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毛仍在成都时，在毛的指示下，共产党内重新开始了由于反右运动而中断的整风。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整风中，要将林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林克这时仍在毛处工作，给毛看“参考资料”，也同毛一起读英文。林决定回北京参加秘书室的整风。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身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其中有林克，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讲何载邀功诿过，对上面拍马屁，对下面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党委员会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召开批判斗争。何载一些人，还指责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林克这八个人的后台老板，到一九五八年三月，批判斗争已升级到要将这八个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三月底，成都会议结束，林克赶回北京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毛随后离开成都，往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三峡大坝预定地，东下武汉，毛在那讨论了三峡大坝的规划。最后到广州已近四月下旬。叶子龙和田家英此时也到了广州。
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已经做出决议，要将林克这八个人停职反省，再进一步批判揭发他们的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田接着说：“何载他们说我是林克这几个人的后台，我不但不能替林克他们辩护，而且整倒这八个人以后，下一步很可能牵连到我。所以这事情很复杂，也很难挽回了。我也不便于向主席申明，否则更会指责我，超越中央办公厅，到主席那里去告状。”
我听到以后，感觉很难理解。这八个人中，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林克与我相处已经四年，这四年中可以说是朝夕相聚，林说话直爽，不大通人情，容易得罪人。此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何况林在毛处做秘书，怎么会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人呢？
在广州，一组的人又议论起政治秘书室内八个人的反党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林克会反党，他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有时说话太直，使得有的人觉着林克太不尊重别人。有些积怨是很可能的。”
叶子龙说：“你又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他不反党。”我说：“一个人有反共产党的思想，平时不会不流露出来。平时对党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在整风时突然反起党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王敬先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出去了。我随后也跟了出去。
到了隔房里，王敬先对我说：“大夫，你可不要太率直了，中直党委已经做出决定，你再讲多少，你能扭得过来吗？人微言轻，起不了好作用，你再讲下去，别人还会说你，包庇林克，不相信中直党委的决定，甚至会说你，对抗中直党委。事情就糟了，弄不好，把你也牵进去。”
王说的也有道理，叶子龙早就向毛报告过林克停职之事。我想了一想，实际上正是如此。在下面讨论丝毫无济于事，也确实会被误解。王说这些话，确实是为我着想，也是他在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之谈。可是就这样将这八个人一棍子打死，还有什么道义可言？
我因此认为如果毛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会支持林克。先前叶向毛报告，林克等八个人反党，毛只是听，没有说什么。叶分析起来，毛是同意了中直党委的决定。我心里倒以为不然。按照我对毛的了解，他对某一件事不讲话，就表示他并不同意。但我最好等毛自动问起我时，再表示意见。
那天下午起床后，到小岛后门外，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艇内甲板休息，卫士来叫我，毛要读英文。我匆匆走上游艇，同毛读起来。
我们刚刚读了几段以后，叶子龙来了。毛停下来问叶有什么事。叶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的问题，还有些事要报告。”毛让叶讲下去。我立刻就起来，要避开，以免叶认为我在场，不便于他讲话。
但是毛看见我要走，对我说：“嗯，你不要动，讲反党又不是秘密。我们还要读英文。”于是我又坐下来。可是毛并没有让叶坐。
叶站着，对毛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借整党时机反党。昨天又同中直党委通了电话。” 毛说：“那么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却让你来呢？”
