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
1943年7月3日
林彪是115步兵师的前师长,他去过苏联好几次,是一位优秀的军事专家,现正参与起草一项军事改革方案。
林彪曾一度对康生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满而追随王明反对派,可是后来他显然意识到了毛泽东的实力及其活动的含义,于是转趋沉默。他被派到朱德的参谋机构里工作,但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林彪正在设法与中共中央主席以及康生和好。
林彪生于1907年,黄埔军校毕业,在1926—1927年北伐期间曾任营长。
他瘦瘦的身材,不爱交际,沉默寡言。在军机大计上他很少发言权。然而,他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人物。
林彪的动作和讲话都很迟缓,神态冷漠,但工作有条有理,很有活力。他行动果断,冷酷无情。对这方面的情况我略知一二。
1943年7月5日
博古是个步态蹒跚的矮胖子,圆脸膛,厚嘴唇,衣冠楚楚姿态斯文。他脾气好。
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批评特区的政局。他瞧不起毛泽东,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
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顾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
1943年7月7日
国民党军队在特区南部集结的消息引起人们的惊慌。
国民党的确在寻找机会对特区采取行动。可以想像得到,马氏兄弟军阀集团以及山西和陕西的军阀集团也不会袖手旁观。惟一能从这种形势得到好处的是日本人。
形势确已日趋严重,我们整好了行装,行李和电台都作了紧急疏散的准备,一些固定设备则准备炸毁。
毛泽东、康生等人不希望他们的家丑外扬。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苏联小组是中共领导搞政治阴谋的惟一目击者。
肖里毫无顾忌地表示不欢迎我们继续在延安呆下去。
由于我们无意之中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就成了激怒中共领导人和妨碍他们活动的重要原因。他们以一种使我们难堪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被盯梢,被禁止参加社交活动,对我们流言纷纷,只让我们知道本地报纸上很少的一点消息。
1943年7月9日
在库尔斯克,一场大战正在进行。这次不会重演哈尔科夫的悲剧——苏联的防御是攻不破的。一天之内摧毁纳粹坦克304辆!
延安乱作一团,每个人都认为国民党部队和军阀部队会打过来,虽然这些部队宁愿与日本人打交道而不愿冒打延安的风险。
我们应邀到毛泽东那里去。他讲了许多关于爱国主义、关于共产党忠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话,还谈到了关于国民党“破坏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背信弃义的政策。
他突然想起共产国际来,对我们说虽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团结的组织”已经解散,但在这严峻的时刻,中共领导寄巨大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希望他能出面调停。
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延安已在筹备召开一次大会,为此已专门印好了大批传单,印成大字的呼吁书,要求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在特区周围集
结国民党军队,立刻停止把国民党前线部队从前线转到特区边界来。还有些呼吁书和口号要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以打败野蛮的法西斯,惩罚日本。有些传单还要求
全体人民起来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我们的八路军”及整个特区。
这种呼吁书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已大捆大捆地运到。我拿了一份这样的传单留作将来参考。这张半透明薄纸上印有对国民党的呼吁书,把可能会发生的内战说成是犯罪的、不容许的。
中共所有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个大会。除看起来很生气的中共中央主席外,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上台发了言。发言者都谴责日本侵略者,发誓支持由蒋介石委员
长兼总司令领导的重庆中央政府。忽然,发言人都带着哭声一桩桩数落起他们遭到蒋介石的不公道待遇来。所有发言的人都向蒋介石保证,在特区谁都不会发动内
战,连想也不会想。特区的人力和物力统统会用到反抗日本侵略上去,八路军的所有部队将进行抗战,坚决保卫国土。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农民、工人和战士。
按康生统计,出席这次集会的不下一万五千人。
散发了传单。
这出表示良好愿望的戏演得严肃而逼真,这是做给重庆看的。
我用照相机拍了会议的几个镜头。
我立刻向莫斯科发了个电报,谈到特区南部边界形势危急,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只有莫斯科的迅速干预才能防止特区被打垮。
1943年7月13日
苏联政府向重庆声明,它的军事援助是用来促进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是发动内战的,而且苏联的立场是坚决保卫中共和特区。
1943年7月15日
中共领导出于要同我们调整关系的明显目的,意外地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们接受了邀请,我和尤任就到杨家岭去了。
会场里挤满了约一千共产党员。彭真宣布会议开始,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被逮捕。
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
他讲完后,几个表示悔悟的“特务”排队上了台。他们讲了他们的活动,听起来大多是愚蠢和幼稚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说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八路军中忠实工作。
这样的“特务”一共有十二个在会上讲了话。
彭真谈到了如何识别国民党特务,并说凡属坦白认罪的都将予以释放:“只要他们不怕认罪,不怕向特工部投案自首!”
彭真的高大身材在会场上十分显眼,他满脸通红,看起来像个屠夫。
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嚷:“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嚷,“你们干吗要
搞破坏?我们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饶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
是真心实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人们突然意识到,情报局头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权力,而胆敢捍卫真理的人又会落个什么下场。
就在彭真即将宣布结束会议时,朱德突然走上台去,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他这个政治局委员来说是个新闻。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竟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说完话,掉头就回到他的座位上。
彭真宣布会议结束,共产党员们默不作声地散去了。
1943年7月1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给位于特区南部的国统区副司令胡宗南发了个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你在洛川和宜川交界处视察之后,该区形势已濒临战争状态。谣传中央政府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业已决定要取缔中国共产党,又谣传大批部队正从黄河南部地区西调,大批弹药和食品也正往此方向调运云云。
内战威胁迫在眉睫。
值此解放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加强我们的团结。内战势必严重破坏解放战争和巩固国家的事业。这只能使日本得利,而我们自己的国家势将处于危险境地。这还会严重损害英、美、苏三盟国的军事目标。
民兵保持着高度的纪律,保证生产和学校教育得以进行,使局势大见改善。
你的兵力部署表明,你正在作进攻我们的准备。事态如此发展,使我们深感诧异和不解。
盼复。
朱 德
1943年7月17日
被抓获并对自己的活动表示悔过的特务人数显著增加。
参加七月十五日举行的延安积极分子会议的人受到特区情报局特派人员的严密监视,听众中表露过不满或怀疑的人受到“注意”。这不仅使人想起毛泽东去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可疑分子不仅被捕,而且还被害了。
1943年7月18日
王明可能要去莫斯科一事使毛泽东焦虑不安。围绕他的病和“治疗”问题争吵还在继续。
莫斯科已经采取措施。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他们无意侵犯特区。在特区南部集结军队和部署兵力的活动已经停止。
1943年7月19日
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到达很久了。整风运动不仅是从精神上压制毛泽东的反对者,动员全党起来反对他们,而且也旨在使他们具有一定的精神状态。有理由认为,将在大会召开前为他们所有的人“洗脑筋”。
马海德和李克农混得很熟。李是特区最沉默寡言和嘴紧的人。看来,好像马海德掌握着中共领导内部情况的最详细的情报。
1943年7月20日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政治局已授予毛泽东无限的权力,从现在起,中共中央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享有决定权——这就
是说,一切事情都要毛泽东说了算,只要他一决定,事情就照办。实际上,党的各个机构现在只是他身边执行一些纯属技术性任务的机构。
反国民党的运动在延安胜利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首先,他把八路军的大批队伍调到特区来了,它们从黄河东岸悄悄调入,在边界线附近布了防。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中央政府不会冒风险对反国民党的宣传运动进行报复了,于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蒋浪潮。毛泽东是想充分利用现有局势,他相信必要时莫斯科会从中调停的。
正在对重庆政府大肆谩骂,把整个蒋政权称作法西斯政权。
毛泽东公然从最近同国民党闹摩擦中捞资本。他说,对蒋介石早就应该采取坚定立场了。他坚称,要是老早采取了坚定立场,新四军可能不致溃败,还可能带
来某些其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因此,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已被宣布为正确的和必要的,而且毛的一切活动都被说成是具有远见的,无异于伟大的预言。
毛泽东说,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的,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
这些说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国际主义派丢脸,而且实际上矛头也是针对他们的。在党看来,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产国际原则的其他人都是失败主义者。
毛泽东和我在私下谈话时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他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他管他们叫做目光短浅的理论家,蒋介石的应声虫。
在另一次同我谈话时,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他和康生还有他的一个秘书在一起)又一次责难博古和王明宽容了蒋介石,谴责他们所持的种种荒谬的“教条主
义”观点。毛泽东越说越来劲儿,几乎失掉了自制力,他踱着步,讲话的声音比平常高得多,脸气得发紫,而他的嘲笑也越来越刻薄了,火气越来越大。
康生一言不发地瞪着我。忽然,毛的训斥达到了最尖刻的程度,康生就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粗鲁手势把秘书支出去了。
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观点时想给我造成一个印象,还希望我会把这印象传给莫斯科。他想说服我同意他的观点,让我受他的影响,用他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
他要使莫斯科相信,他的活动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的现实中去,因此希望莫斯科信任他、支持他。他的坦率是为了要取得我同样坦率的反应。他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政治“路线”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的镇压还能走多远而不致引起怀疑。
我对这些事情细加推敲之后,又得出另一结论:中共中央主席正在推行一项长期政策,设法在七大前造成一种适合他意图的气氛,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毛的一切活动都是朝这个方面去做。举例说,他把洛甫、博古、周恩来、王明、王稼祥、陈云和康生都调离政治局书记处——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
这个决议拿到手的。这样一来,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书记处弄掉的就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也还有他的支持者。这—着棋有助于毛掩盖他公开拆散他的政敌的做法,
因为就在那次会议上,在毛的压力下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人书记处,他们是任弼时、刘少奇和毛主席自己。现在毛永远可以指望得到这个班子的支持和谅解了。
闪烁的烛光,钢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我的用旧了的笔记本……我不习惯这种烛光,在那黯淡、晃动的光线下很难看书和写字。还是说,也许因为我累了的缘故?
1943年7月23日
中共领导人想充分利用与国民党闹摩擦造成的局势。特区的党、政、军机构成天忙于抓蒋介石的特务。在这个行动中康生得到了一批社会人士的帮助,他们在
许多集会上敦促所有的日特和蒋特自行坦白,并威胁说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脑袋。这不是平常所说的集会,而是一群疯子在叫叫嚷嚷。每个人都得听半文盲的整风头
头们的胡言乱语。
今天大约有六百人被带去坦白。悔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来认罪——大部份是学生和小公务员。
整风的下一阶段是要在中共的中层干部中揭发“特务”,然后再在党的领导层中推开,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党内的“教条主义”跟叛变通敌和向国民党屈膝投降说成是一回事了。他在发动群众反对“教条主义者”,显然决心要连他们的肉体也加以消灭。
毛泽东满意地告诉我,他计划把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明年。
延安的自杀风没有平息下来。
这个城市看起来像个集中营,不让人们离开办公室和学校,现在已经是第四个月了。这里的纪律简直就像是监狱的纪律,把人束缚得没有活动自由。
释放了很多被逮捕的人,但是还没有释放一个“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同情苏联,由于同王明或共产国际有联系而名声不好的人”。
1943年7月24日
王明在吃有毒的药。很明显,有人在给王明下毒,而且毛泽东和康生显然与此有牵连。要公开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一个在共产国际受爱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毛泽东认为时间紧迫,目前的形势——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来
到——大大有利于干掉不服从的人。
开了一次医疗讨论会,延安总共十二名医生都参加了。他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呆了两个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训练”。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对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郑重其事地召开这次医疗会议,完全是为了蒙蔽那些往最坏处怀疑的人。
1943年7月26日
医疗讨论会在研究病历时发现了服用甘汞的记载。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
医生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某些高级官员。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些权威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说的了,有的则居然置常识于不顾而为金撑腰。
没想到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开的甘汞和其他药物的处方,这是她收起来以备将来作证用的。
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收场!
1943年7月27日
徐特立是延安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这个人具有很不寻常的经历。1877年他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一所为穷苦人孩子所开设的学校里上学。他去过日本好几次,并在那里读了几年书。他在毛泽东于1912—1918年间学习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
有一次,当毛泽东受到开除学籍的威胁时,徐特立和杨昌济支持他。那时杨昌济——毛的未来的岳父——教伦理学。由于他们的保护,毛泽东才得以念完师范。
在那以后,徐特立在巴黎和里昂的大学学习了大约四年。
徐特立在法国遇到了在国外建立了中共支部的李立三和周恩来。那时,很多中国人都通过中法教育协会的关系到法国去留学。
后来,徐特立在德国和比利时的工厂里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回国以后于1925年参加国民党。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参加南昌起义。
二十年代末,徐特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共苏区政府工作。
他参加了长征。前些时候,他以64岁的高龄参加了游泳比赛。
虽然徐特立是一位老人,而且也显得老,但他仍然精神矍铄。
毛泽东对他以前的这位老师深为敬重。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十分害怕王明把中共的真实情况捅给莫斯科的前共产国际领导人。让他们失掉莫斯科的支持而自己去对付蒋介石,这倒真是他们所不喜欢的。
1943年7月29日
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禁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
毋需详细观察即可看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欲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负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知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
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
虚荣,卑鄙,总是与口腹声色之欲分不开的。
1943年8月—9月
1943年8月2日
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
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之患。
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
到处都在对揭发出来的人“进行改造”,对即将被揭发的人拼命说教。
毛泽东承认,他把这次运动看得“特别重要”。
延安党的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的活动都取决于毛泽东的情绪。只要他觉得累了,任何工作——会议,甚至重要的报告——都被取消。
1943年8月6日
国内是一片欢乐景象——礼炮齐鸣,祝贺我们红军的节节胜利。莫斯科在昨天庆祝了奥勒尔和别尔戈罗德的解放。
刘少奇正在对中共各领导机构的人事进行调整,这个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入夜,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延安及其近郊。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笑声,没有灯火。
方才我走出窑洞,俯视山谷,只见漆黑一片。没有听到太平沟卫兵的脚步声和口令,但每条道路都有卫兵巡逻。
1943年8月7日
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
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子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并开着玩笑。在互相寒暄以后,他问我是听了谁的话着手对政治
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我回答说,我的文章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只是想丰富我的知识,能对中共正在进行或即将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
我说,从1928—1938年这一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它的进行情况,代表们的发言,等等),在党的文献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得
到充份的反映。
毛泽东问我,我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还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诉他是我自己想做,因为我对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事情确有兴趣。
毛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他说:“好吧,我将亲自负责来说清一些主要问题。我想我是惟一能在这方面帮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议我们立刻就开始工作。
我拿出笔记本,还没准备好,他就口授起来了。看得出来,毛是习惯于发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记下了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始要叙述的问题。
毛懂得如何进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就研究中应该着重谈什么不应该谈什么问题扎实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提我自己的计划,但他甚至连听都不听。
他的全部论点的实质就是:“我是这些大事的主要参加者,是见证人,我是最好的评判人。”
接着,他规定了一个务必遵守的条件,即我写完的文章必须经他过目,都要由他签上名,从而使文章具有真实性,使其意义更为重大,等等。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进行写作,否则他就拒绝帮我阐明一些问题。
这一切看来颇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党及其发展情况、党内思想冲突等问题都由他亲自来谈,而我则只能从他那里了解事实以及对事实所作的解释。这时,毛明确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讨论这些问题,他甚至说他要就此提醒每个同志,不经他同意不得跟我进行任何商讨。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中共领导内部关系的本质已经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须严格服从中共中央主席。
当提到关于红军的组织和发展问题时,他表示要给我上堂课。他专横地把其他材料来源说成是“不合适的”和“有毒的”。在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进行讨论。
在我们分手时,毛泽东说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得一个人来。他说我用不着译员阿列耶夫帮忙,因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听懂所有问题。毛说:“旁人只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他开始吹捧我,同时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们。我表示感到惊奇。毛竟反对我的意见,态度之粗鲁和生硬使我猛吃一惊。毛几乎喊叫着
告诉我说,在延安谁都不可信任,我的苏联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等等。接着,他又赞扬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来。
但这还没完,我临走时他又对“在对付蒋介石问题上束缚了中共手脚的”博古、王明等“教条主义分子”辱骂了一番。他激动地想要说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继续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路线,还说“教条主义者的头头,实质上是党的异己分子,是分裂者,是机会主义者”,等等。
他要论述的大致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显地反映出毛在威信、荣誉和权力问题上是多么敏感。他想成为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绝对正确的人,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
1943年8月9日
任弼时不敢自行作决定,虽然他有权在很多问题上作出这种决定。如果不经毛泽东再一次亲自点头,他甚至不敢在已经通过的文件上署名。他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随声附和。康生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任弼时在白天工作,经常有空闲时间休息。如果毛泽东不召开会,他在天黑以前就睡觉了。他喜欢吃,爱谈他的病,很少喝酒,抽烟也很有节制。
任弼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他的妻子当他的护士和私人秘书。
他对苏联人民并无敌意,但他害怕同苏联人友好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他就只会公事公办。
毛泽东利用他来与我保持接触。
1943年8月11日
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奥尔洛夫对此惊讶不已。
1943年8月17日
整风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鲁迅的话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在这令人深感痛苦的夏天所受的极大苦难,他说:“就连那不怕冷的树,也都被打掉了叶子,一直光秃秃地在那里站着。”
谁也没有逃过这几个月的灾难。
1943年8月19日
1938年,当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小组在汉口时,毛泽东在延安忙于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莫斯科派”作斗争。
中共领导中的两派都认为,他们推行各自的独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
王明派实行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制定的。
毛泽东则尽量避免与侵略者作斗争,准备把军队用来跟国民党打内战。
1941年底,毛泽东以为苏联注定要灭亡了,他抛掉一切政治伪装,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组党。那时,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起
来,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在那时,康生得江青之助抓到了大权,开始扮演一个特别凶恶的角色。这个守口如瓶、斯斯文文、神经过敏而又
精力充沛的中国人,从苏联回来后就极其敌视所有同苏联有关的事物。康生支持了毛泽东,凭着这一点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刑官,毛泽东的“爪牙”。他对每个人的
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而且冷酷无情,这是中共中央主席离不了的人。
那时,朱德是积极支持“莫斯科派”的;刘少奇在新四军;周恩来则在重庆。
康生不仅得到了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而且还控制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报机构。
向中共中央保证女演员江青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生。
1943年8月21日
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
党的优秀干部中百分之九十是“特务”,这是多么尖锐的讽刺呀!
刘少奇是使中共中央主席意旨付诸实施的直接指挥者,任弼时是做具体工作的,而康生则是搞报复的人。
延安形势不佳。物价在上涨。莫斯科发给我们的月薪中相当一部份作为我们个人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捐献,成了中共的资金。
1943年8月26日
苏联飞机到达延安,打乱了延安的正常生活。放走有病的王明似乎势在必行,但毛泽东是不会冒险从事的。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不应该打扰他们等等。
毛没有表示出忧虑,虽然看得出他很担心。康生倒十分活跃,无疑他是决不会让王明走的。王明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康生的活动就是收集反对王明离开的种种论据。实际上他是从所有同王明保持某些联系的人身上去逼出这些论据来。
1943年8月28日
博古说,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去大量电报掩盖特区和中共党内的真相,歪曲整风的实质、对重庆的策略以及与王明分歧的性质。
中共中央主席要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莫斯科的帮助,要不是害怕国民党的话,那他早就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闹翻了。毛泽东希望同国民党发生冲突,把苏联卷进来,从而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标首先就是打倒国外的敌人和奴役者,即日本帝国主义。但这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善于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口号的掩饰下把各种政治阴谋和政治活动作为运动来搞。“整顿三风”的运动无非是缠住“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不放,“揭露‘特务”的运动则是在肉体上进行迫害的借口。
国民党军队进犯特区的威胁过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已完全从它所引起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且忘记了他向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请求。他也不再谈起“解放战争”或“对盟国的义务”了。
延安在发怒。它诅咒“教条主义分子”、“特务”和国民党,人们的脸上都显示出强烈的憎恨,……还有疲劳。
1943年8月30日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地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谈到特区反对蒋特和日特的斗争、这次运动的成果和新的任务。“揭露‘特务’”运动和整风之间的明显联系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揭示出来了。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
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
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分子早在武汉时期(1938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活动
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
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分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情报局局长故意不点名,但他指的是谁大家都是清楚的。后来,往往是只要一谈话就点周恩来、博古、王明和洛甫的名字。上述集团中在党内负次要职务的所有其他成员也遭到责难非议。
情报局局长故意转弯抹角(无疑他是按毛的指示行事的,因为他的人谈起话来都是这个样子),举例说,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本身并不置一词,可他又叫每个人
都明白,要不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幻想”,党和特区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不会听任蒋介石的和其他的特务过得安安逸逸,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团结、瓦解根
据地经济和削弱武装力量的活动而逍遥法外。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分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分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
《解放日报》公布了关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和中共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兵力的材料。发表这种对比数字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设法要与美国挂钩。这些数字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提供的。
根据这些数字,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全部在华日军的58%,以及伪军的90%。这个数字是夸大了,至少可以这样说。
1943年8月31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我问康生计划何时进行这一运动,他说,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运动已不定期地推迟了。
毛泽东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进行投机。国共之间存在着敌对状态——他对这一点不是早就敲过警钟了吗?那几乎成了中共悲剧的事件,不就充分证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讲话是正确的吗?
正在向全体党员大力灌输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毛泽东俨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现,没有他共产党就必然会垮台。可是只字不提苏联的调停,其实,正是这种调停才挽救了特区。
毛泽东的影响在扩大。他已成为一个英明的领袖,对他的英明是不容怀疑的。
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尽管很胆怯——提出了最好与重庆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周不敢公开说出来,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
不应进一步恶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踌躇地坚定地听从毛泽东的。他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的错误说
成是“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他打算讲一讲这些问题,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一再地说他有错误。
最近我没有机会见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场。很可能他也会改变立场,人们的处境很难,要坚持是有困难的。
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
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分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
——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943年9月3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级,波利亚要上三年级了。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里恐怕孩子们都长大了。1938、1939、1940和1941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再加上现在这次远行,谁知道这次又要多长时间?
1943年9月6日
六、七、八三个月中,“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靠后放了。每一个人,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人,都忙于清查“特务”,或交代自己的问题。
一个改造“特务”的运动在毛泽东和康生的指示下开展起来了。用来改造他们的还是这“二十二个文件”。
延安的党和军队干部又在卖劲地死记硬背这些文件了。
毛泽东对我说:“你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他劝我像尤任那样多读些中国旧小说,这会有助于我对整风和特区其他方面发生的事作出正确估价。
马海德同我们客客气气,而且满不在乎地装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他的妻子苏菲很轻浮,很难说这是她的性格,还是受她丈夫指使。她跟男人混得很不错,应承他们求爱的表示。现在,她正在和我们的报务员调情。
1943年9月9日
周恩来一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由于他效忠于王明集团而在今年七月被调离工作。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作检讨,立誓要忠于“毛主席”。
除王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评的党的官员和军队领导人都染上了“检讨病”。
1943年9月11日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开会。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为这个党的最高机构的工作定了调子。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共产国际已由其执委会决议解散,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现在就不必再谨小慎微、隐瞒情况,等等。毛泽东强调这些情况,敦促大家畅所欲言。
周恩来作了一个大报告,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战争阶段(从抗战开始至今)的政策。
他报告后就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的号召得到了响应。讨论明显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主席的政治路线保存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而博古、周恩来、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则是在瓦解党,使党面临毁灭的危险。
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贯串这一精神。他们称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创造性,是极好的政策,等等,而对博古、周恩来、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则从各个
方面加以贬损。他们本人都受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观点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和党的利益的。国际主义者的政策即便不说是有罪,起码也是有害的。谁也不反
对这种说法。
这个运动之所以卑鄙,还在于卧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会议,不可能为他自己作任何辩护。一切恶毒中伤的话正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堆到他身上来的。
主要罪责都与王明有关,其他人只是附带提到。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采取的策略——你们不必特别为此担心,你们都是被共产国际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
的,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他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使你们处于困难境地,使你们几乎成为党的敌人。毛的这个策略分化了国际主义派。这为他们解脱了对党应负的一切
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他们也就放宽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志和追随者用谩骂和揭发的办法来“赎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没有堕落
到这种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发出的无耻咒骂,他被称为“投降分子”、“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和“没有经验的革命者”,还有人甚至把
他说成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风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他把王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来了。同时,他把王明过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边。
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王明身上。这里面还大有文章。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在这里,
王明不过是共产国际精神及其观点的化身。而毛公开表示现在他是多么鄙视这种观点。况且,谁也不怀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击,恰恰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国际
并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这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惩罚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共代表王明,是为了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从心底发出的厌恶。
揭露王明还使毛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要分析一下主席爱用的“教条主义者”这一词的真正含义,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另外,毛憎恨共产国际纯粹是出于利己打算。对他来说,共产国际是对他所独霸的党的领导权挑战的力量,是敢于运用其权威向他的——毛泽东的——才智挑战的力量!的确,毛是一个不容别人分享其权力的人。
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这眼中钉。主席在和我谈话时并不掩饰他的高兴——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经被“揭露”了!在谈到王明和博古时照例把他们骂一通。
叫我吃惊的是毛的天真,他以为已经把他的活动掩饰得很好,简直是天衣无缝,谁也看不出斗争的真正原因了。他目睹我们经受住了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所
以,在世界上我们并不是徒有虚名的。他难道不知道,透过这一切我们是会看出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厉害的反苏主义来的。天真?他是否以为我们是政治盲人?也许他
希望政治投机和蛊惑宣传能帮他的忙,就像这些做法不止一次地帮过他的忙那样。
1943年9月15日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暂时休会。休会时间显然不会很长。我看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来结束国际主义派代表对党的政策的影响,反共产国际的活动将因此而进入高潮。
从“思想上打败”“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这个首要目的已经达到。
毛已经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在政治局工作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要王明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负全部责任。几乎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都说,王明以其
与党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投降主义思想一直在瓦解党。每个人都发言好几次,诽谤共产国际(不直接提到这个国际组织),同时证明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按博古和任
弼时告诉我的情况判断,王明遭到了粗暴无情的打击。
我的家属已回到莫斯科。他们在家里就会舒适一些了。我经常为玛丽亚担心,我怕她的结核病会因吃不饱和吃不好而复发。
1943年9月19日
康生继续使中央委员们反对王明。
江青大大促进了我们与毛泽东的接触。当然,她这样做她丈夫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显然希望我们接受他的观点,并据此向莫斯科报告。
江青常请我们去吃饭,在这种时刻我们绝口不谈政治。
昨天,毛泽东没头没脑地说:“如果当权者不循正义途径行事,孔夫子是支持造反的神圣权利的。”他悠闲地看着我,直视着我的眼睛来观察他的话所引起的反映。他习惯于一面说着话一面注视着你的眼睛。
他说话时其他人都不作声,即使在家里也是这样。他猛抽烟,字斟句酌地低声说话。即令在家里他也是个演员。
1943年9月22日
政治局巳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
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
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
1943年9月23日
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在各级没有集中的和有纪律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但这并不是说党是它的领导人意志的沉默而顺服的执行者。
领袖的意志应该是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而党的意志是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的。
没有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群争吵不休的空谈家,极容易为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摧毁。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蜕化成马克思所讥讽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他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有在他那里见过莎士比亚、斯丹达尔、契诃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译本。
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
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
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尔马托夫,十月底要派飞机来把他们接回去。根据与中共中央领导商定的意见,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将在延安留至战争结束。
毛泽东就此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用各种办法来试探我的情绪。
1943年9月24日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
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
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
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
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
康生说,有些同志说到他们的错误时不坦率,不诚恳,他们“显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们对这点没有怀疑,要愚弄我们不是太容易的!”康生总结说。
康生是出于天真还是愚蠢以为我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他跟我谈话时对一些显然有损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时也并不隐讳。好吧,尽管对我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确实很有价值,很有趣,以前这些情况对我们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这也许是毛的策略?也许他想这样来使我持中立态度,使我成为他的代言人?无论如何,江青对我们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她随便,可亲,而且越来越想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她拉拉扯扯,似乎有失体统,有悖于对女性举止有严格约束的民族传统。
1943年9月29日
江青读的书比她丈夫多得多。无论如何,她对世界文学名著是熟悉的。
毛泽东对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们谁也想不起他曾提到过他们,或者问过他们的健康情况。顺便要提到的是,他对小女儿也很少关心。如果他表示关心,那也全靠他妻子来尽力激起他的父爱。她是很能左右他的。
江青照顾他的健康、日常工作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
中共中央主席已分化了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他用软硬兼施的政策把他们拉到他一边去,然后再使他们彼此相斗。他甚至假手于王明和博古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来跟这两个人算账。
我是一个MBA,曾经任职财富五百大公司的物流经理,历任香港上市公司/美国上市公司/新加坡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做好面对任何事情的准备。为了替我老母亲复仇,为了我心爱的儿子能有成长的自由和尊严,为了我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我愿意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坐牢了,或者死了,我的良心就可以平静了。所以我买了六十万的人寿保险,足以让我儿子成长和自立了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延安日记六(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24 03:54:34
-
1943年3月—4月
1943年3月4日
杨家岭盖起了一座坚固的小礼堂,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每逢星期六晚上和节假日就在那里演平剧。
刘少奇对平剧不感兴趣,但是,他往往在看戏的时候拿着文件来找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江青会厌恶地耸耸她那纤细的肩膀,放大声音附在主席耳边说:“这个蠢货又来了!”
