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一、新四军的任务
专门为了抗日而报请国民政府同意成立的新四军有一个显着特点，其基本任务就是打击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而不是日本军队，这是新的史料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定。所谓“发展华中”，就是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武装夺取权力。原来一直负责
华北党务工作的刘少奇在会议后，立即改任中原局书记，以及江北指挥部政治委员和新四军政治委员。他代表中共中央领导着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的工作，特别是
苏北根据地的建立。
华北得手，毛泽东等沾沾自喜，立即从华北转向华中。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指示刘少奇，关于华北的一段是胜利者的总结：“华北、
西北摩擦情况，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石、高已溃散，残部退山东之荷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辉县，何绍南已逃跑，保安队被大部消灭，在
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支线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达四十县。”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八
路军从日本军队手中夺取的吗？以上所列的进攻打击对象全部都是国军及其高级将领！中共要乘胜推进，转向华中：“顽方在华北摩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
兵陇海路，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以上两段分别摘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第三二四页、三四二页）另外一份重要文件没有选入《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但是在《毛泽东年谱》（一九四○年四月五日第一八四页）中摘录，毛泽东夺取全国的野心已经毕露：“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
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内造成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好像是在大地图前面用大笔一划，划定了地区，然后就派
遣军队去夺取，但是从来不是从日本占领者手中夺取。这证明无论哪里发生国共之间的摩擦，皆不取决于国民政府，而是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公布，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的行动指示中，竟然没有一处要新四军去抗日，只要去扩大地盘。现在全文抄录，在每一条
后加以分析：“长江东南局及项英同志：甲、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
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一段是讲华北的游而不击的经验的成功。
“乙、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调动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
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
的影响。”这一段行动方针，完全没有命令新四军如何去准备抗日，而都是命令“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和根据地政权。“丙、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
前斗争形势与过去有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应与过去有根本区别的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
更多同情者在自己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中央书记处。”（中共）过去与国民党作殊死战与
（中共）抗战中对付日本人，在方法和方式上有什么根本不同呢？是“巩固统一战线”，是“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像过去（中共）打国民党军队那样，
（不是中共）去与日本军队拼命。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中登载，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发出了《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其第一条指出发展的必要性：“我
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过去由竹沟出发之少数部队，如八团队彭雪枫部现在已发展合计万余人，在鄂境我成立之游击队亦有数千人，便是明
证。在江南则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致发展迟缓，在将来发展亦有很多困难，在华北则过去已有大量发展，现在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因此华中是我
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第二条只有两句话：“蒋已批准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我应
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以下的具体布置省略不录。
为什么要在华中发展呢？在华北的山西、河北、山东都已经有大量发展，目前进入巩固时期，彭雪枫等部的经验显示，在华中可以大有可为：战略地位重
要。但是以上的文件也透漏，在华中的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之雄厚”。既然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之雄厚，为什么要去和国民党争地盘呢？要抗日应该和日本军队相争才
对。这显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明白在华中的发展会造成和国民政府抗日力量的冲突，但是中共以华中的战略利益重要而不顾一切。
在发出以上指令以后三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提出打击的对象不是日本军队：“依皖东抗日目前的情况，必须我们
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份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所谓“统战工作”的内容，是分化瓦解
国军；打击所谓“汉奸和顽固份子”，就是打击敢于妨碍中共的扩展行动者；扩展所谓“群众运动”，就是变相的苏维埃运动；然后是目的：“建立根据地”，即拥
有武装力量的国中之国。
在对待日本军队方面，先后建立中共政权的各个省区，也不相同。在山西省，是中共刚刚开始抗日的时候，为了配合国军对抗日本军队的正面进攻，从侧
面也和日军有过一再的小型的战斗，平型关是其中之大者；在河北，中共在分散的农村也不得不面对日军的扫荡，也有小的零星战斗；在山东，八路军反击日本军队
的小扫荡也时常有，徐向前所部的山东纵队有七万多人，调拨给一一五师的有三万多人，共十多万人，他列举了两年中有八次与日军小冲突（其中有两次是小到不能
记载的冲突加起来算的），平均三个月一次。
但是在华中，中共军队真正的作战对象却完全是国军。翻阅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有点惊人地发现，从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以来
到一九四○年底的接近两年的时间，刘少奇的所有向中央的报告和他对新四军的指令，没有一次是为了打击日军，而是全部针对国军的。以下主要根据《刘少奇年
谱》，参照毛泽东的指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新四军主要指挥员等的回忆录等，看看新四军如何成长和建立江南根据地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率领了中原局机关及干部三百多人到达安徽涡阳县开始，直接领导了华中的中共军队的扩大和建立新政权的活动，以下逐月清理其活动。
十一月十一日，向中共中央汇报彭雪枫的活动以后，对于发展前途说道：“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
要有干部，在半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做到。”（注1）（按：以下凡是出自《刘少奇年谱》者，一律不再加注。）但是原来中原局的驻地竹沟，仍
然有许多伤病员，在十一月中旬受到袭击，这件事表示江南的冲突加剧。
根据这报告，延安发出《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东至海边发展的指示》（注2）（按：以下凡是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也一律不再加注）“甲”
