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三、明暗两面
在日本人写的《蒋总统秘录》第一集中，有一封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亲笔写给蒋介石的重要信件，表示他对于蒋介石委员长以及国共合作抗
战的忠贞不二，这一封信由周恩来亲自交到在武汉指挥会战的蒋介石手中。因为中国大陆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经典文选都不曾发表，没有办法
证实这信件的真伪。近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提到了这封信，而且部份摘录，这就证实了这信件的确出自毛泽东之手。但是，基本
的、最重要的部份却完全被删除了。因为这信件的基本精神与中共当时的作为完全两样。所以必须联系促成这封信件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各种文件，以及中共
在这封信件前后的各种具体作为对比，来了解这信件的真正意义，并且进一步来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现在全文抄录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
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之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
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须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
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
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
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既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
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
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注1）
这封信件中，对于十五个月的抗战的评价是“愈挫愈勇”、“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而不是中共后来一直宣扬的“蒋介石卖国，一贯消极抗战”；抗
战阵营内部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只有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取得，对蒋介石委员长的恭敬拥护之诚，对于国家民族之忠，对于在中国国民党领
导下的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国共两党团结的重视都不曾见于其它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各种著作选集。
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这信件说明如下：“九月二十九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
程。同日，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注2）这第一次透露该封信是由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写的，可见这封信件是中共的这次重要
会议的产物。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是对洛川会议以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的中共的路线和执行情况的一次全面检验，并且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的三个
半天才做完的长篇报告，当时中共在延安的“解放社”曾经正式出版，但是在《毛泽东选集》及各种毛泽东的著作读本，只是将部份讲话另外加上标题发表。该长篇
报告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一百零六页，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全文发表。（按：以下关于中共六中全会文件的大量引用，都出自《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一律不再另外【注释】）
因为自从七七事变之后一年多以来，中共利用参加抗战的合法形势，已经从贫瘠的陕北扩展到山西全境，刚刚开始进一步向河北、山东扩展；军队也获得
成倍的增加，每占据一个地方就着手建立国中之国。中共尝到了甜头，因此希望能够继续这样下去，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三民主义有动
人的歌颂，对蒋介石委员长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称赞，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的坚决肯定，这些都是中共其他任何领袖如王明等所不能比拟的。会议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精
神，就是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即扩展军队和扩张地盘，但是仍然用合法的和平方法取得。
以下对于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共六中全会的有关文件进行分析，以便了解中共的两手策略。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而至胜的基础，是全民族的团结；全民族的团结又仰赖于所谓的国共合作局面；抗战和国共的合作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因此，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历史传统和领袖，以及指导这一切的三民主义，都有对于毛泽东来说的空前绝后的肯定和歌颂。
关于国民党的历史和抗战中的地位，毛泽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
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
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着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地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着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
领，……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民党及其领袖的肯定，在这次报告以后都再也听不到了，而且反其道而行之。
关于对蒋介石委员长的拥护，毛泽东在《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部份，第二个小标题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反
对任何的汉奸政府》。一开头就说：“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
全国团结。针对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任何不
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第十五个小标题是《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并且说道：“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决的行动起来，而欲达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
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之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之下之国民政府
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当时汪兆铭刚刚当了汉奸，日本人全力扶植汪而打击蒋委员长；在武汉失陷以后，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中国国民政府不仅仅
没有屈服，而且坚持持久抗战，对于汪的背叛，蒋介石委员长和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歌颂蒋介石委员长的原因之一。而苏联为了自身
的利益，希望中国抵抗下去，以减轻其在远东的负担。这都是毛泽东不得不主张团结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刚刚才获得发展，力量仍然弱小，也没有本钱
和国民政府公开对抗，仍然需要继续“合法”地利用国民政府。
关于三民主义部份，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
义将引导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则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就是把国共两党的政
治基础加以肯定了。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其它都是小问题了。不过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按照他的需要任意解释的，这里暂时含糊其辞。
关于长期合作，毛泽东居然用一万几千字来论述。毛泽东说道：“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
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得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得合作决定着战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令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服从于统一性，阶级之间要讲调
和，这就在理论上为长期合作提出了根据：“否认独立性，只讲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
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
的总方针。”中共从来在实际生活中，把独立性放在统一性之上。而在理论上把统一性放在独立性之上，也只有这一次。王明被批判，因为他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
线，实际上与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性摆在独立性之上是一样的。同样，毛泽东在这里提出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
