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大串连
——————————————————————————–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大串连的一个号召和动员。
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毛泽东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使他选择了大检阅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大检阅确实也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检阅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见，被怂恿，被煽动。大批量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中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毛泽东常常突发奇想，做一番惊人之举。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并且写下长长的批语。毛泽东非常欣赏《张鲁传》中的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等作法，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入道的信教者出五斗米，就可以吃饭不要钱，还有义舍可住，有神道治病，何其乐哉！毛泽东大赞张鲁的五斗米道，是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好，借古喻今，是毛泽东常用的手法。
然而，效仿张鲁的五斗米道创办的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话，只是一阙让人扼腕叹息的苍凉悲歌。
毛泽东的性格魅力在于他的永不服输。即使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东西，他也能看到其成绩和光明的一面。毫无疑问，大串连中的“免费乘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等作法借鉴了人民公社的一些“经验”，目的仍是为达到“天下大乱”。这样史无前例的《通知》，导致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
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各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工人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大城市串连。交通顿时十分拥挤，铁路运输不堪其负担，连车厢厕所内也挤进了六七个人，车厢下的弹簧到了要断裂的程度。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准备有计划的“长征”。可是只有少数学生徒步，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周游全国。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了国家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冈山，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在空投现场，成千上万红卫兵噙着热泪，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96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在全国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这个计划很庞大，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终于只好告吹。但是毛泽东对大串连所寄予的厚望由此可窥一斑。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当年的红卫兵们谁不记得那场规模空前的大串连？串连的往事和串连路上的漫天飞雪搅和在一起，已被深深掩埋到了记忆深处，大串连的日子，是和充满浪漫气息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提起它，当年的红卫兵们谁都能讲几个动情的故事。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这样的故事多如路边繁花，亮如天上星斗。
南方的一个小镇上，生活按部就班地缓慢推进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检阅的消息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但仍然还是掀起了一圈圈涟漪。刚跨进中学的5 个少年集合在昏暗的路灯下，悄悄酝酿他们“长征”的宏伟计划。
老实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连饱经沧桑的刘少奇也感叹“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这几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又能苛求他们了解什么呢？他们要去串连，说穿了，是图个新鲜好玩，是少年们对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临到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才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其中的一位家长坚决不依，将少年反锁在屋子里，不许串连。可是这名充满奇思异想的少年却翻窗而出，冲到长江边，扬言要投河，以死抗争。少年的家长跪在长江边，请求儿子回来，“有话好说”。尽管如此，那个少年的家长仍落了个阻拦革命小将串连的罪名。
少年背着背包和他的几个战友一起出发了，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在韶山，少年死于一场车祸。当电报将这恶梦般的消息传回小镇时，少年的母亲当场昏死了过去。
许多年之后，这位母亲仍然生活在儿子早夭的阴影中，她反复向人述说她的懊悔：“我真不该让他去的，我真不该－－”南方的这座小镇，又多了一位现代祥林嫂。
少年的故事很是平常，和后来在武斗中死去的那么多红卫兵相比，大串连中的死者为数并不算多。更多的红卫兵高擎一杆“长征”的旗帜，在迷蒙的风雪中且走且唱，不停地散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片。大串连，是红卫兵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操练和预演。
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犹如春沙沙泛滥时涌出的条条山溪，迅速在全中国形成了无数条布满红旗、红袖章的河流。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大寨、瑞金、遵义待革命圣地聚集了密密层层的头戴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66年8月到12月，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时达到250万，大寨20余万，韶山40余万，井冈山茨坪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 20万，仅只有400个铺位的井冈山大厦挤进了一万多人。夜幕降临，天空下着大雪，红卫兵们却三人合盖一条被子，有的没拿到被子的，则六七个人围坐成一团，中间放条被子取暖，有的则干脆在身上搭件衣服，将就着过夜……。
※ ※ ※
最幸运也最实惠的是北上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检阅，煽动起了他们心中潜藏的冲天豪情，天安门成了千百万红卫兵们心中最为向往的革命圣地。
而且，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能一个子儿不花到那里串连，当然是件幸福的事。对于南方的红卫兵来说，心中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到了北京，就能够看见雪啦！有的红卫兵则一心只想着尝一尝北京烤鸭。尽管北京气候寒冷，天寒地冻，但是上头有明文规定，“在接待站每个红卫兵可凭串连证领借一件大衣”，如此照顾红卫兵，红卫兵的滚滚洪流更是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涌来。
从内蒙古草原的牧羊少女，到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从天山脚下的维吾尔青年，到图们江畔的朝鲜族小将……红卫兵跨越万水千山，聚集到了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一个红卫兵在讲述他串连途中的种种困难和险境，另一个红卫兵在汇报他家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更多的红卫兵则来到清华、北大校园，学习革命经验，摘抄大字报。
在接受过毛泽东检阅过的千百万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西藏的翻身农奴，这个17岁的红卫兵手捧一条雪白的哈达，口口声声说要亲手交给毛主席。那条雪白的哈达上，有他们全村100多人的深重嘱托和签名。
然而，当毛泽东所乘坐的汽车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这位双手将哈达高高举过头顶的西藏红卫兵才发现，毛泽东离他仍然十分遥远。他看见的毛泽东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距离那么远，中间还隔着那么多人，这个全村人选出的唯一的代表，实在无法完成乡亲们交给他的深重嘱托，他“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写道：“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日子里，他的阿爸被狠毒的领主用马活活拖死在戈壁滩上；他三岁那年，阿妈因为打碎了奴隶主的一个玻璃杯，就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含恨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小小年岁，就成了这座人间地狱中的奴隶。是人民救星毛主席指挥解放军进军西藏，使他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翻身见到了太阳！今天，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大救星，这个翻身农奴的后代怎么能够平静呢？”
这位红卫兵离开首都北京返回西藏之前，专门从住地跑到天安门的红墙下，捧起一把泥土包进布袋里，他激动万分地说：“我要把这包天安门下的红土带回西藏，撒在布达拉宫下。天安门和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最神圣电景仰的地方。”
※ ※ ※
10月25日，大连海院15名红卫兵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帜出发了。一个背包，一个红袖章，一张尚未成熟的娃娃脸，却有与年龄不大相称的沉稳和严峻。他们此行，是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徒步2000余公里，到达红太阳的身边。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胜利抵达目的地。为此，《人民日报》立即发出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文中写道：
“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这样，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红卫兵长征队索性按照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示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
有的红卫兵甚至搞起了世界大串连，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遍全球。
1966年9月的一天，一辆国际列车在海拉尔被几十名红卫兵小将卧轨拦截。列车喘着粗气缓慢停下，没等到车停稳，红卫兵一拥而上，挤进车厢，向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的乘客散发“红宝书”、语录片和红卫兵战报之类的传单，要外国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列车被迫晚点5个多小时，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国际列车又才恢复了正常。
同年11月4日，北京第100中学高三学生赵建军、武热河与北京56中学学生孙智忠、北航附中学生瞿绍东4人，私自偷越国境进入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战斗。
中国驻越大使馆将4名中国红卫兵到越南串连的消息报告了国务院，很快，就接到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电文：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在援越部队锻练一个时期，在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4人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动。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这4名红卫兵的行动也被视作“革命”。此后，周恩来曾与陶铸等人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陶铸找到周恩来那儿，皱着眉说：“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说归说，但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支持下，红卫兵大串连的势头已不可阻挡。
※ ※ ※
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
据井冈山外事办公室保存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1966年的来宾登记表上反映，红卫兵赴井冈山串连始于当年9月。
这个月到井冈山的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哈尔滨红卫兵、江西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井冈山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43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