是对刘的报告“完全同意”；“乙”指令道：“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
不应停止……”用地图的比例尺粗略的量了一下，安庆在安徽省的西部，到上海的距离大约是五百五十公里；合肥在安徽省的中部，到海边大约四百公里。这是一片
极为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都如果赤化，抗战胜利以后的国民政府将不可能回到南京首都，因为南京上海都在其包括的地区之内。过去苏维埃时代，中共不仅仅不能
随意夺取中华民国的土地，而且起码的立足点都成问题。如今以抗日的名义可以随意扩展；过去苏维埃时期，中共的武装斗争斗了十年，到西安事变的时候，仍然只
有大约三万人，如今的每一次徵兵，都是以抗战的名义，所以成倍地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以下的几条都是吸收知识份子，以便培
养中共的干部方面的，毛泽东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份子的决定》，这方面暂时不计。
十二月十一日：刘少奇与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项英：“在皖东津浦路沿线，韩德勤、李本一等部从东、西、北三面向皖东新四
军围击，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来到新四军做出的决议是“向南巩固，向
东作战，向北发展”，这决议一直是新四军发展的基本方针，而皖东北向东，就是苏北，这是中共中央一直坚持建立根据地的中心。所以这里坚持“控制东进道
路”。十二月十九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整个华中，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二）豫东彭雪
枫活动地区；（三）江苏北部，苏北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通
知，把苏北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据十二月二十七日刘少奇致项英等的电报，彭雪枫部给养已经解决，由原来的三个团发展到十余个团。并且刘少奇主持中原
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向华中敌后发展的工作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坚决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刘少奇主张向
苏北发展，也与陈毅的主张相合，但是原来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却持不同看法，主张向南。刘少奇得到了延安的支持。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并且给新四
军下达坚决以武装对抗摩擦的强硬指令：“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摩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
严正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力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
一九四○年一月，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往还的内容，主要都是强调新四军往淮河以北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具体部署从新四军其它部队抽调兵力到江北
去。一月十日，延安指令负责南方局的周恩来给国民党谈判时，正式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的编制为二十二万人，月饷为四百四十万元（平均每人二十元计），新
四军编制为三个师，五万人，月饷一百万元；并且补充子弹一千万发。次日的指令再次强调此数目，并且加上边区行政经费每月津贴二十万元。中共企图让国民政府
承认其扩军的事实，并且把扩展的地盘合法化。过去苏维埃时期，流了多少鲜血还难以生存，如今抗战时期，同样是扩大，还要吃国民政府的粮饷，真是天地之别。
特别要提及的是，在一月十九日，《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一共一五条，其中第二条是：“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
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
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候才能决
定。”这一段之难得在于，没有堂皇的抗日语言，而是赤裸裸的夺取全国政权的规划。毛泽东一个月以后曾经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对于扩张取得的成绩津津乐道：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经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
北）我们已占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在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注3）正是中共利用抗战得到的一党的优势，所以在给新四军的指令当中，已经在讨论
和国民政府公开分裂而“划江而治”的打算了。毛泽东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到处建立根据地的措施，一举一动都是削弱抗战，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的顾忌。中共中
央指示的第三条就说道：“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当然会引起摩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摩擦者以反击，给武装进攻以反攻，才能巩固自
己，坚持阵地和克复投降危险，反摩擦就是反对反攻派投降派的斗争……。”中共处处是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权，所以“当然会引起摩擦”；对待摩擦就是
“反攻”，即军事上的冲突；还声称这“就是反对投降派的斗争”。解读毛泽东的政治语言必须谨慎，他把任何反对他的政治力量都戴上“投降派”的帽子，他一直
在反对国民党，从国民政府手中夺权，但是看不到一个国民政府的字眼，都以“汉奸投降派”代替了。
刘少奇在二月初主持了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布置加强反摩擦的斗争；二月七日的《刘少奇年谱》的全文抄录如下：“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
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实现这个任务的
中心环节，是猛烈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下的一切武装部队’。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自力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
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去进行。’”从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内的讲话和活动都证明，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意旨的最好和最忠实的贯彻者。就是这几年功夫，到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超过朱德、周恩来而跃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
这里指令的“中心环节”是“猛烈发展八路军”，完全不要国民政府的“允许”，也不需要“商定”。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发出破坏所谓的“合作”，而过去是隐秘的
破坏。当然这会引起国民政府的反对，刘命令要“坚决进行反摩擦斗争”。这体现中共已经为了战后打下江山而不顾一切了。
正是在二月十日，延安向所有中共的最高级将领发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命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公布了这一指令。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
合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项英、陈毅。
指名高级将领，就有更坚决执行的含义，“甲”部份是情况分析，“乙”部份是布置任务，即“将整个华北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
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这里所赤化的，已经是除去荒凉的沙漠和高寒地区以外的半壁中国！“丙”部份是具体部署，关于新四军和江南的部份原文抄录如下：
“丙部署：为达上述的目的，我之部署应如下：
“（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