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是相违背。但是，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定阶级斗争存在
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基本也适用于阶级关系。”本来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中共
利用抗战，利用国民党，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但是毛泽东把这一时的政策赋予根本的理论依据，等于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所以毛泽东
以后长期隐瞒了他的这一讲话段落。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这主张，中共在行为上破坏团结，只顾发展军队和根据地，完全是对于这讲话的背叛。
国共两党这样合作无间，是为了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毛说：“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
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
国家。……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
埃，也不是社会主义。……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毛泽东在这里居然说中共的未来既“不是苏维埃，也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独立自由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放弃了共产党的未来，就是放弃了共产主义，这个党就不是共产党。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应当研究毛泽东在这时期
的思想，因为这超过了策略的需要，是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不足，推翻国民政府的信心不足，还是他的信仰动摇？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通过了有关的政治决议案，其中第三部份关于《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第二条是：“诚心
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第四部份的标题是：“国共长期合
作，保证抗战建国大业的胜利，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其中说：“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
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在决议中尤其在有关中华民族的未来部份，简直是取
消共产主义的再一次庄严的重复：“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然后在下一部分说：“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的利益，一切为着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
场。……”
这些决心、诚意和热情，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这动人的信
件是给全体中国人阅读的。第一段说，伟大的民族抗战，“使得日本法西斯强盗，虽然十六个月的时间消耗了数十万兵力，数十万万的经费，终不能实现其‘速战速
决’的迷梦！”第二段开始就是：“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坚决领导抗战的民族领袖蒋委员长致崇高之敬意！并以无限的热忱与慰问之敬意，致之于前线抗日将
领，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全体抗日战士，全体游击队指战员，中央及各级地方机关的领导者与工作人员，以及领导民众运动的全体爱国志士之前！中国在抗战中所得
的成绩是数十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将士们、民众们，致以沉痛的吊唁！”在提及面临困难以后表示：“蒋委员长十
月三十一日告全国国民书中所昭示全国抗战到底的正确方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特表示全部的赞同和忠诚的拥护。”该文告号召：“全国所有武装部队，都应该在
蒋委员长统一指挥下，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进行持久战，全面战争，以争取主动。”在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称为同志的段落中：“我党六中全会再一次声明：三民
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本当愿为其实现而奋斗。六中全会再一次表明：本党对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的拥护。并更明
确指出：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所奋斗的共同目标，乃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并且在后面部份对此加以重复保证。从中共六中全会
的决议文字表现出来的诚意几乎无懈可击。中国共产党如果真正的这样长期合作，中国人会减少好多的痛苦。
可是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张闻天向大会作的有关中共的组织报告中，却常常有另外的一种主张，这代表着中共的另一面。前面曾经提到了两个
面目完全不同的中共，这里通过毛和张两个不同的报告，也展示中共的两面。毛泽东的报告不久之后出版了单行本，在《毛泽东选集》第二集中，收录了毛泽东关于
独立自主的讲话《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但是措辞经过修改，变得对国民政府尖锐；而张闻天的报告是在五十几年以后才见天日。
其实在中共六中全会开幕之前（九月十四日～二十七日），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长篇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部份就有不
同的重点：“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份子的摩擦和
共产党的反摩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
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注3）这里为国共关系定性，即是“国共的合作是对立的阶级的合作”，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这是对抗的阶级矛
盾，斗争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所以过去的苏维埃时期的武装斗争，是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夺取政权；如今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也同样是为了推翻国民政府夺取政
权。统一和斗争的对象都是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向全国和国民政府公开的文件，只是其“统一”的一方面精神；在内部、在高层、在暗地里，国民政府
始终是敌人，只有斗争可以解决问题。微笑面孔的统一战线，只是消灭敌人手段之一，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明了统一战线的实质。而毛泽东请周恩来转交
给蒋介石的信件，和《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以及公开出版的讲话和文件，都只是其微笑的一面。
张闻天虽然也谈到统一战线问题，但是强调的内容不同。张承认两党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共产党方面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方面怕共产党‘夺取领
导权’；相互之间存在互相防范与警戒；特别是国民党的‘联共’与‘防共’政策的矛盾性。而在共产党手里，也有武装政权。这些均是摩擦的来源。”张还指出在
统一战线内部是不平等的，“所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的手里，它是大党，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党。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也比它的统
治地区小。而力量上的不平等，也就产生了合作形式上的不平等。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毛泽东的对外的讲话就没有触及这些存在的问题。张闻天在这
里讲对国民党的“拥护”、“服从”都是“形式上”的外表，那实质呢？就是不拥护、不服从，这是共产党内部的真实出发点。
张闻天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把国民党定性为“以大资产阶级为主的各阶级联合的党”，等等。因此张提出统一战线中的几个注意事项：
“（甲）……在言论和行动上，总是把抗日和反汉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团结统一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从大处着眼，不讨小便宜，不急于求
成，不为挑拨者所利用。这要求全党同志的持久性、忍耐性，不要急性病，不要冲动，而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张用含蓄的说法，要求全党同志“持久”、“忍
耐”，以改变现状。要求改变的内容，下面又含蓄而又明显的说出来了：
“（乙）善于承认不平等，使不平等成为平等”，“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壮大自己，……运用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如八路），在公开合法的组织
中，去帮助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进行工作，以组织自己的力量（党、政、军、民方面）。这要求全党同志埋头苦干，在力量上去壮大自己，使力量上的不平
等成为平等。”这里没有空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但是要求共产党员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改变现实，壮大自己以便平起平坐。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心，与毛泽
东在公开讲话中表现的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诚意”，成为非常明显的对比。
“（丙）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善于运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不平衡，组织共产党的力量（政权、武装、民众）。强化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奋斗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党，在两手方针的指导下，正在强化，防不胜防。