10月份的记载，顿显粗略，似有无法详细记载之难。月末的统计数字是：“红卫兵共计40批，5743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够完整的。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一文中，对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的情况作了精彩详细的描述，文中写道：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最沉重的负荷；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学校，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7个。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坳、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荷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
天南海北奔涌而来的红卫兵们走进苍茫的十万大山中，领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诗画意境，心中的豪情又增几分。他们顾不得放下行李、落实住处，也顾不得拂去满身灰尘、弄盆热水来揩把脸、泡泡脚，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巍巍五百里井冈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不像是从嗓子眼里流出来的，倒更像是从血管里涌出来的鲜红的波涛。
背诵过语录后，一个个红卫兵在自己长征队的旗帜上写下各人的名字，“在厅的两侧，摆满了献上的旗帜。谁都想让自己的队旗享有一个醒目的位置，占据更大的面积。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收走一批。到大串连结束时，博物馆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
大概是11月的最后几天，井冈山便下了第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飘舞飞扬，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雪铠铠，颇有诗情画意。尤其是那些广东、福建的红卫兵，生平很少见到过雪景，更不用说大山区中的雪景了，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久久看着那一派冰清玉洁的风光，流连忘返。
然而，欢乐很快被寒冷冲淡了。
气温迅速下降，树枝变成了一串冰条。屋檐下，长短不一的凌冰悬挂下来，像是冬天寒冷的音符。红卫兵们躲进了接待站的竹棚子里，围拢在一堆堆嘶嘶叫唤的炭火前，暖和一下哆嗦个不停的身体。
但是他们心中的热量似乎并没有降温。有消息说，毛泽东要来井冈山接待红卫兵！而且这消息被红卫兵战报的各种传单和号外喧染得有声有色。时间：12月9 日；地点：茨坪；陪同参加接见的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
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
各个接待站都在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如果到时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
但是不取作用。先上山的红卫兵滞留下来，始终不愿离开这里；外省知道这个消息的红卫兵已经到达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红卫兵，到了吉安、拿山，更是不能不上井冈山。
红卫兵固执地坚信，他们在运动初期在同工作组的斗争中遭受了那么深的压抑，在步行串连途中经受了那么多的磨练，毛泽东不会不来接见他们！还有，毛泽东多次表示要“重上井冈山”，如果今天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不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
不能说红卫兵想得没道理。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诗人气氛的政治领袖，诗的艺术是象征的艺术。他能在武汉率领千万游泳健儿劈波斩浪，能在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动员全国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勇冲击，又为什么不能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再来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壮烈活剧呢？
毛泽东一定会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地扎在上了井冈山的红卫兵们的心里，“毛主席今天要来慰问我们红卫兵！”这话不知从谁的口中传出，经过千百万红卫兵的耳朵和嘴，假话传得越来越像真话。终于有一天，一架运送治疗脑膜炎药品的飞机在茨坪降落下来，谣传多日的消息幻化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胡平、张胜友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所有的眼睛都瞪着灰蒙蒙的天空，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力求捕捉到那非同凡响的声音在大气层里引起的第一阵颤动……
“我们，还有这片人山人海，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却胜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历史，还没有给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同一代人的机会。
“世界上难有这样漫长的等待，世界上找不到这样耐心的观众。衣服单薄的红卫兵们在零下二三度的旷野，等了半天，等了一天……
“那天上午，那片凝固了的、巨大的‘银幕’上，终于隐隐有了什么：由弱而强了，是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了，是一架涂有八一红星军徽的直升飞机。
“顷刻间，那海，发生了海啸：‘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那山，上下起落，左右错位，似乎是一座火山，即将要有一次伟大的爆发；那圈子，则像一只四面受强气压挤压的脆弱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直升飞机并没有立即着陆。它在低空作了多次的盘旋，那道道灼热的气流，纷纷扫落树枝上的冰壳、冰凌，强大得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俯视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它几次像是要着陆了，又猛地升上去，似乎又有蜻蜓般的小心翼翼，生怕让什么东西吃了，或缠了去……
“身子向后顶去，脚板向前蹬去，解放军战士们的手拉得更紧了，彼此的五指，宛如一道铁钩。
“这一刹那，站在高坡上的胡平看见，往前涌的人海扯出了后面的几个口子，口子里都有结着一层薄冰的粪坑，粪坑里不断有闪避不及、被撞下来的红卫兵，其势正如中国的改革者在1985年纷纷中箭落马！已挤到圈子边的张胜友看到：一个十五六岁、操着宁波口音的红卫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话音还未落地，他和另一个红卫兵竟冲进了圈内，仅跑了七八米，许是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那巫师般的力量摄影住，他不动了，身体又往左侧了一下，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劈将下来，一股白色、粘稠的脑液似从高压水龙头里喷射出来，他的两颗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远……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住了！圈子内的另一个红卫兵更是呆住了，几秒，十几秒……足足半分钟之后，他走过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摊脑浆，将它们放回到同伴的冒着热气的大半边脑壳里，似乎这样能够起死回生。
“上帝没有被感动。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痴迷，同时被螺旋桨劈得粉碎……直升飞机运来的是几箱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剂。
“红卫兵散去后，在这半边水田里，拾到了两大筐鞋子、袜子……
“直升飞机只能暂时停在了茨坪，螺旋桨劈坏了，在等着从南昌的向塘机场运送新的螺旋桨来换……
“惊愕、愤怒的红卫兵们向空军造反了，他们誓死要揪出杀害红卫兵小将的郐子手和幕后策划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和造反情趣在红卫兵大串连中得到了一次满足。他自信他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正义的事业和人类崇高的理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无论处于什么样艰难险阻的境地，他相信自己支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很好。一次毛泽东曾对外国友人这样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这种形式，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成迅猛燃烧之势，这更使毛泽东感觉到兴奋。
早在大串连开始之前，一次讲到西安交大工作组限制学生打电话、电报、上京告状时，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讲，毛泽东有不同常人的气魄，他曾经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卫兵要学习毛泽东，让天下大乱，让历史乱得斑驳陆离。
数以千万人计的红卫兵奔走在千山万水间，蔚为古今奇观。同时，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散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些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因为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他们的大串连也就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每到一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天生革命家” 派头使许多人不满，连当地揭竿而起造反的红卫兵也被他们的革命阵势吓住了，连代表一个省份的共产党最高层头头也能批斗？当地的红卫兵感到惊奇、疑惑和不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提出疑问，继而产生严重分歧。北京派出的红卫兵先后在各地受挫。
在武汉，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当地群众、红卫兵在辩论台上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展开激烈辩论，随之“革命”升温，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被围攻、谩骂甚至被关押。
在上海，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受到昼夜围攻。
在贵阳，数万名当地革命群众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层层包围。
……
但是，局势很快逆转，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给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反攻。很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极其浩大的声势。北京红卫兵犹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第二国际派来的 “联络员”，他们人数不多，权力极大，能耐也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操纵掌握着当地的运动势头。
11月4日，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北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停开，延长到12月初才结束。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进驻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此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断。
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号召当地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党委。” 果然，南京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连的北京红卫兵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次次发誓，要把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想出来的。红卫兵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们组织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把全国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用红颜色书写不可。
“红海洋”开始泛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其结果是形式主义盛行，造就和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风尚。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 出现了；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出现了；一尊尊毛泽东的巨幅塑像在城乡各地出现了……与此同时，一幕幕人间悲剧也重复出现了。一位教师写标语发生了笔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被绑押游街，他妻子因此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画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恶魔，全家被押送下乡改造……。
