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共为强化专制复辟统治而重新建立严酷的等级制度
中共重新划分等级的手段，一是软划分，二是硬划分。所谓软划分，即由中共从其复辟专制的需要出发，使整个社会在观念上形成崭新的等级观念。文革
前，其第一等级是中共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第二等级为非党员干部。第三等级是号称领导阶级的工人。第四等级为农民中的贫下中农。第五等级为知识
分子。第六等级为小生意人。第七等级为无业游民。第八等级为阶级敌人。八十年代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因邓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故知识分子
曾一度荣列第三等级。但随着“八六学运”和“八九动乱”的爆发，其等级又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反，因小生意人即个体户，在改革开放中的日渐“财大气粗”，
地位乃有明显的跃升。特别是在出现了“官倒、权倒”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后，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权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干、老干及其子弟，故他们在实际上
已经成为今日中共权钱并拥的第一等级。原第八等级，盖因右派平反摘帽，阶级斗争已经抓而不灵，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后改名
为颠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谓颠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经“变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缉犯等，所以中共对这一等级的制造，也就徒劳而无功。另
外，因为犯罪分子获释后，按照中共不成文的制度，乃成为“劳改、劳教释放犯”，已永入另册，终生不再享有被录用权，只能成为小生意人，做个体户，因此，在
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等级也就要根据他们经商规模的大小，以及他们与中共当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八九年后传遍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歌谣，应该说是十分形象
和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等级观念的本相。04
所谓硬划分，是指中共通过建立严酷和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进行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待遇划分。其具体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划定封建官僚等级，确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即开始实行所谓供给制。按照初步划分的“革命等级”予以不同的供给。由于此路不通，遂实行工薪制，开始明确划分干部
的级别，逐渐地建立了以官僚级别为准绳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八级，十三级以上谓党政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七级谓党政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
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取工薪与供给相结合制，即除掉按级领薪外，其秘书、住房、汽车、电话等一切“革命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并有详细的规定。工薪只作
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基本上已经能够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则能随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发出来的许多中央和地方高
级干部的豪华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干部和民众目瞪口獃。由毛泽东专职医生李志绥所揭露出来的毛的腐化事实，较之在中共高层和大陆民间所流传的“故事”，尚相
去甚远。
官僚级别一经划定，即“全国通用，终生享用”。不仅退休之后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经济待遇，即特权，而且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
定，讣告上则要明确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级别，哪怕是一个科级或股级干部。如此常令无级无别的普通民众笑恨难抑。与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和君主专制时代相比，
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党政以外的各行各业，也普遍分行业划定了工薪级别。但只作工薪级别，而不含有其它任何政治级别和其它任何特殊待遇的意义，更无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级制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问题愈来愈多，一方面则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被“革”乱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级，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立即
得以恢复，并将十三级以上才作为高干的规定，放宽到了十四级。然而，由于中共老干部相继“向马克思报到”，新提拔的干部日益增多，职别和级别的不统一已经
愈来愈明显，中共遂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机构改革为名，一是将官僚等级（含工资级别）划定为办事员级，正副科长级，正副处长级，正副局（厅）长级，正副部长
级，正副总理级和正副国家元首级。其中正副局级以上者为党的高级干部，明文规定享有不同等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资与供给相结合的制度；处级为
中级干部，视其实际权限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给；科以下为一般干部，其中有实权者，一样敢多占，也一样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争级别、闹待遇
的种种丑恶表演可谓无奇不有，实为古典小说《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晚清官场腐烂之风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级别改革”，终于使“官本位”的严酷等级制度得以完善化，即将上述各级官僚级别作为“本位”，将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就没有升过级、加