“（丁）善于尊重国民党，帮助国民党，使之进步，以发展统一战线。……首先是到处尊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其领袖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先生，和国
民党的各种形式。同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人，发生亲密关系。动员优秀份子到国民党中去。帮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在公开方面，又提出“不在
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使之安心”，已经打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则暂时不动。
国民党的执政当局，肯定会反抗共产党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夺权行为，因此张闻天专门指令对付的方法。在这报告中，同中共其它方面的说法一样，把敢
于反抗中共者，一律叫做“顽固份子、动摇份子、妥协份子”，张指令对他们要“进行斗争”。稍稍研究一下毛泽东的言论，当不能忍让他的种种做法的时候，立即
把这些人称作“亲日派”、“顽固份子”、“汉奸”。例如一直在中枢协助蒋介石指挥军队作战的何应钦，从来就被中共戴上这样“亲日派”的帽子，不知情者，还
会以为这种任意加上的帽子是真的。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报告的张闻天，对于敢于反抗中共夺权者，命令进行坚决地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不怕进行必要的摩擦”，“不必要的摩擦
不可有，必要的摩擦不可无”张指令道：“（丑）一般采用公开合法的民主的斗争方式。自始至终站在拥护抗战国策，拥护三民主义的立场。自始至终采取宣传、请
求、请愿、舆论动员的立场上。自始至终以‘劝人为善’争取大多数的立场。这样可以：自己站稳立场，使大众看来是大公无私，光明正大，真能感动与争取大部份
可变份子，而孤立不可救药份子。（寅）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注意软硬的‘分寸’。只有这种斗
争可以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对比前面毛泽东的公开信件和报告，这些内部执行统一战线的“诚意”措施，真叫人有点不寒而栗。
张闻天的长篇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也有七十一页的篇幅，在党务方面对于种种中共如何发展壮大的措施非常详尽。
例如第六节的标题是《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其中
“（四）在扩大我们自己的武装方面，应注意下列各点：（甲）主要重心放在敌后方。（乙）大胆利用自己的合法权，扩大自己；（Ａ）以八路军新四军
名义，组织各种支队；（Ｂ）尽力收编杂色队伍、自发武器，及各种游击队（地方党组织的尚未取得合法的在内）；（Ｃ）动员新兵，收容散兵，动员各种基干自卫
队、游击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丙）取得抗日政权下合法武装（如保安团等）及民众武装（如自卫队）的直接指挥权。……
“（五）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必要要求：（甲）应该建立政治委员制，政治工作机关及党的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到全军百分之二十一～百分之三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乙）在独立行动的军事单位内，应建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党委’），决定一切政治军事问题。……
《党在其他军队中的工作》部份，应：
“（甲）多同官长联络，当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与信任。（乙）在上层不愿意的情况下，不要在他们的军队内发展党。（丙）在中央军内一律不发展党
的组织，但力求更多的同情者。……（戊）军队内的党，在需要秘密的条件下，以短小精干为原则。注意吸收官长中的特别党员。只有在军队主管长官不怕党的公开
时，才大量发展党员。”
第十四节标题是《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其中（四）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工作原则：“在大后方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应实行下列几个
规定：（甲）共产党员仍用抗日救国积极份子或普通群众的面目参加一切公开的活动，不暴露自己是党员及党的组织。要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去进行持久的工作，多
推动非党的进步份子及国民党的积极份子来带领工作，特别在党员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组织内注意不暴露自己。
“（乙）争取党的某些领导者与机关的公开，在扩大党的影响上，推动统一战线上，是必要的，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党员（如国民参政员），应大胆的进行公开的活动。
“（丙）应该使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划分清楚，使公开的同志与秘密机关的同志划分清楚，同时保持正确的联系。这必须：（Ａ）不要同时担任党的
秘密工作，而且党应想出特别办法，使之不暴露自己，如不编入支部，及同各别同志发生关系等。（Ｂ）做党的秘密工作的负责同志，一般应保持他们的秘密，埋藏
在普通的群众中间，不担任负责的公开工作。……”
以上摘录的，只是张闻天的长篇党务报告中的凤毛麟角。张的报告是中共行为的不服从、不拥护的实质；毛泽东的报告是“服从”、“拥护”的形式；毛
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和中共六中全会的公开声明的特点是诚恳和慷慨激昂，张的报告特点是极为周密细致的阴谋诡计。在明处的国民党执政当局一时还看不出暗的方
面。
同样用中共自己的、同时的、同样是领袖的报告、在同样的会议中，作为公开的宣传之用的和对内部指导行动的文件，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果不是具
体与中共打交道的当事人，很难体会中共的作为。稍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与中共打交道吃了大亏，对中共这些方面有所揭露和批评，反而被一些天真的人怀疑是造谣
宣传。而且对比之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防范简直是微不足道。在大半个世纪以后，在同一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把真相公布出来时，江山早已易手。
现在公布的六中全会的十三个文件，加上在九月共产国际的有关声明，以及两面性构成了这次全会的精神。在那时候，中共的军队内部是怎样把握这样一次会议的？因为那些冠冕堂皇的动人词句都是给广大中国民众和国民党人看的。
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首脑参与编写《贺龙传》，对于这次会议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贺龙、关向应、萧克到达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召开的。
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除听取贺龙、关向应有
关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急需解决若干方针政策问题的汇报外，又同他们讨论了一二零师怎样贯彻巩固华北的问题。”这就是：“挺进冀中和组织冀热察挺进军的工作部
署。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贺龙懂得，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是‘巩固华北，发展华
中’的战略中一项重要任务。”（注3）中共中央一面在向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尽情歌颂和献媚，可是在实际上加快了壮大发展的步伐。
《贺龙传》中保留了一小段插曲，即开始贯彻六中全会的行动的时候，怎样对付国民政府驻在军中的代表：“之所以要秘密准备，除了战争需要保守机密
外，贺龙还有一点考虑：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驻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一二零师的
联络参谋叫陈宏谟，是个挂上校衔的四川人。贺龙想到，挺进冀中是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目的在于发展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
地。……为了取得这一战略行动的胜利，在队伍行动之前，必须蹒过这位联络参谋，所以，他下达了‘秘密准备’的命令。这正是贺龙精细的地方。出发前一天，陈
宏谟才知道这件事……。”不仅仅中共的大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发展方针，与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意见各种中共的公开文件完全相反，就是这些蹒过参谋
的细小做法，都会极大的伤害国共之间为了民族利益的合作。这为参谋会向蒋介石怎样汇报呢？
为了“巩固华北”，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才闭幕十七天，就正式发出文件，特别指令一二九师在河北南部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摩擦，要“坚持原来立场”，
“不轻易让步”；“对于统一战线我们认为：（Ａ）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的材料，因为这个地域是摩擦厉害的地方（其他如群众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亦希总
结）。（Ｂ）坚持原来立场，坚持主任公署，绝不轻易让步，坚持改造政权，坚持改造群众生活的比较激进的政策，工农群众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根本力量。
（Ｃ）对地主资本家采取中立孤立麻痹的政策，但不要认为他们都已是汉奸或者在同一时候都去当汉奸，应当区别他们间的不同成份而定我们不同的态度，士绅座谈
会的方式是有用的，但应防止其成为团结士绅的机关，亦不宜在乡村一级采用。”
关于以上（Ａ），简要说明如下：因为八路军在全山西获得大的发展以后，继续向东延伸，就是在河北中部平原，国民政府在这里留有政府继续领导军民
游击抗战，八路军和他们产生了许多摩擦。中共中央感兴趣的正是这许多摩擦的经验，以便给中共七大提供材料，让所有中共军队参考；关于（Ｂ），引用《中国抗
日根据地发展史》说明如下：“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和彭德怀回到华北前线八路军总部，于十一月三十日对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发出指示：硬不破坏统一战线，软不
