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林克告诉我，我去进修期间所发生的事。
毛仍为“八大”所做成的各项决议--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反冒进”、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指导纲领等--大为震怒。就在我开始去进修班进修，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时，毛在会上宣布，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林克说，一九五六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郁，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毛虽形体衰弱，精神忧抑，他也是在利用这个时机思考下一步的政治行动。
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国家主席的身分，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干部、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几位领导都参加了。毛在此会上严厉批评了党官僚体系，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已经成功。虽然还是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但数量太少，构不成威胁。人民内部的矛盾已不再是尖锐敌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鉴于“匈牙利事件”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内部矛盾问题要用整风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共产党曾有过内部整风运动。毛曾在一九四二年于延安展开整风运动(目的在审查干部、清除王明势力)。但这次的整风和延安整风不同之处在，这一次的整风运动不再只是党内部的事情。这时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歧见已深，认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因此号召民主党派人士来批评共产党。这是毛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策略。
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个体系严密，力量强大的排他性组织，非共产党人士一向不允许向其建言。敢这样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全中国的善良百姓都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再来，身为知识分子的毛，对知识分子却存有很大的疑虑。毛在公开言语上，虽然提倡“联合、利用”知识分子，骨子里实在并不信任他们。解放后，中共立即展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文坛上举行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指导他们与党站在同一线上。不愿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便会遭到严厉的攻讦。
作家胡风在文艺界的整风中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胡风(一九三零年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一向耿直敢言，曾公开批评毛的独裁，并对文化部提过不少建言。但他最大胆的言论是在与好友的谈话和私人通信中发言。胡的一些朋友将信交到了党里。一九五五年，胡风因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领而锒铛入狱。自此后，知识分子记取胡风的教训，连在好友间多不说真心话。
因此毛这次鼓励学术辩论，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个赌博游戏。毛认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数量稀少，而象胡风这样的异议分子早就噤若寒蝉，其他的知识分子无非是跟着毛的指挥棒，向毛自己认为最需要改造的党内人士(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和政策进攻。毛自信在这场赌局中，他稳操胜券。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马鞍形下降，是共产党领导的错误，也就是毛自己的错误。张治中在会中第一个为毛辩护。张治中原是国民党将领，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时的主要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张在周恩来劝说下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座上客。张说：“我常将主席与蒋介石比较，蒋介石是‘天下有罪，朕躬无罪’，毛主席是‘天下无罪，罪在朕躬’。这就是区别。共产党有了错，自己承认，毛主席又承担了错误的责任，这最使人佩服的了。”
虽然毛大力号召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仍一再沉默。
于是毛从床上爬起，又站到讲台上。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仍是由高级共党领导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毛又重复了二月讲话的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全国报纸转载了毛的讲话，地方工作单位的领导也大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刚开始的批评非常温和而且微不足道。四月底，在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展开了热烈的鸣放运动。
也就是在此时，于五月上旬，我回到了毛的身侧。
一天一天的过去，人们给党提的意见越行尖锐，指出的“错误”越来越多。最后甚至涉及到了国家该由什么人领导的问题。毛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敏感，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例如：“共产党念的这本经，因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念”，“国家的领导要由各党轮流担任”，“民主党派要有自己的军队”等等，形成了一个时期毛所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
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他万万没有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毛的本意不是要共产党政权受到质疑。解放以来，毛对周围的人的阿谀奉承已习以为常，认为他真正的敌人早就被歼灭或囚禁起来，因此他从未察觉知识分子的不满竟如此之深。
