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三、整风统一全党
在新四军占领苏北以后，中共的力量扩张基本达到了极限，由扩张转入巩固，特别是加强连接华中与华北的战略要地山东地区；另外，自从德国在一九四
一年六月发动对苏联的进攻以后，迅速逼近莫斯科附近，如果日本在远东再发动进攻，苏联就会更难以支持。所以，莫斯科曾经指令中共延安当局，不要再去进攻国
民政府军队，以便国民政府军队专门抵抗日军，以便减轻苏联的压力。
因此，从一九四二年夏天以后，国共之间的局势相对地稳定，于是毛泽东抓紧时机整顿中共内部。《毛泽东年谱》记载毛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的中央书
记处会议上说：“皖南事变后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可见只要中共不去扩张地盘，国共之间就和平。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说“其目的都是争取时局好转”。所以乘机整顿内部，加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的杰作，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将中国共产党完全统一在他的周围，使得他变成中共绝对的党的领袖。他成功地把自己的“思想”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几乎与马列主义并列；使得中共成为一个组织空前严密、思想相当统一的更强有力的政党。
在抗战前期所建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将矛盾绝对化的阶级斗争哲学，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求和谐的仁的哲学完全相反。作为中国传统思想都核
心，是在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之间求得和谐，即“诚”，“诚”首先是一种人的内心的道德境界，实行起来，与天地万物的规律一致。《中庸》说：“诚者自诚也，
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在这里，和谐的“诚”是绝对的；但是在毛泽东从苏俄抄袭来的斗哲学里，“斗争是绝对的”。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
凭着手中的权力，将斗争哲学在全中国实践，于是，几千万人被整死饿死。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吴虞，只是扮演打倒孔家店的角色；而具体用苏俄的斗争哲学来填补
文化真空的，则是毛泽东；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最早全面地在中共党内贯彻斗争哲学。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灵魂的全面摧残。
在组织方面，整风运动将列宁的建党学说在中国实践，将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欧洲的中世纪，是被基督教会严密统治的组织社会，随着
文艺复兴对人的关怀和工业社会的兴起，出现了追求人的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但是俄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其中世纪的统治精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组织中
保存下来。这一套思想和组织方法，恰恰适合满脑子帝王思想的毛泽东的需要。整风运动，通过个人的反省和众人的批判，将共产党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毛氏组织王
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再把全中国变成为一个严密的毛氏组织王国。
所以，整风运动不仅仅是毛泽东排除王明等党内的其他领袖，将自己树立为党的绝对领袖的一场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其所建立的中共延安“解放区”王国，更是几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世纪王国的雏形。
在抗战中，中共破坏抗战，不顾民族利益而发展一党地盘和势力的同时，却伴随以每一天都咒骂“蒋介石国民党卖国”的强力宣传，这体现了毛泽东自称的“痞子运动”天才。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那样颠倒黑白的技巧和孤注一掷的胆量。
在抗战后期，毛泽东走了第二步，就是整顿内部，以便他个人从思想和组织加强对中共，首先是对高级干部的控制。他先确定中共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的
是非，然后让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都以这是非来衡量检查自己，使得每一个人经过一番“思想革命”，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是
“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中国的古代是一个重道德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主张自省，即通过人们内在的“思”来唤起自己的善性，来对社会和他人关注。
这方法被毛泽东接过来，将“自省”的内容根本变更，用来检查是否站在毛泽东个人方面；毛泽东以外的党的所有领导者：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
都被定性为党的罪人，再以反宗派为名，建立起毛泽东的绝对宗派，凡是与毛关系好的和拥护他的，都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毛的帮派在中共党内的绝对
地位；更通过在组织方面的“审干”，人人自我检查和互相批判揭发，将恐怖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然后建立起党的铁的纪律，组织层层控制，人人互相监督，使
得中共成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强大的政治集体。这就是毛泽东发明的整风运动。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这就是半年以后开展整风运动的前
奏。所谓的主观主义，就是与毛的政见不合者的代名词，主要是指王明；所谓宗派主义，就是毛的派别以外的中共内部所有的派别。王明不服，在十月的中央书记处
工作会议上提出反驳。于是，在十月十三日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
为此，必须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清算过去的中共历史，并且编成一部以毛为中心的路线斗争史，最初由毛泽东亲自参与编辑的是《六大以来》，半途参
与其事的毛的秘书胡乔木记述道：“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开始我不知道秘书该怎么做。后来我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
清样。我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事吧。’毛主席说：‘你这才找对任务了。’……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王明是什么人？从苏联回来是什么背
景？回来干什么？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常识。……王明一回来，大肆宣扬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这是斯大林的思想，他认为只有蒋
介石能抗日，认为张学良、共产党没有作为。……王明搞了几个月，犯了错误。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了他的错误。……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一九三○年写的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清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
始编《六大以来》。……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
有了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
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注1）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一般不在他的冠冕堂皇的各种讲话之中，而在他执政以后建立的空前独裁的统治，在今天，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毛在抗战中的政治目
标，是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这党外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政府；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由他做绝对的领袖，这
党内敌人就是王明。王明有苏联的支持，他也有他的理论武器，他在一九三○年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等一系列著作，王明这小册子一九四○年在
延安再版，就是向毛泽东挑战；而且，毛泽东虽然有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一批中共的著名的领导人拥护，特别拥有八路军、新四军各个将领的支持，但是王明在
党内也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干的周恩来就是王明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在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批从苏联回来的领导者，如博古、陈云、康生、张闻天等都
与王明的关系深厚。如果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怎么能够让其他人来坐呢？心腹之患不得不除。毛泽东怎样来进行党内斗争呢？他的政策和策略，中共党内无人能出其
右。
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西部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人数锐减到一万人左右；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却有十多万人。但毛泽东掌握着
党的中央机关，不仅仅人才比较多，而且可以发号司令。当毛泽东知道陕西境内有红军部队以后，突然不经过中央政治局商讨北上。张国焘因此不服而有另立中央之
举，立即被戴上分裂主义的帽子；本来打通新疆与苏联联系是中共的既定政策，由强大的四方面军担此重任，毛泽东假国民政府“马家军”之手将四方面军主要力量
消灭，还要给张国焘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四方面军西进出自毛泽东之口，在一九八七年初北京办的《历史研究》杂志上，通过毛泽东的两个电报透露出来。然后毛
泽东逼走了张国焘，将四方面军的人才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和其他人马拉过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王明兴致勃勃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仰仗斯大林的支持有不
可一世之气势，但与王明关系不和、正在四面楚歌的张国焘暗自判断，王明将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凡本事，就是把肮脏的任何夺取权力的举动，都要披上各种粉饰的伪装。例如他从参加抗战以来就不听从国民政府命令而扩大权力，这
样的做法被称作“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抗战开始就把任何敢于抗拒中共的国民党人，就称作“亲日派”、“投降派”、“顽