伤政治原则，应避免和鹿钟麟发生武装冲突，如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后又命令刘伯承亲率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刘伯承到冀南后，立即于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鹿钟麟会谈，明确表示了八路军的态度，争取其团结抗战，使鹿钟麟暂时有所收敛。下旬，邓小平赶赴冀南，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南宫落户张庄召
开了冀南平原军政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坚持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和准备迎接即将来到的日军对冀南的更大规模的进攻。会议
对冀南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确定当前形势下冀南斗争的方针是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
（注4）关于（Ｃ），以上最后“依靠工农群众”的几句话，是共产党发展势力的法宝，即是在苏维埃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的收
买下层人心的做法，当然会引起地主资本家的恐惧，于是这一条规定要“采取中立孤立麻痹政策”，把消灭他们的日期延后到时机成熟之时。
六届六中全会规定的“发展华中”方针，就只能由新四军来承担。在江南的新四军，是由周恩来去传达会议精神的。根据《陈毅传》记录：“一九三九年
二月二十三日，陈毅与项英等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次，他
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工作，借此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六中全会精神。……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
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精神。会议还指出，华中是目前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根据华中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
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以便更有力地开展华中和江南敌后的抗日工作。”“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经过
整整两天的讨论，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商定新四军今后的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注5）周恩来穿的是国民政府发给的军服，用的是国民政府发给的军饷，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军队，做的工作却全部都是发展中共一
党势力，以便有朝一日推翻国民政府的工作。
按照中共的说法，国共两党信仰的三民主义是一样，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未来是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而且中共对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和蒋介
石委员长的歌颂也有加，于是蒋介石向中共提出来，让两党合并，共同为新的中国而奋斗。这一信息，保存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中。
根据王明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两党合并是蒋介石提出来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王明报告说：“对两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
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
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份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
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是至死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
蒋介石深深知道，中共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如果中共不合并，表示其意志不改变，随着抗战的进行，中共的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抗战胜利也“没
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报告说道：“蒋昨晚约我问延安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一方面致电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表示祝贺，另外为答覆蒋介石期望两党合并的意见，专门就国共关系致电蒋
介石，非常明确地加以拒绝：“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代表中国之必然，后者则
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
将共产党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以及
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训，都非如此不可。”中共的拒绝没有留下一点余地。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宣誓要以阶级斗争改变中国的一切现存秩序，这拒绝等
于是国共关系破裂的宣言。
专门负责统一战线的周恩来在一九四五年有一个《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内部报告，叙述从中共成立以来的所谓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其中各种理论依据和
策略非常周到细致，这里只是摘录一小点。周恩来的统战策略，就是利用中共的敌人内部不一致的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他很明确地说，国民政府内部的各个
派别，都是敌人，但是要联合一部分反对另外一部分。他说：“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
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势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
的区别。……我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必须重复指出，以上十
六字，是中共统战策略的最完整归纳，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周恩来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里
来，但是他们带有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
深蒂固的。”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从来都把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级的代表，只有打倒、消灭、推翻。所谓统一战线，就是在力量不够，或在时机不成熟的时
候，一种打算下一步再打倒、消灭、推翻的战略策略。因为抗战爆发，再因为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中共的保证，容许中共接受投降式的改编，参加
抗战。可是中共的理论基础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仍然把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势力，而且那些在那时候被“统”过去的“朋友”，后来在中共强大和
执政以后，的确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命运。中共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早就制定了。
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命令放弃武汉，蒋介石在十月三十一日发出《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但是占领武汉以后的日本军队已经陷
入苦境，没有更大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占领地盘，中国的抗日战由守势作战转入了持久战。而国共关系则进入了激烈“摩擦”阶段，中共领导的军队则开始直接向国民
政府领导的地方政府，如河北、山东等地直接武装夺取政权。
【注释】
1、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十集第71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民国六十三年。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九十页，北京，一九九三年。
3、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二五一～二五七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
4、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的二二四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5、当代中国丛书编写组：《陈毅传》第二○六～二○七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
6、周恩来著：《周恩来选集》第二○五～二一三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年。
第三卷 四、武装夺取河北山东
当弱小的中共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时候，是以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名义，阎锡山指定八路军在晋北活动。可是八路军乘日本军队在太原会战中消
灭了大量的国军正规部队以后，就在山西“自由行动”，利用牺盟会、决死队等合法的抗日组织，非常迅速地将八路军扩展至除了大中城市以外的山西全境，以及山
西与其他省份交界地带，建立了几个中共政权；与此同时，八路军的兵力也成倍地增加。力量的增大，使得中共再也不愿意挤在山西高原的狭小天地，而企图进一步
发展，即按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东进。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力，几乎都开赴河北；贺龙所部的一二零师首先在冀中平原建立根据地；刘伯承所部的一二九师的