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大鸣大放达到高潮，这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们都是高级民主人士)的鸣放会上，一位姓卢的参事发言中反驳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卢的发言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邓拓，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胡乔木(我的朋友之一)主管《人民日报》。
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忧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五月十五日，我回一组后没几天，毛写了一信，并在党内高级干部间秘密传阅。整风运动的本质必须立刻改变。毛准备给那些发表猖狂言论的右派分子大大反击。数天后，地方领导和各级编辑都知悉了毛的反击计划，各报继续刊登了批评党的“反动言论”和攻击“右派”的支持共产党文章。
毛这阵子告诉我，他的意思是要“引蛇出洞”，也就是“让毒草滋长出来，然后一一锄之，做为肥料”。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但党内领导人皆知，反击运动即将展开。
毛对我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认为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和秋天的“匈牙利事件”形成全球性的反共风潮。中国许多共产党干部和人民都受到影响。毛认为他们是思想糊涂。
毛将胡乔木叫来，臭骂一顿，并说：“没有能力办报，就应该辞职，给能办报的人让路嘛。”让胡住到人民日报去，从报纸上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并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替换了原社长邓拓。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写的这篇社论显示鸣放运动的政策就要有大幅度的转变。文中说：“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毛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在二月二十七日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所发表的讲话，正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许多民主人士看了正式出版的毛著都大吃一惊，说内容上同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完全不同了。
毛在原本的开明讲话中提倡大鸣大放，知无不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六月十九日这篇修正的文章中，却提到了原本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
毛还在文中立下了几点批评限制--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
知识分子这下觉得上了毛泽东的“当”。毛也知道弥漫在知识分子间的情绪，毛在一文正式出版后说：“有人说，你这是搞阴谋，让我们大鸣大放，现在又来整我们。我说，我是搞阳谋，我叫你帮助党整风，叫你鸣放，谁叫你反党，向党进攻夺取政权。我叫你不要这么闹，闹了不好，这是事先打招呼，是阴谋还是阳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办，怎么说我搞阴谋。”听了这一番话后，我终于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识分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的策略适德其反。
六月底，通知我准备行装，随同毛外出视察，王敬先告诉我说，这次外出时间多久，他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不清楚。此时大鸣大放已经结束，反右派运动正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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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列的驶停，仍以毛的作息时间为转移。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
我问王敬先为什么只出来这么几个人。他说去年毛连续批评警卫工作神秘化，脱离群众，警卫调派方法改了，以后多依靠各省市的警卫力量。这次南行，一中队只出来十几个人，警卫处只派了一个人，其余就是秘书、卫士和我了。
这时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一路上谈话，讲的都是反右派问题，毛不像在北京时的消沉，显得精神高昂，语言有力。毛在那期间跟我谈的许多话，直至今日，犹仍在我耳边回响。
毛说：“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难。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重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共事，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的面貌。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既然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原来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右派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现在大家明白了。什么右派啊，就是反革命派。我说不要叫反革命，不好听，戴上反革命帽子也不好看，就叫右派吧。
“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我们还是老办法，一个不杀，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就没有界限了，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王实味向党进攻，写一篇文章叫后来一查，他是托派分子特务，就是这样，我也说不要杀。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从延安撤退，是保安机关将王实味杀了，报告我说，怕他跑，所以杀了。我还批评他们不对。”第二条是大部分不捉，这也是延安时定下来的。除非不捉不足以平民愤，不能捉起来。他们是劳动力，捉起来养着，浪费劳动力。他干不了领导，干不了这项工作了有可以劳动，还有生产价值。这条办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办的。所谓“没官”就是给公家劳动。
