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第一、中共觊觎于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图抢占东北
显然，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异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
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
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
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不抗日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再加上第三国际解散后，处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已无心和无力来关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
日，即离日本投降不足两个月，毛泽东仍然认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虑如何向华东和
江西发展，对抢占东北尚未做研究。不过，一九四四年以后，中共在冀、热、辽根据地的军队已经进入辽宁西北山区建立了游击区，为嗣后抢占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是苏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二是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三是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
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所以，一方面苏共不能公开传递信息与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对战后抢占东北缺少足够的政
情和军情信息。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苏共又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指出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
险。由是，苏共这种真假莫辨的态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泽东要在东北的问题上小心运筹。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泽东在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曾公开地发出了第二、三、六号命令，并均以“为配
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
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
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
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由于这些命令只是为了宣传中共愿意与苏军配合作战，积极参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发出第六号命令之后，又向
内部发出指示说﹕“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优先地位而发。”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军事行动能否得到苏军当局支持的前提下，决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干部进入东北，以造成思
想、政治和群众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称
﹕“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
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毛泽东显然已经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
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三，则是在派遣林枫率领千余干部迅速进入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
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
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为抢占东北已经机关算尽，文武兼用。此时，就看苏军对中共的态度了，就看苏俄是否依然会为了亚洲
的共产革命，和自己在远东的势力，而敢于两面三刀，甚至阴谋置国际公约和“中苏同盟条约”于不顾了。
第二、中共军队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一、苏军对中共抢占东北的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
其一、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于大连附近与苏军相遇。一位苏军少将表示﹕“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城市，至于其它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07
其二、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苏军消灭了拒不向苏军和中共投降，而只愿意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山海关日、伪军守敌后，在苏军默许下，已于九月三日
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后，即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在中共
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飞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乌兹别克上校在与以刘少奇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会谈中，一方面转达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为不影
响苏联外交声誉而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东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和八路军，同时希
望中共中央马上派同志赴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动。并在会谈之后，立即让中共派赴关外的军政首脑与他同机飞往东北。显然，一名苏军上校是绝
无权力作出这种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的，即便是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本人，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后来苏联援华专
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须亲自过问。因此，这不过是共产沙皇斯大林所惯用的两面三刀手段罢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
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09
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炮。虽然苏军在表面上
对中共军队并不热情，却默许中共在夜间去原日军仓库“开仓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苏军撤退时，又为中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
二、苏军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
其一、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军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争夺受降权夺取中原，并破坏了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通，所以，政府军对东北
日军的受降乃阻力重重。迟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要求苏军允许中华民国政府军在大连登陆时，驻东北苏军虽已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却
“根据中苏条约”，竟以“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港口”为借口，明确加以拒绝，更不同意中国政府军乘美舰上岸。中国政府军进驻东北由是而
受阻。
其二、当中华民国政府迟到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挂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时，同样，已经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的苏军远东司令部却蛮横地抗议称﹕“我们只同意你们的行政人员来接管，不允许军事人员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虽然“热情允
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十一月七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
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这是美军在东北占领的唯一港口。自此，中华
民国政府军进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十一月
下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其四、在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苏军已经将中共军队让进东北，依照《中苏同盟条约》对苏方提出指责时，苏军却解释说﹕“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都是
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是自治的军队和团体，与苏军无关，苏军并不想干涉中国内政。”11
当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东北的官员在苏军不准带军队的条件下赴东北接收时，苏军虽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对他们进行伤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毕，苏军便
立即撤走，而把当地国民政府的文职官员留在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特别是在东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苏军的做法遂使得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收的地方官员不能存
身。而当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人员对苏军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时，苏军便将《中苏同盟条约》在换文时曾写有的，“所有中国军民，都归中国方面管辖”的条款拿出来
进行辩解。因为，不合法抢进东北的中共和中共军队，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苏军阴谋支持中共枪占东北的条约“根据”。
其五、当苏军阴谋违背国际条约，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确证，美国乃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立场，开始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军空降东
