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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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黑风”
自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秘密组建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增多，在北京出现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细加分析、考察，这里面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经常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一般来说，“多数派”侧重于造“牛鬼蛇神”的反，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保守观望态度；而“少数派”则侧重于造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反。
“多数派”以“联动”最为著名；“少数派”以“三司”和中学里的“四·三派”为代表。
到了1966年12月，在“多数派”中，出现了炮打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情况，当时称之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亦称“十二月黑风”。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伊林·涤西，针对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写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彪连续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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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9月15日的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 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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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林·涤西的这封《公开信》，以大字报的形式于11月15日清晨张贴在清华大学,当即被当作“毒草”被撕毁。此后，伊林·涤西又于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在北京城里四处散发。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李洪山在辩论中提出：“中央文革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一天，林学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李洪山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前后，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辑，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4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北京城内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12月5日，北京23个学校的红卫兵集会，联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7日，北京地院“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电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大字报提出“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并质问道：“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12月11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点名批评陈伯达、江青。
12月12日，林院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
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院校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分别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踢开中央文革，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路线必须批判》、《陈伯达必须给打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平反》、《坚决罢掉关锋、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大标语，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还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 ※ ※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暗淡前途。
５－１、“７·２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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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华门作为背景。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７·２０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 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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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 “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看得出，毛泽东对陈再道在尽量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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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声音同时也在积极发挥作用。
7月14日晚，谢富治、王力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他们下车与造反派谈话，有意识地公开亮出了身份。
第二天，“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谢富治、王力的身份已经公开，自然要解决问题。不然，两派都会失望。周恩来只好让谢富治、王力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7月15日、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
谢富治、王力所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一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自然引起了“百万雄师”的极端不满。“百万雄师”是在武汉军区扶持下组建起来的，号称 120万人马，历来是宠儿，其愤懑便尤为激烈。7月17日，他们上街贴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 “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人去机场送行。
送行回来，他们一汽车开到水电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佩戴着造反组织“钢二司”的袖章，发表演说。王力说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近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当晚的会上，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开动宣传车，沿街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
当天，被激怒的“百万雄师”在武汉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
是日深夜，“百万雄师”两千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军区大院。他们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 并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回答。现场指挥站当众宣布：如不答复问题，明天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与此同时，另一拨200多人的“百万雄师”人马冲进了东湖。他们口口声声“要找王力算帐”，来势汹汹。
当时，陈再道正好在谢富治的房间里。起初，王力躲在隔壁的房间，静观动态。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人马还谈得来，王力便也走了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了一起。
恰在此时，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为首的数百人冲了进来，叫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慌乱之中跑回隔壁房间，被追进去抓住。虽然有跟随“中央代表团” 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力保，但人单力薄，王力还是被抓进去塞进了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
此时，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是打倒谢富治、王力的大幅标语和口号声。“百万雄师”出动的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大街上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的几百名军人，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联手行动。
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天出动卡车400多辆，附近的黄石市等市县，或纷纷发来声援电报，或开来卡车参加游行。与此同时，武汉大街上的大标语火药味十足：“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
※ ※ ※
武汉局势急剧恶化，当然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就住在武汉“梅岭一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都不便出面。最合适的出面人物还是周恩来。于是，7月20日，周恩来乘专机返回了武汉。
周恩来是来为王力保驾的。但是，到达武汉之后，周恩来却得知，王力经劝说从“百万雄师”手中放出来后，又突然失踪了。
原来，王力此时正在29师政委张昭剑的保护之中。
29师此时也已分裂。一部分军人赞同“百万雄师”观点，并积极参与了“百万雄师”所组织的各项示威游行活动；但师政委张昭剑却另有想法。他故弄玄虚地对王力说：“‘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口号是要抓王力。”
显然，张昭剑是要投靠王力，进而投靠中央文革以及林彪。
王力已如惊弓之鸟，在张昭剑的保护下，他躲到了29师师部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在树木掩映下，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海陆空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是‘百万雄师’的人。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从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力在29师，便找到张昭剑，开口大骂武汉军区。张昭剑知道刘丰与林彪之子林立果关系密切，便讨好地说：“我听空军的。”这样，王力被转移到刘丰手中。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刘丰向机场上等待的吴法宪说，王力是他抢出来的。并夸大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游行队伍拿起了武器，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在卡车、摩托车上，驾着机枪……
吴法宪把这些情况快速地报告给了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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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得到吴法宪的情报后，立即找到了笔杆子戚本禹。林彪交给戚本禹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要戚本禹修改。
事关重大，戚本禹找到陈伯达、关锋，一起斟酌、磋商。
修改后，这封信由林彪、江青共同署名，然后转到武汉，由邱会作交给毛泽东。
7月21日，在杨成武的引见下，邱会作来到了“梅岭一号”，并亲手转交了这封密信。
信上说，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陈再道的部队正从河南方向运动过来，希望主席及时转移，否则安全将有可能受到威胁……。
毛泽东看完信后，轻松地笑了笑：“林彪比我还了解这里的情况。”
邱会作附合着说：“林副主席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问：“怎么关心？”
见毛泽东问到这一步，邱会作只好亮底：“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开过来。另外，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 40公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过来了，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沉思片刻，他咕哝了句：“小题大作。”
谁也不知道此刻毛泽东脑子里在想什么。值得回味的是，当晚，毛泽东乘坐海军的一艘专舰，在两艘炮艇一前一后的护送下，乘着朦胧的月色，缓缓开出武汉口岸，向东驶去……。
“揪军内一小撮”
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7月22日下午回到北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他们。王力的一只胳膊有轻伤，裹着纱布，用白绷带吊着，这幅模样更能激起人们的愤慨情绪。
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如不敢来，证明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应该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同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了武汉军区负责人会议，试图将矛盾缩小到最小。但是在会议进行之中，由李作鹏授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部队发来电报，电文中称 “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控制的东海舰队也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同时，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恩来的最后努力也未能奏效。
※ ※ ※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了中央的一封电报，令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
当晚，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密了。从北大、清华闻讯而来的8000多名红卫兵和受林彪、叶群指使的海陆空三军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同时，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以示对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情况十分紧急。周恩来火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
然而，军人的防线还是被冲垮了。红卫兵和三军造反派象当年布尔什维克的士官生攻克冬宫那样，流水般漫进了宾馆内的各个房间，四处搜寻。
幸好，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兵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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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此时，毛泽东仍在南方未归。