叶说：“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知道我还要到广州，就让我向主席报告。所以昨天报告了，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再报告主席一下。” 毛沉默不语。叶就退出去了。
我看得出毛心中不快，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我的直属领导是卫生部保健局。林克的事发生在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依党组织我无权干涉。否则我会被冠上与林克勾结的罪名。毛这里，卫士们来来往往，一下子进来送茶，一下子送热毛巾给毛擦脸。
就算不进来，也会在门外听见我们说什么。如果我先向毛提起林克的事，卫士们一定会将我的话传给叶子龙。一组内反林克的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我最好是等毛开口问我。
我拿起刘少奇在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英译本，又读下去。
毛坐正了身体，说：“慢，先慢一点。”
毛又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政治秘书室发生的事吗？”我说：“我不清楚，我不在他们的单位内，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没有想到。因为林克在成都走时，他说几天后，就会回来。可是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叶子龙主任来了以后，才知道已经出了大问题。”
毛说：“这八个你都认识不认识？”
我说：“八个人都认识，只有林克很熟。” 我说：“林克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机会来了，当下必须步步为营，卫士们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得好坏都说才行。
我说：“这三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闲谈也多，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只不过有些骄傲。”
毛说：“谁没有骄傲，现在不是谈骄傲的时候。我是问你，林克是不是反党。”
我说：“他没有过反党言论。他可能对某个人，某个领导人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对党、对主席不满，反而是忠诚的。”
毛说：“是啊，去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和那七个人都是积极分子嘛，怎么能突然今年一整风，就反党呢。”
我说：“我弄不清楚内幕情况。田家英同志也从北京来了，住在这里。他是政治秘书室的，对这件事他很清楚。”
毛叫我找田家英去跟他谈。
我将与毛的谈话告诉了田家英和王敬先，他俩都大吃一惊。王觉得我太大胆。田还是忧心忡忡。杨尚昆是田的领导，他不想超越杨向毛反映情况，或是反对中直党委的决定。毛那晚找了田去谈，田将总体情况反映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正睡得很熟的时候，卫士跑来将我叫醒。说：“大夫，快起来，主席要读英文。”我昏头胀脑起来以后，用冷水冲了头；又擦了脸，匆忙走到毛的卧室里。
毛见到我进来，叫我坐在他的床边椅子上。卫士泡来一杯浓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毛对我说：“李大夫，你不讲卫生，睡懒觉，睡够了没有？本来两点钟就想叫你，我压了一下，让你多睡一会。”
我们读了几行英文以后，停了下来。毛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这八个人说政秘室右倾一点不错。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也是右倾得很了，他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打击人的办法，不是右倾是什么？”
“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分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而且动用了党组织的招牌，以势凌人，大张伐，大加镇压，这八个人还有活路吗？”
毛停了一会，又说：“唐顺宗的时候，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的八司马。那时候，旧派势力的人就说，柳宗元他们是年少狂，目无纲纪。用现在的话说，年少狂就是年轻骄傲，目无纲纪，就是反党了。我让田家英回北京去，我们也就回去。”
我们也随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正是五一节前三天。五一前夕，毛找林克谈话，了解政秘室整风运动的情况，谈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毛回北京后，中南海形势为之大变。之前杨尚昆原本预备要开大会斗争林克八个人，刚好此时田家英回到北京，说毛要亲自处理此事。田强调毛主席不赞成办公厅的决定。何载他们，甚至杨尚昆听了，坐卧不宁，想方设法要对付过去。
过了五一，第二天毛睡醒后，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毛叫我坐在一旁，听情况。
毛坐在床上，身上只披一件睡袍。毛讲话时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毛首先指出，政秘室的运动开展得不正常。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分子。毛提出，要实事求是，总结上一段整风的经验，不要混淆了阶级阵线。
如果毛讲话以后，就按照他指出的途径谈下去的话，也可能引出一个较为和缓的解决结果来吧，然而可惜的是这时萧兰发言了。