过薪的教授、医生、工程师，以及一切有社会公职者的工资级别，包括和尚与尼姑，均靠拢到官僚级别上，并由此划定为﹕知识分子的最高工资级别，即正教授的最
高工资待遇可以比照副厅级，以下按级类推。而今，随着党权更加膨胀，改革开放又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大开了绿灯，因此，稍有职权者，不论科、处，厅、部级等，
均能够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甚至“吃喝嫖赌都报销”。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非属于中共上层知识分子的教授专家，尤为一般工人农民，即一切仅靠工资吃饭和
劳动吃饭的社会主要构成，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起高楼，宴宾客，楼却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愤懑自不待言。中国大陆正在流行着的一首首生动深刻的民
谣，已经成为历史最有力和最生动的见证。
二、官本位成为在全社会划分封建等级的严酷标准
中共为了让官本位成为全社会唯一丈量森严等级的准绳，由是，企业始分为国营、集体、乡镇与个体四大类。其中国营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等；集体分为大集体、
小集体；乡镇企业有公营和公私联营之分；个体则予以规模与范围的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常常是被打击的“投机倒把对象”，非但生计难保，有时连命也难
保。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虽因“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时起时落，却在终于和腐败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个体
户，而今已经被称做民营企业家的的非常岁月。
企业的级别虽如是划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小个体户外，不论是各级国营，大小集体，还是乡镇企业，其领导者，均按国家的统一官本位按级拿钱，享受
同级待遇。如地、市、县级的书记、厂长，均能够享受地、市、县级待遇。至于级别外的占有，则随着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当然要“愈来愈往高处走”了。虽
然工厂亏本，工人发不出工资，厂长书记非但工资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乐、出国考察照旧。即便是这一家工厂被他们搞垮了，他们仍会被调到另一家工厂去当厂
长、做书记，照样吃喝玩乐。
官本位的确立同样给事业单位带来了森严的等级标准。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文化、“群众团体”，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纳入了官僚级别的体系之
中。因此，中共事业单位的官僚们为升级和争待遇，可谓机关算尽。中国大陆的许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的书记及校长，为将自己从副厅级升上正厅级，乃使用各种
办法，包括用教育经费向上级主管行贿等，务使本院校改名为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为了能够“复辟”到文革前的准部级单位，以与全国文联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属
各省的分会纷纷要求“升级”，终于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副部级单位”。事成之后，其书记、副书记们与主席、副主席们，便纷纷庆贺自己的官
僚级别随之升了半级。“少数对文化不重视”的省委，因没有为本省的作协升级，而使作家协会的官员们怨气冲天。
第二、户籍制与户籍等级制
一、中共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中国大陆人民从此失去了迁徙与居住的自由。可以说，这是中共北京政权为强化专制极权统治之最为险辣的
一着。因为户口制加上粮票制度（粮票分为地市、省市和全国范围内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论公、私，都必须持本单位或本地区党政机构的介绍信（在
农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发放身份证之前，都必须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以及后来的乡政府开出介绍信），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则，就会随时有遭遇扣留或
逮捕的危险。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
中共不仅实行户籍制，而且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内，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在城市户口中，尤以大城市户口为最贵重，
中小城市次之，县镇又次之。在农村户口中，又分为吃商品粮者，如城郊菜农；和不吃商品粮者，如粮棉生产者。县以下的城镇里，又分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城
镇户口；和不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农村户口。然而，由于每年又要给予一定比例的“农转非”指标，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于是，这些指标便成为县以
下各级官员的“专利”，直至成为县市公安局的“钱袋”。时至今日，不仅亿万流民早已横决大江南北，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唤陈胜、吴广的喊
声，早已震动“天听”，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对国民进行分类等级划分以实行层层“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后，即将中国大陆人民划为两大范畴。一是人民内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阶级敌人。在人民内部，中共又将工人划为第一等，是为领导阶级；农
民划为第二等，是为同盟者。农民中又分为贫农、下中农和中农，属人民内部。地主和富农划为阶级敌人，是为专政对象。小生意人为第三等，是常常要进行改造的
对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者，亦能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第四等为无业游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敌人中，中共又将其划为地主、富农、反革
命、坏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为最，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最中之最。其余为地、富、坏、右。在地、富、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
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说，劳改劳教释放后，即为“劳改释放犯”和“劳教释放分子”。因此，地
