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老红卫兵失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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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诞生前后
“血统论”与《出身论》经过一番厮杀，两败俱伤，谁也没逃脱掉失败的下场。伤虽伤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当遇罗克用鲜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论》 时，《出身论》事实上已经粉身碎骨地入下阵来，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恐怕再也没有谁有勇气去重新举起这面浸满鲜血的大旗了。而“血统论”的受伤，只是 伤在表皮上。在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血统论”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刚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更是同“血统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随着 谭力夫被批判，从表面上看，“血统论”开始遭人唾骂，然而在人们思想深处，“血统论”依然牢固地占据着原先的地盘，一时半会肯定不会退出。在这种背景下， 实际存在的血统论，被批判的“血统论”以及潜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三者扭结在一起，以三种变形的形式各自发展着。
“联动”的诞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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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后，开始大串连。牛皖平，北京大学附中一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约了几个红卫兵战友去外地开开眼界。这位天真的学生预备党员，以一腔热诚响 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挚地向往全国都能成为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大串连途中，他甚至还和红卫兵战友在一起商议过，是不是把 北大附中搬到东北或内蒙古，搞成半工半读、半牧半读的学校呢？
很快，现实和理想发生了冲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红卫兵战友所到之地，“炮轰”不断升级，省委、市委的各级领导班子基本瘫痪，党委和党委负责人纷纷落马成 了黑帮……。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容忍的话，回到北京之后，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已经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 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连云黑帮后代，成为新的“狗崽子”。
他们愤怒了。他们突然清醒过来，共和国的危机和自身的危机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卷入漩涡之中。他们开始了一轮新的思考和战斗。
这些敏感的老红卫兵们，即使在愤怒之中也没有忘记斗争策略。他们中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条条根脉甚至可以把他们同中南海直接联系起 来。从各种途径，他们已经听出了中央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声音。
他们得选择其中的一个声音。他们知道，如果中央的两个声音都不支持他们的话，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喧嚣的声浪中，他们的耳朵在搜寻着。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多数派代表时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 据。”在另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会上，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 二。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
陈毅大声疾呼，仗义直言：“有人要搞垮我们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周恩来和几位老帅的讲话使老红卫兵兴奋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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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 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 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联动”成立之后，所办的会刊名为《准备！》，鲜红的封皮上写着血淋淋的“准备”二字，准备什么？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准备”二字后边拖着个巨 大的惊叹号，像虎视眈眈的炸弹悬在半空中，随时“准备”落下来爆炸。
11月27日的会议是由牛皖平主持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会议开始后，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运使老红卫兵们的话题集中到了一点：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何提不得？”
“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大富、聂元梓之流干到底！”
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一致响应。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 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 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会议还决定，“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总联络员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红卫兵于增寿 担任，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 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幅标语，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此时《“联动”宣言》已经撒遍了北京城，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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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 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 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 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 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 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 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 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 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 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 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 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 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 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 们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 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廖承志摊开双手，耸耸肩：“既然孩子们不欢迎你们，你们就请出去吧。”
“我们是搞内参的。”其中一名记者说。
“内参，我们自己会写。”廖承志说。
“你？”说话的那个记者怀疑地打量着廖公。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上还没有你哪！”廖承志说着轻轻笑了。
这件事，给廖承志惹下了祸端。
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廖承志刚刚上床，突然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起。
电话是江青打来的：“你连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撵，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想申辩几句，对方“喀”地一下将电话挂死了。
两天后，12月9日中南海小礼堂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发难，就轰走记者一事逼廖承志作检讨。从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台，使“联动”成员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几分。他们预感到，廖承志的倒台，意味着中央文革已开始向周恩来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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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中央文革的反击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 队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她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轻蔑地说：“血统 高贵？是什么东西！”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天的集会。在主席台的一侧，从不抽烟的周恩来拿起了一支香烟，默默吸着，神色十分严峻。
会后，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据点，严惩“首恶分子”，囚车拉着警报，凄厉地驶过大街小巷。
老红卫兵开始失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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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诞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这一天，老红卫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谢幕。悲壮的尾声，成了他们献给 最高统帅毛泽东的生日礼品。
这天，“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议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 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
台上，麦克风将“联动”红卫兵代表的声音传遍会场，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
但是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红卫兵头上纷纷扬扬落下，会场上起了一阵骚乱。抢到了传单的，脸上满是兴奋；未抢到传单的，伸长了 脖子四处打听。红卫兵三五成群，围在一起热烈地议论，会议暂时开不下去了。
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台，向大家宣读这份口号传单：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话音落地，会场沉默了一会，接下来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往下念传单，每读一句，会场就会有一阵巨大的反响。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郐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抢毙‘三司’后台！”
“反对乱揪老前辈！”