“洗脑筋”——每个人都必须坦白他的罪恶。在苏联呆过,同王明有过联系,都是明显的“反党罪行”。爱国主义和忠于毛泽东被认为是一回事。
刑官唆使下级干部反对领导干部,挑拨人们互不信任。而且,由于他把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搞得很差,还不许男人同妇女甚至同自己的妻子来往,以至引起了公愤。
奥尔洛夫瘦多了。他那么瘦小,看上去像个少年。可是他留起了胡须,也许就是为了看上去不像少年吧。
1943年3月10日
尽管中国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包围住淮安—盐城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现在日军正在匆忙地组织力量,准备以长江南岸作跳板发动进攻。
经济上贫弱的中国经历了多年毁灭性战争,形势正在灾难性地恶化。最富饶的沿海各省已全部或部份沦陷,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人民陷于贫困,部队极其缺乏指挥员和武器弹药。
王明打算到莫斯科去,这激怒了中共所有的领导人。毛泽东害怕王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
我们同中国同志的交往使毛泽东有理由相信莫斯科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这激怒了他,于是我们跟人的接触受到了限制。康生则害怕被共产国际揭露,情绪有点不高。
毛泽东在拼命地设法对付。可是,他不准王明走。
1943年3月14日
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现在,每当讨论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时,所谓的莫斯科反对派成员实际上都被晾在一边。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肆意诽谤他们。在共产党 各高级机构中,同志关系是紧张的。直到最近,中共中央主席主要还只依靠陈云、康生和由从事蛊惑宣传的老手陈伯达领导的参谋班子(博学的秘书们)。
我得出了这么一个印象,即中共中央主席同李富春、王稼祥、任弼时的看法不一致。他们曾在诸如八路军和新四军前线的作战事宜、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党内生 活这样重要的问题的处理上意见不同。据我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现在意见仍然不一致。但是,整风这一套对每个人都有威慑作用,于是,这些位居要津的党的官员 都宁肯保持沉默。他们即使表示不满,也从不公开地或在正式的会议上说出来。他们怕毛泽东,因而不大可能有勇气去批评他的政治路线。这样,中共中央主席的地 位就巩固起来了。
“莫斯科派”遭到诽谤,其他人又保持沉默,只有康生和毛的其他支持者能左右政治舆论。
凡此种种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毛泽东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拥护,他所推行的政策——尽管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矛盾——都是一贯正确的。中国同志根本不可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党内分歧,因为所有通讯渠道都早已被刑官堵死了。
1943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去年和今年正式通过的一些决议、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刘少奇的几次发言等等都被列入“二十二个文件”之内。中共中央主席下令要死记硬背这些文件。
看小说也是强迫的。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罗贯中于十四世纪下半叶写的,作者根据史官陈寿的纪实史料,巧妙地加进一些民间传说,写出了这部英雄史诗。我们在大学里曾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用文言文写的,成语很多,要正确地理解它的内容,必须领会过去那个时代的哲理。
《红楼梦》写的是旧中国贵族阶层的精神崩溃。
《水浒传》写的是六百年前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
看小说,表面上是单纯的消遣,但目的是在党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
1943年3月22日
奥尔洛夫去看望了王明。
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
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
罗莎·弗拉基米诺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
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
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药。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
1943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主席怕大家知道,也怕共产国际揭露,正设法“说服”王明。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派”任弼时、王稼祥和刘少奇去协商。
王明借口身体不好,拒绝协商,但是他声明,毛泽东在处理所有党内生活的问题和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执行的都是他自己的政策,未经任何人同意。
毛泽东建议在王明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者再次拒绝。但是,医生都坚持王明应该去长期住院治疗,毛泽东才让了步,决定派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汇报人和王明的对手陪他去莫斯科。
王稼祥为即将到来的莫斯科之行在起劲地作准备。
1943年3月25日
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为了使自己不致被共产国际揭露,中共中央主席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拉拢党的机构里的领导人。毛泽东指望周恩来的帮助,因此他坚持要把 周恩来召回特区。周是中共派往国统区的常驻代表(我知道,他和董必武共同担负这一工作),从未离开过重庆。中共中央主席向他的同僚透露过一种想法,人们由 此得出结论:他相信周是完全支持他的政策的。
毛泽东对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见。主席对他的敌视态度现已发展为仇恨了。王明也许是他夺取党内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康、毛以及他们所有的支 持者都竭尽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王明在党内是孤立的,王明的观点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因而也就与中国共产党背道而驰。虽然至今还没有公 开这样说,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此,不然又怎么来解释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
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随王明的。无论如何,洛甫赞成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在遵义他是毛打击的对象之一。不错,他仍然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似乎难以解释。 毛保留洛甫显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这次运动中洛甫实际是作为“教条主义者”来参加的。对洛甫要特殊优待和关心,私下则不断在他耳边吹王明的种种坏 话,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们原谅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条主义”和不妥协行为。
在此之前,刑官把洛甫赶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对这派人逐个进行威胁,使他们都无所适从。
现在,毛和康企图借“莫斯科派”成员之力从思想上摧毁王明。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不仅对毛泽东,对其他人来说王明也将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
1943年3月26日
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
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
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
1943年3月28日
这样,就产生了“处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问题一直在问奥尔洛夫的意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妻子是个医生。
奥尔洛夫对他已经知道金的处方一事不露声色,向王解释说,大剂量的甘汞配上盐碱药物,产生毒性,影响肝肾,并损坏牙齿。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来看我。她大谈什么“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
尽管毛和康耍尽了花招,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是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一致,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要人显然也被“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采用的 那些办法激怒了。他认为,从党的政策标准来看,康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是不能容许的。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错误的。刘 少奇劝王明坚持要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委员会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对毛连提都不提。
1943年3月30日
康生邀我们去看三个国民党特务——三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尤任说,这种“戏”以前也演过。中共领导人为了要使我们相信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是对的,居然乞灵于这种方法了。
尤任肯定这三个人会被枪毙。中共领导需要的是国民党搞阴谋的证据,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特务康生一点也不感兴趣。戏的演出效果要好,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1943年4月3日
毛泽东千方百计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为怕王明真的会去莫斯科治病,正在仓促地训练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凯丰。康生正在加紧训练他。
显然,凯丰要去当情报局长的耳目了。
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些延安同志即将飞往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刑官的那个局正极力放空气。他们的盘算倒是够简单的:重庆定会侦悉这个消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飞机通过。蒋介石不是个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领导内部保持紧张状态。
不通过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无法与王明接触的。
1943年4月6日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
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
1943年4月8日
博古同我谈话时用尖刻的字眼来形容康生,把他叫做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异己分子”。他对康生搞起来的监视制度非常痛恨。
博古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憎恨口吻谈论刘少奇。原来,刘少奇在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力求同康生妥协,甚至奉承他。显然,这就是刘少奇被留在中共中央新 书记处的原因。书记处的成员减少了,毛想有效地控制党的所有高级机构的活动。现在,书记处有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本人。我认为这不是最终的人选。中共中 央的这个机关中目前还只有三个人。
1943年4月9日
必须采取些措施来促进和维护“整风审干”运动,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当然,不是指全部知识分子,而 是指1938年以来到这儿来的那一部份人)。主席认为,而且当真认为,信任这些同志是危险的,他们首先应该进行思想改造,然后交由康的委员会去审查,异己 分子就会在那里被清查出来,然后进行集体改造。毛的追随者自然也坚持这种观点。
老干部(长征到达延安的那些人)中只有几百人还活着,干部的骨干都是年轻人,新干部至少有三万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使中共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弃上述观点。
中共中央主席把这几百名老干部看作是他“自己的”人,这样一来,其余成千上万党的工作者都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也应该受怀疑、考验和改造。
因此,所有长征以后来到延安的人处境都极其困难。捕人就是主席这个最新指示造成的后果。
现在,天天都在担心蒋介石或由胡宗南率领的一批国民党将领会打到这儿来。颁布了戒严令,虽然很难理解它有什么好处。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
问了康关于抓人一事,他显然不乐意谈,但是他说“中共领导已下令把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隔离起来”。
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夜里被抓走的。
毛讲过对知识分子和工作干部政治上不可信任之后,人人就都有日蒋特务之嫌了。
1943年4月10日
虽然“二十二个文件”中没有公开的反苏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把这些文件这么一编,再配上必读的中国小说,其目的是要助长民族自大感和反苏情绪。“教条主义者”这个叫法体现出中共领导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公开厌恶。
争取民族解放是中共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一斗争不应该使中共成为一个把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党。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阶段,共产党应该团结 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多少有点革命思想的社会各阶层,并领导起这个斗争,但是,本国的民族解放只是一个阶段,而不应该是共产党政策的最终目标。
1943年4月15日
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
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
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
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XX万岁!”
1943年4月23日
整风和抓“特务”使整个延安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蒋介石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中共领导破坏了重庆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确定了中共在革命现阶段应有的地位。共产党如取得合法地位,就能有大量的机会从事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但是,中共领导却想对国民党发动武装冲突。
1943年4月28日
尽管苏维埃政权在其发展过程中过去和现在都有极端行为,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还是非常高的。党是奋起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惟一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事业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说必须打垮“教条主义”,党相信了他,就对“教条主义者”进行诬蔑。最令人遗憾的是,“莫斯科派”没有为其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有力,不仅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而且因为他对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对人民的风俗习惯有透彻的了解。“莫斯科派”就谈不上这一点,他们尽管真心实意地献身革命,但往往都是些十足的理论家。
毛作蛊惑民心的宣传时考虑到了民族的特点,所以这种宣传针对性强,伪装得巧妙,很容易被人接受。毛利用了因外国压迫而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并拿马列主义享有的盛名来进行投机。
我一刻也轻松不下来——到处都是会议、口号、咒骂“教条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标语,还有神经紧张、面容憔悴的人们。
1943年5月—6月
1943年5月7日
莫斯科发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供我们参考:
1919年,由于战前大多数革命政党政治上的破产,成立了共产国际。它的历史作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不能将其庸俗化 或加以歪曲,促使进步工人团结起来,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动员劳苦大众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策划的战争,支持苏联这 一反法西斯斗争的堡垒。
但是,随着各国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复杂,由一个国际中心来解决各国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一点甚至在战前就已经逐渐清楚了。各国 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这有种种原因: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不同,它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不同,最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不同。
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教导,从不主张保存过时的组织形式,他们总是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以及建立这种组织的方法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 基本政治利益,适合于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特点以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任务。他们牢记伟大的马克思的榜样:他把进步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协会” 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欧美各国工人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他鉴于在这些国家建立群众性的工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解散了第一国际, 因为这个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它的任务了。
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无法召开共产国际大会,因此,特将下列建议提交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章程以及历届大会的决议对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规定的义务。
执委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所有支持者集中力量多方支持并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国及其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以便早日打败劳动人民的死敌——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和附庸。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哥特瓦尔德、李米特洛夫、日丹诺夫、科拉罗夫、柯普勒尼希、库西宁、曼努伊里斯基、皮克、多列士、埃尔科勒
1943年5月29日
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对毛派来说会是一条特大喜讯,这是我早已料想到的。但是,实际发生的事还远远超过我的预料。
这消息来的正是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去。他们为之大感震惊。
毛接到这份电报,毫不慌乱,也不用考虑——他对该怎么办早已胸有成竹了。
政治局会议由毛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它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博古告诉我有关紧急会议的情况时,他的语调和姿态把毛的欣喜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毛第二天和我谈话时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就在那个会上,主席问政治局委员究竟需要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需要马列主义干什么呢?真有必要宣传马列主义吗?”
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当然需要,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但是,运用马列主义必须使之完全适合中华民族的要求和中国的国情。
然后,主席向党的每个负责同志提出了下述任务:必须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党而奋斗。
主席特别强调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解散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但是首先必须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 须记得做解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就不行,因为有一部份共产党员、一部份党的工作者不见得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这一决 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毛泽东要政治局特别注意党内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最权威的机构是共产国际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中共中央。这些中国同志总是只听共产国际的。
这时,中共主席实际是让大家明白,对可能表现出(和也许已经表现出)稍有独立见解的人要给以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开除出党。当然,毛指的是以王明、博古和“军内反对派”成员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派”。虽然毛没有点名,但这是明摆着的。
主席告诫大家,不要低估党的队伍中敌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他们可能暗中活动,可能利用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一事积极进行宣传,因此需要发动一场严肃的、有原则性的运动来反对这样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他的应声虫的欢呼和赞美声中向政治局宣布:现在时机已到,“可以而且必须召开盼望已久的党代会”,不要犹豫不决了。
政治局兴高采烈,仿佛沉醉在节日的气氛中。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支持者们似乎感到终于松了绑,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就是我会见几个政治局委员之后得到的印象。确实,他们以前也并没有因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著称,而现在他们则甚至连起码的道义上的责任感都已丧失殆尽。
紧接着是刘少奇发言。从前他对康生的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审干不满,对王明表示同情,可是现在这些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少奇重复了毛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 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
我对此不予置评。
1943年6月2
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好像要急剧恶化,因此,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前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重要电报。电报除了谈旁的事情外,还劝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个领导尽可能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事务关系。
可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的会议上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
可以预料,暗地里破坏同国民党联盟的策略将成为中共领导的正式方针——可以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所遭到的命运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按照历来的做法就此问题通过了他们自己的决议。决议命令共产党的所有军队不得对中央军采取任何行动,绝对禁止擅自行动,以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时毛泽东就指示,不要把中央政治局关于尽全力与国民党保持正常关系的决议发到各根据地去。这个决议后来宣布无效,并且撤回了。
1943年6月3日
苏联不仅提供军事物资和贷款,而且还提供空军来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许多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在中国上空作战,这些飞机都由苏联人驾驶。特别 是在建立统一战线时,中国空军及其飞行人员实际上已被摧毁,这种援助就尤其宝贵。苏联空军承担了中日前线各个防区的空防任务,在很短时间内使日本遭到惨重 损失。(我们的图波列夫轰炸机对日本的主要空军基地福摩萨的有名袭击就是一个例子。)
我首次奉命来中国时正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并得到加强的时候。我回想起当中国人民得到这个消息时是多么积极热情啊。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来克服国共之间的敌对,友好的接触建立起来了,并立刻使日本多次遭到联合力量的有力打击,大好河山因而未落入侵略者之手。
我记得那笼罩整个中国的热烈情绪,那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那要求联合起来抗击敌人的愿望,以及那克服投降情绪和改编军队的种种措施。
世界进步人民欢呼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对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企图用刺刀和绞架在亚洲建立其统治的日益加剧的侵略无疑是个有效措施。
记得那时候,对八路军战士或中共党员来说,见到一个苏联人或得到一枚苏联徽章作为礼物,那意味着什么呵!
从那以来变化很大,整风运动就有一种明显的反苏味道。
1943年6月4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决议,这是整风运动的合法依据之一。像往常一样,决议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只是一种掩饰。
1943年6月12日
刑官的活动根本不是背着中共中央主席干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观点一致,这当然就不存在什么欺骗行为。
康生的胜利在于他看透了毛泽东的真正欲望,而成为实现他的欲望和要求的人,成为他须臾不能离开的人。
王明经受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拍康生马屁的金(我不能叫他金医生,因为他是个杀人犯,不是个医生)通过他的“治疗”给王明的健康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害。要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个“处方事件”,他就活不长了。39岁的王明成了个长期病号,他至今卧床不起,非常衰弱。
但肉体的痛苦还仅仅是灾难的一部份,王明吃够了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进行镇压的苦头。毛把王明看作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陈 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最大的异端分子”。这就把王明孤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保持哪怕是最起码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写这几行时脑子里浮现出毛的形象。我听到他轻轻的、不慌不忙的步履声。我感觉到他的握手——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我见他坐下去,身子在扶手椅里舒 展开来。我感到而且看到他那严加戒备但由于含着心不在焉的微笑而不显粗暴的神态。他裹着一件短上衣,全身懒洋洋的,显得很舒适。在他周围散发出一股很浓的 烟味。他的房间总是很凉,他不住暖和的屋子。他是多么容易激动啊!他还常常会漏出几句粗话来。当什么事情触怒了他,他又是多么粗暴啊!
1943年6月15日
我不敢漠视延安可悲的现实生活实际上天天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不敢说谎,也不取妥协态度,严格检查我写的每一个字,无数次地校对我的底稿。
我研究问题的方法太死板了。这是多年来养成的方法。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讨厌联共(布)的经验的。他害怕使他与所有共产党员处于同等地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也是他憎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之一,他轻蔑地称之为“教条主义”。
只要玩弄马克思主义能保证扩大他的权力,毛泽东就在表面上接受它。可是一旦马克思主义开始限制他的权力,他就对之宣战。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暗地里进行的战争。
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才智和学识都不足以在民主基础上领导全党。“教条主义”(毛的说法)谴责他一直热衷于追求权力,这种谴责是中共中央主席不敢承认也不允许它发生的。
根除“教条主义”意味着在党内确立毛泽东的统治和要求全体党员的士兵式的服从——这就是整风的目的,也是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一再延期的原因。毛泽东怀 着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革命狂热,以民族主义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在长达几乎十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历次会晤使我对他有了足够的认识。他的学问是冒 牌货,实际上肚里空空如也。
1943年6月22日
我们单枪匹马地对希特勒德国作战已进入第二年了,盟军只有少量部队在非洲作战,对德国只进行过几次空袭。
几百个德国师正在苏联境内作战。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阔战线上,千百万人失去了生命。
日本电台的广播员在谈到同盟国对日本列岛本土的空袭时说:“我国人民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任何恐慌和混乱!后方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神圣的国家,有着无比古老传统的国家,抱有不屈不挠的信念。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在勇敢而坚定地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任弼时只要一开口就是谈他的病,说他需要到苏联去治疗。至于谈到政治问题,他毫无独立见解,事事都附和毛泽东。总之,只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而已。
朱德对苏联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他和蔼可亲,生怕得罪客人和朋友而乐意去做一切事情。他总想知道我们前线的消息和关于苏联的政治及经济生活方面的问 题。不像毛泽东,他不拘细节,态度随便,还打打排球,并不怕因此而丧失尊严。他也不在乎和朋友们跳跳舞,打打牌,而他在军事方面是何等地有能力啊!
现在,他也在“洗脑筋”了。
1943年6月24日
在抓国民党特务。这儿究竟有多少特务呢?谁给了毛泽东这种怀疑每个共产党员都有通敌之嫌的权利?这是种什么样的权利,是自封有至高无上的聪明才智的权利吗?这种自命一贯正确、好为人师的倾向实际上在每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
跟这种自以为才智超群的人打交道多困难哟!周到的礼貌,斯文的态度,温和的谈吐,其中所包藏的残酷该是多么难以捉摸啊!
1943年6月30日
康生对各种可疑分子态度特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特区里真正的日特、国特和其他的特务,只要尊重康生,那就不会碰到什么危险。形形色色的可疑分子,受中共领导官员信任和保护的该有多少啊!可是,刑官的情报局所宠爱的人中就没有忠诚的共产党员。
党、政、军机构的工作都瘫痪了,到处都充满着敌对的、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康生指挥下进行的镇压活动确实使全党都发起高烧来了,这使共产党员感到痛苦,有的人想通过“正统”的表态使自己逃过这场灾难,有的人则希望别引人注意,混过这动乱的日子。
康生在党内不得人心,但他也安插了他的人。打小报告,在会议上通过揭发来指控别人——这就是中共党内生活的全貌。
中共部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部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
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占领者。而在特区,却正煽起反国民党的情绪,更加不顾一切后果。
毛泽东情绪高昂。
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拈花一周微2012-01-23 04:00:22
-
拈花时评:
今天是大年三十,上来一看,大部分朋友还都在忙着针砭时弊,真是辛苦你们了。是你们令中国变得更好,更可爱,更美丽,是我们在让这个国家走向良性循环。祝所有的新旧朋友们龙年身体健康、雄图大展、笑口常开,拈花在此给大家拜年了!!!
拈花时评13:
幸亏19日是北风,而起火工棚南侧紧临的大连市48中学,学生已经放假,否则大火和浓烟一旦殃及北侧的高层居民楼,后果会不堪设想。在现场,时不时能听到 玻璃爆裂的声音,10楼往上的居民玻璃都有炙热的手感。期间,有多辆消防车分两次增援。目前,起火、爆炸原因和伤亡情况不明。
拈花时评13:
由于现场户外高大广告牌的阻挡,消防队的灭火水笼头只能从顶部灭火,无法直接喷射到明火上,所以基本对灭火没起到太大的作用(由于火势巨大,水柱在半空即 被浓烟蒸发,根本到不了火上),等到全部的工棚自然烧毁,消防队员才设法进入较近的区域,对准残剩的明火进行扑灭。
拈花时评13:
由于现场户外高大广告牌的阻挡,消防队的灭火水笼头只能从顶部灭火,无法直接喷射到明火上,所以基本对灭火没起到太大的作用(由于火势巨大,水柱在半空即 被浓烟蒸发,根本到不了火上),等到全部的工棚自然烧毁,消防队员才设法进入较近的区域,对准残剩的明火进行扑灭。
拈花时评13:
1月19日下午,大连市西安路地铁口附近发生剧烈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大火是从下午两点多烧起来的,从靠近电车道的一端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火苗一度冲到 10几米高,浓烟四起。等消防车赶到现场,大火已经向东烧过了三分之二面积的一处建筑工地工棚,期间至少发生了一次爆炸,碎片漫及约10层楼高度。
拈花时评13:
关于活埋二百人的事情,我估计下手的人是不怕的,国宝有的是亡命之徒。怕的是下命令的人,因为到下这种命令的时候就当真是风雨飘摇的了。到清算的时候,大 家都会盯着下命令的人的,估计他心理负担一定会很重,重到放弃下命令!他可不是习惯拼命的人,养尊处优惯了,有那份胆量?