“（二）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三）胡服（按：即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至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
“（四）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
“（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四万。”
以下还有对八路军各个师、纵队、军区司令等的详细任务的指令，在此不录。所有的指令中都有“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之语。所谓“反动”
者，从来不是指日本军队，而是国民政府的军队和地方政府；从逻辑次序讲，要肃清国民政府的军队和一切“反动”势力，才能建立中共的地方政权。而且特别指令
“以上任务限于一年之内完成”，军令如山！这是一个向所有中共军队发出的夺取全国政权的命令，是秘密的向国民政府宣战的指令，也是不顾抗战的民族利益，而
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之私而孤行的强有力的证明。
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在西安事变以后曾经完全停止，然后在河北、山东断断续续进行，在华中由于新四军全面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取权力，已
经正式开始了。实际上从此之后，国民政府为了维护民族存亡而和日本军队继续作战以外，又要扞卫中华民国而和中国共产党作战，而面对已经开始强大起来，却声
称是抗日的中共全国性的武装夺权。
在以上文件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后命令道：“完成上述任务，依靠坚决消灭敌人及一切向我进攻之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按：以上指出的三种
要坚决消灭的‘敌人’，都不是日本军队），但同时还依靠向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猛烈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按：所谓的统一战线也是向中华民国军民‘攻心’，从内部
瓦解以国民政府为首的抗日阵营），极力孤立反动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团结一切比较进步份子，争取一
切中间知识份子（按：所谓的‘进步派’等，已经由历史证明是对中共损害民族利益不闻不问的听话者，后来在中共执政以后才大部份被作为敌人成为阶下囚，而知
识份子，在利用以后一直是毛泽东肃清的对象）……”中共对待国民党人的分化策略，长期而系统，周到而严密。所以中共在打江山的经验总结中认为这是致胜的法
宝之一。
根据《刘少奇年谱》，华中地区头号人物刘少奇在二月二十九日写信给张爱萍等，就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华中进行了具体布置，规定苏皖地区党和新四军
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之苏皖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奸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
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之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
半年内须达到三万人枪以上，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整训。必须坚决建立政权，派遣最好的干部（如省委、县委的委员等）去做县长、区长。必须建立广大的自卫
军。必须建立有真正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救国会，工人、青年、妇女等救国会。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各级党部。必须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以
便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的给养及斗争中的各种任务。”这现在才公布的经典文献中所提出的五个“必须”，每一条都是过去中共建立苏维埃制
度，建立国中之国的具体措施，都是为了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每一条都以抗日名义而推行。
在三月、四月，按照延安的命令，在华中的新四军按照攻势防御的策略和国民政府军队发生激烈冲突。根据中共中央的大量未曾公布的文件而成的《毛泽
东年谱》和《刘少奇年谱》记载，在这两个月，中共在华北采取守势甚至退却，以便在华中积极进攻。毛的“年谱”中，在二月二十日，毛曾经致电彭德怀论及整个
形势道：“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们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
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在三月五日与王稼祥联合致负责华北军事的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方面目前
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在三月七日再次指示对国军第二战区长官卫立煌和阎锡山让步，以求得“和平”，并且指出
中共在华北已经占领了若干地区，算是很大得胜利。由朱德亲自出面在四月在西安见卫立煌，表达“八路军坚决不打中央军”的善意。
在华北求得和平以后，立即在三月二十九日，命令八路军三四四旅增援华中，指出华中是摩擦中心：“在华中武装摩擦中，我方的军事策略应当是，以淮
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以西地区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
当向苏北发展。”所以非常明显，任何地方的“摩擦”或“和平”，主动者皆中共也。毛泽东在四月一日致电华北、华中两军指挥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雪
枫、刘少奇、项英、陈毅，指出在华北“应仅守防线，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在华中，“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在八路军抽调的四五万人到达
以后，“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在华中的武装冲突在延安的直接指挥下激
烈起来。
战斗首先在皖南开始，然而最重要的是苏北，中共中央认为现在是发展苏北的最好时机，可是师出无名，大量新四军到苏北去攻打原来在那里的国民政府
守军和政权，会在政治上难以立足。刘少奇等领导人于是设计了圈套，即引诱国军先打，这引诱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四月初，刘少奇指令叶
飞“负担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四月十九日，命令“叶飞、管文蔚必须立即在苏北行动，吸引韩德勤向其进攻，我在自卫口号下至适当时机再
去增援。才能解决苏北问题。否则，我即使有足够军力，却无充分政治理由向苏北大胆行动。”在吸引国军进攻以前，由黄克诚率领的约一万二千人的八路军一一五
师第三四四旅，已经从山西太行山出发；八路军彭吴支队的一万二千人，也从山东南下，向苏北前进。这两支八路军纵队，加上新四军的彭雪枫支队、罗炳辉率领的
第五支队、戴季英率领的第四支队、陈毅的叶飞支队，势力相当雄厚。
参与其事者黄克诚大将，抗战时是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八路军如何配合这次军事行动：“当十月二日顽韩军开始向黄桥大
举进攻时，陈毅急电我率部驰援。我回电告以即刻出发。……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电令，我于十月四日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顽军盐河、旧黄河等防
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埠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等镇，直下盐城，沿途歼灭顽军第十常备旅和独立第三旅等部，切断韩军之归路，动摇其侧背，威胁
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造成南北两面作战之势。”（注4）不过黄克诚部受阻于陇南铁路以北，没有赶上和韩克勤所部的大战，只能在北面起到战略牵制作用，所
以黄克诚也承认只是战略上的“作战之势”。
叶飞后来曾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刘少奇的一次谈话，刘少奇说国民党“很蠢”，没有防备中共，“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
立根据地发展壮大”，并且回忆道：“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
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要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中将苏北夺过来。因