马晓军将中气运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号，他都要停顿一下，台下异口同声叫一个“好”字，震得整个会场都在抖颤。当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下来，马晓军才 接着念下一句口号。这个情景，像俄国作家肖霍洛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描述过的高加索兵营中的一组镜头。
当马晓军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口号时，全场几千人愣住了，一秒，两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里卷起一团风暴，掌声大作。“联动” 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 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有头脑还清醒的部分红卫兵意识到，在这种时候，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端，会把 “联动”引向彻底毁灭。
在秦晓鹰、马利所采写的报告文学《老红卫兵梦呓录》中，当年的“联动”成员、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有这样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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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大会是一部分老红卫兵准备决一死战的宣言。我意识到了一种危险性，我觉得过激的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立即上台发言。
我对有些过激的口号表示不赞成，说道：“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境遇为出发点，一旦失宠就牢骚满腹……”
我的话，激起听众们极大的不满。台下骚动着，大声喧哗着，把桔子皮、饼干直往台上扔，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滚下台去！
“你是干什么的？”
“哪里来的狗崽子！”
“你是什么出身？”
“滚下去！滚下去！……”
有的红卫兵一边喊口号，一边从主席台两侧往上冲，想抢走麦克风，不让我继续往下说。还有人叫着要把我从台上摔下去。我一点也不惊慌，这是革命中司空见 惯的场面了。
我们西城区的红卫兵纠察队抢先冲上台来，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我围在中间，保护着我继续讲演。
我当时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是接到“联动”大会的通知以后来参加会议的，但会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尽力阻止过激行 为，以防止老红卫兵全军覆没。也许我的发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浇向大会的一盆冷水。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以切身体验，以直觉感受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错 误，这些人正是后来的四人帮。但是，我却是最早地预感到了危险性，我是从这伙人的淫威中预感到的。我不忍心看着同伴们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我声嘶力竭地继续往下讲着。当我讲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时，下面渐渐安静下来。我弟弟是35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几个红卫兵看大字报时与“三司”的大学 红卫兵发生口角，被抓了起来。谢富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大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
接着我又谈到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我父亲是一位局长，母亲是处长，他们都是1937年就参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现在他们统统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兄弟 几个，每天轮流给他们做饭送饭。
这时，台下完全安静下来了。我知道，台下许多人正和我一样，他们的父母亲，也正关在各种“牛棚”里，有的甚至更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绪慢慢勾 通了，我的话才慢慢进入他们的心灵。
当时，大会上所表现出的分岐，实际上代表红卫兵末期的两个流派，一种中鱼死网破，决一死战；另一种是想力挽狂澜，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退一步，进两 步，希望把红卫兵运动延续下去。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老红卫兵衰落的命运。中央文革的意图十分明确，老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现在可 以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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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的大会上，决心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高呼口号，于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 日、11日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在公安部的墙壁上，他们刷上“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 标语。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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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1966年12月26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到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 时，一伙“联动”暴徒冲进了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打伤“北航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请双方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说，不要动手打人。这些暴徒非但不听，反而破 口大骂，用身体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动手打一位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嚣张至极。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公安人员只得 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收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本。这样，他们终于做 了检讨。可是释放出来以后，却反咬一口，说公安部乱抓人。
二冲：1966年12月28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名暴徒，强占了接待室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边办公的同志，迫使这些同志离开办公室。他 们还大肆破坏，砸碎玻璃窗、电话机，将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伙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同 志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同志的头部。中午，又有十多个暴徒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仁至义尽的说服。他们都 先后承认了错误。到下午三四点钟，在接待室的暴徒，又从窗口跳进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暴徒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同志。该女同志当 场昏倒，而暴徒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病人才被营救出来。这帮暴徒又闯入大礼堂，把里面的商务砸了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野驴般尖声吼叫：“高干 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抢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反动口号，并撕下墙上 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这天半夜，一位副部长要找他们谈话，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狗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第二 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押的两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同志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 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篓子扣在工作人员的头上。30日，革命工人、学生前来支援公安部，他们才陆陆续续溜走了。
三冲：事隔一天，即12月31日，“联动”又纠集近百名暴徒，再次冲击公安部接待室，强占了两间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 理，并动手析人，当场推倒一名女同志，踢伤一名男同志。经公安部同志耐心说服，他们到1月1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冲：1967年1月6日上午11时左右，“联动”纠集100多名暴徒第四次冲击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 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于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燃鞭炮，涂写反动标 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 转而进食堂，把食堂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以后， 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仓惶遁去。其实，电话早被他们砸坏了。
五冲：一天之后，他们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于不少革 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联动”的企图没有得逞。但他们竟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同志脸上扔去，使好和个战士受伤。
六冲：1967年1月11日，他们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没有冲成，居然还无耻地 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最后通牒”，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来！”、“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等极端反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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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份材料出自红卫兵小报，而且出自“联动”对立派的“井冈山兵团”之手，其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是它所记载下来的事件经过，据参加过冲击公安 部的“联动”红卫兵回忆，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联动”六冲公安部，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岁月沧桑，流走了多少时间，但那一段记忆却始终被保存在心灵的深处。现在回忆起来， 他们对自己年轻狂热的过去，有一种不敢辨认的感觉。
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 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这是一种撕裂自己伤口的作法。这种作法的结果不但不能止痛，还会带来更剧烈的惨痛。
就在这样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失宠的老红卫兵迎来1967年。
