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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人类历史上一幕大悲剧在中国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仍让人感觉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屈指算来，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 了，那些惨痛的历史图像一幅幅沉入记忆深处，被欢笑、鲜花和转眼即逝的一个个新浪潮所掩埋。太多的苦难，教会了中国人用抹掉痛苦记忆的遗忘方式来对付，更 加悲哀的是，这种遗忘方式已经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劫难的亲身经历者们偶尔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披衣而坐，聆听窗外开籁般的声音。只有在那时，当他们回忆起自己逝去的生命、 青春和激情，心灵会一次次被痛苦吞噬，也只有在那时，才有片刻功夫对“文革”作点反思。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并不算复杂的复杂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型现象：“文革” 在中国，“文革”学却在国外。
当然，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会为这种畸型现象而痛心。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改变这个畸型现象而作出努力。“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如今的人们太忙了，谁也不愿、也懒得去惹这个麻烦。何况，当二十世纪正一点点溶入暮色的时候，人们忽然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天早晨我醒来了，真想做点什么事，一头便撞进了“文革”迷宫，我要用手中的笔记下那段充满血水、泪水和耻辱的历史。这有点像骑着瘦 马挺起长矛去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先生，有着不识时务的愚蠢和自不量力之嫌。
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得经受住物欲的诱惑。历史毕竟在隆隆行进，伴随二十一世纪的曙光出现的是中国人的发财梦。经历了二十世纪绵绵不绝的苦难，千百 万人像是忽然发现了遍地黄金，即使在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路上，也到处能看见熙熙攘攘忙碌着的人潮、花花绿绿的时装以及商贩们的叫卖声。一个回忆“文革” 苦难历史的人，在那些人群中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啊。抛开这些不说，单就资料的勾沉和繁杂的采访，也是十分艰难的，相信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写作者都有深切的感 受，在此不多赘述。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内心里的一种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因为力不从心而最终放弃这次写作。幸运的是我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有 了这部关于红卫兵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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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红卫兵，是我的一个夙愿。任何一部记叙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任何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如果不涉及红卫兵问题，就不能说是完备 的。红卫兵运动以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当年那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五十来岁的半大老头了。岁月沧桑，令人扼腕叹息；回首往事，寂 静的夜半时分不时传来他们苍凉的唏嘘声。
青春已经不可挽留地逝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是在电影电视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宝贵的青春却屡屡被漫画式地简 单丑化。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土匪”红卫兵挥舞拳头，雨点般砸向受难者。刑车开过来，受难者挂着黑牌睡被强行推上汽车，旁边 的一个女人眼泪刷刷往下流淌，一个孩子叫喊着追上去，不知怎么脚下绊了一下，孩子倒在地上，紧接着伴奏起了激扬的音乐效果。
仅仅这样描写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一个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谈到这一现象时悲愤地说：“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还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 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红卫兵运动是一场悲剧，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那只能是这场悲剧的悲剧性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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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说过：“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如果借用这句话来形容红卫兵，说“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也是有道理的。十七八岁，二十多 岁，他们盲目地卷入“文革”，狂热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信仰，这是宗教，也是陷阱。谁想得到，那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布满血与火的炼狱。他们亲眼目睹 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像，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几乎每一个从“文革”中出来的红卫兵都是爬着出来的。衣 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像上群雕塑，象征着永恒的苦难与风流。
于是，就有了许多自封的和被封的封号：“苦难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沉思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伤痕累累的一代”……这 些全是他们，又全不是他们，他们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自己也就变成了错综历史的群体。迷惘之后有的人沉沦；沉思之后有的人堕落；愤怒之后有的人开始向社 会报复——疯狂地占有和掠夺。当然有更多的人从伤痕累累中站起来，继续前行。
一个当年的红卫兵说：“我们的青春是付出过血的代价的。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充满了生命的启示。”另一个红卫兵说得更激动：“现在想来，那时 的张牙舞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人的融融温情，却实在难以体会那种广阔的意境以及内心里难以遏制的豪情了。”
红卫兵，一个苦涩而又浪漫的名字，一个让人激动又让人沮丧的名字，它同“文革”那一段总也抹不不去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组合成一代人的青春画像。今天， 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越来越多的目光注意到，走回历史前台的当年那些红卫兵们的身上，曾经闪烁过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光 芒，并没有多少减弱。
举一个例子。他叫张承志，这个名字，至少在当今的文学圈里是人人皆知的。据说，“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张承志最先叫起来的。和 其他红卫兵相比，他的经历也许还不算太坷坎。红卫兵运动在中国渐渐消亡的时候，他被另一场方兴未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到了内蒙古草原上，成了个孤 独的牧羊人，挥舞羊鞭放着一群黑山羊。在那个风雪茫茫的下午，当他听说招生的人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住雪地跃上 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上裹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火迁徒呢？”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幸运的是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招生的老师问他有何爱好。“爱好？我爱好到处逛。”这样理想主义的回答，结果是被分到了严谨古板的历史 系考古专业。但是他最终背叛了这个专业，皈依了他自以为神圣神秘的文学殿堂。他的这种选择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他胸膛中燃烧着的殉道者般的理想主义，在 他的作品中一次次表现出来：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再到《金牧场》、《心灵史》，他那能够代表一代人精神家园和心路历程的神奇文字，曾经点燃了无数 渴望燃烧的生命。
这种理想主义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心灵史》中，再次被推向极至。这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写的是中国西部回民一个神秘的教派“哲合忍耶”，他们以死 作为信仰，一代代传播殉教思想。崇尚牺牲，追求苦难、逆境和厄运，为了信仰，承受了不可思议的苦难与牺牲。
张承志在这部书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这种充满激情的文字使那些当过红卫兵的读者激动不已。理想主义曾经使他们迷乱，使他们吃了大亏，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似乎知 道，理想主义是他们在苦难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一点希望之光。
他们继续前行了。当年英姿飒爽的年轻身影，如今差不多显出了老态龙锺，这有些沉重苍凉的味道，但是他们毕竟继续前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并非所有红卫兵都能够活下来继续前行。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为井冈山大串连二十周年写下的祭文《历史深思录》中，叙述了一个叫林金凤的广州女红卫兵死于脑膜炎后安葬的情景：
有几百名红卫兵送葬。大多数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犹如前面的几十面旗帜，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昌等 祖国各地的长征队的旗帜，第一次汇合在一起。
肃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风拍打旗帜的声音，强悍、尖厉，让人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会被撕开，或者被折断；只有几百双脚踩在满是冻雪的土地上的声音， “咔嚓”，“咔嚓”……洁白的晶体顷刻间化为一滩污水，像是雪在呻吟。
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 他们的明天……