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动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衅自彼开，我们
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的勤。”（注5）这也证明打着抗日旗号的新四军，到苏北是向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
武装夺权，而且还要嫁祸于人，既要消灭国军，又设置圈套，把责任归之于国民政府。毛泽东和中共编造了国民党进行几次“反共高潮”的提法，几乎现在大陆的还
在大量照本宣科，如今用中共自己当时的文件证明，从山西、河北、山东到江南各省，主动者都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发动了进攻中国抗日军队的一次又一次的高
潮，而通过长期系统的宣传，把这说成是国民政府主动的“反共高潮”。中共既大大损害了抗日力量，还制造了至今仍然见之于文字的宣传。
五月二十二日，刘少奇致电苏北挺进纵队司令叶飞，要求他在中共最寄予希望的苏北，一定要坚持两个月以上，而且在军事上不要先下手。
中共在华北的成功扩张已经教训了国民政府领导人，如今把新的发展焦点放在了华中，特别是苏北，当然不可能轻易让中共达到目的，在苏北有中共最感
到棘手的韩德勤部七万多人，主力是国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在苏南有顾祝同、冷欣率领的正规军，以及广西军队李品仙部严阵以待。所以在中共急于得到的
苏北，在军队的势力上，新四军处于劣势。
由项英统率的在皖南的新四军总部和若干主力部队，一直想东移到苏南，面对重重障碍，难于执行；陈毅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拥有善战的第一、第二支
队，本想从江北抽调叶飞部南下，从皖南将军部东进，以便以江南为中心展开，但是苏北势力单薄，叶飞部有被消灭的危险，延安和刘少奇一再派兵驰援，以至于陈
毅不得不亲自带领军队开赴苏北。
国军对叶飞部所在地郭村的进攻在六月二十八日开始。但是，在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将进攻部队的部署和进攻发起的时间都通知
了叶飞部；而且国军担任主攻部队中的中共党员，在关键时刻命令第五、第六支队、陈玉生支队掉转枪口，使得进攻失败，郭村解围。《粟裕战争回忆录》写道：
“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率领一个团（该团是我地方党领导的部队，为适应斗争环境，当时公开用李明扬八支队番号），共产党员王澄同志率领一个营（该营是李明扬
的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是我地方党控制的），在我第四团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我军转守为攻，对李军实行内外夹击，歼其三个团，迫
使李军全线退却。”（注6）中共曾经一再公开声称为了抗日，不在国军中发展组织，但是实际行动相反。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对华中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作报告，总结华中地区的经验教训。他以他的权威地位再次证明了中共在华中的作为只是为了从国
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取政权，证明了新四军的打击对象从来都是国军。他指出：“在上海、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期间，华中工作由于忽视在敌后广大乡村组织发
展武装，组织广大群众和建立根据地，以致于错失良机。结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恢复了政权，并与我发生摩擦。中原局根据华中敌后的实际情况，灵活地执行了中
央的正确方针，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抵抗顽固派的进攻。经过半年多的反摩擦斗争，建立了三十多个县的抗日政权，确定了党在华中的抗日地位，巩固了八路军
与新四军的联系。报告强调，华中是战略上的枢纽，在全国有极大的重要性。”这说明，国民政府在华中恢复了政权以后，经过刘少奇领导的“反摩擦斗争”，已经
从国民政府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三十多个县的政权。所谓战略上的地位，也并非对抗日战争而言，而是中共准备夺取全国而言。
新四军在郭村取得胜利以后，对于仍然强大的国军部队巧妙而成功地进行了分化瓦解。由陈毅亲自出面，软硬兼施，使得有私心的李明扬、李长江部保持
中立；又采取释放俘虏和枪枝，或故意在特定的时候不进攻某某部队，使得国军部队有的指挥官和陈毅部队暗自相通。中共于是集中力量，在黄桥歼灭了韩德勤部的
六十九军和独立旅，从而实现了中共占领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构想。
华中的总指挥是刘少奇。陈毅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称赞刘少奇在苏北地区不怕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建立根
据地的指令：“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时……，做了两件事情，对全局解决了重大问题，一件事是进行了反摩擦，号召新四军进行了
自卫战争，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这是重大的关键。……有些人怕打顽固派，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怕国民党军队多，新四军弱小，怕
打不赢。少奇同志南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鼓了鼓气，一定要打，非打不可，而且一定要打赢。”（注7）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近年所编辑的《刘少奇年谱》，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到达中原局所在地竹沟起，到一九四○年十月黄桥取得苏北的
作战胜利为止，现在公布他的所有的一百三十几个电报、报告、指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针对日本军队的；同样，这期间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新四军的全部的电报
和指示中，也没有一个是要新四军去打日本军队，新四军在此期间调用全部军队打击国军，建立了战略要地苏北的中共政权。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历史事实！
【注释】：
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北京，一九九六年
二、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
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四、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
五、叶飞著：《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六、粟裕著：《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二一七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七、《当代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陈毅传》第三三九页，北京，一九九一年。
第四卷 二、百团大战
中共在抗战中有两支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至今中共几乎举不出新四军任何一次稍稍象样的对日战斗，但是八路军的对日本作战，却可以响亮的举出两
次：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规模给日本军队造成的损失超过平型关之战。这是真正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订战斗计划，完全由八
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但是这一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却一直受到批判，对其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德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
至今虽然在北京出版了《毛泽东文集》（按：仅仅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出版了五卷），资料较多的《毛泽东年谱》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选集，其中公布许多过去不曾见世的新资料，但是毛泽东公开批评百团大战的资料，仍然不曾见到。
为什么打击日本军队错了？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批评彭德怀的讲话中，才正式把百团大战作为彭德怀的罪状之一。众所周知，彭德怀被毛泽东肃整，是因为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
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劳民伤财的大跃进批评所致。毛泽东在彭德怀发出给他的那封有名的“万言书”以后，对彭德怀进行了翻旧账的总批判。