元旦这天，部分“联动”成员困兽犹斗，以中共中央革干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革干子弟、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央军委军干子弟、国防部军 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号《通告》。《通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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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 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挥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 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参加。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 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 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血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 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 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作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 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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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 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明确指出：“对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 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后，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时指责道：“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这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 想当左派？”
铰杀令已下，“联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 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 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
“红卫兵监狱”
张春桥曾经把老红卫兵比作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少老红卫兵觉得这个比喻很确切。至少，其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历史着意导演过的一样。
在一些老红卫兵眼里，十二月党人大失败后的流放也是充满诗意的。闭上眼睛，他们能想像到那位贵族青年军官的漂亮妻子在风雪中蹒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 亲吻丈夫脚下冰冷的脚镣……。
现在，轮到老红卫兵失败了。
即使失败，他们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
1月19日下午，“三司”为首的上万名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谢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义将任志明、马小军等“联动”成 员逮捕。当那些老红卫兵戴上手铐、押上卡车时，他们迎着寒风唱起了《国际歌》，仿佛像是电影中慷慨就义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里，“联动”总联络员于增寿死死抱着电话机不撒手，几个红卫兵冲上来，粗暴地指着他，从他怀里抢走了电话机……望着血洗后的 总部，于增寿禁不住大放悲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要拔掉“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他们把八一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师生一 概只许出不许进。下午五点钟左右，逮捕开始。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联动”红卫兵。
随后不久，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曾名噪一时，其中的罪证，有一些确是“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 凶器，更多的则是故弄玄虚似的栽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辞”。
展览会期间，残存的“联动”成员多次组织冲击展览会场，高呼“还我‘联动’！”“‘联动’永存！”等口号。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降下国旗，升上 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联动”成员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甚至还出现了 “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大标语。
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反抗都只能是强弩之末。“联动”的头头大部分已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将面临另一场考验。
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
狱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一日两餐，四个窝头，饭量大的一顿都不够。每天除去学习外，还要坚持“劳动改造”。对于熟读了《红岩》的这些老红卫兵来说，这些 都算不了什么。想想许云峰、江姐这样的革命先烈，他们胸中回荡着一股浩然正气。在狱中，他们互相鼓励着，每当一个老红卫兵提审归来，就有许多战友围上去， 询问提审的情况，安慰他或者她受伤的心灵。
夜里，他们望着窗口透出的一点星光，辗转难眠，痛苦地思索着。
学着革命先烈的斗争经验，老红卫兵在各个牢房之间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联系，相互传递信息。有人还编起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 可怜今天送果人，戴着手铐把牢坐。”看见纸条上这首歌谣的人，无不会心一笑——那笑纹中，分明有几分苦涩。
据一位当年蹲过红卫兵监狱的老红卫兵回忆，当时为了有一只笔，他们想尽了办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写字，后来一位老红卫兵的哥哥在送进来的牙膏皮中夹 了几只圆珠笔芯，这才解决了笔的问题。
有了笔，老红卫兵之间便开始写信，互相传递信息。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诗词。有一首《忆秦娥》的词中写道：
莫悲伤，
何必惆怅，泪满眶，
应学青松挺胸膛，
断头不惧，
岂畏秋霜……
另一首《沁园春》的词中写道：
从心愿，
变耕牛一只，
踏雪驰骋。
笑颜仰啼戏春风，
岂料向谁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红卫兵互相鼓励：
一见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断肠。
眼神能传千言语，
相视一笑友谊长。
在狱中，他们仍然十分关注高墙外边的形势。每当有新的“联动”成员被关进来，他们便乘着放风的时间打听消息。当听说中央斗争很激烈，老帅们在怀 仁堂掀了桌子时，他们感到了振奋；可是过了不久，消息变得沉重起来，全国开始批判“二月逆流”，“联动”被指控为“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老帅们又被点名批 判了，老红卫兵的眉头紧锁着，胸口像堵了一块铅团。
在最苦闷的时候，他们唱起了《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女红卫兵则唱起了童年时的歌曲：“谁给我们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 成长？少先队员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唱着唱着，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脸颊，默默无声地往下流。
时间无情地流逝。春天了，高墙外探过来的树枝上，挑着一点嫩芽，报道春的消息。可是对于监狱里的老红卫兵来说，春天与他们无缘。每天，他们依然如旧， 日复一日地“劳动改造”。
虽然，在口头上，他们一遍遍背诵革命先烈的诗句：“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里，他们多么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啊！
※ ※ ※
4月22日，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监狱管理员走过来，拿着个小本本，挨着一个个牢房点名。凡被点了名的，就被带到放风的灯光球场上，依次排队。在惨白的灯光下，这些年青的囚犯们脸上布 满了疑惑、困顿和不安。
有人在悄声打听：“干什么？带我们去哪儿？”
被打听的人同样疑惑，摇摇头说：“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场批斗。”
第三个人插进来悄声说：“这回有戏看了，一百多个红卫兵往台上一站，看他们怎么批？”
循着话音，几个老红卫兵往球场上看去，灯光下，人影黑压压一片，尽是些熟悉的面孔。
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命运未卜的前程。
大轿车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停住了。老红卫兵看见了天安门，看见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们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动的情 景。昨日已成黄花，老红卫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种名为苍凉的东西。
老红卫兵们下车，被带进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安排在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一分钟，两分钟……突然，大厅的门开了，老红卫兵们看见周恩来、江青、康 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走进来，“哗”地一下全体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来做着手势，示意让老红卫兵坐下。
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江青酝酿着情绪，以沉重的表情说了句：“委屈你们大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在场的老红卫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们想到了当初秘密组建红卫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联动”被捣毁、他们一个个被捕入狱的情 景……开头是两三个人小声抽泣，接着抽泣声转为呜咽声，越来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泪簌簌往下掉，几个月来的委屈，在这一刻找到了发泄口，会议室哭声大作，女 孩子们凄厉的哭泣声中夹杂着男孩子们狼嚎般的哭叫，连成一片悲怆的交响曲。
台上，周恩来的表情很严肃，他的眼眶也有些红了。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卜大华站起来，他想开口回答，可哭声不止，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他的身前身后，几个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和他一样呆立着，像几尊雕塑。 毛泽东曾经“表示热烈地支持”过的这些老红卫兵，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乱蓬蓬像是刺猬一般……毛泽东对他们始爱终弃，他们尝到了被人遗弃的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
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大厅里一阵沉默。谁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
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来。因为难过，也因为激动，他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 革命。”
孔丹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发现周恩来的目光中，有一种难于言说的爱和凄楚。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前排有的老红卫兵发现， 周恩来眼角也闪着泪花。
周恩来努力克制内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 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话：“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来。