拈花时评13:
最新调查发现,印度政府对美国发动的所谓网络攻击其实很可能来自中国。中国黑客从相关的个人电脑下手,通过网络的人际交流顺藤摸瓜,攻陷目标网站的安全防护,获取秘密资讯。这种手法被称为“混合攻击”。初步调查发现,被攻破的是美国全国外贸理事会的网络。
拈花时评13:
听说活埋二百人的“传说”了吗?我猜想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们在数手指,算算自己会不会排入二百名以内?排入的会不会往回抽抽?排不上的会不会努力往前窜窜?估计也往回抽的多,呵呵,好玩!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有温文儒雅之感的原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经深入调查之後,这个前上海一把手生活之腐败实令人吃惊。固定的情妇更不止一个,除了 广泛流传的他与一名内地首席名模、女大学生等有染外,据称,陈良宇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其中两名成为了他的长期情妇。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被“双规”后,广东卫视女主播李泳被曝不仅为陈的情妇,并参与其违纪活动,当中涉及港澳黑社会问题。陈绍基案发后,李 泳密谋潜逃,在北京准备出境时被警方截获带走。除了主持人李泳,广东粤剧院著名花旦蒋某也涉嫌陈绍基案。据说,陈是当今贪色高官中最有“雅性”的。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达州市建设银行达钢分理处副主任肖洪波,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通过直接收取客户现金不入账、私下打印假的银行对账副本等手段,大肆侵吞银行公 款413万余元。他从1997年至2001年6月的几年间,他一共包养了7个!最小的情妇包养时年仅16岁,最大的24岁。.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在黄小姐连吹了几次枕边风之后,冯开始思考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到钱的妙计。几日后,他终于苦思冥想出一个化公为私的绝招。冯戈宁决定动用公款让黄英姿炒股。短短的4年多时间里,冯戈宁与情妇黄英姿先后贪污、挪用公款高达390余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海南省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冯戈宁包养情妇百万公款炒股票。冯戈宁出差来到广西柳州市的某机电公司办事,结识了在该公司工作的黄英 姿。黄小姐楚楚动人,着实打动了冯戈宁的心。黄小姐也打心里仰慕这位有职有权的冯总经理。包养情人是要花钱的。但弄钱对冯戈宁而言并非难事。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这一怪论的“精髓”就是权色交易。从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蒋艳萍“玩”得团团转,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蒋艳萍,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商场仓库保管员,在短短十多年间,官运“亨通”,直攀升至副厅级的湖南省省建工集团主抓经营的副总经理。秘密是 什么?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玩人”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拈花时评13:
只要你当上厅级以上的官员,或者国企老总,一年光是公款报销几乎是完全没有限度的,弄个三、两百万跟玩似的。少将的清水衙门,当然无法相比。有她的朋友描 述黎小淋家里的门把手都是镀金的,装修得跟皇宫似的。少将当然要比的,跟那些十亿二十亿的富豪相比,月收入五、六万简直就是讨饭的!同情少将啊!
拈花时评13:
看了一条帖子,说少将月收入五、六万却声称清贫,网友好大一通揶揄。其实少将说的是真话,象他这种“开国元勋”的儿子、孙子谁不趁个十亿二十亿的?当个国 企老总年薪都过千万了,还没算大头。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每日的公款吃喝就达3.4万,一年要一千二百万全部报销还是普遍现象,少将当然心理不平衡了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副部级的海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耀祺虽然年过六旬,但却看上了公司办公室24岁的服务员王某。李耀祺以在香港经营需要为由,为王某办 理了赴港定居手续,实际上是“金屋藏娇”。当王某为李耀祺生下两个男孩后,李耀祺先后给王某200多万元港币和40万股“大东海”股票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赵增军从在任绩溪县县长的时候起,就曾将一个20岁的小情人,通过“床上功夫”,一路把她由平民百姓升到乡党委副书记、乡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妇联主任等职,被人称为典型的“从床上”到“主席台上”的干部。.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委书记、宣州市委书记、宣城市常务副市长和宣城市委督查组组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和索取25个单位及个人的贿赂152万余元人民币、6698美元的现金和物品。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这些情妇除了与他保持非正常性关系外,还是李大伦敛财的“贤内助”,许多建筑老板和矿老板要想公关李大伦,一般会选择从其情妇入手。据了解,他有一个情妇一次就从请托人手里收取了30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利用职务之便,涉嫌与家人等共同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1434.4001万元,尚有1765.2958万 元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李大伦的情妇已经达到两位数,据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他的固定情妇有4人,有的是企业员工,有的是宾馆服务员,有的是社会的生意人。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北京市宣武区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侯培铎受贿案,正是暴露于情妇之间的争风吃醋。因侯妻身体不好,侯找了个保姆秦某来照顾她,很快便非法 同居长达十年之久,期间秦某为侯生下一女。此后秦某出国,侯培铎又找来新的保姆蒋某非法同居两年,秦某回国后发现侯与蒋某同居,一怒之下将侯举报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此官员,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包养情妇一度已到了公开、半公开的地步。一些腐败领导 干部公然带着情妇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互相攀比炫耀。省纪委已查明,吴光华长期和4名年轻女子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海南省工商局原局长马招德,为包养情妇出手阔绰,数目惊人。在海南为其情妇徐某花了15万元;在徐某回重庆后,马招德仍旧情难忘,陆续往徐某的银行卡内汇入23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王德伟在与因重大银行诈骗案而被判死刑的案犯范起明的妹妹在宾馆多次私通后,竟敢违法为范起明办理了“取保候 审”手续,让范起明逍遥法外。范起明从在押犯罪嫌疑人陈浩生、曹德才处分别收取了20万元和10万元,作为要王德伟违法办理“取保候审”的“活动经费”。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副部级的海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耀祺虽然年过六旬,但却看上了公司办公室24岁的服务员王某。李耀祺以在香港经营需要为由,为王某办 理了赴港定居手续,实际上是“金屋藏娇”。当王某为李耀祺生下两个男孩后,李耀祺先后给王某200多万元港币和40万股“大东海”股票。.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余永恒贪污受贿20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钱就花在了他供养的两个情妇身上。.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号称汽车大王的原青海汽车制造长厂长兼党委书记禹宝森,花费大量公款先后养了多名情妇,长期与7名女子公开一起吃喝淫乱。众人敢怒不敢言。.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四川省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赵甫安,贪污受贿达100万元,此人用公款买房多处养了多名情妇。
拈花时评13:
@ 陈锦云 : 他是一个57岁的农民。他是一个有20年杀猪经验的屠夫。他还是一个“民选”的村长。2012年1月15日,在河北承德县刘杖子乡政府,他干了一件大事。 他杀猪的剔骨刀捅向了这个乡权力最大的两个人,乡长、书记。然后,他泼出一冰红茶瓶装的汽油,火烧乡政府。他叫高井合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四川省成都市交通局长石全志是一个怀有恻隐之心的贪官,他贪污挪用公款100多万,其中竟用近10万元赎出和安置了两名按摩女。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孙瑜先,不仅涉嫌“权钱交易”在漓江补水工程和相关配套项目中受贿不下4000万元,还涉嫌“权色交易”长期与不下四位有夫之妇保持着“密切关系”,而其中一女的丈夫“忍无可忍”,随向有关部门举报。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王华元曾由於“男女关系”问题,以及“违反组织纪律私自到香港”的记录,没能升上少将,以大校军衔退伍。多年来,广东各界不少人对王华元怨声载道。但就是这麽一个人,却不断升官,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毕竟作恶太多,但其中的奥秘有谁能说的清楚?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随着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被揭露营,其情妇也一并曝光。据透漏,一位陈姓商人为了巴结王华元,不惜将自己年仅二十多岁、“身材绝对是一流,既有东北女人的野味,又兼具江南女子的柔情”的女朋友王美玲奉上,并为王华元生了一个儿子。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原科长王俊平包养两个情人,“二奶”知道后去王俊平单位哭闹。2003年2月5日晚,王俊平雇用“三奶”的弟弟,将“二奶”及其女儿杀害并焚尸。2005年5月17日,王俊平等人被执行死刑。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旁听观众听到谢鹤亭的陈述,不禁哑然失笑。“你给情妇开价月薪12000元港币的工资,是清醒还是不清醒?你在澳门赌博一次性下注80万元 港币的筹码,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被你改名为天龙公司,一下子丢掉了价值难以估计的无形资产,是清醒还是不清醒?”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谢鹤亭。短短几年的时间,谢鹤亭在香港玩女人万金买笑,在澳门进赌场下注惊人,结果,一个好端端的 国有企业竟然被他“吃”垮了。谢鹤亭为自己申辩的理由是,他患有精神病,许多犯罪情节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有些犯罪情节是上了坏人的当。
拈花时评13:
秀才江湖: 疑点重重?杀人灭口?义乌文化局的稽查中队长借给吴英4.7亿元,哪来那么多钱?还有大小官员、公务员,哪来的钱?多少钱?太多秘密、太多黑幕,吴英不死,他们如坐针毡?#分享视频# 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
拈花时评13:
@熊飞骏: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四十年前全民反美的岁月,苏联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举解除中国核武装。苏方为此向美国政府试探, 尼克松政府不但严词拒绝,声言美国绝不会坐视,而且以假情报迷惑苏联,让他们相信美国政府已下令三军处于紧急状态,中国从核毁灭边缘奇迹般获救
拈花时评13:
@曹盛洁:吴英父亲透露,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写联名信,要求判吴英死刑。一审后,这些官员又到浙江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而吴英曾举报7名 官员。官员联名要求法院判处一个罪行难以界定的女孩死刑,真是天下奇闻。请向媒体公布吴英举报的7名官员的姓名、及联名上书官员的姓名!
拈花时评13:
@龙兄:近日有个广东的官员被调查,有人提出为何不让他过完春节再调查。听说一位纪委的人透露,曾有个官员本来要在春节前双规他,正是考虑让他过春节,到 节后才双规,结果过了一个春节,他受贿多了一千多万!这个贪官知道后,责怪纪委为何不早双规。这事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我想是“真实的谎言”。
拈花时评13:
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假如我有一天也成了“名作家”,请千万不要崇拜我!读我文章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是我说的你就不假思索地接受。请你认真思考,错了请 你指出来,发觉我在欺骗请你指着我的鼻子臭骂。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奖赏,因为真正的“作家”是引导人思考的,而不是给一个不假思索的答案!
拈花时评13:
最近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是我发现国人听人说话的时候,决定是否相信时不再是看是谁说的,而是说得是否有道理。无论是韩寒这种“大众偶像”还是杨振宁这样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局可以花大把的银两买人替他们说话,却没多大效果。国人被欺骗了六十多年,终于看清楚了某组织的嘴脸,名人不管用了!
拈花时评13:
“长征”途中,红军大部份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宣传招兵,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文章认为,何涤宙的《遵义 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何涤宙的文章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
拈花时评13:
老红军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中共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 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中共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拈花时评13:
据悉,古蔺县政府以1万余元一亩强征村民土地,再以100余万一亩卖给开发商;政府以250元—400元一平方米强拆民众门面房屋。开发商卖给民众的门面 要1万元余一平方,住房要3000余元一平方米,双方价差高达十几倍,成凤敏说:“政府以这么低的价格补偿给我们,让我们无法接受。”
工人小萝莉:1月16日,广西日资丰达电机(南宁)有限公司近万工人大罢工,抗议公司不发年终奖金 罢工的起因是由于年终奖与往年不同,今年该厂只发给管理阶层,引起基层员工不满。另外,1月21日才放假,年初七就要开工,回家呆不到几天又得坐车回来上 班,公司不给员工请假也不让员工辞工。
拈花时评13:
同为映月村6组的喻真林之妻成明叶惨遭强拆,绝望点火自焚时被及时救出,喻家近50万元的赔偿款仅拿到不足5万元。政府出动几百人在彰德建国村1组强拆村 民王义德家的商住、圈舍一体的500余平米房产,并将全家4人抓走,全家全部财产被抢,辛苦30年才挣来的68万现金也在拆房过程中不翼而飞,3辆摩托车 被抢走
拈花时评13:
她丈夫的眼睛、身体其它部位也被打伤,她被非法关押5天,此前她曾多次被打伤及关押。:“我12月30号才被放出来,现在家里还有两人被警察打伤在医院住 院治疗。”曾正勤还说,村民何武充由于家被强拆,绝望中的家人含恨服毒自杀。“这里的老百姓生活的太苦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政府根本不管他们死活。”
拈花时评13:
映月村8组村民曾正勤和曾正邦、曾正田、曾正书四兄妹共计600(地面)平米的房产遭暴力逼迁。她以自焚抗强拆,房屋才未被最终拆除。去北京信访局上访无 果,去北京公安部上访,被警察殴打出来:“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11年领导来古蔺镇为一工程剪彩,镇长防止她去喊冤,又派警察把她打伤
拈花时评13:
他表示,由于非法强拆补偿不合理、不到位,很多村民无法生活,无奈以选择不归路来表达对政府的抗议。年关将至,很多村民无家可归,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 持。他的一个亲戚李启会,由于前后两次被强拆住房和厂房,政府拒不还房,多次诉求无果,悲愤过度,上吊自杀身亡。家人抬尸到县政府以示抗议。
拈花时评13:
古蔺县古蔺镇映月村1组村民成凤敏对记者表示,自家经营的烟花企业、歌舞厅、住房总占地面积540平方米,遭政府强拆,累计财产损失价值高达500万元, 政府仅赔36万元。由于多次上访,他被当地政府打击报复,家住所、电话被长期监控,他多次遭到殴打关押、遭死亡威胁。
拈花时评13:
被称为“郎酒之乡”的四川古蔺镇近万村民房产在去年11月25日又遭政府强拆,多位居民家破人亡,村民们不知该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新年。自2007年6月古蔺县古蔺镇实施万人大拆迁行动以来,该镇数万亩森林、耕地、良田遭到严重破坏。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姐妹三人吵嚷着要开办“公司”。马德不敢怠慢,拿出10万元,毫不吝啬地交到她们手中。姐妹三人说要到外地“旅游”,马德就像哄小孩似的,又拿出了5万元,作为“路费”以示真诚。一个市委书记如此下贱,令人发指!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马德的情妇们,有的是”三陪小姐”,有的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与“三姐妹”搞集体淫乱。三人为把马德控制住,抓住了他的“软肋”,姐妹三人 在与马德一次次偷欢后,偷偷地保存了一些证据,作为日后可以威胁马德的把柄。姐妹三人当着马德的面说没钱了,马德立即答应,分别送去一万元人民币。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不仅卖官受贿,生活上也极度奢侈糜乱。在市委书记任上,他先后与多名女人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热衷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声色犬马,情趣庸俗,品德低下。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为了稳定班子团结的大好局面。干部们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每当村干部吃喝玩乐后,会按照本次消费的总金额,算出平均数,然后补发给没有去消费的干部。这个故事颇耐人寻味。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辽宁省辽中县肖寨门镇三西村支书李玉金带领村班子8人共同致“腐”,“腐”的方式之一是利用公款找“小姐”。但8个村干部中有个妇女主任, 这样,在一起嫖娼是绝对不能“共同”了。男干部用公款嫖妓,妇女主任就认为自己吃亏,为集体省了钱,她更是觉得吃亏,因此经常闹出些“不团结”的事情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韩寒说他那篇预先写好的回应郑钧的文章只让朋友改了两个错别字,但是他在2007年4月写的《卡门的自我修正主义》里却说:“修改几个字,发 了”“至于修改了哪,就是我唯一没有料到的地方,我草稿箱的原文是一篇,不料他一下发了两篇,我就稍微加了点话。”也即前面一段其实是由朋友加的。你信?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韩寒的答复博文,相信是他本人写的。多上过几年学的枪手应该不会写下这些话:“你为了你的事业45岁头发就秃了,我给你这么来几句,你他妈的会 不会胸闷。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最下流的招数,”“证明你精子活力比较差,综合了你老婆必然偷人和你精子活力必然差,证明你孩子必然不是你的”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韩寒说他那篇回应郑钧的文章是预料到郑钧会如何反应而事先写好了,等郑文发表后,告诉一个朋友其博客的密码,“并让他帮我修改了两个错别字迅速 发表”,以此否认由该朋友代写开头和结尾两段。原来韩寒不仅能未卜先知地料到郑钧会用什么措辞回应,而且还能料到郑钧会连写两篇文章回应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韩寒说:“至今还有不少朋友有我的博客密码,因为我‘的地得’不分,错别字也多。这个是我的写作特点,如果方舟子和麦田不懂得什么叫写作风格的 话,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特点来判断我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既然错别字多是风格,还专门给了不少朋友博客密码改错别字?原来有个改错别字的团队。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韩寒说:“方舟子先生说,我有一篇回应郑钧的文章在郑钧发表文章之前就发表了。这个有问题。”他从哪里看到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是他在梦里看到的,还是他的团队帮他看到的?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我偶尔看到韩寒成名作《杯中窥人》(据说应该叫《杯里窥人》),纠正了其中一个拉丁文的拼法和解释错误,此外对此没有任何评论。韩寒却说我说他“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写了一大段为自己有这个能力而辩护。他从哪里看到我的这个说法?心虚眼拙?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仔细看韩寒的声明,原来2000万是要奖给代笔的人,而不是证明有代笔的人(“任何人可以证明自己为我代笔写文章,或者曾经为我代笔,哪怕只代笔过一行字,……均奖励人民币两千万元”),各位还忙乎什么,即使证明了有代笔也是在为人作嫁衣裳,都散了吧。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看了韩寒的成名作《杯里窥人》,里面竟用了拉丁文:“拉丁文里有个词叫‘Corpusdelieti’,解释为‘身体、肉体’与‘犯罪条件’, 可见罗马人早认识到肉体即为犯罪条件。”拉丁文拼错了,应是Corpus delicti,也解释错了,原意为犯罪的证据,Corpus指虚拟的体(证据体),与肉体无关
拈花时评13:
@方舟子:韩寒现场作文《杯里窥人》引经据典,列出参考文献,还能扯上不常见的《舌华录》一书,宛然博闻强记的少年学者。但是一年后接受电视采访,被问及 为什么《三重门》取这个书名时,却说“记不得了”,像换了个人。视频见(第23分开始)http://url.cn/1QKsz5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肇庆市劳教所所长周枝养、副所长马乃然等人无视党纪国法,利用职务之便,多次用公款带“三陪女”在外吃喝玩乐并进行嫖宿活动。据调查,周枝养嫖娼挪用公款费用难以统计。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熊庆平,在任樊城区常务副区长期间挪用防汛款5万元,贪污1.75万余元,主要用于公款嫖娼。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企业指导处副处长谭佩山常,这个抱定“吃喝不犯罪”的副处长两年来伙同局办公室财务室会计李干忠、出纳员吕秋贪污公款23.6万多元,用于吃喝、嫖娼,进出于50多家酒楼,集体嫖娼达100多人次!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而此刻的池州,一场因偶发争执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却愈演愈烈,最后失控。事后,在安徽省委彻查之下,何闽旭交代了自己“不作为”的缘由,并把受贿的事一并暴露出来。有如此官员,百姓何来安宁?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人人都知其人是个花花公子,情人们众星捧月般围拢在何省长的周围,何长期沉醉温柔乡而“无作为”。2005年6月25 日,与情人到九华山去散心。深夜,何的手机响个不停。对方说,池州市里发生一起打架闹事事件,向他请示怎么办。好事被“破坏”了,何闽旭大怒,索性关机。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他们很变态,不用安全套,还玩了很多花样!」就读中二的少女王清,回想起被迫卖淫的惨痛经历,羞愤不已。据指出,去年初王清被朋友刘女哄骗到前司法局宿舍,即惨遭强暴夺去初夜。干这些勾当的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当地某中学的教师。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近年来官员嫖幼成了“时尚”,浙江临海市日前气象局副局长池全胜为「买处」,虽明知被迫卖淫的女童未满十四岁,且对方曾哀求放人,但池仍强行与女童发生性行为。据悉,嫖客另包括市人大代表。.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但网上对卢的处罚议论纷纷,卢局长如果不知小女孩是处女,经常沾花惹草的老卢同志舍得破费6000大洋?官官相护是腐败难以治理的根源之一!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47岁的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税务分局局长卢玉敏,因花6000元“买处”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其不知道该女子是年仅13岁的初一学生, 宜宾县公安局对卢玉敏以嫖娼罪作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金5000元的顶格处理。这位卢局长还厚颜无耻地说:“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但她告诉我她已经15 岁了。”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深圳市长许宗衡落马当然也逃脱不了中国内地官员“出事”的两大陷阱:女人和金钱。许宗衡被“双规”之后,香港媒体迅速传出许宗衡是因与某一 女明星有染而出事的传闻,闹得国内众明星纷纷出来洗白自己。俗话说,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而深圳市长巨大的金权更令无数女人为许宗衡“著迷”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河北国税局长李真曾是一个“少年政界奇才”,28岁即成为省委第一秘书,5年间升为厅级干部,34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国税局局长。一 些达官显贵纷纷向他靠拢,在他的周围,不乏名玲女优,本性风流的李真如鱼得水。李真是中国官场最具典型的一个例子,小人得志,靠主子无法无天。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规划局原局长钟福生等多名县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管路权谋财贪色,相继被查处。与此同时,李国蔚利用手中的权财,长期与多个女人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并多次参与嫖娼活动。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通州市城建监察大队张芝山,喜欢带部下一起嫖倡。根据俞江明的交代,俞带出去的人员去海门市三向等舞厅嫖娼,均有固定的卖淫女。年已52岁的俞江明最后到了一日不嫖就无法生活的地步。.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谢明中不仅贪财,也很好色。文昌市的干部群众发现,一些有姿色的小学女教师、女高中毕业生、酒店女服务员陆续被谢明中非正常地安排进了公务 员队伍。 谢明中的做人原则是,工作和捞钱找女人两不误、一起抓。长期以来,表面上绚丽夺目的政绩掩盖了他在阴暗角落里的腐败勾当。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海南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因索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500多万元,在海南,谢明中一向“口碑不错”,他能说会道,“敢闯敢干”,经常在大会上脱稿演讲,一讲几个钟头,一度曾以“百年一遇好书记”闻名,出事之后社会上颇感意外。
拈花时评13:
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绝不应该为(斯大林)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 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拈花时评13:
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 “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拈花时评13:
17日数千名来自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望岗村的村民到市政府前,手举〝打倒贪官〞、〝还我耕地〞,〝我要吃饭、我要生存〞、〝打倒村支书记贪官〞等旗帜,抗 议村书记黎志航贱卖农地,并侵吞逾4亿元人民币资金,村民更称要学习汕尾乌坎村的村民,〝不解决问题绝不回村〞。当局派出数百名警察到现场戒备。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州市纪委公布了花都市副市长何伟,收受了巨额贿款。何伟不仅贪财而且好色,长期与女服务员赵某发生不正当关系。95年初将赵某调进了其主 管的花都市西城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工作。此后,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并将这种不正当关系一直保持至案发。案发前,何伟还送给赵某人民币10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温州市鹿城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浙江第一贪王天义,贪色很有特点。专门有人为其张罗、充当掮客。掮客张某给王天义打电话有事找他。王的 回答干脆:“我正开会,有事,再说,再说。”便摁了手机。当张某改口说“有个小妞介绍给你”时,王:哪里的?长得怎么样?会议就好了,我马上来。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用官位进行权色交易,他把女打字员提拔了,而且,从区规划分局副局长到局长,再到市规划局党组成员、市规划展览馆馆长等职务,平步青云,一 路顺风!唐薇靠着蒋勇这棵大树,蒋勇则利用制度漏洞和权力威风,耍尽手段和手腕,为唐薇拉项目,同情妇赚个盆满钵盈。
拈花时评13:
@新启蒙熊伟:鳥坎村选举第一步,村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定于2月1日上午9时开始进行。一人一票选举.村委会大院灯火通明,林祖銮在三楼正在主持会议。在一楼,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选举公告。
拈花时评13:
@新启蒙熊伟:今天林祖銮成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但乌坎村并不平静。省工作组情况通报会结束后,一名年轻人拦住我,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回复是村民朋友。 回头发现他跟在后面,并用手机对我拍照。村民发现情况异常后,将我护送离开,此人跟了一段,看见村民很警惕,也不敢跟了。大概将我当成境外记者了
拈花时评13:
今天是林祖銮就任鳥坎村党总支的第一天,从早晨起来就看到他不停的在忙,村中的事务,千头万绪,真是辛苦了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中午村民告诉我,村中黑势 力已放风要对付林叔,村中已出现不明身份的人。村民已加强了戒备,一些警戒措施开始实施,鳥坎村民在保护他们的领袖。鳥坎,风欲停而浪不止。
拈花时评13:
@新启蒙熊伟:【乌坎村民获得阶段性胜利】上午的省工作组情况通报会,东海镇党委负责人宣布林祖銮担任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乌坎村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 组长,负责领导乌坎村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下一步,乌坎村将按照《村组法》的规定,选举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村委会等。现场村民一片欢腾
拈花时评13:
春节临近,乌坎村民正在换新春联了。和林祖銮先生商量,他也很希望今年的新春联能有宣传村民自治、人大制度、保护土地等新内容。前日和@笑蜀 先生商量共同发起为乌坎村民征集新春联的活动,但事多,一直未开展。现在也想征求博友的建议。我胡编了一个:一人一票选代表(村民代表),村民自治喜洋洋 。
拈花时评13:
@新启蒙熊:村委会大院的选举筹备会议结束了,回来的路上经过薛锦波的灵堂,有村民在守候,也有村民在上香。村民在忙于准备选举,但并没有忘记薛。外界不要将两件事对立起来了,不要影响鳥坎来之不易的选举。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重庆原规划局局长蒋勇因受贿案发,在蒋勇的人生当中,有三个女人走了他的生活。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漂亮的大学教授,也是一个贪官的受害 者;一个是“窝边草”,即从办公室打字员坐飞机升为重庆市规划局党组成员、市规划展览馆馆长柳婷;一个开皮包公司洗钱的唐薇。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不只创造了近两亿受贿数额和单笔受贿1亿6千万的最高记录,而且以无人匹敌的“能量”和“肚量”成就了史上身价最高的 情妇,一个项目就让情妇李微挣了几千万元,并与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共与李微淫乱。陈同海每天用在吃喝玩乐上的花费达4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情妇王某要一套长沙的房子,雷渊利让每个乡镇负担100万元为其建了“奇迹工程”;邱某多开了14万元发票,雷渊利立即批评:“做手脚也要 图个吉利才好啊!”于是,邱某马上虚开发票多报18万元。随着一个男婴呱呱坠地,50岁的雷渊利从此开始巨额的父爱“投资”。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人称“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包养了七个情妇。在任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区委书记时,雷渊利找 了其第一个“小蜜”———17岁的某宾馆服务员唐某。雷渊利在她嫁人生子后,还驱车前往看望她,并陆续寄给她31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梁冠中是河西化工机械公司企业公安局局长。00年,梁冠中结识了当时29岁的有夫之妇李某,成为李某的情夫。梁冠中为李某购买了一套价值 16万元的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及一辆宝来轿车。但李某要成为梁冠中的正式夫人。为解后患,梁冠中伙同他人将李某杀害尸体分解分尸后抛尸。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情妇先后有支某、王某、黄某、陈某等。94年,董锋就与称呼自己“三叔”的支某发生关系。董锋还强迫妻子观看他 们做爱,不看就报以拳脚。这种“一夫二妻”的同床生活长达数年。董锋之妻睢传侠忍无可忍,多次上书举报董但多年没有结果,均不了了之。
拈花时评13:
祥林嫂丈夫: 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率先投入到食品、茶、酒类等行业中来,被臻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 十几个。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东北的大米基地、武汉的水产品养殖基地、云南的茶叶种植基地、内蒙古牛羊肉等基地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聪明的赖昌星看出杨前线对女人心思,又送了个倾城倾国的美女周兵给杨前线,并为两人姘居提供多处豪华住宅。97年,周兵在美国产下她与杨前 线的私生子,取名龙龙。专案组证实,赖昌星三年多来,在香港二十多次拨款到周兵个人银行账户,金额达1000多万元港币,供她与杨前线生活挥霍所需。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一生中最大的追求除了当官,就是征服女人。蔡惠娟原是某部队医院的护士,后来转业到了厦门海关。一心一意跟着杨,扮演 着“地下夫人”的角色。杨将蔡介绍到香港远华公司当挂名“副总”,赖昌星知道她和杨的关系后,从来就不敢怠慢她,反而事事让着她,讨她欢喜。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屁股”简直就是她升官发财的本钱。虽然已经年过半百,竟然前后花500万元去香港、上海等地浑身上下整容。为了让她的臭“屁股”青春不老,光臀部整形费就达50万元。被人们笑称为鞍山市“最美丽的屁股”。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辽宁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这位税务系统的女强人,从一名普通的税管员到税务所副所长、所长、市国税税政科副科长、科长,直至当上市国税局 局长。其一路发迹,全靠“睡”出来的。她不但提升靠“屁股”,发家靠“屁股”,为摆平自己的腐败问题也靠“屁股”。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湖南省绥宁县委原书记陈小松。正是为了摆脱情妇刘某的纠缠,才走上了受贿的道路。陈小松之所以从一个有着锦绣前程的年轻干部沦落为阶下囚, 都是从他放纵自己、贪恋女色开始的。最后,情人的高消费成了陈的一个沉重的包袱,直到东窗事发,众多情人的开支到了陈小松无力承担的程度。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深圳罗湖公安分局长安惠君靠权力诱惑让男人上钩。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她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基层警员单独跟随她前往外 地。聪明的“上钩”者回到单位后就会迅速获得提拔和重用;对于不识相的或者“过分老实”的下属,她会以“有待磨练”等理由让他升职无望,打入另册。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其“相中”一位上级领导是个“帅男”。于是将这位上级领导骗到宾馆,把装有五万元的信封往领导手里一放,恬不知耻地说:“我看中你了,你得陪我一夜。”上级男领导乐呵呵地宽衣解带,陪她上了床。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人们都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罗亚平不是,因为她长得丑,由于她先有钱,然后再“学坏”。她虽然长相丑陋,但是她能上下级“通吃”。其把小自己十岁的下属发展为“情人”后,非常大气地拿出一百万元让“情人”摆平妻子,以免后院起火。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原女局长罗亚平就是一个“女人也好色”的典型。她敛财过亿,不仅仅成为目前全国级别最低,贪污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女贪官。而且好色堪称“一流”,其好色程度不比男贪官逊色。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这些朋友就变换了形式,专门找了一个场所,让周良洛单独去。在那里,所谓的朋友们为他准备了仅供他自己享用的美酒和女人。这些女人有基本工 资和效益工资,衡量她们工作的标准就是能否让化名为陈老板的周良洛高兴。就这样,在美酒与女人的诱惑下,周良洛手中的权力再一次成为谋私利的工具。
诗情一一红楼梦里又一春: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对盛传的西点军校有雷锋雕像、雷锋语录和日记的行为进行澄清。西点军校没有任何与雷锋相关物品,西点 军校两年来接待了一万余位寻找雷锋像的中国游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已经筋疲力尽了。(本博希望外交部应尽快介入,以免影响西点军校教学秩序)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北京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周交代,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海淀区区长,一个是朋友给的“陈总”。白天,周区长主持廉政 会议;晚上,“陈总”出入高档会所,美女相伴,歌舞升平。他身边大多是企业老板。周良洛说:“后来中央三令五申以后,就不敢去了。”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因“转正”要求被拒,日前,缠绵了一年又两个月的情人赵某终于将与淄博市张店区水务局长鲍振华之间的这段地下恋情,在电视上曝光。在接受采 访的过程中,赵某不厌其烦地在镜头前展示了一系列的证据,如内裤、毛发、沾有精液的卫生纸等等,并将两人的隐私毫无保留地进行了介绍。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丽江市林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沙文学,怕其劣迹败露影响仕途,将其情人杀害后投水自杀身亡。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山西省阳泉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科长王俊平,因同时包养两个情人而惹火了二奶。王俊平担心此事暴露影响自己前程,雇用三奶朱某的弟弟,合谋将二奶以及3岁的女儿杀害并焚尸……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江苏常熟冶塘镇王庄办事处事主任陈某、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级调研员董兆歧、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企业分局局长梁冠中、云南省昌宁县县委书记杨国瞿等,都是因为不堪情人要求回报,均将情人杀死。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及其他关系密切 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美元的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豪华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违法批贷巨额资金,大量资 金流失
拈花时评13:
去年国企净利逾1万6千亿 交通钢铁利润降幅大: 中新网1月18日电中新网财经频道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发布2011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1年,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同比继续增长,但增..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经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腐化堕落、贪污、渎职,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尉健行曾经这样说:“陈希同和北京市的一 些领导干部的堕落真是触目惊心,他们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要坏100倍。这些人吃喝嫖赌贪样样俱全,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吉林人大副主任米凤君,为了保住官职不丢和违法不被查处,一方面不停地向有关领导行贿,另一方面避而不见。中纪委找他谈话,他躲起来谁也不 见。中纪委和吉林省反贪局联合办案人员利用其好色特点,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监控定位手机,在长春市吉隆坡大酒店一包房内,将他和两名卖淫女当场抓获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倪不顾群众反映,为郭提职务、提工资;授意有关人员发展郭入党;销毁反映郭问题的群众来信;批准郭出国“考察”、“散散心”;为郭的亲属提职、提薪、出国考察说情。.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自一九八五年三月开始与江西派驻香港搞旅游工作的郭晓红(有夫之妇)通奸,并滥用职权,为郭晓红及其亲属谋取私利。一九八六年升职为省长之后,他向郭说:“什么省长,只要能帮助你创造条件,我什么都可以干!”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西隆安县原公安局长陆世长。陆世长先后奸淫妇女九人四十九次,其实遭其兽行的妇女远不止这个数字,而且这位陆大局长三分之一的兽行是发生在革命烈士陵园的墓碑下!.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宁夏盐池县原交警队队长余谦是一个典型的恶霸和流氓,余队长还有一大喜好,就是嫖娼,欲火一来,便让司机或亲自出马去找女人,而且不分时间 ──执行公务时放下手头工作嫖娼,也不分地点,大白天拉到办公室就干。余谦还借手中的权力经常要挟、调戏前来办事的妇女。.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中国土木建筑公司驻泰国负责人刘国修,是一位曾在中国西南铁路建筑史上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爆破专家,但他在晚年去泰国任职期间,却沉醉在于粉黛胭脂不能自拔。他一共包养了十多名歌女和舞女。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西玉林市原副市长李乘龙是一个对女人有报复似的疯狂欲望的贪官,办案人员在他的密码箱中,搜出总计1500多万元的凭单和借据,还搜出十个专门装女人照片的信封。李乘龙到底搞过多少女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刘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几次谋杀其妻未遂,最后与凶手合谋制造爆炸案杀害其妻,结果凶手在引爆时失手,自己被炸死,而刘玉槐最后也落了个被判死缓的下场。.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湖南邵东县司法局原局长刘玉槐的行为更加恶劣,他与情妇陈某你来我往,频频幽会,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丑闻传出,刘未受到查处,只是调任县检察院任副检察长。之后,刘与陈关系更为密切,被其妻带领娘家兄弟当场抓住。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为其租房、购豪华家俱,金屋藏娇不算完,还为她安排工作,并批出100万元“帮助”这个按摩女经营公司。.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成都市交通局原局长石全志是从彭州市的娱乐场所走向堕落的。他自遇上芳龄十九的某美容厅的按摩小姐胡某,与胡某在九峰宾馆极尽床第之欢后便 开始乐不思蜀。此后,石局象著了魔似的,一周往返彭州两三次,并花四万元将胡从曾包养胡某的肖老板手上买到转让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两人合谋受贿、贪污1300余万元。最后,王建业被判处死刑,史燕青被判处死缓。他们的故事现已改编成电视剧。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原副处长王建业受贿贪污案中,一个名叫史燕青的女人贯穿始终。这对利令智的男女化名办理了结婚登记,又花钱购买了洪都拉斯护照,先后到过洪都拉斯、香港、美国、荷兰、瑞士、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饱览异国情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还分别给两情妇购房置产。然而,欲火焚身,三人的结局分别是:管被判处死刑,于被判处无期,杨亦受法律惩处。.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首都钢铁公司北钢公司原党委书记管志诚,“年近六旬、五短身材、狮鼻大嘴”的管志诚身边有两个号称“干女儿”的女人──三十岁的于惠荣和年 仅二十四岁的杨娣。管志诚索贿受贿141.83万元,贪污8.21万元,所得赃款有四十二万元给了情妇于惠荣,十一万元给了情妇杨娣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西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在色欲方面过分放纵自己,追求纯动物式的感官刺激,已经到了变态和不可挽救的程度,因奸淫幼女被判处死刑。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三亚海关关长黄贵兴和情妇李姗平共同受贿五十七万元。三亚有著名的“天涯海角”和“鹿回头”风景。岂知,黄贵兴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不回头,一头栽倒在女人身上了。.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此前所述,陈立钧被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紧接著董欣束也被抓获归案。董欣束不仅交待了自己向陈立钧行贿八十万元的犯罪事实,而且还牵出了另外一个大腕级人物──杭州海关关长耿永祥。演出了从一个妓女身上找出两个贪官的活报剧。.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一九九九年九月廿四日,公安机关准备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却在董的别墅意外地抓到了正与妓女在床上“走私”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郑平的日常生活全不知检点,驾著豪华房车上下班,甚至出入风月场所,厚颜无耻达到了顶点。.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涉嫌福州海关特大走私案的主犯,原福清海关女关长郑平,她不仅玩弄权术,贪婪无比,而且生活十分糜烂,虽已五十来岁,但在被捕之前还圈养了 三个二十多岁的小白脸,其中一人叫韩晓东,此人有一段时间出国,在国外混不下去,只得再次向郑平献身,重操旧业。
拈花时评13:
【紧急通知:果粒橙出事了!】可口可乐承認旗下(果粒橙),含有美国禁用农药「多菌灵」浓度难未超标,但专家指多菌灵可致脑麻痺、肝長腫瘤。包括香港有售 的果粒橙,香港食环署正了解事件。中文大学教授何永成指,多菌灵跟其他农药一样,对脑部影响最大,可引致局部麻痹。——速扩散!!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由包养情妇变成了涉嫌重婚,不仅把贪官们“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标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让腐败分子对法律的践踏多了 一大步。作为一个高级干部,邱晓华不会不懂得重婚就是犯罪的道理。而他竟然腐化堕落到与人重婚,可谓触目惊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在公司里,李沙娜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其刚到公司工作时,遇上公司的一批车在蛇口被扣,李沙娜即打电话向李纪周求援,在李纪周的过问下,这批走私货物得以顺利过关。.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自与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李沙娜有特殊关系后,授意请托人梁耀华把她安排到梁的新英豪公司工作,月薪一万。并 一次性奖励她100万元。李供认,梁总共给了她现金人民币200万元、港币100万元。此外,李沙娜到香港定居后,梁给了她300万元港币让她买房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和另一位中央部级高官(据说是金人庆),竟然共享一个情妇李薇,揭开了上层高官淫乱的黑幕。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蒋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蒋又串联王另二名情妇,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五十八封举报信,每天风 雨不改地站在海军人员来往的北京海军大院门口附近散发传单。事件终於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军委纪委、军委法制局联合对王守业展开调查,最终东窗事发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是个混世魔王,先后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 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王最后栽在包养的情妇蒋某身上。蒋某和王守业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王教蒋谎称和外人造成的,并叫蒋退伍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刘志华拥有多个情妇,为了让这些情妇为自己服务,刘志华竟然在北京长城边设立了一座豪华“行宫”,作为他贪财猎色的工具。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一位部级官员因为私生活问题“落马”,立即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据媒体透露,刘志华不仅贪 财,而且好色,直接扳倒刘志华的,就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而性爱录像的男女主角,就是刘志华和他的一名香港情妇。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广东省鹤山市委书记张汝韶,也是被情妇拉下马的贪官。他的一位情妇,因气不过香港商人盗取张为其在香港存的476万元港币,这位情妇愤而向 香港法院告发,最终消息反馈到大陆导致张的落马。此妇关键时刻能豁出来,不惜搭上情人的政治前途,也要讨个“公道”,其执着让秋菊也自叹不如。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被情妇拿下的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一篇题为《11名情妇联手告倒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的文章广为流传,系庞的情妇们所写,文章详细叙 述了庞家钰在先后担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的十年间,如何玩忽职守、贪污受贿、霸占人妻、包养情妇的种种恶行,11名情妇联手向中央举报将他“扳倒”。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上海社保案曝出高官共用情人的一幕丑闻,一名出生于江苏镇江容貌酷似张曼玉的女子,经暴发户张荣坤介绍,认识了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其后竟然用情色撂倒了一大批高官,这是贪官共用情妇的典型事例。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绝大多数的收受贿赂之举是与情妇李平联手合作实现的,两人可谓配合默契,成克杰甚至说出了“共产党恩重如山,情妇李平情深似海”这样令人齿冷的话。李平出面“揽活”、搞钱,成克杰背后用手中权力给出钱的人办事。.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济南市前人大主任、党组书记段义和,唆使他人以爆炸方式杀害情妇柳某,骇人听闻、震惊寰宇!段义和与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其间, 柳海平要求段义和为自己购买了房屋,为多名亲属安排了工作,后柳海平仍不断向段义和索要钱财等,段义和逐渐对其厌烦而又难以摆脱。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出身于宾馆服务员的马某据说身材高挑、颇有姿色,与王怀忠相识数载,王怀忠先是将她调到公安机关,后送其到公安大学读书。包括马某,被当地官员“确认”的、为王怀忠生过孩子的女人“至少”有3个。.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有众多的女人,在阜阳市已是公开的秘密。随着他地位的升迁——副专员、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他周围的女人自然也越来越多。权力过度膨胀后的故事都是相似的,王怀忠的故事注定也离不开女人。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还有“每周必须和贺某发生三次性关系”,否则,她就要到纪检检举和告发。因不堪情妇的严格管束,曾国华在朋友的怂恿之下雇人将情妇砍伤,也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台。.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曾先后担任湖南省邮电学校校长、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副厅级干部曾国华,有钱包情妇,却无力玩情妇,被欲火烧得猴急的情妇贺某想了一个绝招,要他写“承诺书”:“以后再也不让贺某生气”、“60岁时一定和贺某结婚”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赵詹奇,贪财又贪色。据检察机关指控,赵詹奇贪财之道和一般的受贿形式不同:不直接收取贿赂款,而是让情妇拿业务提成,让儿子以咨询费、年薪、借款的名义捞钱。用这种手法,在他任职的12年间捞取不义之财600多万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6个情妇,而且6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其中4个情妇各住的两层两间楼房,是由邓出资建造。.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从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副市长,雷渊利先后143次收受39人的贿赂949万元,包养了9个情妇,还为私生子建立了1500万元的“贝贝生活基金”.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谬论到处流传:“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狗官浮世绘#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同样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小学文化、“三假”身份的发廊“三陪女”陈丽培养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足见该市委书记“床上培养干部”的卓越才干。.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安徽省卫生厅女副厅长尚军,凭着自身的姿色优势,做公安局长的情妇,做地委书记的情妇,做副省长的情妇,做省委副书记的情妇,自己也由民警 而升任派出所副所长,又升任县法院副院长、院长,升任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副市长,政法委书记,最终升任省卫生厅副厅长。.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而且同时包养了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MBA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统领其它6个情妇。.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席间林龙飞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奖给当年最让自己满意的女人,赢得众情人热烈掌声。.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福建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龙飞,先后和22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专门做了一个“群芳谱”,记录着这些女性的通讯方式。看着自己在这群 女人之间游刃有余,林龙飞很是得意,于2002年5月22日在福州一家酒店举办“群芳宴”,让22位身着华服、美丽妖娆的女人大团聚。
拈花时评13:
邢燕子告诉上海《新民周刊》,还在她只有18岁的时候,领导就要求她与大她7岁、辈分也大她好几茬的王学芝结婚,邢燕子感到非常委屈。但是“政治上的服从 高于一切”,就这样,她在情窦未开的情况下,就走进了婚姻,尽管心里头有点失落,她也只能埋在心底,继续“战天斗地”。
拈花时评13:
二十几年间,邢燕子历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两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共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 不过,随着文革、四人帮倒台等历次运动,她也随着上下“颠簸”。她说:“我这一生跟说笑话似的”。2001年退休。
拈花时评13:
1958年邢燕子初中毕业,自愿留在农村老家务农。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各地媒体争相转载。随后邢燕子被领导“劝婚”,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与一个比她大7岁的贫农王学芝结婚。在全国更是掀起空前的宣传声势。
拈花时评13:
网友:看到你这条微博,让我想起我有个在人民银行的朋友告诉我一件事。他去下面检查时发现,比如:农行去工行贷款20亿完成今年的指标任务,这两个银行完 成了40亿的创收。我听的糊涂,这数字太奇怪了。哪来的创收?弄虚作假嘛。他说这很正常,没办法。检查是走过场。你说这个国家烂透不?
拈花时评13:
#中国人慢性病正井喷#不要以为你可以躲过去!即便你不出家门,你躲过了城管、警察,你横不能不吃不喝不呼吸空气吧?于是你就被绕进来了。你吃的受污染、 喝的受污染、呼吸的空气还是受污染的,你能往哪逃?这个国家已经彻底糜烂、发臭、腐败了,无论你是谁,你逃不过去!
拈花时评13:
#中国人慢性病正井喷#慢病在疾病负担中所占的比重已达69%,远超传染病和其他伤害所造成的疾病负担。不论是心肌梗死还是脑出血,或是常见的肿瘤,其治 疗费用都明显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使对城镇居民来说,负担也非常重。世界银行发出警示:“慢病在中国已进入高增长状态。”
拈花时评13:
#中国人慢性病正井喷#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中国人慢性病正处于井喷状;慢性病指以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精神异常等为代表的一组病症。10年 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中国慢性病(慢病)病例数的预测结果令人担忧,但这个报告中预测的数字,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中国慢病‘井喷’的数字了。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为了把娇艳动人的十六岁花季处女搞到手,他谎称自己是新加坡商人,为博得丽人一笑,他在成都丽都花园花61万余元购买了一套豪宅,还为情妇购买了一辆新款富康车。.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便使得这个一市之车王的查所长自豪不已,也使得他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一人便占有金陵十三钗,我不在册的偏妃裙钗不计其数……。”.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南京市车管所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在他风光无限的岗位上淫荡不羁,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以此来显示他的宝刀未老,权倾一方的不凡气势。他有手握重权掌管全市车辆的生死特权,无数人向他行色行财的贿赂,使他有了如此光耀的情场资本。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千余张黄色光盘、千余本黄色小说污秽物是他“收藏小屋”里的全部。仅李庆普收集的女性两种毛发多达236份。这等的为官者,竟荒诞到了何等疯狂无耻的程度!.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有人类所不齿的特别的“收藏”嗜好。一位检察官对记者说,李庆普是他经办的无数案件中所见到最寡廉鲜耻的罪 犯。女性的阴毛、带血的女性内裤、月经带、卫生纸、性用品、性工具、李庆普与卖淫女自拍的黄色照片、与卖淫女拍摄的性交过程录像、光盘、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女秘书一走进孟庆平的办公室,就卖弄风骚,孟副省长哪经得起如此挑逗?他夸女秘书“有气质,和别的女孩不同,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 她抱在办公室的长条桌上行起了苟合之事。那个个体老板知道情况后对女秘书说:“老孟就喜欢这个。你忍着点,我们抓住他的这种事,让他为我们办事!”.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孟庆平担任海南省副省长期间,曾主管土地、基建、机电产品进出口等,大权在握的优势成了他放纵自己兽欲的资本。一个个体户老板有意派一颇有 姿色的女秘书去取批文。这个漂亮的女秘书“不辱使命”,从孟庆平的秘书手里拿到批件后,还要求当面向孟副省长表示一下“谢意”。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深圳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宝驹,不到三年挪用、侵吞公款2.3亿元。前后花在“二奶”身上约300万元;广州的“三奶”和北京的“四奶”也不 是省油的灯,绝没少花从邓宝驹那里得来的钱。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 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张的情人董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教师彭某,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原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不但嗜赌如命,而且风流成性,在重庆广电系统内有‘采花大盗’之称,被人称为史上“最牛广电局长”。有人指 出,张小川仅在广电系统内的情人就有30余位;还有人说,张小川的情人多达70余人。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可怜的姑娘一年之中两次为徐其耀堕胎。令人发指的是,荒淫无度的徐其耀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有时反而故意标榜自己的“能耐”。一次酒后,他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居然还将这母女俩的“床上功夫”进行了一番比较!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创下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一次徐不太舒服到医院高干病房,40多岁的女护士王秀丽为其打点滴,徐其耀的左手 上还输着液,竟三下两下就解开了王秀丽白大褂的纽扣。王秀丽求徐为其毕业后在家待业的女儿安排工作,也把女儿刘澜送入了虎口,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吴天喜是河南镇平县政协副主席,更有荒唐的是他迷上了“采处”,(即与处女发生两性关系)以此来达到延年益寿、官运亨通的理念。曾有消息人 士说他经“有道之人”指点后开始到处寻找处女,每次以非处女五、六百元,处女每次2000元不等的高额嫖资招募年龄小的处女,数目是向100个处女进 军。.
拈花时评13:
#狗官浮世绘#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张二江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
拈花时评13:
浪漫的诗人123: 2012迎来世界民主大潮 :@白日旗:他全家人都移民了,连女儿也是美国绿卡。就夫妻留在国内当官。[鄙视你] 什么叫“裸官”,什么叫“最大的裸官”?看图片不就明白了吗?[崩溃]我们绝不会让“裸官”来“代表我们”;求转发扩散~!
拈花时评13:
@王小塞:【向领导拜年】上海的腔调,愤怒中透露着无奈,无奈中又不失儒雅,没有一句脏话,却胜似万人唾之。
拈花时评13:
1931年5月上海威海卫路802号,一群男子闯入一户人家,杀死全家十余口人,连带两个路过打麻将的,埋入地底封上水泥“爱棠村掘尸案”轰动上海。周恩 来现场指挥该行动,因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为防泄密而对其灭门,但留下两个孩子未杀,一女孩至今健在。革命或改良不是我们说了算,历史就这么残酷。
拈花时评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截至11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五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和10年相比提升了四个百分点。相比07年以来平均每年以6%的速度提 升,11年增速有所下降,但在下半年实现止跌并快速回升。报告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 万,达百分之四。
拈花时评13: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在2011年增长了4倍。中国5.13亿网民当中将近一半使用微博。中国的微博类似于Twitter社交网站。但 是,Twitter在中国遭屏蔽。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说,微博用户在2010年为6,300万,去年一年增加了4倍。中国微博用户在微博上发表对腐 败丑闻和主要事件的看法。
拈花时评13:
平壤出现“金正日使人饿死”的公开大字报。由于事件影响太大,居民之间也在口头上很快传开。”铁路大学墙面上写有“独裁者朴正熙,金正日,发展国家经济的 独裁者朴正熙,导致人们饥饿致死的独裁者金正日”。每个字约为B4(257X364mm)用纸大小,用白色粉笔写在铁路大学的红砖墙上更加夺目。”
拈花时评13:
陈丹青:中国目前是0.3%的人控制着86%的财富,3000名亿万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96%移民国外,民众三千万人无家可归,上访 冤民突破一个亿,2000万小孩没学上,每天饿死186人,最可怕的是余秋雨、何亮亮、白岩松还说什么中国模式和中国梦,你们是人吗?
拈花时评13:
一场风一场梦 : 赵振甲等十余访民冲进黑监狱,成功营救被关押冤民
拈花时评13:
马英九于胜选翌日即要求美国售武。 马英九15日会见前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等,共十二名美国学者专家访问团时,虽仍宣称未来会持续两岸交流,但也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台美双方关系。此外,他直言希望能继续向美采购F16C/D型战机。
拈花时评13:
人民网《现场目击者见证毛岸英牺牲真相》: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主任成普在美军轰炸作战室时正在值班,毛岸英这会儿抓了一个大苹果…把削下来的苹果皮放在红 热的火炉上烤。当成普看到四架敌机飞临,还有上百个银白色凝固汽油弹,有丰富防空经验的成普大喊:快跑!但是毛岸英却钻进桌底避弹,葬身烈火中
拈花时评13:
1月14日号,深圳三洋电机有限公司四千员工罢工,抗议工厂被收购而工人却没有补偿。当局出动大批民兵、警察、防暴队包围工人,双方对峙期间发生冲突,警 察打伤数人并抓走三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的三洋电机有限公司被松下收购,厂方没有按照惯例对工人进行补偿,一月十四日,数千工人上街堵路。
蝴蝶养猫:南风窗:【如临大敌】西方媒体将中国外交贬称为“行贿外交”、“金元外交”,中国方面反驳得很吃力。缺乏价值观支持的外交只能靠利益来支持,这就难免被置于道德上的被动境地。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称二者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拈花时评13:
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好像不管地区的吧?不能因为你温州地面富裕工资就高点是吗?那瑞安的市长们一身行头就十万二十万的话,算上车、房、小三,这消费好像有点高。光几身行头就过百万了,那点工资够吗?皮带都爱马仕了,总不会找个柴火妞做小三吧?纪委呢?眼睛都瞎了?