悲怆凄凉的文字让人眼眶潮湿。但是和后来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死难者相比，这个广州藉女红卫兵应该算是幸运的，她的死毕竟激起了那么多同情和怜悯，毕竟还 有那么多红卫兵战友为她送葬。
“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在 那一刻，她也许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舞着，舞着，她忽然扔掉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甚至来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 主席万岁”从楼顶上跳下去了。这位女红卫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对方一派同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 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第二天，女红卫兵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 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 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 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的红卫兵遭殃，女红 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 容》一书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 “宽容”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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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 们一个个遍体鳞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 的是疑惑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 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 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 们时刻提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1—1、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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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地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十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主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 元。毛泽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 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 的，毛泽东有所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 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 朋友——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 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 一起吸烟。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 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 南战争只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 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 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 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 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 的观察家注意到，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 兴。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 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 席，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 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奖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 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 泽东更多愤愤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 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 一个场合，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 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 语，叫做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 ※ ※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 沁人肺腑。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 泽东一人专用的。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飞机，以备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毛泽东在这里，通过江青的一个个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同毛泽东联系最密切的是林彪，林彪住在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别墅里，频频前来拜访。美国的一位中国 问题专家费正清这么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事情大体上如此。毛泽东要向“一线”进攻，手中不能不抓紧军队。
歇息的时候，毛泽东换上游泳裤，活动几下筋骨，下到西湖里去游泳。毛泽东对游泳有着特殊的爱好，万顷碧波中，他一会儿拍打水面，一会儿仰泳——躺在水 上看蓝天上的白云，心中充满豪情与遐想。
毛泽东的这种豪情与遐想却是一次迷误。他的乌托邦理想是，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特权、“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 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 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来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军队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 林彪的，作为一个平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是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写了致林彪的信，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的《五·七指示》。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 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 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 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顾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 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 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报》在发表《五·七指示》时编配了一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 的大学校》。社论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 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如此构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史 无前例的。他向往、憧憬这样一个社会，他为自己所勾勒的这幅乌托邦图景而激动不已。
问题是要立首先得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思考，他现在又感到精力一点点重新回一邓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觉得可以向“一线”动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宾馆里，他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 恩来话语轻松，建议刘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几天，领略一下祖国的边疆风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到杭州开会。
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和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宾馆前的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心情不安地猜测：这样紧急，莫非是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他们知道，这 几年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专机直飞上海，然后由专车接到杭州，走进会场，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态度很严厉。他明确地指出：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 放小鬼。说到激动处，毛泽东站起来，手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往下一劈：“要向中央进攻！”
刘少奇、陈毅等人无不骇然。
实际上是在演戏。这场戏是演给刘少奇看的。趁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之机，毛泽东已作好部署，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风风火火起 草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决彭真问题，只是运动“揭盖子”的开端。
摆在刘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于挨批而瘫痪，打倒彭真只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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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通过康生对会议进行遥控指 挥。