主力主要在冀南平原；林彪因为受伤，由陈光代理师长，以罗荣桓为政委的一一五师主力，则进军山东西部。这些地方本来就有国民政府所任命的政府组织，这些组
织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指挥着河北、山东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共进入河北、山东，都是没有经过国民政府同意的“自由行动”，于是直接用武装消灭在这里的国民政
府的抵抗力量，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这冲突在当时被称为“摩擦”。最善于宣传的中共，当时把引起摩擦的责任都推给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毛泽东亲自
出面把河北省的省主席鹿钟麟和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称为“摩擦专家”。但是最近十几年，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撰写的回忆录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揭示，河北省
和山东省的摩擦，是中共为了发展势力的有计划的战略行动的一部分。
在九一八以后的中共有两次最重要的战略转移，一次是从江西的西进，横贯数省，那是为了生存，美其名曰“长征”，更通过宣传加上“北上抗日”的美
名而流传于历史；第二次是从陕西东进，先至山西，扩展之后，再至河北、山东，这是中共的最重要的战略发展，包括人员和地盘。这东进为抗战胜利以后夺取全国
政权奠定了基础。
中共军队的东进，造成与这里的国军的武装冲突，这是所有“摩擦”之源。因为在具体的地方，国共双方的武装力量你来我往，互有进攻和防卫，就没有
可能说清楚谁打的第一枪。只有从战略总体上把握谁是进攻者，谁是从国民政府领导的地方政府手中武装夺取权力，才能够分清楚是非。
中共中央曾经向国民政府公开保证，不在国民党和军队中发展共产党员，但是，在河北省的原东北军吕正操北来奉国民政府之命在冀中坚持游击战，他被
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以后，即奉中共之命率部四万多人脱离国军，加入中共军队，被编成第三纵队，吕则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以第三纵队为基础，使得贺龙的一
二零主力东进冀中得以立足，而建立了中共冀中根据地政权。吕正操的部下独立二支队司令柴恩波不愿意跟随吕投共，由贺龙协助吕正操予以歼灭。
日本军队占领着铁路沿线和大中城市，留在小城市和农村的，是国民政府领导的游击队。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知道，东进的战斗对象，主要是那里
的国民政府的军队。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作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定下了对付国军的原则（这文件现在发表于《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十二集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以下凡是出于这两本文件集的，一律不另外加【注释】）（注1）
一开始中共中央就定下了应付的方法，即“一面与蒋及各将领谈判，一面实行去做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在具体做法上丝毫不让步，但是在上层，又
“诚心诚意”地尊重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第一条论述抗战的形势，把“摩擦”的责任反归于国民政府的地方主持人身上。主要之点是：“军政党民一致，应由当地
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摩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所引起。”既然八路军是主要军队，其政当然应由刚刚去河北省的八路军指挥官
担当，所以，“为真正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中共“自由行动”进入河北之后，以军队为基
础，要求“军政一致”，所以名正言顺地要求朱德担任省长，既得政权，而又合法。“为发展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部队多开一些分
赴三省，而三省八路部队决不能减少。”这就是让在山西的八路军东进，在河北、山东发展。当然这会遭到原来就在那里的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抗拒，因此中共指令，
对于“无理进攻必须反击”，中共中央在这里就公开下达了武装对付国民政府军队的命令。至于根本不经过国民政府同意就成立的各种政权机关，如冀中、冀南行政
公署、冀察晋政委会，国民政府明令撤销，中共中央却在这里命令“决不服从”。国民政府本来面对日本的占领地区所扶植起来的溥仪、汪精卫的伪政权；现在在抗
日阵营的内部，在陕北政权以外，又出现了与山西交界的几个边区政权；再直接由八路军出面，在河北省消灭早已存在的国民政府所属地方政府，而建立完全不接受
国民政府领导的新的政权。在战争期间，世界上任何中央政府能够容忍吗？
中共这内部指令下达时，日本军队已经占据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已经退守四川重庆。在这背景下，正式命令八路军以武装夺取华北的政权。
查当时的国共两方面的报刊，完全是互相指责。真相是不容易弄清楚的。
中共领袖毛泽东指名道姓地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简直无法无天，同汉奸行为，很少区别。”于是，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在那时候
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回应，以下简要摘抄。张荫梧的公开信说道：“我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员，可是我始终认为党的利益不能高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
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中，已经清楚的提出，放弃赤化运动，取消暴动政策，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服从最高统
帅与国民政府的指挥，抛弃他们一党私利的活动，这是每个八路军战士忠于祖国应有的天职。……
“然而结果却是完全与我们的理想两样。表面上他们在高唱‘拥护政府’的口号，骨子里却仍干着曾经宣言放弃的阴谋勾当，别有企图！对于友军，则极
尽其破坏之能事。谁都知道，河北民军是河北民众的武装，站在国军的立场，应如何爱护与援助，使其在华北战场上发生更大作用。而共产党则分化诱驱，企图溶化
在其特殊系统之下，将河北三千万人民所有的抗战武力，一变而成为他们一党自私的工具。因为防范的严密，阴谋未逞，便进而采取公开的武装威胁，多方面加以摧
残。第一步便是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暴力解决了民军邢台区司令部张锡九部，并将邢台的民团首领安庆善、路纪武、赵天庆等六人残杀。民军参谋温文华，是辽
县有名的公正士绅，也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毁家纾难，因为批评八路军‘游而不击’，竟予以‘托匪’的罪名而残杀，河北民军无不为之哗然。
“二十七年十二月，初，日军由保定沧县向冀中进攻，鹿总司令命令民军第一、第六及特务三团。由南宫北上截击。乃行抵安国、博舒一带，八路军之吕
正操部表示欢迎，竟于十五日深夜二时，以三千余之兵力，将其分别包围解决，除第一团力战不屈，突出重围，其余第六及特务团等，因变出意外，未加防范，大部
均被缴械。事后则制造恶意宣传，……
“本年四月，民军北上，八路军应如何尽其国军之责，积极援助，乃竟乘此机会，以其一二九师刘伯承一部，以陈继光一旅，周光策青年纵队等，于四月
二十九日夜间，假称前往袭击任县日军，要求通过我们驻任县邢家湾之独立一旅第二团防地，乃一部份进入村内，突然会合村外的兵力，向该团攻击，杀死该团卫
兵，威胁缴械，团长公宣清身负重伤，团副张子英，政治主任尹小波第均被杀害。同时，该旅驻扎在徐家河一带之第三团，亦被八路军淦河游击支队第一二九师解
决，缴去了机枪十余挺，步枪数百支，杀了许多曾为民族抗战而屡建功绩的官兵。然而事后八路军向上级呈报，却蹒过杀自己兄弟的事实，伪称为抗战而来的胜利
品。”（注2）
以下是当时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与国民政府河北省省长鹿钟麟、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几封来往电报的原件，由于电报原件比较多，先根据电报把情节集中，再选择极少量抄录，看看当时的摩擦焦点的冀中事变的实况。
事前民军张总指挥致电冀中军区吕司令员，希望到冀中招兵，吕正操表示要先到冀中行政公署领取证明文件，方可招兵。对于中共自己设立的行政机关，
中央和地方政府向来是不承认的，但是不得不派人前往接洽。可是去招兵的结果是，连伙夫等四十九名新招收的学生全部被扣留，吕司令这才表示不允许在中共控制
的地区招兵，并且不允许民军通过，所以张说“贵部第二大队坚阻不能前进，且号令民众，不许供给该部队给养”等语。以下是吕正操的电报原文，括号和其中的
“注”是救亡日报社所加。正好代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以供参考：
“吕氏来电：民军总指挥张桐轩先生，艳申及艳午申两电均悉。（一）在冀中招兵，须在军区领证明书到指定地点招募，方可招兵，此系中央命令，贵队
招兵既未在军区领证明书（注：常见贵军招兵均无证明书，何以不受限制。）并招一些土匪流氓（注：参加民军者均为被压迫之良民，尽人皆知民军不要土匪流氓，
而利用彼土匪流氓者大有人在），骚扰民众。（注：骚扰民众者不是民军，恐怕就是吕氏自己的部队吧！）各当地政府自不能不予以取缔。（二）向冀中开来队伍，
弟绝不反对，但为统一指挥，决不可各部队自由行动，（注：又要藉指挥之名，把人家的统一成自己的。）冀中现已形成游击根据地，非敌区可比，调动部队指定路
线，并不违反游击战术。（注：在贵军无此先例，何对人如此苛求！在此次我部开往冀中即经我王副总指挥宗汉、吴参谋长嘉谟面谒吕先生，在接受指定行军路线及
防区条件下开入博野、安国者，致遭吕部袭击，可知吕先生在此时已预储阴谋，其令人痛心者如何耶？）博野、安国并不需要部队，贵军北来，现不能接受指定，请
即开回。（注：本军受命中央，在保定一带打游击。不能因友军苛细干涉遂即放弃任务，故无开回之理。且安博一带抗日军愈多，游击力量愈强，如非不游不击，有
何不需要？）弟为了抗战利益，（注：还是个人利益呢？）决不容许破坏这统一的指挥系统，（注：可是不惜反对整个中央的指挥系统──为阻止本军达到中央指定
任务）亦非对任何人任何部队抱拒绝成见（注：欺人乎？自欺乎？）吾兄明达，自能鉴察，吕正操，江晚”（注3）（按：以下两个电报出处相同，不再另外标记）
中共进入山西不到一年，合法地得到了速猛发展，以这力量为基础，强行进入了河北省。一旦进入并且占据新的地盘，就变成一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以上吕正操的电
报中所显示的是，中央所统帅的军队，竟然可以不允许国军通过，并且还要缴械。甚至其语气和提法，都和刚刚进入山西时对阎锡山的恭顺完全不同。
与此相对，张荫梧致吕正操的电报，主要举出中共不服从中央而从事割据的事实：“元密主席鹿转吕司令必之兄鉴：冀中变生，痛心曷极！弟对此事之认
识如下：（一）冀中行政应隶属中央及省府系统，敝军受命中央及省府在河北境内抗日，自无畛域限制，中央及省府未令敝军受兄之节制指挥，故敝军无受贵军拘束
之义务。（二）现中央任何部队，不经兄苛细条件完全容许后，不得来去冀中，是吾兄竟与中央分庭抗礼矣，设全国各地均成如此局面，是否封建割据之复活？贵军
所谓统一战线，究竟作何解释？抗日前途安在？兄来电只言冀中军政统一之可贵，不知中华民国在全国军政之统一河北省政府在全国之统一尤可贵也。（三）此次敝
