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我以为那年夏季的最大风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风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毛突然对我大发脾气，起因是傅连璋。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后，傅连璋要我将这一段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去了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毛的。主要内容是向毛介绍一种新的安眠药，是西德生产的，叫“烦恼躲”(Phnodorm)。他希望毛检查一次身体。
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自从改变安眠药的服法后，睡眠还比较好，平均每天可以睡六到八个小时。这时又提出用新的安眠药，很不是时机，毛会认为多事。再来傅该了解毛的个性，毛一向不喜欢医生检查身体。傅以前还跟我说过一九五一年毛对苏联医疗小组大发雷霆的事，并一再嘱咐我要当心。
我向傅说是不是慢些时候再提出来。等到睡眠不好时，劝他用新药，可能容易接受。傅同意了这个意见。傅又说，信里有向毛建议检查一次身体的事。傅说：“我从红军时期就跟随主席，这么多年了，他相信我，你就说是我的建议。这次完全找中国的专家。”我刚要再开口说话，傅截住，沉了脸说：“你胆子要大些，不要推三阻四的，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将信搁了两天，傅又打电话来，催我快去讲。我只好回答我会立刻去报告。
当天下午，毛到室外游泳池，游完泳，晒太阳。我凑过去，毛看到我，说：“你怎么没有游水啊？医生要讲卫生啊。”我换了衣服，穿上游泳裤，在水中游起来。毛说：“不要练游得快，要练游的时间长。”我说：“到现还没有学会主席的游水方法，以后一定多练。”毛笑起来，叫我到他身旁，又做给我看他的游水方法。然后说：“我看你的身体很不错。”我说：“这是在武汉游长江，每次主席都游两小时，表明主席的心脏、血液循环都超过一般的人。”毛又笑了说：“你又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说：“我讲的是实话，好多年轻人都受不了，有一个水手，上了木船就虚脱了。”毛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因为人多，王任重同志顾虑讲出来引起紧张。”毛开朗地笑着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各人体质不同啊。”我接着说：“最好乘现在很健康的时候检查一次身体，留下一个客观记录，等以候有病时，可以对照出来。” 毛看看我，摇着头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医生的想法。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你们的药就那么灵？夸口郎中无好药。就说癌吧，得了癌有什么办法？开刀割了就好了？我不相信。”我说：“早期癌，没有扩散以前，手术很有效，不检查，不可能在早期发现。”毛说：“不见得，你举出一个人来，我听听。”
那个时候，“高级领导人”年级都不很大，还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出来。我只能说几个乳腺癌的例子。毛笑了说：“乳头在外头，容易查、容易治。只能说，有的部位的癌可以早期查出，早期治。不能千篇一律。”停了一下，毛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检查？”我说：“傅连璋部长有封信给你，你看看。”毛拆开信，大发脾气说：“傅连璋这个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来找事。我现在不得空，过几天到北戴河再说吧。”我跟着问：“医生们可以一同去吧？”毛说：“可以，可以让他们检查，我也可以找他们谈谈。”
我那时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我满以为这样就定下来了。于是给傅打了电话。傅在电话上高兴地说：“我同你讲过了吧，只要说是我提的建议，主席肯定会同意的。”
毛和江青在北戴河都排了身体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和邓家栋医生负责检查毛；林巧稚和于葛峰医生则检查江。江青很快便做好妇科检查，但张、邓两人却等了十几天，毛还是没有动静。傅打电话跟我发牢骚，说医生们在北京很忙，等着要回去。傅要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检查。
我认为这事好办，毛在北京已经同意了，现在不过定一下时间，不困难。
第二天同毛一起读英文时，我直接问毛：“张孝骞大夫来了十几天了，什么时候检查身体呢？”毛放下书说：“让他们住下来，休息吧。”我说：“怎么向他们回话呢？”毛诧异地说：“回什么话？”我说：“不是检查身体吗？”毛这是突然变了脸色说：“谁人说过要检查身体？”我说：“离开北京前，主席不是同意了到北戴河检查身体吗？”
毛抬起身来，大声说道：“在北京讲的话就不能改变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我也可以改嘛。这一定是汪东兴这个王八蛋搞的，我不检查，你告诉他，叫他滚蛋。”
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毛发这么大的火。我也不知道，叫“他”滚蛋的他，指的是谁。我晕头账脑地说：“这是傅连璋部长要我报告你的，汪东兴同志并不知道。”毛说：“叫傅连璋也滚蛋。”我说：“傅没有来北戴河。” 这突如其来的发作，使我象当头打了一闷棍。检查身体本来是件好事，无论谁作主提出来，可丝毫没有恶意。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拒绝，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我走到卫士值班室，摸不清毛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李银桥和卫士都偷听到了。李说：“主席不是对你发脾气。这两天中央开会，谈什么事不清楚，不过听说，主席在会上批评了警卫工作，特别提到这次外出游长江一些事，还有火车的安排，警卫太多，好多事情哪。”
我心里想，毛并不说明道理，突然大发雷霆，使人手足无措，而且也无法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李又说：“明天主席自己不同你说，江青也会同你解释，让你不要紧张，不要想的太多。”
但我忐忒不安。我见过毛对别人大发雷霆，但这是第一次毛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能替这么一个不可理喻、喜怒无常的人工作吗？这工作太危险、太难捉摸了。我想还是离开一组，去医院工作好。
我回到屋里，又一想，了悟到我这次讲话太冒失了。我不知道毛近日想什么，说了些什么，要做些什么，就贸然提出他并不怎么想做的事。何况在北京时，我是拐弯抹角慢慢才引到检查身体，采取了很缓和的方式使他同意的。细想起来他在北京时讲过的话，他同意是勉强的，或许是“给我面子”应敷我。我的头脑太简单了。