破坏正太铁路的两个主力之一的指挥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铁路和其它主要交通线的破坏战，后来头脑热了，
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成了‘百团大战’。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我们到延安参加整风的时
候，毛泽东同志就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说这个战役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那个报告
上讲，要两面破袭正太铁路。……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
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一百个团，蒋介石很惊慌。”（注1）聂元帅指出不是没有报告，而是暴露了力量，这力量本来不是用来打击日本，而是抗战
胜利以后打江山用的。这是问题的实质，但是这实质又不便于拿到桌面上，就有“没有事先报告毛泽东”的编造。
叙述得坦白清楚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
彭德怀材料汇编》，那时候的红卫兵没有顾虑党的秘密问题。关于百团大战，该资料的一段摘要如下：“一九四○年八月～十二月，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彭贼
伙同朱德等发动了‘百团大战’。当时日寇兵分数路进攻西安、昆明、重庆。彭德怀坚决执行王明路线，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
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
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在正太、同浦线等长达五千里的战线
上，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很快去电嘉奖：‘朱副长官、彭副司令员：选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
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中正’，百团大战，根本就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硬打硬拼，使我军损失很大。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军力量，使得日
寇更加强了以对付共产党为主的作战方针，……百团大战使得蒋介石更加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主席早在百团大战进行时就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等的错误做法，
毛主席说：‘彭德怀干这么大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是很坏。’”（注2）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首都红卫兵是以四个学校为中心
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是四个学校之首，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这里的材料来自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罪恶史》，
显然直接来自中央文革，也间接反映毛泽东的观点。其中毛泽东根本认为不应该打这场战役，他否定百团大战的很珍贵的原始材料，一系列的批判都是毛的话的延
伸。
彭德怀后来在庐山会议（按：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检讨中，说他的错误是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也有政治上的不当：“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在组
织上说来未请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上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
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注3）彭德怀在被批判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根据参加者的回忆，为了党的团结，彭违心的做了自我检讨，把责任都
放在自己身上，但是他后来进行了翻案。毛死后，更多的含义相反的资料得以发表。
毛泽东制止同样一次破袭战斗，是在几个月以前。一本综合许多资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中记载，一九四○年四月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决定
对日本军队主要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战，具体的任务已经下达到一一九师、一二○师和徐向前率领的山东纵队，命令下达的第二天，就收到毛泽东的急电，命令将
主力去对付国民政府的第九十军，并且抽调相当军力南下支援新四军。（注4）毛泽东找藉口拆台，没有打成。
多种资料显示，为了保存势力在抗战后打江山，毛泽东坚决反对进行任何针对日本军队的战役，不仅仅在当时，而且也在百团大战以后。
为什么彭德怀等人要进行这一次战役呢？
根据彭德怀在困境中的好几次对他自己历史的叙述，被编成《彭德怀自述》发行。书中彭德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反驳。根据彭德怀的反驳，我们也可以了
解批评他的人的观点。首先，进行百团大战，是为了中共自身的利益，而非为中华民国。彭的回忆证实，中共的根据地受到日本军队扩张的压力：“从一九四○年三
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被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根据聂荣臻、刘伯承等核心参与人物的回忆，当时叫做‘破袭战’，百团大战是后来宣传用而
取的。彭德怀的回忆中指出参与的只有二十二个团）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
担，又对伪政权负担）。……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注5）还有是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军队可能进攻西安，隔断西北的交通等情况。
刘伯承回忆，由于中共在山西、河北取得政权和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的败退，中共的根据地就不得不面对日本在华北的统治。而日本人在华北的统治主要在
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其势力的伸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日本人为了扩大和加强其统治，在华北加紧修筑公路，不仅仅把河北、山西的中共根据地分割成小块，也威
胁到中共根据地的生存。于是在八路军的几个最高级将领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讨论了破坏日本统治者的交通设施问题。这就是百团大战的起点。
展开“交通斗争”，似乎是中共的军事战略家刘伯承提出的，因为在冀南平原上，日本侵略者利用铁路公路交通来分割打击根据地，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刘伯承说：“敌人目前进行的‘囚笼政策’，是从战略角度来考虑的，带有‘国家总力战’的性质。其企图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政治上，敌人防共治安政策也是依靠交通，无交通即无治安，也无法防共。经济上，敌人对占领区域先施以怀柔政策，继而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对根据地给以经济上
最大摧残。敌人以铁路为大血管，公路为小血管，以中国的骨榨中国的油。文化上，敌人依靠交通运输报纸、课本及神像等，来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铁路起着大
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据点则是打毒针。总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笼依托，来展开它的总力战，也就是依托交通来实现转移重兵与反复扫荡的武
力战，镇压与离间的政治战，榨取、封锁与摧残的经济战，麻痹与奴化的宣传战、思想战。……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
弹，而直到困死。”（注6）所以刘伯承曾经指挥部队进行过好些破坏日本人交通的行动。
聂荣臻回忆道：“发动正太铁路破袭战，是一九四○年春天，我到晋东南时就酝酿确定的。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过正太铁路破袭战的问题。
先后参加讨论的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同志和我。议论中，有的同志曾提出，想把正太路搞掉，使晋冀鲁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是这一次，商定
