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一、在血肉长城后面
日本人侵略中国，是一群狂热而无知的军国主义份子主导的结果。他们没有稍微深刻一点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只是利欲熏心，迷信武力解决一切。
本世纪的中国历史，由上层的戊戌变法拉开序幕，然后是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再后是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化思潮运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其根本的动力是民族复兴运动。哪怕这运动曲曲折折。
日本侵略中国，从根本上触及到了方兴未艾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这就全面地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反抗，这是日本侵略者失败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国是一个弱国，从鸦片战争起的一切对外大小战争都是战败者，如果无准备地仓促抵抗，很可能招致亡国。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再忍让，
受尽了屈辱谩骂，但是，日军所挑起的“七七事变”已经使得中国没有退路。蒋介石委员长在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体现了中国
不能再忍让，而要奋起抵抗的民族精神：“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候，再不许我们中途妥协，须
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要最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蒋介石的谈话非常沉痛，有理有情：“今日的北平，如果
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可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
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最后关
头’必不得已的方法。……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担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注1）
事虽至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最后一刻交涉的机会，因为弱国对强国的情势下，争取时间准备战争，至关重要，并且日本内部对中国的侵略始终没有取
得一致的意见。按照蒋介石的规划，中国起码需要六十个现代化的师才能对付日本军队，可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悄悄准备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师，只有
大约二十四个。
在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败以后，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蒋介石在1937年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一历史性的文告全文如下：
“这次芦沟桥事变，日本利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我们同胞百姓，奇耻大辱，痛心之至！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
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
汗供养，现在该怎样忠勇奋发，以尽保国保民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着国家的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后必胜的把握。在此时
刻，将要与倭寇拼命抗战的时候，特地提出下面重要五点，希望大家注意：
“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战场的胜负，全在精神。我不怕他，他必怕我。怕人的一定失败，不怕人的一定胜利。只要我们抱定牺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向前杀去，倭寇必败无疑。
“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倭寇到我国内地来作战，因为到处地形生疏；而且到处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就是他们的仇人，几乎到处都有寸步走不得的形势。只要我们誓死拼命，消耗他们的势力，一定能够争得最后胜利。
“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关于整个得战略，当然由最高统帅部颁发指示；而对于各部队所担任范围以内的事，都应该由各单位的主官自动运用智能，以谋争取胜利。
“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任何战争，得到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应该发动全体民众来和敌人拼命。但是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
心，一定要先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痛痒相关，甘苦与共。这样军民团结，民众自然乐于帮助，汉奸自然不会发生，敌人未有不打败仗的。
“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我们革命军的精神，就在于有进无退。我们革命的成功，也就在于有进无退的连坐法。过去作战如此，现在对倭寇作战，更应该实行连坐法。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要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后胜利。”（注2）
没有精良的武器，就只有靠全国的军队民众的团结一心，筑成血肉长城，抵抗侵略。蒋介石的这篇文告，正是出于这点。后来在战争一再失败，退却再退
却，每一次日本侵略者都以为中国会投降屈服，但是中国始终坚持到底。这体现的，正是在以上公告中的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中国军民以血肉长城阻挡了日本军队极
为精良的飞机大炮和坦克。
七月七日，日军在芦沟桥挑衅以后，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保卫芦沟桥和宛平的命令，要求前线的官兵与芦沟桥共存亡：“芦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场”，
驻守铁路桥头的二十九军两个排的士兵，在凌晨最初的冲突中几乎全部战死，无一后退；与此同时，日军炮轰紧靠芦沟桥头的宛平城，并由六辆装甲车为前导，企图
占领，被二十九军官兵击退。晚上十时，两连步兵组成大刀队，每人带大刀、手枪、和四枚手榴弹，摸入铁桥附近的日军阵地，将敌人歼灭；二十八日，日军进攻南
宛，曾经参加长城抗战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直接到第一线指挥，他在腿部受伤以后仍然不下火线，接着牺牲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中，而第一三二师的师长赵登禹
几处负伤，在左臂受重伤后仍然坚持指挥，最后拼死在南宛。
芦沟桥事变一开始的战斗，就象征着中国人的拼死精神和以血肉抵抗强敌的勇气，这是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的。
八月十三日，面对日本军人在上海的一再挑衅，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在深夜下令精锐的第五军向日本军队发动总攻击，第八十七师进攻日本俱乐部和
海军操场；第八十八师在八字桥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内，日本军队指挥前后投入十几个师团接近三十万
人，飞机五百多架，舰艇三十余艘，长官几次易人。日本军队伤亡超过四万人，日本人狂妄地打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完全被中国军民所粉碎；中国军队以比日本
军队差的多的武器，忍受着日本飞机大炮的强力攻击，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牺牲人数接近三十万，有时候整营整连牺牲，却没有退后的；中国军队的将军在前
线阵亡了十几位。中国人以血肉之躯保卫国土。
这就是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上，中国军队所体现的不屈辱、不投降的中华民族气概。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寇疯狂大屠杀，有三十万以上军民惨死，日本军阀再次企图迫使中国屈服。蒋介石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说：
“这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中国之建立，总不能不经过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既明革命过程中
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则无论目前形势如何，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屈服即是自促灭亡；”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与国民革命的理论联系起
来，就更加不可动摇。
日本人在远东，从来以苏联为假想敌，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只想迅速占领中国以后与其它列强打世界大战，现在开始陷入了其战略计划以外的战争泥
淖。日本近卫内阁担心战争会长期化，损害日本根本目标与和利益，为了不始战争扩大，发表《一·一六声明》，参谋本部也规定进军界限，并且在中国扶植傀儡政
权，也通过德国、英国调停，但是中国声明在主权问题上不可谈判，日本军方的狂妄也使得战争突破每次规定的界限。
在国际环境方面，英国忙于对付德国的威胁，美国普遍的孤立主义倾向，只想在战争以外，法国则自顾不暇。因此在1937年1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可以漠视不参加，最后通过的宣言也就轻描淡写。
可是苏联的态度不一样。“九一八”以后不久，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为了对付日本，在1932年12月正式复交。因为苏联一直占领着中国外蒙古
问题，两国正在进行交涉。可是苏联乘人之危，在1936年3月和外蒙古签订《俄蒙互助协定》，那时候中国政府内有中共的武装苏维埃割据，外有日本霸占中国
