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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
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
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①1933
年11 月24 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
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②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
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③而在否定周、博意见
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 年10 月25 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
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
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④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
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
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
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
际的军事援助。⑤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
电报往来不绝。10 月30 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
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 月25 日来电后，
马上转变立场，在11 月18 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
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⑥
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⑦至于
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
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
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 年1
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
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
在1934 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
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
①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84、85 ；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
页364。
②《周恩来年谱》，页254。
③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页85。
④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 年第3 期。
⑤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页 85-86。
⑥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120－21、133。
⑦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
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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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
是在1933 年4 月14 日。①在1933 年9 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
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②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 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
贝尔将军」之名而着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
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
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
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 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
出埋下了伏笔。
六 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 年11 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
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
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
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
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
落。
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
东的优势。1931 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
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
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
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33
年1 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
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
会合，于1933 年6 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
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
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
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
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① 《周恩来年谱》，页245。
② 《周恩来年谱》，页245－46、2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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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
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
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 年 11 月7 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
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
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①高自立以及何叔
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
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
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
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
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
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②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
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
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
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 年5 月8 日，博古、项英参
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
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
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
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
毛在1931 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
在1931 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
毛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人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
1933 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
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 年1
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
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
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
① 王观澜1931 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
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②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 年），页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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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
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
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
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
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
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
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
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
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
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画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
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
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
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
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
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
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
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
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
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
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
1934 年1 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
合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
庄农民电」。
1934 年9 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
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
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①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
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
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②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②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 年），页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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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
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
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
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一 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 ①「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
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
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
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
「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被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
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
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
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
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
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
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
必先有其凭籍，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
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
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
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
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
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② 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
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 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
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
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
①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 年），页319。
②《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 年7月10 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
无出版日期），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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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
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
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 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
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
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
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
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
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共军队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但是，毛对江西中央红军的实
际控制力在1932 年后的中共上层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以至最终丧失。军队高级领导人
受到党的影响，对毛泽东渐趋疏远，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仍是
晦暗不明。将毛与军队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双方对1934 年后中共军
事指挥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胜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其分散在军队中的影
响力重新聚合起来，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军队的掌握与控
制上。
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实则八万，自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因战斗
伤亡、脱队，人数已减至三万多人。领导这支军队的红军将领，分别是红一军团总指挥
林彪和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而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由贺
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分别处于单独作战状态，林、彭所率军队实际上
是此时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泽东急欲驾驭的军方两个最重要的
将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但是红军的指挥
权仍归周恩来。毛泽东开始利用战争的紧急环境，有步骤地扩张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
影响力。1935 年3 月4 日，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
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
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① 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的最后决策者的地位，
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分，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
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一职，是迈向掌握军权的关键一步，但是几天以后，围绕
是否攻打打鼓场，毛泽东的意见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
发生了分歧。在3 月10 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刚担任
没有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消，由彭德怀暂代。 ②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50。
②张闻天：〈我的思想检讨〉（1969 年6 月28 日、〈关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点材料〉（1972 年3 月28 日，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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