这次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主持者刘少奇却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
头两天，由康生作了长达八小时的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 示，介绍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康生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 夺权的阴谋，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起讲到1966年，重点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
5月7日上午，陈伯达讲话。他用“新帐老帐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这种办法特别恶劣。按照这种办法，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则 过错越多；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辩，很容易把人搞臭。
这三天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些讲话给了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使与会者震惊。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为了加强火药味，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由林彪讲话。林彪的这次“五·一八讲话”大谈政变经，曾经是很有名的。
林彪对读书并无多大嗜好。这个孤癖阴冷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时候也爱在宣纸上涂抹几笔。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他躲在阴森森的房间里苦心 孤诣地研究起政变术来了。他翻阅古今中外书藉，研究历代的宫庭政变，特别是研究古今中外开国皇帝的传记及获得政权的历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还写了不少 笔记，其中有的相当晦涩，如“烛影斧声，千古之迷”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举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天下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率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 杀。成王爱吃熊掌，请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政 权。晋献公、齐恒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除了砍杀夺取政权者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政变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王襄王，生了秦 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秦始皇统治初期，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吕不韦的手上。
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 8次，留作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接着他顺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 的夫人严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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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 间，不乏共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 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 们胸中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 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 出来，可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 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 了。在《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 了个‘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 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 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 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 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 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 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 的关于红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 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 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 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 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 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 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 学习斗争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 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 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 革命对象的位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 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 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 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 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 么父亲和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 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珉语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 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 时，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 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然后用这把火去烧党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出他的老婆曹轶欧带领7个人来到了北大。
钦差大臣驾到，说是来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别墅里。
晚饭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小别墅里却空空如也。
此刻，曹轶欧正住在远离北京大学五里外的西颐宾馆，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谈。
点这把火，得先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物。
经过比较和筛选，康生和曹轶欧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由曹轶欧亲自挂电话，和陈守一约时间登门拜访。
谁知道陈守一是一介书生，迂腐得近乎可爱，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1966年5月，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 人。”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他们搞的鬼。”
陈守一摇头：“我不这么看。”
陈守一的这番举动让曹轶欧大失所望。
碰壁之后，曹轶欧改弦更张，重新选定了点火的人物。
她叫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年42岁。聂元梓在北 大属于受排挤的一类。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聂元梓，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她甚至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聂元梓竟然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缺乏起码常识而又十分张狂的女人，他在全校提拔了5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和聂元梓这种不懂行的干部形成鲜明 对照。聂元梓对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恼火，认为陆平树“五朵金花”是出她的丑。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时也有所耳闻，但是当曹轶欧再一次将聂元梓的情况作了全盘介绍，并说准备由聂元梓在北大点火时，康生点了点头，恶狠狠 地说了句：“这个时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厅里，被请来的客人聂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轶欧微微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杯香茗，然后亲热地坐到了聂元梓的身边：“元 梓，请你来是要同你谈件事。”