的东北，根本无法顾及。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坚决抵抗，极大地减轻了苏联在远东所受到威胁，苏联希望战争长期化，拖住日本，所以中苏在8月21日签
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从这里得到了一些国际援助。但是苏联毫无信义，在受到的威胁减轻以后，却先后与德国和日本签订条约，中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
助。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谁也依靠不住，中国国民政府只有依靠自己的人民，依靠人民同仇敌忾的志气，依靠士兵（拿着武器的人民）以劣质的武器，以血肉与世界一流的日本军队较量，没有任何其它可能的选择余地。
在上海淞沪抗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华北的日本军队进攻山西，太原会战开始。华北的日本军队要南侵，山西是南下的侧翼，必须要先清除之，所以日军在忻口、娘子关与国军展开激战。
太原北面的最后一道关口是忻口，以卫立煌统领第十四集团军为前敌总指挥，并且以第六和第七集团军配合。十月一日，日军发动进攻。为了使忻口获得
时间做防守准备，在崞县的十九军受命死守县城。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猛轰之下，第四零一团从团长到士兵全部壮烈阵亡，第四零七团也大部份阵亡，官兵以血肉阻
挡日军整整一个星期；坚守原平镇的第三十四军第一九六旅在旅长姜春贞带领下，冒着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死守，用大刀和日本鬼子展开巷战，足足守了三天，
姜旅长与大多数士兵壮烈成仁；十月十三日，日军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高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阵地几次失而复得。在保卫忻口得战斗中，中国军队伤亡五万
多，日军伤亡两万余人，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将军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十月中旬，占领石家庄的日军从东部沿着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第三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路军奉命扼守东部门户娘子关，孙连仲带领第二十六路
军在阳关和日军激战，在日军优势火力掩护下虽然一度阻挡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在十月二十六日，娘子关仍然失陷，太原也就在十一月八日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以
近八万人伤亡的代价，阻挡了日军一个多月的进攻。
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占领南京，进行了大屠杀。根据中国政府检察官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被杀害最后数字，共有军民三十九万一
千一百七十一人被杀；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第二档案錧在一九八四年的统计，被屠杀的有三十四万人，其中集体被屠杀的有十九万人。
最激烈的战斗是徐州会战，徐州自古是战略要地。徐州位于京浦与陇海两铁路的交点，国军控有徐州，可使北平、南京两地日军隔绝，也可阻自东海登陆
之日军，不能沿着陇海路西进。如果日军夺得徐州，则可使其已攻占的北平、南京取得联系，使华北与华中的日军两股军队会合，进而可循陇海铁路西进，威胁西
安；或自平汉铁路南下，直趋武汉。
开战以前，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资料，中国军队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由第五战区负责防守，司令官李宗仁。日军总兵力为二十四万人，南北方的司令
官都是大将军衔，并且由大本营作战部长赴济南，担任南北军的联络指导。国军对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展开攻势，对北上的日军展开守势。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国军在济宁、汶上附近发动攻势，企图阻止日军华北方面军南下，双方激战至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占领嘉祥，国军付出大约九千人的伤亡才撤退。
滕县为津浦路北段要点，日军在三月十五日发动进攻，驻守滕县的是川军第二十二军代军长兼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指挥的三千多人。日军三万多人
以飞机、大炮、坦克等优势火力猛攻，城墙多处被攻破。王将军在十七日发出与城共存亡的电报：“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
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心死力扼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注3）王将军受伤后仍然击毙日军三人而牺牲，一同牺
牲的还有参谋长赵渭滨等。国军在滕县损失兵力大约两千人，滕县失陷。但是滕县的阻击，为台儿庄后来的胜利创造了条件。顺便提及的是，王将军在成都盐市口街
的铜像在一九五零年中共入城之初就被毁掉，王将军和赵参谋在成都的坟墓也相继被毁，尸骨无存，毛泽东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企图抹去国军抗战功劳。邓小平时代
予以恢复的王、赵二位将军的坟墓是空空的。
在三月十四日开始的鲁南的重镇临沂保卫战也是非常激烈的，是徐州会战的重要组成部份。庞炳熏率领的第四十军和张自忠率领的五十九军在战区参谋长
指挥下激战。庞军长在三月二十五日向战区的报告显示战斗的残酷：“……职军前摧破板垣部队，已苦战月余。今当敌新锐之众，纵伤亡十之七八，然为国家、为主
义而奋斗，全体官兵苦战精神始终贯注，死而无怨，益自北伐十余年以来革命意志如愿以偿。惟当此紧要关头，遭此摧残，杀敌有心，恨乏势力，揆之现势，临沂城
危急万分。”（注4）临沂在四月十九日失守，国军在该战役中参战部队约五万人，伤亡官兵约一万人。
台儿庄附近的战斗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进行，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初期第一场获得胜利的著名战斗。参战的两个军团的数万人，几乎人
人视死如归，没有一个逃兵；坚守台儿庄中心的第三十一师，在牺牲极大的时候，仍然不退后，最后等待到了援军，一起反攻。日军在《战斗详报》中所反映的中国
军队的抵抗情况，是在台儿庄战斗的所有国军的写实：“敌军二十七师第八十旅，昨日以来，其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敢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对他们的最大信任。他
们凭借着散兵壕，全部顽强抵抗至最后。该敌在狭窄的散兵坑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是敌人，观其壮烈之态，亦为之感叹。战斗中曾使用翻译劝其投降，
但无一应者。敢于战至尸山血海，此种情形并非独为皇军所特有，为皇军计，对此应有所警惕。”（注5）最后在台儿庄内的来不及撤退的日军，都集体自焚而不投
降，可见胜利来之不易。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战后检点战场，掩埋敌尸达数千具之多。敌军总死伤当在二万人以上。坦克车被毁三十余
辆，掳获大炮机枪等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的惨
败，”（注6）
由于台儿庄大捷，使不可战胜的“天皇军”受辱，并且发现中国军队大批集中在徐州附近，日本最高统帅部决定抓住战机，企图在徐州歼灭中国军队的主
力，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于是立即发动了徐州会战。日军在中国关内的总兵力是十五个师团又四个混合旅团，徐州会战投入了九个师团，占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
上，并且从关外抽调部队，总共约三十余万。中国军队则有六十余万，共六十四个师又三个旅。战争从四月下旬至五月十九日，前后经历一月余，非常激烈，例如镇
守蒙城的广西军队一七五师的一个整团，一千多官兵全部英勇牺牲，无一个投降后退。虽然徐州被放弃，但是日本方面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没有得逞。日本
军方以为中国军队会向西沿着陇海铁路撤退，但是中国军队成功地撤向西南方面，日军的战略企图并没有实现。
从淞沪抗战到徐州会战的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世界一流的强敌面前，中国的国土不断被日军侵占，但是日本人速战的战略企图被粉碎。中国人以血肉换取了时间。
日本军队乘占领徐州之势，立即发动武汉会战，武汉会战主要是在武汉周围的战斗。武汉的重要性在于：“武汉三镇，为华中之政治、经济、交通、工业
中心，且为南京撤离后之军事指挥中心，关系重大，为一严重地区，若日军欲以武力屈服中华民国者，则非攻略武汉不可。国军则为达成‘持久战略’之目的，亦将
利用江北之大别山，江南之幕阜山有利地形，迟滞日军，换取时间，俾东南之人力、物力，得有余裕时间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国军集结得总兵力约七十五万人，主
要是陆军，空军、海军微不足道。日军总兵力约二十五万人，但是日军有重炮兵两个旅团，和战车两个联队，海军舰艇一百二十艘，飞机三百架。沿着陇海铁路西进
的日军被花园口决堤得黄河所阻了几个月，只好从长江溯江而上，在大巴山区却被国军孙连仲部阻击，日军第十三、十六两个师团损失惨重，但是因为武器训练都很
差，中国军队的损失也惨重，如第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在防守金富山时，只剩下一个团。经过三个多月的抵抗，左右翼兵团皆难以继续支持，并且广东被日军在一
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于是在十月二十五日晚放弃武汉。
从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失守，经历了十六个月。日本的速决战失败了，日本军队一再寻求的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反而陷在了中国的持
久抗战之中，这一切完全在东京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量土地被日军占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几乎以中国人的血肉来阻挡住日本军队的进攻。中华
民族的民族精神凝聚在抗战，凝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国没有屈服投降，而是将首都迁移到四川重庆继续抗战。
武汉的失守，标志着中国的抗战进入新的阶段。
在开始浴血抗战的时候，中共在做什么？
中共向外发展选中了山西省。还在中共从江西撤退至贵州的时候，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掌权的最初，就打算至四川建立根据地，结果丢盔卸甲，被赶往四川