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注7）根据《刘伯承传》，参加讨论的还有邓小平、陈赓、陈锡联。对日本进行破袭战取得了八路军高级将领的一致意
见，而不是彭德怀的个人主张。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按：以下凡是出自该文件者，一律不另加【注释】），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联合的预备命令在一
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下达聂、贺、关、刘、邓统率的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并报军委”。甲部份是“情况与任务”，论述此行动的必要性；乙部份
是“战役组织”：“（一）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份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
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三）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兵力，计聂区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零师四～
六个团，总部炮团大队，工兵一部。”（注8）（按：这最权威的参与的团数目与彭德怀的回忆接近，可见所谓“百团”是宣传）“这一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
报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诸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指责为背着毛泽东
发动百团大战，由于延安收到七月二十二日的预备命令赫然在案，毛泽东死以后得以澄清真相。”（注9）《彭德怀年谱》的七月二十二日的内容记载，在七月二十
四日，又向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万万火急”的决定进行该战役的绝密抄件。
这个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并没有反对，也没有看见后来所指出的错误。可是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各个部队展开。彭德怀写道：“各
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
以便给敌人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八月下旬开始的（按：原文这里有误，将‘八’错为‘七’，出版者已加【注释】纠正），故未等到军委批
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注10）《刘伯承传》记载，一二九师参谋长在八月二日就向下级参谋长们做了部署，《关于破路经验通报》下发给了
部队；八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就作战指导思想给各部队发出了指示。在发动供给前几天，刘伯承、邓小平，以及聂荣臻都到了前线指挥所。可以说，箭已经放在
弦上，彭德怀担心“敌人发觉”。八路军军长朱德正在延安，如果毛反对，立即就会发电报制止。
朱德、彭德怀、左权的正式行动命令在八月八日发出，主要是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划分，规定：“聂集团主力的十个团”负责破坏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平定
段，袭击重点在娘子关到井径煤矿段，并且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刘邓集团以八个团的主力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主要破坏正太铁路以西的路段；“贺
关集团应破坏平遥以北同蒲线”，并且阻敌向正太线增援。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同一天的《关于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中规定：“破坏的对象是桥梁、隧道、车
站、铁路；破坏的方法为爆破、毁坏、燃烧”。根据《彭德怀年谱》，在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左权将这次破袭行动定名为“百团大战”。同样在《年谱》中记
载，参加的兵力有三十个团。
八月二十日晚，八路军在正太路东西各路段，同时发起了破坏日本军队交通的大规模袭击战。负责破坏正太铁路西段的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回忆道：
“二十日晚，正太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三个纵队的任务分工是，右纵队破袭乱柳至娘子关段，奏效后向阳泉方向扩展战果；中央纵队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及井径煤
矿；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据点。我们计划攻击的重点是井径煤矿和娘子关。”娘子关的四个大碉堡被中央纵队攻占。“占领娘子关以后，我军乘胜破坏了娘
子关东面的铁路桥，收割了大批电线。二十一日，日军增援部队赶来，我军破坏了碉堡工事后，主动撤离了娘子关。”井径煤矿所生产的煤，主要供应鞍山昭和制钢
所生产钢铁用，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军工生产。在煤矿工人配合下占领了井径煤矿以后，因为日军派包括坦克部队的大批部队增援，所以立即撤出。左路纵队攻击两个
铁路据点没有攻下，“为避免过大的伤亡，最后放弃了攻占这两个据点的计划。”（注11）聂荣臻没有记录右路纵队的战果。
负责破坏正太路东段的是一二九师，对娘子关至榆次段展开攻击，同时破坏桥梁和铁路。右翼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连续三次攻击，占领了桑拿据点；左翼芦
家庄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车站外围的四个碉堡。到了二十一日，正太路西段二十据点，除少数外，都被占领。一二九师的部队还突进到了阳泉城内，阳泉煤矿地面
上的机械设备也被全部破坏。并且组织大量民工相当彻底地破坏了许多的车站、桥梁、水塔、隧道，基本使得正太铁路瘫痪了。一二零师在破坏同蒲铁路及其紧靠的
公路、据点的同时，还派兵伏击前来增援的日军第三中队。
战斗发起后，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左权给各个师领导、并上报军委的电报中指出：“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
扩大宣传。”为了宣传之用，“百团大战”的名字在这电报中就定下来了。第一阶段二十二天的战斗，摧毁了正太铁路的三分之二，破坏了日本人急需的主要煤矿，
还破坏了一千多公里的公路。
第一阶段胜利的轻易取得，使得延安也欣喜若狂，毛泽东发来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根据《彭德怀
自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九月十日向全军发出指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先
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打击敌人的方面去，藉以缩小占领地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
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战果的数量，给予二百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的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以
延缓作用。”（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第四八八～四八九页）。并且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有关指示中指出：“我党十五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
（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从现在为止所能得到的各种史料判断，这时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内部不仅没有反对意见，而且鼓励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组织扩大百团战役行动”。用极少的代价，就减少了
日本军队对于华北根据地的威胁，为什么不支持呢？正是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和鼓励，才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战斗。而第二阶段的战斗有许多是八路军没有打过的攻坚
战，由此才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但是这伤亡的责任，从中共的整风到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彭德怀的罪状。这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鼓励扩大战果的电报，是在彭德
