的稻米、熊熊的土高炉和戴绿的妇女。每个人都像快乐地唱着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些田内，水深及腰，妇女们都在田内屈身劳动。水稻深耕也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跃进後，因长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妇女普遍患了妇科感染病。　　 　　毛接着在武汉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仍住东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杨厨师每顿饭都表演一道名菜。我们的房间内都摆上水果、烟和茶叶。每夜必备丰盛消夜。并且摆上茅台酒，尽醉方休。大家都开玩笑说，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武满期间，毛说大家离家时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里。那是前後服侍毛廿二年间，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会议期间我不在武汉。　　 　　武汉会议会期为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日，这时大跃进引起的混乱後果已逐渐明显。毛因而在会中批评各级干部的急於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中国仍未准备好过度到共产主义，资金制维持不变。人民的冲天干劲是好事，但该实事求是。毛明确指出，经济指标过高，并压低来年指标。毛正式辞退国家主席，退居二线。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提出的关於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但毛辞去国家主席後仍是最高领袖。武汉会中的批评使毛成为及时制止错误的先知先觉者。虽然如此，武汉仍洋溢着一片过於乐观、干劲十足的气氛。毛对人民公社的热忱仍然未有稍减。　　 　　毛批评苏联说：“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农业机械化以後，再搞集体化，成立集体农庄，我们为什麽不可以先公社化以後，再机械化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好，一大二公，一大是不搞小田块，打破埂垄，连成大片农田。二公是农田是公社大家的，产出的粮食，给公家纳公粮以外，其余可以由公社留下公积部分，然後公平分配。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这就解决了有的富起来，有的穷下去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当时在干部中议论最多的，是左好哪，还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左一点的好。因为左的好处在於可以不断受到毛的表扬。如果因为左而把事办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会丢官，受处分。右的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轻的罢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汉会议结束前由北京赶回武汉。武汉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客舍宴请毛、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共中央局的书记。大家兴致极高，真是高谈阔论，议古说今。　　 　　王任重第一个拍马屁。王任重说：“这份《关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今的共产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　　 　　周恩来接着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於廿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柯庆施说：“所以不能够这样说，超不过马克思。我们现在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了马克思？”　　 　　大家哄然说：“苏联搞了这麽几十年，还没有找到向更高层社会发展的门径，我们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明前进的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在席间，但他们在批评苏联一事中，未发表意见。，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後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乾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将我叫去。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是怎麽搞的，怎麽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你是医生，也不注意。以後不许这麽干。”我心里暗自嘀咕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听从毛的指挥。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创下中国史上最高纪录。随即在十二月中全国严重缺粮。　　 　　就在中国领导们纷纷向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致敬这当口，酝酿了数月之久的灾难终於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汉的我们对粮食吃紧程度毫无所觉。在武汉会议当中放假的那几天里，我诧异地发现中南海里没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见，情况很不对劲。　　 　　灾难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谷搁置田间无人收割。农村中年轻力壮的男人被调去土法炼钢及兴修水力。老人、女人和小孩无法负担收割这项体力繁重的工作。这年确是大丰收，可是未收割的谷子慢慢在田里腐烂。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正蹒跚行在崩溃边缘。党领导和各省第一书记只想得到毛的表扬，亿万农民的福祉被置之脑後。上级领导相信了各省所报的浮夸生产指标。但一亩地怎麽可能生产一、两万吨的稻米呢？等到纳税交粮的时候，按上报的产量交粮，产量本来没有这麽多，为了上交粮凑足上报数，只好减少农民自留口粮，甚至颗粒不留，农民大量饿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讽刺的是，上交粮里有许多是进口米。当时中国对苏联外债高筑，许多米都运去苏联还债了。　　 　　人民公社为了减少损失和保留口粮，编出天灾连连做藉口，原本的高粮产数被压低。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粮，否则国家也会发给它们一些赈济粮。　　 　　後炼钢也吹得越来越神。农民的做钣锅、农具都交出去炼钢了。到後来，真是夜不闭户，因为门上的铁锁、铁荷叶全都拆走。没有了锅，铲，饭也无法煮。　　 　　炼钢的煤不够，农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交出来。炼出来的钢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铁锭。毛说中国还未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但一些荒谬的共产天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制完全废除，农民所有的财产完全喂进了土高炉饥饿的火口中。　　 　　毛仍处於兴奋状态中。我想，即使到此时，他仍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我有不详的预感。但我不敢直言。毛听进那些漫天大谎使我忧心忡忡。没有人告诉真话。田家英是毛的内宫中对大跃进的内幕知道得最详尽的秀才。我想应该由他来向毛戳破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时在四川调查趼究。胡乔木在安徽，陈伯达在福建。毛信任他们。　　 　　他会相信他们回来时所做的真实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