萧说：“这八个人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萧的发言，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
我虽不赞同萧的看法，我内心倒是佩服萧兰的勇气。她在显然不利的环境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拽虎须，置自己得失于度外。问题是萧过于天真，她只知道听从党组织，却不了解毛发起“整风”的动机。毛不满意那些党领导的保守路线，林克等八人的批评正大合毛意。再者，萧不该以为中直党委的决定不能更改。在共产党上面还有个毛主席。她这番话等于向毛挑战。
毛立即挺起上身，两手拉起毛巾被向身后一塞，环顾坐在四周的人一眼。毛每次采取这种姿势时，就是做了决定，要狠干一场的了。
毛说：“那么，你们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了。也好，我说了不管用，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政秘室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你们都回去，明天起开大会，让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大会。”
事情真的闹大了，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我只参加了政秘室辩论大会的第一天的全体大会。会上杨尚昆首先发言。因为何载先前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他只是奉命执行杨的决策。杨的讲话很聪明，暗示他对何所发动的政秘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地过问。杨检查他自己说：“我要求大家在发言中在辩论中，应该揭发这次打击左派同志的所有有关人员。对我有任何意见，也要揭发。”
萧兰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萧兰在一次发言中，称林克八个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就是所谓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的由来。
会议开了一个月。后来的辩论大会，我都没有参加。结果林克八人获得平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战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结果是撤销中直党委，杨尚昆算是保住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中直党委书记的职务掉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杨又因“黑旗事件”而被批斗。
杨尚昆手下的中级干部在这次大会后受到处分。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一九八零年，毛病逝四年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复职，李刘两人才得平反。政秘室副主任何载被开除出党下放，一九八零年平反①。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出党下放，死于劳改。 讽刺的是，事情闹大后，田帮杨开脱，证明杨的确不清楚何载的行动。何载被下放后，杨将田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李东野平反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华锋成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载成为中央组织部干部司司长，后来成为其秘书长。
27
一九五八年夏季，全中国陷入全民办水利的狂热中，大量人力投入建水库的集体劳动。毛领着中国往前走。水库的意义不只是政治上的。水库一方面可改善中国的灌溉系统和提高农产量；另一方面，毛也想借此倡导及宣扬体力劳动。毛一生厌恶知识分子的傲慢，极力崇扬农工苦干精神。
从五月中旬，北京西北郊地处明十三陵前的水库正在修建。北京市各机关，国务院本身及下属各个部委，中共中央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部队都开展义务劳动，参加修建。各国大使馆也纷纷参加。
中国的领导人轮流在镁光灯中，铲土照相，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五月二十三日以毛为首，中央各首长，分乘六辆大旅行车，到十三陵参加劳动。
毛坐在第一辆车中。他一进车以后，就走向车后排，坐到倒数第二排，我坐到最后一排。
毛说：“平时我们这些老爷，是饭来张口，衣来张手，今天也要来动动手了。都说劳动好，真到劳动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是真的劳动，有的人是不得不来劳动，还有的人是想挂这块劳动金字招牌。不过这样也好，不管抱着什么目的来，劳动总比不动手要好。”
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人潮汹涌，万头攒动。毛的座车一到，人群便欢声雷动，频呼“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十三陵水库总指挥杨成武带了一连军队开出一条路，将毛簇拥到工地指挥部。
这指挥部是临时搭成的工棚，杨成武向毛介绍水库建设工程计划和进度。
远处可见大坝修建的情况。在大坝下面周围是黑压压的人海。铲土的人挖掘一条叫沙河的河床河滩的沙石，装入箩筐，用扁担挑筐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将沙石倒入车内。小火车在运送着沙石。翻斗车翻倒沙石到传送带上，向坝上运去沙石。