最西部靠近西藏的最苦寒的大山区，在四川根本立不住脚，中共不可能向南发展；往西北发展，企图打通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陕
西北面是蒙古高原，对于志在夺取全中国的中共来说，没有意义。只有向东的山西，面向华北平原，既有太行山、恒山、五台山易守，又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养活军
队，北平、天津近在咫尺，毛泽东说：“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向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基
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注7）还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军队就以抗战为名东渡黄河，结果被阎锡山统帅
的军队打了回来，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就死在那次战斗中。
如今日本军队要夺取山西，以抵御日本军队为名在山西发展，对于中共来说，是天赐良机。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为了对付日本人，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
就与中共党人薄一波等建立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一九三七年平津沦陷不久，阎锡山感受到日本侵入山西的压力，不得不与共产党人联合建立新军，新军
达五万多。还在各个基层建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等组织，以扩大抗日力量。但是抗日者与共产党合作，想到的是抗日，而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合
作，想到的是夺权。这些“牺牲救国同盟”等抗日组织，正是这样被共产党人利用而篡权，成为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如今日军全面进犯山西，国民政府和阎锡山都欢
迎八路军开赴第一线去抵抗日本军队，进一步加强抵御日本军队的力量。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第一一五师先头部队开入山西；八路军的另外两个师也在九月开入山西，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军队主要指挥官也在九月中旬
到达太原。中共中央最初将三个师都部署在太原以北的恒山山脉的五台、孟县等地。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开赴抗日前线，也是按照洛川会议的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的决
议的第一次行动。
这时，日本军队正在沿着平绥铁路南下，中国军队第九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
一军等中国军队都集结在太原北面准备保卫太原。按理说，正好在太原北面的八路军也应该参加这保卫太原的行列。但是在日军开始南下的九月，毛泽东立即命令在
太原北面八路军转移，全面重新布置三个八路军的师的防地。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一书对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记载
道：“……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人之侧翼，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
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即在日军到达山西以前，其他中国军队都待命拼
杀的时候，八路军突然化整为零。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抗日史的专着中，就毛泽东这一策略叙述道：“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八路军三大主力挥师东进，气势如虹。中共中央军委原拟将三大
主力部署在五台、定襄、孟县为中心的恒山山脉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但由于华北战场败退，九月中旬，由板垣征四郎指挥的七
万多日军已先后占领晋北要地大同、广灵、蔚县等地，正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的长城各口进击，企图直下太原；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也正向石家庄一线发动进攻，
这样，恒山山脉势必成为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我军将处于敌之大迂回的极其被动的地位。鉴于此，中共中央军委毅然改变计划，决定第一二零师转至以
管溱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
中。”（注8）这样，一一五师立即离开恒山山脉，开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并且向河北省阜平地区前进；一二零师主力则开赴宁武等晋西北地区；而
九月底才从陕北出发的一二九师，直接进入晋东南地区。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太原会战和忻口保卫战前夕，迅速脱离在太原北面可能和南下日军作战的位置。
现在公布的文件中缺乏国民政府的有关文件，但是从毛泽东的有关命令中，可以看见阎锡山希望八路军参战，但是毛泽东命令不要动摇避战的方针。这个
电报指令在九月十六日，即正是八路军从晋北可能的正面前线迅速撤退到安全地带的时候，电报如下“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雪枫：（甲）据彭雪枫称，日
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
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注9）非常明显，不管形势如何危急，阎锡山如何希望八路军的一个师，而不是
三个师参战，毛泽东仍然不动分毫。九月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来抵达山西代县和岭口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同阎锡山会商，就是贯彻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
战的指令，即将和日本军队决战的阎锡山也不得不同意。
毛泽东在太原会战即将开始的九月二十二日，进一步直接命令彭德怀，只能将部队放在敌人的侧翼，“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在毛泽东保存进入山西抗战的兵力时，在山西的忻口血战中，国军将士伤亡五万多人。
但是毛泽东虽然把“自由作战”的八路军，在十月一日的开战前夕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仍然不满足，毛泽东需要宣传效果，所以后来一再命令八路军的将
领要打小仗，以便进行宣传。毛泽东指令朱德、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多打小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直接命令林彪、徐向前、贺龙也是
“打几个小仗”；命令刘伯承也要“多打几个小仗”。（注10）毛泽东的居心，国共两方面的领导人皆知，而老百姓知道的却是共产党的宣传。
林彪所参与的平型关战役，正好满足毛的打小仗，大宣传的需要。
平型关战役的确是一次重要战斗，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太原会战分东部和北部两部份，平型关战役属于北部的战役；北部的战役包括广灵、平型关、忻
口、雁门关；在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根据大量原始命令的文件编的最详尽的《抗日战史》（共有几十册）的“太原会战”专册中有
三次大战，平型关算一次，主要战斗发生在外围，平型关本身又只是一部分；但是经过中共长期几十年的宣扬，其它所有战斗都被完全不堤及的情况下，平型关战役
变成了“八路军打的，林彪指挥的”，几乎家喻户晓，也是中共大半个世纪以来仅仅能够鼓吹参与抗战的两次战役之一（另一次是被毛泽东批评的百团大战）。因此
不得不按照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最近十多年以来所发表的研究结果略加以叙述。
首先是平型关战役的参战部队问题。
在一九四二年参加新四军，参加过韩战，在中共空军中任职到军一级参谋长的王辅，在离休后有研究抗日战争的两百多万字的巨着“日军侵华战争”。关于平型关战役的参与部队，该书叙述道：
“（一）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负责防守内长城由应县的北楼口向东经凌云口至平型关，和由凌云口经恒山、乱岭关、松树山达广灵东南的刁村一线地区。（按：括弧内是按照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档案资料加以补充：包括杨澄源统帅的第三十四军和孙楚统率第三十三军）
“（二）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负责守卫内长城之北楼口向西至溯线的利民堡一线。（包括傅作义统率的第三十五军和陈长捷统率的六十一军）
“（三）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守卫平鲁至以西的下水角地带。
“（四）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防守偏关以东之老营和偏关以北长城外之清水河地区。
“（五）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守卫平型关以东至灵丘地区。
“（六）担任预备队的第七十一师位于繁峙，七十二师位于代县，三十五军位于阳明堡。
“（七）战区指挥部设于岭口。”
（按：以上没有包括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统率的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和第七十三师；刘茂恩统率的第十五军，阎锡山所属王靖国统率的第十九军）
以上证明，林彪所指挥的一一五师，只是参加战斗的一小部份。
其次是战斗过程。
平型关战役参与的部队是如此之多，现在保留下来的战斗过程也就很长，仅仅就平型关一地的记录简要摘录之：
还是根据《日军侵华战争》的叙述：“九月二十一日，在浑源的敌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大佐，率其第一、第二两个步兵大队出发，按计划攻向平型关以北的小道口、羊头崖、棚子沟等内长城地区，以策应平型关方向作战，但因遭到国民党第十七军的有力抵抗而未达到目的。
二十二日，日军三浦敏事率辎重部队（因天气寒冷，随军运输了大量的服装），从灵丘出发攻向平型关。该队从宣化出发向西占领阳原、广灵、浑源、灵丘等地的作战中，因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放松了警惕。