固派”、“汉奸派”等等。他对于党内的权力之争，也总是披上马列主义的理论外衣，无论早期对张国焘、王明，或者晚期打倒刘少奇都是如此，使得他肮脏的胜利
变的堂皇，而且也便于吸收更多的追随者。打倒王明的整风运动，其主旨叫做“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口口声声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办事，其实到了毛泽东
的晚年，他仍然没有读过多少经典著作，他的所谓的理论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等，都是经过旁人帮助抄自苏联，而且从哲学的角度讲，非常浅薄；他不
懂任何外文，理论底子也薄弱，在战争环境中，也读不到什么书，除了中国的古籍。他的整风的理论口号，是他及时发明和为他发动的党内斗争服务。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吹响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号角。毛说中共中央的路线没有问题，问题在那里呢？
“就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党内外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言语文字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还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风没有去掉。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
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主观主义。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宗派主义。所谓文
风有些不正，就是说党八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毛说有
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注2）历史已经证明，他要打倒的是王明，在开始进行整风的文件中却不见王明的影子，满口“马列主义”，即用
来确定是非，毛真是高明。
对于广大共产党人来说，不管毛泽东如何损伤中华民族，如何破坏抗战，用中共的意识形态语言都有一套解释，尤其中共已经从陕北山沟沟中的三、四万
人，变成了拥有陕北，山西、河北、山东、苏北和鄂豫交界一带的广大地区，拥有几十万武装力量的强大政治力量，这事实本身就容易确定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
就使得他有本钱来清算其他人，而毛泽东所碰到的抗战的时机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失败责任在谁？在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特别是仍然有一定势力的王明。
毛花了相当的功夫来清算王明。
从延安整风起以后几十年，中共所有的党内运动都是“三步曲”，即第一学习文件，确立该运动的目的和是非；第二是每一个人以所确立的是非为标准做
自我检查，然后由其他人对检查人进行分析批判，把每一个人批评得体无完肤；第三是组织处理，大部份给予宽大政策。这使得每一个人在运动结束以后都战战兢
兢，随时提醒自己不要犯错误，要对党忠诚，并且感谢党的信任和宽大。这步骤体现在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就
延安学习与检查问题的工作发言，指出：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个机关中的积极份子与落后份子不
要平等看待，要使积极份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份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学习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注意
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
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需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注3）
延安整风开始就是学习党的历史，即从整风开始就学习毛亲自参与写作的《六大以来》，连中央书记处的最高级成员也不例外。到四月三日，已经通读了
一遍，延安各机关也如是。毛泽东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其亲自作长篇报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即以他自己为中心和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构成中共的所谓历
史。对于中共的所谓路线问题，即在中共的派系斗争中，是站在毛泽东一方，还是站在王明、张国焘一方，是整风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统一党的
高级干部的认识。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成立了中央学习组，又称为中央研究组，“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
义。”然后，毛泽东以召开“七大”（按：“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五月召开）为名，要求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必须参加整风，毛泽东为了示范，把他自己和陈伯
达、康生三人编在一个小组，而陈伯达是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能手，他正是在整风运动中开始高升的；康生则是从王明阵营投靠毛泽东以后，成为毛泽东排除
异己的最凶横的打手。整风运动一开始（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就是地位仅仅次于毛泽东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掌握着整人的大权。
自古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传统，为防止任何可能的军队高级领导不忠于毛泽东个人的事情发生，八路军、新四军的最主要领导干部，都先后被命令到延安长期住下，以解决路线认识──对毛泽东的忠实问题。
聂荣臻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离开他亲手创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他在根据地已经六年，他到延安参加整风，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曾经是四方面军的主要
军事指挥员的徐向前，在为山东根据地奠定基础以后，早在一九四○年夏天就奉命到延安，其间，彭德怀曾经致电毛泽东，期望任命徐向前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毛泽东当然不放心，宁愿长期让山东根据地内部不和，工作极差。直到刘少奇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到达山东以后才加以整顿，就是不让这个善战的指挥员去指挥枪杆
子，而让徐就住在靠近毛泽东窑洞的地方，也是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重新指挥军队；刘伯承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秘密返回延安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让他回前
线；陈毅从井冈山起就与毛泽东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所以在新四军遭难以后被任命为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狱），他因为与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不和睦，被饶排
挤走，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军部，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到达延安，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延安；周恩来和林彪在一九四三年七
月回到延安。林彪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毛泽东的爱将，从苏联养伤归来，毛亲自到机场迎接，到达延安以后，又让林彪代表他本人去重庆见蒋介石委员长，自然不属
于被整的范围，但是周恩来就不同了。
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长期在毛泽东之上，势力雄厚，在江西曾经和王明集团的人一起排斥毛泽东，王明回忆说，毛泽东命令周恩来从重庆回去是要挨整
的，结果周一转向，很快就过关了。周恩来在七月十六日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等人亲自迎接；八月二日，又举行欢迎周的晚会，周恩来竟然在欢迎会上当面歌颂毛泽
东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行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
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了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
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注4）虽然周转变的快，可是仍然以回顾中共历史的方式作书面检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份，分为《自
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份，光是书面提纲就有两万多字。然后和王明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博古一起被激烈的批判（以上见胡乔木的回忆录）；因此毛泽东放过
和拉拢了周，只是把王明本人定性为左倾路线的理论创造者和制定者，博古则为执行者和发挥者。周恩来被毛泽东拉入六届七中全会的五人主席团。一打一拉，分别
对待，总是占据多数。
回到延安最迟的是彭德怀，彭德怀对中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但是对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并不过分崇拜，有意见照样提出，对王明在抗战中的主张部份同
意，而且发表过几次与毛泽东主张相左的文章，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开始至夏天，竟然对这个八路军的实际全权主持人（朱德长期在延安，不在八路军总部）批判围攻
四十几天。聂荣臻回忆道：“整风过程中，在延安还举行了华北会议，参加华北会议的，除去新四军的同志，各根据地负责人都出席了。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
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百团大战战果很大，用意也是很好的，只是后来硬
啃敌人弱点，非要攻下来不可，使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华北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显然是过头了，过火了，搞得彭德怀同志也难过。”（注5）这后台当然
是掌握整风绝对大权的毛泽东，整整半年的时期，毛泽东送来没有加以制止。
通过文件的学习和高级干部的思想检查批判，毛泽东的绝对地位得以建立。
只是高级干部统一了思想还不够，对社会深有影响的，还有文学艺术。许多不满意国民政府统治现实，或者为了抗战而跑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并不信仰马