聂元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心里升起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 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 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 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 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 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 意。这本来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 快，会议被冲散，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 绝大多数是对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 梓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 指示（因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 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 虽有一丝慌乱，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 元梓大字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 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 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 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 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 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 也猛烈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 工农兵学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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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 全国有55所高校和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 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 ※ ※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 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 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 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 组”，等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 处理吧。”
※ ※ ※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 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 导，只有派工作组。”“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 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 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 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 作组。未派工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 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 着写道：“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 么？1964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 而造成的伤害。”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 文件，《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 混乱。这样的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 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 说，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 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 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 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 烈。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 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 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 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 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 “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 38楼设置“斗鬼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 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 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 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 中生之手的奇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 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 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 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 误的。因此，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 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 用毛泽东语录为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 此，上头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 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 凉棚好吗？”周小舟立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 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 个松林招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 且便于警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 来，其中自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 当时的心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 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 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 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 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 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84%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 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 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 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后来与《五·七指示》一道，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献。《五·七指示》讲的是“立”，是建立一个人人会做工，会种田，拿起枪来会打 仗，提起笔杆能写文章的无产阶级“新世界”；而这封信则主要讲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 ※ ※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乘专心列来到武汉，在黄鹤白云的故乡，毛泽东准备再作一次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就是畅游长江。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 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长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汉市委组织的5000多名游泳健儿外，还有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 间？”周围的人回答：“45分钟。”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他继续向东游去。
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开，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实再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 党和国家掌舵的地步。
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 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 顿片刻，继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 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 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 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 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 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 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 的竞赛在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 批斗。挨批挨斗，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 步。因此，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 个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 ※ ※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 综合分析，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 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 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 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 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 婚的。”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 也觉得有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 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 醒，毛泽东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 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 ※ ※
在中央文革小组频频找机会接触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组迅速靠拢。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泽东 的声音。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就等于有毛泽东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幸福、更加让人激动兴奋的呢？