虔诚的红卫兵，没有想到他们的狂热和迷误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走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泥泞的路途后，再回首当年的路，面对一枚枚青涩的果子，他们无言，只有痛苦在嚼啃心灵，使灵魂难于安宁。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产生各国人民运动的，不是如史学家所想的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们的活动，并且他们总是这样的结合的，即：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负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在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思想影响下，要那些当时才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先行先觉，能预见由于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严重恶果，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正的。红卫兵大串连，甘洒一腔热血，他们此时此刻的行动是迷狂的，是不计后果的。
※ ※ ※
井冈山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由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点燃的。
9月的一天，井冈山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和数十位于此数的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红卫兵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
与之对抗的观点是：“井冈山人不是阿斗，井冈山是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一边是外来红卫兵，是毛泽东呼唤出来造反的“孙猴子”；另一边是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儿女，是从里红到外的无产阶级。双方都能从毛泽东的语录中找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现在倒跑到井冈山上来造共产党的反了！”显然，井冈山儿女们的生活节奏慢了半拍，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造反形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辩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愤怒的井冈山儿女情急之下，有人动手打人了。红卫兵揪出几个打手，周围更多的人群一拥而上，说是劝架，推推搡搡中不断有人向外地红卫兵暗送拳头。红卫兵跌跌撞撞后退。一场关于如何革命的争论演变成了街头地痞似的打斗。
井冈山造反的第一粒火种熄灭了。熄灭得窝囊，让人总觉得不甘心。接待站拒绝再留宿，当晚，这一行红卫兵只得怏怏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
这回情况不一样了。连毛泽东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冈山党委岂有不许造反的道理？
在罗浮，红卫兵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
在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打电话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分、表现，现在必须把黑材料交出来！”红卫兵听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公安局却在背后整“黑材料”，企图“秋后算帐”，红卫兵们的气愤可想而知。他们抡起斧头，把文件柜、办公桌乱砸一气，木屑纷飞，纸张遍地。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造反的红卫兵面前，第一次丧失了威风。
在井冈山博物馆里，红卫兵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厅的一幅朱德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在几排起装饰作用的松柏木雕图案上，红卫兵发现12根叶针组成一圈，无疑象征着国民党的党徽，当即撬下，作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谁是设计者及其家庭成分、社会背景；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横匾被倒了过来，并书上“批判馆”三个大字取而代之……。
1967年1月，红卫兵正式封闭了井冈山博物馆。
揪出黑后台
1966年12月30日，晚10点。中南海小礼堂里，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谁要不革命，就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等待陶铸的会见。
红卫兵的歌声在中南海上空回旋着。
时针指向11点。红卫兵不耐烦了，愤怒地喊道：“陶铸，快出来！”“陶铸，快出来！”“快！快！快！陶铸快出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声过后，又齐声唱起了《语录歌》：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歌声停止下来，满脸倦容的陶铸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匆匆忙忙赶到这儿来了。
以下是红卫兵和陶铸的对话：
红卫兵：（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王任重！打倒调和主义！打倒折衷主义！……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我不赞成。不能跑到中南海来闹事。
红卫兵：通令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
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
红卫兵：不开就不开。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被说成是斗争你，这个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80个人总不可能都谈，你们由5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
红卫兵：既然讲代表，就得15个代表。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会是15个代表。
红卫兵：按你的要求，15个代表座谈，其他红卫兵听一听，算哪门子事儿？看来，今天陶铸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代表都回绝了，怎么没有诚意？
红卫兵：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
陶铸：绝食我不赞成。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
红卫兵：晓得这个样，应该不吃饭，看你出不出来见。
陶铸：别扯这个。今天讲5个，超过了5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
…………
红卫兵揪王任重的原因和背景已是一笔混乱的历史旧帐，梳不清理还乱。红卫兵应用绝食的方式来求得陶铸的接见，其政治热情不能说不高亢，他们的全部过错在于，整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场错误，于是红卫兵所有严肃的斗争（包括拿生命赌博的绝食）就不仅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有些荒唐可笑了。
红卫兵不知道，仅凭他们的一腔热血是能于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课题的。何况，由于他们所冲击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的热血便像西班牙斗牛场上被刺倒的公牛身上淌下的血液，只配遭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例会上，陈毅在打瞌睡。朦胧中，陈毅感到有人在碰自己的胳膊，他扭头一看，是叶剑英元帅。叶帅使个眼色，递给陈毅一张纸条，努努嘴，没多吭声。陈毅戴上眼镜细看，叶帅递来的纸条上写着一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
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严冬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陈毅默读一遍，回过头来又默读一遍，心有所动。他提笔在信笺上飞快划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字：“绝妙好词！”后面的惊叹号又粗又重，浓缩进了陈毅此刻胸中的激昂情感。
过一会，陈毅再次伸手，要过信笺，掏出笔记本，把信笺夹进笔记本中，叶剑英明白，诗人陈毅一定是要唱和一首吧。
但是陈毅的诗始终没有唱和出来。红卫兵的冲击，使陈毅坠入惊涛骇浪中，而陈毅不屈服的性格，更是激怒了红卫兵，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掀陈”高潮。
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档案资料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红卫兵的谈话记录，其中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底，短短50天里，周恩来接见红卫兵达5次之多，累计20多小时，谈话记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红卫兵正确对待陈毅。陈毅生性直爽、豁达，敢说敢做，不是周恩来用身体挡住那些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已搁倒了。
1967年1月19日晚9时，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北侧的窗户前，周恩来总理揭开紫红色天鹅绒窗帘的一角，注视着人民大会堂正门前方万头攒动的红卫兵和卫戍区战士用身体组成的警戒线。
坐在沙发上的陈毅，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来说：“总理，还是让我出去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红卫兵。”周恩来说。
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还是被几万名红卫兵围困住了。红卫兵一次次冲击警戒线，一遍遍呼喊口号：“打倒陈毅！”“交出陈毅！”3个多小时过去了，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条喉咙管组成的喧嚣声浪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在天安门东侧，送面包和茶水的汽车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到汽车旁吃饭，同时，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仍被围得水泄不通。
周恩来心情沉重。一边，是要求造反揪斗的红卫兵；一边，是红卫兵要揪斗的对象陈毅。周恩来知道，情急之下，红卫兵是有可能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的。
在一次揪斗会上，陈毅被叫到台前讲话，刚开口不久，会场发生了打斗，骚乱中，一个腰扎皮带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重重打了陈毅一个耳光。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把陈毅带到了后台，骚乱才渐趋平缓。
还有一次，红卫兵当着陈毅和外国大使的面，把驻某国大使的皮鞋拉下，挂在他的脖子上，硬是勒令他下跪、爬行，陈毅上去制止，红卫兵毫不理睬，还扬言要将陈毅一起批斗。
这样的例子太多。周恩来觉得有责任要保护好陈毅。
负责警戒的卫戍区一位团长进来报告，第二道警戒线已被红卫兵冲垮，请求调来武装部队。
周恩来断然拒绝：“不行。”
在这个时候调来武装部队，无异于火上加油。周恩来侧过头对陈毅交待：“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
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广场上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红卫兵挥舞着密密匝匝的拳头，砸向手挽着手的军人。此刻，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只得用自己的头和脸，去承受一场非战争的战争。那堵人墙微微波动着、颤抖着，显然已经承受不住超负荷的压力，像洪水前即将坍塌的大堤。
周恩来心中滚过一阵复杂的感情，他猛地推开警卫员，走下台阶，扶起一个头上还渗着血迹的战士。一道探照灯雪白的光从面前划过，冲在前边的红卫兵看见了周恩来，飞向战士的拳头停在半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了。
处理过无数错综复杂情况的周恩来，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复杂的场面：
一边是红领章，红帽徽；
一边是红袖章，红语录。
周恩来深吸一口气，调理一下内心里的情绪，然后大步走过去，从一个军人手中夺过手提话筒，大声向红卫兵喊话：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进人民大会堂，那就从我周恩来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的眼睛微微有些潮湿。他的声音在几万名红卫兵中间传送着，冲到前边的红卫兵，一个个立信了，随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个旋，往回卷去……。
“别往前挤了，停下，停下！”
“安静，听周总理讲话。”
红卫兵冲击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
※ ※ ※
显而易见，红卫兵揪黑后台，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使暗示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所陆续披露的大量材料证实了这一点，相信关注文革史的读者也会关注这一事实，即：红卫兵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打狗棒的角色。狗打过了，打狗棒也就被扔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揪斗彭德怀的情况。