军北上纯为应付敌人之扫荡冀中，而兄部围攻敝军，正值敝军下令进击定、望、保之前夜，抗日云何？统一战线云何？敝军将士无不为之挥泪。事后贵军宣言谓为解
决武装汉奸，设弟如反唇相讥，国人之信任究将谁属？吾兄致鹿总司令电竟谓敝军开到博野袭击二分区司令部，事实胜于雄辩，如此颠倒是非诚为道德之累。（四）
弟率军北上系奉鹿总司令之命令，亦为达成速击定望保之任务，冀中事变发生后，遵总司令电在旧城一带停止待命，而兄部萧治国来函公言，六千大军对弟完成包
围，并在弟防地左右滥行发枪，扣压敝部官兵，弟恐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甘负怯于内战之名，一方面退避三舍，一方面报总司令，不还一弹，留待杀敌。贵部
甘冒不韪破坏统一战线之行动，是否出于兄之命令？（五）事变已极，如何解决，方得正义伸张，错误纠正，统一巩固，抗日顺利，兄既明达，当能鉴及无待弟言，
希即电覆，弟张荫梧养。”
这类互相指责的电报很多，没有必要再摘录。以下引用几十年以后的中共元帅和将军的回忆，他们道出了过去不可能公开的事实。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回忆与当年张荫梧等所指出的中共的作为相符合。
曾经担任中共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回忆了对国民政府所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是首先动武：“粉碎敌人扫荡后，
日军放弃南宫。鹿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公署‘不知去向’为藉口，宣布予以撤销。是可忍熟不可忍，我们当即采取了反击措施：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保
护’鹿主席，如国民党武装前来挑衅，迫不得已时即坚决回击；冀南行政公署也回南宫办公，行使职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
奏；广泛动员群众，开会庆祝八路军收复南宫得胜利，掀起反对赵云祥解散抗日团体，反对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请愿运动；我各专区专员、县长、区长一律照常
行使职权；各基干游击队和群众团体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击等。鹿钟麟见大势不妙，南宫没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枣强、冀县一带去了。”所谓先斩后奏，就是
消灭了国军以后，再报告国民政府；所谓斩而不奏，就是打击了国军以后不吭声。这些做法当时只有双方参与其事者知道。除了这样的正面打击以外，还从领导层次
内部分化瓦解民军。徐向前回忆道：“蒋介石为了给鹿钟麟壮胆大气，又任命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这时，石友三、高树勋部要求来冀南抗日。该部是西北军的，在
张北抗战中有一定贡献，当时算爱国官兵。中央指示我们，应对石、高部采取欢迎态度，使之‘能与我们亲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结石、高排挤八路军之企图，而使鹿陷
于孤立，迫使鹿进步’。省委、行政公署和部队，在领导群众‘驱鹿’的同时，积极进行迎接石、高部的准备工作。”（注4）总是颠来倒去的石友三于是在中共反
对鹿钟麟时公开采取中立政策，达到了中共的要求；后来中共又逼迫石友三，当投机取巧的石去和日本人勾结时，中共及时向蒋委员长报告石的汉奸行为，石于是被
处决。
吕正操后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那时候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在河北与国军搞摩擦的中心人物，也是一再指责国
军制造摩擦的人，他近年坦白回忆了在他管辖地区怎样赶走国民党政权的：“十月间，鹿钟麟又通过杨秀林找黄敬，要我到南宫与他谈判，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
问题。他当时是冀察战区司令、河北省主席，我那时是冀中行署主任。鹿钟麟找我就是要搞所谓‘统一政令’。……会谈时，鹿钟麟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
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并要发公文到各县去，我对他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
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按照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取消以后，要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冀中归河北省
统一管辖是当然的，但拥有兵马的吕正操完全拒绝国民政府与河北省政府的领导，而只是听命于晋察冀边区政府。不仅如此，还出其不意地消灭了抗日的河北民军的
三个团：“十一月间，张荫梧要到冀中博野来，先派他的副司令王长江、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共产党员）到冀中来接洽，他们对我讲，张荫梧要以河北民军总司令的
名义，带他的三个主力团到冀中博野和张仲翰的博野民军会合。我和王志平、孙志远商量后，答覆他们说，张荫梧要来可以，但是一定要由我们安排他的驻地和供
给，行动要由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十二月初，张荫梧亲自带领他的三个核心团向博野进犯，并在我二分区制造摩擦。我军被迫自卫，军区命令二分区：如果他们
先打第一枪，就坚决消灭之。二分区火速从保定与定县调来所属部队，把河北民军全部包围，自拂晓打向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全部消灭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
团。”（注5）当时这被称为“冀中事变”，这是国共在河北省第一次“摩擦”。从吕的回忆才知道，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的政治部主任居然是地下共产党员。而那时
候，中共一再公开保证不在国军内部发展组织。张荫梧率领的三个民军团显然是通过中共的地下党员（政治部主任）让民军进入圈套，而民军没有想到国民政府统率
下的八路军会消灭自己人，显然是毫无准备地被迅速消灭，不然三个团认真对抗，不是那样轻易被缴械。这回忆录还得意洋洋地记载了中共反咬一口的做法：“消灭
了张荫梧的部队以后，我们就利用‘第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部’的牌子，向蒋介石、第一战区、十八集团军总部、重庆东北救亡总会发电，向全国通电，说明张荫梧袭
击我部队，杀害我抗日干部，企图并吞游击第一支队，强占地盘，破坏抗战。那时我们还没有和国民党正面摩擦，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关系，说明消灭张荫梧
这一仗是由张荫梧挑起的。”当年吕正操严厉指责民军制造摩擦，中共的各种宣传机器，也都大力谴责张荫梧制造事端，中共如何受损。几十年以后，当事人才以胜
利者的姿态道出了真相。
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道：“这时，彭德怀从延安经西安、洛阳进入晋东南地区。……到旅部，彭德怀的反摩擦作战方案已
成竹在胸，立即下令调动部队打朱怀冰。彭德怀指挥作战历来坚定果断，说干就干，但这次是要打与我们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是要打一个大仗，非同小
可。……在彭德怀和一二九师首长指挥下，反摩擦战役很快就打起来了。首先是冀鲁豫、冀南我军将石友三部打垮。继之，是晋冀豫我军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
地区打垮朱怀冰、鹿钟麟、张荫梧等部，尤其是予朱怀冰部打击最大。鹿钟麟在林县被我三四四旅部活捉，我让部队将他放走，以保持统战关系。”（注6）中共完
全不遵照指定地区，哪里符合其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就派军队开赴哪里；哪里有国民政府的军队阻挡，就为了“革命利益”而消灭之；然后再控诉国民党消灭异己破
坏抗战。翻阅那时的报刊，中共总是诉苦，说如何被动的被国军打击，弱者往往又容易博得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同情，黄克诚和其他人的回忆一样，说明了主动者是彭
德怀直接指挥的八路军。
八路军在河北省发展力量和建立根据地，本来还是希望像山西阎锡山一样，“合作”进行。但是河北省的鹿钟麟和张荫梧等不同意，不愿把抵抗日本人所
夺回的土地，再交给不服从中央的事实上是割据的八路军，所以引起对抗。聂荣臻元帅那时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他回忆瓦解河北省的抗日民军有两种手段，
即从内部和外部：“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摩擦活动，我们从团结对敌、坚持华北抗战的愿望出发，采取了克制态度。八路军总部曾几度派人向鹿钟麟交涉。……我
们被迫还击，是从粉碎张荫梧开始的。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独霸博野一带的反动地方势力。
……一九三八年三月，张荫梧到冀南，不久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在博野一带不断向我们挑衅，积极进行摩擦。他密令
这三个团长，把队伍拉走，并袭击了冀中军区特务营，还将民军中进步较快的警卫营包围缴械。接着，又把主张抗日的张仲翰司令排挤出了民军。张仲翰同志以后参
加了八路军，成了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以后，张荫梧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委派了他的老乡、旧友张存实为民军司令员。殊不知张存实同志这时已经是我党
地下党员，他就任民军司令后，不但没有按照张荫梧的计划把这支武装拉过去，反而为我们创造了争取和改造这支部队的条件。加上我们增派了一部分政治干部到民
军工作，民军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在我们的影响和耐心教育下，许多官兵觉悟，表示要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有一些顽固份子拒不接受改造，偷偷地率领部队投靠了
张荫梧。……冀中军区和正在冀中的一二零师，火速调来部队，对张荫梧及时进行了反击。除张率几名亲信侥幸突围外，其部队二千五百多人全被我们解决。同年八
月，在击南元氏、赞皇地区，张的余部两千多人被我一二九师歼灭。”聂记述了消灭朱怀冰的经过：“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由陈正湘和刘道生同志率领，配属一二
九师陈锡联同志那个旅，在晋东南的山西、河北省交界地区，同朱怀冰打了一仗。参战部队迂回到朱怀冰军部的后面，一个攻击，歼灭了他的三个师。朱怀冰的部队
被打的落花流水，他的参谋人员和司令部人员，都被我们俘虏了。”（注7）
冀中主要是贺龙率领的一二零师和吕正操指挥的三纵队，贺龙因为紧急任务而半途撤回晋西北。根据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聂荣臻和彭真
电，派贺龙去的原因之一是，从东北军过来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以中共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要求来说还差的远，要求贺龙、关向应去帮助吕正操带过来的东北军
队“革命化”，贺龙成功地做了。经过一二零师帮助整训以后，“八路军化”了的冀中军区，共建成了十四个主力团；而且仅仅才九个月多，贺龙所部也获得大发