怀去世以后二十多年才公布于世。
在第一阶段破袭战顺利进行的时候，九月七日，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致电百团大战的破坏正太铁路的指挥员们吕正操、程子华、宋任穷、聂荣
臻、刘伯承、邓小平，并报军委，该电报一共四点，第一点再次指出了中共根据地被日本人分割的严重情况：“敌在平原地区方谋交通线之构筑，以进一步封锁与隔
绝我各抗日根据地。现卫河已被封锁，使我与鲁西北、冀鲁豫及津蒲线以东交通极感困难。沧石路、德石路、邯郸路敌正在日夜修筑，如该三线完成，必继续修筑平
大（北平到大名）公路，将来我在平原地区无法立足，危险实甚。”第二点指出：“没有交通战上之胜利，坚持平原是不可能的。”第三、四点是具体布置。（注
12）这文件的重要性在于，以文件方式叙述了进行这次破袭战的必要性，而且仍然上报了中央军委，这决不是彭德怀个人的心血来潮。
九月十日，第一阶段结束，紧接在九月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关于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甲）继续破坏敌寇交
通，（乙）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作战部署是：一二零师截断和破坏同蒲路；冀中冀南的部队打击和破坏修筑中的石沧铁路。晋察冀军区主要是夺
取涞源、灵邱两个县城以及破坏两个县城之间的公路；一二九师夺取榆社、辽县并且破坏白晋路；并且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原来在正太铁路沿线的部队的行动不
变。这样的命令，显然是贯彻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令。
九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二阶段的破袭战，但是日军已经加强了防备。晋察冀军区连续攻打涞源三天，到二十六日，只拔除了周围的十余个据点，而且日军
在二十八日派出增援部队，于是转向攻打灵邱、浑源两个小城市，同样因为日军的顽强抵抗和增援部队到来而半途放弃。本来，敌人增援是战争中的常态，应该是预
计之中的；一二九师攻下了榆社县城和周围部份据点，是想要解除日军分割太行山北部根据地的状况。榆县虽然攻下，但是因为日军的援军逼近，不得不立即放弃，
也未攻占计划中的辽县；一二零师攻打同蒲铁路的据点，也仅仅使得铁路交通中断而已。第二阶段战役原来打算要攻下四个县城，但是只打下一个，而且马上放弃。
事实上，百团大战到此结束了，因为第三阶段的进攻从来没有进行。
恢复交通是日本人的当务之急，所以对八路军立即进行扫荡。以后为了扩大战果的宣传需要，把对付日军的反扫荡，称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其实中共
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十二月十日宣布百团大战在十二月五日正式结束。可是《彭德怀年谱》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载：“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
来电：‘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在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新中华报》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日发表标题为《百团大战光辉战绩》的长篇文章，其中公布：“消灭敌伪之有生力量，计毙伤日军二万六百四十五人
（内有内有大队长以上之军官十八人），毙伤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日伪军加起来的总数则是二万五千八百人；消灭了敌伪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个；步枪五千四
百三十七支，轻机枪一百七十九挺，重机枪四十五挺等（按：以上为八路军统计），另外据日军统计：“正太路炸毁了桥梁四十八座，铁路被破坏四十处，车站被烧
毁七处，给水塔被炸毁两座，隧道被炸塌七处……；平汉路：桥梁被炸毁十九座，铁路被破坏六十七处，车站被烧毁十二处……电线被割断三十八公里；同蒲路：桥
梁被炸六座，铁路被破坏七处，车站被烧毁一处，水塔被炸倒三座……。”（注13）战果空前。这次破袭战严重地破坏了日本人的交通，摧毁了在中共根据地内的
不少碉堡，收复了一些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
八路军第一次真正和日本军队的交锋中，死伤也惨重，根据八路军军部所提供的数字：八路军和参与破袭的地方武装，共牺牲五千八百九十人，负伤者有
一万一千七百人，即死伤总数一万七千五百人。这是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巨大代价中的一部分。付出重大代价破坏的正太铁路，在日军加强防卫和抢修以后，在
一个月以后恢复通行。
这场战役结束以后不到两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政治上清算王明，树立毛泽东对党的绝对统治，并且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强化运动，百团大战第一
次在这里受到批评（见《聂荣臻回忆录》）；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受到批评，彭德怀以他在军中强有力的地位，极力反驳（见《一个
真正的人──彭德怀》），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辑的材料中记载：“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以前，由中央召集的有中央和地方同志参加的以批判彭德怀的错
误路线为目的的‘华北工作会议’，针对彭德怀作了四十天斗争。他勉强作了检讨……”彭德怀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退日本军队的“囚笼政策”，这囚笼政策已
经使得中共的根据地缩小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彭已经是受尽折磨的阶下囚，他却乘交代问题之机，三次写出他的经历，对于百团大战，他的反驳相当详尽，毫不退
让，认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是主要的，应该打。他所承认的有些错误，都是枝节问题。
彭德怀在他被囚禁的最后日子，经历着精神和肉体上最残酷的折磨。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他，当然担心种种诬蔑之词，种种毛泽东～中央文革～红卫兵强
加给他的罪名，会成为官家的正史。所以他显然想通过交代问题的机会，对他的一生奋斗的历程进行回顾（也是对中央文革搞逼供信的交代），以事实对他的历史功
过做出强烈的辩解。他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叙述事情的经过，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历史。
百团大战真正由八路军第一次主动袭击日军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斗，对于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以外，关于政治上他认为也是应当肯定的，他说：“这次战役
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
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游而不击’的谣言。”
从抗战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共一直说抗战是中共领导的，是由八路军、新四军打的，国民党一直进行投降活动，蒋介石在峨眉山观战。几十年以后真相慢
慢露出，史学界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知识份子们已经据史论证，写出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抗日史书。最近十几年以来，大陆已经统一把调子改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抗日战争”。彭德怀认为百团大战“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非常有利于中共。在平型关战役中，
平型关的战斗只是全部战役的一小部份，林彪在沟内指挥的伏击战，又只是平型关战斗的一小部份，至今各方的史料已经公布，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胜利的确可贵，但
是只是消灭了日寇几百人。可是八路军向全国发出的最初战报是消灭了日寇一万多人，后来悄悄修改成四千多人，再修改成一千人。可是，这是八路军当时能够拿出
的第一次战役。之后日寇席卷半个中国，国军几十万，上百万的阵亡，八路军、新四军却拿不出另外一点点战绩，完全是扩大地盘，消灭国军的活动，也是最善于宣
传的中共所难以掩盖的。而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的确使得八路军以新的面目出现于国人面前，改变了昔日游而不击的形像。这是彭德怀等八路军将士之功。
中共长期的只顾扩大地盘和壮大武装力量的措施，也使得在陪都重庆的周恩来抬不起头。如今有了百团大战，周恩来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一九四○年九
