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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0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
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
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
长期以来,他的血压保持在高压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压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这时,偶而高压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压则为一百。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胸部听上去,满是杂音。
肺部显然有反复感染。痰培养没有特殊的致病细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类。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为减低,对正常人不会致病的菌类,在毛的肺上却引起了感染。心脏虽然没有杂音,但是有时有心律不齐。
我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格检查,至少照一次胸部爱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电图。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议,服用人参,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说,他不相信中医。
但是肺部的反复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话,会越形严重,而且能引发心力衰竭。
我向毛说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设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说,他不愿意打针,只同意口服抗炎药。于是开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厉害时吃,稍一减轻就又停止。这种办法无异于锻炼细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况越来越虚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总理范文同到北京访问。毛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电视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毛走路那么困难,两条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挪动。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内精英凋零殆尽,许多高阶官员被迫害致死,有
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许多领导人早对毛发出警告,他们认为林不适合做接班人。他们曾大力反对林提出的对毛的极端个
人崇拜,及其所主张的军队骡马化和满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号。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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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计划让大部分的老干部复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是毛发出的第一个信。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前外交部部长陈毅因结肠癌去世。陈毅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他曾痛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红卫兵的暴行以及林彪的错误领导。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元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对江青及文革小组等提出强烈批
评,不满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一九三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岗
山。林彪将这信转给了毛,上加批说“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
毛读过信后,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便借机鼓动“反击全国自
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地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陈毅在那时被迫离职。一九七二年陈毅去世时,仍未平反。(译注:陈毅在一九六八年后蹲点劳动,下放石家庄,一九七0年中央同意陈回北京治疗癌症。)
追悼会在一月十日下午三时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央建国元勋大都安葬于八宝山。)毛可以不出席。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元师致悼词。叶剑英送
来有关追悼会的文件,请毛审阅。毛看过后,将悼词中“……有功有过……”
四个字勾掉,这等过是让陈平反。
到下午一点多钟,毛睡醒觉,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而且立刻就走。他的这一突然决定,使我们措手不及。
他那时光着身子,只穿了件睡衣就走。向他说外面很冷,要穿好衣服,他并不考虑。只好用一件大衣穿在睡衣外,戴上帽子。我们陪他上车,往八宝山去。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这一突然变化,并且叫杨德中立即赶去八宝山设法解决取暖问题。
到了八宝山公墓的休息室,除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另外一个休息室外,别的我都没有来。毛让张茜和她的孩子们到他这里来。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疾步前趋。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噎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来参加追悼会。毛同西哈努克握手,向西哈努克说:“我的亲密战友在去年九月十三日,坐了一架飞机要到苏联去,可是在蒙古的温都而汗摔死了。”接着又说:“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就是林彪,他反对我。陈毅支持我。”