拈花时评13:
如果只是一条五千块的皮带,市长们系了也不是太大的事情。但想想,你系了一条五千块皮带总不会穿一千块的西装吧?怎么配呀?其他行头呢?两万块一套西装、 五千块一双皮鞋、三千块一条领带、十万块一块手表,要这么配吧?那这身行头要花多少?不能光一套行头吧?要三五套。房呢?车呢?市长工资多少?
拈花时评13:
@今日要文:有钱的温州人用一条5000左右的腰带,应该不算什么吧。《瑞安日报》刊登了一张新的市政府班子合影。不料,却被网友扒出,市长李无文,副市长陈荣臻、冯金考,腰系的都是爱马仕皮带。有人说,喜欢爱马仕的不仅仅是郭美美。
围观改变中国:【中国将成为最贫穷的国家!!!】郎咸平去年10月22日沈阳秘密演讲:中国从上说谎说到下,所有数据他们全部造假。任何新闻,只要有一点负面的全部都不能曝光。什么都不能报导。“你不要以为现在天下太平了,只要将讲与政府有关的,都不能报导。”
行云流水:河南老板上访被控涉黑 称遭逼供体罚与警犬同笼
拈花时评13:
冤死狱中何日昭雪 (盼梅归) : 据施刑的恶人讲:“每次上绳(见图)至多二十分钟。否则,胳膊就残废了。”警察通常给刑事犯最多上五绳,绳子勒进肉里,都难以承受;而爸爸却被上了十一 绳……无数次的 酷刑致使爸爸遍体鳞伤,肋骨、腿骨等多处骨折,手臂很长时间才逐渐恢复知觉,活动也不灵便。
拈花时评13:
W笑笑红尘 : 【腐败中国之现任中国农行总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邵建荣】三环内房屋260平米左右9套,180平米左右7套,120-140平米左右6套;小汤山、密云别 墅各一套;海南靠海边别墅2栋;上海2套;杭州3套;宁波6套;香港、澳门各一套;澳大利亚2套;法国一套….农行内跟其有性关系女性多达170多人
拈花时评13:
@刘晓原律师:给钱顺南老先生寄张贺年卡:他的儿子叫钱云会,2005年当选村主任。因土地被强征带领村民上访。在5年的上访过程中,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他“被”交通事故死亡。钱顺南通讯地址:浙江乐清蒲岐镇寨桥村委会转
延安日记五(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20 04:21:44
1943年1月
1943年1月8日
为了消灭希特勒分子,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区正在进行战斗。
红军有了一种表示军衔的新徽章——肩章。
美国开庭审判了33名法西斯煽动者。
在湖北和安徽,日本人正向前推进。
延安给重庆发电要求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到延安来。发电之前发生了几件事:
中央医院的医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谈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苏联去治疗。电报是在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后起草的。他的病情进一步恶 化,现在生命垂危,肝和肾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说他头痛欲裂,而且浑身无力。一次,主治医生开会时提出需要电告蒋介石派飞机来接病人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勾 掉医生们拟的电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庆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延安会诊——如此而已!
我必须对自己严格要求,一定只写真实的情况。我一定不要欺骗自己,或者寻求妥协。我的报导是否会发表?以及莫斯科会怎样处理这些报导?我一定不要受这些事情的影响。我的责任是写真实。为了千千万万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死去的人们,我必须这样做。
1943年1月14日
毛泽东一伙还在王明身上搞阴谋。尽管医生们坚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毛泽东再次拒绝给蒋介石拍电报。
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成员,所以王稼祥和任弼时劝毛泽东要防止事态扩大,不要等季米特洛夫来干涉。
王明被康生吓怕了,惟恐我们去看他,他通过奥尔洛夫转告我,要我帮助他赴苏治病,但又要把事情安排妥贴,以免毛泽东进行报复。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他怎么会成为共产党的领袖而且还在巩固这一地位的呢?我自己常常感到很不理解。是的,他背信弃义、残酷无情,可是还有什么呢?
当然,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他有他的高明之处——确实比他的对手高明得多。当然,不是所有的对手。
他知道中国革命会发展,因而正在巩固他个人的地位。他不能始终掩盖他的行动的反党和机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倒从未认为这样的 行动是有意反对共产主义的,而只看成是“错误”或“偏差”,但总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毛泽东“暴露”得没有这么明显,他 比现在慎重得多。事实上,他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种种做法都被当成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或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错误估 计。不管是在共产国际内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大家都认为这些错误是判断上的错误,随着现在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成熟起来,获得经验,它们就会被革 命逻辑本身逐渐克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直都处于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
然而,就我所知,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行动”的这种看法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既然如此,我该怎么来对待我要执行的任务心里也就有数了。
1943年1月17日
中共高级官员原来对苏联一直怀恨在心,对它所受的苦难幸灾乐祸,现在不得不表示良好的祝愿了,因为红军已采取攻势——对这儿许多人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
毛泽东很谨慎,在公开场合没有嘲笑过我们的军事失利。他只有在亲密的同僚中间才比较放肆。
但是,康生和另外一些人却不客气,他们态度的变化就更为显著了。
1943年1月19日
我军终于从拉多加湖南边突破了敌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孩子、老人和妇女再也不会死于饥饿了。
根据康生的情报,日本侵略者正从湖北省南部撤退。
凡是去过苏联的人在特区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党的工作者见面。对他来说,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
昨天,毛泽东对我说“联共(布)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是不适用的,有害的”。谈话时间很长,令人讨厌。他花招耍得很笨,拍马也拍得不高明。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历史的和民族的特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这些特点是要考虑的,但是,中共领导不信任联共(布),无视它的经验,甚至惩罚赞同联共(布)的人,与其说这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不如说这是敌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他完全不顾当前的政治形势,一直在人为地加速事态的发展。我不由得想起了维克托·雨果的话:把时针往前拨,并不能加速时光的流逝。
角落里的火盆炭火熊熊。后面放着床铺,外面则是冰冻的寒夜。烛光把我那长长的影子勾勒在墙上。就这样,我的影子伴着我,写日记,译文件,消磨着黑夜的时光。
1943年1月26日
王明的景况不佳。他长期卧病在床,已经虚弱不堪。康生把他隔离起来,由金医生给他治病。
在新年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恶狠狠地说“教条主义”的能量很大,号召同它作斗争。“中共现领导认为,”毛泽东说:“联共(布)党内过去进行的清洗是错误的,需要的是像现在特区进行的这种‘清理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就是每个人必须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行。
康生赶忙声明他自己“在苏联没有学到什么”,要不他也会“堕落成为‘教条主义者’了”。
早在我到达延安之前,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苏联人留在延安挺讨厌,还诋毁苏联和我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人对联共(布)的支持是坚定的,很有道理的,这就使中共中央主席不成其为独一无二的权威了。他的目标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不一致的,于是他就要破坏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联系了。
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友好感情都要受到压制。这一政策的后果很容易预料到:今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除“毛泽东思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权威,再也没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了。
1943年1月29日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
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地是特区。这些部队大体上已在朝西安方向集结。
我确切知道,中央政府的军队屯驻在老地方,在特区南部边界一带扎营。
1943年2月
1943年2月4日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纳粹军队已被全歼。许多德国师被打垮了,俘虏数量很大,他们之中有24个将军,包括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
我以前下的结论没有错,康生对主席情绪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他脑子里塞满了康生关于我国的不实之词。在这方面,这是他惟一的情报来源。
至于康生,他是个极端的反苏狂,惟恐不能诽谤我们。他辱骂布尔什维克党,并不遗余力地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从思想上得到巩固。康生不仅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党的敌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毛主席只是口头上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实际上,他受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康生完全了解这一点,因而拼命去助长主席的这种危险的思想倾向。
康生只能被称做“刑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个把死亡带给人们的大臣的形象)。
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被蓄意歪曲了,但是还把这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这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中可以感觉到刑官的险恶用心。
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学说和纲领制定的,而不是像康生说的那样是根据莫斯科的意志制定的。
在共产国际大会闭会期间,国际工人运动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执委会委员有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埃尔科勒)、哥特瓦尔德、曼努伊里斯基、皮克、王明、多列士、柯普勒尼希。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是由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制定的。
1943年2月5日
为了庆祝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我们小组宴请了中共领导人。应邀前来的有毛泽东、刑官、江青、王稼祥、任弼时等。
宴会在我们屋举行。摆了几桌,每桌四人。我拿出那瓶密封的酒来,奇怪,竟只剩下半瓶了。
刑官由阿列耶夫作陪,喝了很多酒,他想使阿列耶夫透露我们汇报的内容。他为我们对他和他那个局的态度而深感烦恼。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酒的“挥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他跟大伙儿说,他是用医生的注射器把酒抽出来的,然后用手指把针迹抹掉。这一晚上我成了他的笑料。
1943年2月7日
刑官举行了答谢宴会。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
Holsd' oeuvres(法语:餐前小吃——译注)和酒都很丰富,有色拉,卷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
然后,端上各种香喷喷的汤来。
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海参,站着就吃。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好像是在宣誓似的。
中国名菜糖炒笋鸡端上来了。然后是各种不加盐煮的粥,酥软的薄饼,还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
毛对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亲切地微笑,还教多尔马托夫怎样吃红辣椒:应该把辣椒一直放到喉咙口,然后吞下去,不要放在舌头上。
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的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
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酒量也很大。
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家怕他,并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
在特区居民所特有的落后环境中,毛泽东的“博学”使他几乎成了一位先知。
1943年2月9日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延安也感觉出来了。关东军已搬进冬季营房。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我们更加殷勤了。
几天前,肖里不无恶意地问道:“孙平同志,苏联把武器供给蒋介石。这些武器分给国民党军队,而他们又在南面封锁我们。这该怎么说呢?”
我说:“世界上有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敌人。日本法西斯正在蹂躏中国。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军队,它在数量上比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多好几倍。”
“好吧,我们会想办法对付敌人的。”肖里答道。
我说:“苏联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协定,中央政府依靠我国供应武器,因而苏联对重庆起着遏制作用。”
肖里走了。多尔马托夫砰地一声打开门,嘟囔了一句:“屋里要换换空气。”
刑官从秘密会社的首领们那里得到一部份情报。他同各秘密会社有可靠联系。
康生经常考虑他的国家的民族特点,这使他跟他的政敌作斗争时处于优势,而他在中共党内的政敌真是太多了。
李克农负责刑官同秘密会社的联系。他负责鸦片的产销事务。秘密会社在这方面帮了很大的忙。钱源源不断地流到情报局长手中。
1943年2月17日
江青在幕后政治阴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可疑的。毛——江青——康生,我越想这个联盟,有些事情的缘由就越清楚。
情报局头子在党内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打定主意把他以后的发迹与重庆来的女演员挂上钩。他选中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魅力,而且也因为她聪明、老 练、意志坚强。正是他把江青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但还十分迷恋性生活的乐趣。从这时候起康生就开始下大赌注。康生觉察到中共中央主席同 他的看法相似,就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他身边占上一席之地。
摸清人的恶习和毛病,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情报局头子的本行。干这种行当并不光彩,但能取得控制人的权力。
他把赌注下在江青身上,证明下对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康生与主席更接近了,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江青和毛泽东为野心和个人私利所驱使,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性格相似,这又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毛泽东眼里,江青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可靠的助手、参谋和同志。
令人奇怪的是,刘少奇正好与江青的老相识彭真一道来到延安。他也是把赌注下在私人关系上的。江青和毛泽东的结合不仅使他俩得了好处,还大大有利于刑官,也许还有利于刘少奇,他把赌注下在彭真身上,也下对了。
中央委员会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因为新娘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但是,刑官能够把不同意的人争取过来。
江青不仅是主席的私人秘书,她还负责他所有的机要通信联系。
步兵第120师师长贺龙现在是特区联防军司令员。他是个身强力壮、衣着整洁的军人,喜欢生活中愉快的事物。战士们很喜欢他。
王明卧病在床,康生利用这种情况把他严密地隔离起来。不可能见到王明,我们也不想去见他,以免引起中共领导的责难。
1943年2月22日
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
毛泽东确信自己是个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单位或部队。
1943年2月27日
延安的学校不进行正规教育,不设置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却极力推荐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旧小说。
一年多来,各校的课程统统取消了。这是整风运动的结果。许多行政机关也近乎瘫痪,只办公半天。人人都忙于开会或者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报刊和讲话都吹捧毛泽东,辱骂“教条主义者”。王稼祥、任弼时、李枫(译音)等人知道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有时还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尽管提得软弱无力。而康生而死心塌地地支持主席。
毛泽东眼里只有康生。
在刑官的机构里,死记硬背、批判和达到歇斯底里程度的自我鞭挞之风盛行。所有这些整风运动的“幼芽”在那里蓬勃生长。
这种行为旨在使普通党员相信,毛泽东的“思想”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整风把毛的“思想”变成党的惟一的精神和政治食粮。
很难指望党的干部和一般党员会有首创精神了。当局实行的是死记硬背和教条主义的一套。
1943年1月8日
为了消灭希特勒分子,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区正在进行战斗。
红军有了一种表示军衔的新徽章——肩章。
美国开庭审判了33名法西斯煽动者。
在湖北和安徽,日本人正向前推进。
延安给重庆发电要求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到延安来。发电之前发生了几件事:
中央医院的医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谈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苏联去治疗。电报是在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后起草的。他的病情进一步恶 化,现在生命垂危,肝和肾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说他头痛欲裂,而且浑身无力。一次,主治医生开会时提出需要电告蒋介石派飞机来接病人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勾 掉医生们拟的电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庆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延安会诊——如此而已!
我必须对自己严格要求,一定只写真实的情况。我一定不要欺骗自己,或者寻求妥协。我的报导是否会发表?以及莫斯科会怎样处理这些报导?我一定不要受这些事情的影响。我的责任是写真实。为了千千万万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死去的人们,我必须这样做。
1943年1月14日
毛泽东一伙还在王明身上搞阴谋。尽管医生们坚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毛泽东再次拒绝给蒋介石拍电报。
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成员,所以王稼祥和任弼时劝毛泽东要防止事态扩大,不要等季米特洛夫来干涉。
王明被康生吓怕了,惟恐我们去看他,他通过奥尔洛夫转告我,要我帮助他赴苏治病,但又要把事情安排妥贴,以免毛泽东进行报复。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他怎么会成为共产党的领袖而且还在巩固这一地位的呢?我自己常常感到很不理解。是的,他背信弃义、残酷无情,可是还有什么呢?
当然,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他有他的高明之处——确实比他的对手高明得多。当然,不是所有的对手。
他知道中国革命会发展,因而正在巩固他个人的地位。他不能始终掩盖他的行动的反党和机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倒从未认为这样的 行动是有意反对共产主义的,而只看成是“错误”或“偏差”,但总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毛泽东“暴露”得没有这么明显,他 比现在慎重得多。事实上,他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种种做法都被当成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或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错误估 计。不管是在共产国际内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大家都认为这些错误是判断上的错误,随着现在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成熟起来,获得经验,它们就会被革 命逻辑本身逐渐克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直都处于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
然而,就我所知,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行动”的这种看法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既然如此,我该怎么来对待我要执行的任务心里也就有数了。
1943年1月17日
中共高级官员原来对苏联一直怀恨在心,对它所受的苦难幸灾乐祸,现在不得不表示良好的祝愿了,因为红军已采取攻势——对这儿许多人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
毛泽东很谨慎,在公开场合没有嘲笑过我们的军事失利。他只有在亲密的同僚中间才比较放肆。
但是,康生和另外一些人却不客气,他们态度的变化就更为显著了。
1943年1月19日
我军终于从拉多加湖南边突破了敌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孩子、老人和妇女再也不会死于饥饿了。
根据康生的情报,日本侵略者正从湖北省南部撤退。
凡是去过苏联的人在特区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党的工作者见面。对他来说,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
昨天,毛泽东对我说“联共(布)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是不适用的,有害的”。谈话时间很长,令人讨厌。他花招耍得很笨,拍马也拍得不高明。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历史的和民族的特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这些特点是要考虑的,但是,中共领导不信任联共(布),无视它的经验,甚至惩罚赞同联共(布)的人,与其说这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不如说这是敌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他完全不顾当前的政治形势,一直在人为地加速事态的发展。我不由得想起了维克托·雨果的话:把时针往前拨,并不能加速时光的流逝。
角落里的火盆炭火熊熊。后面放着床铺,外面则是冰冻的寒夜。烛光把我那长长的影子勾勒在墙上。就这样,我的影子伴着我,写日记,译文件,消磨着黑夜的时光。
1943年1月26日
王明的景况不佳。他长期卧病在床,已经虚弱不堪。康生把他隔离起来,由金医生给他治病。
在新年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恶狠狠地说“教条主义”的能量很大,号召同它作斗争。“中共现领导认为,”毛泽东说:“联共(布)党内过去进行的清洗是错误的,需要的是像现在特区进行的这种‘清理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就是每个人必须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行。
康生赶忙声明他自己“在苏联没有学到什么”,要不他也会“堕落成为‘教条主义者’了”。
早在我到达延安之前,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苏联人留在延安挺讨厌,还诋毁苏联和我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人对联共(布)的支持是坚定的,很有道理的,这就使中共中央主席不成其为独一无二的权威了。他的目标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不一致的,于是他就要破坏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联系了。
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友好感情都要受到压制。这一政策的后果很容易预料到:今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除“毛泽东思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权威,再也没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了。
1943年1月29日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
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地是特区。这些部队大体上已在朝西安方向集结。
我确切知道,中央政府的军队屯驻在老地方,在特区南部边界一带扎营。
1943年2月
1943年2月4日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纳粹军队已被全歼。许多德国师被打垮了,俘虏数量很大,他们之中有24个将军,包括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
我以前下的结论没有错,康生对主席情绪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他脑子里塞满了康生关于我国的不实之词。在这方面,这是他惟一的情报来源。
至于康生,他是个极端的反苏狂,惟恐不能诽谤我们。他辱骂布尔什维克党,并不遗余力地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从思想上得到巩固。康生不仅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党的敌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毛主席只是口头上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实际上,他受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康生完全了解这一点,因而拼命去助长主席的这种危险的思想倾向。
康生只能被称做“刑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个把死亡带给人们的大臣的形象)。
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被蓄意歪曲了,但是还把这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这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中可以感觉到刑官的险恶用心。
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学说和纲领制定的,而不是像康生说的那样是根据莫斯科的意志制定的。
在共产国际大会闭会期间,国际工人运动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执委会委员有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埃尔科勒)、哥特瓦尔德、曼努伊里斯基、皮克、王明、多列士、柯普勒尼希。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是由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制定的。
1943年2月5日
为了庆祝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我们小组宴请了中共领导人。应邀前来的有毛泽东、刑官、江青、王稼祥、任弼时等。
宴会在我们屋举行。摆了几桌,每桌四人。我拿出那瓶密封的酒来,奇怪,竟只剩下半瓶了。
刑官由阿列耶夫作陪,喝了很多酒,他想使阿列耶夫透露我们汇报的内容。他为我们对他和他那个局的态度而深感烦恼。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酒的“挥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他跟大伙儿说,他是用医生的注射器把酒抽出来的,然后用手指把针迹抹掉。这一晚上我成了他的笑料。
1943年2月7日
刑官举行了答谢宴会。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
Holsd' oeuvres(法语:餐前小吃——译注)和酒都很丰富,有色拉,卷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
然后,端上各种香喷喷的汤来。
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海参,站着就吃。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好像是在宣誓似的。
中国名菜糖炒笋鸡端上来了。然后是各种不加盐煮的粥,酥软的薄饼,还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
毛对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亲切地微笑,还教多尔马托夫怎样吃红辣椒:应该把辣椒一直放到喉咙口,然后吞下去,不要放在舌头上。
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的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
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酒量也很大。
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家怕他,并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
在特区居民所特有的落后环境中,毛泽东的“博学”使他几乎成了一位先知。
1943年2月9日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延安也感觉出来了。关东军已搬进冬季营房。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我们更加殷勤了。
几天前,肖里不无恶意地问道:“孙平同志,苏联把武器供给蒋介石。这些武器分给国民党军队,而他们又在南面封锁我们。这该怎么说呢?”
我说:“世界上有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敌人。日本法西斯正在蹂躏中国。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军队,它在数量上比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多好几倍。”
“好吧,我们会想办法对付敌人的。”肖里答道。
我说:“苏联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协定,中央政府依靠我国供应武器,因而苏联对重庆起着遏制作用。”
肖里走了。多尔马托夫砰地一声打开门,嘟囔了一句:“屋里要换换空气。”
刑官从秘密会社的首领们那里得到一部份情报。他同各秘密会社有可靠联系。
康生经常考虑他的国家的民族特点,这使他跟他的政敌作斗争时处于优势,而他在中共党内的政敌真是太多了。
李克农负责刑官同秘密会社的联系。他负责鸦片的产销事务。秘密会社在这方面帮了很大的忙。钱源源不断地流到情报局长手中。
1943年2月17日
江青在幕后政治阴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可疑的。毛——江青——康生,我越想这个联盟,有些事情的缘由就越清楚。
情报局头子在党内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打定主意把他以后的发迹与重庆来的女演员挂上钩。他选中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魅力,而且也因为她聪明、老 练、意志坚强。正是他把江青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但还十分迷恋性生活的乐趣。从这时候起康生就开始下大赌注。康生觉察到中共中央主席同 他的看法相似,就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他身边占上一席之地。
摸清人的恶习和毛病,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情报局头子的本行。干这种行当并不光彩,但能取得控制人的权力。
他把赌注下在江青身上,证明下对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康生与主席更接近了,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江青和毛泽东为野心和个人私利所驱使,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性格相似,这又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毛泽东眼里,江青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可靠的助手、参谋和同志。
令人奇怪的是,刘少奇正好与江青的老相识彭真一道来到延安。他也是把赌注下在私人关系上的。江青和毛泽东的结合不仅使他俩得了好处,还大大有利于刑官,也许还有利于刘少奇,他把赌注下在彭真身上,也下对了。
中央委员会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因为新娘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但是,刑官能够把不同意的人争取过来。
江青不仅是主席的私人秘书,她还负责他所有的机要通信联系。
步兵第120师师长贺龙现在是特区联防军司令员。他是个身强力壮、衣着整洁的军人,喜欢生活中愉快的事物。战士们很喜欢他。
王明卧病在床,康生利用这种情况把他严密地隔离起来。不可能见到王明,我们也不想去见他,以免引起中共领导的责难。
1943年2月22日
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
毛泽东确信自己是个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单位或部队。
1943年2月27日
延安的学校不进行正规教育,不设置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却极力推荐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旧小说。
一年多来,各校的课程统统取消了。这是整风运动的结果。许多行政机关也近乎瘫痪,只办公半天。人人都忙于开会或者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报刊和讲话都吹捧毛泽东,辱骂“教条主义者”。王稼祥、任弼时、李枫(译音)等人知道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有时还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尽管提得软弱无力。而康生而死心塌地地支持主席。
毛泽东眼里只有康生。
在刑官的机构里,死记硬背、批判和达到歇斯底里程度的自我鞭挞之风盛行。所有这些整风运动的“幼芽”在那里蓬勃生长。
这种行为旨在使普通党员相信,毛泽东的“思想”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整风把毛的“思想”变成党的惟一的精神和政治食粮。
很难指望党的干部和一般党员会有首创精神了。当局实行的是死记硬背和教条主义的一套。
延安日记四(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19 05:35:58
-
1942年11月
1942年11月4日
我们在电台值夜班时阿列耶夫又愤愤地发泄了一通。
“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他说,“管家和翻译都是康生的耳目。在家里他们暗中监视我们,上街,他们盯梢。
“我们来延安之后,他们对我们一直持一种屈尊相待的态度,如今则敌视起我们来了。当初还有一层彬彬有礼的面纱掩盖着,现在则公然对我们无礼。康生从中插了手:大家都怕他,都想讨好他。
“我们刚来时,他们还不敢怠慢我们,因为中共领导一心想得到苏联的最新式武器和其他装备。后来,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我们红军自己的武器都不够,关系马上冷淡下来,当我们在军事上失利后,他们就公开敌对,蛮不讲理。”
1942年11月8日
斯大林格勒!全世界的广播电台都在赞扬它的坚不可摧。
美国人在北非登陆了。可是通往柏林的路还长着呢。
关东军蠢蠢欲动。想想,在这样的时刻,红军战土都要一个顶一个,而我们好些基干师却都给拖住了。
1942年11月11日
整风已经从几篇表面看来无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发言发展为激烈的政治运动。整风的目的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实际上,毛泽东派利用整风来压制中共领导内一切不同意他们政策的那些人。
现在,在“整顿三风”运动之外加上了一个“学习党史”的运动,毛泽东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莫斯科派”。凡属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过的人,特别是同共产国际有过联系的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有许多次人们不愿同我们谈话,看到我们掉头就走,把我们看作是瘟神。
康生拿假情报来愚弄我们。
毛泽东还是那样有礼貌,亲切,许愿很慷慨。
1942年11月12日
我又花了几个小时在延安转转。四周黄蒙蒙的,刮着风,尘土飞扬。各个山头上,宝塔的轮廓模糊不清,但城墙附近小山上的主塔远远望去清晰可见。这座塔共有十层,每层四周都砌有优美的飞檐。
在古代,延安是敌人啃不动的硬骨头。这不仅有传说为凭。这个城市隐蔽在难以攀越的群山之中,坐落在一个十分陡峭的山谷里,周围筑有坚固的城墙,通往城墙的许多小路都被山涧切断,城周围地势平坦。
树木稀少,只有以前属于当地富户的几处地方有小果园。
农民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自愿让我看了看他们的少得可怜的家当。这里的人普遍信佛,几乎每家都供有简陋的神龛。在各种各样的佛像中我看到了主佛释迦牟尼的许多小铜像,做得极为精致。我爱不释手,就买了一个。
中共领导的所在地杨家岭过去是延安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现在村子外貌依然如故。
长征后的头几年,毛泽东常在杨家岭一带露面,但现在他是深居简出了。
1942年11月14日
中共党内毛泽东与“莫斯科派”的斗争是在中国内战期间开始的。当时,博古主持党的工作,李德(奥托·布劳恩)领导军队。毛泽东利用了长征期间某些指 挥员犯错误一事,把这些错误扣在博古和李德头上,撤了他们的职,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朱德,就把军队掌握起来了。总书记一职由比较听话的洛甫担任。
王明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需要改变策略,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议。可以想得到,从那天起,毛泽东就把王明视为头号政敌了。
起先,一走上通往我们窑洞的那条小路我就提心吊胆:只要跨出一米就是无底深渊。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不在意了。
从我们窑洞步行到医院要一个多小时,到电台要不了一小时。
马海德现在是我的邻居了,我们一天碰到好几次。
1942年11月19日
康生,1899年出生在青岛一个小地主兼教员的家庭里。他中学毕业。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在青岛大学预科学习,1920年底至 1923年在山东省诸城县农村教书,后入上海大学,同时在中共中央为党的领导人举办的补习班学习。1926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和闸北区区委书 记。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前夕,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康生领导了巷战。1928年起领导江苏省委的一个部,也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1930年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直到 1933年。1933年康生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1935年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常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代表。
人们开始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陈云、徐向前、李先念和陈昌浩怀恨在心:他们目睹了毛在长征中具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
1942年11月24日
康生担任中国解放区情报局局长,这个局同时行使谍报和反谍报、司法、法院、检察以及新闻等部门的职能。到1941年,康生把总司令部的许多职权都揽了过去,使情报局变成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叶剑英领导的总司令部已经有名无实。
康生是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同整风运动搅在一起,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高岗、彭真和陈云——完全受康的操纵和影响。
今天,我带着照相机在延安溜达。这个城镇的整个新区位于城墙与河流之间。这里有棚屋、小店、杂食铺子,乱糟糟的,真没法说。这些房屋都是利用旧城建筑物的残砖碎瓦盖起来的。这里到处散发着大蒜味、羊皮味以及杂食铺里或当街小摊上供应的各种汤味菜味。
我爬上山顶,看宝塔像一个个雅致的凉亭环绕着延安。十层的中心大塔从山谷的任何地方都很容易看见。它矗立在古老的延安已经多少世纪了啊!