列主义，而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毛泽东的个人王国如果要建立，必须要消除这些与他的王国相抵抗的东西，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发表了
三次讲话。即在整风学习阶段，除了高级干部从路线上统一到毛泽东路线以外，毛对于文艺政策亲自制定，发表了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中国大
陆文学家的话来说，这为所有中共统治下的文学艺术家套上了一道“紧箍咒”，长达几十年之久。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艺是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
务。因此，文艺就必须为共产党的现实政治服务，毛泽东把文艺称为“文化的军队”，与“手里拿着枪杆子的军队”并列。这就使得表达文艺工作者个人对人生和社
会看法和价值判断失去了自由，文艺工作者从此被套在共产党的车轮上拖着走，违者被碾碎。毛泽东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他说：“在整顿三风之
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王国最可怕和惨无人道的，
就是禁锢思想，控制思想，改造思想，要在人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改造的标准就是绝对地成为毛泽东一切杀人、整人政策的歌功颂德者。而知识份子往往眼光
比较开阔，总是有一些个人的独到看法，所以知识份子成为毛泽东历次整人运动的对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革命对象的第九种人，悲惨异常。而首次提出全面
的改造思想，就是整风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讲话。而“转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为的是“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多么动听！而实际上，就是歌颂毛
泽东、歌颂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切现实，不然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这方针在中共建国以后伴随恐怖政权变本加厉地进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使得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为工农兵服务”，除了直接歌颂毛泽东、共产党，其它的任何作品都不能见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思想恐怖专政时
代。这起点就是整风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都纳入毛泽东的王国以后，组织上也必须建立一个专制王国，这就把对中下级干部的政治审查工作提到了日程上，这造成了延安的
一片恐怖。现在的中共为了维持毛泽东的形象，总是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害死千万的中国人的罪行推到所谓“四人帮”的头上。而整风中的造成延安恐怖的罪行，
则推到康生头上。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会议上制造恐怖说：“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
木不仁及反对革命份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为害是何等严重！”于是，“整个延安一夜间变成为私立公堂和人间地狱了。到处是大喊大叫、声色俱厉的逼供。有的单
位，甚至于特务已占了压倒优势，好人倒反而寥寥无几了。……挖出的特务越多，康生的成绩也就越大。‘毫不夸张地说，’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分析敌情时，以十分
肯定的语调说：‘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
坏人！’他说：‘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不完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康生所造成的恐怖状况触目惊心：“军委三局电讯
学校二百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了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
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连中央秘书处，只
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延安和延安地区，成为特务的天下了。挖红了眼，像发疯似的，一个人高兴时像特务，忧愁时也像特务；爱说爱道像特务，沉
默寡言也像特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怎么看怎么像特务。”（注6）这是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领导干部之一公布的情况。但是现在大陆有关人的著作中都众口一
致地说，这是康生干的，而回避康生的后台毛泽东，毛干的坏事仍然被长期地掩盖起来，证明有三：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肃清内奸”，培养“肃奸干部”的指令；他在八月八日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强调“审干”是党校六门
课程中的两门主课；他在一九四三年发出的抓特务详细指令没有收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等重要官方出版物当中。根据日本编辑的《毛泽东
补卷》，毛亲自拟订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致延安到处抓特务，造成一片恐怖。该决定第一段充分显现出毛泽东的用心，毛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
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
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又积极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
一部分转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故特务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这是指令要大规模抓特务。在中间的一段毛泽东
指令培训特务打手：“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查、询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
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最后一段是“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
掺杂进行。凡是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的地方，就可以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它部门
及其它地方，决不可普遍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或地方，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
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注7）毛泽东的名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时，正是延安抓特务紧张的时候，毛泽东为了强
调抓特务的重要性，特别加上一些有关“抓特务”指令，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版的单行本的时候，统统删除掉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继续传播毛泽东的个人
崇拜的时候，在回忆录中不慎透露：“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
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
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不协调的不实之词，
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不仅仅这些抓特务的指令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的，他重用屠夫式的康生，把他一手扶上台，在之后几十年
中一直是毛泽东消灭政治敌手的刽子手。
康生本来是中共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副团长，是王明的得力助手，他在莫斯科受过斯大林大肆杀戮的肃反运动的熏陶，他和王明一同回到延安
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眼见王明失势而投靠毛泽东，而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是书记处书记。他一生最会揣摩毛泽东的内心，然后充当打手。毛泽东在整肃王
明的整风运动中，居然让康生担任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康生当然秉承毛泽东之意行事。如果康生在肃整中下级干部的抢救运动中不是顺应毛泽东的旨意办事，早
就撤销了他。相反，毛泽东还提拔他担任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和情报部的部长，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的组织调整中，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由于康生的投机和善于
整人，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的名声也不好，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由毛泽东亲自做工作，才让康生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如果康生整人违背了毛泽东之意，毛泽东
只要说一句话，就把这个有民愤的王明分子赶下台了。这一切证明，在延安大抓特务的后台，是毛泽东；当然，在积怨过多的时候，在一九四四年冬天，毛泽东在延
安大礼堂，亲自向整风运动中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还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那时候毛的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他已经是党的绝对领袖，谁敢怨他呢？任何专制政体都离不开恐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毛泽东一生都是制造恐怖统治的
能手，他需要康生这种人来制造恐怖，只是有时候需要对此加以掩盖而已。
因为整人太多，毛泽东真正地认错了吗？不！最明显的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王实味是一个不满现状的知识份子，为了实现理想而来到延安，
担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但是，延安的现实使他失望，他发现中共的官僚们，口说平等，实际连吃饭都分等级，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别，为此他写
了文章批评，没有想到因此惹上杀身之祸。他的《矢与的》三篇文章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作为墙报发表，毛泽东在四月初的晚上就亲自用马灯和火把照
