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8) 高华2012-03-01 05: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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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没提农民问题，这也是从托陈取消派的观念出发的等等。在这天的斗争会上，对工
农剧社党团会干事张爱萍等人开展了严厉的批斗。邓颖超指责张爱萍「在反对反革命政
治派别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他表现消沉不积极」，「非但未在党的领导下，去深刻认
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去深刻揭发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的，在会后不久，……对
中央局将此事通知红军学校政治部表示不满，……企图转移斗争的中心」。邓颖超还指
控张爱萍与「有重大嫌疑的人们（危拱之、王观澜）接近」，并说这是「他对托洛斯基
主义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根源……。」①在这次批斗会后，少共中央局于8 月17 日给张
爱萍书面严重警告处分，12 月，苏区中央局宣布开除危拱之等人的党籍，给左权、张
爱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②所幸张爱萍、王观澜、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时候已是1932 年，
如果早一年，他们一定会因此而命丧黄泉。1932 年后，中央苏区的肃反已用较缓和的
方式进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类似「肃AB 团」、「肃社会民主党」的大肃反运
动仍继续进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由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和由夏曦、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是两个具有高
度自主性的战略根据地，「天高皇帝远」，中共中央对两地的领导必须通过张国焘、夏
曦来实现。而此时的中央并没有威权十足、足以号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张国焘也是
具有某种臬雄气质的领导人，一旦「肃反」成为其消灭异己、树立自己权威的有利工具，
他自不会轻易放弃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进青年学生，全凭杀人树威，才建立起他在
湘鄂西的地位，当夏曦尝到肃反的甜头，已犹如鸦片上瘾，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让其自行
终止。
鄂豫皖（继而在川陕根据地）、湘鄂西等地的恶性肃反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最终
原因，是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立场。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肃反的前题下，提出「扩
大化」及「纠偏」问题的，因而使张国焘等有机可乘。1932 年10 月后，张国焘率部突
出国民党军的包围，从鄂豫皖根据地向川北作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央对张国焘更是鞭长
莫及。到了1933 年，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也频频告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成为博
古、周恩来等考虑的第一位问题，从而再难关注到对张国焘部及湘鄂西肃反的「纠偏」。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对苏区肃反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一无所知，却从阶级斗争的
理念出发，大谈苏区「肃AB 团」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王明甚至认为1932 年后
中央肃反已不如过去那般坚决有力了，批评苏区中央局「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
底斗争和警阳性有减弱的倾向」。③如果是在1930—1931 年，王明的这番话肯定会引起
毛泽东的好感，只是现在形势已大变。1932 年后，毛泽东不再位居中央苏区核心决策
层，他已不需要为中央的政策承担责任，而党内对肃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几年后，
毛泽东把这股情绪导引至王明、博古、周恩来，以及邓发、张国焘、夏曦的身上，俨然
①邓颖超：〈火力向着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对它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褊：《党的建设》，第5 期，1932 年
10 月25 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 一193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 年），页438-41。
②〈中央局关于开除郭化玉危拱之罗欣然等党籍与处分左权张爱萍同志的决议案〉（1932 年12 月11 日），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编：
《党的建设》，第6 期，1932 年12 月30 日，转引自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1931—1934）》，页442。
③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 年12 月），载《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页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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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身清白。当毛将党和军队大权牢牢掌握后，知情人纷纷三缄其口，最终，肃反问
题反而成为毛泽东打击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四 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诸多分歧中，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1931 年11 月l 至5 日于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
央代表团不指名的批评了毛的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从而结束了中央代表团与毛长
达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1927—1931 年几经周折，发生过多次变化，
其间毛曾一度制定过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还要激进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 年后
适时作出调整，转而采取较为务实的现实主义方针。但是，毛有关土地政策的思想演变
过程十分复杂，即便在毛的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十分激
进，极左的色彩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只强调毛泽东与共产国际、
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冲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与富农问题上曾持有的极左
立场）。
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是1930 年2
月7 日由毛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实风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
冈山土地法〉（1928 年12 月）、〈兴国土地法〉（1929 年4 月）中的过左内容，明确
宣布所有农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属也可得到土地。后一条规定，是对共产国际
有关主张的重大突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在修正了共产国际某些极左方针的同时，又坚持了共
产国际另一部分极左的方针，而与当时相对务实的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包括没收农民土地；
而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决定，则提出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张没收农
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导致毛严厉镇压赣西南党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赣西南方面坚持中
共六大有关「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立场。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恰又与共产国际的精神相符合。1930 年8 月，共产国际东方部
提出〈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案草案〉，明确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农
民的私有土地。毛泽东在土地与农民问题上的某些相对务实的主张，往往与更激进的极
左主张相依相存。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看法，就具有这种特征。
1929 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
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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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6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批评了违背农民意愿
兴办「模范农场」的错误，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
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言辞更为激烈。
毛泽东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
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种土
地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J 富农，号召要像对「第一种」（「半地主性的」）、
「第二种」（「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一样，「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
们的债务」。对于债务问题，仅仅四个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还规定，工农贫民之
间的债务仍然有效，到了此时，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张，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
毛并认为「废除高利贷」的口号是错误的。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
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份」，
要求将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①
对于毛泽东在富农问题上的极左主张，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成，
但是到了1931 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极左的方向急剧转变。