江青笑了笑，用讽刺的口吻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
牛皖平没有回答。
江青说：“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说到这儿，她停下来，意味深长地 向全场打量着。
大厅里，一片沉默。
午夜时分，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月亮在乌云中穿行，时隐时现，朦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几个镌金的大字显得格外清晰……。 老红卫兵从监狱里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们心中回荡着的不知是激动、是悲怆、还是别的什么？
痛苦的涅磐
4月22日，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释放出狱，又一次刺激了“联动”的狂热性。既然放人了，就说明当初中央文革抓人是错误的，至少，是中央 文革的失策。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中间少部分人更加大胆、也更加顽强地以各种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当时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派性斗争。5月初，“联动”部分成员 串连在一起，与北京28中的“四·三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28中达3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对立派观点的人。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这时的“联动”，不可能把矛头再次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 开刀。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他们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这些狗崽子！”
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能使他们加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只能在群众中煽起对老红卫兵更大的反感、更深的憎恨。
※ ※ ※
更多的“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
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
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
当时，有相当数量的“联动”老红卫兵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 多），练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老红卫兵是在“颓废”中积蓄力量，在“沉沦”中汲取养分，等待着在下一轮角逐中再展露头角。但是在当时，他们被人们普遍认为已 经“跨掉了”。
他们在“跨掉”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跨掉”的过程中，他们认识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蒲宁、叶赛宁、艾特玛托夫、叶甫图申科以及萨 特、加谬、赛林格等等一批人类的天才和疯子，他们在“跨掉”中体验到了幸福，享受到了乐趣，也为重新崛起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的“跨掉”为人不耻，不被人接受，即使是在其他“联动”老红卫兵中，也难为“革命战友”理解。
有一部当时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其《后记》中作者写道：“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为了教育那些由于犯了错误而 失去信心、希望、醉死梦生的老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激情和令人含泪的回顾呵！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不羞愧吗？”
※ ※ ※
在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老红卫兵徐雅雅是创作的核心。
徐雅雅，这位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尖子学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她有七次在场。有一次，她还被指定领喊口号。她属于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拨老红卫兵之 一，运动初期，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享有好名声。
1966年国庆节，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与北京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徐雅雅在剧中饰李铁梅。剧本经过修改，采用了跨越时空的手法，当李 玉和牺牲后，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唱起了《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的打击乐的伴奏声中，一名红卫兵扛着红卫兵战 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挥舞大旗。锣鼓猛地一停，红卫兵战旗收住，走上高台，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在磨刀人的指引 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谢幕。
这出《红灯记》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的小礼堂里。康生、江青、陈毅等人到场观看。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演出过程中，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这句台词念过，全场老红卫兵热烈鼓掌喝 彩。
※ ※ ※
1966年12月26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老红卫兵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只剩下她和另外两个男红卫兵，“苟延残喘”般成立了一个“五敢纵队”。
可是，“五敢纵队”在学校内外完全呈孤立之势。
广播里经常喊道：“徐雅雅，到‘爱霜雪’战斗队来！”来干什么？接受战斗队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有时候一天就得经受七八次之多。
当时的徐雅雅，诚心诚意觉得自己有错误。在“联动”被宣判为反革命组织的当天晚上，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以“党之子”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 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
1967年4月初，北京外语学院附中一位老红卫兵慕名而来，找到徐雅雅，请她为该校写一出歌颂红卫兵英雄业绩的话剧。
几天后，徐雅雅拿出了初稿。这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老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在剧中，她还饰演了校党支部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话剧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分八场，从1966年清华附中高三·二班几名同学罢考，到校外荒郊圆明园遗址处秘密组建红卫兵，再到与工作组作斗争、挨整、 毛泽东“八·一八”接见。实际上集中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几所中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剧情以老红卫兵彭路生等人撕毁考卷罢考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整红卫兵，将戏推向高潮。最后，校党支部副书记洪松 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发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上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革命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前来支援，并带来毛泽东将在天安门接见 红卫兵的特大喜讯。
这出话剧中，还真实记录了红卫兵诞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参加红卫兵秘密会议，半夜从下水道钻回，被洞口带刺的铁丝挂伤，红卫兵 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第二场《荒郊》：怒云蔽空，古柏耸立，20多个红卫兵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宣誓声中，音乐伴奏，还 伴有旁诵，从1927年大革命被镇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旁诵声接近尾声时，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英特奈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台上演出 的红卫兵和台下观看的红卫兵一同加入到歌声之中，场面蔚为壮观。
整出话剧的演出从始到终，都充满革命的激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油印剧本（后记）中，徐雅雅饱含深情地写道： “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着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这出话剧，原来计划在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日子里演出的，可是5月29日那天未能演成。剧组在北京长安剧院、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 部和石家庄剧场等处演出了几场，反响很好。
若干年后，徐雅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悲愤地说：“我们准备了一台诗歌朗诵和一台话剧，准备分别在5月29日和8月18日的纪念会上演出，可是后来5 月29日的那个会没有开成就夭折了。大家觉得很丧气。这件事搞不成，就等于我们红卫兵已经死了。5月29日这个会的夭折，等于又往棺材上再钉上了一颗钉 子，钉得更加死了。”
殊不知，老红卫兵的失宠，仅仅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悲剧的一个开始。
４－１、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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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痛苦不堪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 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0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按惯例，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这篇讲话，重点讲 了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 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
第二，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禁止传抄。此次会议之后，社会上公开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中 央文革小组则明显持支持态度。
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 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 真实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 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 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 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 改三个阶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 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 ※ ※