展：“一二零师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已由东渡黄河的八二二七人增加到四七九九一人，扩大了五倍多，这个阶段成为一二零师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
时期”。（注7）周恩来信誓旦旦向蒋委员长保证的军队人数限制，完全是欺骗国民政府的。
中共对河北省南部根据地的创建，由刘伯承统率的一二九师进行。由邓力群主编，当年第二野战军的文化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等撰写的《刘伯承传》道出了
部份过程。中共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口径几乎一致，总是说：“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全国各地制造摩擦，流
血事件不断发生。”其实，在中共为了抗日提出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不搞苏维埃和阶级斗争，取消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抗战，全面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等四项保证以
后，国民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方针。而是中共利用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善意，按照毛泽东的洛川会议的发展势力和地盘原则，在山西省迅速建立了根据地，成
倍地扩大八路军队伍。国民政府和有关当局这时候仍然是容忍和交涉。直到八路军乘山西之势，扩展到河北省，并且武装夺取了国民政府的河北省地方政权以后，蒋
介石再通过周恩来，希望两党合并，而毛泽东明确地回应是，要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引起中国国民党在五中全会的决定。中共的宣传部门从
来没有提到五中全会作出相关决议的前因后果，而只是提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把这决议作为摩擦事件的基本原因。这是对这一段历史事实的重要改动。中共不顾民族
利益，乘机夺取政权，无限扩大军队和建立无数国中之国，才是摩擦的根本原因。所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中共已经取得政权，就倒果为因，长期而系统地把在抗
战中的夺取政权合法化，还把责任归到艰苦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身上。幸好许多中共开国元勋的回忆录和中共中央文件道出了真相。
《刘伯承传》记述道：“刘伯承跟邓小平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种种矛盾，认为顽固派部队的广大官兵是有爱国心、愿意抗日的，是团结争取的主要
对象。顽固派里存在着派系斗争，可以加以利用，争取他们大部中立或暂时中立，一部向八路军靠拢，集中力量打击反共顽固份子、特务份子。在当前，鹿钟麟势孤
力薄，所部张荫梧是反共最积极的家伙，应首先予以打击。八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令第三八五旅主力及青年抗日纵队、独立纵队，冀西游击支队各一部，对张荫
梧进行打击。反击部队采取分进和击的战术，从各方面进到元氏皇赞地区，突然发起猛烈的打击，张荫梧部大部被歼，残部逃向冀南赵县、栾城地区，又遭到东纵队
主力打击，全部被歼，张荫梧只身逃脱。张荫梧所属民军独立旅王子耀部，在任家湾被青年抗日纵队一部消灭。”至于分化瓦解方面：把民军第四团团长朱程拉过
去；民军第二纵队第二师范子侠师长统率四千多人，由刘伯承一再联络：“经过不断地争取教育，范子侠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率部参加八路军，改番号为第一
二九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注8）总之，冀南的抗日民军被中共软硬兼施瓦解。
从策略讲，中共在河北省对待鹿钟麟并非一味地强硬消灭，而是经常试图接触谈判，以两手对待之。彭德怀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旬就曾经和鹿钟麟会谈，
刘伯承在到达冀南时找鹿钟麟会谈，似乎是很有联合抗战的诚意，其实是在打击消灭以前的策略。《毛泽东年谱》中又透露出不少新的史料。他对徐向前、邓小平、
宋任穷指令道：“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加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
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商讨交涉。”鹿钟麟对于这既成事实不反抗吗？破裂的责任在谁呢？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与鹿钟麟谈判的原则。他指令聂荣臻、彭真、邓
小平、宋任穷：“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碍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注9）这是要鹿钟麟投降，鹿不愿承认
中共造成的既定事实并且稍有反抗，就一直被中共宣传成“汉奸投降派”。
国民政府留在河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所有军队，即鹿钟麟、朱怀冰、张荫梧统率的军队，不是被日本人消灭，而是被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消灭掉了。中共的三位元帅、一位大将、二位上将的回忆录和传记，已经清清楚楚向历史做了交待。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北平、武汉、济南等大城市，但是山东的广大地区，仍然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沈鸿烈被委任为省主席，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统率十余万军队与日本军队抗衡，占据着沂蒙山等要地。
因为中共在江南有新四军、山西、河北有八路军，是分开的，山东若被中共占据，就可以把华北的八路军与江南的新四军联成一片，山东战略地位的确很
重要。在抗战开始以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经开始在那里活动。一九三七年前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已经组织游击队活动，到一九三九年夏，改编为八
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为了占领山东，延安命令，八路军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抽调兵力，进入山东展开工作，这支主力部队已经
有七万人左右；再有就是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九年五月派遣徐向前去山东统合整个山东的中共武装，成立了八路军
一纵队，由徐向前担任司令员。于是，在日本军队的鼻子底下，在山东出现了国共军队惨烈的流血悲剧，获胜的是中共一方。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发出《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共四条，以第一、第二两条最重要：“（一）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准备
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份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我各支队活动区域问题上，应尽力争取有利地区，决不放
弃已得地区。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能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解放
区。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得财源决不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及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这条指令根本上是，在地区、政权、财权问题上，决不让步，要“准备
长期摩擦”，即不是对抗日本侵略军队，而是长期、坚决对抗反侵略的国军。这里已经和过去中共中央的总是假借抗战之名的指令不一样。这坚决的指令是徐向前去
全面领导山东的夺取政权的斗争时发出的。
第二条是分化瓦解国军的策略，特别是违背一再保证的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不发展中共组织的协议；“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进步
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收军官，但应短小精干，隐蔽埋伏，对帮助东北军发展及供给干部应特别慎重，否则会自己搬石头打自己的
脚，石友三例子已是教训。”在河北省的东北军中，中共已经通过地下党和吕正操把大量东北军变成中共的武装力量；在山东，东北军中有解方等重要地下党员在起
作用，这条指令在东北军中公开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并且试图分化山东省长于学忠所统率的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徐向前记录了他与于学忠的对话：“他说：你们明
白，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
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
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任，不经过我们的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注10）（按：以下的徐向前
回忆出处相同，不另外【注释】）这段对话说明，引起“摩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共的八路军在抗战中即开始夺取政权。
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做的长篇报告中，对于摩擦问题指令道：“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破坏
性与准备投降性的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予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坏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
卫的防卫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
‘摩而不裂’。严防挑衅，不要上当。”毛泽东在挑起摩擦的时候，不仅仅在行为上极为大胆坚决，而且在宣传上，把敢于对抗中共的夺权者的任何人，一律叫做投
降派，即把反共和投降两个词汇统一运用，从而把中共的一切行为都宣传成为了抗战；而且他敢于把他制造的“反摩擦”说成是“在于巩固国共合作”，即把破坏抗
战的行为，用一整套的宣传术语把其说成是“为了抗战和统一战线”，所以制造斗争是为了统一的谬论。
