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６８
林彪此时越来越接近权力的巅峰，全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化。军队担任恢复秩序的重任，军管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机构。原来主管省政府的党委书记，换成
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担任。中共庞大的官僚体制中，从上到下，清一色都是军人。即使在毛常去的招待所也是如此。全中国在林彪的领导下背诵毛语录，学习解放
军，形成热潮。警卫局纳入军队编制，全部穿上军装，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有毛还穿着他的睡袍，在公开露面时，有一两次换上军装，以表示支持军队，以后又换回
中山装。
那时中国仍有两大敌人——苏联和美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发生了中苏黑龙江边境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备战状态。一些有问题的干部，
还有那些遭批斗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全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干校的目的在于使下放的人体验农村真实生活，并向贫下中农学习，日出夜息，担负着力所难
及的重度体力劳动。谁都知道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实为处分。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年轻知青则被送去“上山下乡”，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九六九年八月发起城市中“深挖洞”，以做为空中轰炸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
北京市下挖筑了网络密布的地下通道，可以容纳下所有北京市民，而工程兵部队则修建了“五一九工程”。（见前文）就在这时，毛有天向我提出了一个问
题，要我思考以后回答。毛说：“你想，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么中国怎
么办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也不知道毛的本意指的是什么。
第二天我同他说，我回答不出。
毛说：“日本后面实际上是美国。可是东面的美国，离我们远得很哪。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
我说：“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对美国中诛笔伐。越南又在同美国打仗。这怎么能交往得起来呢？”
毛说：“美国同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美国新总统尼克森上台了。此人是个老右派，老反共分子。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同汪东兴闲谈时，也谈到毛的这番话。汪以为这是随便说说，并没将这些话当成大事。朝鲜战争于一九五０年六月爆发后，中美关系持续互存敌意，中国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亚洲以武力建立霸权，对美帝从未稍缓词色。我根本想不到毛的对外政策，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尼克森也正在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尼克森总统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毛带话，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苏联给中国做“根治手术”，即破坏中国在新疆的原子弹基地。毛与尼克森的看法不谋而合。
毛说过：“什么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是亚洲战争体系，无非是向中国进攻。”
毛还放过狠话，对苏联还以颜色：“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打不到美国，打苏联可容易得很。”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旬，周恩来送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波兰华沙举办一个时装展览会，在开幕的酒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使馆出席酒会的人表示，希望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谈。毛批了同意。这个文件给我看了。
毛说：“中美在华沙会谈，自一九五八年停止，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现在可以重打鼓另开张，认真谈一谈。看来尼克森有诚意，几次他带话来，愿意同中国对话。
”
我趁毛想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提出重新订阅美方医学杂志的要求。我告诉毛，文化大革命以后，美国的医学杂志都不许进口，所以我们对医学的新进展一无所知。
毛年纪日大，我的保健工作会越来越棘手。我必须尽量吸取国外新知。
毛说：“美国千方百计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就这么蠢，自己将自己捆住手脚。
你写一个订外国杂志的报告交给我。”
毛将我写的报告批交周恩来和康生。毛对我说：“我要让他们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关系。”
中国官方仍不断攻击美国，并举兵帮助北越。中美关系却在台面下暗地展开。
毛正在贯彻他的远交（头号敌人美国）近攻（苏联老大哥）战略。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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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守卫。即使人数确有增加，也不容易觉察出来。对我来说，从针织总厂回一组后，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
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毛仍然过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这
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
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咫尺之外，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巡哨。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军队军管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军人。从武汉、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领导，下至服务员，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很怀疑这种作法的动机。他同我说过：“搞这么多当兵的来作什么？”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毛自然痛恨被“监视”。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满。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军队搞军管支左，夺了各级的领导权，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警卫局没有军管，可上穿上军装。”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颇高，但他不相信毛、林两人关系已渐渐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九月底回到北京，往了不到两个星期，十月上旬出发到武汉。十月下旬起，不断有寒潮南
下，气温骤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我从多年经验知道，不开暖气，毛一定会感冒。但他不同意，认为室温低，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这时汪东
兴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张耀词怕负责任，打电话给叶群，让叶将这件事告诉林彪。
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毛一言未发，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张出去以后，毛对我说：“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拿来当成圣旨。”
从这句话，明显看出毛对林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十一月底，仍旧没有开暖气，毛感冒了，不肯让我治疗，于是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不得不接受治疗。毛很快恢复了，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写明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疗经过。他说：“这个报告是说明，我这次生病，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日形密切而疑虑重重。我警告过汪几次，但他不以为然。汪对毛绝无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关系，以扩大势力。在文革的风声鹤吠中，汪意图与林巩固关系是招稳棋。
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林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这次汪东兴竟没有马上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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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７０
一九七０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
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
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
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
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
这段期间，我往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
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
（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０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
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产科杜，从三０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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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
工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
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
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
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
以看起来葬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
医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
—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猎，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生的粪便而染上条虫。
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
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
“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０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
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
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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