揪彭德怀，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先提出来的。江青、康生全力支持，王力、关锋一哄而上。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成都市永兴巷7号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翻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
北京，党中央所在地，没有什么惧怕的。身经百战、突破过敌人无数次封锁线的彭大将军，随红卫兵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2月28日，火车抵达北京，红卫兵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碰头会”，他站起来，眉飞色舞地向与会者通报：“当代‘海瑞’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回北京！”
周恩来一愣，迅速在心中作出决定。他站起来，说道：“此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说毕，周恩来离开了会议室，亲自将彭德怀安置在京郊的一个军营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连陶铸、陈毅这样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干部都难逃批斗、挨打的厄运，彭德怀作为人们心目中毛泽东的强硬对立派人物，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周恩来尽他的努力保护着一批共产党的干部。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 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1966年1月1 日。”
这封信中有些字句的错乱，或许能证明彭大将军当时心中的惊恐情绪吧。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上半年，彭德怀虽然被关押，但还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1967年的酷暑季节，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领袖韩爱晶等，下达了折磨摧残彭德怀的指令。戚本禹明确地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红卫兵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七次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据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向中央文革送交的一份报告中记载：“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太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在一份《关于彭德怀的监护情况》的原始资料中，对彭德怀的情况有这么一段记录：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又躲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在为样一种危难的处境中，彭德怀依然忧国忧民。一天看《人民日报》，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彭德怀浮想连翩，忍不住起身写信：
“总理：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得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产四五十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是彭德怀的号。彭德怀信奉“水滴石穿”的哲学。他忧国忧民，身处厄境还在想着钙镁磷肥。遗憾的是，现在红卫兵也在忧国忧民，在红卫兵的忧国忧民面前，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似乎太微不足道，应该让步。
2—2、破四旧
——————————————————————————–
红祸弥漫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地试探。
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社论中说：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名，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诞生在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长沙、济南、郑州、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南宁、西宁、银川、南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新华社8月25日播发了一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对其中有些提法，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如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伟大”，毛泽东就持保留意见，1967年2月3 日，毛泽东对卡博·巴布库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毛泽东这么说，不知是“伟大的谦虚”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毕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出于从全局着眼的考虑，他同意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知道，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酝酿、点火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这很不容易，决不能轻易给自己点的这把火泼冷水。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红卫兵的这些行动“正合孤意”。
※ ※ ※
有喉舌的推波助澜，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速升级，抄家，砸文物，批斗黑帮，最后发展到对黑五类大开杀戒。
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负责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 “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下凡，“破四旧去——”一声呼喊，掀起一阵红色风暴，降下一阵滂沱大雨，倾盆大雨浇打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砸！砸它个稀巴烂！
自元朝建都以来，北京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地都是。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无疑是破四旧最好的战场。
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其宣言中写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1966年8月的北京城，仿佛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的战场，哪怕一点细微的颤抖，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贴上街头的宣言，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告红卫兵已经出击，并且抢占了制高点，形势十分鼓舞人心。被政治狂热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谁也不甘示弱，纷纷杀出校园，杀向社会，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争抢头功。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岂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红卫兵在市民们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王府井商场”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 “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尖刀连”大获全胜，大兵团全面出动，大军压境。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学的上万名红卫兵也开始动手了。
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正式换成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
“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革命职工“无不拍手称快”；
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名字命名的“顺昌服装店”改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革命群众齐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万岁！”……；
在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碎荣宝斋！》大字报署名为“抗大美术学校（原中央美院附中）红卫兵”，其文中称：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甚至于甘当洋奴才，为外国的大资本家吸血鬼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就是你们的黑后台……你们这里已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直到无产阶级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你们仍然在橱窗里大挂邓拓的黑字画，‘荣宝斋’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阵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休想溜过去，这是不行的，办不到的。我们红卫兵坚决不答应。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抬头！”
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红卫兵的这一张大字报也许算是“温和型”的。更多的大字报则会加上“火烧”、“油炸”、“砸烂狗头”、“千刀万剐”之类的咒语。
破四旧，决不仅仅停留在贴标语和街道商店改名的浅层次上，贴标语和改名只是前奏曲，只是急风暴雨到来之前掠过大地的第一阵雨点。
※ ※ ※
从破四旧开始，红卫兵的形象变得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红卫兵把粗野当革命，上演一场场残暴的街头活报剧。是的，一代红卫兵在自己的悲剧上演之前，先为社会编排了一幕悲剧，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
8月23日，燥热沉闷的空气似乎要爆炸一般，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火点燃后，红卫兵命令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
8月23日，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
在此前后，破四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山东2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
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
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
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
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 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在破四旧中，牛鬼蛇神们理所当然遭到了打骂、凌辱、抄家等无端污辱。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查抄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仅仅一个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 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 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 ※ ※
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扫地了。
※ ※ ※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 ‘西山老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 ※ ※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 ※ ※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 “门前冷落鞍马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 ※ ※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 ※ ※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破四旧、大串连兴起之后，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点火。对于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支持过的这些“孙猴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们更象旧小说中的钦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犹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但是形势很快变了。在沿京广线和沿海一带的串连途中，红卫兵看到没有一个党委领导不被“炮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不被“火烧”；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被“打倒”。到处是一片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是这种结果？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