明，到中央研究院观看。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于是，发动了对王实味的文化围剿，而且亲自给王
实味扣上“托派、日特兼国特”的可怕罪名，王从此失去了自由。十年前才得知，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在山西，王实味被斧头砍死。（注8）《康生外传》的作者
也记述道：“一九四四年底，到平反甄别结束的时候，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关在延安保安处的窑洞里。这都是康生亲自‘鉴定’的‘特务’、‘汉奸’、‘托
派’。不予审理、平反。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延安时，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部队撤离延安到黄河边，在康生的命令下秘密处决了。”（注9）
在高级干部中确定了以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为中心的是非，在中下级干部的心中根植下恐怖（同时再不断地加以“思想改造、提高认识”），整风运动就走入建设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领导班子阶段。
最主要的是，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按：以后叫“毛泽东思想”）的制造者刘少奇一下提拔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只有做地下工作的经历，对于
中共赖以壮大的武装斗争没有贡献；只是在一九四○年底才被派遣到新四军，到达之后指挥了新四军最大败绩之一的曹甸战役。如果是旁人，一定会被毛泽东追究；
刘少奇在抗战爆发之初仅仅是作用不大的北方局负责人之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毛泽东把他的这个小老乡留在延安，在十月第一次批判王明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刘
少奇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比他地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有十一人，而且与王明密切的张闻天仍然是总书记；到了整风进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的地位巩固，王明成为
了批判肃整对象，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由毛泽东直接提拔，成为了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也成为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常务委员的书记处
三人书记之一，还是军委副主席，其地位仅仅在毛泽东一个人之下；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由毛泽东负责宣传委员会，刘少奇负责组织委员会。毛泽东的小
宗派合法化，成为党的主流派。昔日的总书记张闻天被下放到基层锻练；住在医院的王明因为被注射水银（见王明的回忆录和他当时为此事写的诗歌），被医院的外
国医生发现抢救过来，从此没有出席中共中央的所有会议；博古在会上一再做检查，第二次检查以后，再次被批判清算了两天；周恩来虽然被拉过来，也在会上做了
几次检查，他在八月三十日，九月一日做检查外，在以后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还做了四篇学习检查的长篇笔记。周恩来虽然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一共五
个副主席）的宝座，最高的书记处的三位书记没有他，具体的组织和宣传委员会没有他，他只是与国民政府打交道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实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绝对控制。
通过整风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毛泽东为中心来解释，使得对文学艺术必需为中共的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特别是在组织上，完全以毛泽东的个人需要而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整风运动的真正结果。
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思想，也在这次运动中暴露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的精华相对立的。这集中表现在对彭德怀批判的一封信件中。彭德怀一九四三年二月八
日，在向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讲话时，谈到教育问题，该讲话在四月七日发表。彭德怀说：“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在用一
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
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
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
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
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的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
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
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注10）为此，毛泽东在六月六日（按：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九
集将日期定为五月六日，此按照《彭德怀年谱》和《毛泽东年谱》的日期）致电彭德怀，对该信件加以批判，毛泽东的这封信件，是他的文化专制思想的最早全面的
暴露，全文如下：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们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
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经
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份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
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其现实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份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
解释，强调镇压反动份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
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
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
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
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注11）
毛泽东在他正式发表的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用的是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之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而把他自己的真正
意图藏在后面。但是这里批判彭德怀的信件，却是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赤裸裸对自由平等的概念解释做出反对，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全面专制的思想的最
早全面透露。
毛泽东的信件所表露出的问题有三：
第一、根据中共扩大根据地的政治需要，完全抛弃这些定义的本来含义，而任意加以武断地解释。中共历来有这方面的传统。早在联俄容共期间，在孙中
山先生去世以后，为适应夺取政权的需要，将“联俄容共”改成“联俄联共”，并且运用至今，虽然从孙中山先生所有著作之中，至今找不到一个“联俄联共”的名
词；而且毛泽东在抗日开始的时候，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第一条就表示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却强词夺理地声称“联俄联共”就是新三民主义的
内容，而且在其它演讲和著作中一再重复，把这窜改成为“真理”。如今毛泽东再施故技，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来意义都去掉，而作为掩饰中共根据地的遮
羞布。毛泽东的本事的确非凡，在中共一九三七年红军接受改编的时候，提出的四条保证，经过几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中共的每一条做法都是背道而驰，一般中共人
员在社会大众的批评面前唯恐躲犹不及，但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居然举出这四条，说中共条条都实行了，没有执行的是国民
政府，毛泽东说道：“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及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我们完全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及敌后
各抗日根据地上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是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一项政策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坏国共合
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及赤化运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
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坏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自己的诺言，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了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
三，苏维埃政权还是抗战第一年就取消了，三三制的民权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
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现状，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
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了的地方，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第四，‘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早已‘取
消’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现了。”（注10）如像这样理直气壮撒弥天大谎的政客，的确难
以找出第二个人。毛泽东将“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意篡改，只是他的小事一桩。再如他将刘少奇一手扶上台，在整风运动中，把刘少奇的名着《论共产党员修