我惦记着我的家,但我对玛丽亚是信得过的。我们都在苦水里泡大。她一定会把孩子照管得很好的。
我从莫斯科只带来薄薄的一卷普希金著作。当时再多就带不了,多尔马托夫因此也只带了果戈里选集,没带别的俄文书。尤任很崇拜克劳塞维茨,对他的书手不释卷。可是,就愉悦心灵来说,却只有翻阅破旧不堪的普希金和果戈里的书了。
光线太暗,看书看得两眼直发痛。但我不禁还要翻翻普希金的书,这里惟有它能使我想起祖国来。
1942年11月25日
我军越来越深地楔入德军后方。但愿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呆在“口袋”里不动!
公报报道了直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2军所起的显著作用。华西里·崔可夫是该军指挥员。
前不久,崔可夫还是驻重庆的武官。
晚上,我们经常一遍遍地阅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章《论到1930年12月22日为止的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这个文件是我从莫斯科带来的(历史在我们面前重演。并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还有很多争论):
近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极其危急的形势。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估计,中共党内出现的这种偏向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事情是这样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追随其领导人李立三,采取了一种与共产国际总路线根本不同的立场。李立三认为,只有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时中国革命才能胜利。从这个前提出 发,他要求为了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蒙古应立即调兵打中国,而且苏联应该在西伯利亚武装几十万中国工人,也派他们去打中国。同时,李 立三号召全国所有城市都举行起义。为此,取消了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党组织,而成立了准备进行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不顾1930年8月红军在长沙失败, 仍然命令红军进攻长沙、汉口和南昌。
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些决议,谴责这种挑衅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政策。李立三提出抗议,声称红军占领汉口之后他就要换一种口气来跟共产国际说话了。
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当年十月召开。
虽然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知道共产国际的这些决定而且称李立三为疯子,但是一回到中国,他们就不仅不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立即赞同李立三的观点,还解释说他们原先对李立三政策的批评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在许多细节上是不同的。
不管玛丽亚怎样过惯了贫困生活,我总还是放不下心来。她人地生疏,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自己的肺结核病还刚好。但愿她有足够的力量渡过这重重难关。
逢年过节,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只有两句话:“家人安然无恙,他们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话是这么说,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在延安的人谁都不知道。
1942年11月29日
我无意中在李克农处看到了一份《秘密会社工作须知》。
参加秘密会社的既有富裕的城市居民,又有贫苦农民,他们形成一个秘密会社网,一直伸展到国外,华侨也有入会的。
康生利用这些组织搞恐怖活动、搞分裂和间谍活动。
秘密会社有严格的纪律,违者几乎都被处死。
李克农是与刘少奇同时来到延安的,那是在1942年,而不是1941年,像我以前听说的那样。
他在延安过着不露面的生活,往往在夜间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审讯。他的警卫员的人数之多仅次于毛泽东。
他生成是个典型的封建官老爷。有一次他儿子顶撞了他,他就把儿子赶出家门,从此不再过问。
李克农,中等个儿,很敦实,是个优秀的骑手。尤任认识他女儿。
我同李克农见了几面之后便产生了不安之感,这种人是什么残酷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康生在其部属的帮助下监视党和军队所有重要的领导人,而且充分利用服务人员当他的密探。
西伯利亚已是冰天雪地。我家里不知怎么样了?
我知道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什么滋味。在1921年那个饥饿的夏季,我们吃草、吃豆饼和菜根。我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最后就成皮包骨了。我们想办法来到了 西伯利亚。我父亲把我送到巴耶沃村一个富农家当雇工。我的主人不让我进屋。我跟牲口睡在一起,钻在干草堆里取暖。快冻僵了,我只好起来紧靠在母牛身旁。牲 口踩过我多少次啊。我从头到脚都长满了疖子。我挨着冻。嗓子嘶哑,咳嗽折磨着我。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暖和不了。但我不敢离开。一离开就会饿死。
1942年12月
1942年12月3日
王明住在女子大学附近。我们按俄国人的习惯管他的中国妻子叫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
博古住在东门外他的印刷厂附近,洛甫和王稼祥住在杨家岭,朱德和叶剑英在王家坪。
凯丰是晋西北分局党委书记,反苏分子,是个相当古怪的人。
江青非常友好,她经常拜访我们,并邀请我们去骑马。
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
她告诉我们,她1912年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穷苦人家,早年丧父,母亲不得不靠帮佣为生。她很疼爱江青,用自己一点微薄的收入供女儿上小学。
江青17岁时进入山东省立中学,改名栾淑蒙。1929年她转入青岛艺专,决定从事戏剧工作。
据悉,江青在她的事业上得到过一些有势力的保护人的帮助。比如,1934年她同富有的黄敬一起迁居北平,在北平遇见彭真,参加了革命活动。当代中国作家写的剧本上演时,她往往扮演贫苦农妇。
后来,她随山东师范学校的王来天(译音)教授到了上海。这位教授设法让明星电影公司跟她签订了合同。她演过一些抗日爱国的影片。
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前换过四个保护人。每换一个,她在等级社会的阶梯上就爬高一步。
但这无论如何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是不准确的。
江青总是那样和蔼,健谈。
我们对她已经形成了一定看法,但不是她想让我们接受的那种看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突出的特点。她清除一切障碍,盯着社会的显要地位顽强地往上爬。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7年,江青随一批演员到了重庆,1939年出现在延安。在这里,人们把她当作真正的电影明星,她可是飞黄腾达了。
她丈夫的全部机要通讯现在都归她掌握。她了解他所有的计划。康生很看重她。总之,她是她丈夫的私人秘书。
延安至今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我穿着棉衣,在太阳底下热得出汗,在阴凉处又冻得要死。
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空气清新。
窑洞尽头的角落里放着一瓶酒。这种烈酒是招待客人的,为了保存好,每次打开后我都用蜡封上。
密封瓶子里的酒不断减少,真怪。
1942年12月6日
“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
毛泽东认为,反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地位极其牢固,因此中国红军无法进入城市。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获得胜利的农民革命包围城市,然后夺取这些反革命的堡垒。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理论的含义是:农村是革命的根据地,农民是中共的骨干力量。农民,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支柱。
这种理论的后果已很清楚——城市革命活动急剧低落下来,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
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
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
毛泽东说,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
1942年12月7日
中国的秘密会社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会社:黄巾,赤眉,铜马,百合会,红枪会,白莲教,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等。
秘密会社把农村的穷人团结在一起。种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宗教仪式掩盖了它们的反封建性。这些会社都被朝廷官员镇压下去了。
不久以前,地主曾驱使秘密会社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
至今仍流行很广的红枪会就是古老的百合会的一个分支。因为搞不到枪,农民就用顶端饰有红缨的长矛武装自己。
共产党员也设法打入红枪会和大刀会、小刀会,争取群众。
秘密会社的头子利用了人民群众的无知,因此,这些会社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秘密会社的头子试图使城乡的穷苦人相信,五花八门的宗教仪式和符咒能为他们解厄消灾。这类会社常常蜕化成为非作歹的帮会,贩卖鸦片,走私,偷扒,开设酒馆、赌场和妓院。
还有一种秘密会社,它的前身是最古老的宗教团体白莲教。
孙逸仙想取得三合会的一个头头的支持而会见过他。
这些会社有千百万人参加,包括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康生跟这些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可以说从而取得他感兴趣的一切人和事的丰富材料。
康生的力量在于他了解这个国家,并能通权达变。康生的策略就是要能与一切同流合污。
1942年12月13日
我国情报局的公报中谈到的重大事件有:缴获飞机105架、坦克1510辆、各种口径的大炮2134门,俘虏了72400名纳粹士兵。除此之外,还摧毁了多少人力和物资呀!
电台播送了美国驻苏大使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还记得其中一句话:“一个真正伟大民族的不朽性格。”
林伯渠自1939年以来一直任边区政府主席。他是毛泽东的同乡,比毛大十一岁,1921年入党,参加了1927年的南昌起义,后来去莫斯科学习,曾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会议。参加过长征。
林伯渠露出一种苦恼迷惘的神情。头发已全部灰白。他举止文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在接近康生的人当中高岗与众不同,给人愉快的感觉。他对我们友好、诚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高岗,高高的个儿,一脸麻子,头发往后梳,说话声音低沉,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是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
1942年12月22日
对于整风,毛泽东是这样想的:许多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钻进了党内,有的甚至已窃据领导岗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日常工作的基础。党必 须彻底清除“教条主义”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已经在党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活动中扎了根。遵义会议拯救了党——这是这次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 提。
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
1942年12月28日
延安已经注意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我们应邀去参加边区积极分子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他又一次想使大家确信整风是有好处的,只不过这次他给整风运动取了好几个名字——一会儿说它是精兵的斗争,一会儿说它是简政的斗争,一会儿又说它是为正确解决财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他号召共产党员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说“遵照马克思的教导,为了要生活和斗争,首先这里必须吃进东西”——毛泽东指指他张开的嘴——“这里必须拉出东西”——他准确地指了指他要指的地方。
多么文明的举动!多么深刻的思想!
延安的冬天真怪,不刮风,白天暖和得能穿衬衫,但是在阴凉处或者太阳落山之后又冷得刺骨。
夜间,我独自一人工作时周围一片寂静,就连我自己走在泥地上的脚步声也都听得见。
我写着,听到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夜深人静,这声音显得很大,就像是从下面河谷传来的一样。
1942年12月30日
毛泽东的政治面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暴露出来了。在争权斗争中,他选择了政治赌博一途。这是事实。
他想从他的“阶级兄弟”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因而对自己粗布衣服上的补丁显得满不在乎,可是对“阶级兄弟”正在流血牺牲却无动于衷。
我们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看法。
尤任体谅毛泽东的“错误”,认为他是个有左倾思想的共产党人。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则认为中共党内一切思想斗争都不过是典型的权力之争而已。
我去看奥尔洛夫。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组里,但他总是独自工作,往往一连好几天没有人跟他说一句俄国话。中国同志对他特别尊敬。
王明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为他的生命担忧。
有几个外国医生在延安的医院里工作。
顺便提提,奥尔洛夫说马海德的医术很不高明。他极力避免同奥尔洛夫接触——奥尔洛夫的到来使他的处境很尴尬。
马海德很有钱,足以使他过得舒舒服服,还能宴请军队和党的工作者。
延安日记三(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18 05:29:08
1942年8月
1942年8月2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 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 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
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要么就明说,要么只是笑笑,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
晚饭时,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他饱餐过后透露最新消息:“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把它交给德国人了……”他的话充满了恶意。
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军队里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则只有一斤三两。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夏装、一套冬衣。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
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约16盎司油、1磅盐和2元边币的津贴。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浓云低垂,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一声霹雳划破天空,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
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
1942年8月5日
肖里说对了,德国人已侵入库班地区。
第二战场还没有影子。像在中国这样,盟国只愿意参加空战,就让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被占领国的游击队去流血吧!
康生为了竭力加强他的地位,身边都用他的人。他的秘书肖里是反苏狂。他的副手李克农于1941年从国民党区来到这里,他曾是国民党的谍报和反谍报负责人。李克农无疑是苏联的死敌。
特工部是彭真领导的。
据尤任说,彭真在春天陪同刘少奇从新四军那里来到延安。刘少奇是新四军的政委。
顺便提一句,李克农有心脏病,他去找奥尔洛夫看病。李克农这种人,首先监视奥尔洛夫,然后又要他治病!
李克农这人很阴。他既粗暴又专横。他非常谨慎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谁去过他那里。
1942年8月6日
交通工具正运往满洲,渡水工具正向滨海地区运送。
日本军阀会见俄国反革命头目,公开讲到将来要发动反苏战争,建立一个缓冲国。
日本电台在大叫大嚷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广播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恶毒。
据莫斯科报道,五、六月份发生日军和日机侵扰苏联边境事件十五起。1941年纳粹就是这样挑起战争的!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一直在进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原来预期大会会早些召开,但是以新四军被击溃为借口而推迟了。
一些来自遥远的解放区的代表已抵延安,还有更多代表陆续来到。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推迟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领导内部有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冒风险到大会上作公开的讲话。
整风运动似乎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直接的关系。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戏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 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 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
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毛泽东、康生(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刘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慢慢地揽权,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陈云、朱德,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但他们理论上不强,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
3.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谁一时得势,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
邓发采取中立路线。
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30年5月回国,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
陈云,1905年生,江苏人。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在苏联学习过。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假名为廖程云。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军校毕业。1922年他去德国就学于格丁根大学。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 驱逐出境,取道苏联回国。1927年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1928年,他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从此,中 国红军诞生了。
洛甫(张闻天),1900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从美国回来之后 他就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著作译成中文。1925年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1931年1月以 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是一位能干的新闻工作者。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从职务上说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 中的副手。
周恩来,1898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以后又到天津上学。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1920年周恩来赴 法深造,在法国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并且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去过英国,在德国留学一年。1924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自1927年4月 以来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2年8月16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1940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1936年到1938年来到这里,那时他 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 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 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牲!’”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事实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 心地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 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源远流长的文雅的汉语面目全非了,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不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取而代之。这种难懂的语言是贫乏的,矫揉造作的,粗鲁的。”
“结果,人们除了被迫织袜子、做棉衣和打补丁之外,渐渐地把劳动技能忘掉了。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干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劳动习惯了。”
“事实是,年轻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专长。”
“说得轻点,特区培养出来的党的干部基本知识的水平很低。甚至学生也不都会看钟点,他们的算术很差。未来的党的工作者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专业,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别人。”
“这里的人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自我牺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以及日本强盗’,并且准备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三五个日本兵肯退出一个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使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非常生气。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绝对化的判断,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
他们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干出英雄主义的业绩来,就会为祖国的利益任劳任怨地做任何艰苦的工作。
我曾亲眼看到,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地抗击日本人的。军队训练很差,又受到军官贪污腐化行为的腐蚀,也谈不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就是这样的军队设法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施加了压力,抗日统一战线才组织起来了。
在延安,大多数青年确实是忠于他们的国家的,这一点我清楚。至于腐化这类丑恶现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的。
1942年8月18日
七月份,又有一个日本步兵师开进满洲。继续源源不断地给关东军输送武器和物资,并把部队空运到苏联边境。大连到哈尔滨的公路建设工程开始了,边境地 区的公路和土路正在进行维修。日本人正在满洲建立一支坦克部队。在有些防区,日本人正把他们的军队直接开到苏联边境。这样,关东军得到了扩充和加强。
早晨,肖里不像往常那样先打招呼,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按这样的速度,你们的军队很快就要退到乌拉尔区了!”他跑到我跟前假惺惺地笑着问我俄国人什么时候可以挡住德国人的进攻。
我说:“肖里同志,1941年在莫斯科打垮德国人是不容易的,可我们做到了。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也能顶得住他们的压力。德国人的战线和交通线拉得太长,因而非常薄弱。苏联军队这一次的退却,就是为以后给纳粹以决定性的打击准备必要条件。……”
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对这点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但是肖里之流必然会幸灾乐祸。事实上,他这号人对本国人民的灾难同样是漠不关心的。
我和尤任、阿列耶夫决定搬到太平沟去,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离杨家岭(中共中央主席居住的地方)和市区就会近一些。
康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到十月初,那边就会有挖好的窑洞给我们住了。
1942年8月22日
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远东盟军参谋长。重庆的将领对美国人插手他们总参谋部的事务极为不满。反史迪威反得最厉害的是中央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多年来一直是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他是在日本受的军事教育。
1942年8月28日
今天,从前线来的消息头一次提到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到底向伏尔加河推进了,激烈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爆发了。
马海德夫人苏菲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很要好,我经常见到她们在一起散步。苏菲有很多时间是在江青的住处度过的。
江青喜欢骑马。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其貌不扬,戴副眼镜,略显肥胖,双眼深陷,一对耳朵大得不太相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陈伯达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人。他跟康生不同,爱交际,有很多朋友。他会给人以友好可亲的印象。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具有出色的文才,在三十年代就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并且在 北平教哲学。陈伯达写过好些书。1937年他来到延安,以后一直留在延安,在党校教课。对毛泽东那样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来说陈伯达是个宝贝,尤其是因为陈伯 达对他主子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够“消化”,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
1942年8月30日
尽管有多年的内战,尽管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而其领导人有的又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共仍然领导着革命运动。这是十月革命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共党员 英勇奋斗的结果。中共面对着困难的局势,继续使人民为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斗。中国的劳动人民把中共看作十月革命原则的体现 者,他们相信党。
每当我见到毛泽东时,我注意到他的随员对当天复杂的事件发表意见总是尽量表现得高兴、大胆而且带有几分天真。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邓发、任弼时和肖 劲光了。他们这种活跃的举动同毛泽东的死板的稳重态度恰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场合下,处在吵吵嚷嚷的人们中间,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静静地听着。
晚上,毛泽东邀请我和阿列耶夫去他那里。从政治局委员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刚开过会,而且会开得绝不是很平静的。这次邀请使我感到不平常,因为没有通常那种一本正经的正式礼节。
毛泽东除了那种旨在使来访者生畏的生硬态度之外,还有另一种纯粹中国式的风度。这一次他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健康和需要,要我坐到通常留给贵宾坐的皮靠椅里,然后亲自端来饭、酒和茶。江青搬来了躺椅,他就挨近我们坐下。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
我们问他,对于日本可能向苏联进攻他是怎么看的,中共对这场战争将抱什么态度。毛泽东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当然,我们会对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个问题显然触犯了他。毛泽东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想以此来掩盖他心头的恼怒,接着就说起中共当前的任务来:
“凡属不利于团结的事情都必须消除。我们必须去掉阿谀奉承,严厉指责这种不健康的作风。”(这个问题他没有说明白。)
“必须审查工作人员是否诚实可靠,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来对此作出判断。”
坐在我左边的是康生。他戴着眼镜,头发向后梳,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我不时看看他,想到他所掌握的大权以及他在这么多人头上耍的威风。
毛泽东突然不说话了,叫人把红辣椒拿来。我们明白,这就是说正式的谈话结束了。
毛泽东指指我,一盘红辣椒便首先递给了我。另一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辣椒,一口一只,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是一个革命家吗?他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 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孙平,你也得吃辣 椒,假如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毛泽东夹起一只只辣椒和着酒吃下去。喝了这么多的酒,他的头都能受得住,真叫人佩服。
康生狂热地谈论着毛泽东。他坐不安席,满面堆笑,大声地吸着粗气。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脸就变得像盘子里的辣椒一样红了。
江青一直在放唱片。
王稼祥也来了。现在话题转到了时局上。
王稼祥和康生嘲笑我们分析他们的情报往往得不出结果,其实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情报也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既不充份又不准确。
约摸一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发困了,他在躺椅上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江青放一张平剧唱片——毛泽东点头赞许,并开始击掌打起拍子来。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拍子逐渐使他进入了梦乡。
1942年9—10月
1942年9月1日
奥尔洛夫坚持要盖一间新的手术室:用石头在窑洞前面扩建一间房子。他利用了中共的显要人物都由他治病这一情况,江青就是积极找他看病的人。他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手术室。
由于缺乏医疗器械、化验设备和药品,奥尔洛夫不得不尽力发挥他的技术水平。而由于中国医生妒忌他,不愿意帮助他,他就更需要这样做。
但是,奥尔洛夫希望消除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因而想培训一批有技术的外科医生和护士。
1942年9月2日
莫斯科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安。听说多尔马托夫常被人缠住问问题:“有什么消息?”“斯大林格勒怎么样了?”
