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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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毛的关系也开始疏远。毛认为我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不够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第一次具体表现对我的疏远。毛那天要去武汉，他没有要我去－－这是我做他医生以来第一次不让我随行。林彪建议毛带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和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同行。
我觉得危险步步逼近，汪东兴也有同感。汪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江青在搞鬼。林彪不清楚状况，不会出这种主意。一定是江青跟林建议的。汪怕江是想趁毛不在时候整我。虽然汪管辖下的六个工厂很平静，但文革的暴行仍在各地蔓延，武门逐步升级。
武汉的造反派和支持陈再道的一派群众闹得不可开交。毛泽东亲自南巡，南下武汉。
北京也处在混乱边缘。毛一走，就是江青在主事。汪怕我会被江的人绑架。他叫我不要回针织总厂。江可以派人在那捉我。汪说：“你就住在一组你的办公室。如果有事，你立刻就来武汉”。在中南海里我万一出了事，还有法子和武汉连络。
我搬回中南海，却亲眼目睹了汪的恐惧成真。江青的文革小组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
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
样。
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
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不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杨德中也在场。我向杨说：“怎么突然斗起来了？”杨说：“昨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通知今天要斗争。我连夜打电话给汪（东兴）主任了。现在还没有消息。”
汪其实进退两难。他不能跟毛直接报告中南海的暴乱，这样就无异于与势力庞大的文革小组为敌。那时没有人敢冒大不讳批评造反派。何况，汪与毛的关系因
刘少奇的问题长期紧张。一九六三年，汪曾陪刘和王光美访问印尼。此事虽经毛正式同意过，汪回来也向毛如实报告，但毛总疑心汪和刘关系“密切”。汪自然也不
想和毛要打倒的人站在一边。我心中暗自揣度，怎么会毛刚离开北京，就围困中南海，就开斗争会，毛是不是都事先知道？
七月二十一日，汪东兴打电话给我说，空军司令部已经派了一架飞机，在西郊机场等我，要我立刻去上海。
几小时内，我就到一上海，住进毛和其随从人员住的西郊宾馆。毛的警卫密密实实，这是多处来未有的现象。一中队来了有一百多人，还加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人。
秘书、通讯员人数也大增。西郊宾馆上上下下，满满都是人。
毛有点支气管炎，阴部生了疱疹。毛的“女友”太多，我和他最近不经常在一起，所以无法追踪出传染者是谁。我用中药替他治疗疱疹，注射头孢菌素治疗支气管炎。我跟毛说明疱疹曾经由性行为传染，但毛不听。他觉得没那严重。
毛问我北京有什么新情况。我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事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他的沉默也显示他对北京的事不满意。
入夜，毛又叫我将发以上情况说了一遍。他就：“文革小组做事不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背对背斗，即收集刘的各种人证、物证，以据之判定刘是“反革命”。
我跟毛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他要再回武汉。毛七月十四日去武汉军区闹了“七·二○事件”。周恩来急忙派飞机来，仓皇送毛到上海。
在此之前，武汉两派人员武斗十分激烈。当时造反派大肆攻击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毛去武汉前，文革小组派了极左分子王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
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去缓和对立的群众，逐步联合。但王力却转而支持造反派，将对方称为反革命派。支持陈再道的群众大怒，把王力捉了起来。当日周恩来随即
到武汉，并劝说释放王力。一些支持陈再道的群众游到毛住的梅园小岛上，想跟毛陈情，被武装保卫毛的战士们把这些人全面关起来。毛知道后，叫把人放了。造反
派就这些群众想谋害主席，但毛相信这些群众真心崇拜他，陈再道也对他忠贞不二。毛的意思是见见两派，调停联合。周恩来很紧张，这些群众都有武器，为了毛的
安全，周匆忙将毛送去了上海。
经周协调后，王力被释放。王力和陈再道后来双双去了北京。
八月二十日由上海动身，乘飞机又到武汉。毛在飞机上说：“我看武汉这两派，没有那个是反革命。上次让王力一挑，两派打起来了。我就不信真有反革命
派。看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不是好人。毛为了显示不会有谁谋害他，他是公众衷心拥戴的领袖，从飞机场乘了敞篷吉普车穿行
市区，然后到了武昌东湖梅园招待所。我坐在后座，车子四周有上百名便衣武装警卫。两派的群众夹道欢迎，热烈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按毛的说法是“接见了两派群众”。
毛不在北京时，北京完全在文革小组的控制之下。他们将矛头指向外交部长陈毅元师。陈毅与其他军事领袖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碰头会”上，公开批
评文革，不让军队涉入文革，并谴责红卫兵造成“红色恐怖”。八月，王力和关锋在汪青的支持下，组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占领陈毅的外交部夺权，并将
英国驻华代办处烧成灰尽（１）。
毛八月回到北京不久，便下令先后逮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戚在次年一月被捕）。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极左派，属不争事实，但他们也只是替罪羔羊。文革小组的真正权力握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三人手中。毛显然对江青有所不满。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
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注释