帮助爸爸妈妈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并不等于他们是真正想把爸爸妈妈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火烧”、“油炸”加“炮轰”。从感情上，红卫兵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
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 ※ ※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 “百分之五”，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 “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
“炮打九级司令部！”
1966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地质部党委无可奈何，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
9月5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可部分红卫兵仍觉得难解心头愤懑，继续滞留在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进而强行冲击地质部机关，翻阅各种档案，取走各种文件资料。
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出动，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撤离，东方红公社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造反15天，于9日19日撤离。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指责邹家尤。关锋的讲话无异于给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火上加油。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红卫兵绑架了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红卫兵再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四进地质部，在全国影响甚大，东方红公社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 ※ ※
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中，更加难于让人注意。红卫兵中的多数派却敏锐地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暗示，他们冲锋陷阵，为工作组和老干部鸣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他们，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如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也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讲过类似的意思。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这证明毛泽东的屁股坐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少数派一边。毛泽东的态度，百分之百能左右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这样一来，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掉转枪口，将 “火烧”“炮轰”的目标对准了工作组和领导干部，并纷纷加盟到红卫兵少数派一边。
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如期召开。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们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人在“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集中起来，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呈送毛泽东。
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态度，又能对北京红卫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政府机关，并且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新偶像。造领导干部的反，把领导干部打倒，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对红卫兵来说太具有诱惑了。
于是全国范围的红卫兵造反派（即少数派）组织蜂涌而起，湖南省造反派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九级司令部”。
所谓“九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就是说，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10月29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到了9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据此，“炮打九级司令部”可见一斑。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破四旧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有个资本家的老婆在批斗中发疯了，用菜刀一连砍伤了三个红卫兵。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经他提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站，由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红卫兵三方面一起协调，处理破四旧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据当年曾调到红卫兵联络站工作的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徐雅雅回忆，联络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活条件艰苦，每天吃咸菜，啃干烧饼，喝白开水，尽管如此，红卫兵心里却都非常愉快。联络站的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红卫兵，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这些《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看来，红卫兵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为一着妙棋。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是一例，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站起来建立秩序，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袖章的场面，意思是想借毛泽东的肯定，来肯定西纠红卫兵。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也许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奥妙？
奥妙在于，并不所有红卫兵组织都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炮打司令部，当然不能对西纠红卫兵给予支持。何况此时，西纠红卫兵频频出动，专门与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
终于，江青出来说话了：“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人建议西纠红卫兵停止办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机会以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还不习惯挫折，更不熟悉失败，他们孱弱的承受能力，导致他们在绊了一跤后变得绝望，甚至变得有些疯狂。他们扛着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口号：“西纠不倒！”
绝望之后的红卫兵纠察队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原是他们反对过的武斗，现在被他们自己捡了起来，动辄挥扬拳踢脚，挥舞皮带，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四处发泄。
1966年12月底，西纠红卫兵被江青、陈伯达宣布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 ※ ※
关于西纠红卫兵，有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就是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
陈晓鲁的故事是一个传奇。传奇中说，有位红卫兵大侠，骁勇精悍，身穿将校呢，腰间扎宽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脚蹬高腰皮靴，领着一帮同样打扮的男女红卫兵小将活跃在全国各地。传奇中甚至说，陈晓鲁还备有军用摩托和扎着两把小刷子的女秘书。在那些岁月里，这一切可都是最时髦的行头。不过，在传奇中，陈晓鲁的名字更多被误传成了“陈小虎”。
“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像西方传说中的佐罗。各地汇聚到北京的各种传单、急电和红卫兵战报中，“陈小虎”三个字在字里行间反复出现，有时候在同一天内，竟可以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等地同时发现“陈小虎”。
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打倒陈毅，便从陈毅之子身上开刀，然后顺藤摸瓜，挖黑后台。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欠完整。在当时，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红卫兵纠察队形式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大城市活动。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利用北京红卫兵的显赫名声，给自己的行动壮胆。“陈小虎” 的传说一经流传开来，索性被更多的人加以利用，以讹传讹，形成了这一特殊意义的文革传奇。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有少数坏人在其中利用“陈小虎”的名字为虎作伥。
终于有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陈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
不过，陈晓鲁的经历和传奇中的“陈小虎”却谬之千里。据陈晓鲁的高中同学、北京市八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在《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一文中叙述，陈晓鲁1962年患过流行病肝炎，显得有点营养不良。头很大，不像将门之后，倒像是寒窗苦读的一介书生。
文革之初，陈晓鲁被推选为北京市八中校文革主任，之后，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使他反感，为此，他拒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也不佩戴红卫兵袖章。
但是，“八·一八”大检阅，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青年学生人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陈晓鲁只好也跟着戴。
陈晓鲁坚决反对武斗，八中一帮红卫兵批斗一位女教师时，给她戴上高帽，陈晓鲁跑上去给扯了下来。无疑，他的行为被人视作“保守派”。
红色恐怖狂潮席卷北京时，陈晓鲁联络各校红卫兵成立了西纠，是公认的有影响的西纠创始人之一。
西纠被强令取缔后，陈晓鲁成了逍遥派，开始认真阅读马列32本经典著作。
就在陈晓鲁躲进八中学生宿舍读书反省之时，“陈小虎”的传奇故事像淫雨中乱窜的杂草般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组要利用这些谣言做点文章，江青在召见北京市八中一名红卫兵代表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揪出‘联动’的黑后台！”
江青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联动”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桓四位老帅，而四位老帅的后台，还是周恩来。抓陈晓鲁，是为揪陈毅；揪陈毅，是为斗周恩来。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盘。
达摩克得斯剑悬到了陈晓鲁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恩来安排，决定将陈晓鲁送到陈锡联手下的东北一个部队农场去锻炼。临行之际，周恩来找他谈话，并嘱咐说：为保密起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晓鲁已显得很成熟了。他说：“没意见。”
周恩来说：“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陈晓鲁告别家人，去了东北。