这种劳动单调，挖、掘、铲、挑，这样的重复姿势劳动，很容易疲劳。不用多久，臂、肩和腰就酸痛无力了。
杨成武和我随毛走到坝底。毛卷起袖子开始铲土。我们也随着一起铲运沙石，挑筐运土。毛当天穿一件白布衬衣，下面穿一条浅灰色派力斯裤，一双黑色布鞋。这天天气澳暖，在闪烁的阳光下，毛的黑红色的脸上，罩上了一层灰土。汗水淌下，似乎形成蜘蛛般的小河。 过了半个多小时，已近正午，杨成武要求毛休息一下。毛说：“很久没有劳动了，稍微动一下，出这么多汗。”
毛走进工地指挥室，坐下以后，对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吧，劳动一个月再回去。也应该体验艰苦劳动的生活。北京市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劳动，不应该脱离他们。”
此时整风仍在继续，对象不只是那些走错误路线的人，也包括我这种“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毛觉得一组的人太过养尊处优，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所以王决意让我们去受受罪，体验一下农工生活。毛相信劳动的好处，每个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我--应该去吃点苦。
我说：“那好。可是要回去一趟，拿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来。”
毛想了一想说：“也好，大家都回去，商量好再来。”
第二天，全国报纸头版上都刊出毛拿着铲子，四周围着官员百姓的照片①。这照片显示毛虽高官显赫，仍有接近群众参加劳动的热诚。在我为毛工作二十二年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劳动，而且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如此简单的象征性动作，竟鼓舞了全国人民从事艰苦劳动的狂热。
当天傍晚，毛和江青坐在游泳池旁休息。毛刚游完泳，江在啜着茶，毛见我来了说：“大夫你来了，正好。我们商量一下。建设十三陵水库是件大事，几十万人都去参加义务劳动，外国人也都去了。我们只去这么大半天，怎么说得过去。你和秘书、警卫，组成一个班，到那里去十天二十天。无非是挖土铲土、走路、晒太阳、淋雨，总之，是要疲劳不堪，真的要到呜呼哀哉的程度，就随时给我报个信，我接你回来。明天就去。我这里只留一个秘书和一个卫士就行。他们忙不过来，我就自己动手。我不能去，你们应该去，也是代替我去。”说着，毛转过头来对江青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去，你不能拖别人的后腿，叫你的那几个人去。”
江青说：“我只留下两个护士照顾我，其他的人我都不用。”
第二天由叶子龙、王敬先带队，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这一期的人员由中央和北京市的干部组成，一共义务劳动二十天。我们晚到五天，和临时加入机要室的几个人组成一个班。 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住到房山县中学的教室里，搭地铺。
那间教室，不过十二平方米大小，我们在里面打地铺一共九个人，大家比肩而卧，转身都会影响别人。加上天气又热，又吵，入睡十分困难。
杨成武又是为了照顾我们，将我们的劳动重点排在半夜零时上工，上午八时下工，打夜班。这时正是五月下旬，天气热得很，白天的太阳晒得暑气蒸腾，如果白天劳动，真是要吃大苦了。
上午八时收工，由工地走回，路上一小时。早饭是咸菜、窝头和大米粥。然后大家坐在地铺上“学习”，什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之类。午饭是两菜一汤，天气太热，饭菜粗糙，吃不了多少，饭后开始睡眠。晚上九点左右起来。
我们每晚十一时开始列队出发，不行一小时到工地。我用铲子铲起沙石，装入箩筐，装满两个筐后，用扁担挑筐压在右肩上，挑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去。我那时三十九岁，身强体健，年轻时我还是体操和篮球选手。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单调的重体力劳动，象这样用原始工具，全靠体力消耗的劳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夜里相当凉爽，可是劳动一、二个小时以后，全身汗透，肩背酸痛。
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由农村出身的所谓工农干部，一条扁担，可以挑六筐，甚至八筐沙石。别人挑起沙石筐，走动起来，扁担在肩上一起一落，既好看，又轻松，好象是在舞蹈。翻倒筐内沙石时，两臂前后一甩，似乎丝毫不用力气。可是我想照样舞时，全身都不得劲，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而我挑起两筐沙石，压在肩上，直不起腰来。每走动一步，扁担似乎咬着肩上的皮肉。
有一晚，队长分配我挑沙石到小铁路边，将筐内沙石倒入翻斗车内。因为十分疲劳了，两手抬起筐，往车上甩倒时，整个身体随着跌倒在车内。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夫，这可不比听诊器和手术刀。甩筐可是有巧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如别人。但是转过来安慰自己，要是让这些人拿手术刀做个手术，大概比我这时的样子更要狼狈吧。我一边挑一边想，劳动改造的味道，可太不好受了。又想到，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长年的这样“改造”，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呢？