养》、《论党内斗争》都作为整风中干部必读的二十二篇文件之一，但当毛泽东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把刘所有的著作都作为大毒草，发动所
垄断的全国的宣传工具“猛批黑‘修养’”声称这是刘少奇背着他写的“资产阶级的大毒草”。总之，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常常是谎言的汇集，他篡改“自由、平
等、博爱”等经典概念，只是他常常任意撒谎的一次而已。
第二，毛泽东否定西方思想的精华。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对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反抗而提出来的，就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倡民主，也是遵
循此路。但是毛泽东却强调民主只是为了抗日之用，实际上否定了民主制度本身。毛泽东“用”民主制度的什么呢？用其名，而去其实。中共为了在抗战胜利以后夺
取全国政权的所有的根据地──国中之国，在“根据地”的前面一律冠之以“抗日民主”字眼。用“抗日”两个字，是为了利用整个民族危亡的局面；用“民主”两
个字，是为了批评国民政府不“民主”而分享国家权力。实际上，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民主是远远不完备的；而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根据地”，却完全没有民
主。例如，中共能够在抗战临时首都重庆正式发行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让这报纸天天宣扬中共的意识形态，天天骂国民党；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左翼文化工作
者，几乎一直在各种左翼刊物上发表各种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重庆的剧场主要上演的是郭沫若、曹禺、田汉、吴祖光等的作品，唱的歌曲大多数由中共党员聂耳、
冼星海、贺绿汀、任光等谱曲。但是，在中共的“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却容不下一个王实味。连老资格的女共产党员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
候”，对根据地稍有批评，也立即成为整风的对象。对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的“党性”要求，成为束缚每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工具，不同意见不可能稍有表露。整风就
是把一个欧洲中世纪式的小公国全面的建立起来，所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是恐惧万分的，“自由、平等、博爱”怎么竟然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提出来！毛泽东
之所以将“三民主义”的内容偷偷改成共产专制主义，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偷偷改成不自由、不平等、和仇恨，表示他的政治理念和全世界优秀文化价值
遗产根本相反。“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来自西方。因为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压迫，而有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法国革命就是以追求个人自由为最大特
点；美国在独立以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必需缴纳大量的税，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使得美国独立战争以争取平等为首要，以后林肯
总统也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而领导了公民战争；至于博爱，更是以宗教获得精神超越的西方文化的基石，其相对概念为仇恨、斗争。这些概念在人类短暂历史进程
中，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任何一个只要不是完全为自己私利的当权者，都会仔细研地究和吸取这些人类共同的政治文化遗产，就像孙中山先生在他
著名的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就将自由平等作为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份，在理论修养上并不深厚的彭德怀以定义出发，并且结合抗日的具体情况只对此做了非常
浅显的解释，毛泽东居然逐一批判。毛泽东所推行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甚至连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点点重视人的价值的异化理论都要篡改，早期的年轻马克思，
曾经写了一本《哲学经济学手稿》，提倡重视人的价值，认为资本主义使得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人自居的毛泽东，竟然禁止此书出版，直到毛
泽东死后的一九七九年，才在中国大陆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整风中规定的二十二个必须学习的文件中，国外的马列主义文件占六个，即：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党
史》结束语六条、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
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这其中有五个文件都是斯大林的著作，只有季米特洛夫的一本不是斯大林的，但是季是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第一号爱将，仍然基
本是斯大林的主张。而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杀了多少人！在肃反运动中杀了多少人！他的主张和思想正是毛泽东所赞同和需要的，正是毛泽东所谓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所以在研究所谓“毛泽东思想”时，只要剥去其种种理论遮羞布，剩下的就只是整人害人的古今中外的文化糟粕。毛泽东领导的所谓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
在本世纪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的全面大倒退，倒退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黑暗时期。毛泽东早在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由、民主、
博爱”的恐惧，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的心灵写照，也是专制社会将要降临中国社会的可怕的预兆。鲁迅的得意门生胡风在一九五五年挨整的时候才意识到，他毕生追
求得到了相反的东西，他惊呼“中世纪来临”，但是晚了，他被毛泽东亲自命令逮捕，他的曾经为中共政权拼过命的许多追随者们，都立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
革命份子。
第三、毛泽东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历数千年不坠，在于这文化适合中国人生存，在于其文化核心提倡“仁”的哲学。一方面传统
儒家肯定人有善性，比如看见小孩子掉在井里，会自发去救，因此提倡发挥人自身的善性，而且将人对自己的亲人的热爱作为仁的道德境界，使得仁的哲学容易实
行；而且“爱亲人”是仁的起点，就包含了对个人欲望的肯定，甚至仁“起于夫妇之道”。但是要对亲人以外的人也很好就不容易，因此提出了将心比心的公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人的欲求加以规范，这就是重视人的社会责任，而且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又是与人的本性一致的，这
最高的境界就是“诚”，以便求得人自身、求得整个社会、天地的和谐。这就规范了人欲横流的社会，使得在保留了人的欲望的前提下，达到和谐平衡，中华文化之
所以能够不解体的基本秘诀在此。非常可怕的是，毛泽东竟然批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公式。在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中共的先驱陈独秀、李大钊都以打倒“孔
家店”为己任，但是他们都不敢批判这公式，李大钊甚至辩解他是对着宋明理学来的。因为如果作为一个统治者，公开放纵人的欲望，就只能在整个社会提倡人整
人、人杀人、人吃人。西方文化对个人的欲望虽然肯定，但是有强有力的宗教来节制和调节。毛泽东所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精髓，摧毁中
华民族的灵魂，而把中华民族导向灭亡。
在这样的哲学指引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这个民族败类的“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不仅仅造成了无数民族瑰宝的毁灭，一亿多人
受到冲击，还在精神价值观上，对民族精神造成极大的损伤。在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毛泽东这方面的明显流露，就是在整风之中给彭
德怀的这封电报。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份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所以要“强调镇压反动份子的必要”，而平等，是不能给予“反革
命”的。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名着，其中提倡只对人民内部给予“民主”，对敌人给予专政。至于“人民”和“敌人”的区别标准，
则只能够由掌权的党来决定。在这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实行了压迫摧残。这样把“民主”只给予一部份人的思想，大概最早也见于给彭德怀
的这封信件。毛泽东在抗战中不仅仅出卖民族，还具体摧毁民族的灵魂。这信件的确是整风运动中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影响极为深远。
延安整风以后所建立的毛泽东根据地，就是把社会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通过共产党的不同阶层的党委或支部，对所有的人实行严格的控制；经济上控制
一切资源，控制财经、银行，控制每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的消费；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控制人的由生到死的全过程。而恐怖的利剑高悬在
每一个人的头上，不听话的话，利剑就掉下来。就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的社会调查部专门控制和监视，刽子手式的特务头子康生任部长，让高级干部们
常常也不寒而憟。
延安整风所建立的根据地，是几年以后建立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注释】：
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4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整顿党的作风》，人民出版社，北京，1951年。
3、《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75-376页。
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1-292页。
5、《聂荣臻回忆录》第564-565页。
6、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91-92页，晓园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1989年。