“第三条是就地改造，这条在延安时没有明确说明，可却也这样做的，现在明确提出，这么多右派怎么集中得了，在你这单位出的右派，就在你这单位里改造。大家都清楚他的言行，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在大家的监督下，把他改革好。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接受改造，很好。不接受改造，也只有带着花岗岩脑子到死，他不接受改造，有什么办法。我看这样的是极少数。”我常说，人是可以改造的。你看，牛并不是天生下来给人耕田用的和给人挤奶用的，马也不是天生下来给人骑的。还不是野牛野马，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我也常说，反革命也好，特务也好，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他怎么能当反革命、特务、右派？为什么不改革他一下，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王实味是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的作家。抗日战争后去延安。他看到每个星期六晚上有舞会，有时还给”首长“演京剧，很不满意，特别是前方将士流血，后方歌舞升平，于是写了加以评论。其中有”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讥讽这种状况，因此而被捕。王本身不是托派反革命特务，现在已经完全平反。和毛谈这席话许多年后，我读了，我这才知道王的批评全是事实。王批评的也正是我栖身中南海内旁观多年的腐败现象。我恍然了悟党早在延安时期开始便步步走向堕落。我们先去山东济南，然后到上海。上海市长柯庆施负责接待我们。毛对我讲：“在中国共产党内，亲眼看见过列宁的就是柯老一个人，那时他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了列宁。柯老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可见，领袖在人的心目中，所能唤起的力量。”
到上海后，住在沪西一座大理石楼，据说这原是一个叫哈同的犹太人的房子，一般叫做大理石楼或铜顶楼。草地很大，有不少树木，但毛不喜欢这里，想搬回专列上住，由上海市长柯庆施一再挽留才住下。
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已正式展开。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正在高潮。柯庆施安排毛看了工厂的大字报，会见了上海市的党政军干部，讲了话。又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一些文艺界的“左派”人士，包括小说家巴金、演员赵丹和他妻子黄宗英，还有女演员秦怡。
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我们旋即离开上海，到以西湖驰名的杭州。我们住在刘庄。刘庄，原主人是安徽籍大茶商。一九六零年，浙江省为了使毛住得更舒服，将原住厅堂拆掉，改建成豪华的现代住所，修好暖气设备。真是金碧辉煌，豪华壮丽。刘庄在西湖湖汊中，是典型的江南园林，既优美又安静，比起北京的颐和园，更胜一筹。庄中建筑散落在池塘水流间，有典雅拱桥相连。每次阵雨过后，小塘中可以捉到很多鲢鱼，拿到厨房，厨师作成西湖醋鱼，味道鲜美。
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事件后，这时苏共派米高扬秘密来中国向中共通报情况。米高扬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发展计划。毛要我去见见米高扬。
米高扬个子不高，体形适中，背微驼，看上去大约已经有六十岁左右了。他主要的症状是大关节疼痛，主要在背、腰和大腿关节。在苏联治疗很久，不见效。他听说中国的针灸治疗很有效，特意问我能不能给他施治。我说可以用针灸方法治疗拭拭看。因为他还要到北京，我给他介绍一位很好的针灸大夫孙振寰，可以用针灸同时服用中药治治看。
然后他请我喝伏特加，我推辞了，因为我不喝酒。我要了一杯茶。米高扬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他说，在苏联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多次，有一位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长，得了辐射病死亡。
我对米高扬说：“我是医生，对原子弹毫无研究。不过从医生道德来说，原子弹和任何其他杀人武器一样，都应该加以反对。”
回到刘庄，我将米高扬的病和他的这段谈话，告诉了毛。毛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们的原子弹伞可以庇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原子弹了。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吓唬我们，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毛也许未亲自下令处死那些右派(就象王实味一样)，但他也不曾出面制止这些暴行。
毛在杭州做了另一次的讲话，几天后，我们便由杭州乘专列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中山陵附近，原属于国民党宋子文的一座别墅。这时已是六月，天气很热。室温一般在摄氏四十度。毛不怕热，他的卫士每天在他卧室里放上大冰桶。毛又对反右派运动说了不少意见，我总是边听边冒着大汗。
外面的政治风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参考资料”上满是声讨、批判右派的报导和评论，毛读了很多。毛这阵子睡得更少，所以闲谈的时间也多，但他精神益发振奋。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邓曾在八大会议召开期间，叫毛休息，毛十分震怒。但毛所指斥的“小脚女人”领导中，并不包括邓。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有意见。一九五六年底开始的半年内，毛号召给党提意见，到一九五七年一、二月以后，毛又提出大鸣大放，也就是随意给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原来毛认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各领导人在害怕毛的愤怒和右派人士的批评之下，转而支持后来的“大跃进”。毛仍在考验这些党领导。毛此时正设法夺回政权，重整旗鼓，准备稍后再做出击。
在这期间，毛想在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但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觉得南京太热，建议在青岛召开。
毛本来想乘专列去青岛，但是太热了，大家都劝他乘飞机。毛同意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两架伊尔十四来到南京。大家分乘这两架飞机到济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毛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