北进行接收。苏联因在表面上怯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但在实际上只要求中共军队退至离开沈阳、长春、哈尔滨沿线二十公里
之外。此举遂促成中共制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为中共在东北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大开了方便之门。
显然，斯大林的爱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产扩张计划并没有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颠覆和赤化周边国家的阴谋更没有停止。只不过碍
于墨迹未乾的国际条约和比它强大的美国，才显得有些羞羞答答罢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公报虽然重申
“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内战必须停止”，并要求“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新中国”，但在苏俄，无非又是放了一颗烟幕弹而已。
三、中共企图抢占东北的阴谋终于在苏俄的支持下达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接到吕其恩的报告时，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个派兵进入东北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中共山东军区立即派出四个师十二个团二万五千到三万兵力，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萧华统一指挥。中共抢占东北遂正式拉开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当刘少奇在与苏军上校会谈后，因突然明白苏军只是要求他们“不要以中共和八路军的名义抢进东北”时，当天，刘少奇连向正
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都没有请示，就立即抓住这个“千秋一时”的历史机遇，决定派遣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与莫春和立即乘坐苏联上校的飞机飞赴
东北，并由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同时，为便与苏军打交道，还特别授予彭真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及莫春和为上校军衔。当晚毛泽东同意的电报拍来
时，彭真等已经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藉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
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
“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遂立即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
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为
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
备，而且收编了数十万原汉奸军队，还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12
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兵出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挠与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第一、中华民国于战后积极推行民主宪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尤其是战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几乎已成废墟。处处是断壁残垣，处处是穷困与饥饿，童无所养、叟无所归和
啼饥号寒的凄惨景象，随时随处可见。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
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当是之时，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
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如前所说，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在实际上开放了党禁，在抗战期间又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
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由于在战时即已徵求意见，并曾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力量以数度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上述一
切“民主进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各国中实为绝无而仅有；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
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知之甚深，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间就已经
立即表现出来的内战欲望和内战行径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
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但
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之主动地和一再地邀
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分的让步，虽已表明了她的真诚，但是，最能说明中华民
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却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
民主建国的历史性目标，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她期待中共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愿望，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
第二、中共为发动内战和打赢内战而竭力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力图中共能够参加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愿望，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因为，一是由苏俄扶植的中
共，其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和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来就不曾改变。二是中共在苏俄指使下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从来没有变更。三是由于毛泽东
曾一再地告诉他的党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所以，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意在中国发动一场农民战争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
深蒂固。四是中共决策日蒋火并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扩张的阴谋，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为内战作准备。五是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拥有了打一场内战的本钱。六是毛泽
东借抢夺受降权而已经开打的内战，和它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的行径，都已经证明了中共要抢天下的决心。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
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与反内战，是
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因为，倘若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得以顺利推进和
实现，则毛泽东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诸东流了。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已经证明了它对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
设进行阻挠和破坏的目的。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中共在用武力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称，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国民党才要打内战。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泽东曾“不顾个人安危，
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毛泽东主动是假，被动是真；和谈是假，内战是真。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因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
“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
判。如果说上述三条原因使毛泽东没有了不赴重庆谈判的理由，那么，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泽东仍然拒绝赴重庆谈判，则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国人民面前
完全丧失了他们“要和平”的欺骗性。再加上彼时的毛泽东，一因没有得到斯大林对中共发动内战的明确支持，二因企图抢占东北尚未得手，三因发动内战尚不能稳
操胜券，因此，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为大打内战作准备，更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与中共对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才在向他的军队和党人发出了“继续发动
攻势”的指示之后（前文），“不顾个人安危地和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去了。诚如毛泽东自己后来所说，“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
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13
其次，如前所说，毛泽东曾于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后，为争夺受降权和为“配合”苏军进军东北，而向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发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军
队一要夺取中原，二要探询苏军可否同意他们配合进军东北，并在赴重庆谈判前两天又向党内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因此，毛泽东是否有“和平谈判与谈
判和平的愿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正因为在和谈期间，毛泽东已得知苏军决定阴谋支持中共抢占东北，所以，在决策“改变抢夺中原而为抢夺东北”之后，和