一个艰难的夏天,灾难和不幸似乎没完没了。
外国的广播不轻易报道中国情况,延安把这看成是蒋介石作了严格审查的结果。
东京电台称重庆政府是“民族主义的”,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在满洲组成了一个包括三个坦克师的坦克军。这是日本人的第一个坦克军。
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34年),现任中央委员会统战部负责人。他是四川人。
透过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分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
整风令人苦恼。现在,人们不仅要死背上级发下的文件,而且要辱骂“教条主义者”,尽管并不向普通党员宣布这些人的名字。
1942年9月6日
日本军队并不以日本为后方,而是靠满洲作为兵工厂,这就使关东军成了一支强大的独立部队。
日本年轻士兵必须按古代武士道精神——即按日本人在战争中的道德准则——严格训练。日本所有的军事训条、指令和守则以及一个战士的行为举止都由这个中世纪法规的戒律来决定。
武士道对日本军队士气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士道的主要戒律之一就是绝对服从和视死如归。被俘不仅仅是一个战士的耻辱,当了战俘给整个民族自然也给天皇带来耻辱。
在多数情况下,日本战俘不承认他们是被俘的:他们是“迷了路”或者“无法进行抵抗”,而他们本人并没有“放下武器”,等。
新京是满洲国的京城,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
满洲是一个巨大的练兵场,从日本开来的未经训练的新兵部队经常在这里受训。经过训练的军队就从这里开赴南洋一带,新的队伍又来接替他们。
现在,关东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据阿列耶夫说,有个敌对的集团在特区进行活动。我觉得事情严重得多。此外,我不满足于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假如这是个怀有敌意的集团,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目的何在?他们的活动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整风尽一切可能颂扬毛泽东的功劳。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党高举了革命的旗帜”,“各主要革命根据地和党的干部保存下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了”,“新的革命理论制定出来了”(指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说,“党在历史现阶段应起的作用已被正确地规定下来了”。
会上,人们听到:毛泽东“明确规定了作为爱国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新作用,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毛泽东“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被国民党击溃”等。
1942年9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据说是毛泽东写的一篇社论。显然和往常一样,这篇文章是他的博学的秘书陈伯达写的。陈伯达一度曾因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处分。
1942年9月12日
我从《解放日报》上翻译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号召不仅在特区,而且在共产党的所有根据地都要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整风。这篇文章多处引用了古典作家的话(毛泽东的“古典”文风已为陈伯达所确切掌握),而且大谈其必须打垮日本人。
我记下了另外一份文件,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交给我帮助我正确认识延安形势的。文件的内容是:
“1930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到金一松(译音)的报告,题为《论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问题》。
“朱德(由于在湖南南部打了败仗)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知道,这次败仗大大损害了朱德的威信,便力图利用这件事对朱德的权威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毛泽东想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但是,他一心只想抓权,当然对付不了局势。而从朱德来说,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不想去干预毛的事情。
“朱德宣称,毛泽东要负一切责任。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应当指出,无论如何群众对毛泽东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对许多问题都有明确的观点,而朱德的观点却常常改变。
“毛泽东的不利条件是:不孚众望,而且在党内玩弄花招。”
朱德的名气要大多了,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机会损害他的名誉。但是,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军权——这才是毛泽东的目的。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与种种事实对比一下,这一点就清楚了。
毛泽东无法同朱德的军事才能一争高下,因为他本人毫无这种才能。另外,毛泽东同这位著名的司令员一起就相形见绌了,这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提拔新的军事领导人,因此,林彪在几年当中就从连长提升到军长。
毛泽东自己说,《世界英雄豪杰传》是他年轻时喜欢读的一本书,他佩服著名的征服者、国王以及所有能在“人类金字塔”顶上得到牢固立足点的人。
1942年9月14日
根据部署来判断,日本的坦克部队打算在滨海地区防线采取行动(占领哈巴罗夫斯克)。部队由吉田将军指挥。
关东军司令部已改为前线司令部,要管辖三个战区(外贝加尔湖区、滨海地区和松花江流域区)。
山下将军行将负责一个主要战区。他是日本最有经验的将领之一,因占领新加坡和在南海作战多次取得胜利而出了名。这事十分值得重视。
满洲到处都是日本的军队和物资。
千岛群岛、库页岛和满洲——这是日军针对苏联而摆开的一条强大战线,现在已完全部署好了。
土肥原贤二是个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是世界谍报工作史上最凶恶的人物之一,残忍、狡猾而阴险,是向苏联挑衅的一切事件的组织者。他毕生的目的是要削 弱苏联的力量,俄国东部从沿海到乌拉尔区的所有土地必须归属于日本——这便是这个日本劳伦斯的政治信条。他扶植了谢苗诺夫、吉谢辽夫、拉吉耶夫斯基、乌赫 托姆斯基等白匪,操纵他们的活动。他通过这帮土匪积极地收罗人来做特务。
就是这个土肥原,内战年代在我国远东留下了斑斑血迹。像条警犬一样,这个将军几乎一生就守在苏联的边境上。
我见过土肥原的照片:一个自命不凡的屠夫,中等个儿,身粗体壮,戴副眼镜。
1942年9月15日
从事态发展来看,德国人主要打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外国的广播电台一再重复希特勒的狂言:伏尔加河上的这个城市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落入德军之手。许多评论员从这件事联系到苏联的最后失败以及建立类似法国维希政府那样的伪政权了。
中国前线没有显示出什么重大变化。显然,双方都认为夏季战役已经结束。为争夺有利阵地发生了一些零星的遭遇战。
英国电台继续对印度发生的骚乱表示忧虑。警察不断使用武器来驱散示威活动。甘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咒骂。
我们把日记本、备忘录、文件保存在电台房间里。我不信任我们的警卫人员和陈管家。
我们对陈的看法有分歧。尤任认为他是个忠厚人,我、多尔马托夫、里马尔和奥尔洛夫都确信这个管家是康生的密探。
我把电台的房间锁着,而且我们之中总有一个人呆在家里。
我为两个报务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到惊讶。有时,他们为发出特别长的报导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
延安发生的每一件事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层内的秘密政治活动进入了新阶段。由于世界大战和苏联处境困难,共产国际的作用削弱了,这对这种政治活动起了刺激作用。不应该轻率下结论。我只能在日记中完全坦率地发表意见。首先是摆事实,然后再分析,但是分析的趋向已经清楚了。
拂晓,我同阿列耶夫动身到前线去。需要去现场核实一下八路军作战实况。
1942年9月
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到达贺龙的指挥部。
不少地方路太窄了,我们不得不下马牵着马走。草草搭在悬崖峭壁上的桥梁摇摇欲坠,路上到处是碎石块。这一带石头时常掉下来砸死好多人。
到某些庙宇去的惟一通道就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一级级台阶,这些陡峭的山路有几百米长。
一路上,我们惊动了野兔、狐狸、野猪、山羊和豺狼。成群的野猪逃跑了。
我宁可睡在露天。山里有很多土匪。天气冷,但至少没有寄生虫。路边饭铺里的草席上爬满了虱子和跳蚤。身上痒得慌,我们只好买“白干”来擦,用以止痒。根本无法睡觉。
这个地方的土匪和地痞流氓真是够多的。一帮帮的歹徒还假冒游击队员。这些人跟日本人一样横暴地对待老百姓。
游击运动的组织是很差的。尽管战争已进行多年,许多大的游击支队还没有与中央建立可靠的联系。
农民的贫穷和无知令人惊讶。税收、战争、小片土地使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勉强糊口。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都在东倒西歪的茅屋里了。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
我见过人人都染上沙眼、麻风病和梅毒的村庄。我们绕过了天花和斑疹伤寒流行的地区。
迷信成风。当巫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避邪驱魔的神符普遍地使用着。
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是合法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我见过一个八岁的小女婿配一个二十岁的媳妇。
孔子宣扬从父、从夫,夫死从长子。晚辈惟命是从理所当然。中国人的家庭是以一家为单位的,遗产平分给几个儿子。
水牛是村里主要的牲口,用来骑、耕田以及运载东西。
中国人受的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农民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
我还到过一些地方,那里的农民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吃过一顿饱饭。最普遍的食物就是苦菜
在特区这块比较小的土地上宗教信仰很乱,有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民族也很多,有汉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蒙族、藏族……
孔学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思想方法影响极大。庙墙上的教诲性的碑文最简单地告诉人们怎么实际地应用孔学。
孔学是沙文主义的哲学。政府官吏、教师、皇帝、历史学家和诗人都是用孔学名著四书培养出来的。……
我看到小河的水里飘浮着不少油,人们用废罐头盒舀水,滤出些油来。这样弄到的油用来点灯。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延安的党政人员才点得起。
特区有200多万英亩可耕地。收获1400万普特的谷物和豆子。从湖里提取盐,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织布和造纸的小作坊以及煤矿雇用了4000多工人。
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援是不多的,并且完全靠土地政策。对群众的政治工作流于形式,也很简单。甚至在延安,我看到人们容易听信耸人听闻的和煽动性的谣言,在我们经过的穷乡僻壤情况更为严重。
逃荒的人看来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一路行乞,为了换一点儿粮食只得卖儿卖女,有的就挖草根吃。他们的眼睛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老农民,日本人毁了他的村子,把全村的人都杀了,他和孙子纯粹出于侥幸逃了出来。“他们的娘为什么要把他们奶大?”一提到日本人,他就这样问。
军队从延安得不到一分钱,也得不到什么给养。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光和肖克除控制军队和地盘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自己发行货币。每个司令员都自己向农民收税,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
这里,旧的武器在工场进行维修,往往把几十支不能用的步枪拆开装配成一支能用的枪,手榴弹和炸药的生产组织得很好,作弹壳的金属是在原始的熔炉里冶炼出来的。
军队领导人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我认识一个司令员,他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还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
司令员及其副手把他们认为适于报告的事情用电报向延安汇报。对中央发下的指示,他们从是否对自己有利而不是从是否应该贯彻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司令员们轻蔑地把延安的领导同志叫作“摇笔杆的”。
军队中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气氛,等待着事情的自然发展。谁也不诚心帮助我们取得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初来时受到亲切的接待,但是不久他们就想法要摆脱我们了。
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包围了。我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路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纠正我的话说:“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
我们下马和战士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承认:“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
这些人打着绑腿,戴着帽子,穿着军服或短上衣。他们晒得黑黑的,很瘦,一张张脸孔显得英勇而精力充沛。……
毛瑟手枪是人人心爱的武器。
侵略者把收割的一部份庄稼运往日本,还运出了工业原料,显然都是不付任何代价的。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支配这个地方,他们把中国人当劣等民族对待,把中国人当牲口用。日本人强奸妇女,强迫她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虐待老百姓而不受惩罚,稍有不服从就要杀害他们。
后方地区妓院遍布,黑市商人和土匪成堆。
种族方面的宣传在日本青年的头脑中扎了根。这里,凡属不是日本的东西都遭到无情的破坏和毁灭。即使在为侵略者开设的妓院里也严格遵循种族原则,妓女都是日本人。
反对侵略者的战争显然打的是被动仗。
人们自然认为八路军是在等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战争的结果,而在特区这里,大家对苏联人民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看得出来,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针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
在这华北山区,军队的士气低落,与我们的红军无法相比。中国士兵的军事素养和战斗能力是不成问题的,勇敢和耐战一向是他们的特征。应受谴责的是准备发动内战的鲁莽政策。中共的武装部队目前不是占极大优势的国民党部队的对手。
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
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说来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份地把它简单化了!
1942年10月21日
王明病了。奥尔洛夫很着急。
王稼祥也病倒了。
毛泽东派拉王稼祥,但王不能容忍康生。他对我们一点也不客气了。
王稼祥的朋友陈云也越来越受康生的影响——“受影响”这个词不确切,显然两人都为康生吓怕了。
刘少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新四军政委,而今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实际贯彻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现在对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章。虽然说这是毛泽东写的,但是肯定和往常一样是出自陈伯达的手笔。
假如俄国坚持下来而且击溃德国,这也会影响到远东的局势——文章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
作者认为,“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所以,要保持与苏联的密切合作——以防万一!
从现在起,我和尤任、阿列耶夫都像当地的中国大一样要住进窑洞去了。
人们沿着又窄又陡的山路往上爬,首先到达第一排窑洞,这里住着党政人员、学生和军人。
我们的“一套住宅”在第二排。窑洞后面是一条深沟。
从小路上去,走到最后一排窑洞,那里住着诗人肖三和其他中国同志。肖三是毛泽东在湘潭地区学校里的同学。
毛泽东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包括在“党内反对派中”。尽管毛泽东作了解释,“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的差别何在还是很难领会。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九月份在这里举行了运动会。他们的组织者是叶剑英、徐特立、王世泰、王鹤寿和李富春(学生时代是个足球迷)。
1942年10月22日
现阶段的土地政策:
——暂不没收地主的财产,国家只征用汉奸的土地。
——在无需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在敌后组织解放区。
——所有解放区一律减租减息。
毛泽东指出应该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揭露重庆反动派的背叛行为。
据毛泽东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共产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取代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掌权。这是有利于抗日斗争的。
据我所知,这是共产国际的策略,也就是现在毛泽东显然正在破坏的策略。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国共两党才于1937年9月签订了一项协议。
共产国际的建议已把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日本的侵略并开始进行抵抗一事考虑在内。
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1942年10月23日
九月份,贺龙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同国民党破裂的不可避免以及准备采取行动夺取领土和贵重物资的必要性,他说这一点是“教条主义者”所不了解的,“他们得到了一点惩罚,应该彻底教训教训他们。”
贺龙在政治上无知,他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
贺龙是第120步兵师的司令员,是一个英雄,在军队里很得人心。他是毛泽东的同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贺龙是和蔼的,但是大有野心,毛泽东就利用这点给自己捞好处。
实际上,贺龙是一个地方军阀,他对这点毫不避讳。现在他领导特区的联防军,住在延安城外,靠近西门。
林枫(译音)是120步兵师的政委。
周恩来被归于“经验主义者”之列,他一直在重庆。
我们的窑洞是在山上挖的一排大洞,入口的地方用布帘一遮就算是门,窗子上糊了纸。
我的笔记本放在哪儿大成问题了。
在去贺龙的120步兵师的旅途中我得过阿米巴痢疾,以后常常胃痛,耗尽体力。我现在写东西视力模糊。
1942年10月25日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毛泽东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来同他的政敌作斗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的一大批信徒的政纲。在现阶段,可以明确地指出政治势力的分野。一般说 来,任弼时、林枫、陈云、王稼祥,当然还有康生(在此我只提及这派人中最主要的代表),他们是追随中共中央主席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的路线的。
对《新民主主义论》来一番彻底分析,会使人毫不怀疑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是反对调整同重庆政府的关系的。毛泽东的立场削弱了对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一直在特区进行着,原因就在于此。
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对新四军的悲惨结局以及国共之间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
延安用种种借口来拒绝国民党的建议,蒋介石7月14日所提出的与毛泽东会晤的建议实际上已被拒绝。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及其随从主张“保存实力”的战术,这意味着削减战斗行动。
1942年10月26日
毛泽东对他的对手越来越粗暴了。在一次争论中,有一个反对派的人提到了斯大林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就嚷起来:“你真不愧是‘莫斯科分子’——斯大林放个屁,你们也使劲闻,还说是香的!”
但是,毛当着我们的面却大肆吹捧斯大林。这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我能把这些话传到莫斯科去。赢得斯大林的好感将来对毛泽东是大有好处的。
我认识了王震。他有胃病,在找奥尔格夫治疗。
王震是359步兵旅的旅长,是延安的临时城防司令。这位年轻而能干的司令员在军队中率先采用了经常进行作战训练的作法。他的部队在特区是最精锐的。
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
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
1942年10月30日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过高估计了德国人的成就,因此,他们得出了苏联可能会战败的结论,从而拒绝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他们暗示,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证明,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实力的理论是正确的。看来,甚至是不惜背信弃义。
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毛泽东向我解释说,中共党内的“经验主义者”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做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意“王明和博古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观点。他说到这一点时显然很生气。
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
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
“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
刚挖好的窑洞散发着潮气和土腥味,小小的纸窗子几乎透不进光来。
我到窑洞外边去刮脸。我们的炊事员,一个年轻的小鬼,正在我们临时弄好的炉子旁磨磨蹭蹭,挂在他皮带上的大手枪摇晃着。
1942年8月2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 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 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
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要么就明说,要么只是笑笑,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
晚饭时,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他饱餐过后透露最新消息:“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把它交给德国人了……”他的话充满了恶意。
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军队里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则只有一斤三两。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夏装、一套冬衣。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
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约16盎司油、1磅盐和2元边币的津贴。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浓云低垂,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一声霹雳划破天空,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
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
1942年8月5日
肖里说对了,德国人已侵入库班地区。
第二战场还没有影子。像在中国这样,盟国只愿意参加空战,就让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被占领国的游击队去流血吧!
康生为了竭力加强他的地位,身边都用他的人。他的秘书肖里是反苏狂。他的副手李克农于1941年从国民党区来到这里,他曾是国民党的谍报和反谍报负责人。李克农无疑是苏联的死敌。
特工部是彭真领导的。
据尤任说,彭真在春天陪同刘少奇从新四军那里来到延安。刘少奇是新四军的政委。
顺便提一句,李克农有心脏病,他去找奥尔洛夫看病。李克农这种人,首先监视奥尔洛夫,然后又要他治病!
李克农这人很阴。他既粗暴又专横。他非常谨慎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谁去过他那里。
1942年8月6日
交通工具正运往满洲,渡水工具正向滨海地区运送。
日本军阀会见俄国反革命头目,公开讲到将来要发动反苏战争,建立一个缓冲国。
日本电台在大叫大嚷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广播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恶毒。
据莫斯科报道,五、六月份发生日军和日机侵扰苏联边境事件十五起。1941年纳粹就是这样挑起战争的!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一直在进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原来预期大会会早些召开,但是以新四军被击溃为借口而推迟了。
一些来自遥远的解放区的代表已抵延安,还有更多代表陆续来到。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推迟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领导内部有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冒风险到大会上作公开的讲话。
整风运动似乎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直接的关系。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戏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 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 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
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毛泽东、康生(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刘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慢慢地揽权,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陈云、朱德,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但他们理论上不强,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
3.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谁一时得势,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
邓发采取中立路线。
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30年5月回国,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
陈云,1905年生,江苏人。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在苏联学习过。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假名为廖程云。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军校毕业。1922年他去德国就学于格丁根大学。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 驱逐出境,取道苏联回国。1927年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1928年,他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从此,中 国红军诞生了。
洛甫(张闻天),1900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从美国回来之后 他就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著作译成中文。1925年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1931年1月以 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是一位能干的新闻工作者。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从职务上说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 中的副手。
周恩来,1898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以后又到天津上学。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1920年周恩来赴 法深造,在法国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并且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去过英国,在德国留学一年。1924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自1927年4月 以来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2年8月16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1940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1936年到1938年来到这里,那时他 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 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 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牲!’”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事实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 心地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 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源远流长的文雅的汉语面目全非了,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不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取而代之。这种难懂的语言是贫乏的,矫揉造作的,粗鲁的。”
“结果,人们除了被迫织袜子、做棉衣和打补丁之外,渐渐地把劳动技能忘掉了。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干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劳动习惯了。”
“事实是,年轻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专长。”
“说得轻点,特区培养出来的党的干部基本知识的水平很低。甚至学生也不都会看钟点,他们的算术很差。未来的党的工作者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专业,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别人。”
“这里的人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自我牺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以及日本强盗’,并且准备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三五个日本兵肯退出一个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使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非常生气。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绝对化的判断,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
他们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干出英雄主义的业绩来,就会为祖国的利益任劳任怨地做任何艰苦的工作。
我曾亲眼看到,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地抗击日本人的。军队训练很差,又受到军官贪污腐化行为的腐蚀,也谈不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就是这样的军队设法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施加了压力,抗日统一战线才组织起来了。
在延安,大多数青年确实是忠于他们的国家的,这一点我清楚。至于腐化这类丑恶现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的。
1942年8月18日
七月份,又有一个日本步兵师开进满洲。继续源源不断地给关东军输送武器和物资,并把部队空运到苏联边境。大连到哈尔滨的公路建设工程开始了,边境地 区的公路和土路正在进行维修。日本人正在满洲建立一支坦克部队。在有些防区,日本人正把他们的军队直接开到苏联边境。这样,关东军得到了扩充和加强。
早晨,肖里不像往常那样先打招呼,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按这样的速度,你们的军队很快就要退到乌拉尔区了!”他跑到我跟前假惺惺地笑着问我俄国人什么时候可以挡住德国人的进攻。
我说:“肖里同志,1941年在莫斯科打垮德国人是不容易的,可我们做到了。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也能顶得住他们的压力。德国人的战线和交通线拉得太长,因而非常薄弱。苏联军队这一次的退却,就是为以后给纳粹以决定性的打击准备必要条件。……”
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对这点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但是肖里之流必然会幸灾乐祸。事实上,他这号人对本国人民的灾难同样是漠不关心的。
我和尤任、阿列耶夫决定搬到太平沟去,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离杨家岭(中共中央主席居住的地方)和市区就会近一些。
康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到十月初,那边就会有挖好的窑洞给我们住了。
1942年8月22日
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远东盟军参谋长。重庆的将领对美国人插手他们总参谋部的事务极为不满。反史迪威反得最厉害的是中央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多年来一直是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他是在日本受的军事教育。
1942年8月28日
今天,从前线来的消息头一次提到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到底向伏尔加河推进了,激烈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爆发了。
马海德夫人苏菲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很要好,我经常见到她们在一起散步。苏菲有很多时间是在江青的住处度过的。
江青喜欢骑马。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其貌不扬,戴副眼镜,略显肥胖,双眼深陷,一对耳朵大得不太相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陈伯达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人。他跟康生不同,爱交际,有很多朋友。他会给人以友好可亲的印象。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具有出色的文才,在三十年代就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并且在 北平教哲学。陈伯达写过好些书。1937年他来到延安,以后一直留在延安,在党校教课。对毛泽东那样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来说陈伯达是个宝贝,尤其是因为陈伯 达对他主子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够“消化”,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
1942年8月30日
尽管有多年的内战,尽管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而其领导人有的又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共仍然领导着革命运动。这是十月革命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共党员 英勇奋斗的结果。中共面对着困难的局势,继续使人民为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斗。中国的劳动人民把中共看作十月革命原则的体现 者,他们相信党。
每当我见到毛泽东时,我注意到他的随员对当天复杂的事件发表意见总是尽量表现得高兴、大胆而且带有几分天真。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邓发、任弼时和肖 劲光了。他们这种活跃的举动同毛泽东的死板的稳重态度恰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场合下,处在吵吵嚷嚷的人们中间,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静静地听着。
晚上,毛泽东邀请我和阿列耶夫去他那里。从政治局委员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刚开过会,而且会开得绝不是很平静的。这次邀请使我感到不平常,因为没有通常那种一本正经的正式礼节。
毛泽东除了那种旨在使来访者生畏的生硬态度之外,还有另一种纯粹中国式的风度。这一次他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健康和需要,要我坐到通常留给贵宾坐的皮靠椅里,然后亲自端来饭、酒和茶。江青搬来了躺椅,他就挨近我们坐下。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
我们问他,对于日本可能向苏联进攻他是怎么看的,中共对这场战争将抱什么态度。毛泽东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当然,我们会对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个问题显然触犯了他。毛泽东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想以此来掩盖他心头的恼怒,接着就说起中共当前的任务来:
“凡属不利于团结的事情都必须消除。我们必须去掉阿谀奉承,严厉指责这种不健康的作风。”(这个问题他没有说明白。)
“必须审查工作人员是否诚实可靠,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来对此作出判断。”
坐在我左边的是康生。他戴着眼镜,头发向后梳,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我不时看看他,想到他所掌握的大权以及他在这么多人头上耍的威风。
毛泽东突然不说话了,叫人把红辣椒拿来。我们明白,这就是说正式的谈话结束了。
毛泽东指指我,一盘红辣椒便首先递给了我。另一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辣椒,一口一只,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是一个革命家吗?他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 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孙平,你也得吃辣 椒,假如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毛泽东夹起一只只辣椒和着酒吃下去。喝了这么多的酒,他的头都能受得住,真叫人佩服。
康生狂热地谈论着毛泽东。他坐不安席,满面堆笑,大声地吸着粗气。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脸就变得像盘子里的辣椒一样红了。
江青一直在放唱片。
王稼祥也来了。现在话题转到了时局上。
王稼祥和康生嘲笑我们分析他们的情报往往得不出结果,其实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情报也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既不充份又不准确。
约摸一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发困了,他在躺椅上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江青放一张平剧唱片——毛泽东点头赞许,并开始击掌打起拍子来。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拍子逐渐使他进入了梦乡。
1942年9—10月
1942年9月1日
奥尔洛夫坚持要盖一间新的手术室:用石头在窑洞前面扩建一间房子。他利用了中共的显要人物都由他治病这一情况,江青就是积极找他看病的人。他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手术室。
由于缺乏医疗器械、化验设备和药品,奥尔洛夫不得不尽力发挥他的技术水平。而由于中国医生妒忌他,不愿意帮助他,他就更需要这样做。
但是,奥尔洛夫希望消除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因而想培训一批有技术的外科医生和护士。
1942年9月2日
莫斯科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安。听说多尔马托夫常被人缠住问问题:“有什么消息?”“斯大林格勒怎么样了?”