青岛的七月确是清爽宜人。从南京大火炉到了这里，真是别有洞天了。青岛地处崂山余脉。全市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洁，房屋都是德国式的。郊外到海滨，错错落落的一座座别墅，红瓦红砖墙，点缀在密密丛丛的绿色树林中。毛住在原德国总督府改建成的迎宾馆。这是一座地堡样的德国式建筑，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青岛市。
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水族馆，毛去参观过。毛乘车到山东大学内转了一趟。这个大学就是江青吹嘘她在三十年代时，旁听过梁实秋讲课的所在。又参观了青岛四方火车机车制造厂。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制造火车头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工厂。毛在青岛的警卫仍如往昔森严，每次秘密出外参观，由于警卫众多，往往引起居民的好奇。青岛的许多街道则禁行车辆和行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于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议程前后数日，会中的讨论集中在反击右派和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两大方面。《人民日报》刊出毛的一文--毛主张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毛的理论其实矛盾百出--从领导一元化谈到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到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统一到个人意志。毛的理想是要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四十到五十年内，超过英美先进国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理念正在毛心中滋长。 我在毛奢华的宫闱天地中，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那些激烈的批判、斗争离我十分遥远。我完全与世隔绝。毛的几次闲谈似乎也没有带给我任何真实感。我只能模糊感受到毛话中的深意。
我在青岛正为政治以外的事搞得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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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我的问题是江青。江青四月就从苏联返国，也跟我们去了青岛。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毛与江青分住在迎宾馆楼下南和北的两端房内。我们住在二楼。只住了两晚，江青说楼上的人冲马桶的声音吵得她不得安宁，休息不好，要我们立刻搬走，并且说：“到青岛来休息，是叫你们休息，还是让我休息？”
林巧稚和俞葛峰两位妇产科医生仍随行。但自一九五六年徐涛医生到医院学习后，江青便没有专任内科医生。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
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就遇上难题。就在我们被赶出迎宾馆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中旬，那晚下着大雨，晚上十一点多钟，江青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
我问脉搏和体温，说都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只是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江青让护士告诉我，看怎么办。我向护士说：“雨太大了，去不了，先给她服一点抗过敏药，到明天再看。”
那时雨势很大，可以说是豪雨。我既未带雨衣，也无雨伞。如果走去，全身要淋透，也就没有办法给她检查了。何况只是鼻子有点不通，没有必要检查。
过了大约半小时，护士又打电话来说：“江青同志说了，医生不看病人，就给药吃，是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觉得江青这话有些过份了。鼻子不大通，服一点抗过敏药，就成了不负责任，岂不是笑话？何况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又没有什么大病，要摆出随传随到的架子，对医生太不尊重了。因此我在电话上说：“江青如果不愿意服抗过敏药，可以不服，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林巧稚和俞葛峰大夫已经给她做完妇科检查，要回北京去。江青请她们在海滨吃饭。李银桥告诉我：“本来要你做陪，因为那天夜里叫你，你没有去，她说你架子大，把你取消了。”
将我取消，我倒是如释重负。反正同她一起吃饭，实在谈不上乐趣，只是活受罪而已。她吃饭时，规矩十分繁琐。饭前要吃促进消化的药，饭中要吃补血剂、镇定剂，饭后要吃一大堆维他命。吃相饕餮，又不断品评，使人感觉虽不能说芒刺在背，也可以说食欲全消。
毛又感冒了。七月的青岛天气有时阴湿，毛每天仍去山东公安厅专设的私人浴场游水。毛自七月中旬以后，咳嗽加多，胃口不好，自觉身上没有力气。我让他服了些感冒化痰药，并不见效，几天后便停服了。
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对我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我告诉他，这要征得毛的同意，便去找毛。毛说：“这次感冒总是不好，你不主张再多吃药。还有什么办法？”
我对中药病理并不了解，但我父亲在一九五六年重病一场，张孝骞大夫等人都束手无策。我请了中医章次公大夫，是他给治好的。我跟毛提起此事，劝毛试试看。
毛点头答应说：“那么由你主持，请他来给我看看。”
这位刘大夫六十多岁人，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毛见到他，请他坐下。然后问他姓名，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问脉后，看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聚，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这时毛有些不耐烦，说：“你讲这些，我也不懂。你同李大夫研究吧。”刘向毛鞠了一大躬，退了出去。
舒与刘一起到我的住处。刘又解释，这是风寒内阻，需要发散出来，服用两剂药就可以好。最好是睡前用半碗米汤随药服下，然后盖上毛巾被，有微汗才见效。我听了，很为难。这是毛喜凉，往往不盖任何东西就睡了。
我又到毛的住室，他正等我回话。我将刘大夫说的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说：“治病是个麻烦事，主席试一次，一次不好，再也不干了，如何？”毛显得有些为难：“这种天气，盖上毛巾被睡，不吃药，也要出汗，何必要他看呢。”我说：“盖被捂出来汗，同吃药发出的汗，可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毛说：“照你的办，试一次。不行，就算了。”
舒同的夫人水静给煎的中药。我亲自检查过药单，确定没有问题。但傅连璋的药品化验处无法化验这些中药，我只好联络中央保健局讨论化验药草的法子。