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 起“井冈山兵团”的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 后，率领“三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即召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作了紧急部署。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当场有人表示担心，怕事端闹大了难于收场。蒯大 富心中有底，说话便显得中气十足：“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
10月25日，清华大学几乎倾巢而出，五千多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人群密集的王府井大街、西 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等地分别集会，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撒传单，呼口号，演讲……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缺席审判”。
有形的行动造成了无形的影响。原来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还接受不了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面前，也开始学着理解了。国家主席刘少 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大大动摇。
1966年的最后10天，北京城里一次次翻腾起“打倒刘少奇”的浪潮。
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代表时，公开宣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 火》的发言。她在发言中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另一位红卫兵领袖、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司令谭厚兰在大会上发言，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充分 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在此期间，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专程来到了清华大学，找到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透露了中央高层要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江青劝刘涛“要与家 庭划清界线”，不要“舍后妈，保亲爸”。江青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后，其子女刘涛、刘允真一直跟着刘少奇生活。刘涛、刘允真对他们的生父刘少奇是有感情的。现在，要他们转变立场，批判自己的亲生父 亲，从感情上说是痛苦的，也是难于接受的。
但是，在那一切以毛泽东划线的年代，既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刘涛姐弟俩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听从毛泽东的召唤，向生父刘少奇开火。姐弟俩怀着矛盾的心 情去看望了生母王前，并违心地将他们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内容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分别张贴在中南海职工食堂、清华大学等地。
为此，刘少奇精神上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我们很难描述刘少奇是以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迎来1967年的。据他的儿女们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回忆：从表面上，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身 体却明显地瘦弱下去。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其内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月1日清晨6点钟，刘少奇家的大门就被人叫开了。随即有人进来在院墙上贴了许多标语，并且用排笔在院子里的地上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 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两行大字。
1月3日傍晚，中南海造反队的二三十人闯进了刘少奇的住所，将刘少奇、王光美揪到走廊门口批斗达40分钟之久，强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 天去怀仁堂前看大字报。
毛泽东的疏远，不明真相群众的怒目而视，给刘少奇的心灵带来重创；而家庭的一次次突变，更给刘少奇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把盐。尽管他是个极有控制能力的 人，但是在四分五裂的家庭面前，他的心颤抖了。
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女儿刘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里等候家长签字。
放下电话，王光美心如刀绞。刘少奇遭受厄运，女儿又面临残废的后果，真是雪上加霜。她何尝不想马上飞到女儿身边，可是一想到周恩来一再嘱咐的不让她离 开中南海的忠告，她有些犹疑了。
刘少奇有些发火：“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她是为我挨斗。”
当即，刘少奇、王光美驱车前往医院，没有看见受伤的刘平平，却看到了被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女刘源源和刘亭亭。
当清华大学红卫兵意外地看见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惊愕得有点不知所措了。他们喊口号、贴标语,口口声声要“打倒刘少奇”，可是当刘少奇真的出现 在面前，仍然感到意外。这大概就是“虎死威风在”的道理。不管怎样，刘少奇也曾经是万人景仰的共和国主席。
在红卫兵惊愕的一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迎上去，急切地对王光美说：“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
王光美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走上几步，大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看着面前闹剧似的一幕，他无能为力，只得留下妻子，悻悻而返。
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被逼迫写下了四点保证。在周恩来的亲自干涉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前才又返回中南海家中。
第二天，“智擒王光美”的经过在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上刊出，配以大红标题，文章绘声绘色，在一些细微末节上添油加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在的影响。
※ ※ ※
刘少奇一家如同在油锅中煎熬。
就在王光美被“智擒”的那天夜晚，刘少奇和他的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散步。夜黑如墨。寒气逼人。中南海沉寂在一片动荡不安之中。走着走着，年龄最小的刘亭 亭哭泣起来，伤心的呜咽声断断续续，在刘少奇的耳边和心里回荡。刘亭亭说，她这几天一直被造反派扣在学校里，亲眼看着姐姐刘平平挨批斗，现在妈妈又被抓走 了……。
刘少奇何尝不难过呢！他爱怜地抚摸着刘亭亭的头，轻声安慰着。
可是，刘少奇饱经重创的心灵，又有谁来安慰呢？
※ ※ ※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即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苦笑着解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这次会见，毛泽东态度和蔼。
刘少奇则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接着，他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 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 子独生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知毛泽东该怎么看？当时，毛泽东不停地大口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开口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专门介绍 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前，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然而，就在毛泽找刘少奇谈话后的第四天，即1月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一些造反派闯进办公室，要撤刘少奇的电话。
刘少奇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
造反派无言以对，怏怏而去。
第二天，他们再次闯来，二话不说，将电话线扯断。显然，他们是秉承了谁的旨意的。从此，刘少奇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每天只能从儿女们抄回的大字报 以及买回家的各种红卫兵小报中得到一点消息。依据这唯一的消息来源，他推测着运动的动态，揣摸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
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
1967年春节。新春的喜气没有冲淡笼罩在刘少奇家庭中的阴影。
春节刚过，对刘少奇一家的攻击再次升级。
1967年4月10日，经中央文革批准，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人参加陪斗。
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为震怒：“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王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要她代我受过？”
这就叫做株连。与中国封建传统有着血缘关系的“株连”，在文化大革命中肆意泛滥。据统计，因刘少奇一案而“株连”的错案冤案假案共有二万二千多起，而 批斗王光美，仅是其中不足挂齿的一起！
那天，刘少奇的神情十分沮丧，他甚至提到了“死”字：“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 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当时，王光美哭了起来：“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刘少奇说：“会把骨灰给他们的。”
说完，刘少奇凝神沉思了片刻，转身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出来。
4月10日，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如期召开。清晨，清华大学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海，来到刘少奇、王光美的住所。一会儿，王光美被押回清华大学，在 清华园主楼七层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着数十名红卫兵。
王光美一进来，红卫兵便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并伴以一阵阵高声质问。相形之下，王光美的答辩声却显得很微弱。
因为王光美陪同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过旗袍，戴过项练，被红卫兵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批斗会上，一伙红卫兵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上显然 瘦得不能穿的旗袍，套上用乒乓球特制成的一串“项练”。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话音刚落，马上尝到了红卫 兵更剧烈的“武斗”。
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人群哗然。从北京各处赶来参加大会的人争着拥护，把看清王光美当作了好奇心的一次最大满足。大会照例充斥在一片 片口号声、打倒声、语录声中。
批斗会结束后，“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所管辖的《井冈山》杂志出了专刊，登载了一篇《三审王光美》的奇文。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部分摘录：
第一次审问
地点：清华中央主楼。
时间：1967年4月10日晨6点半左右。
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答：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同学们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斗，王光美不干。）
问：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
王：就不穿！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反正我不穿。