在清华园里，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针对工作组长叶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大字报热嘲冷讽，将造反派和工作组以及“保皇 派”的冲突推向白热化。“保皇派”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动了反击，其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的女儿。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 的。”
她的母亲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
后台一个电话要过去，王光美匆匆赶到。王光美在这种场合露面，自然加强了“保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学生们不甘示弱，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把目 标直指“保皇派”背后的“黑保护伞”。局势迅速恶化。蒯大富被关了起来，他以绝食进行反抗斗争。
蒯大富被关押的消息是压在中央文革小组心上的一块石头，要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必须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则，红卫兵心有余悸。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 文革小组长的年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渴望得到最高统帅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们把那三篇颇有影响的“三论”大字报底稿 交给了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红卫兵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之后，这几篇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底稿很快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通过调查和搜集材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错误”已心中有底，在党的高层，打击异已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 ※ ※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联合反击下，工作组节节溃退。可是刘少奇依然不愿撤离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作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刘少奇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 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 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这样的一些观点，显然是和毛泽东背道而驰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组已成定势，工作组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漏船，眼看即将沉没。刘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单独谈话。刘少奇深知康生已成为毛泽东 眼中的“红秀才”，但是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还是坚持说：“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怎 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刘少奇 把这一情况说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取到了对文化大 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有人走上去给刘少奇递了个字条，刘少奇看过之后，声音又由低沉转为激昂，他热情地大声宣布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望我们大家来了！”
人民大会堂大厅里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从大会堂的台后走上来，在台口转了一圈，既没同刘少奇握手，也没有同他打一声 招呼，只是向欢呼的红卫兵挥挥手，显示了一下最高统帅的风度。毛泽东对刘少奇如此冷淡，连台下不知中央内幕的红卫兵都看出来了。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 舵手》的歌曲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着天壤之别吧。
刘少奇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悲凉的心境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又将全付精力扑到了工作上。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加猛烈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 ※ ※
恰好在这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大字报底稿由江青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过后觉得颇对味口，应该抓住这件事做点文章。尤其是红卫兵 在大字报中引用他昔日那句“造反有理”的语录，更使他感到高兴。8月1日，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 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 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 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 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 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信的下款，签名的“毛泽东”三个字，龙飞凤舞。
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的三个红卫兵代表召到中南海钓鱼台，向他们展示了毛泽东这封信，红卫兵惊喜万分。当即，他们打电话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办公 室，将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告诉给红卫兵战友们。
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一份红卫兵战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特大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巨大的暖流激起心头的热浪，引下了满眶的泪水。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 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这是亲切的教诲，深情的嘱托，热烈的支持，语重心长的叮咛。毛主席的话，像催征的战鼓，敲击着红卫兵战士灼热的胸膛；毛主席的信， 像春天的雨露，滋润着革命青少年坦荡的心田……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它阐明了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 向。毛主席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战士继续革命的方向盘。它提出了对红卫兵的革命要求，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解放全人类’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 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憾了全世界！”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稳住红卫兵的阵脚，鼓动他们更加大胆地起来造反。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径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称号，各大学校的 学生组织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纷纷改成了“红卫兵”。至此，红卫兵运动开始蔓延全国。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会上，谢富治首先发难。显然是毛泽东事前给这位公安部长交了度，不然谢富治炮轰起刘少奇来，就不会如此有恃无恐。
接下来文革小组那几个头面人物发言，会场气氛沉闷压抑，人人紧张自危。
突然，江青开口了。她走到刘少奇对面，手指着他的鼻子：“刘少奇，你派工作组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必须亲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将 赔礼道歉！”说着，她看一眼会议桌两边的其他人，尖着嗓子喊道：“我认为，刘少奇必须到北大、清华去检讨，必须到北大清华听取革命小将的控诉和批判！我强 烈要求主席批准这个革命要求！”
会场哑雀无声，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震惊了，不知这里究竟是党的高层会议，还是红卫兵小将的斗争会场。
沉默中，刘少奇叹了一口气，歉意地开口了：“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毛泽东冷笑一声：“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天生一副好斗的性格。有一次，西方一位记者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用“温和”二字概括，毛泽东当场反驳：“不，中国人是好斗性格。”停了一会他又 补了一句：“我就是好斗的。”
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开始讲话了：“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文革小组。”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讲话略微深奥了些，但是其中 有内涵有深意，并且直接关系到在场许多人的命运，不能不仔细听。“中央许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毛泽东说着把话题一 转，谈到了工作组：“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说。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点燃一支烟，站了起来，一只手叉在腰眼上：“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律不准来往，这是镇 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的大声指责，使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开口。
最后，叶剑英打破沉默，说了句为双方开脱的话：“中国有这么大的地盘，还有几百万军队，我们不用怕牛鬼蛇神。”
毛泽东回头看叶剑英一眼，坚决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
※ ※ ※