（１）许多西方人认为“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从来不曾存在过。李医生不认识兵团的人，但听过对它的诸多指控。不管怎样，陈毅被打倒，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确化为灰尽。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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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仍躲在北京针织总厂。毛不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由支左的警卫团官兵（即八三四一部队）率领到清华大学，接管清华。
现在毛决定要正式军管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译注：即“六厂二校”经验）。
清华在国内以理工学院闻名。清华大学学生的造反声势也不落于北大之后。一九六六年春天，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组员。当时她支持党委并反对造反派学生。
一九六七年五月，心怀愤恨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在清华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一九六三年，王光美随刘少奇访问东南亚，会见了印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王是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因此穿上了件旗袍，戴了项链。红卫兵说这就是她资产阶级
生活方式的铁证。在这次清华园批斗大会上，王光美被迫穿上一件过紧的旗袍，戴上了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台下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叫嚣着她下台的口号。自此后，
清华大学便处以无政府状态。毛决心施行军管。
下午四点，工人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官兵到了清华。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我想亲身体验清华军管的过程。
军管会孙主任负责这次行动。
孙召开全厂大会，由各车间抽人，一共抽出男工一百五十多人，分乘几辆大卡车开到清华大学。其他厂的工人宣传队也都陆续到了。总共有上百辆大卡车。后来据报有三万人之多。在校外临时成立了领导小组，扬德中也到了。整理好队伍，向校内行进。
我和卫生员小李夹在人众中。起初行动得很在秩序，但是快要走近物理系大楼的时候，前面的队伍忽然混乱了。小李到前面打听，是学生们设了路障，不让宣传队前进。
停顿不久，传来命令：冲破路障，继续前进。已近黄昏，周围景象逐渐暗淡。
我随着人潮向前走去。
突然一声巨响，前面喊道，炸死人了，接着抬下来血淋淋三个人匆匆过去。
天色昏暗下来，队伍已经凌乱，仍然慢慢向前挪动。忽然我听到像是刮风的声音，很多人都抱着头，或用上衣将头包起来。我还莫名其妙的时候，小李脱了上
衣，将我包住。这时我才发现大如鹅卵、小如鸡蛋的石头像大雨一样从对面抛来。人群四散躲避，天已全黑，石头不断袭来。小李拉着我向后退，到校门的时候，已
经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天色太黑。我向小李坐在路旁，下了暴雨，全身淋透。
打散的队伍逐渐在一起，大家都在昏暗一片的雨淋中休息。
到清晨四点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卧车，沿途叫我的名字，我应声而起。停下来，毛的司机张从车下来，看到我说：“快走，叫你哪。”我问他是谁叫我，张说：“还不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也叫学生们的头头去。”
我上了车，随他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一走进一一八厅旁边的随从人员休息室，大家哄然说：“大夫受苦了啊，挨了几块石头？”
我淋了雨，头很痛。吴旭君给我止痛片，又给我清凉油。我用清凉油擦了额角和眉间。大会堂的服务员给我端来一碗热汤面说，先吃暖和一下。
吴旭君又来了说，毛叫我立刻到他那里去。我走进一一八厅，毛坐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立起身。我急忙走过去。我这时感觉到毛是真的喜欢我。
毛拉住我的手，仔细端详我的全身，说：“怎么这样狼狈，全身都湿了。”我说，外面在下大雨。
毛又说：“辛苦了。没有受伤吧？不要哭了。”
我猛然没有明白他的话，稍一沉吟才想到我擦了清凉油，眉心、眼角油光光的，可能毛误以为我在流泪。我说：“我没有受伤，可是有三个人被炸了，不知死一没有。”
汪东兴在一旁插话说：“死了一个，其他两个救过来了。”
毛说：“你先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我已经叫人通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阑、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
的王大宝来这里开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你也参加。”（１）毛决意要“保”我。林彪、周恩来、康生和江青都会参加这个会。我和毛一起参加，是表示我是毛
的下属，这样他们想搞暗的也不行了。也许我不用再整日担心被绑架了。
这次会议，江青和所有的人热络地打招呼，唯独对我不屑一顾。她仍为所谓下毒一事怀恨在心。这对我到无所谓。无论如何，目前她奈何我不得。
我算是暂时通过了这次考验。
毛与红卫兵的这次会议在文革中是个里程碑。毛要学生停止武斗，并进行联合。
毛警告说，如果一直分成两派斗争不休，每个学校就会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清华、两个北大或是两个北京师范大学。
会的当中，韩爱晶发言说：“现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话，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在引用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主席在的时候，容易解决。主席不在了，该怎么办？”
韩的话刚完，康生与江青就立刻斥责说：“你大胆胡说八道……”
这时毛接过来说：“这问题很好，我年轻的时候，就爱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你看从孔老夫子到佛教、
基督教，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
但毛这次会议的目的却没有达成。红卫兵仍四分五裂，毛似乎决定不再信任年轻人。八月五日，毛为表示对工人的关怀，经汪东兴给了他们一些巴基斯坦外交