月一日，周恩来给中央关于《阻塞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藉口，争取中间势力》的建议中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亦说最好。扩大此反扫荡行动到山东及新四
军”，“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五日，周恩来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华北百团大战是第一件兴奋人心的大事，我们在此处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
《大公》、《新蜀》、《新民》、《国民公报》发表我的谈话，今日《大公报》、《新蜀》社论称赞华北八路军战绩，蒋有电嘉奖，何亦允发子弹。”（注14）所
以在政治上，百团大战是很利于中共改变自己游而不击的形象，宣传方面得利甚多。
《彭德怀自述》中谈到他的所谓错误时，有一点是他站在中共立场上，检讨他曾经站在了中华民国的立场：“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
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线，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
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
这样的侵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的破袭战役，其意义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
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到了援助蒋介石的
作用。”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至那时仍然供应八路军的枪械和部份粮饷，当然应该为了整个民族而战，而国民政府那时领导着整个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当然代
表，百团大战是中共军队第二次名正言顺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减轻了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压力，应当是功劳，但是竟然是作为缺点来看。这说明不抗战，只是打击国民
政府军队，只是扩大根据地的地盘，像八路军、新四军一贯所做的那样，才是优点。这检讨的角度所反映出的思想立场，是相当深刻的。
曾经担任周恩来主要助手之一、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记述在中共七大前夕，彭德怀被批评的四点。一是彭德怀在一九四三年在中共机关报上主张“民主
自由平等博爱”，并且彭德怀还承认孔子的警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毛泽东在批评的时候主张“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这可怕的思想是毛泽东后来执
政整死几千万人的部份思想根源；二是关于百团大战，批评者认为彭德怀“在敌人面前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但是彭不承认这是
错误；三是对毛泽东“闹独立性”，薄一波对此大加赞赏；四是彭的参加革命“为什么不早一点”的莫须有意见。（注15）中共“七大”，是在毛泽东通过整风重
重打击了王明，而建立起他的绝对个人统治的运动，所以要整一下彭这位正派而又敢说敢言的军队实权人物，百团大战问题只是藉口之一。彭对于种种错误都检讨，
惟独对于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力量”这一点坚决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意给后世留下难以改动的历史而写的《自述》中反驳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
恶毒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以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
阶级立场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
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惨案呢？”（注16）
可以说，从整风运动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整死彭德怀为止，所有对百团大战的指责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但是又没有一次能够抓得住要害。说彭德怀没有
请示，是个人主义错误，彭德怀慷慨承认检讨，而事实上根据中共中央文件，不仅仅请示过，而且受到毛泽东本人的祝贺；第一阶段结束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指
令进一步扩大，要其它军队和根据地学习。由此而来的第二阶段战役，是造成八路军损失的主要原因，这损失的责任却全部推给彭德怀；甚至把以后中共在各种场合
的损失原因都推给彭德怀，彭根据常识很轻易就驳斥了。好像毛泽东及其笔杆子们抹黑百团大战毫无办法。为什么？
在中共的华北根据地受到日本军队的削弱压迫的时候，彭德怀和刘伯承等军人出于中共自身的利益，而对日本军队进行打击。之前中共的宣传一再地嘲笑
国民政府军队和日本军队作战的无能，如今中共军队出动，还不是进行像国军那样的阻击性质的大规模会战，每次都仅仅是打几个碉堡，和由众多的民工参与破坏铁
路，就遭到巨大的伤亡，这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不允许的，因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的全部战略活动就是蓄积力量，扩大地盘，彭德怀所指挥的百团大战在根本
上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相违背；再以时间看，中共中央当时的战略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这突如其来的华北的破袭战争，是与此战略相违背的。事实上从华北
八路军抽调去支持华中的黄克诚部，因为华北的日本军队开始扫荡的局面而不得不活动于陇海路以北，而不能及时到达华中。这是毛泽东随时以此对彭德怀进行批
判，却又难以把批判的内容说透的根本原因，因为说透了就是“抗日有罪”，抗日又正是中共进行公开活动于团结发展的基本依据。
但是历史应当给百团大战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可歌可颂的一部分，这是八路军非常难得的一页辉煌历史。
【注释】：
1、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50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六年。
2、《彭德怀资料集》第124-125页，由香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的该书，没有标明出版社。该资料出自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主编的资料集。
3、《彭德怀资料集》第67页
4、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90-91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5、彭德怀著：《彭德怀自述》第235页，人民出版社发行，北京，1994年。
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刘伯承传》第238-2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年。
7、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494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6年。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集第649页。
9、《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93页。
10、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发行，北京，1998年。
11、《聂荣臻回忆录》
1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第45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8年。
13、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第二卷第13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90年。
14、《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第98页。
15、薄一波著：《领袖、元帅、战友》第105-10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二版。
16、《彭德怀自述》第240页。
1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下）第508-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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