为了增加对刘少奇等人的威慑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抓了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抓笔杆子：8月5日，毛泽东亲自动笔，在一张《北京日 报》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件事是抓枪杆子：8月6日晚，毛泽东要他的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彪在吴法宪的陪同 下，乘专列返京，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牢牢掌握住了军队。
下面就这两件事分别叙述一下。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铅印后，发给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附有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 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围剿革命派， 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 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以这张大字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表为开端，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 阶级司令部”。
为了表示军队对毛泽东的“紧跟”，会上由林彪作了重点发言。林彪谦卑地说：“没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 慧。”然后林彪把所谓考察干部的标准归纳为三条：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 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林彪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 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 ※
毛泽东带头向刘少奇开炮，刘少奇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了。即使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也难于平复。在饭桌上吃饭，儿女们谁也不说话，他们隐约听说父亲犯 了错误，不知该怎么办。刘少奇看着孩子们忧郁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他们的心事，微微笑着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完 他脸上依然微微笑着，孩子们却潸然泪下。
一位跟随刘少奇多年的老工作人员走过来，迟疑了一下开口说道：“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说着老工作人员声音哽咽了，“我们盼着 你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刘少奇默默听着，沉思着。一连几个小时，他不停地抽烟。最后刘少奇站起来说了一句话：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 ※ ※
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的改组。出乎到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林彪的名字紧排在毛泽东之后，居第二 位；而刘少奇的名字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从此，毛泽东把中央的权力牢牢掌握到了他个人的手中。
1—4、红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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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再进攻！
中央八届十一中会会闭幕之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当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 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报喜和欢呼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 地。北京市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祝贺。锣鼓声、鞭炮声以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连居住在中 南海深处的人也为之震动。
在狂喜的人潮中，毛泽东却在冷静地思索着。群众逐步动起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运动的阻力依然不小。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也 有很多人思想不通。他的头号政敌刘少奇最后虽然让步了，但抵触情绪很多明显。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讨论并请示主席同意了的，说工作组有缺点可 以，但不能说是镇压学生运动，更不能说是反革命。”多数委员听了刘少奇这番话后，在会上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当面顶撞毛泽东。在毛泽东使用非正常手段写出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刘少奇表示有“保留意见”，并且表示说，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有搞什么“背后活动”。
种种迹象表明，刘少奇采取的是一种有分寸的退却方式。用毛泽东的话说，他这是僵而不死，有了机会之后还会反扑过来。
对此，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进攻！再进攻！
※ ※ ※
进攻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毛泽东对他所不信任的那个中央已经采取了组织措施，而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刚组建，急需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支持。 他认为这个“某一方面”应该是亿万革命群众。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祝贺《十六条》的首都革命群众。当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时， 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连连说：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他被群众簇拥着登上了接待站讲台上。
在讲台上，毛泽东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在空气中颤动着。群众欢呼起来，像潮水般涌动着，激动万分。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会见革命群众》一文中，有 这样的描写：
“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刚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 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面对成千上万狂热的群众，毛泽东并不惊讶，这样的欢腾场面他已经习惯了。1958年以前，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那时他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甚至有 些厌恶。历史的记忆中，保存着一帧帧共和国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画面。可是1958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在党内滋生、发展并向社 会上蔓延。毛泽东也一改初衷，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在一次会议上他揣出了自己的看法：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 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这番话，将领袖与真理划等 号，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决定小小地利用一下群众的这种个人崇拜心理。在8月10日这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毛泽东得到 了一个启示：他在群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与群众见面并发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运动的高潮。于是他决定多利用这种公开接见的形式，来组织千百万 文化大革命的大军。
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神圣大检阅
1966年8月18日，是千百万红卫兵难忘的一个日子，也是他们政治生活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午夜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过来。街上响起了红卫兵的笑声、歌声和呼喊声。在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一辆辆军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们从 各个招待所运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有组织严密的首都红卫兵将他们安排在指定的区域。
广场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桥两侧由5000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组成的人墙；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 西城区的80万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红卫兵。而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是1500名红卫兵的精英，他 们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25中、八一中学等这样的名头甚响亮的高、中等学府。
红卫兵们每人手里握着红宝书，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红色燃烧着，照耀着他们，炽烤着他们。
天安门广场上，各种标语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学习十六 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为实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东方破晓，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拢来，并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上百万颗年轻的人头拥护着，攒动着，把整个广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期盼与等待的喧闹声如 决堤而出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汹涌奔腾。
上午7点30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从数十个高音嗽叭里响起；陡地绷紧了百万红卫兵们的神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喜 事啊。这时，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毛主席就要来了，毛主席就要来了……
红卫兵中出现了骚动。人群沸腾起来了，有的尽力踮起脚尖，有的拼尽全力往前挤，一个女红卫兵用尖厉的嗓音喊了声“毛主席万岁！”顷刻间，天安门广场地 动山摇，震天撼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