部长胡珊送的芒果。毛的这一行动显示毛已对各成派系、相持不下的学生失去信心，转而寄望于工人。不久后，数以百万的中学和大学相继下放农村。毛以为学生该
跟贫下中农好好学习，接受再教育。
汪东兴把芒果仪式，唱颂着毛语录的警句，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台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没有
人知道该在蜡封前将芒果消毒，因此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
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在那之后，革委会订了一个蜡制的芒果，将它摆在台上，工人们仍依序排队上前致敬，没有丝毫差别。
我跟毛说了芒果的趣事，他大笑。他觉得膜拜芒果无伤大雅，这故事也很有趣。
注释
（１）当时西方对此次会谈多有报导，并认为它是毛与造反派学生关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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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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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虽然又保了我，但我不能每天都见上他一面。他此时不需要我的医疗服务，我每天同卫生员小李和护士背着药箱到车间和工人宿舍巡回医疗，每隔几天才向
毛汇报一次。文化大革命虽然仍在进行中，但是从厂内来看，正如毛同我说的：“什么文化大革命，人们还不是照旧结婚、生孩子。文化大革命离他们远行很哪。”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就似乎也变行很遥远。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敢表示出厌烦，可是显然在淡漠下来。但是一些大城市内，两派之间武斗不停，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动用了机关枪和大炮。对这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依然在不停地进行着。如果中央不插手干预，武斗将无止无休。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一天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游泳池去看毛。
毛牙痛要我去看看。
回一组后，反而有种陌生感。一组完全变了样。汪在他的南楼办公室三楼给我整理了一间卧室。我原来在一组的值班室那排房子，毛远新全用作他的卧室和办公室。
毛的随身工作人员全调换了。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全部被毛派去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军事管制工作。
身着军服的八三四一部队仍在室内游泳池周围保卫毛的安全。但最令我惊讶的是，毛身边的女友更多了。我不熟悉那些服务员和警卫，但我看得出来那批新人
都很崇拜毛，就像我刚替毛工作时一样。我猜想旧的人和我一样遭到幻减的痛苦——跟毛越久，越无法尊敬毛。只有不断调换身边的人，毛才能保证他会永远受到爱
戴。
我替毛检查口腔。因为长年不刷牙，牙垢很厚，牙齿上似乎长了一层绿苔。
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懂牙科，是不是请一位牙科医生看看。”
毛说：“你给看看就算了，不必再找别的医生来了。”
我想，我不懂牙科，马马虎虎治疗，岂不是笑话，何况盲目治疗有害无利。
我又讲：“牙科是一门专科，不懂的人，可能治坏。”
毛不置可否，我退了出去。我走进南楼汪的办公室，他在等我的消息。我将毛的话告诉他。汪说：“自丛江青一心想将你打成反革命以后，这可是主席第一次找你看病。身边的人全换了，把你又叫来，你要用心搞好。江青还没有罢手。”
他让我到三楼给我准备的房间去休息。
我走到三楼，突然看到吴旭君。原来江青下命令将吴从二七厂调到钓鱼台。
江青知道吴旭君和我共事多年，一直逼吴旭君写揭发信或签已写好的文件，证明我想毒害江青。吴坚不肯签，江青说他包庇坏人，要审查他在什么问题。吴去
找汪东兴，汪让吴搬回南楼。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够不顾自己而仗义执言的人，[奇Qisuu.ｃom书]可是太少了。我十分感谢吴。
第二天我同吴一起去游泳池见毛。毛见到吴很奇怪，问吴怎么从二七厂回来了。
吴将这些经过告诉了毛，说：“现在我也到了反革命的边缘。”
毛大笑说：“好，我这里专收反革命分子。你们两个反革命就在我这里吧。”
随后毛以说：“大夫你不要管江青的事了，让她自己另外找医生。护士也让她自己去找。”
我问毛，我如果碰到江怎么办。毛说：“远远的见到她，避开就是了。”这点我没有听毛的。此后即使对面相遇，江青视若不见，但我并没有躲避。
北京医院当时仍然很乱。院内分成两派，院长和党委书记都被打倒，还没有被打倒，还没有领导接管。我请任何一派的牙科医生，都会表示我——以及毛——是支持那一派的。我也不晓得该支持谁。因此我从上海华东医院调来一位牙科医生。
我一再向毛推荐上海来的这位医生，最后光火了。他对我吼说：“我不同意让这位医生看。你一再要他看，你这是强加于我。怪不得江青要整你一下。”我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你说我强加于你，可上你是你勉强让我做不是本行的事，还不是强加于我。
我只好一方面请教牙科医生，一方面翻看牙周病教科书给毛治疗。毛的牙床一直在恶化。我能做的只有叫他用消毒水漱口，将表面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在感染患抹药。一个月以后，症状就好多了。
毛的病痛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准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九大）。此时中央内部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一九五六年“八大”
所提出的纲领到此时仍未被官方扭转——支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领导意识形态，并批评毛的“冒进”。这些纲领长久以来都是毛的紧箍咒，而念咒语的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十三年来，毛一直想取掉这个紧箍，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一努力的后果。在筹备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极。人人
胸前佩戴着毛的像章，手中持着红皮的毛的语录本，背诵毛的语录——甚至在店里买样东西，也要互相背上一段。中国人每天都要在毛像前鞠躬，“早请示、晚汇