他果然很遵守纪律，整整三年，在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监视中生活。三年中，他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陈晓鲁四十多岁，身体有点发福，看上去更像他父亲陈毅了。他穿一件米色旧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衬衣，一派儒雅风范。陈晓鲁198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职，专心从事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中国新闻社记者曾采访过他。记者问道：“你对这场文革大动乱怎么看？”陈晓鲁沉思片刻，回答说：“还能怎么看呢？是一件坏事。不过文革并不是某个人一场号令，亿万个傻瓜就跟着起哄那么简单和荒谬。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民族劣根性，在于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官僚体制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个人崇拜来说，恐怕还有从苏联进口的成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人们常说50年代风气好，这话有点道理。但不正是50年代的许多政策和作法，一步一步地把国家导向文革深渊的吗？我相信辩证法，没有文革的大反动，就没有现在的大进步。”
当记者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陈晓鲁说：“我已经40多岁了，无论从生理年龄还是工作年限来说，都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对过去，我不遗憾，对今后，也没有什么奢望。……我就有一个念头：当历史的见证人。‘冷眼向洋看世界’，希望看到下个世纪的中国，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晓鲁真诚地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对文革的经历，更多的是内疚和反省，我所受的迫害也是微不足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整得很苦，这其中我也有一份责任。你们应当写他们，让今天的年轻人永远警惕文革那样的事。”
这番话说得真好。文革那样的事在中国还会再一次发生吗？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
“鬼见愁”对联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那些革干、军干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认为文革无百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在文革中，他们应该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
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的父辈开始倒霉，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开始被动摇。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们心里很不是味，再也不觉得文革造反好玩，开始把问题往深处想。
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内历次政治斗争的教训使他们心惊肉跳。他们读到的党史，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编写的，凡是毛泽东的对立面，无不例外都没有好下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那些人无不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使老红卫兵们预感到了什么。这些在社会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本能地要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爹妈，同时也悍卫自己过去曾有过的特权。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从父辈的辉煌中汲取力量，从朋友的话语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们为父辈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
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即在北航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毫无疑问，对联为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说出了心里话，给老红卫兵受伤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慰藉。老红卫兵品味对联，心中掠过一丝春日阳光般的温暖。
8月1日，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找来了几十张大纸，将这幅对联原样抄录，当晚，他们拎着浆糊桶，扛着木梯，将这些对联分别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的高等院校内。
这幅对联，重新唤回了老红卫兵们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挑起了掩饰在他们心中的对父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情绪，激发了他们对后起来造反的乌合之众红卫兵组织的蔑视和不满，也引发了他们对昔日养尊处优光阴的无限眷念之情。
8月2日清晨，陈伯达接见红卫兵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有权有势的“活老虎”。陈伯达建议将这幅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8月4日，江青来到北大，她装腔作势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江青继续讲话，她把话题转移到对联上：“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白，红卫兵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应该把攻击的目标放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辩论之中，中学的老红卫兵簇拥着“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这一次，一贯趾高气扬的江青意外的谨慎她反复声明，赞成8月2日陈伯达对对联所作的修改，至于其他话题，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谨慎自有道理，发动文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让天下大乱，她看中了一支新兴的力量——红卫兵，并且把宝押在了红卫兵运动上。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地支持”，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红卫兵越来越让她失望，指望这帮革干、军干子弟彻底和他们的父母闹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来是不可能的。从那幅血统论的对联上，江青已看出老红卫兵中间不满的苗头。依此对联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斗争锋芒势必会转移，这是江青最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她既不同意对联的内容，又不愿意太伤害了老红卫兵的情绪——尤其是在还没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红卫兵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江青的谨慎。
然而，江青的谨慎劝告，依然伤害了不少老红卫兵的感情。在历次集会上，每当“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时，台下的红卫兵总是热泪盈眶，纷纷喊出 “江青阿姨您好”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现在，在他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江青阿姨”却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指责，尽管这指责还很温和。
老红卫兵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一种变态的狂热。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老红卫兵把父兄的旧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成了中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饰，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为了显得更革命，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说话则满嘴粗鲁：“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完全是流氓无产者形象。
老红卫兵开始打人，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从1966年7月以后，打人的情况失控，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黑五类子女，浑身上下布满血迹。打过了，故作轻松地撇撇嘴：“这才开了个头”。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他对这幅对联以及“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当时在北京市，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老红卫兵所使用的酷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老红卫兵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下乡支农。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让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弟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权利加入红卫兵组织，连人手一册的语录本也被没收。打入另册之后，有的忍气吞声，低下头颅默默忍受；有的陪着笑脸，与老红卫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睐，少受点虐待；有的则不堪忍受，以自杀解决问题。
与血统论对联出现的同时，北京市各大中专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议声。对立面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谬误，对联排斥了大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解放。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对联所出现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园里，发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午夜12点钟以后。
辩论的结果，原先写对联的一方以更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他们认为，对联使敌人感到害怕，闻风丧胆，是大好事。他们特意为对联取了个形象的名字：“鬼见愁”对联。
“血论论”的骁将谭力夫
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经谭力夫这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一番升华，更是有了理论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内容。
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少奇帮着拟的。等等。
谭力夫的名声越传越响。
谭力夫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涌而起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其成员有不少是建国后十七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谭力夫心里，对“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语，他十分反感。
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并且很快把他推到了“血统论”首席发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
但是，谭力夫及其支持者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心目中，红五类子女才会要求革命，黑五类子女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是不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
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份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农、工人的成份，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个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遭人白眼，受人岐视。
此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全国，究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多少也有谭力夫及其支持拥护者的一点功劳。
用青春交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他们才明白代价是惨痛的。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
11月的一天晚上，谭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约他到中南海去和关锋、戚本禹谈一谈。
接到电话，谭力夫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他要在关锋、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统地阐述“血统论”的种种观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解释；忧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他了，这一次去中南海，也许凶多吉少。