在一个女红卫兵的陪伴下，毛泽东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出现在红卫兵们眼前，他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 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招手致意。
毛泽东穿着绿军装，无非是向中央高层显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革资产阶级的命，大不了我再上一次井冈山。”毛泽东以72岁高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 击，不过是一句气话，但是中央高层的领导谁也不敢怠慢他。这一天，几乎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全都穿上了绿军装，林彪的夫人叶群因为没能穿上绿军 装，满腹怨气，她把警卫处处长叫到跟前说：“你看，别的军委副主席今天都穿军装，就贺龙跟我过不去，昨天还特别通知了一回，他还是不送军装过来。”穿军 装，成了一种特殊的殊荣，也成了是否紧跟毛泽东的一块试金石。
在大会进行中，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方阵里神情更加紧张专注。这些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们密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全国全世界都将对 红卫兵刮目相看。毛泽东走过了金水桥，走到了人群中，高三年级的女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一摔羊角辫，正一正绿色军装上的领子，拉一拉军装下摆，冲出队伍一路向 毛泽东小跑过去。
宋彬彬用激动发抖的手向毛泽东献上一只标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毛泽东左臂往上抬，让为名女红卫兵把红卫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泽东始终微笑 地看着这一切，并同她握手，此时，毛泽东感觉到女红卫兵的手微微抖颤着，是太紧张太兴奋了。
毛泽东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激动万分地回答：“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笑了笑，说：“要武嘛。”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广场上的红卫兵们迅速传送着这一消息，相互热情拥抱，使劲地拍手庆贺，刚刚擦去的喜悦的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出 来。红卫兵们纵情高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毛泽东明白他接受这只红卫兵袖章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当上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是出于要“天下大乱”的需要。但是，他也许还没有仔细想 过，一旦“天下大乱”之后，再进行“天下大治”，这些红卫兵将会变成什么？
——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扔在路边的谁都可以踢上一脚的打狗棒。
——甚至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人唾骂的恶魔。
红卫兵的悲剧性命运，事实上从它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而历史总是在人们回首往事时才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
※ ※ ※
在封闭禁锢了的中国，在被冲天豪情冲击得疯狂了的中国人中间，谁都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我们这颗星球上同时还在发生着什么。
1966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一座宏伟的、具有佛罗伦萨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里，闪动着一片昏暗的烛光。徐缓的钟声 飘荡着，赞美诗的乐曲低沉地响起来，使人想到庄严肃穆的天国。
教皇保罗六世戴着镶有金刚钻石、缀有几束金色流苏的法冠，穿一身洁白的法衣，走上了教坛。他身后的十字架上，一幅痛苦的耶稣受难图使教徒们的心境变得 十分宁静。
在保罗六世的圣诞祈祷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现代偶像崇拜的危险。如今有个人正竭力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想把自己树立为不仅仅是思想和历史、而且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最高典范。他似乎 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创造出真正的进步与发达，并求得自己的超凡入圣。换句话说，他竭力寻求他个人的神圣光荣，而不是上帝的光荣。”
保罗六世在说这番话时，神情暗淡，声音沉郁。特地坐飞机从欧洲、美洲等地赶来参加这次祈祷的众多教徒们和教皇一样，又为这个充满了困惑的非理性世界添 了一份担忧。
※ ※ ※
请看历史记载。“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宋彬彬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中写 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 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 反了，我们要武了！”
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苦涩的历史、往日的幸福与激动全 都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留下来的回忆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尴尬。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中写道：
“今天真是我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幸福的大喜日子！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代表，我们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终 于来临了！
“八点零五分，红卫兵战士宋柏林、骆小海、韩军，实在忍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进了天安门城楼，来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他们一见到毛主 席，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地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坚强的手啊！就是这双手，挥笔写出了革命真理；就是这双手，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 这双手，指挥着我们打下了人民的江山；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保卫着人民的江山！紧握这双革命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好！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好！’红卫兵战士这才想起还没有通报姓名，连忙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毛主席问：‘哪一个？’红卫兵战 士=齐声答：‘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红卫兵战士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小兵’，‘我们要革命，要造反到底！’毛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巨大的鼓舞激励着红卫兵 战士，大家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念头道出来：‘毛主席万岁！’他们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顿时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异口同声地 说：‘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同声欢唱，大家的心啊，早就飞到了毛主席身旁……”
幼稚的笔端流淌出如火的热情，这一团团火，能点燃整个世界，红卫兵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句话来形容了。
※ ※ ※
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林彪作了长篇讲话。林彪的讲话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通篇充满了“打倒”之类的字眼，是全面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
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 一切牛鬼蛇神！……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的讲话是高调，周恩来的讲话是低调。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 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 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八·一八”大检阅，是一场充满宗教色彩的神圣布礼。毛泽东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犹如站立在罩着光环的神坛上的宗教领袖，使中国六十年代那一群体充满 政治热情、誓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衷心拥护和爱戴毛泽东的热血青年——红卫兵们，走向了个人崇拜的祭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以 满腔热血甚至生命来血祭这个祭坛。
毛泽东的迷误，使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错误的起点上。千百万红卫兵们将终生这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付出沉痛的代价。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和反思
徐雅雅，早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一批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她组织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 唱着歌，打着竹板，列着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这帮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很懂得表演性质的艺术效果，为了显示得更加革命一些，几个男红卫兵特意去剃了光头。他 们穿着略嫌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唱歌，一边用竹板打出“啪啪”响的节奏，特别神气威风，也特别引人注目。
也许因为徐雅雅是戏剧学校表演系学生的缘故，“八·一八”大检阅后，毛泽东又一次检阅红卫兵，通知徐雅雅去领喊口号。
天安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 刚一落下，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 长的，然后慢慢往下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