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 你的自由。
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
问：“冻死苍蝇未足奇。”
王：如果我真的反毛主席，那冻死就活该。
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问：不行！都穿上。
王：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 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时间到，捉鬼队员给王光美穿妖衣。）
王：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
（众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王：谁反对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断。）
（众念：“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王：你们用强制手段。
问：胡扯！是你侮辱我们。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 子、清华园时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
王：希望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问：我问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谁干的？
王：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于正视事实的。……反正“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会是扬天放。谁是真革命的，谁干的谁自己承认。是 谁说清华园是黑窝的，是谁说宁可怀疑99个也不放过一个黑帮……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站出来，谁干的谁自己承认。
问：你说，为什么打击基层干部？而何东昌倒在香山休养，刘冰、胡健在北京饭店，蒋南翔，同学们提了多少回，你们就是不斗。
王：问我不知道，北京饭店是在开会。蒋南翔的情况我是反映了，中央有同志批示（我不能说是谁）不让拉回来斗。
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
王：同意派工作组是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在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
问：就你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我们没有定一个反革命。
问：你赖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实。
王：事实总是事实，应该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问：不对。立场是主要的。你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就是看革命群众的阴暗面，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看的事实，收集到的事实就是和你不同。
王：现在有人推卸责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应敢于承认事实。怀疑一切是错误的，是谁提出的？
问：你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革命群众干部。
王：反正“怀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刘少奇的思想，我们是反对怀疑一切的。
问：（气急、骂）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揭事实。（给苏加诺点烟）
王：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尼习惯。
问：你说，你把多少同学打成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有不少。
王：我们只批过，没有打成反革命。
问：谁让你反“假左派”的？
王：不是刘少奇。是工作组问我，是叶林，扬天放，他们说蒯大富写了一个夺权的批语，还有反映了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况，我就根据这些同意了。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的指示很少。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干的？捞政治资本。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 去劳动了。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三个饭厅去卖菜？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面更广吗？
问：你回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底是谁推广的？
王：的确不是刘少奇。
问：蒯大富是谁定的反革命？
王：与刘少奇无关，也肯定没定反革命。
问：你交待，保蒋南翔是谁指示的？
王：蒋南翔性质未定的话是我讲的。但你们前后的话都不讲，只讲这句是断章取义。
问：同学们对蒋恨死了，你却说性质未定，不让斗，这不是保他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王：我不知道。你们试试看，将来你们的工作中不要犯错误。
问：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王：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意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句话。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 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问：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王：是不是另外有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问：你觉得这篇文章说得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是吗？毛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谁你清楚吗？
王：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王：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问：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少奇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议他同意过的。
问：是谁？
王：我不说。
问：你包庇！快说。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的。
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王：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
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王：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情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 当权了。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问：就是反动路线主这一点？
王：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问：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那些资本主义道路？
王：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点。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 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养分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错话，你们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情绪，不少人要消 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这么讲，说“工人就得剥削”是对吗？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工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工厂罪就 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在特写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导，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停战协定（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众 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吗？
问：那你说，还有谁？
王：不用说了吧？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
问：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王：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被逮捕危险，是应该身上带些东西的。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王：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取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 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问：你现在对刘少奇怎么看？
王：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
（同学们要她戴上项练。）
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练，你为什么非要戴上？
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戴项练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
问：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王：红旗调查员的文章……（不语。同学吵，逼后，大声嘶叫。）有很大的片面性。
问：好，记下来。
王：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刘少奇搞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 “左”实右。反正这“怀疑一切”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问：那你说是谁？
王：反正有人。
问：无耻！蒙骗人家还夸耀。现在谁都看透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了。
王：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问：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王：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被打断。众：你放毒！）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 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说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问：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
王：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不要给我们的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不少啦！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
王：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问：去你的。桃园经验臭透了。一会儿你听听。
王：桃园经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有缺点有错误。
问：（大伙耻笑她）有功，有功。那么“后十条”看来也是好的，有缺点、有错误吧？
王：“后十条”是刘少奇改的，有些清规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改的。
问：这么说“后十条”棒极了？
王：“后十条”有好的部分，但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一些政策界线强调得过多，成了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运动。
（群众气极，给她打扮后照相。）