徐向前回忆，当八路军初去时，很孤立：“政权在谁手里？在国民党手里，除了敌占区外，县长、区长、乡长多是国民党人，听于学忠、沈鸿烈的，不听
我们的。”政权既然在国民政府手里，为什么还要去夺权呢？但是中共中央直接命令向国民党夺权，从而开始了八路军打中国人的悲剧。徐向前记载的中央指示说：
“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和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经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秦启荣
形同汉奸，多次向我进攻，未能给以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况不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怎么改变呢？他叙述的办法有两点，一是在日本军
队撤退后，立即组织中共政权，二是直接消灭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总之，按照中央指示，用一切手段对付国民党，这两点都做到了。
徐向前记述：“鲁中敌人‘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国民党政权垮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地区。好得很！我们抓
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到一九四○年三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
的民选县有四十多个；年底，发展到九十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
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注10）以抗日为名自行到山东的八路军，不是和日本人争夺大中城市，而是和国民党针锋相对争夺小城市和农村的地盘，摩擦就
难免了。国民党如稍有反抗，中共的舆论攻势立即就铺天盖地而来，毛泽东亲自宣扬：“张阴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阴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无法
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笔杆子从来都是左翼文人占优势，是非黑白就颠倒了。徐向前写道：“对付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必须公开揭
露，晓谕国人，使其丑行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沈鸿烈、秦启荣每次制造摩擦事件，我们都通过发表抗议、声明、通电报纸宣传、张贴标语传单、举行群众集
会、致友军信件等形式，说明事实真相，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及其散布的种种谎言。政治揭露及时、有力，中间派便容易同情我们，顽固派的处境便
日益孤立。……一九三九年八月……由张经武、王彬同志在前面指挥，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参加，几天之内，我军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
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共缴枪两千余支。”中共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权成功了。
山东的大部份地区被日寇和中共占据以后，只好将山东省政府移到安徽省，被毛泽东点名的秦启荣出于责任感，坚决留下，到鲁西山区去坚持对付日本人
和八路军。但他很快被中共偷袭身亡，一本纪念秦启荣的回忆录写道：“时国军既退，未敢远离，乃移驻安邱之辉蕖。八月六日夜，先生闻西南有枪声，知有警，起
视之，寂然，时许，枪大作……至八时许，从容执手枪出，初向北，遇伏，转而东，伏益众，先生谓从者曰，今日之役，非死则俘尔，为主义牺牲，吾所得矣。旋顾
卫士仅余一人，问曰：汝尚余子弹几何？曰三十余，曰，我仅三发；然仍须击也。语未尽，卫士回顾，先生仆地。欲起者再，即以枪自击之，死焉。”秦启荣死的时
候的职位是：山东省建设厅长、鲁南办事处主任，代理行使山东省省主席职务。（注11）据统计，在山东坚持打游击的国军，死于中共枪下者，多于死在日本人枪
下。这是中共成功地向山东发展的自然结果。
山东鲁西区党委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作出《关于鲁西形势及斗争方针的意见》，这内部文件指出战斗任务的中心仍然不是打日本人，而是打中国
人：“为巩固扩大鲁西抗日阵地坚决以反摩擦来答覆顽固份子的无理摩擦，是目前实际战斗任务的中心。”一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在黎城召开的北方局的高级干部
会议上，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会议的报告中，专门有《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一节，他指出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艺术，即消灭了国民党，还要国民党有苦
说不出。
中共中央乘胜前进，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发出《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指示》，在策略上指示道：“在反摩擦中应当利用国民党各部份彼此的各
种矛盾，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因此对秦启荣及其他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取坚决消灭毫不妥协的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工作。对沈鸿烈
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方进行统一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正拒绝决不让步。对中间如老同盟会及公正士绅等应联合之并发动其积极性。……”这些历
史文件非常清楚地一再证明，中共所进行的不是抗战，而是夺取政权。在这份文件中，并没有阻击日本军队的中共，进一步要求扩大军队的力量：“山东纵队与一一
五师彭雪枫部应当大大扩大，应当收徒手兵，在山东及整个苏鲁战区应当发展新四军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应当毫不犹豫的执行这一计划。”在战略方面指示道：“在
战略部署方面，必须极力注意我们在鲁西南、在豫东、在皖北、在苏北地区，这几个方面猛烈广大的发展。一一五师彭雪枫部及苏南苏北支队应在这些方向共计发展
十万以上的武装力量，五百万以上的有组织的民众……。一方面造成武装与民众的长城，用以隔断山东顽固份子与国民党的大后方的联系，以孤立这些顽固份子，一
方面与江北新四军真正联系起来，迅速打成一片。”中共中央的这些战略部署，根本是为了把江南华北连接起来。
徐向前只在山东工作一年就返回延安，他总结在山东的扩大情况道：“山东纵队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月间是二万五千人，到一九四○年上半年，即发展到
五万一千余人（不包括调给一一五师的三万多人）。一一五师一九四○年初是五万八千余人，到九月就发展到七万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武装自卫队团等地方武装
也有很大发展。”这总结中有打击日本军队的记录吗？
在陪都重庆，中共出版的书籍公开为其夺取政权辩护，以下根据进步社编写的《今日之摩擦问题》中，以国共两方军事首领的两封电报，摘其有关山东的
部份作为本节的结尾：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
府所在地鲁村发起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往后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
查报。据于总司令歌电称，查徐向前部于十四日攻占鲁村，本部一再电徐制止，撤出鲁村，徐当即覆电愿遵令办理，但并未实行。迨新博一带之敌进犯鲁村，徐部乃
于十八日不战而退，该地遂于十八日被敌占领，二十二日敌退，徐部复入鲁村，至二十二日始撤去等语。”这公开质问八路军领导的电报，与一九八○年代徐向前的
回忆录是符合的。
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在十一月九日联合答覆，对于所举的事实，竟然不能答覆，只是说：“痛心”而已，一共几句话：“其
中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遵电所示者，言之甚痛心，其发生之原因，消除之方策，德等早已迭次陈明在案。”（注12）这更证明了中共当时就理亏，如今加上元
帅将领们的回忆，这一历史应当定案。
概括言之，中共对于国民政府所统帅的抗日部队，对待强大而没有力量消灭者，则联合与利用之，甚至在遭到反击以后，仍然保持笑脸，如山西在一九三
九年十二月阎锡山指令反击以后，中共中央命令武装反击，但是在公开文件中对阎锡山，仍然高呼拥护；在河北省则是一面谈判，一面武装消灭，毫不留情，并且在
宣传上一再说鹿钟麟、张阴梧、朱怀冰是汉奸投降派；在山东，则对于妨碍中共夺权和建立根据地者一律果断歼灭之，连谈判都不要，事后说消灭了汉奸即是。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
2、徐孤星、陈于逸编《国共摩擦问题》第十四至十六页，国际文化编译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年，香港。
3、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救亡日报社编：《献给关心河北问题的朋友》第十七至二十页，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4、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626-627页，解放军出版社发行，北京，一九八七年。
5、吕正操著：《冀中回忆录》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6、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第275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
7、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452-455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六年第二版。
8、李曼村等主编：《刘伯承传》第225-2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年。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88-8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六年。
10、《徐向前回忆录》第页。
11、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编《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二年。
12、进步社编：《今日之摩擦问题》，第23-26页，一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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