徐雅雅兴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 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 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 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 ※ ※
中年作家陶正，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流行一时的长诗《理想之歌》的执笔者之一。他是这样回顾那段历史的：
“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写了《理想之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 ‘皇权主义’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 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清华附中领头扯旗造反的红卫兵卜大华，命运坎坷不平，“造反”后才4个月，因“炮打中央文革”投入囚笼，随后又被撵出北京，下放到陕北的山沟里当知 青。卜大华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图书资料中心咨询开发部工作，他回顾这一切时说：
“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章，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 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里，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 我流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 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1966年8月18日，百万红卫兵集会在天安门广场。其时，另一个红卫兵李冬明还因为反工作组被当作“反革命”关押在一所中学里。后来毛泽东需要革命 的“孙猴子”，李冬明成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灾难，李冬明现在在某社科研究单位工 作，主编了几十万言的专著《社会指标》，由当年“激化社会矛盾”的红卫兵变成了今天“协调社会矛盾”的学者。对红卫兵运动，他感慨万千：
“带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带着幻想和稚气进入学校，本指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革卷狂飙，满心希望跟着‘红司令’干一番事 业。没曾想到，却干了不少蠢事。难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几根‘反骨’？我也是红旗下长大的呀！这场动乱，涉及几亿人，危及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不光查一个人 或少数人的责任，还要深刻思索：社会之所以发生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究竟有哪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指标’失去平衡？当少数人滥用职权胡作妄为时，为什么 党和国家不能及时地、有力地扭转乾坤？”
徐祝庄、陈小川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八·一八”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说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喊得最响的是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唱得最多的莫过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 是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高权威’的观念吗？他们在‘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 动辄抄家批斗，刑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无视、践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草民思想’吗？他们信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实 际上则‘以人划线’，只要认为路线正确哪怕是对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也提倡绝对服从，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抹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身依附吗？他们电感 自豪的是所谓出身‘红五类’，以至于公开宣布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血统观念吗？诸如此类的事实说 明了一点，尽管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时时挂在嘴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支配他们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 几千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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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大检阅，上海复旦大学名噪一时的红卫兵怀念安文江，在青春祭文《我不忏悔》中有一段回忆：
“1966年9月，我怀惴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 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 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 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 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 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 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情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打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 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 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 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又是一个红卫兵身临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后的沉重感叹。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安文江在江西的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一次，他所执教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 中痛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安文江只能报之于苦笑。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是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 安文江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课后，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安老师，你说笑话吓我们吧？”女学生用了一个“吓” 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何等狰狞恐怖。
其实，当年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却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遭人唾骂，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回顾历史需要客观，回顾 历史也需要赤诚，历史不是任人贪得侮辱的妓女。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往往被人误写误编误读。中国的红卫兵，总数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后人可以抨击，可以鄙 夷，但不可以怀疑他们善良虔诚的动机，不能怀疑因热血沸腾涌起的忠诚——今天看来那确实是愚忠。安文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沉地说道：“假如历史不能给予他 们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另一位当年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在回顾那些“幸福时光”时，仍然饱含热情，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毛泽东时代》中有这样的叙述：
“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 大眼睛等着、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开始热了。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 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 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进入了梦乡。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红卫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 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 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 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 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 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 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他正 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 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 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 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脸贴在 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我觉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 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我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 蓬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 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 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 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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