王：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六、七月份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问：归谁？你说！
王：他路线错误有影响，不能全归他，他有责任。
问：蒯大富反革命案很久翻不过来，谁负责？
王：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刘少奇定的，刘少奇没跟我说过蒯大富是反革命。
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指谁？
王：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是指洛甫。
问：那19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面把斯大林都删了？
王：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 遍，有的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么看？
王：批这电影很对，该批。
问：不对，要害是揭开了“老革命”的画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
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问：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
王：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对党更有利。
问：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怎么看？（念戚本禹文章最后几个问题。）
王：一，没讲过。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毛主席三个问题。）二，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 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 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象毛主席那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 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一九六六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三，他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 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四，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又不大，就 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五，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 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六，他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社问题他是同意 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七，八大报告有缺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象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刘少 奇决议好象也看得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八，这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九，刘选编 委会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十，他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扎根串连。有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十一，对六、七月份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 报的观点。六、七月份后他也要负责。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不了解情况了。
（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都带来了。）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第二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下午1点
地点：清华主楼803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怎么看？
王：戚本禹同志文章写得很好，旗帜鲜明。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的结论我得不出。1950年我同刘少奇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时，他没 有讲什么。主席说要批判，他没批判，这是错了。反正我没有听他说过这部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文章出来后，我很气愤，也很关心。毛主席说要我们关心 国家大事么。我又问了刘少奇一次，与他回忆了很久，他也说没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会弄清楚的。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还是老革命？文化革命也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王：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说不是偶然的，他的世界观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不违背毛泽东思想，他是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毛主 席的胆量和魄力来发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我的错误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现在，我愿意交真心给你们。我对“假革 命”、反革命的确没有认识到。
问：问你，你对今天斗争大会怎么看？
王：今天大会表现了群众的愤怒。我个人受一些委屈也没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也要经风雨见世面嘛。我希望你们给我录音，我听到的太少了，我应知道自己犯了 什么错误。也应让刘少奇知道。
问：狡辩！我问你，桃园经验到底怎么样？
王：我认为桃园经验是成绩多缺点少。
问：嗬，还成绩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王：成绩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
问：不许你污蔑毛主席。
王：我去桃园，许多人都不支持。刘少奇是主张我去的，那时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去。
问：可是你呢，大整社员，大整同学，毛主席支持吗？
王：那，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然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
问：再问你，刘少奇在天津讲的反动话你怎么看？
王：天津讲话，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错误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是针对一些人“左”倾情绪去纠正的，他说的话有些是很不好的。但“红色资本家”不是他 讲的，我知道，我不说是谁。刘少奇只讲过进步资本家，资本家是有先进的，落后的。
问：谁说的“红色资本家”？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
问：不行！你是专政对象，说！
王：还是不说的好。我知道你们要揪。
问：算了吧，谁不知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者。
王：是的，是有人批评他老右倾，立三路线时批评他右倾，王明路线时也批评他右倾……
（打断）
问：恶毒！你说现在是什么路线？不许赖！
王：我是说过去。
问：你对《论修养》怎么看？
王：我同意红旗评论员的话。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呢？
王：（避而不答）
问：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
王：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
问：少耍赖！你对中央文革到底怎么看？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评，中央文革是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的，我从讲话上看到过。大字报上边也有提意见的 嘛。
问：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被打断）
王：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丈夫错了，老婆就一定错，老婆错了丈夫就一定错。
问：你们俩本来就是臭味相投，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是刘少奇拉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
王：我入党不是拉进来的，我有手续的。
问：你介绍人是谁？
王：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谣言。
问：谁？
王：一个姓孙，一个姓赖。
问：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王：（不说）我的历史，我全部向组织汇报过了，你们可以通过组织调查，这些没必要说。
问：我们就要你说！谁看你档案。说，刘少奇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文章发表后，他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想他不会承认假革命，反革命。刘少奇说他从来没说过是爱国的。我们一起回忆过这件事，那回是谁推荐的，什么过 程，我都忘了，反正是演到一半天就亮了，看不清，我们什么也没说。
问：你是不是说戚本禹同志，《红旗》在造谣？
王：戚本禹，我一直认为是好同志。是不是有人造谣，我不知道。反正刘少奇没说过。
第三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5点40分–10点5分
地点：主楼803
问：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
王：毛主席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问：你说《红旗》文章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修正主义那一套？
王：《论修养》是唯心的还可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想不通。
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
王：有某些方面一样，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
问：哈！这不是修正主义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1962年大量印发出版是谁定的？
王：可以查么，不是刘少奇亲自抓的，不知道。
问：戚本禹文章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王：从批《清宫秘史》和肃清刘少奇影响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实我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还未认识到。刘少奇从来没讲过是爱国主义。
问：难道《红旗》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王：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
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说来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
问：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
王：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
问：刘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么态度？
王：反正，刘少奇不是反革命。
…………
刘少奇的灭顶之灾
1967年初，姚文元为攻击陶铸而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吹响了围剿影片《清宫秘史》的号角。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一条注释明确写 道：“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 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文中提到的“大人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刘少奇。这是党的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攻击刘少奇，攻击的方式是不点名的“点名”。