谈中的毛泽东才会“大度”地同意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兵，以表现他“希望和平”的诚意。这个阴谋，在当时，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
亦同样不知。因此，所谓毛泽东在和谈中的诚意表现，亦无非是毛泽东在和谈时所耍的的阴谋手段罢了。
再者，从表面上来看，双十和谈既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共在战后的第一次谈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产生了积极效果的谈判。因为，从和谈的结果“双十协
定”所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起码，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
事实上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
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然而，在协定签订仅仅三天之后，刚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即下达了对“蒋管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命令。就不用说，当上述政
治协议、政治原则和宪法条文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全部得以实现之后，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协议、原则和条文。如有，便有杀头和坐牢的危
险。由是可知，中共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阻挠和破坏，实是从破坏《双十协定》始。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毛泽东“打天下”的决心不可能改变，由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团结的”，由于重庆和谈成功之日就是毛泽东再一次命令
“发动攻势”之时，所以，由双十会谈所决定下来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在中共，就无非是一场“政治作秀”罢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击国民党说共产
党不要和平、只要内战是“谣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需要时间来稳定他们刚刚抢夺到手
的东北根据地。因为，也只有稳定和巩固了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他们才不仅拥有了打内战的本钱，而且拥有了进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继续实行武装割据，败
了也可以逃往苏联境内寻求庇护的保证。显然，只有明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症结，我们才能够了解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同意召开、并参加政协会议的根本原因，才能
够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
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该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强调说﹕“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
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
地，还向他的党人和军队发出了七条具体的指示，并将它们规定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务。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
据地才是真。也就是说，中共有心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积极地和坚定不移地破坏宪政和发动内战为真。
历史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参见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
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
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拿出了整军方案，达成了停火协定。显然，这对于解决战后各派政治力量间，特别是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
题，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的进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上述一切不可能适应中共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需要，所以，
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
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
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关键的两条虽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为对他们建立和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有利，但也不过是他们要存心设计一个发动内战的借口罢了。因为承认与不承认，对
已经抢占东北成功，并在东北拥有了十数万军队的中共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不能达成之时，并在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中共就立即将刚刚
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它的“和平建国纲领”扔到了一边，为建立和巩固他们的东北根据地而立即发动攻势，大打出手，并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
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既定方针立即将上述民主成果焚于内战的战火之中，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
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开“制
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在本阶段，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内战中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单。由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
嗣后，为打破僵局，顺利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既表示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
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的要求，“务求迅速实现”；又再次提议“关于政治纷争，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并接受马歇尔建议，于三人小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
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此时，中共虽然要求在会前改组政府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但为了进一步刁难政府和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又提出必须在四
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
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
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
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
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
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
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
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
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14
历史的嘲弄在于，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所召开的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和历次“政协会议”，又有哪一次会议不是由中共一党绝对包办？又有哪一次会议的代
表和委员——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必须由中共的各级组织部所“选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能够十二万分地清楚，究竟谁才是“包办”，究竟谁
才是真正的独裁了。
历史的悲剧是，中共虽然没有成功地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但由于它的蓄意阻挠和破坏，而使得中共及其军队成为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之外的政治反对力
量和军事破坏力量。所以，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随时都可能因为内战而灰飞烟灭的境地。历史的结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关系
如果说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
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那么，这一部说明了中华民国国家性质和标志了中国民主宪政进程的“宪法”，这一部曾于卫国战争的战火中由包括中共在
内的中国各党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宪法”，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
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却遭遇了中共的鄙视、否定和彻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顾自己曾派遣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陆定一等重要领袖，于战时和战后曾
两度参加“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及制定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并且，正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自辛亥以来中国民主宪政建
设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结晶，具有真正民主宪法的性质，所以，中共才会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由毛泽东提出了
“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蛮横要求。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建设和进程，终于毁灭在中共所发动的内战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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