也有人说，这样的劳动，在工地上不少人受伤了。大夫还是去看看病，更有价值些。我没有同意。我十分清楚，毛叫我来，是用“劳动”来“改造”我。我如果去看病，治好再多的人，也躲不过“逃避劳动改造”的谴责。
好在同我一起劳动的人，都是一般的干部，没有笑话我。不断指导我，如何用劲，如何可以省劲。
有一夜下了大雨，没有防雨衣物，全身淋透了。雨后又起了大风，有没有多带一两件衣服，冷得打战。这时王敬先走过来，让我回去休息，我环顾四周，大家都还在不停地挖着条着。我又干下去。好在是重度劳动，不久不但不冷，反而大汗淋漓。
劳动到十五天，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睡眠不足，体力消耗太大，每天往返走路都感到两腿酸痛，迈不开步。
这一期劳动结束。我们晚来五天，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延长五天，凑足二十天，也就是参加到下一批来劳动的人一起，再劳动五天。很明显，大家都不愿再“劳动”下去了，可是谁也不肯开口说回去，要说的话，岂不成了“落后分子”了。所以建议半天都说，再干五天。
这时杨成武来了，说是看望这一期劳动的人。杨到了我们的地铺房内，同我们亲热地握手打招呼。听到我们正议论要补足二十天劳动后，杨说：“你们来劳动就是主席对首都的最大关怀，最大的支持了。不在乎十五天或二十天。主席那里事情多，你们为他老人家做事做一个小时，比在这里干五天还多得多了。我是工地总指挥，指挥你们回去。”杨一边说，一边笑。大家在嘻嘻哈哈一片笑声中，都松了口气，可以回中南海了，可不是自己要回去的。
跟着做劳动十五天的总结，要评选出劳动表现好，需要表扬的人。机要室一位姓刘的科长提出应该表扬我。他说：“大夫要求自己严格，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架子。同大家在一起劳动，从来不肯落后，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间，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大家都同意刘的话。
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劳动”中，得到表扬，对我丝毫没有用处，我再干得好，再能挖、铲、挑得好，对我的医术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我从心里厌烦这种“劳动方式”，甚至一直是抱着反感。得到表扬，岂不是大笑话？
我心里也明白，大家都是毛命令来劳动的，都在毛身边工作，如果我受到表扬，岂不是将这些“工农干部”比下去了。我就会成了众矢之的。所以绝对不能接受表扬。
因此我一再申明，“我是个应该改造的知识分子，我来是为了经过艰苦劳动加强改造自己，不能表扬，否则就失去改造的意义了。”
叶子龙自然不喜欢我受表扬。他说：“大夫都一再表示不能表扬他，应该尊重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表扬我。
接着又议论，到底表扬哪一个人，议来议去，似乎每个人都是拼了命地劳动了，要表扬就得全表扬。最后还是杨成武解了围，杨说：“主席身边的人就是不一样，个个都是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个个都是劳动的模范，所以这一组是模范组，全组受表扬。”于是皆大欢喜，圆满结束了这场劳动。
回到城里，大家分手。我先到清华园浴池去洗澡，因为那里有擦背的服务项目，而且十五天下来，脚掌上起了鸡眼，需要剜掉。
回到琉璃厂的家里，母亲和娴都说：“你可一下子瘦了这么多，给你做好了羊肉馅饼，你吃吧。”
娴对我说：“我也去了一天呢。是早上去，晚上回来的。天气太热了，晒得托了一层皮。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可不能休息，我知道毛正等待我的“改造”结果。我不回去向他报告“劳动心得”，他会认为我表现“消极”。吃过饭，我回到中南海。
毛这时正和江青在游泳池边休息，一见到我就笑起来了。他说：“看你这副尊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了。听说你自己也甩到翻斗车里。亏得你爬出来的快，不然把你也运到大坝上去。”
原来一组的人早把这事报告了毛。
江青看到我时说：“味道如何？在翻斗车里还舒服吗？”回中南海时，我先和江青的护士谈过。护士笑着说：“江青同志说了好几次，这些人跟着主席，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这下子让他们去受受罪。”
毛又讲：“呜呼哀哉了吧？”
我说：“筋疲力尽，味道不好受。”
毛说：“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真要五体勤快起来可不容易。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一句空话。劳动的一大好处是，你必须接触群众，必须认识群众的集体力量。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参加一次这种劳动。这对你有好处。”
此后一段时期，我跌倒翻斗车里的丑事成了中南海的笑柄。
注释
①在刊登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的原始照片中，北京市长彭真站在毛身边。文革期间彭真被打倒，照片便经喷雾处理，将彭真抹消。
28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象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上了瘾。
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
当时我负责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给她检查。