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远不能改变身份，仍然是最底层，属于永久性的专政对象。他们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们的子女在
一九七七年之前，绝大多数被剥夺了升学、招工、晋级的权力。至于参军、入党和“提干”，就不用说了。在政治松动期，他们当中极少数人尚能考取大学或被招
工；在政治收紧期，则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成绩和政治表现再好，也没有可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甚至连中学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历次全国高
考中，某省考区的前三名学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录取。农村地主、富农子女的处境就更为凄惨，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无人愿嫁。中国大陆农村中，终
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农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人民内部的等级无大的变动，但人民外部的阶级敌人猛增，故五种人，又变成了九种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务、内奸和走资派。他们的
子女亦分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两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为收拾人心，曾先为党内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平反，后为“改
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们”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级，才逐渐消失。
总之，中共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从未有过的严酷等级制度，又藉划分等级为手段，制造人民之间的隔阂与仇恨，以进行“裂民而
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虽然藉此而维系了它的极权专制统治，但是，由这一森严等级所逼迫出来的人心觉醒与人民反叛，最终必将成为它覆亡的重大社会原
因之一。
五 中共为维护专制复辟统治而厉行残酷的镇压手段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镇压的理论根据。即在宪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绝对合
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将一切不信和诋毁共产主义信仰，批评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均定为“反革
命罪”，且为重罪。同时又以此为根据，视需要而罗织种种属于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于是，这些根本“大法”就为中共所有“无法无天”的镇压手段，打开了
广阔的门路。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个有权无法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其做法为﹕
第一、厉行党大于法。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不仅要向同级政府的公安、检察与法院三大机关派出“党组”，以在内部领导公检法以外，而且在同级地方党委
内部设有“政法委员会”，以统管同级的公检法机关。当对案件的处理，包括审讯，在公检法机关内部发生重大分歧时，由该委员会拍板定案；或由该委员会直接上
报同级地方党委决处。公安、检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权力机关变为中共一党的职能机关和办事机关，其作为司法、权力及执行机关的应有独立功能，便被一笔勾
销。
第二、厉行政策大于法。自人类有法制以来，法总是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政策却常常具有灵活性和时间性。法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据，政策的制定则必须
受到法的制约。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中，却造成了政策大于法的悖反现象。中共一党的政策不仅必须是国家立法的依据，而且其政策由权力的更
迭，或由最高权力者及各级掌权人的随心所欲所造成的多变和剧变，更造成了法的无所适从，或“有法难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实际上的消亡。五十年代
初，毛泽东在审订“宪法草案”时就曾说过“宪法还不是我定的”的话，无非说明了他对法的轻蔑。至于他的名言“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就更是证明了他的目中无法。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民间歌谣所唱的，“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等“绝响”，实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
变和法制无归的真相。多变的政策既使法制归于虚无，更使得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荡然无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无法无天和人民无法可据的畸形社会局面。
第三、厉行权力、地位、人情大于法。由于党大于法和政策高于法，因而，权力、地位、人情之大于法，便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来说，任何案件，只要拥
有党权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可以小事变大，无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够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权者打通关节，亦都可以网开一面，反之冤网
难逃。至于中共党人一旦违法乱纪，则党纪既可以代替国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国法的制裁，除掉党内斗争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党员身份，而仅受党纪处分或
免于刑事处罚；后者即使罪大恶极，亦只会重罪轻责，直至寻机开脱。难怪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在中国，没有一件好办的事，也没有一件事办不好。”而由大陆人民
悲愤填膺地唱出来的“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谣，实已彻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三手段是敢于公然地和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其具体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继所谓清匪反霸已经屠杀了数百万人之后，中共又在保卫革命政权的名义下，厉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时不足一年，