毛又说到陈毅是反对林彪、陈迫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毛的这番讲话,将“二月逆流”完全反过来,也给一些高级干部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陈毅的追悼会后,前代参谋总长杨成武、前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前北京警备司令傅崇碧三人随即平反。林彪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晚召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共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扬、
余、傅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法办。毛说:“扬、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
毛还让汪东兴向扬成武转达了他的话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罗瑞卿(译注:罗于一九六六年上海会议被批斗后,曾跳楼自杀,所幸只是左腿骨折)亦平反。毛说:“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还不是搞突然袭击。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说是不好,我要做自我批评。”
可以这样说,林彪事件的发生,促使毛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
在毛的“干部政策”指挥下,周恩来奉命使大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由此可见,虽然他口头上并没有承认,但是在客观上,他的这个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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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毛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我们从陈毅的追悼会回中南海以后,毛就生病了。八宝山殡仪馆室温很低,虽然用一大空汽油桶,装满烧红的煤块,但起
不了多大的作用。追悼过程中,毛一直站立着。到追悼会快结束的时,他的两腿已有些抖动,并且开始连续咳嗽。会后,出门上汽车,几次抬脚,都登不上车,最后
由我在后面向上搬腿,才算是上了车。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回来以后,明显的肺部感染加重,而且有了低烧。我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拒绝了。只好口服抗生素。症状没有一丝好转,两腿两脚浮肿越来越重,肺部罗音满布,心律不齐增加。又建议他检查身体,再请医生会诊。毛不同意,而且说:“你是想推卸责任。”
口服抗生素服了五天,毛给停下来了。他说:“吃了不顶用。”
毛已经不能平卧,只能靠在沙发上入睡,而且有时迷迷糊糊,好像时醒时睡。
一月十八日近中午的时候,吴旭君叫我,说,毛的脉搏摸不清。我跑到毛的卧室,细测他的脉搏,已经到了每分钟一百四十跳上下。我立刻打电话给汪东兴和周恩来,并且说,毛不同意做必要的检查,可是毛的情况已经很危急,再有突然变化,就会措手不及。
周决定成立医疗组,任我为组长。从北京阜外医院调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和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和一些急救护士,暂时住在中南海门诊部。又让我向毛说
明,让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洁及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胡旭东参加治疗工作。又请来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岳美中做必要的中医治疗。同时让我再劝毛做心电图检
查。
我将周的建议向毛说了,开始毛不同意。后来我讲,现在治疗,可以很快恢复,再拖下去就不容易恢复了。他的浮肿已开始向上扩散。毛同意了做些简单检查,但只限定做心电图和体检。
病的诊断是很清楚的,是因为肺部的感染,引起心脏受到损害,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并且已经有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肺性脑病。脑部没有足够的氧气,所以迷迷糊糊,时睡时醒。心电图显示有阵发性心动过速。
毛说话还清楚,但是显得十分疲惫。过去,毛见到不大熟识的人,总要说几句笑话。这次可不同了。他急躁,不耐烦。中医岳美中给毛看了脉,然后按中医理
论解释病情。毛没有等岳说完,说讲:“可以了,你们出去研究。”大家退出去以后,他又将我叫回去说:“我看,中医起不了什么作用,让他走吧。”
我想这很不好办,岳美中是有名的中医,当时已经近七十岁了,对这样一位老中医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和汪商量。汪让我将岳美中送到他那里,给他看看病,同时谈谈毛的病情。
这样才使没有受到精神打击。
我与吴洁、胡旭东商量后,向毛提出要消炎(注射青梅素,即盘尼西林),强心(先肌肉注射,然后口服洋地黄地制剂)及利尿(服用利尿剂)。毛只同意前两项,他说:“不要搞得这么紧张。你们的办法都用完了,下一步就没有办法了。”
毛仍然不放心。他要我去问康生是用什么药治病的,毛想用同样的药。林彪事件后,当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之一的康生,突然陷入重度的精神忧郁症。他侍在钓鱼台的房里,整天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语不发。康的情况和毛的病完全不同。
我找到康生的保健医生顾。他说,康生什么药都不信,只信抗生素。回来以后,将康生的只信抗生素告诉了毛,毛说:“你看嘛,不要用那么多种的药。”因此,洋地黄制剂只注射了一次,就停下来。
只用青梅素注射,当然解决不了心力衰竭的问题。验血报告显示毛缺氧度严重,远远低于正常水平,有生命危险。到一月二十一日,我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
照这样拖不去,很危险,希望周恩来来游泳池,劝毛加强治疗。同时,我又说明,这么多年来,给毛治病,从来不告诉江青。毛一向同意不要向江青讲,免得她干扰
治疗。
周同意不向江青讲。
到晚上七点多钟,周恩来到了游泳池,可是江青也同时来了。当时我一怔。江青来了后,去上厕所。周恩来同我说:“主席病重,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而
且是主席的夫人,如果不告诉她,一旦主席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啊。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我在政治局里,不向她讲怎么行呢?”