江青经过钴六十放射治疗以后，我在血常规检查中发现，全血细胞都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数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不必大惊小怪。但江青几近歇斯底里。我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就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专家检查会诊。这时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后才检查身体。
这次的检查科目多。江要我布置各科分开检查。江又提出，为了避免神经紧张，连续查两天后，要间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共用了两个礼拜。江对检查的医生们呼来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随意改变检查时间，视医生们如同家仆。
检查完毕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检查结果。大家感觉十分棘手。除去已经治愈的子宫颈癌尚且需要定期检查以外，就是要适当治疗放射后的血球降低。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疾病。(此后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时为止，二十多年间，她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每天没有事情可做，接触的人太少，真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怪延，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她自己感觉的症状又多又严重，但身体却是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她说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都是内科医生，无法治疗她的心理疾病。
我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分别交给毛和江青。意见书上说：“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制，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我们措词十分委婉，其实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于无所事事。
江看过后大为不满。她认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疗的恢复期，她有重病，医生不是忽视，就是向她隐瞒真相。她指责一顿以后，要医生们重新讨论，认真报告实际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复讨论。大家并不是讨论有什么病，而是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词可以使她接受。最后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疗的恢复期，是表明在逐渐恢复中，在恢复过程内，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都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于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说出有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可是医生们再也不愿意让步了。在与江交谈时，她甚至瞪目厉声质问医生们说：“你们能保证我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病吗？”
江跟着又说：“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没有具体内容。你们应该提出具体项目，排出每周的活动日程。”
这又使大家大费脑筋。于是建议，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晚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极拳。
毛对我说，他年轻时练过拳，也了解道家佛家禅定及修炼，对于江青打太极拳有意见，认为练拳不适合江。后来他同意先让她试试看再说。于是保健局通过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来一位姓顾的拳师。这是毛与江暂时住到西郊新北京，叫做新六所的住处。这里面有六座住宅，是为毛和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车接顾拳师，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认真，但是柔弱无力，只能算是比画而已，顾拳师既谨慎，又含蓄，话不多，可是需要说明的地方，都简要精确地加以说明。
顾非常会看眼色。他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的姿势或出手不对的时候，江神色就不对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随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顾拳师也跟着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严重。
护士天天哭丧着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具，都涂成淡绿色。