“九月二十五日晨，这支部队居然在未向两侧山地派出远方警戒的情况下，以一路纵队进入了东河南至平型关一一五师设伏的山底夹道阵地。五时左右，
一一五师根据林彪师长的命令，在敌人尚未发觉的情况下，突然开始猛烈的攻击，轻重机枪、步枪、迫击炮，以浓密的火力对敌射击，随之从两侧冲下山的部队，以
大量的手榴弹投向敌阵，紧接着就是近战冲杀。
“此时日军的步兵、骑兵、炮兵、汽车部队等，因已进入山区谷底的一线式夹道，互相受阻运动不开。部份步兵冲向夹道两旁的高坡，企图扩大防守阵地，但遭到山上设伏部队的反击而被多次打退。谷底的敌军，则利用两旁的地形，进行顽抗。此刻敌之炮兵已无法射击。”
台湾商务印书錧出版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初稿》中，对于激烈的平型关战记录如下：“九月二十二日敌步兵联合五千人由灵邱南进，薄暮向我七
十三师平型关阵地攻击。翌日（二十三日）大举来犯，孙楚副总司令当即令八十四师出击，战况激烈，小获胜利，敌势稍挫。先生（按：此指阎锡山）特令傅总司令
作义率领预备队加入右地区，并与杨总司令爱源联合指挥作战，将左地区交第十九军王军长靖国代行，二十四日平型关正面之敌，增援数千人，猛烈来攻，我军奋勇
抵抗。是夜，天适大雨，一部守军放弃阵地，是时，我出击军郭宗汾部，已推进至团城口附近，陈长捷部继之，与敌遭遇于山隘内，敌优势火力为地形所限，不易发
挥，阵地争夺，全恃肉搏，我程继贤团长，率部二百余人，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我守团城口高地掩护出击之蒋延龄连，阻敌十倍之众，血战两日夜，达成任
务，全连光荣殉职，其余各部，亦均士气激昂，争相击敌，每一要点争夺，常血肉横飞，敌我莫辨，往复数次，必归我有而已，双方牺牲，以此为最，毙敌在五千以
上……。”（注11）以上叙述可见平型关战役战之激烈程度，是太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份，而林彪的确是袭击了日军辎重部队。
中华民国国防部编写的多卷战史《抗日御侮》中，《广灵及平型关附近的战斗》一节有一万几千字，现在选录与林彪率领的一一五师有关部份如下。先是一一五师为何参加平型关的战斗
“九月二十二日拂晓，国军各部队配备尚未完成之际，日军步兵第二十一团以三个大队为基干之步炮联合部队四、五千人，由临邱方面向平型关前进，薄
暮，向国军第七十三师平型关阵地攻击，被国军第七十三师之第一七九旅击退，二十三日拂晓，又向平型关口、团城口迄师福沟一带阵地攻击，其战车数十辆沿灵邱
至平型关道前进，第八十四师之五零二团立予迎击，战斗激烈，该团团长艾捷三上校重伤，同时日军二千余人攻占东跑池高地，国军独立第八师两个连全部牺牲，孙
楚副总司令即令第七十三师以一部向北攻击；第八十四师之第四九九团、第五零一团向南攻击；独立第八旅之第六二四团向东攻击，激战至晚，双方均无进展。
“阎长官于当日令总司令傅作义上将率领预备军加入右地区，并与右地区总司令杨爱源上将联合指挥该地区之作战，将右地区之任务交由第十九军军长王
靖国中将代行。并命令第十八集团军以第一一五师，由国军右翼向北攻击平行关附近敌之侧背；新编第二师赴西河口地区待命；第七十师于当晚向大营东北地区前
进；第七十二师即向沙河集结待命。”
然后，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布傅作义、杨爱源两位将军命令，命令原件第四点如下：“第一一五师担任敌后攻击，以东河南、蔡家峪为攻击目标。”
（注12）一一五师所承担的任务，只是全部战役的极小部份。而且大概因为周恩来、彭德怀向阎锡山提出的不担任正面战场阻击的任务，按命令八路军只是从侧面
攻击。
关于一一五师的战斗结果，根据王辅著作：“平型关胜利后，八路军总部随即于第二天向南京军委会等单位发出了捷报：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
“捷报：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英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及辛庄、关沙、车跑池
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缴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理中，现残敌溃退至小娄村，被我四面包围中。八路
军参谋处。九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七年）”这捷报立即成为全国所有报纸的头一条新闻，全国民众也为八路军的胜利受到鼓舞，蒋介石也给八路军总部发出贺电。中
共当局也作为八路军参加抗战的最突出成果，被宣传了半个世纪。那时候能够将精锐的日军一万多全部歼灭，太鼓舞中国人了！
但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后来的记载就不一样：在一九六二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太原会战》根据档案记载：‘第一一五师报称，向蔡家峪、小寨
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步兵约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辆，平型关至灵邱之交通，遂为我截断。’蒋纬国后来编辑的《抗日御
侮》一书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将“一营”改为日军通常说的“一个大队”。
究竟是究竟被消灭的日军是“一万多”还是一个大队呢？如果中共的宣传不能够相信，国民党的官方著作也不能相信，都有宣传之嫌。
日本陆军部在华北作战的档案公布以后，关于平型关作战的战果有全部的改正：在一九八三年，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朱德选集》的第一百
条【注释】中这样注解道：“平型关一战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
锐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注释】把“一万多人”悄悄改成“一千多人”，通常宣传歼灭
“板垣师团的主力部队”的战绩没有了，其中“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一说，暴露出是“辎重部队”，却仍然说成是“精锐部队”。
北京出版的《日军侵华战争》一书中这样叙述战果：“后来这些逃不脱的敌军，则用车辆进行防御，有的躲至车底，战斗至最后时，进入伏击圈的一千多
敌人，除有几个躲在山坡的雨沥中之外，全数被消灭。敌第五师团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因随先头部队搜集情报也在战斗中被击毙。第五师团的作战计划
图也被缴获”。这里没有说明是辎重部队或精锐部队，没有再采用中共传统的歼灭日军一万人之说。该书记录了辉煌的战果：“这次平型关歼灭战，一一五师缴获了
野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一千多枝，掷弹筒二十余门，军马五十三匹，服装更多，仅军大衣即够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每人一件。缴获的其它物资，由部队
和民众两天也未运完，最后将击坏的大量汽车等物资全部焚毁。”这证明被歼的是辎重部队，而不是主力作战精锐部队。
在一九八八年，由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们编写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中这样写道：“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一五师奉命向平型关敌侧后东河南、蔡家
峪发起进攻。二十五日在平型关以东小寨村对日军第五师团预备队及辎重队千余人进行了伏击，将其全歼，其中包括中佐一名，摧毁日军汽车八十余辆，缴获大量枪
枝弹药及军需用品。切断了平型关日军与其后方的联络，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出击，使日军陷入被包围的困境。”（注13）这预备队大概是掩护辎重部队的。
这样，具有求是精神的中国学术界的说法，已经和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记载趋于一致。
日本方面如何记载其损失呢？日本人臼井胜美着《中日战争》一书，在昭和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由中央公论社印行，第十三卷第一二○页是关于平型
关战斗，有详实的记载。之前：“驻灵邱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连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大车七
十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长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辎重队前，则
有第五师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领第二中队一百七十六人，
乘日产卡车五十辆在前，中西次第八少佐率领第三中队三十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兵站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走在队伍最前头（车队总共
八十一辆卡车）。此辆支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向西开的平型关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的汽车队，均于二十五日十时以后，进入第一一五师的埋伏陷
井。……在第六八六团居高临下及第六八七团夹击冲杀下，日军辎重之大车队、马匹乱挤成一堆，处处挨打。至下午二时战斗结束，日军辎重队及遂行师团情报参谋
桥本顺正共八十六人，除辎重兵大贺春一被俘外，其余均被当场击毙。”当辎重队受到袭击时，在平型关的日军旅团长三浦急忙派兵救援。“但救援队开进关沟东
面，即遭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伏击……。至下午战事结束，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计损失卡车七十五辆，指挥官新庄淳以下四十三人战死，三十四人负伤，”（注
14）根据这些材料，八路军歼灭的日军人数是：突击日军辎重队与汽车队共约二百八十三人，阻拦日军救援队约一千人，实际消灭日军二百多人，焚毁日军各种车
辆一百四十多辆。
抗日战争史，就是这样被中共几十年的反复宣传所扭曲，真正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国民政府统率的军队，却如此默默无闻。例如就同在山西太原北面的
忻口保卫战中，北京出版社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书籍中说：“此次战役，中国方面投入十三万人，日本方面开始投入二万余人，后增加到五万余人。战役从十月十三
日开始，一直打到月底。……军长郝梦麟、师长刘家祺等数万人战死。在忻口战役中，日军伤亡在四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在十万人左右。”（注15）平型关战役
照中共现在的说法，使得日军伤亡一千人，仅仅是忻口战役日军损失的四十分之一。“平型关大捷”如今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月以内同样发
生在山西北面的壮烈的忻口战役。这正是毛泽东的打小仗，多宣传，影响全国的策略的成功，而且在这以后，中共连平型关这样的伏击战也不打了，只是躲在中国军
队所筑成的血肉长城背后，发展党和军队的势力。