7、毛泽东著：《毛泽东补卷》第七集125-131页，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东京，1985年。
8、戴晴著：《毛泽东、党天下、野百合花》，新风出版社，台北，1991年。
9、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99页。
10、《彭德怀年谱》第280-281页。
11、毛泽东著：《毛泽东集》第九集第13-14页，日本株式会社北望社，1971年，东京。
第六卷 一、日本“一号作战”
什么时候是中共扩大根据地、壮大军队的最佳时机？是国军和日军酣战、是国军受创最巨的时候。分为两个阶段，即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和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中间是中共克复困难和整顿内部的时期。
前面已经讲过。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是中共在山西、河北、山东大发展的一年，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利用“牺盟”、“决死队”等组织，夺取了
山西的大部份地区；在河北，消灭了鹿钟麟、张荫梧领导的许多抗日武装；在山东，消灭了沈鸿烈和秦启荣等部；同时，晋察冀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但是在这时期，国军却继续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即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中国军队的牺牲极大。这却是中共扩大势力的背景。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武汉，但是武汉周围仍然受到国军的威胁。南昌则威胁着九江、威胁着日本人控制的长江行道，掩护着重要的浙赣铁路，南昌飞机场
起飞的飞机，时时空袭日本的占领地区。因此，南昌是日本人攻下武汉以后首要的打击目标。南昌保卫战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进行，极为惨烈。由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
编写、河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记载：“南昌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伤亡十分重大，战死一万四千三百五十四名，受伤一万七千零三
十三人，失踪一万零五百六十五人。”（注1）蒋介石命令反攻南昌在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九日进行，主力部队曾经两度占领南昌飞机场，便衣队曾经突入南昌城
内，在战斗中，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宝安殉国，二十六师师长负重伤。国军因为武器装备较差，难以抵挡日军的进攻，最后失去南昌，只能在周围与日军对峙。但
是该战役国军以血肉之躯，给日军以大量消耗，对持久战有利。
武汉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是日军的速决战已经失败，而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淖；而且日本以占领武汉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企图也失败，中国人在蒋委员长
的领导之下毫不为之所动，以消耗日军为基本战略。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一方面在战场上损失惨重，而在中国内部，既顾不上汪精卫集团的叛国，也顾不上
中共的扩大势力和地盘。
日军为了打通北面的平汉铁路、南面的粤汉铁路，将中国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并且为了对付国军第一、三、五、六战区形成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在南
昌会战以后，日军很快在湖北一带开展进攻，大规模的随枣会战于是开始，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日军出动十二万人大军，包括四个师团，骑兵两个旅
团，以及炮兵、装甲兵、空军等；国军以二十万人应战，包括步兵四十一个师等，仅有弱小的炮兵，完全没有空军支援，以李宗仁为司令的第五战区为主，这就是随
枣会战：“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第五战区在四月攻势中，对平汉铁路南端（武胜关以南）发起攻击。同时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将军部（由湘北转用
于枣阳方面），对武汉日军造成极大威胁。四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于江北调集三个师团另两个骑兵旅团，进攻随县、枣阳，企图打击国军野战兵力，解除武汉威
胁。同时以一个师团于平汉路南段对大别山方面警戒，掩护其主力侧背。”（注3）战斗在各个战场都非常激烈，国军的许多指挥官大都亲自在第一线指挥，第一一
九师师长李金田就亲自率队出击，在艰难条件下坚守了六天之久；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第一线指挥时，壮烈牺牲，北京至今有“张自忠路”纪念他；
守卫宜昌的第十八军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两天，无一退缩。日军虽然强大，但是因为兵力不足，只有中国军队的一半，而又没有加以集中作战，分散在各个战
场，所以没有能够达到歼灭国军野战主力的目的；国军也没有能够消灭日军的主力。历史学家黎东方统计，在该会战中，日军伤亡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人。
日军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国派遣军总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以冈村宁次中将具体贯彻其摧毁中国抗战的企图，而展开了为湘赣作
战，又叫做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企图歼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于湘赣北面。在海空军配合下，日军出动十万多精锐部队，国军以二十四万部队抵抗。湘北的洞庭湖和
密集的河流水网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运动，九月十八日在新墙河一带，日军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被国军第五十二军击退，之后连续九天，两军在新墙河、汨
罗江一带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在长沙以北，到九月三十日，国军阻止了日军的攻势，日军在十月一日开始撤退，国军则紧追不舍，至十月十四日，湘北作战结束。
在赣北，从九月十四日起，在会埠、高安、缭河一带，国军与日军周旋，互有胜负。到了十月二日，乘日军在湘北撤退，国军发动攻击，日军在八日开始在赣北全面
退却。并在十月八日，在战略要地幕阜山，日军遭国军侧翼袭击而失败。日军发动一连串进攻湘赣北部山地的中国军队，日军只以四个师团十万人的兵力，在东西二
百余公里，南北一百余公里的土地上，想要包围和歼灭总数超过二十万人的国军，当然不可能。这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动用了大约十一万人，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
使用了十八万六千多人。日军没有能够占领长沙，也没有消灭掉中国军队的主力关麟征部，冈村宁次的这两个战略目的都没有达到。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半月，日军利用其现代化的海空军优势，乘广西海岸空虚之际在钦州登陆，成功地发动桂南战役，日军以五个师团分三路北
上，迅速在二十四日占领南宁，进而占领战略要地昆仑关，从而截断通往越南的重要交通线。蒋委员长鉴于战略地位之重要，以十四个师的兵力在十二月十八日发动
反攻，经过十几天的激战，在三十一日夺回昆仑关，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的一个旅团，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于是在一九四○年一月初，从广东抽调部队在一月底发动进
攻，夺取了昆仑关，但是未能达到歼灭国军主力的目的；国军在二月十四日再次夺回昆仑关，双方对峙。直到五月欧战爆发，日军开赴越南，国军才在十月底收复南
宁等地。桂南会战才结束。
在一九四○年九月七日的大战是长沙第二次会战，这次大战的策应作战地区包括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广大地区。主战场在湖南的第九
战区。国军动员的兵力达到三十七万八千人，主动进攻的日军则有十一万五千人。由于日军在战前成功秘密地抽调河南、江西、湖北的军队，加上原来在湖北南部的
第四十师团，集中了优势兵力到战场；加之破译了第九战区的通讯密码，所以日军在初期进攻取得成功。该会战日军占领了长沙，国军伤亡巨大：“依据战报资料计
算，概为：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八师55%，第五十七师40%；第三十七军之第六十师50%、第一四零师30%；第十军之第三师35%、第一零九师28%；
第四军之第一零二师45%；第二十六军之第四十四师24%；其余部队伤亡均在20%以下。”这仅仅是五个军所属几个师的损失，而参战的有三十五个师，还不
包括策应的部队。但是战役的后期，中国军民一起发动反攻，使得日军不得不在十月一日开始撤退出长沙，日军的资料统计，该战役伤亡四万一千五百三十七人。
（注2）
日军不甘心失败，由同一个指挥官阿南率领三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大约七万多人再次进攻长沙，薛岳指挥十个军约二十六万多人迎击，开始了第三次
长沙会战。长沙的争夺战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开始，日军强攻三天不下，一月四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并且在日军撤退时伏击，到一月十五日会战结束，日军自己
记载损失六千多人。长沙仍然在中国军队手中，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三次长沙会战都以日军失败告终。
中国还派出了远征军到缅甸，这精锐的九个师，帮助了那里的英国军队抵抗日军。
中国人完全以爱国的民族精神凝聚成力量，中国军队完全以血肉之躯阻挡日军的进攻。但是在前面抵挡住了日本侵略者时，背后却一刀又一刀地被中共砍伤，华北大部被中共占去──按照俄国文化精神建立了国家。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被中共称为最困难的两年，中共主要巩固已有的势力和地盘，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中共的根据地突然大大再次扩展，和国军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为什么？
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日本侵略者给予了中国军队很大打击，被称为“一号作战”。日本因为海上与美国的战斗受挫，急于打通陆上通道，以补给东南亚
的必需物资和各种支援。日本从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抽调了十个师团进行了这次战争。历史家黎东方教授写道：“正当‘驻印军’部队五个现代化师，与‘远征军’
部队十四个现代化师，在缅甸及云南西部对日作战时，日本见到中国内地的军力空虚，便给了中国军队以很重的一次打击，称之为‘一号作战’。一号作战于民国三
十三年四月开始，到三十四年二月结束。它包括三次会战与一次重要战斗。三次会战是中原会战、长衡会战与黔桂会战，重要战斗是湘粤赣战斗。中国于这个一号作
战时所受的损失，远超过史迪威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所赢得的收获。中国失掉了洛阳、郑州、衡阳、桂林、柳州、韶关、彬县、赣州、遂川与长沙。以前长沙曾经有三
次未被日军拿去，这一次却被日军攻占。华军的伤亡在十二万以上。其中守衡阳的方先觉守了四十八天，对抗了人数超过第十军五倍的日军。日本这次达到了它的愿
望。它占领了中国所有的铁路线，除了潼关以西的一段以外。它已能实现几年来的梦想，由朝鲜的釜山运兵，经过沈阳北平、武汉、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直达
