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31）2011-09-30 03:53:33

二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如前所说，中共在八年抗战伊始，就决定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为将来打内战、夺天下做准备。全面抗战开始以后， 当全中国的军队，包括昔日的地方军阀都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样一个借抗日以营一党之私的目的，不仅是对 外，即便是对内，特别是对那些尚有一定抗日荣誉心的中共将领们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论”，以解决内部歧见，以实现对外欺骗。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打内战须用运动战、打外战却须用游击战的理论
　　一、毛泽东首先承认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他说：“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 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28
　　二、毛泽东承认中共在抗战前的内战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并承认中共在抗战中只能打游击战是“倒退”。毛泽东说：“国内战争（按：即中共十年武装叛 乱和叛国）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战争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 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方面……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他认为这是中共军队 在抗战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 友军是过去的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况 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与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以上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 战，才能同敌情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 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泽东明知只有运动战才能决定抗日战争的命运，那么，中共从武装叛乱中的运动战倒退为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也就关系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命运了。但是，正因为它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泽东才一定要在抗日时期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六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将内战中的运动战转变成抗日时期的“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 四条：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按：即为未来打内战训练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 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即建 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按：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按：即以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显然，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 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四、毛泽东指出游击战是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九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走向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却在 《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接着，他在分析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对于抗日阶段 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作用时又说道：“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按：是破坏和叛变北伐的战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按：是在苏俄命令下的武装叛乱和 叛国）……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必要的斗 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由是，毛泽东对中共武装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 “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 斗争形式。”毛泽东终于把利用抗日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底牌”亮出来了：“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 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 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任何抗日的意愿，听不到中共的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震响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的，彻头 彻尾的革命阴谋、斗争阴谋和武装斗争的阴谋。而这一切的阴谋，都不是针对日寇，都是针对着他们的内敌，即正在艰苦地领导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 党。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抗日这个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内，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围剿他们的“大好条件”下，继续他们的十年叛乱和叛国的“革命业 绩”，并且要把这个“业绩”发展和壮大起来。
　　难怪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略含羞答”地总结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他说：“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 献，就是‘制定抗日游击战略’。这一战略从军事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战争战略，使党得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 量，坚持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单引号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学家则“名正言顺”地指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 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课 题。”31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 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话， “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32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 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 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了向外 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 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 的战略转变。”33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 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 示中共军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 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 的长期训练。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则我们就不能懂 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 刚刚结束、内战刚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 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 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 “到敌人后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 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 利，积累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4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 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 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 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队 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35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 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36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 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37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38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 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39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 以，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 证党的领导权……。”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 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40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 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 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和坚实的基础”41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 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 制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 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 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 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三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阴谋理论和行径
—— 兼述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由来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为了扩 张，非但不打敌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 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 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托，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 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 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 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 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间，将来就更困难了。”42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 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扩张，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如前所说，当全面抗战尚未开始，西安事变尚未策动成功，中共就已经藉口宣传抗日来重建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 命。及至西安事发，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旧战术，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国革命军重新大加渗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扩张 已经颇有成就，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已经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气时，中共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大后方的扩张，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在同 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 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 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 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进步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 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保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到伙 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密的审查，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黑体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对所谓国统区的渗透和“挖心”中，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不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和组织成功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们”，而卓有建树，并阴谋通过 发展“抗战文艺”的方式，以进行渗透和“挖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中共在其它“战场”上所达不到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 后，在大后方，中共利用文艺对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渗透、“挖心”和进攻，已愈来愈走向了成功。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当时，“周恩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副部长，使第三厅成为党（按：指共产党，下同）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为党在文化方面公开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战文艺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47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点是文艺汇入了‘民主运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其二，对国民党文艺政策进行了有 理、有利、有节的抨击；其三，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区的作品；其四，毛泽东文艺思想得以传播……”。48