第二天傍晚，毛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毛就笑着说：“曹营的事难办吧？”我也笑了道：“那么我就是蒋干了。”毛叫我坐下说：“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我不想做的事，勉强我做，我一发脾气，就做不成了。脾气发过去，就没有事了。你不要记在心上。我是主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以后我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当面同我讲，可是不要背着我讲，我一向反对背后讲人。”
我说：“主席，我讲话太冒失了。”
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时间，不检查身体了。你告诉医生们，说我忙，以后再检查。你要好好招待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在这里多住几天再回去。张孝骞大夫是湖南人，我还想同他谈谈。”
这次我听懂了，身体不会检查了。我也明白毛不是在生我的气。
事过境迁，日子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每天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这一阵子他谈的多半是他对苏联的不满以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迫切需要。毛谈到中国文化的僵滞，认为西方思想或可促使中国蓬勃再生。他想引进西方文化，但又不想附属其下。他的目标是创造出“非中非西”的新文化。
我则指出中西文化差异甚巨，毛说我“抱残守缺、没有进取精神”。这也是他对中央领导的指控。
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这个期间，毛第一次告诉我他要辞掉国家主席，退居二线①。我那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当时我对毛不够了解，不晓得毛向来不做戏言。毛用这些闲谈来帮助他思考，而我总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之后才了悟闲谈其中的深意。他要辞去国家主席之事，当时经由几位领导人讨论，仍未公诸于世。三年后，一九五九年毛才正式辞去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所持的理由是他的健康，以及他不想为琐碎小事分心，只专心重要大事。其实真正的原因不仅如此。
毛的健康确实是原因之一。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心情都很紧张。想睡偏偏睡不着，往往彻夜未睡便上天安门。二来庆典后，毛受风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变成支气管炎。所以上天安门成为毛的精神负担。
毛厌恶繁文缛节是另一个原因。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平日科头跣足的毛，必须按时穿戴整齐出席外交活动以及送往迎来，在在使他厌烦。
但我后来才了解到毛的所谓“退居二线”，是种政治手腕，以此来考验其他领导人的忠诚度--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毛已对他俩起了戒心。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支持声态，而后叫响“集体领导”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毛并没有等太久就知道这个政治考验的结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确定了他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怀疑。
注释：
①薄一波曾说，他在一九五四年夏天就听毛谈过退居二线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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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其他领导都在开会前纷纷返回北京。但毛仍滞留在北戴河。这时北戴河已开始有寒意。我们每天下午仍下海游泳。最后毛也觉得太冷，我们便在开会前赶回北京。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解放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八大”会中将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下指导纲领。毛原本希望“八大”将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决议，并确立其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他便将细节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处理。刘邓两人误以为毛真的要交出权力。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治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我想邓和刘对治理中国的观点基本上与毛的迥然大异。他俩将党视为决策机构，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更使他们坚定集体决策的信念。毛的观点则是帝王式的。
毛认为他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憎恶任何反对声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的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员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毛说他想要退居二线时，他仍想由他决定所有重大事件。但问题就在刘、邓两人觉得重要的，毛觉得不重要，没送来的文件，毛又觉得很要紧。这也就是毛后来所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制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人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但是毛平息怒气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因此这次毛龙颜大怒，遭到池鱼之殃的反而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毛的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戏剧性的改变。