毛每到外地，即从该地拨出一条专用长途电话，直通北京的北京电话局三十九局，这三十九局是设在中南海内，专供保密通话。有黑、红两种电话。黑色电话可以通其他的分局。红色电话就是机密电话，与北京室内其他线路不通。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毛盖着被出了一夜的汗，感觉同以前差不多。第二天毛又同意服了一次。刘大夫又诊过脉，认为风寒已驱尽，应该感觉好了。毛说同以前差不多。于是又连服了三天。刘又诊视一次。刘说感冒风寒已经没有了，不舒服是劳累引起的。刘建议改服一些西洋参和中药合成的药丸。这些药我一一查过本草纲目，都是起补的作用，没有害处。毛于是同意服用。
但毛还是觉得身体衰弱。刘大夫也束手无策。我想也许去暖和点的地方，毛病情会好转。舒同说：青岛最好的季节是八月，七月太冷。最好在青岛留下，过了八月再走。但天气未如他所言好转。 七月底一天晚上，毛叫我去，问我的意见，是留下，还是走。我说：“我也没有胃口了，这样的气候，再住下去，恐怕不会舒服。”毛说：“那么就打道回府吧。”
八月初离开青岛回北京。毛的感冒马上转好。
22
回北京的第三天，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最完善的医院之一，医生素质优秀，设备齐全。旧医院原本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一九四九年后依苏联模式，完全改组。一些优秀的医生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由党委接管医院事务。现任党委书记是张志强。党方面认为战时曾接受红军医务兵训练的张志强具备医生资格，但医院里受过西方训练的大夫无法接受。但张是个老革命，在那时政治成分大过一切。
我到协和医院找了几位老同学谈，大家主要的意见是，卫生部将北京协和医院的各种人员拆散，分别调到别处，别的医院，而且将综合医院，改成专科医院，他们认为这对培养全面的人才不利。有几个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提出了以上的看法。我回去以后，转告给毛。
毛正色道：“你这个人是‘浅尝辄止’，了解得不深不透。你再去了解，回来告诉我。”
我参加了一次全院批判大会。会上发言人的箭头集中在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和医院院长李克鸿两人身上。发言的人，大都是年轻的实验室技师和护士，他们受的教育不多，不懂医院管理。年轻的医生们则对医院事务较有了解，又尊敬这两位长辈，故多未发言。
发言的人都斥责李宗恩、李克洪一贯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争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总的一句话，向党夺权。会场上大众的情绪很热烈。
我很同情两位李医生，他们公开批评党领导之举实属不智。我觉得再怎样不该批评党中央。我那时才在毛身侧工作三年，仍非常崇拜他。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毛永远是对的，从未想过该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会后，我去找张孝骞大夫。张孝骞大夫也是湖南人，解放前在他母校湘雅医学院做院长，后转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他是中国境内数一数二的优秀专家。这年春天张也给党提了意见。张说，他做内科主任，可是对内科的医生的去留没有发言权，是个傀儡主任。反右派运动展开以来，张日日心惊肉跳。
张孝骞一见到我，立刻抓住我的两手说，他犯了大错误。他说：“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张又讲，大家认为他是想向党争人事调动权。他说：“我可是没有要人事权的意思。我只是说，科主任应该对科内的医生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
最后张又说：“你要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
我回去后，将以上的情况告诉毛，特别将张最后的话向毛讲了。
毛笑着说：“你这次才算了解清楚了。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毛歇了一下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他接着又讲：“张孝骞同这些右派不一样，他是个书呆子，让人利用了。我以后还要找他谈谈。”因此张逃过此劫。
但李宗恩和李克鸿大夫下场凄惨。反右运动，二人都被定为“右派”，免职“下放”改造。李克鸿到云南一所小学里当图书馆员，李宗恩被流放到贵州，两人都死在外地。
反右越深入，可以明显看出来，毛的思考越加深入，换句话说，他张开的网，越加大了。但我仍不明其所以。我不知道劳改的确实人数，也不明嘹所谓“改造”的真正目的。从毛的谈话中，我觉得毛对敌人宽大，给他们改造的机会。毛说不该杀王实味时，我也相信了。我支持毛和反右运动。毛是对的，共产党好。他们解救了中国。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大成右派分子。每个单位奉命都得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泛滥。
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至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他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后来参加十三陵大坝的修建工程时，才略微醒悟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在劳改营中，一个只能驮二十斤石头的人被迫驮四十斤，他自然承受不住，瘫下来了。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不驮也得驮。在他饱经摧残，无助而痛苦时，大家就逼他认错，他只好出卖朋友，连带供出别的人。许多人不堪摧残而惨死在劳改营中。死亡似乎比毛所谓的“改造”还仁慈些。
我早该知道这些情形，我有的是机会了解。毛给了我不少暗示。
毛有天跟我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百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三千万“人民公敌”。这数字似乎不可思议。但当时我觉得毛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数字的来源一定可靠。后来我甚至相信这数字应该更高些。
毛也曾给我别的暗示--中国百姓的生命对毛来说一文不值。
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走笔今日，我很感激我当时的天真无知。当年我还不如现在这般了解毛，不知道外面整人之风横行，知识分子身受可怕折磨，以及许多人正一步步地步向死亡。我曾想离开毛的行宫，但每次毛都把我召回去。我在一组中，如同困兽，无法挣脱。
我原本应该明白更多的真相，但我却视而不见。如果当年的我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呢？了解“反右”的巨大规模呢？我一定会无法接受，也无能为力。我会无法离开一组，也无法在其间装傻过日子。中国人常爱说“难得糊涂”--我想这就是我那几年的情境。抚今追昔，我了悟到那几年我是在糊糊涂涂之中度过。我不得不如此。只有那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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