报”。上下班时，大家都背诵一段毛语录。毛主席的思想早已超越意识形态，而成为宗教经文。
“大冒进”？毛的大跃进创下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死亡人数。据估计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人饿死（有人估计高达四千三百万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社会大混乱，摧残生灵，拆散家庭、友谊，中国社会的基本联系荡然无存。
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在文革初被批斗，一九六八年十月开除党籍，还遭到极不人道的虐待。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并不知道刘被“关押”在哪里，也不敢问。
后来在“九大”结束后许久，我才知道刘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押往开封关闭，重病缠身，到十一月去世前，都没有得到医疗。
邓小平也被流放到外地。政治局党委只有毛、林彪和周恩来没事，其余的都被打倒或“靠边站”。省委被撤销，军队领导的革委会接管省政日常事务。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已大部分被打倒。
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扭转了十三年来八大制定的纲领，毛成为最高领导，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的意识形态。会中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从委员会中选出政治局党委。毛的意志透过九大党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宣告结束。
我给毛治疗牙周病时，党内已开始在筹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亲信。周恩来则跨在中间，两面调和。为了什么人进入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两派争夺相当激烈。
毛尚未表示意见。
我看得出周恩来颇为苦恼。周从未和我议论过政治，但有天夜里我在南楼遇见周，周关上门问我毛对人事安排上讲了些什么话。我说：“他没有多讲，只说人
事安排交给文革小组和文革碰头会办。”文革小组成员全在碰头会里，因此江青在碰头会里正是权倾一时。先前围剿周的事也是江青放的第一把火，我觉得我有必要
警告周，江居心难测。
我告诉周：“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打击目标就是你。江青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是旧政府的还不是你。江青他们鼓动全
外交系统反你，主席说‘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要文革召开万人大会说明，不能反你。江青他们几个人到游泳池外间休息室商量说，用不着开不么大的会，找个几
十名代表来谈谈就可以了。这不是明显还要搞下去。”
周叹了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以尽。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
”
周又说：“你的这些话同别的什么人讲过。”我告诉他，除了对汪讲过以外，没有对别人说过。周说：“那好。记住，不要同任何别人讲。”
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喏喏，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
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
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
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汪东兴是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在江、林争权里，汪支持林彪。一来因为痛恨江青，二来毛仍因汪随同刘少奇去印度尼西亚而疑惑未消。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说凡是参加碰头会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员。
会议期间，汪东兴突然发作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周要我和吴旭君一起去向毛报告，因为生病的严重情况，只有医生才说得清楚。
当我说到出血很多，比较危险的时候，周说了一句：“汪东兴是个好同志。”
接着唏嘘起来。我同吴旭君很难过，也哭了。可是我发现毛一句话也不说，脸上表情木然，似乎无动于衷。
冷场一会后，毛说：“有病就照医生的办法治。别的有什么办法？”
我们走后，毛告诉护士刘说，这三个简直如丧考妣，直是奇怪。我们三个一哭，毛怀疑周、汪、吴及我四人是不是在搞派系。
我将毛说的“如丧考妣”的话告诉了汪。汪说，不怕，我们都是为毛做事情，又没有为别人干事。接着汪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
周来看这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派最后被迫达成妥协。会上汪东兴由黄永胜出面支持，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发表政治报告，并被官方钦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思想自“九大”后，成为中国的“指导纲领”。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步步高升。会议结束后不久，林立果升任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被刻意吹捧成“中国革命的第三代当然领袖”，毛的一位女友丈夫在
空军司令部工作，他将林立果的一些演讲记录经这位女人交给毛看。林立果在空军的盛名仅次于林彪。空军内一再宣扬要无限效忠于林彪和林立果。
九大后，我的心情更加压抑。毛要转“八大”路线的目标终于实现。“九大”是毛十三年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撤职——他们都是我最敬重的党代表——新委员大多是江青或林彪的党羽。我认识的很少了。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前途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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