越南的河内，或在到了衡阳以后，经由韶关、广州，直达香港。日军于这一号作战时，穿过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省，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到达贵州省的独
山。”（注3）当日本人到达防务空虚的陪都重庆南面几百公里的独山的时候，全国为之震动，幸亏孙元良率部赶到，守住了独山。通过这一战役，其打通陆路对东
南亚的供应线的目的达到了，并且重创了中国军队。
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抗战建国七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中谈到这次作战：
敌人在最近半年来的战略，就是东条所谓《陆主海副分区作战》的战略，这就是敌人要竭尽他的陆军力量来弥补他海空军的缺陷，想以中国陆上的进攻，
补偿其在太平洋上所受的挫失，想以空间换取其〔第76页〕最后挣扎的时间。他这一次大举进犯的目的，显然有三点：第一是要打击我们中国的野战军，减弱我们
反攻的主力；第二是要想破坏我们粤汉与湘桂沿线的空军基地，减少他本土所受空中反攻的威胁；而其最主要的是在第三点，就是要打通粤汉与湘桂两线，为他在缅
甸，在越南，在中南半岛，以及孤悬在南洋海上的各处寇军，辟一条败溃时逃生的退路。（注4）日本军队发动“一号作战”的直接动机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
中国的江西的基地起飞的B-25轰炸机直接轰炸了日本本土。
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对“一号作战”中的三场战役分别有所记述。关于豫中会战记载道：“敌寇以打击我豫西之野战军，并打通平汉路之目的，于三十三
年三月底，将新乡及邙山间铁路及黄河铁桥先后修复，并抽调原驻黄河以北各地敌寇约十余万人集结于新乡、开封一带，于四月十八、十九两日，分别由中牟、邙山
头渡犯，至二十三日敌分别窜占我新乡、密县各县城；我军于二十七日拂晓，全面向占领新乡、密县之敌反攻，近迫城郊，斩获甚多。二十九日敌主力向许昌方面转
移，三十日分三路围攻许昌，我守军与敌血战数夜……。综合豫中战役，我高级将领阵亡者，计有李家钰总司令，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了公良，少将副师长黄永淮、
上校团长杨尚武、李培芹、刘国昌、曹和等，敌亦伤亡严重。”（注5）
日寇发动攻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华北兵力抽调很多，防务自然空虚。豫南战役以后，日军的主力进一步南下去湖南，这正是未受丝毫损失的八路军打击
日本军队的极好时机。如果八路军此时出兵打击日本军队，对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战略形势，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可是中共根本不打击日寇，只是乘机扩大地盘。
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二日发出指令，该指令仍然没有收入近年北京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只在《毛泽东年谱》中有摘要，这一天《年谱》的文字是：“致
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德志、苏振华、黄敬，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进犯，我军
应乘日军进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础。”（注6）毛泽东关切的只是填补力量空虚，开辟豫西工作，以便建立新的根据
地。好像根本不存在打击日本的任务似的。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有中央书记处发出的指示如下：标题《中央书记处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指示》：“（一）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
攻，目的在打通平汉线并控制陇南铁路潼关以东一段，……国民党汤恩伯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二）国民党在敌人及
各方压力下，最近又对我党表示好感……。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的摩擦，妨碍大局，此点前已通知各地。（三）然而河
南地方党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中央决定：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
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冀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四）上述负责党委应即切侦查河南皖北情况，并选择河
南皖北干部党员，秘密派回去进行群众工作及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人民武装，以便将来能给河南皖北敌后游击队以一般指导。但在目前我们所组织的游击
队，暂时不得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党的关系亦应暂时保密。它们一律以地方人民保卫家乡的游击队名义出现……。”（注7）此文件发自五月十一日，是落实毛
泽东的指示，其策略是中共各级组织不能在此时和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但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扩展的机会，河南本地的力量已经不够用，必须立即由中共其它的分
局派人来共同完成，但要秘密地发展不打八路军新四军旗号的抗日游击队和根据地。
日本军队打击国军，给予中共多好的机会，中共夺取政权的企图，还表现在刘少奇、陈毅给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的指示中：“张饶李郑：河
南战役现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作局部东进，似乎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一面则积极修复平汉路，图确实占领。但目前敌全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
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进行夹击，亦指日可待。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
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注8）中共在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乘国军战败而大获其
利。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一书中，公开记述中共如何乘日本发动豫南战役而得利：“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动旨在打
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的豫、湘、桂战役中，集中九万七千余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在三十七天的作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了二十多万人枪，（日本
人）占领了豫中、豫西三十八座县城和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向河南敌后发展的策略。中央要求北方
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及太行、太岳淮北、豫鄂边区党委派遣干部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一起赴河南新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豫西抗日根据地经过近一
年的开辟、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时，已成为有二万多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成为沟通陕北、华北和华中解放区的纽带。”（注9）真实的历史是，
由日本人把中华民国军队消灭了，然后是声称为民族而战的中国共产党，不去打日本，乘机建立国中之国。
根据延安的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派出强有力的部队到河南西部建立新的根据地。
八路军太行军区派遣由一千七百人组成的第一支队，南下豫西的嵩山、箕山地区，很快发展到七千多人，活动地区扩张到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由太岳军区
组成第二支队渡黄河南下至新安、洛宁等地区，并配以中央党校的干部一百多人；直接由延安的官兵组成的第三、第四支队，在王树声（后来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
带领下，在豫西建立了三个政权；并且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建立河南军区。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豫西根据地已经成为有两万平方公里、三百万人口的地区，成为联结
陕北、华北、华中的枢纽。这重要的战略根据地的建立，就是日本人消灭了国军以后开创的。
在新四军方面，第四师五个主力团由师长彭雪枫亲自率领，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旬挺进豫西，有关彭雪枫的传记记载：只有在西进通过平汉铁路时，担心
与日军冲突，新四军乘国军受到日本军队沉重打击的局面，对国军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不是消灭日军，而是消灭国军来建立豫西根据地，第四师的师长彭雪枫就
死在这次战斗之中。第四师在师长彭雪枫率领下，于八月中旬从宿县北部越过津浦路，与日军没有发生战斗，从九月十一日开始，第四师主动攻击国军段海洲部、苗
秀霖部，经过四天激战，毙伤国军四千余人；第四师主力于九月十一日围攻固守在夏邑八里庄圩寨内的国军李光明部，毙伤百余人，俘李光明以下官兵五百多人。在
这次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中弹身亡，就倒在一九九○年代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身旁。张震回忆彭雪枫时，为我们展现了新四军英勇
打击刚刚受到日军严重挫伤的国军的情形，张写道：“我随着他站在围墙的高处观察，以便指挥部队，他的警卫员刘瑞芳把他拉下来，站在寨墙的散兵坑内，露着半
个身子在外面指挥。这是旭日渐渐东升，我们看见五里外的地方尘土飞扬，银蛇奔舞，原来是我师骑兵团出击了，拿着马刀在砍敌人。骑兵团也是彭雪枫同志的三宝
之一，几乎每个战士他都能叫出名字。部队继承了红军时期猛打猛冲的精神，使敌人和伪军为之胆寒。……不几分钟灰尘消散了，只见成批的俘虏向师长指挥所押送
来了，只剩下零落的枪声，大家都很高兴，雪枫同志正要骑兵团将敌支队长送来，询问敌、伪顽向我进攻计划时，远远地又传来一声冷枪声。雪枫同志突然倒下了，
警卫员马上把我拉下来。我只见到他哼了一声，眼睛向我注视了一下，刹那间，瞳孔的光芒即刻消失了。”（注10）新四军在抗战中死亡的高级干部，有项英、袁
国平、彭雪枫三位，都没有在抗击日本军队时为国牺牲。第四师继续进攻国军，到了十一月下旬，这支专门打击国军的“抗日部队”发展到一万余人，其外围民兵自
卫队发展到二十余万人。迄今为止，在各种抗日战争的有关书籍中，不曾收录国共间的这一场战争。担任进攻的是新四军约五个团和数目不详的八路军，守方是中华
民国的军队。时间是日本军队正在进行“一号作战”，给予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的时候。这场战役以国军的失败告终。如果将这场数万人参加的战争算入抗战，则中
共军队和日本军队的敌人是同一个，不能算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如果不算入抗战，这场战争又发生在抗日战争的正激烈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共军队的