到了三月底，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上登出这样的内容：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并说刘少奇自诩为“红色买办”。
红卫兵小报，只不过把姚文元文章中的“大人物”换成了“刘少奇”而已。
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刘少奇的倒台已是必然，只是时间早迟的事。
此时的中央，实权完全操纵在中央文革手里。一些高层领导，倒的倒，垮的垮，人人自危，不能也不敢公开为刘少奇鸣不平。倒是党外知名人士章士钊毅然上书 毛泽东，请毛出面制止打倒刘少奇的悲剧继续上演。章士钊在信中说：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不要打 倒。
毛泽东给章士钊回复了一封信：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随信附来的，是当时中央所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罪状的材料。章士钊读了这些材料之后，仰天长叹，良久不语。
3月28日，满腹悲戚的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呈述他对《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和事情经过。
但是这封信却如泥牛入海。
3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1967年第5期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戚本禹的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说法：“《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 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就使戚本禹的文章更有重量。在文末，戚本禹一连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并作出了回答：
※ ※ ※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 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 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 ※ ※
戚本禹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的。这篇文章，从政治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的死刑。他头脑中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醒来之后，已无路可走。悲愤之极 的刘少奇把刊有这篇文章的《红旗》往桌上一摔，说道：“假话！造谣！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什么时候说过要当‘红色卖办’？这不符合事实，是 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刘少奇的悲愤只能向家人倾诉。
4月6日晚，中南海造反派再一次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喊着口号，大声勒令刘少奇从即日起，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刘少奇回 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
4月7日，刘少奇交出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将答辩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个小时后，那张答辩 就被撕成了碎片。
※ ※ ※
此时的刘少奇，莫说保持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甚至连起码的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批斗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用语录本打他的脸和嘴，美其名 曰：“不谁放毒！”
他实质上过的是半幽禁的生活。每天，除了看看报纸，到中南海大院里看看大字报，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只有亲属、为数不多的工 作人员和不时撞进住所里来的造反派。
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揪斗刘少奇的高潮继续高涨。
6月3日上午，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红卫兵组织召开红卫兵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肃清刘少奇 在建工学院几次讲话的流毒”。会上，经各红卫兵组织共同协商，决定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
当天下午，一支红卫兵的先遣部队开到了中南海西门，架起帐蓬，安营扎寨，誓死要把刘少奇“揪出来”。
当时的报纸上作了这样的喧染：“揪刘战士，赤胆红心，在中南海西门摆开了与刘贼血战的战场。他们把大地当课桌，蹲着，半卧着，全神贯注地抄写那些直捣 刘贼心脏的大字报。醒目的大标语，每天都象排炮一样向刘贼射过去……”
红卫兵往中南海西门前一住下，自然就是巨大的影响和压力。每天，都有一些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到六月底，前来声援并住下“并肩战斗”的各种红卫兵造反 组织已有700多个。全北京市所有高、中院校的红卫兵都组织人马来中南海西门扎下营寨，竞相亮出自己组织的旗号，架起高音喇叭，冲着中南海喊：“刘少奇， 你这个坏东西……”
7月4日凌晨3点多钟，戚本禹驱车来到“揪刘火线”，来向红卫兵表示慰问。显然，红卫兵“揪刘”的行动已经惊动了中南海，派出戚本禹来安抚，只不过是 一种策略。
果然，当晚，中央办公厅通知刘少奇，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份书面检查。
5天后，刘少奇的检查写出来了。此时的刘少奇身心交瘁，检查由王光美代写。洋洋五千言，分为三部分。检查中写道：“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 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建工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 泽东思想大学校。”检查结尾处，写下了一连串的“万岁”之后，签下了刘少奇的名字。
刘少奇的检查通过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转到了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红卫兵们手里。早已被狂热的造反精神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被刘少奇这种冷静客观的 检查再一次激怒。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形下，刘少奇无论写出怎样诚恳的检查，也是难于过关的。“新八一战斗团”回敬了刘少奇一份“勒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作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扬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 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毛主席教导我 们，对于象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点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
不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5日
同时，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报导了中南海西门前的场景。有的引用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说刘少奇是“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因此，“必 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据此，揪斗刘少奇的呼声更高了。
7月17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 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7月18日零点，“新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宣布“绝食”，并发表《绝食誓词》：“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 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当天晚上，北京市100多个造反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上百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喊着、喧嚷着。
也就在这一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得近水楼台之便，分别将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强按着刘少奇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 时。刘少奇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立刻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手绢打落，汗水滴在了地上……
斗争会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被隔离开来。只有他们的儿女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里，能看见前院里的父亲，也能看见后院里的母亲，但是咫尺天涯，虽能看 见，却不准说话。
这里有着多少的痛楚与辛酸！
7月19日，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不久，即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从 此，中南海墙外，红色旗标，红色横幅标语如海如潮，苇席棚一个连着一个，苇席棚里，日夜坐着、躺着“揪刘”的红卫兵们。
此时的中南海内，仿佛是漩涡的中心，在一阵阵喧嚣之后，是让人难耐的沉寂。
刘少奇家住中南海深处，离西门很远，他只能听见隐隐的口号声、语录声和战歌声。而周恩来的办公室离围墙很近，他日夜被高音喇叭的叫喊搔扰着。
中南海有五个大门。“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一会儿冲击这个门，一会儿冲击那个门，高呼口号：“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不下火线！”每当大门吃紧，门卫与 冲击的人群相持不下时，就紧急电告，请周恩来出面处理。往往这个门还没劝说下来，另一个门又被冲击，周恩来有点接应不暇了。
有一次，上百个人叫喊着口号，冲进了中南海北门。周恩来赶到之后，严厉地说道：“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不能冲的。如果你们一定要冲，就从我身上踏 过去吧。”摄于周恩来的威信，“揪刘火线”的红卫兵们这才止步。
※ ※ ※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 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同一天，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与天安门广场的誓师大会相呼应。江青说：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辩，都被一阵阵口号声所打断，随之，一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
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强按着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
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办公室。
他叫机要秘书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怒气冲冲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 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 裁。”
当刘少奇想到宪法的神圣，人民的权利应受到宪法保护时，可惜已经晚了。1957年，若干生命遭到侮辱和践踏，中国领导人没有谁去想到还有宪法；文革之 初，无数家庭被抄，无数无辜的人被批斗、逮捕和杀害，也没有谁去提到还有宪法。
在极度痛苦中，刘少奇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书面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绝望地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此后，刘少奇彻底地沉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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