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有关华北抗日的文件，除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外，还有根据中央档案錧的史料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书，其中有平
型关战役正在进行，中国军队在忻口正在伤亡十万的时候，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后连续三天，发出的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毫无关系，而只是发展中共党
的力量的重要指令。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告刘少奇、杨尚昆、朱瑞，指令：“林师及王震部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
地方党的组织。”就是将“着重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作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内容，而不是怎样努力进行战争而取得胜利。在二十五日命令道：“整个华北工作，应以
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并且说：“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
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外）。”（注16）根据头一天的指令，中共的所谓游击战争，就是着重发展党的组
织。在二十六日的指令中，指出目前的游击战争“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可进行”。也就是等到日本军队把在山西的中国军队都消
灭或赶走以后，才能够有行动。毛泽东有任何在具体的战争中去消灭日寇的命令吗？全部都是如何发展党的力量；对比这时期蒋介石委员长的有关文件，全部都是去
消灭日寇的策划。日本人的侵略，使得中国共产党立即从陕北的几个贫困的小县城，发展到占领延安的整个陕北地区；再以激昂慷慨的声明和函电请求奔赴山西参
战，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势力扩张到山西；到了山西除了在平型关参加伏击以外，迅速将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以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扩张至整个华北。
中国共产党躲在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的背后，开始了进一步壮大势力的行动。
【注释】：
1、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下册，第八十页，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
2、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台北。
3、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第五卷第一三四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台北，中华民国第六十七年。
4、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第二集第七四七页，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一九九零年。
5、黄彦荣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第七六八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五年。
6、李宗仁著：《李宗仁回议录》第七三四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一九六五年。
7、任弼时著：《任弼时选集》第七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北京。
8、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的一七八～一七九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三三八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九一页。
11、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五）第二零四七～二零四八页，台湾商务印书錧发行，台北，民国四十二年。
12、蒋纬国编著：《抗日御侮》第四卷第一五二～一五三页。
13、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六一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14、转引自简笙簧着《八路军与平型关战役》，《国史錧刊复刊第二期》。国史錧印行，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台北。
15、《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七九～八三页。
16、《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錧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第三卷 二、和平夺权的山西模式
中共创立华北根据地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以共同抗战的名义和国民政府的地方当局合作，几乎不声不响，不费一枪一弹就建立了中共的地方政
权，即所谓抗日根据地，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在应付日本进攻时根本顾不得，等到察觉和应付时，为时已晚，如山西省就是这样；在山西得根据地站稳之后就采取
另外方式，就是直接用武装从正在抗日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如河北、山东两省的所谓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大多数都是不仅仅在一个省份，而在
两个或几个省份交界处，使得一个省的地方当局更难于应付。
太原会战以后，日军将兵力紧急抽调到徐州参加会战，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山西就空虚了。山西省对于合法活动的中共来说，对比过去井冈山和陕北的穷山恶水来说，好比是海阔天空任鱼跃的大好天地。
抗战爆发以前，中共曾经在江西等地创建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以失败告终，向西逃跑而有所谓长征之举。但是抗战爆发以后就完全两样，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名义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变相的苏维埃政权──国中之国。首先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主要在山西省。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省，利用和地方当局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将阎锡山的政权和新组建的军队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
在河北失陷以后，山西省面临日本军队的直接威胁。阎锡山不得不联合刚刚发表过《共赴国难宣言》的中共，期望以国共的共同力量来保卫山西。关于中
共以阎锡山的名义组织的武装力量，然后公开举起中共的旗帜的原委和过程，有关阎锡山的年谱中简要叙述如下：“‘九一八’事变后，先生鉴于日本军阀图我日
亟，中日之战殆不可免，我国以弱敌强，预料此一战争将是持久性的全民全面的民族革命战争，故认组织、训练、武装民众十分重要，乃先后成立公务人员健身团，
以民训方式调训公道团干部及公务人员，并成立军政训练委员会、民众干部训练团，分批调训全省编村村长、小学校长以上各级地方干部，于调训公道团干部时，发
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凡此均为组训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又鉴于共产份子长于秘密地下工作，而按共产党纪律，凡党员被捕自首者，回归组织必受严厉制
裁，基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之需要，于是将经政府反省院审定释放之自首反省之共产份子一部愿竭诚投效抗战工作者，如薄一波等，为利用其长于组织民众，乃收
容使参与此项工作。……以后又因战事需要，全省分设一、二、三、四区行政公署，由杨澄源、赵承绶、孙楚、陈长捷分任行署主任。成立一、二、三、四，四个决
死总队后改为四个决死纵队，每纵队辖三个总队，纵队相当于一个旅，总队相当于一个团，……另有在晋西北离石地区有郭挺一成立之工人武装自卫队，人数也不到
一千人，郭原系共产，于反省后真正反共者，晋西事变时郭被共产份子杀害，部队被共产份子所裹胁，散归者不在少数。”（注1）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
牺盟成立三周年大会上曾经说过：“牺盟是我亲手培养的一个组织，是我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是对抗战复兴已有很多贡献，尽到绝大努力，今后还要有更多贡献的
一个组织……”其实他培养、领导的这些抗日组织，特别是新军，在他讲话后才三个月，就直接打起了中共的旗号，造成抗战中的国共最早的冲突。因此中共曾经一
再指责阎锡山“不诚”。如今，作为胜利者的中共，其当事人以各种回议录来证明自己的功劳，将事件的本末和有的相关文件发表出来，是非已经不用旁人评述。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共政权中曾经长期担任副总理的山西人薄一波，是当年代表中共与阎锡山合作的第一号人物。薄一波的回忆文章在一开头就定性
说：“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策略的产物，作为我党领导之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注2）（按：
以下几条回忆出自同一本资料，不再另外加【注释】）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中共党员薄一波、杨献珍、廖鲁言等组织了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这委员会领导的外围组
织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专门和阎锡山打交道，以合法手段控制抗日群众组织；另外还有张友清领导的秘密临时工作委员会，即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
的山西省委，这秘密组织只有中共高层党员知道，继续从事秘密活动。这些资料显示中共在一开头就玩了两手策略，使阎锡山受骗上当，辛辛苦苦地帮助建立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