戚本禹，这位文革中暴发的新贵，身穿绿色军大衣，双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显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头。他眯缝着眼睛，不耐烦地听着谭力夫的辩解。
未等谭力夫把话说完，话头就被戚本禹打断了：“你用不着解释，你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要不然，能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有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干部不了解，康生、伯达同你们家都很熟，他们都是清楚的。”
谭力夫申辩：“有些问题，恰恰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弄清楚。”
戚本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不要老是纠缠一些枝节问题。”
谭力夫仍不示弱，反问道：“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其显赫的地位足以让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敢小看，可谭力夫觉得戚本禹的态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势压人。谭力夫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反驳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发言对全国负责，我情愿到任何‘血统论’问题严重的地方去检讨，去消毒，去现身说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场舌战，当看见戚本禹有些招架不住的时候，关锋以一种安抚的口吻开腔了：“你不要太激动，年轻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以后的事情就好办。现在，还不到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说完，关锋侧过身子，和戚本禹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议了一阵，继续探问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戚本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和颜悦色地追问谭力夫的后台：“你同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
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来往。
戚本禹又问：“林枫、李雪峰他们，对你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谭力夫一愣。林枫、李雪峰是父亲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亲病故之后，林枫、李雪峰依然常来他家走动，关系甚熟。但是，自己关于那副对联的讲话，与林枫、李雪峰等人毫无关系，那篇讲话，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谭力夫将情况如实相告，并再三声明，他的讲话由他自己负责，不涉及任何人。
但是戚本禹、关锋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过一会，戚本禹突然提问：“你父亲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对你们家不是很关照吗？”
谭力夫回答：“我父亲在中央工作，和省里没有来往。”
关锋继续问：“张平化不是你干爹吗？”
谭力夫愕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书记，和他们家无任何往来，他不明白关锋此话从何谈起。气愤的谭力夫眼睛盯着关锋和戚本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关锋见空气紧张，只好出来收场了：
“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受首长委托和你谈谈。戚本禹同志对你的批评严厉了些，那也完全是爱护你。康生、伯达都很关心你，要我们对你严格要求，你真正认识错误之后，就完全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此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当时，“血统论”的狂潮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五类、黑七类的专政不断升级，打人杀人事件经常发生。如果能在这时候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他们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然而谭力夫已经在斗争中锻炼得很成熟了。在监狱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谭力夫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虽然，这一辈子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进监狱，可一旦被投入监狱之后，他也并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神气鼓舞着，认真地表演了一番。
为了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谭力夫拖着受伤的身体，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下了《铁窗歌》的诗篇：
铁窗孤影对，
深夜寒风吹。
生当共产党，
死作革命鬼。
纵死亦含笑，
问心无大愧。
敬爱毛主席，
万岁万万岁！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军官。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泛滥之际，24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位卑未敢忘忧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荒诞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怒。”上帝发怒的结果就是一场残酷悲剧的开始。遇罗克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场悲剧。
诗人北岛有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苍凉的诗句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难道说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惊醒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一类血的教训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远睁着含泪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视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
※ ※ ※
遇罗克，1942年生，他和“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同年。在同一时空，他们一同降临人世。但是，一个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另一个则天生是“贱民”，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就决定了遇罗克只配当街道工厂的一名学徒工。
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社会待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当共和国诞生之年，他们都作为祖国的未来跨进小学校门，20年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军官，另一个则在共和国的枪口前倒下，长眠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而他们两种不同的命运，是因为一个坚持了真理，一个宣扬了谬误。宣扬谬误的人活下来，坚持真理的人却倒下了。
※ ※ ※
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
认识遇罗克的人翥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这里也许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
1960年底，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尽管那里条件艰苦，但他仍忘不了不断吸取知识。在集体宿舍里，自制的床头灯和土台灯出现了，新的探索也开始了。
1963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其影评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评影片〈刘三姐〉》虽然只在报刊上占了很小一个位置，但他内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多少次退稿后，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了，他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阴影渐渐消散，他似乎又看见了新生活的一缕阳光。
1964年，遇罗克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除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自修俄语和日语，在知识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
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在前方设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凶猛的野兽，正等待着这位二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
※ ※ ※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姚文元是“红秀才”。作为在北京工厂最底层当小学徒的遇罗克，当然不可能知晓其内幕和背景，仅仅凭直觉，他嗅出异常的味道，提笔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被《红旗》杂志社退回来了。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另一篇文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登了出来，然而，遇罗克很快发现，从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 ※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渐发动起来，进入1966年5月以后，局势变得明朗了。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上。
到了1966年8月，破四旧兴起，北京市抄家风甚烈，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他平时记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想的精华，是他思考得较成熟的那部分。
遇罗克想起了自己已懂事的小妹遇罗锦，他找来了小妹，告诉她自己的打算，希望她成为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的唯一读者，成为最早了解自己思想的人，并希望她帮助藏匿那本蓝皮封面的“北京日记”。
然而在藏匿“北京日记”时却出现了痛心的失误。那天晚上，遇罗锦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放心相托的人，天黑了下来，她情急之下将那裹着日记的花布包藏放在她从未见打开过的文化宫大门内侧，准备第二天来取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可是第二天，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人潮滚滚，水泄不通。北京市很多地方实行戒严。到下午戒严取消后，她赶到文化宫时，只见那打开着的大门空空荡荡的，像是张开的一张巨大的口，在无情地嘲笑着她。她遍地寻找，哪里还有什么花布包的影子？
遇罗锦回到家里，在父亲“愚蠢，真愚蠢！”的责骂声中，她轻声啜泣起来。她很清楚，自己犯了多么大的过错！“北京日记”中写着哥哥对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看法，写着哥哥对社会的种种批判。
她在惊恐万状之中，遇罗克走过来，只轻轻说了一句：“小妹，我不怪你。”说完，遇罗克默默走回房间去了。
那本蓝色封面的“北京日记”被一个红卫兵拾到了，他交给一家派出所。警察翻看日记内容，无异于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内容：
※ ※ ※
（1966年）1月23日
完成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显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论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系陈伯达所作。……但陈亦不可称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的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寄去了。
2月15日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我的文章。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般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是《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5月13日
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如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同样会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骗局而已。