　　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制造了中国抗战阵营的严重分裂。如果战前的地方军事势力和各派军事力量都起来纷纷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扩张，互相大加渗透，大搞 挖心，中国的抗战将完全可能失败在自身的分裂和内讧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限制中 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虽是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因为已经谋夺了巨大扩张成果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不再害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泽东乃穷思竭虑地设计了一整套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 —— 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 露、反对和限制。
第一、毛泽东指骂揭露他们假抗日真扩张者为投降派和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 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 张、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 裂……”，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49
　　虽然毛泽东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对国民党进行了反诬，但由于毛泽东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阴谋卖国路线，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警觉，为防止在群情愤怒之 下，国民党当真会暂时置抗日于不顾，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围剿，于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党人说：“我党各级领导和全体同 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按：不是抗 日）的突然风波，使党和群众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 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50
第二、毛泽东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
　　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在全国造成“国民党反共、共产党无辜”的舆论，为了拉拢一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怀异志者，为了能够以进为退 地将中共的假抗日、真扩张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保住共产党已有的扩张势力和继续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认为必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理 论、策略和军事行动，以反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揭露、批评和限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 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 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51
一、毛泽东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这个“革命理论”的制造，不过是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所使用过的伎俩，即再一次将国民党直至其它社会成份划为左、 中、右三派，却又将名称改变为“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并决策“发展进步派、团结中间派和打击顽固派”。由是，毛泽东说：“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 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52
　　在此，毛泽东提出了顽固派的阶级概念（按：他早已“忘记”中共在“四项保证”里所提出的“停止阶级斗争的保证”了），又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 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降派。
　　毛泽东在得出了这样一个与事实悖反的阴谋结论之后，又说道：“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说，正在领导着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们，就是他所指明的顽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没有投降，将来也会投降者”。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 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使我们的祖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 赃。
二、毛泽东炮制了“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发展进步势力”的理论
　　毛泽东虽指国民党顽固派“现在还具有支配国民党政策的地位”，但又说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他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是顽固派。”他还 说“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54 此与当年鲍罗廷对国民党实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彻。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 共产党的组织到全中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 去……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须同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在此，毛泽东已经指明要和正在艰难领导抗日的“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了。55
　　其三、对于中间势力，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势力派和无 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还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56 这个“极严重”的任务，说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要再一次制造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坚持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时值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我大后方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时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除中共 以外的中国军队，正浴血拼搏在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战场上，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无一言一语一行以倡抗日，而且为达到他们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扩张的目 的，竟将对国民党抗战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当作他们的死敌，处心积虑地建立制造抗战阵营分裂的理论。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 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军事力量，也和他们一样，则中国的抗战非但不存，中国的灭亡也只能成为定数了。
第三、毛泽东制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阴谋原则和手段
一、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三个阴谋原则
　　由于中共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九次，先后消灭了山东的秦启荣部和河北的张荫梧部，积累了“专打友军、不打敌军” 的经验，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泽东在他后来题名为“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残酷斗争的三原则。他说：“同顽固派斗 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 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 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 退之后，……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57
　　毛泽东的所谓三原则，第二条是真、第一条是假。因为既然是“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并且要“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应择其最反动者打 击之”，那就决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泽东所谓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和“对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这样一些“指示”，它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在打内战上的“狠劲”，而且证明 了毛泽东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为在整个抗战的历史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要亡我中华的日寇说过一句这样的“狠话”，更没有要求中共军队打过一场这样 的“狠仗”。至于毛泽东所言“绝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的斗下去，绝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指示，无非是因为时候未到罢了。
二、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
　　其一、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 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 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北上，我们则以请准征调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军的 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破坏之……”58
　　其二、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命令道：“四、 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 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 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 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当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一些抗日军队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扩 张和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卖国行为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发表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开始高喊“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 口号了。一九四零年五月，虽然毛泽东向东南局和全党发出了阴谋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专门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但同年七月，毛又 对外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称：“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责任。中华民族的 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经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 底……”面对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对外战争，毛泽东竟能如此地虚伪作态，言不由衷，大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仅有的。
第四、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 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 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 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 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 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 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 “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 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 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 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详见下文和中国大陆有关研究新四军军史的著作）。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 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 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 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 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 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 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 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 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 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 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 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 60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 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 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 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 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 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 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 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 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 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 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 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 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 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 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 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 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 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 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 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 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