仅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所公开承认的就有七十一万（参见前文及注释）。其执刑场面之大，一次枪杀者之众和每每陪斩者之多，史无前例。毛泽东的名言“秦始皇算
什么！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一次就杀了四十六万”，实在将一个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其时，毛泽东不仅屡屡叫嚣“要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
而且一再地亲自决定杀人的数字和比例。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竟能规定对传谣者也要“斩立决”。其目的，就是要杀得所有人都不敢说甚
至不敢想为止。05
据近年来中国大陆各方面的不完全统计，直至毛泽东死，中国大陆人民被中共公然杀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祸”饿死者在内，决不下四千万之数。是日
本帝国侵略我国十四年所杀害者数倍以上。这只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完全的数字，只有等到中共档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够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运动即法。即在中共所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中，根据运动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随时随地地“杀人无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无罪。自一九四九
年前后直至毛泽东死，中共曾连续地和不间断地发动过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肃清反革命、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人民公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
林批孔等二十余次大型政治运动。其间，为发动、深化和证明历次运动胜利的需要，被关、被判刑、被处决和被迫害致死者，难计其数。文革中以反对毛主席、反对
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而被杀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为中共制造派性恶斗、武斗、直至被中共武装镇压而死亡者，不下二千万人。06
中共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是对于人民生命的残害，而且是对人民精神和心理的无限摧残。于政治运动中被逼疯者固然是次次都有、处处都有，文化革命
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于国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国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错口号，或不懂事孩子胡乱涂鸦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连累父母被打成反
革命者。其中绝大多数孩子被逼成了疯颠和痴獃。至于中共利用历次政治运动在广大人民中间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范的情结，及其对人民心理所造
成的压抑和扭曲，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伟大民族好侠尚义和乐天达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来的残暴统治，对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史无前例戕害，
及其所留下来的“严重民族伤痕”，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抚平。
第三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就是法。毛泽东在其当政的二十六年中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虽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在实际上，他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对外迫害
人民以巩固共产党极权统治，二是对内清除异己以巩固个人最高权力。为了这两个目的，他对外讲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内讲路线斗争，并
倡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由是，什么革命元勳，开国功臣，党中元老，国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铁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惨遭迫害致死。不论是高、饶反
党集团，彭、黄反党集团，还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江反党集团等等，都既无需党纪来处理，更无需国法来制裁，全都在毛泽东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
可以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监狱制度。
第一、正宗监狱制度。中国大陆的犯人之多，大约为世界历史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国大陆的监狱星罗棋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
狱”。因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种名目的历史反革命犯和现行反革命犯，大都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对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来衡定，其中绝大多
数也都是冤假错案。故有史家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乃是“冤狱遍中华”。07
因此，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施用酷刑，或进行种种迫害，直至随意处决和折磨致死，对监狱的管理者来说，便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加上中共农民造反在本质上所
具有的嗜杀特征，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个水库抽水重修时，竟发现库底白骨累累，原来是在五十年代万余修建水库的犯人中，仅有一人
抢枪造反，便招致中共调动解放军赶赴水库将全体犯人剿尽杀绝。至于象张志新那样在监狱中被狱吏指使刑事犯人轮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断喉管或活剥器官等