此时的中共中央已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改变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
策。1931 年8 月21 日，根据共产国际新制定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王明于1931
年3 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时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
问题的决读案〉，开始贯彻比毛更激进的土地政策。该决议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补
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但随即又将其贴上「非阶级的」标签。同时严厉批评
给地主分田的方针「离开了土地革命的观点」，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给地主，富
农只能分坏田。 ②同年8 月30 日，周恩来起草的给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
信，批评中央苏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和没有没收富农
的剩馀农具）。③
接着，在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按照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
信精神，对毛泽东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评毛制定的「抽
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全
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
从1932 年3 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 年，转人查田
运动。毛泽东虽被中央局责成领导这场运动，但毛因参与指挥战争，继而在宁都会议上
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随后长时间告假休养，直到1933 年春毛才着手领导查田运动。
①〈富农问题——1930 年6 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398－99、400、402、404、410、
413 。
②〈苏区中央局关于士地问题的决议案〉（1931 年8 月21 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445、448。
③〈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1931 年 8 月30），载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 册，页 36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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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的得力助手是王观澜。1931 年王观澜自苏联返国进人中央苏
区，不久，被任命为《红色中华》主编，但在1932 年秋，王观澜被苏区中央局指控有
「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红色中华》主编职务，调到中央临时政府，协助毛泽东
领导查田运动。毛派王观澜深人到叶坪乡（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调
查研究，为毛提供了许多生动具体的统计资料，把运动「搞的有声有色」。 ①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权力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有关「地主不分田，富农
分坏田」的政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他没有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张
也随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 年6 月2 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了毛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
阶级〉一文。在以划分阶级成分为重点的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七、八、九三个月，中
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②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
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
然而毛泽东毕竟长期在农村战斗，对农村状况远比博古、周恩来等人熟悉。在查
田运动中，毛较多注意防止「过火」的倾向。由于运动遭到群众的「冷淡」，中央局在
不违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下，接受了毛的意见，对查田运动作局部调
整。1933 年10 月10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毛的〈怎样分析农
村阶级〉和由毛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开始纠正查田运动中
的「过火」行为。例如，胜利县在毛的两份文件下达后，就改正了错划地富共94 户。
③
但是毛泽东对查田运动所作的调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转，中央局怀疑毛的调
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线。1934 年3 月15 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了「训令中
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打击以纠正过
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训令规定，「不论地主、
富农提出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无效」，「地主、富农利用决定上的任何条文
作为翻案的武器，必须防止。他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
裁」。随着这个训令的贯彻，苏区各地阶级成分已经改正的农民纷纷又被戴上「地主」、
「富农」的帽子。胜利县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 户中的890 户，
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④
1934 年2 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
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人「永久劳役队」，富
农则编人「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
「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⑤到了1934 年7 月，情况甚至发展到「造
成一种削弱苏维埃政权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撰文号召「反对小
①参见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 年），页103。
②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载《斗争》，第24 期，1933 年8 月29 日。
③王观澜：〈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与无情的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攻〉，载《红色中华》，1934 年3 月20 日。
④高自立：〈继续查田运动的初步检查〉，载《红色中华》，1934 年5 月7 日。
⑤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载《红色中华》，1934 年4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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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①但一切已为时晚矣。此时，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规模的
战略转移，查田运动终告结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没有
得到任何解决。
五 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 年11 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
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
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
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
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丌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
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②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
过红军中存在着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
传统」的问题。③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
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
还是标准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
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
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
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 年1 月9 日，临时政
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
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
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
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
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覆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
海的指示，于1 月10 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④
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1932 年3 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
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
①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杜，1993 年），页178-79 。
②《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207、357 ；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 100-101。
③《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④《周恩来年谱》，页 2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