一九五六年，八大闭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怀仁堂看京剧表演。毛没有去，我正在卫士值班室看值班记录。李银桥突然跑进来，打电话到怀仁堂，叫还在看京剧的罗瑞卿、汪东兴立刻来。
过几分钟罗、汪赶来了。他们问什么事，李银桥只说：“主席请你们去。”他们匆匆走进毛的卧室。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才下来。毛大骂罗、汪时，李银桥和卫士在卧室门口，他们听得很清楚。
罗、汪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就破口大骂，说他们不接受批评，依仗中央压他，毛骂道：“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警卫学苏联，搞什么公安军和警卫干部队。到处兴师动众，完全脱离群众。”
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是都要向刘少奇报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讨好刘少奇而胆敢跟毛对立。他们总认为从安全出发，做好保卫是天职。毛又时常一意孤行，在戒惧恐惧之下，他们转而向刘少奇寻求支持，以防万一出事，可有人分担责任。
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他们不知，如此警卫森严，甚至使毛觉得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毛自然不愿受到这种约束，尤其这影响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时仍对彭德怀批评他“后宫三千”之语耿耿于怀，罗派的警卫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传到中央去。
毛对罗、汪两人大吼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你们滚蛋。”毛说，要罗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长。要汪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下放江西。
两人从毛卧室出来，颜色苍白。罗说话时口舌抖动，向汪说：“这是这么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开会。”罗性格刚烈，要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汪说：“罗部长先别急，明天再开吧。我先了解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劝罗，如果这样做，等于同毛摊牌，毫无转圜余地，会彻底垮台。
罗于是改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然后召开公安部组会，在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的气出来了，慢慢平静下来，罗仍任公安部长，没有下放，汪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没有复职，到党校去学习了。
我是汪推荐来的，遇到了困难，都找汪商量。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的工作和人事关系，更不好办了。我冷眼旁观，汪走后，无论叶子龙或李银桥都似乎去了一块“心病”，对我自然更加肆无忌惮。我前思后想，我在一组工作，脱离了医院临床，一天到晚处于勾心斗角的“内战”中，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何况我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战败”者。我便开始寻找机会脱离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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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这次真的生病了。
暑期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葛峰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到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她们都认为有癌变。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由广东中山医学院病理科粱伯强教授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胡正详教授，共同看片，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
另由俞葛峰大夫带一份片子到苏联去会诊，意见也一致。傅连璋写报告给毛。
毛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林巧稚大夫说，按照目前情况，用钴六十放射治疗，效果最好。当时中国医学院还没有钴六十的设备，苏联医生又一再主张钴六十效果最好。林这样建议一来可保护自己和其他医生同僚，二来万一诊断错误，也没有人需要负起责任。
毛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
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
十一月上，我等待的机会来了。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我听到卫生部要派医生到英国进修热带病，另一个是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出名的精神病科专家Rushinski。卫生部决定成立一个高级精神病医生进修班，抽调全国各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科讲师以上的医师来进修。
一天读过英文，我向毛说了我的要求。毛说：“你的意思是想去？”我说：“要是主席同意，我希望去。”
毛详细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性质和专业。然后说：“什么热带病，跟我毫无关系。要去的话，到北京医代办的精神病进修班去，进修以后，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说：“主席同意了，我同卫生部去讲。”毛又问：“你去了，我这里的工作，由谁代替啊？”我说：“可以由一位卜大夫代替。”卜志强小我五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毛说：“我不认识他。那么，你就远走高飞了？”我说以后还可以回来。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毛叫住了我说：“告诉傅连璋，我这里暂时不要人也可以，等以后再说。”