开会前两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江青、陈伯达当即表态，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
军人和文人结成神圣同盟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彼此都能得到好处。
大会于下午5点钟开始。
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彪不敢轻视。他也知道蒯大富一直被江青抓在手里，要打红卫兵这块牌，得与江青默契配合。于是，他委派叶群与江青联系后，由江青牵头，叶群与蒯大富在京西宾馆搞了一次试探性接触。
叶群说：“我是代表林副主席和你谈话。你对军队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心领神会地说：“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否则，文化大革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
叶群对蒯大富的回答很满意。她亲切地拍着蒯大富的肩膀说：“你很有政治敏感性。林副主席很赞尝你，希望你能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些工作。”
有了叶群的这次试探性接触，林彪对打红卫兵这块牌更有信心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把蒯大富叫到身边，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不在场，林彪就成了此刻最高统帅。蒯大富自然不愿放弃这么一个机会，他掏出一个“井冈山”袖章，要给林彪戴上。
林彪愉快地伸出了右臂。
林彪戴上了“井冈山”袖章，就是公开亮相，支持“井冈山”。一时间，“井冈山”派的红卫兵欢欣鼓舞，热烈地鼓掌、欢呼。
林彪握着蒯大富的手说：“我很喜欢‘井冈山’。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场内战。搞得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蒯大富见林彪神情严肃，心往下一沉，问道：“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了笑：“凡事要从最坏的地方想。现在要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要好好锻炼自己，有许多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这天的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会毕，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说道：“要揪军内一小撮。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康生在一旁补充说：“不要怕，大胆干吧！现在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要把造刘少奇反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有了尚方宝剑，蒯大富一回清华园，连夜给各省市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火速来京，有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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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线，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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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
7月30日，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聚集在清华园工字厅，听蒯大富传达中央新精神。
蒯大富首先宣读了林立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传达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精神。蒯大富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7·20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毛主席讲‘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康生讲‘现在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武装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蒯大富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江青还派人送来了即将在《红旗》杂志11期上刊登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小样。社论由关锋执笔，王力审定，火药味极浓。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正在狂热之中，读到这样的文章，更如火上加油，连连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等口号。
形势紧急，参加会议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宿，便纷纷赶了回去。然后是迫不及待地组织武斗队、冲锋队，冲击军区、洗劫武装部，强抢军械库。一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
５－２、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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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武斗掠影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
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
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
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
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
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
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
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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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 点钟，近2 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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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
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
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毛泽东要“天下大乱”，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情况复杂，毛泽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说的话，经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反对武斗，认为 “这样不好”，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应该给左派发枪”，“祝全国内战全面展开”。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既可以当作砸向对立派的石头，又能够鼓舞激励自己一派的士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受蒙蔽的红卫兵和群众，怀着满腔忠诚，自以为是在为保卫毛主席而战斗，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幕幕悲剧。
下面是全国部分地方武斗的掠影：
“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一次发生，从武装部门一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一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青海赵永夫事件”：1967年2月28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士兵死4人，伤46人。
“宁夏青铜峡事件”：1967年8月16日，康生定宁夏一派群众组织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至8月28日，康生断定这是“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
“四川宜宾事件”：1967年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一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人。
“上海青浦县武斗事件”：1967年5月4日，青浦县一日之内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 人。
“武汉武斗事件”：从1967年6月4日到6月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7·20事件”之后，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河南开封武斗事件”：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州武斗事件”：“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一次武斗中，一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上海、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且还动用大炮。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下面仅举重庆市的武斗为例。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 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 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说杨家坪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 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对重庆武斗不断升级表示愤慨，多次给四川省委领导人张国华打电话，并作出4点强硬指示。周恩来总理说，重庆不能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伪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 ※ ※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Ａ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Ｂ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Ａ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Ｂ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Ａ派扫射，击倒8人。Ａ派立即疏散。Ｂ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Ａ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Ｂ派抓起几十个Ａ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Ｂ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Ａ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Ａ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Ｃ派开了机枪，攻击Ｄ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Ｃ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Ｄ派两人。Ｃ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Ｄ派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Ｄ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Ｃ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Ｃ派成员冲进某车间，Ｄ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Ｃ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Ｄ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据文聿《中国“左”祸》一书记载，地处祖国西陲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事件尤其惨烈、频繁，难以尽述。
在此转录部分以窥一斑。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 “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
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的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
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
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6月13日，在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6月15日，“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 “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 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社，末克。
6月24日，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汽枪击瞎一只眼睛。
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7月12日，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
8月4日，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
8月21日，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
8月23日，“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1月29日，柳州市发生武斗。
12月22日，区交通厅、水电厅发生武斗。
12月24日，钦州市两派群众互相开火。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
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
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
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5月3日，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
5月20日，“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
5月25日，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一直延续到5月30日。
6月3日，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
6月19日，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开邕江。
6月23日，“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援，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
7月13日，“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
7月15日，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8月5日。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 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 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 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
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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