薄一波回忆道：“阎为人狡猾，城府很深。怎么办？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尽可能地说‘山西话’使用阎
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办山西当局所允许的事情。赵戴文曾经当着阎锡山的面提出，要求我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角，我们表示同意，也这样做的，我们不在山
西当局的政府中发展党员。”与上海的救国会相同的是：都是抗日为名的群众团体，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后面领导的；不同的是，上海救国会是民办的，和国民政府官
方是对着干的，山西的“牺盟”和“敢死队”则是官办的，直接为中共军队的发展和国中之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薄一波说：“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和山西各级地方
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主力部队作坚强后盾，到一九三九年夏，以牺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时，包括
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人左右。同时，在山西的七个行政区别中，有五个行政区及行政区所属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
另外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份政权。全省一百零五个县中，有七十个县的县长大部由牺盟会派员担任。也有从新军中抽出干部担任的，实际都是共产党人。
他们担任县长后，进一步改造了区、村政权。这时地方党委，主要是县委，大都建立起来。”中共通过合法地、巧妙地“帮助”阎锡山抗日，不知不觉地夺取他们在
平时夺不到的政权，山西几乎赤化过半。虽然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底组织力量反击，但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薄一波继续说道：“经过长期的锻练，山西新军的一些
团队，逐步发展为我军的主力部队。”领导北方局的刘少奇评价说：“华北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
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阎锡山并没有想到这个组织已经被中共不动声色地偷梁换柱，成为中共夺权的工具；也未预料到在如此非常时
期，他正面对抗了日本，背后却被中共吃掉。直到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在晋西将许多新军拉跑，公开举起八路军的旗帜，阎锡山才做出了反应。其实这正是抗
战期间所谓国共合作的写照，山西是第一个和中共合作的地方当局，是第一个让中共军队在其境内驻扎活动的省份。
综合各方资料的《山西新军史料徵集办公室》发表的资料报道：“‘七七事变’后，薄一波再一次提出组建新军的建议，阎同意试组一个团。刘少奇听了
汇报说：‘不要说组一个团，就是组一个营、一个连，我们也干。’”可见中共借抗战的特殊形势，假国民政府的手，发展一己力量的迫切，同一篇的资料又透露在
同一时间中共的内幕：“一九三七年九月，为了发展抗日革命武装力量，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三个月内‘扩红十万’的号召。在具体部署时，周恩来同
志提出发展十万部队的数字应把决死队和牺盟游击队包括在内。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还具体建议‘加强晋东南……以八千人为基础’来扩
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个方针和部署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薄一波表面向阎锡山提出组建一个团，薄的顶头上司具体却要求“扩红十万”；同样，
周恩来在庐山向最高当局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编制，得到同意后，又在底下大搞编制外成倍的扩军。中共在山西加紧扩张的时候，正是国民政府领导着淞沪会战、太
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好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的将士牺牲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在战斗中节节败退，却在战略上把日本军队拖住，使得日本当局的速决战失
败。哪里有工夫来注意背后的芒刺呢？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记载了在山西如何利用与阎锡山合作的机会来组建中共自己的政权，和用一切手段消灭国民政府领导的敌后
抗日政权：“晋东南的‘牺盟会’组织，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但各县、区、村级政权，未根本改造，是一大障碍。这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骨干，对
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给我军筹粮、筹款、扩兵，制造重重困难。事实证明，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啥都干不成，我们与国民党有
统战关系，不便公开撤换他们，怎么办？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开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判几条，协议在手，他们
违反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我们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
地区，县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入抗日军民手中。……三是武装打击。”（注3）有了这样的手段，才有前面薄一波所说的结果。但是徐向前的
回忆说明，中共的作为不是抗日活动，主要是利用抗日打击国民政府。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谈判”、“妥协”这一类词句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含义不同，中共始终紧握枪杆子，谈判、妥协只是武装夺取政权相配合的手段而
已。这一点毛泽东说得最清楚：“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苏维埃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得两面政策。”（注4）在共产党人的眼中，社会是分成不同阶级的，蒋介石、阎锡山
这样的人，永远是“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今天的联合，是为了明天的消灭。比如对于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是合作对象，但是蒋介石开始对抗中共以
后，就变成了敌人，中共的统一战线对象成为了其他的国民政府的各种成员，但是这些人物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周恩来在一九四五年说：“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
不一致，要分别清楚那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
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
之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做朋友。”（注5）
在毛泽东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策略面前，在日本人的正面军事压力下，国民政府有点束手无策。
中共能够这样做的基础，就是掌握着军队，八路军的三个师都在山西省。一二零师的师长贺龙，正是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令，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渡过
黄河东进，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才四个月的时间，扩大了军队三倍多。《贺龙传》记载了贺龙在山西贯彻洛川会议行动，以及对阎锡山的利用：“当时，山西已经有
两个重要的抗日团体：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一
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并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总动会’，它是统一战线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一二零师工
作团到达晋西北各地时，这两个组织已有人在那里工作。关向应立即命令工作团和这两个组织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工作。二十多天里，便发动和组织了五千七百余
人的抗日自卫队……。”（注6）
中共在上层利用阎锡山对八路军的支持和容纳而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在下层则以变相的苏维埃政策获取群众的好感，以巩固其根本，以建立新的国中之国。在中共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之中，只有晋察冀这第一个根据地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
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在指令中明确地指出中共发展的大好机会以及应该
做的工作：“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阎
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徵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
师扩大三个团的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注7）这指令的含义很清楚，即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被正面战场的日军大量消灭或损耗，因此无力
过问中共的事情；而日军从战争开始就兵力不足，太原会战日军虽然得胜，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日军还面临徐州会战，日本在战略上是继续南下，也不可能
在山西与中共较量。中共因此面临发展的极好时机。毛泽东在这里指令中共应该把凡是有利于扩大势力的因素都利用起来（即‘统一战线的原则’），具体就是第