我和吴、胡三个人,向他们二位讲明毛的病情,提出如不加强抓紧治疗,就会有危险了。周恩来问得很仔细,特别对治疗方法上提了不少问题。
江青心不在焉地说:“前几天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还不是很好吗?去年一年精神好得很。主席身体的底子好,不会有什么大的毛病。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周又解释,从林彪事件以后,毛的身体就不太好。周又提出要我陪他和江青一起到毛的卧室,由我说明需要加强治疗和治疗方法。
我第一个走进毛的卧室。毛穿了一件睡袍,前襟敞开,坐在单人沙发上,头靠在沙发上,开着眼睛,嘴半张开,胸部起伏不止,两臂、两腿伸直,似乎瘫在沙发上,两颊苍黄。
我走到毛的面前轻声说:“主席,周总理和江青来看你。”
我与周、江各搬了一把椅子,围坐在毛的沙发前。周转头看看门外。外面汪东兴、张耀词等人都在张望倾听,周把他们嘘走。
毛嗯了一声,大声咳呛,终于有了一口痰咳出来。毛的习惯是别人拿痰盂凑上去,吐在痰盂里。我用痰盂接上去。江青跟毛长年分居,不晓得毛用痰盂的习惯。
江青哼了一声,用小毛巾去接。毛拿手猛力推开江青的手,然后向我送上去的痰盂吐出。
毛断断续续地说:“你们来,有什么事情,讲吧。”
周向江看看。江端坐在椅子上,不声不响。周说:“我们刚才在外面研究了主席的身体情况,想将研究的结果向主席汇报。”
毛说:“有什么好研究的,你们又不是医生,啥也不懂,还不是要听医生的。”
周望一望江青,江仍然一言不发。周接着说:“刚刚他们三位……”
毛说:“什么三位?”
周说:“就是李志绥、吴洁、胡旭东三位医生,向我和江青同志讲了主席的病情。”
周说:“主席受了凉,肺部有感染,拖的时间长了一点,心脏受了影响。还要增强治疗才行。”然后,周向我说:“你再给主席说说病的情况,和治疗办法。”
我答应了一声,还没有开口,毛对着我说:“你原来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弄得我一点也不想吃饭。现在又打什么针,打得屁股上又痒又痛。”
江青这时恶狠狠地说:“一九六八年李志绥用毒药害我,你当时讲‘为什么他只害你,不害我,害我不是比害你更容易吗’。现在你看,他害你了。这不是清楚得很嘛。”
毛嗽了一声,对我说:“这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我听了毛的这句话,胸口似乎缩了进去,立刻嘴里干得要裂开,气都透不出来了。
江青马上对我说:“你出去,不要再在我们这里搅鬼了。”
这时我倒坦然无所谓了,下一步无非是将我逮捕,定个谋害毛的罪名,然后处决罢了。我终于得以离开一组了,这就是结局。我慢慢向门口走去。我看周满脸苍白,两手微抖,全身僵住了。
我刚走到门口,毛嗯了一声,大声说:“不要走嘛,有话当面说嘛,有什么话要背着人讲哪。”他这话是以对着江青说的。
当时我真可以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不能说是心花怒放,但是心境开阔。
只要我在场,在毛的面前,我可以申辩清楚。我看周的表情放松了。
我又坐下,说了了句:“目前心脏力量不足,血液回流不好,身上有浮肿,内脏包括胃和肠都会缺少氧气和水肿,食欲自然不好。也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打针的地方,吸收药慢一些,是会有些痒痛的感觉。”
毛好像并没有听我讲话,只是摇着头,右手拍着沙发的靠手说:“江青,你送的药给我吃。我吃了以后要吐,你的药也不好嘛。”吃荷梗煮水是康生建议的。
毛说完以后,我可真是心花怒放,全身通泰,喜从中来。我侧眼看江青,她全脸发青,一副煞气,掏出一方手帕,擦着额头,呼吸急促起来。
毛将头完全靠在沙发上,说:“我看你们两个人给我吃的药,都没有起好作用。
”
然后对着我说:“所有的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说药的事,就给我滚。”
我放开了心,立刻又缩在一起。毛生病了,不吃药,会有生命危险。他一定得赶快好起来。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我随着周、江走出毛的卧室,穿过毛的书房兼会客室厅,走到护士值班室外面的小休息室。汪东兴、张耀词一帮人都在。
江青将帽子往地下狠力一扔说:“这是个特务集团。我要查清楚。”然后对周恩来说:“到怀仁堂,马下召集政治局会议。”说完,气势汹汹地走了。
周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马上通知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立刻在怀仁堂开会。”
为时是晚上九点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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