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
结果我们打错如意算盘。
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
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
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
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记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
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
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我只好亲自向毛报告江青的事。这是正值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抵达，毛从北戴河坐专列回北京见他。我在车上跟毛说了江青的病情。
毛诧异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报告了吗？又有什么新问题？”
我说：“不是新问题，是检查结果和医生们的意见，没有全部写进报告中去，所以再向主席报告。”
毛放下了烟，说：“你讲清楚吧。”
我说：“医生们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同志没有什么病，主要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这时我将大家签名写的一张简单诊断书，交给了毛。
毛看了这张纸条，问我，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医生们的意见是，江青同志对人对事，往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而又出尔反尔。医生们主张，尽早劝江青同志要多接触一些社会生活，多接触一些人，这样对她可能会好些。”
毛听了以后，默然不语。
我又说：“别人向我谈到林彪同志的病，他的病医生很难治。可是只要周总理去看他，向他说明是主席建议的一些话，他都听得进去。可是江青同志对谁的话都不听，这太难办了。甚至主席的话，她也不听。”
毛垂下眼睛，吸了几口烟。
然后毛慢慢说：“江青还是听党的话的。”毛说“党”时，指的是他自己。
“这点要看清楚，你们的意思是，江青有思想问题的了。她这个人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惶惶不可终日，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说，不会的。护士们照顾她，替我谢谢她们。江青的话不能全听。她待人苛刻，告诉护士们，必要时可以顶她一下嘛。”
我说：“不要说顶了，全心全力伺候她，她还不满意，还骂人。要顶就更坏了。稍不顺心，她说护士服务态度不好，有雇佣观念。再顶顶，岂不成了反革命。”
毛笑起来，说：“我一直同江青讲，百日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就是要诸事将就一些。”
我说：“护士们哪里指望她将就，只希望不要责骂，不要太苛求了。”
毛沉顿了一下说：“那好，替我谢谢护士他们。我看江青的病现在是过了坳了，也替我谢谢这些医生们。”“过了坳”这句话我不太懂，后来才明白，毛是说江的病已经度过谷底，在逐渐好起来。
我又告诉毛，医生不希望将这些看法告诉她本人，也希望毛不要讲出医生的真心话。
毛点点头说：“江青会听党的话。我可以不告诉她你讲的这些。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可以直接向她提，也可以告诉我。不过不要背后议论。不能既不告诉她，又不告诉我。向别人去将，这样就不好了。”
我说：“我没有背后议论过，更没有向别人讲。正是工作上有了困难，才向你说。”我不能跟毛坦白和邓颖超谈过，毛会觉得我是在背后议论江青。我已学到了教训，不能再找别人谈，犯另一个错误。
在北京我将毛的这些话，告诉了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和史书翰及黄树则。他们都替我担心。他们说，一旦毛将我的话告诉了江青，不但我的日子不好过，而且会牵连到保健局、卫生部和这些专家们。他们劝我，不能再讲了，适可而止就行了。
当时的结果是，护士们的工作仍然困难，但无论如何江青待它们比前一段要好些了。那个夏天在北戴河还是遣走了几位护士。
我也开始怀疑江青不满意的不单是护士们没有好好伺候，她担心的是毛对年轻女人的偏爱。这一段时间由北京医院找来不少护士，供江青挑选。江青说，见生人太紧张，最好在晚舞会上的轻松环境中，将护士带给她看。
这些年轻、天真的护士自然也要介绍给毛。她们都将毛看成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自然对毛表现十分热爱和亲近。一次一位护士给江青送药服用时，这位护士先向毛打了招呼，握了毛的手，问毛好以后，才将药送给江，江很不高兴。我向江解释，我认为这事很自然，年轻人对领袖当然会流露出仰幕和热爱的心情。
江青睁大眼睛说：“大夫，你可太不了解主席了。他这个人在爱情上可不专一。他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可以分离的人。有些女的也愿意往上搭。你明白吗？你对这些护士要进行道德教育，要他们注意礼貌。注意与首长接近时，应该有男女有别的概念。你可不能放任不管哪。”
我那时不了解江青的这番话。我对毛的性放纵仍不甚知情，而且毛跟我明说过，江青主要是怕毛抛弃她。我不知道在某些方面，江青看得要比我透彻。
毛的性欲极强，而且性和爱可以是全然无关的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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