一、放手发动群众，第二、扩大自己，并且指出扩大的方法。
“放手发动群众”包含两点，即实行减租减息的农村政策和通过宣传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本来，军队就应该只负责打仗，农村的政策应该由中共所声称拥护的国民政府去执行，但是八路军既不正面抗击日军，又游而不击，只实行自己的赢得人心的政策。
现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錧藏着中共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制订的《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一共九条。其中规定地主之收入，“一律照原租额收百
分之二十五”；无论新债旧债，“年利率一律不超过一分（百分之十）”；“地主未得租户、佃户或半种户之同意，不准将地转租、转佃、转半种他人。”（注8）
等等。蒋介石领导北伐统一全国后，战乱没有停止过，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政策根本来不及执行，中共显然看准传统中国农村的弱点和国民政府的政策的不足而
实行这样的政策，便于得到农村多数人的支持。并且在时机上，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正在准备与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进行一系列大会战，肯定管不了
已经占领的日本人后方的农村地区。这以具体的利益拉拢农民的政策，是过去中共在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变相继续，因为中共已经在抗日的声明中保证不搞苏维
埃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只好变相进行。这是中共根据地建立之本。就像中共在给国民政府的协议中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而立即悄悄推翻一样，因为如果不在八路
军中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这个军队就只能为民族而战，由此而逐渐变得和其他国民政府得军队没有差别，中共将失去其存在得根本。所以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和军
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一样，一刻也没有停止，协议和保证都只是欺骗国民政府和所有中国人的一张纸。
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方面，也在加紧进行。本来中共过去在苏维埃时期的打家劫舍的形象在全国民众中的传闻和影响是很坏的，而且从江西的苏维埃共和
国到四川北部张国焘领导的根据地，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的川、陕、甘交界一带，再到陕北，都是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人口非常稀少的地方，能够接受中共直接宣传
者是很少的。如今有了参加抗战的机会，浩浩荡荡开进了人口密度很大、战略地位重要的山西省，改变和建立中共的形象就极为重要，不然建立根据地以及今后夺取
天下都不可能。因此周恩来、刘少奇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向晋察冀根据地的负责人和八路军各个师政治部和地方党部发出《关于动员群众与独立自主地
领导群众的指示》，一共九条。由于这九条几乎可以概括中共这方面的措施。详细摘要如下：
“（一）在被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
“（二）在我军的后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组织工会、农会、参加自卫队、游击队等……。
“（三）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的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
“（四）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公开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五）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按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运动中模糊党的主张。
“（六）一切共产党员要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经济斗争，实际去改善群众的生活，并坚决去组织工会、农民等独立的群众团体。
“（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要切实的建立各地方党部，……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
“（八）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我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参加八路军。
“（九）在游击区域中应注意去筹措经费……。”（注9）
这一切发动群众，提高中共威望的措施，都是为了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中共通过严密的党的各级组织不动声色地，踏踏实实地进行贯彻。
争取民心的同时，就是具体的扩大势力。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以及
杨成武等人为四个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军队为背景，再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建立了所谓晋察冀边区政权，还报请国民政府阎锡山批准备案。
一个国中之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与过去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受到国民政府军队围攻和狼狈逃窜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
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指令聂荣臻、彭真及朱德、彭德怀、傅钟，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党的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和党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
纪律……”；关于群众运动：“纠正某些过左的行动与行会倾向。和缓地主富农对我们的恐惧与反对，但中心工作仍在发动群众
抗战热潮建立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团体，进行切实组织工作。”（注10）缓和消灭地主富农，留在下一步。
以晋察冀为根据，在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部队支持下，各根据地的政权相继建立起来。
贺龙率领的第一二零师到达了晋西北以后，在上层，由周恩来出面利用阎锡山，为发展清除障碍：“正当一二零师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在晋西北开展工
作时，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会，于九月二十日在太原成立，总委员派罗贵波、曾三、张干丞（按：都是中共党员）为晋西北特
派员，在晋西北地区各县组织成立动员会。由于这是阎锡山当局批准成立的统一战线的战地动员组织，很快就在晋西北各县建立起县动员委员会，同各县已成立的牺
盟会县分会一起，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和建立游击队。这样在晋西北地区开辟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由一二零师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动
委会、牺盟会积极参加，大大地加快了工作进度。……乘日军南下不顾及晋西北敌后之机，八路军和总动会、牺盟会在晋西北公开开展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使晋西
北抗日根据地在一九三八年初已初步形成”（注11）。贺龙在一九三八年初的报告中说道：“一二零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
支队、警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二个直属营和三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八千二百二十七人发展到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二人，扩大了三倍
多。”（注12）这是刚刚才进入山西四个月。一九三八年四月，贺龙派遣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毛泽东指示，在晋西北要善于利用阎锡山的合法组织
和口号，放手进行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要十分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可以通过牺盟会、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党的活动；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争取阎锡山的旧政权、旧军队共同抗日和建设根据地”。为什么要与阎锡山共同执政呢？同一文件说：“这是由于当时阎锡山在晋西北驻扎着较多的部队，其数量大
于八路军、新军；晋西北各县县长的任命权在阎锡山手中；共产党尚处在秘密状态中，不可能公开出面组织抗日和建立政权、组建群众抗日团体。……这是晋西北抗
日根据地创建时期不同于其它根据地的显着特点。”（注13）
由林彪、罗荣桓、陈光率领的一一五师，在八路军总部的配合下，开辟了晋东南根据地。
由一二零师部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率领，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
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乘太原会战以后日军南下，山西很少战事的机会，挺进山西东南，在邓小平协助下，建立了跨山西、河南、河北的晋冀豫根据地。
“晋冀豫区的政权建设，由于属于山西的晋东南、河北的冀西、河南的豫北，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而采取了不同方式。晋东南属于山西三、五行政区，政权名义上属
阎锡山省政府领导，但大部份县的政权在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份子手中。……冀西各县的抗日政权，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的情况下，由八路军、冀西民训处结合当地