惨无人道的情形，则事所不鲜。文革后期和八十年代，由于社会动乱益生，刑事犯罪指数剧升，因而，由于平反冤假错案而一时成空的监狱，复又人满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刑事犯罪可谓从无缓解的时候。监狱人满为患，犯人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在狱中遭受迫害摧残之惨毒，为外界所难以想
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监狱实行劳动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后，即须赴劳改工厂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单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劳改制度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是，中
共的劳改制度，一属强迫性无偿劳动，二属折磨人犯的一种手段。遍及国中的劳改工厂、农场为中共所创造的无本产值，虽为可观，然其劳改工厂、农场在犯人的生
活待遇和对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却与在押的监狱犯人大同小异。动辄便是殴打、禁闭、酷刑或加刑。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对于反革命的巨大压力，
和因受刑者大都为知识分子而难有反抗和暴动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后，刑事犯的猛增却造成了监狱暴动和暴乱的叠起，劫狱叛乱的情形已经时有发生。中共政法
界有人估计，在中国大陆发生巨大政治变动时，历年来积累而成的数千万“劳改释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惨遭虐待者，其必图报复的行为，完全可能造
成变革期的社会灾难，并成为中共致命的灾星 —— 尤其是对那些手中有血债的中共基层官僚而言。
第二、狱外之狱，即群众专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后，还创造了所谓群众专政的办法，用一部分“人民”来专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国大陆形同一
个自监监人的大监狱。所谓群众专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将一切够不上判刑镇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内控”分子交由“群众”监督看管；又要将刑满
释放的劳改、劳教人员重新戴上一顶“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的帽子，置于所谓群众的监控之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凡事必须向本地的派出
所、街道、乡村治安人员或有关的积极分子报告，定期写思想检查和汇报。此其一。其二，为了保证群众专政的威力，一再确立“诬告保护法”，即诬告者受保护，
甚至受表扬和提拔。中国大陆社会由是而冤假错案迭生，阴谋权术遍出，到处弥漫着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阴险风气，善良民众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
群众专政一词虽因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在中国大陆农村，由于农民不堪盘剥，遂有自发反抗的出现。各地的镇、乡一级政权，复收
买流氓地痞成立“乡镇小分队”以镇压之。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这些“流氓小分队”帮助共产党向他们“要钱、要粮和要命”。09
遇有违抗者，便拆屋（现已经发展到烧屋）、抄家、夺牛、甚至课以私刑直至害命。广大农民虽然对之痛恨已极，但无赖他们有中共乡镇政权支持及上面各级政权的
支撑，而徒唤奈何。近年来中国大陆农民叠呈反叛和广大农村一再呼唤陈胜、吴广的状况，亦无非表明，中国就要迎来又一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时代。一
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唱词（电视剧《水浒传》插曲），由是而能够唱彻人心，响彻全国。
第三、过渡监狱 ——
劳动教养制度。中共除掉以监狱看押犯人，以劳改农场、工厂强迫犯人做无偿劳动，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之外，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过渡监狱、即劳动教养制度。被中
共决定劳动教养者，乃是一些交给群众监督专政既不放心，交给监狱关押或劳改又不够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强迫劳动教养者，
大都为有思想问题却又不够“反革命”罪的知识分子，或是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却不够判刑劳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层领导“看不顺眼”者。如五七
年不够资格判刑劳改的右派分子，特别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他们有的虽要通过“逮捕法办”这样一个所谓的“司法过程”，并且由法院判处劳动教养年限，然而，
他们当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仅需要本单位党的领导的一句话，或一张纸条，便可以被押送劳动教养。他们的身份似乎介于敌我之间，甚至被称为“人民内部矛
盾”，但他们又极容易因为“种种欲加之罪，而于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进了真正的监狱”。他们在劳动教养期间与被判刑劳改者一样没有自由，一样被强迫进行无偿
劳动，或仅给极少的生活费；他们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一样要戴上一顶“劳动教养犯”的帽子，而永远被注入另册。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为中共随意刑处不放
心者和看不惯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一方面则为压迫人民内部不满和强化专制统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曾亲自指示，要将那些在镇压反革命和肃
清反革命运动中被杀者的家属，包括杀错的，送去劳动教养，以防止他们的“阶级报复”。10
一九七九年后，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虽然没有废除，但因为人民已经有了强烈的抗争意识，中共各级领导的权威已经扫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错案又给中共某些官
僚以教训，是故，随意押送劳动教养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敛。但八六年之后，特别是八九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升级，中共的镇压手段又开始了升级，一些
所谓的民运人士被中共判处劳动教养的事实，乃使中共劳动教养制度又获得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