但傅借此机会指定卜大夫为毛的保健医生。卜立即迁进中南海，我于十一月中到进修班上课。
自由真可贵！
我在进修班，班上布置的课程很紧凑。参加进修的一共十几个人，都是几个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也很愉快。每天复习完专业课程，夜里常常到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医生跟我保证，等上完进修班后，他可以介绍我到新成立的神经外科工作。
慎娴为了我脱离一组，十分高兴。她说：“我们又可以开始家庭生活了，太好了。”
慎娴的父母原本住在南京，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将他们接来北京，同我母亲、慎娴，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南京的公安厅和民政厅知道我是毛的医生，恢复了两老的公民权。公安厅又看到他们年纪大了，将他们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定为城市贫民。他们极为高兴，心情很愉快，特别在看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后，他们从内心中露出喜悦。
我仍保有南船坞宿舍，但家人很少去住。中央警卫局代局长罗道让原则上放我去北京医院进修，但不同意我脱离一组，不让我搬出中南海。毛以前换了三个医生。
罗怕一旦放我走，毛主席需要我时，找不回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他并且向中央保健局指出，决不可以调我到别处工作。
参加进修班的医生们都埋头于专业，对外界政治活动并不关心。我也不例外。毛在此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进修班里也开了好几次这种批评会。我汲汲专业，没有去开会。外界的劳劳碌碌，几乎形同隔世。
一九五七年春，我仍在进修班研习专业。
五一劳动节过去以后，五月四日我们正在讨论病例。李银桥来医院找我，他说：“主席请你去。他感冒了，不舒服。”我说：“卜志强大夫不是在吗？可以让他去看。我这里太忙。”
李说：“不行。你走了以后，卜大夫去过两次，主席对卜大夫不习惯。主席也请卜大夫去舞会玩过几次，但卜大夫太紧张，见到主席就会发抖。主席不喜欢他。主席现在没有医生。主席刚从广州回来。江青已经在苏联治完了病，住在广州。他们两人商量定了，还是要你回来。主席叫你，你怎么能不去。”
我说：“我去没有问题，可是我要请假才好离开，也应该向这里说明一下，否则会说我太随便了，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给人的印象太坏。”
李说：“这件事上面都知道了。汪东兴副部长到党校去了。王敬先副局长管警卫，我同他说了，他叫我自己来北京医院找人。车子都等在门口了。快走吧。”
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报告保健局和卫生部。”李说：“来不及了。主席睡醒后就叫我请你去。耽搁太久，让他等着可不好。你先去看他，完了以后，你再去告诉保健局和卫生部。”于是我带着检查身体的用具，同李到了一组。
我进到毛的卧室，毛正睡在床上。我看他精神似乎很疲乏，脸色也黄一些。他叫我坐在床边。护士给我泡了一碗茶。我向他问好。
毛说：“不好了，感冒了。感冒有两个多月了，还有些咳嗽。二月二十七号演讲以后一直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我要求检查一下身体，他同意了。我给他做过身体检查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症状。我向他建议服用一些化痰药，同时用一些帮助消化的药。毛说：“这些药都可以吃。你配好以后，交给卫士，告诉他们这些药的作用和服法。你就不必每次由你来给我吃药了。”
我一面答应着，一面收拾检查用具。毛又说：“你再坐一会。”我又坐下来。
毛接着说：“那时那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啊。”我笑起来，他又说：“你想远走高飞了。可是我这里没有人。这样吧，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还是由你照管我。平时我的事不多。有事时我找你。以前国民党有一位卫生部部长姓周，大约叫周颐春吧，记不清名字了，在德国专门研究兔子的卵巢，得了博士。你看，研究兔子卵巢可以得博士。你在我这里，空下来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一些什么。搞些小动物来，弄一间实验室，买些设备，不要公家出钱，我来出钱。”
但我觉得在中南海弄个小动物实验室这事绝对不可以。中南海里不准饲养动物--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我觉得行不通。
我说：“不如有空时我多看看书。”毛沉吟了一下说：“这样也可以，不过没有实际操作，就不全面。先这样吧。你将我的事抓起来，有空的时候你自己安排。”
说好听点是君子协定，压根儿是毛主席的“意旨”。没有人敢反抗毛。他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我拒绝，往后就会再也找不着工作。慎娴也会被解职，无法生计。如果我不服从，会被逮捕，甚至批斗。
歇了一下，毛又说：“以前同你说过，你可以做我的一个秘书，你又不肯，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不少出名人物开头是学医的，象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学医行医自然是好，不过不要局限在医学这一门上。要多注意社会科学。我要你做秘书，你不干。就做医生，也可以。不过我这里医的事情不多，不能一天到晚给我查身体。我们之间还要多一点共同语言，知识面要广。你以后要看‘参考消息’”这样我们可以和平共处。“毛随后又讲：“我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内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讨论。叶子龙、李银桥他们都不赞成。这些人都不听我的话，我不干主席对我身体有好处。这些人想不通，大概是我不做主席，他们就没有油水可捞了。给国家主席当工作人员，脸上更光彩些吧。”
我感觉到毛这一次的病不单纯只是感冒。我离开的这六个月，政治局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医院里我可以对外面的政治起伏视若无睹，现在我又回到了毛的官闱世界中。卫士代我去医院收拾了我的东西。毛召见我的那晚，我就搬回了中南海船坞。我又重返一组，以后便再也没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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