共产党组织建立起来，因此政权在共产党手中。……豫北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除北部的涉县、武安是由八路军、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外，大部份地区仍为国民党政
权领导。”（注14）
不仅仅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力都在山西，分别在不同地区建立共产党的政权，而且由阎锡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四万多新军，都以合作的名义，悄悄变成
了中共的军队。最近，记录中共根据地历史经验的有关书籍中这样写道：“抗战开始的时候，阎锡山同共产党已经建立起统一战线关系，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在山西打
着阎锡山的旗号，广泛发动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并组织抗日武装，建立山西新军，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战争，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创建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纵队（相当于团）起，经阎锡山批准，在山西的共产党员陆续建立起名义上属阎锡山军队系列，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决死一、二、三
总队（后扩编为相当于旅的四个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扩编为旅，称工人武装自卫旅，简称工卫旅）；政治保卫队（后扩编为旅，简称政卫
旅）。以上部队，统称山西新军（称新军，是为区别阎锡山原来的旧军），到一九三八年底时，已发展到四十三个团，四万多人。除这些新军外，在山西的晋西北根
据地内，由战地动员会组建起八支游击队，后整编为暂编第一师（简称暂一师）。这些新军部队，从创建时起，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按照红军的
建军原则建军，建立了政治工作，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八路军派出大批人员到新军中帮助工作，许多人担任了要职，山西新军分布在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各
地，和八路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新型抗日武装。”（注15）这些由阎锡山批准建立、由山西省政府发给军饷和武器弹药的军队，居然
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且因为在太原会战中山西省原来的军队损失惨重，所以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加上新军，其势力超过了所谓“旧军”。这刚刚开始的国
共两方面军事力量的损失和增长，持续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在抗战开始的时候，一再和周恩来戴谈判中限制中共军队的人数，在实际上是毫无作用
的，中共对一切协议都不遵守，为所欲为，谁相信协议谁就上当。
在山西省联合中共抵抗日本军队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平平安安地取得了政权。而在过去，中共无论付出了多少代价，却什么也得不到。上了当的阎锡山
不得不有所反应，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不得不有所领悟。从中共中央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显示，山西地方当局最初并没有打算同中共破裂。
红军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进入山西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大约八个月左右的时间，日军在太原会战以后，立即参加徐州会战，山西的防务空虚，只是占据着大
中城市和交通线。阎锡山并没有因此撤退到大后方去逃避，而是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分别继续指挥作战。高级将领杨澄源、孙楚、刘茂恩、王靖国、傅存
怀、赵承绶继续统率十五军、十九军、骑兵一军在晋北作战：傅作义、邓宝珊、何柱国等也在抗敌前线。阎锡山指挥六十一军、六十六军等部队，在山西省南部黄河
流域一带与日本军队周旋，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在隰县、午城曾经给日军以重创；在三月，陈长捷部曾经在吉县机动袭击日军，获得战果，山西的十多个县城也在三
月、四月内收复。阎锡山指挥军队转战各地，十分辛劳，蒋介石为此曾经专门致电慰问：“蒋委员长电令策应徐州作战，四月中旬，我军分四路反攻，我南路军收复
汾南三角地带。西路军反攻中阳、离石。北路军深入绥南，克复清水河。东路军挺进至正太线，吸引了敌人多数兵力，以达牵制目的。虽亦收复浦县、太武等重要据
点数十处，然攻击较防守损失尤重，此一反击牺牲，不下万人……。”（注16）在四月下旬的战斗中，晋军克复晋城、黎城、路城、高平，在绥远的激战中，日军
伤亡数千。
可是，完全没有在正面战场抵御过日军的中共八路军，却悄悄把山西省的三分之二的县一级的政权据为己有。怎么从前面打击了日寇，后面反而被“自己
人”占领呢？谁能够容忍呢？大敌当前，怎么能够说出来呢？《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山西地方当局私下提出的交涉，可是毛泽东丝毫不退让，还要先造舆论：“五
月二十四日：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并总部、北方局等，指出：目前山西日军被击退，阎锡山的旧势力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
均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起见，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萧克、关向应在集合更多、更
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用适当的措辞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将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并请阎对这类破坏行为加以制止。”（注
17）中共从成立以来大搞阶级斗争是人所共知，八路军一开进山西，就搞减租减息，变相的阶级斗争仍然在继续。怎么能够把日军退却以后的“空虚”，让这样的
政权来填补呢？恢复原来的统治是理所当然，莫非赶走了日本，再由（俄帝代理）中共占领才合理吗？毛泽东之厉害在于：他命令搜集受害的一方想要恢复原有统治
材料，这些材料必须是八路军处在“更忍无可忍”的可怜地步，然后将这些材料先公开，再通过宣传机器大力传播，还要让阎锡山出来加以制止。这就是毛泽东的风
格，几乎在每一次夺取权力的关头，毛泽东都先制造舆论，颠倒了黑白，然后在行动上继续其方针。毛泽东几乎总是成功。
对于在山西用“合作”的手段取得政权，中共是以历史的经验来写的，刘少奇总结道：“抗战初期，旧军受挫，战斗力日益衰落时，阎锡山对新军寄以希
望，除晋东北完全由八路军控制外，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三个地区，阎锡山利用新军维持着形式上的统治。新军和牺盟会在山西被称为阎锡山系统内的新派。实
际上，新派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派领袖是薄一波。……我们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
过新派及牺盟会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注18）
国民政府和阎锡山的有关著作中，都说是上当；中国共产党则完全公开承认对阎锡山的成功利用，结果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山西的军权和政权。
【注释】：
1、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五）第二一五八页，台湾商务印书錧发行，民国二十四年。
2、中共党史资料徵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一辑第九三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3、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第页，解放军出版社发行，北京，一九八七年。
4、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
5、周恩来著：《周恩来选集》上卷第二一○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年。
6、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二二七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7、中共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三八四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件选编上）第八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
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件选编上）第五一页。
1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件选编上）第一○二页。
11、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一○一～一○二页，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2、《贺龙传》第一○四页。
13、《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一○四页。
14、《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一一二页。
15、《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第二四七～二四八页。
16、《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第三○八六～三○八八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七十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七年。
18、刘少奇著：《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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