“抗日”的缩影。这些“抗日史迹”，是中共最近自己公布的。
另外，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区，由新四军第五师为主组成的豫南游击队。一九四五年一月，豫南根据地已拥有东西七十余公里、南北近一百公里的地区，
在这里建立起七个县的反中华民国政权。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决定乘日军发动豫南鄂北战役之际，把豫鄂和豫中、豫南新区联成一
片。此后，打退了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收复了四望山根据地，将豫中、豫南联成一片。这仍然是在著名的日本“一号作战”时，中共和日军从不同地区进攻国民政
府军队的历史事实。
在日本的“一号作战”中，日本军队以优势兵力击溃汤恩伯部以后，于四月二十日占领郑州；日军投入兵力十七万人参加长沙、衡阳战役。国军以第七十
二军、第五十八军、第四十四军、第二十军展开攻势，但是仍然难以抵挡日军的两路前进。第四十四军在浏阳争夺战中喋血奋战九昼夜而失守，第四军也被击溃，日
军于六月十八日占领长沙；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了有名的衡阳保卫战。在湘江东岸，国军调遣第二十六军、第二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军参战。在湘江西岸方
面，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军、第一百军、第六十二军迎击来犯之敌，后来又调动总预备队第四十六军加入总攻，经过了一个半月的激战，方
先觉率领的第十军伤亡大部份，企图增援的第六十二军也付出很大代价而失败，衡阳在八月七日失守。长沙、衡阳之战，何应钦根据国防部的统计，国军官兵死伤九
万零五百余人，日军也伤亡六万六千多人。何等惨烈！
当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湖南以血肉相拼的时候，中共在做什么？根据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
谈话：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总数已经达到三十三万九千人，新四军总数十二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中共军队总数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九十二人。中共军队集中在河北、河
南、山东、苏北一带，八路军三大主力一二零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早在一九四○年就集中在冀中、冀南、冀鲁豫平原和山东地区。将近四十万人的八路军本身就
在平汉路两侧，如果就地袭击日报军队，将大大拖住日本人南进的战略进攻。其实坐山观虎斗还不算太坏，而中共竟是乘九万多国军伤亡的时候，在中国军人的血肉
之躯上，去扩大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地盘。
毛泽东没有兵力去填补日军消灭国军以后所留下的湖南长沙、衡阳一带的空虚，但是另有图谋。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李先念等：“（一）
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
打通联系……。（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四）中央准备派
一百个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注11）中共在抗战中是发展、发展，还是发展，一切为了打江山，其它都是次要。
几天以后的七月十五日，在国军在湖南被日本打败后的惨痛的日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记载，毛泽东致电李先念和各个中央分局，掩不住他的幸灾乐
祸的情感：“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的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资困难，发展了广大生产运动，今年天
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
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以后，一般都由伪军来占领，毛泽东说的“消灭了许多伪军，夺回
了许多土地”是真话，即日本军队的“一号作战”只需要铁路和沿线的城市及飞机场，广大土地则被中共军队捡便宜占领。迄今为止公布的有关中共文件，没有一件
命令八路军去碰一碰日本军队，日本军队也就只顾南下打中国军队了。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默契配合。有了这巧妙的配合，就的确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局面：“一个在进
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毛泽东又说，“在敌人继续进攻的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这也说得正确，因为八月七日，
衡阳最后失守，日军立即沿湘桂路继续南下，在九月中旬，展开了桂林柳州战役。
桂柳战役，中国军队投入十余万人，日本投入约四万人，历时三个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桂林和柳州，打到贵州独山，最后形成对峙局面结束。
在桂林危急得时候，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作疏散的指示，仍然本着乘火打劫的一贯做法，指示在湖南建立武装事宜：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一、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秘密转回湖南布置敌后各县人民的武
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战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
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亦参加此训练。……四、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发展。五、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
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注12）这指示的主要精神，仍然是要在日本人消灭或赶走了国军的地方，如指示中的湖南、沿粤汉路、广州湾发展；中
共已经有的武装，如指示中的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则分别直接去填补粤汉路和广州湾的空虚，在湖南在时机和力量未成熟以前，仍然要秘密隐蔽。中共的指示
中已经习惯称日本人为“敌”，与日本战斗的国军，则称为“顽”，都是敌人。这与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不久接受改编时候的“诚心诚意”，已经有天壤之别。令人注
意的是，在国军遭受如此巨大损失，甚至陪都重庆都一度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东江和琼崖游击队的任务，仍然只是利用空虚占领地盘，发展势力，
从无从背后袭击日军的指示。
从河南、湖南、到两广，任何敌后对日本军队的袭击，都会产生重要的战略价值。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北方打到南方，在正面战场节节推进，而从无后顾之
忧。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近五十万人的兵力和二百多万民兵，是可以大大威胁日本军队的后方的。日本人敢于肆无忌惮地南下而没有后顾之忧，在战略上对中
共是充分了解的。八路军、新四军除了在抗战爆发初期，在平型关袭击过日本的辎重部队，在百团大战袭击过敌人的交通线以外，在抗战最艰苦的最后四年，最善于
吹嘘宣传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举得出一次打击日本军队稍俱规模的战役吗？最多在根据地附近烧炮楼而已。
在“一号作战”中，日本人在前面消灭国军，中共在后面占据土地；日本人只需要铁路线，中共则需要铁路沿线的地区扩张；中共从不碰撞日本人的铁路线，日本人也不去惹是生非打击中共；有时候，中共和日本军队一起夹攻中华民国军队，互相的呼应极好。
顺便要提到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地地位稳固以后，他的对苏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即并不再将中国的利益继续出卖给苏联，连老子也不要了，而仅仅为
自己的夺权扩展需要。在后来中苏交恶的一九六○年代末期，苏联汉学家和莫斯科电台，举出了中共背弃苏联事实。例如：“一九四一年七月，苏联通知延安，日本
正在向大陆派遣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军队，并且请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牵制日本军队，不让他们集中在通向苏联边界的地区，例如，请求破坏铁道交通。但是毛泽东和
过去一样，没有理睬这个请求。一九四一年一月，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旦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将采取什么行动呢？毛泽东没有作出直
接的答覆，后来他破坏了一切旨在采取对日敌对行动的努力。”（注13）当苏联在东西方同时受到德、日威胁时，形势非常严峻，斯大林曾经因此着急的睡不着
觉。但是，吃苏联奶水长大的中共毛泽东，却坐视不顾。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
对共产国际的义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看重的事情，其它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
【注释】：
1、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68-1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七）第31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
3、黎东方著：《中华民国简史》第312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台北，中华民国七十九年。
4、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5、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15-216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版，台北，中华民国七十七年。
6、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室：《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09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1943-1944)第231-232页，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同【注释】7。
9、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528-529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0、《忆彭雪峰同志》中的张震文：《忆我的良师益友彭雪峰同志》，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1、同【注释】7。
12、同【注释】7。
13、郭华伦著：《中共史论》第四册，中华民国国际研究所编印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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