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么不正常，即可以作为明证。
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而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划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呢？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8月21日
这个星期着力与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份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完全被砸了。据说，红卫兵砸了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他们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 ※ ※
从今天的角度看，遇罗克的这些日记无非是说出了一点内心里的秘密，可是在长期残酷政治斗争的挤压下，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形了，能说点真实想法的人太少。而且，从常识上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的谈心，别人无权干涉。
但是在政治并非修明的时代，阳光被强行垄断，真理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在经历了1957年反右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缩头乌龟，小心翼翼倦缩在一个并不坚硬的“硬壳”里。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一场大风暴在即，习惯于缩头的中国人更是将头死死埋下，并美其名曰：以静制动。
遇罗克这时候出头，无异于飞蛾扑火。飞蛾扑火是为追求光明，却只能落得个烧得焦糊的下场，这是中国人一场永远的悲剧。
※ ※ ※
日记事件发生后，遇罗克被他本厂的一帮红卫兵带走，在学习班里检讨批评。
风波渐渐平息，如果遇罗克就此放弃他的探索，那么他完全可以活下来，在中国后来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充当一名勇敢的冲浪者。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即使前面是带血的刺刀，他也迎着寒光闪闪的刀尖勇敢地走上前去。
随着运动的升级，红色恐怖之风越刮越猛，一些饱受岐视的狗崽子们，连最基本的自下而上权也被剥夺。当遇罗克听说北京大兴县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开杀戒，甚至连出生才38天的婴儿也惨遭杀害的消息时，他震惊，他愤怒。
闪烁的眼镜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因痛苦而微微闭上，心在抽搐，滚过一次次阵痛。小时候他看电影《流浪者》时，为拉兹的不公正命运掉过眼泪，如今他为自己国家千百万拉兹掉眼泪了。难道说“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鬼见愁”对联的出笼和“血统论”的全面泛滥，促使遇罗克迅速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他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限度，从每月的18元学徒工资中节约出钱来，买蜡纸、钢板、铁笔和白纸，将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刻印出100多份，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分头寄给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大量张贴在北京街头。在传单贴出的地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群，议论纷纷。
《出身论》指出，“鬼见愁”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说穿了，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具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藉、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遇罗克在文章中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论》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血统论”对青年的影响和伤害，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黑七类”，社会上有“禁止黑七类串连的，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折……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在工厂，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农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财会、行政、保管等各项工作，也不能外调……”文章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用《出身论》来抨击“血统论”，对于那些生下来就低着头的狗崽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声惊雷。他们在一望无边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见了一丛绿树、一口清水井，他们多么欣喜！然而心里头也隐隐有一丝担忧，担忧暴虐的烈日会毁掉那丛绿树、那口清水井。
《出身论》的文章出现后，人们争相传抄，纷纷议论，影响迅速波及开来。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为《出身论》的观点和论证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他们找到了作者本人。
遇罗克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入陋室就坐。遇罗克说，他开始《出身论》方面的思考，源于他的出身和个人不平静的经历，也源于他对各个学科知识的不断汲取。他之所以取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是因为他不喜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而启用这个名称，是希望能启发全国亿万个家庭，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一番交谈，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遇罗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几分。经过商议，决定对《出身论》稍作修改，删掉某些太露锋芒的言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向全社会推出。
短暂的筹备和忙碌后，《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上登出，首期3 份被一抢而空。有一次，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在卖报时，发现买报的队伍有骚动，为避免被哄抢，亿收了摊，抱着未售完的《中学文革报》就跑。跑着跑着，一回头，后面跟着一长队想买报的人群。
和传播谭力夫的讲话一样，《出身论》迅速向全国范围内幅射，引起了一阵阵强烈的反响。
在此期间，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记者、工人、学生等纷纷来访或索报。50年代以来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问题，现在被公开捅到了社会上，并且有人站出来公开为出身不好的“贱民”说话，使不少“贱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奋。来访的人群中，那一张张焦灼痛苦的脸，使遇罗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断出击，先后在《中学文革报》的后几期上，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批判。
坚持“血统论”的人，对有人胆敢如此大胆的公开挑战，感到怒不可遏。经常有人叫阵，点名要同遇罗克辩论。每每有“血统论”观点的大群人，围着遇罗克辩论，进行口舌围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罗克雄辩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论》观点的另一派群众解围。
在辩论台上，遇罗克像是真理的卫士，词锋犀利，言辞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有时候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甚至不屑于同谭力夫之流辩论。因为辩论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过程。这样的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说明他们不是个混蛋而已。”有时候，他又会异常严肃，脸色铁青地论证道：“‘鬼见愁’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处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遇罗克还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场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考验。
※ ※ ※
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出身论》的支持者——包括遇罗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泽东能读到这篇文章。他们的“希望”并非凭空而来，在“八·一八”大检阅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之后，在毛泽东亲笔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出身论》的拥护者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希望”。
在他们尚且纯真的心灵中，毛泽东看过这篇文章后，一定会奇迹般地“表示热烈的支持”。因为，据说毛泽东家庭出身也是富农，毛泽东一定会同情、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于这种“希望”，遇罗克曾先后5次给毛泽东写信，呈上洋洋万余言的《出身论》，并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他要求给一个机会，让他向中央汇报《出身论》的写作依据，阐述《出身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信一封封发出去了，他和同伴们耐心地等待着。
然而奇迹始终都没有发生。
倒是等来了另一个坏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戚本禹的表态，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遇罗克随时都面临被“专政”的危险。
面对冷酷的现实，遇罗克无声地低下了头，他失败了。真理又一次输给了邪恶，又一次输给了权势。他的失败，意味着正义被污辱，意味着亿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将坠入更黑暗的深渊。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罗克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已经预感到了前途不会平安，遇罗克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论》会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他们怀疑在遇罗克的身后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纵。于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跟踪、盯梢、邮件屡屡被检查。凡是与遇罗克有关系的人，也一个个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帮助”。
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带给遇罗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礼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亲自批准逮捕了遇罗克；1月5日，一辆囚车开过来，在阵阵凄迷的警笛声中，遇罗克被投进了监狱。
※ ※ ※
共和国最优秀的儿女，被共和国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历史就是这么辛酸。历史就是这么沉重。
遇罗克却依然那么执着，他还是坚持他的真理。
在狱中他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是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重新评说。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一声枪响，大地也在抖动。
追求真理，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难怪在这个国家追求真理的人总是少得可怜。
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罗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为贴了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处8年徒刑；受《出身论》的感召而与遇罗克联系过的人，被定为“遇罗克反革命集团”成员，横遭迫害；北京市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小舟，珍藏并宣传《出身论》，公开提出18个问题向中央文革挑战，最后身陷囹圄，惨死狱中……。
现在已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了。
悲凉吗？惨痛吗？当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悲凉、惨痛的人间戏剧何其多，遇罗克的悲剧，只是无数幕悲剧中的普通一幕。
让我们以生者的名义请求历史记住：人类曾有过这黑暗的一页！人类不应该再出现这黑暗的一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