一个艰难的夏天,灾难和不幸似乎没完没了。
外国的广播不轻易报道中国情况,延安把这看成是蒋介石作了严格审查的结果。
东京电台称重庆政府是“民族主义的”,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在满洲组成了一个包括三个坦克师的坦克军。这是日本人的第一个坦克军。
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34年),现任中央委员会统战部负责人。他是四川人。
透过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分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
整风令人苦恼。现在,人们不仅要死背上级发下的文件,而且要辱骂“教条主义者”,尽管并不向普通党员宣布这些人的名字。
1942年9月6日
日本军队并不以日本为后方,而是靠满洲作为兵工厂,这就使关东军成了一支强大的独立部队。
日本年轻士兵必须按古代武士道精神——即按日本人在战争中的道德准则——严格训练。日本所有的军事训条、指令和守则以及一个战士的行为举止都由这个中世纪法规的戒律来决定。
武士道对日本军队士气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士道的主要戒律之一就是绝对服从和视死如归。被俘不仅仅是一个战士的耻辱,当了战俘给整个民族自然也给天皇带来耻辱。
在多数情况下,日本战俘不承认他们是被俘的:他们是“迷了路”或者“无法进行抵抗”,而他们本人并没有“放下武器”,等。
新京是满洲国的京城,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
满洲是一个巨大的练兵场,从日本开来的未经训练的新兵部队经常在这里受训。经过训练的军队就从这里开赴南洋一带,新的队伍又来接替他们。
现在,关东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据阿列耶夫说,有个敌对的集团在特区进行活动。我觉得事情严重得多。此外,我不满足于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假如这是个怀有敌意的集团,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目的何在?他们的活动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整风尽一切可能颂扬毛泽东的功劳。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党高举了革命的旗帜”,“各主要革命根据地和党的干部保存下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了”,“新的革命理论制定出来了”(指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说,“党在历史现阶段应起的作用已被正确地规定下来了”。
会上,人们听到:毛泽东“明确规定了作为爱国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新作用,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毛泽东“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被国民党击溃”等。
1942年9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据说是毛泽东写的一篇社论。显然和往常一样,这篇文章是他的博学的秘书陈伯达写的。陈伯达一度曾因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处分。
1942年9月12日
我从《解放日报》上翻译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号召不仅在特区,而且在共产党的所有根据地都要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整风。这篇文章多处引用了古典作家的话(毛泽东的“古典”文风已为陈伯达所确切掌握),而且大谈其必须打垮日本人。
我记下了另外一份文件,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交给我帮助我正确认识延安形势的。文件的内容是:
“1930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到金一松(译音)的报告,题为《论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问题》。
“朱德(由于在湖南南部打了败仗)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知道,这次败仗大大损害了朱德的威信,便力图利用这件事对朱德的权威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毛泽东想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但是,他一心只想抓权,当然对付不了局势。而从朱德来说,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不想去干预毛的事情。
“朱德宣称,毛泽东要负一切责任。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应当指出,无论如何群众对毛泽东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对许多问题都有明确的观点,而朱德的观点却常常改变。
“毛泽东的不利条件是:不孚众望,而且在党内玩弄花招。”
朱德的名气要大多了,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机会损害他的名誉。但是,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军权——这才是毛泽东的目的。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与种种事实对比一下,这一点就清楚了。
毛泽东无法同朱德的军事才能一争高下,因为他本人毫无这种才能。另外,毛泽东同这位著名的司令员一起就相形见绌了,这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提拔新的军事领导人,因此,林彪在几年当中就从连长提升到军长。
毛泽东自己说,《世界英雄豪杰传》是他年轻时喜欢读的一本书,他佩服著名的征服者、国王以及所有能在“人类金字塔”顶上得到牢固立足点的人。
1942年9月14日
根据部署来判断,日本的坦克部队打算在滨海地区防线采取行动(占领哈巴罗夫斯克)。部队由吉田将军指挥。
关东军司令部已改为前线司令部,要管辖三个战区(外贝加尔湖区、滨海地区和松花江流域区)。
山下将军行将负责一个主要战区。他是日本最有经验的将领之一,因占领新加坡和在南海作战多次取得胜利而出了名。这事十分值得重视。
满洲到处都是日本的军队和物资。
千岛群岛、库页岛和满洲——这是日军针对苏联而摆开的一条强大战线,现在已完全部署好了。
土肥原贤二是个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是世界谍报工作史上最凶恶的人物之一,残忍、狡猾而阴险,是向苏联挑衅的一切事件的组织者。他毕生的目的是要削 弱苏联的力量,俄国东部从沿海到乌拉尔区的所有土地必须归属于日本——这便是这个日本劳伦斯的政治信条。他扶植了谢苗诺夫、吉谢辽夫、拉吉耶夫斯基、乌赫 托姆斯基等白匪,操纵他们的活动。他通过这帮土匪积极地收罗人来做特务。
就是这个土肥原,内战年代在我国远东留下了斑斑血迹。像条警犬一样,这个将军几乎一生就守在苏联的边境上。
我见过土肥原的照片:一个自命不凡的屠夫,中等个儿,身粗体壮,戴副眼镜。
1942年9月15日
从事态发展来看,德国人主要打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外国的广播电台一再重复希特勒的狂言:伏尔加河上的这个城市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落入德军之手。许多评论员从这件事联系到苏联的最后失败以及建立类似法国维希政府那样的伪政权了。
中国前线没有显示出什么重大变化。显然,双方都认为夏季战役已经结束。为争夺有利阵地发生了一些零星的遭遇战。
英国电台继续对印度发生的骚乱表示忧虑。警察不断使用武器来驱散示威活动。甘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咒骂。
我们把日记本、备忘录、文件保存在电台房间里。我不信任我们的警卫人员和陈管家。
我们对陈的看法有分歧。尤任认为他是个忠厚人,我、多尔马托夫、里马尔和奥尔洛夫都确信这个管家是康生的密探。
我把电台的房间锁着,而且我们之中总有一个人呆在家里。
我为两个报务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到惊讶。有时,他们为发出特别长的报导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
延安发生的每一件事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层内的秘密政治活动进入了新阶段。由于世界大战和苏联处境困难,共产国际的作用削弱了,这对这种政治活动起了刺激作用。不应该轻率下结论。我只能在日记中完全坦率地发表意见。首先是摆事实,然后再分析,但是分析的趋向已经清楚了。
拂晓,我同阿列耶夫动身到前线去。需要去现场核实一下八路军作战实况。
1942年9月
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到达贺龙的指挥部。
不少地方路太窄了,我们不得不下马牵着马走。草草搭在悬崖峭壁上的桥梁摇摇欲坠,路上到处是碎石块。这一带石头时常掉下来砸死好多人。
到某些庙宇去的惟一通道就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一级级台阶,这些陡峭的山路有几百米长。
一路上,我们惊动了野兔、狐狸、野猪、山羊和豺狼。成群的野猪逃跑了。
我宁可睡在露天。山里有很多土匪。天气冷,但至少没有寄生虫。路边饭铺里的草席上爬满了虱子和跳蚤。身上痒得慌,我们只好买“白干”来擦,用以止痒。根本无法睡觉。
这个地方的土匪和地痞流氓真是够多的。一帮帮的歹徒还假冒游击队员。这些人跟日本人一样横暴地对待老百姓。
游击运动的组织是很差的。尽管战争已进行多年,许多大的游击支队还没有与中央建立可靠的联系。
农民的贫穷和无知令人惊讶。税收、战争、小片土地使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勉强糊口。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都在东倒西歪的茅屋里了。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
我见过人人都染上沙眼、麻风病和梅毒的村庄。我们绕过了天花和斑疹伤寒流行的地区。
迷信成风。当巫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避邪驱魔的神符普遍地使用着。
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是合法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我见过一个八岁的小女婿配一个二十岁的媳妇。
孔子宣扬从父、从夫,夫死从长子。晚辈惟命是从理所当然。中国人的家庭是以一家为单位的,遗产平分给几个儿子。
水牛是村里主要的牲口,用来骑、耕田以及运载东西。
中国人受的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农民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
我还到过一些地方,那里的农民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吃过一顿饱饭。最普遍的食物就是苦菜
在特区这块比较小的土地上宗教信仰很乱,有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民族也很多,有汉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蒙族、藏族……
孔学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思想方法影响极大。庙墙上的教诲性的碑文最简单地告诉人们怎么实际地应用孔学。
孔学是沙文主义的哲学。政府官吏、教师、皇帝、历史学家和诗人都是用孔学名著四书培养出来的。……
我看到小河的水里飘浮着不少油,人们用废罐头盒舀水,滤出些油来。这样弄到的油用来点灯。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延安的党政人员才点得起。
特区有200多万英亩可耕地。收获1400万普特的谷物和豆子。从湖里提取盐,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织布和造纸的小作坊以及煤矿雇用了4000多工人。
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援是不多的,并且完全靠土地政策。对群众的政治工作流于形式,也很简单。甚至在延安,我看到人们容易听信耸人听闻的和煽动性的谣言,在我们经过的穷乡僻壤情况更为严重。
逃荒的人看来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一路行乞,为了换一点儿粮食只得卖儿卖女,有的就挖草根吃。他们的眼睛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老农民,日本人毁了他的村子,把全村的人都杀了,他和孙子纯粹出于侥幸逃了出来。“他们的娘为什么要把他们奶大?”一提到日本人,他就这样问。
军队从延安得不到一分钱,也得不到什么给养。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光和肖克除控制军队和地盘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自己发行货币。每个司令员都自己向农民收税,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
这里,旧的武器在工场进行维修,往往把几十支不能用的步枪拆开装配成一支能用的枪,手榴弹和炸药的生产组织得很好,作弹壳的金属是在原始的熔炉里冶炼出来的。
军队领导人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我认识一个司令员,他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还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
司令员及其副手把他们认为适于报告的事情用电报向延安汇报。对中央发下的指示,他们从是否对自己有利而不是从是否应该贯彻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司令员们轻蔑地把延安的领导同志叫作“摇笔杆的”。
军队中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气氛,等待着事情的自然发展。谁也不诚心帮助我们取得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初来时受到亲切的接待,但是不久他们就想法要摆脱我们了。
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包围了。我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路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纠正我的话说:“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
我们下马和战士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承认:“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
这些人打着绑腿,戴着帽子,穿着军服或短上衣。他们晒得黑黑的,很瘦,一张张脸孔显得英勇而精力充沛。……
毛瑟手枪是人人心爱的武器。
侵略者把收割的一部份庄稼运往日本,还运出了工业原料,显然都是不付任何代价的。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支配这个地方,他们把中国人当劣等民族对待,把中国人当牲口用。日本人强奸妇女,强迫她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虐待老百姓而不受惩罚,稍有不服从就要杀害他们。
后方地区妓院遍布,黑市商人和土匪成堆。
种族方面的宣传在日本青年的头脑中扎了根。这里,凡属不是日本的东西都遭到无情的破坏和毁灭。即使在为侵略者开设的妓院里也严格遵循种族原则,妓女都是日本人。
反对侵略者的战争显然打的是被动仗。
人们自然认为八路军是在等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战争的结果,而在特区这里,大家对苏联人民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看得出来,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针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
在这华北山区,军队的士气低落,与我们的红军无法相比。中国士兵的军事素养和战斗能力是不成问题的,勇敢和耐战一向是他们的特征。应受谴责的是准备发动内战的鲁莽政策。中共的武装部队目前不是占极大优势的国民党部队的对手。
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
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说来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份地把它简单化了!
1942年10月21日
王明病了。奥尔洛夫很着急。
王稼祥也病倒了。
毛泽东派拉王稼祥,但王不能容忍康生。他对我们一点也不客气了。
王稼祥的朋友陈云也越来越受康生的影响——“受影响”这个词不确切,显然两人都为康生吓怕了。
刘少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新四军政委,而今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实际贯彻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现在对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章。虽然说这是毛泽东写的,但是肯定和往常一样是出自陈伯达的手笔。
假如俄国坚持下来而且击溃德国,这也会影响到远东的局势——文章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
作者认为,“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所以,要保持与苏联的密切合作——以防万一!
从现在起,我和尤任、阿列耶夫都像当地的中国大一样要住进窑洞去了。
人们沿着又窄又陡的山路往上爬,首先到达第一排窑洞,这里住着党政人员、学生和军人。
我们的“一套住宅”在第二排。窑洞后面是一条深沟。
从小路上去,走到最后一排窑洞,那里住着诗人肖三和其他中国同志。肖三是毛泽东在湘潭地区学校里的同学。
毛泽东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包括在“党内反对派中”。尽管毛泽东作了解释,“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的差别何在还是很难领会。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九月份在这里举行了运动会。他们的组织者是叶剑英、徐特立、王世泰、王鹤寿和李富春(学生时代是个足球迷)。
1942年10月22日
现阶段的土地政策:
——暂不没收地主的财产,国家只征用汉奸的土地。
——在无需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在敌后组织解放区。
——所有解放区一律减租减息。
毛泽东指出应该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揭露重庆反动派的背叛行为。
据毛泽东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共产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取代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掌权。这是有利于抗日斗争的。
据我所知,这是共产国际的策略,也就是现在毛泽东显然正在破坏的策略。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国共两党才于1937年9月签订了一项协议。
共产国际的建议已把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日本的侵略并开始进行抵抗一事考虑在内。
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1942年10月23日
九月份,贺龙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同国民党破裂的不可避免以及准备采取行动夺取领土和贵重物资的必要性,他说这一点是“教条主义者”所不了解的,“他们得到了一点惩罚,应该彻底教训教训他们。”
贺龙在政治上无知,他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
贺龙是第120步兵师的司令员,是一个英雄,在军队里很得人心。他是毛泽东的同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贺龙是和蔼的,但是大有野心,毛泽东就利用这点给自己捞好处。
实际上,贺龙是一个地方军阀,他对这点毫不避讳。现在他领导特区的联防军,住在延安城外,靠近西门。
林枫(译音)是120步兵师的政委。
周恩来被归于“经验主义者”之列,他一直在重庆。
我们的窑洞是在山上挖的一排大洞,入口的地方用布帘一遮就算是门,窗子上糊了纸。
我的笔记本放在哪儿大成问题了。
在去贺龙的120步兵师的旅途中我得过阿米巴痢疾,以后常常胃痛,耗尽体力。我现在写东西视力模糊。
1942年10月25日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毛泽东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来同他的政敌作斗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的一大批信徒的政纲。在现阶段,可以明确地指出政治势力的分野。一般说 来,任弼时、林枫、陈云、王稼祥,当然还有康生(在此我只提及这派人中最主要的代表),他们是追随中共中央主席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的路线的。
对《新民主主义论》来一番彻底分析,会使人毫不怀疑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是反对调整同重庆政府的关系的。毛泽东的立场削弱了对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一直在特区进行着,原因就在于此。
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对新四军的悲惨结局以及国共之间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
延安用种种借口来拒绝国民党的建议,蒋介石7月14日所提出的与毛泽东会晤的建议实际上已被拒绝。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及其随从主张“保存实力”的战术,这意味着削减战斗行动。
1942年10月26日
毛泽东对他的对手越来越粗暴了。在一次争论中,有一个反对派的人提到了斯大林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就嚷起来:“你真不愧是‘莫斯科分子’——斯大林放个屁,你们也使劲闻,还说是香的!”
但是,毛当着我们的面却大肆吹捧斯大林。这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我能把这些话传到莫斯科去。赢得斯大林的好感将来对毛泽东是大有好处的。
我认识了王震。他有胃病,在找奥尔格夫治疗。
王震是359步兵旅的旅长,是延安的临时城防司令。这位年轻而能干的司令员在军队中率先采用了经常进行作战训练的作法。他的部队在特区是最精锐的。
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
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
1942年10月30日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过高估计了德国人的成就,因此,他们得出了苏联可能会战败的结论,从而拒绝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他们暗示,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证明,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实力的理论是正确的。看来,甚至是不惜背信弃义。
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毛泽东向我解释说,中共党内的“经验主义者”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做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意“王明和博古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观点。他说到这一点时显然很生气。
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
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
“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
刚挖好的窑洞散发着潮气和土腥味,小小的纸窗子几乎透不进光来。
我到窑洞外边去刮脸。我们的炊事员,一个年轻的小鬼,正在我们临时弄好的炉子旁磨磨蹭蹭,挂在他皮带上的大手枪摇晃着。
延安日记二(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17 03:33:30
-
1942年6月
1942年6月3日
日本人已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加强了军事行动。他们想使行将从内蒙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也是为了一旦对苏开战时能确保满洲和华北交通线的安全。
德国人在莫斯科附近受到挫败后,希特勒政府无疑已经作出并在继续作出一切政治努力使日本卷入对苏战争。
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毫无准备是显而易见的。现在,除了苏联和在作战实力上无法与我们的红军相比的中国军队外,在日本面前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了。
在谈到关于八路军反击日本军队的进攻时,康生大言不惭地说中共是忠于国际主义义务的。他说话时还是那副老样子,低着头不看对方,像发表演说似地滔滔不绝,但这些话都不过是空话,连篇的空话而已。
1942年6月7日
昨天,奥尔洛夫正式在中央医院开始工作。
好吧,祝你工作顺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
事情的发展必然使人得到明确的结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故意不理睬苏联记者。要见到毛泽东是十分困难的。
就此而言,我自己也没料到对我会是这样一种态度。毕竟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它是一个多年来一直给中共以无私援助的国际性的革命组织。
共产国际在中共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才在这个国家中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资产阶级占压倒优势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总人口中,中国工人阶级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它已完全溶化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中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一个阶级的时候建立的,这导致党的领导产生最严重的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就这种情况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并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
共产国际已多次帮助中共克服各种左的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叫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延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谁提起过李大钊、瞿秋白和中国其他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在这样的局面下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是特定策略的产物。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正为对苏开战准备其后方指挥所。
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个协定。美国继续承担在军事和技术上援助中国的义务,因为对世界范围的美国防御来说,中国是个极端重要的防区。
1942年6月10日
我从和中国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认识到,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接见了我。
按毛自己的划分,中共内部存在三派:
1.右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国民党的政策过于粗暴和危险,尽力谋求在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内同国民党合作。
2.左派提出应完全抛弃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应不怕与蒋介石破裂而采取一条完全独立的政治路线。
3.第三派是由“看不到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观主义分子”拼凑成的。
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好像周恩来领导着这个第三派。
可见,整风运动原来并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不是一堆人在清谈。这个运动是中共领导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在思想上领导这个运动。
问题非常重要,因而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在想法了解中共内部的政治形势,但不过是试试而已,因为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了解真相。
1942年6月11日
看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陈绍禹)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以及与联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联共(布)党于1952年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中共领导层内的气氛不对头。要作出全面判断我了解得还太少。显然他们把我晾在一边。但是,在我们难得的几次会见中毛泽东对我很客气,想以此来迷惑我。
1942年6月12日
5月份,新的日本军队和战斗装备陆续到达满洲。日本电台一直在反复宣传满洲国的“攻势防御”。广播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要保卫先辈用鲜血赢得的产业!满洲是保卫帝国的前线!”
从5月25日至6月2日,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作为他的特使访问了满洲。亲王同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将军开了一系列的会。
仅仅在远东存在这种紧张状态,即使不发生军事行动,无疑也是对德国有利的,因为它牵制了苏联好几十个师的兵力去保卫边界。
1942年6月15日
尤任对延安一些党的会议的开法作了这样的总结:
党的会议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定下来的,不允许“无计划地”主动召开会议。小组长作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说明会议议程的主旨,也就是预先为发言的内容和性质定好调子。
党的纪律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之上。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共产党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利。但如果他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看来),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一般他们都设法不准我们参加党小组会。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
但人们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在心灵深处人总归还是人,他们跳将起来,说一通,于是就尽了义务,然后一个个像石头人似的坐着,或者公然用打瞌睡来消磨时间。
1942年6月17日
当我们的军队在苏德前线军事上失利后,特别是当我国政府由于对法西斯德国作战明显地不能满足中共领导所急需的大量武器之后,他们对苏联小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中共领导人不肯理解武器对我们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武器。如果苏联战败,那么不管是特区,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将不存在,它们不是会被国民党就是会被日本人摧毁。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瞎说八道。
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领导向我保证中共军队决心对日作战。中共其他官员也向我作这样的保证。这只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在搞两面派?还是说,搞两面派已经成为政策了?
1942年6月18日
日本人正在苏联—满洲边界完成其从去年11月开始的军事建设。上几周内,从日本运来的弹药和装备急剧增加了。据日本俘虏说,日本正急于在国内成立新的步兵部队。
日军正匆忙地把步兵师改建为摩托化师。四个团建制的师改编为三个团的。最新式重型坦克正运抵满洲。
在中国活动的日军只有10个步兵师,在南海地区另有20来个师。到目前为止,50多个师留作后备,毫无疑问是想用于对苏联发动军事行动的。
流传着很多关于日本企图在今春进攻苏联的谣言。法西斯的东条内阁在德国的压力下以及为了要建立“新亚洲”——即要在东方摧毁任何有力量反对日本帝国的真正的军事力量,无疑是不会排除向苏开战的可能性的。这是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这也取决于苏德前线形势的发展。
康生的秘书肖里到我们这儿来得很勤,特别是喜欢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来。他填饱肚子以后就谈起哲理来了。今天,他一边剔着牙一边说:“几千年前你们白人 在干什么呢?你们用弓箭,而我们已经有了火药。那时我们已经会开运河、筑堤坝、建要塞,并且还会烧瓷、织造丝绸、造纸、做墨,而白人还在靠吃生肉过活。我 们已经产生光辉哲学的时候,白人还刚刚在草创字母。我们的文化孕育了东方的文明,她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
多尔马托夫气得满脸通红。他走的时候,我们只是客气地对他笑了笑。
古老悠久的文化使人们把封建的中国看作是第一个世界大国。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得到精心培育。遗憾的是,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到今天还没摆脱这种影响。
在中共领导中,毛泽东派正在占上风。这表现在中共领导的政策上,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 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领导的政策真叫人吃 惊!
1942年6月23日
由康生提供的中共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是如此混乱和矛盾,更重要的是,特别在涉及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时如此有倾向性,以至于大致核实这些材料都要费很大的劲。
我们在努力克服两种封锁:一种是日本的,它切断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种是康生的,它不让我们与中共领导接触。
康生及其随从利用他们及时得到的关于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情报对我和我的同志们唠叨个没完。
多尔马托夫对我说,战争爆发前几天,在延安的苏联小组被告知说德国行将进犯苏联。这以后不久,我们听说周恩来从重庆发来了电报。周恩来在6月18日 报告说,蒋介石已得悉德国要在6月21晚上进攻苏联,因此,蒋介石急于策划向特区发动总攻。这个消息是国民党驻柏林大使陈介和武官卫永清报告蒋介石的。
康生昼夜都在毛泽东那里。昨天,他竭力想使我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创造“革命战争的最新战术”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如何伟大(不单单是中国的革命战争,而 是全部革命战争!)。他说全体中国人,甚至包括敌人,都承认运用“机动战术”是他的创造。由于采用这种战术,“我们过去常常打败蒋介石军队,现在又在打败 日本人。”
小股兵力或游击队的机动战术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顺便说一下,还有许多真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早已为别人所阐明,他们把这些真理的“发现”也归之于毛泽东。眼下,毛的小股兵力的“机动战术”就是对占领者避不采取任何战斗行动的战术。
1942年6月25日
我到哪儿,马海德也常常“凑巧”在那儿出现。他这样无礼,见到我还要装得彬彬有礼,这早就叫我讨厌了。我记得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大鼻子,一对深陷而灵活的眼睛。他的中国话非常好,并能讲多种方言。
马海德不受康生的人监视——我们是得不到这种待遇的。他可以在延安和特区的任何地方单独活动。他同中共官员的关系很密切,被待若上宾。他借口需要去诊病,为他的拜访作掩护。
1942年6月27日
中共有的领导人谈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善意,据说预先告知德国的进犯就是表现了这种善意。这是公开的投机。真实情况是康生暗藏的敌意,也许,甚至连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是这样。
毛泽东怀有敌意?!这种思想现在对我已不再是什么异端邪说了。有许多重要和不重要的具体事情使我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我在延安这个地方碰到的情况是毛泽东的政治错误呢,还是他有意搞的一种策略?这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必须弄清也有责任弄清中共领导的政策的实质——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正的政策。看来,我恰巧是在中共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我对我们的党和共产国际负有重大责任。
1942年6月29日
毛泽东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但,是什么思想指导他这样做的呢?
我来延安的前夕在莫斯科了解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中共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侵略。中共的政策必须服从这个任务。
这个文件的意义是,那种把中共同国民党联盟看作是投降蒋介石的观点对亲日派有利,并且容易引起一场互相残杀的内战。必须严密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们企图通过在中国进行挑衅性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1942年7月
1942年7月1日
中央医院的设备破旧,许多科室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没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生,因此经常出错和造成病人死亡。医院的死亡率极高。只有几本中文和英文的医 学书籍,但都是过了时的。没有俄文的医学著作。这对不懂中文的奥尔洛夫来说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仍然在设法对付,真是天晓得!
从山顶可以望见被一道道峡谷分隔开来的一片灰黄色高原。可惜这种协调的灰黄颜色被突出于黄土层之上的黑岩石破坏了。
头上是高不可测的蓝天,一只只老鹰轻轻掠过布满岩石的陡坡,猝然飞落到了峡谷里。峡谷两侧和山坡上长满丛丛荆棘和矮树,成了野鸡的藏身之处,每当日出或日落时,你能听到野鸡悠然自得的咯咯啼声。
到处能看见被风吹倒或是吹歪了的中国洋槐。岩石都是发烫的。灼热的阳光赫然照耀在我们头上。
1942年7月5日
苏联情报局报导了叶甫根尼·彼得洛夫的去世,他是前线的战地记者。彼得洛夫只有40岁,我在《真理报》编辑部遇见过他几次。在我记忆中,他给人的印象始终令人感到温暖和愉快。
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公认的天才”。毛泽东为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记者的到来作了一切准备,他不遗余力地想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
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会见他们时对中国革命谈得还算有分寸,而谈他自己就太过分了。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谈出来的他青年时代的政治观点一直使我吃惊。毛 泽东说,那是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杂烩”。他的世界观主要是受他的中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杨是留英学生。根据毛泽东所说,他的老师是一 个坚定的唯心论者。
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是杨昌济的女儿,名叫杨开慧。
1942年7月8日
我们的一切业务联系只限于同康生进行。不容易见到毛泽东,他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过着隐士的生活。
康生想把我们和所有著名的中共人士分隔开。同时,中国同志也躲避我们,因为康生在注意着。
毛泽东即便是接见我们,那也必定有政治局委员在场,让我们明白这种接见具有公务的性质。他来看过我们两次,但都有他身边那批人陪着。
只有康生爱来就来,他的秘书肖里也是这样。
1942年7月9日
尤任和阿列耶夫已从前线巡视回来。他们对所见到的情况感到沮丧。
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而国民党的力量,在目前来说是非中共所能望其项背的。
1942年7月10日
我逐页地翻译毛泽东在文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5月2日所作的报告是个引言,但是他在5月23日会议上所作的结论实际上是个政治报告,而且依我看来带有重要的掩盖着的倾向。
下面就是值得注意的一页: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地实行才 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 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 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 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 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很明显,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共干部中的某一派人的。
按毛泽东所说,党内什么情况都不令人满意。党在思想意识方面“活的马克思主义”已被“教条”所代替。如果把它变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可见,“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共的日程上。
1942年7月13日
昨天,康生给我一份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记录。我把在莫斯科出版的那本留在家了,有些部份我要再看一遍。康对这种要求总是欣然答应的。
收音机里对苏联在军事上受挫大肆喧嚷。日本电台从早到晚在重复着戈培尔的讲话。
我很担心。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国内出了问题。
我突然被邀到毛泽东那里去。到他那里时已经很晚了,他一个人在,我们互相问了好。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苏德前线的形势。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静静地听着,看了几次地图。我帮他找到他叫不出名字的那些地方。
窑洞里烟雾弥漫,到处都是香烟屁股。主席递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说苏联政府没有理由要担心,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担忧他和中国 人民是理解的,因此,“我已经命令对日本法西斯作好战斗准备。让他们来侵犯苏联边境试试!你们不用担心,八路军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调整”。
1942年7月14日
毛泽东正从杨家岭迁往枣园。官方的解释是:鉴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在枣园为毛泽东挖窑洞时考虑了最大口径枪炮的破坏力,由军事工程师作出计算。
毛泽东有时凭记忆引述孔子的话。他精通四书。孔子学说崇拜最高统治者,认为中国什么东西都是优越的。中国的思想僵化和文化落后,孔子学说要负很大责任。这种宗教哲学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气势汹汹的、教条主义的。
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行为,人们心里感到难受。苏联形势危急,而中共领导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不动,显然鼓励着日本军阀加紧在我国边境上进行军事准备。苏德前线最近的发展形势如此,而中共领导人这方面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这岂止是眼光短浅而已。
马海德装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炫示他的所谓进步观点。他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很会慢慢骗取人的信任。他经常同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的干部在一起。他靠设宴请客来赢得每个人的好感。对军队和党的所有重大事件,马海德消息灵通。
1942年7月16日
尤任说,1941年7月苏联统帅部通知中共,日本人在把满员的部队从本国运往大陆,沿苏联边境一带集结。苏联统帅部建议出动八路军阻止日本军队向北平一张家口和包头方向集结,援助处于危急形势的苏联。
苏方要求说:“特别重要的是破坏通向上述地点的正常铁路交通。”中共领导人没答应这个要求,也没答应其他任何要求。
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关于国际问题的一般情报是注意起来了,但是党内的生活是保密的。
1942年7月18日
多尔马托夫对尤任所说的情况作了补充。
当听到毛泽东当着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气愤的话回答苏联同志的问题时,我们全体同志的心情是多么压抑呀!他说:“一旦日本向苏联宣战,我们只是配合作战,不用大部队,以便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形势行事。”
王稼祥不无恶意地补充说:“我们不需要满洲,俄国才对它感兴趣呢!”(当然,俄国是关心那个地方的。关东军集结部队,白匪开枪射击,还不都是在满洲那个地方!)
“根据形势!”多尔马托夫怒斥道:“如果我们打败了,好像他们倒能存在下去似的。他们会被打垮,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在特区这个地方被日本或被国民党或者被他们一起打垮。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苏联存在。”
中共领导人是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了,主要是他们有在特区袖手旁观的好机会。但他们不考虑这种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如何,也不考虑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和他们自己的前途将如何解决。这是确实的。
我又去看王明。他说,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很可能会考虑自己和敌人力量的对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领导真正的政策以前苏联不应把八路军的力量考虑进去。
1942年7月20日
晚饭后同阿列耶夫坐在一起,他想起很多事情来。
“我们记者小组,”他说:“总是表现得特别机智,可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一天比一天坏,近几个月来把客气都统统扔到一边了,剩下的只是卑鄙而横蛮 地公然在人民中败坏我们的名声。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们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休想得到中共军队的援助。在特区有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
“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我看这太含混,不好理解。必须弄清这个集团的目的、任务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个“集团”对中共的路线显然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依我看,我们在军事上受到的挫折使中共某些领导人一直郁积在心中的对我国的敌意发泄出来了。拿康生来说,他的情报人员就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天来,他塞给我一个俄语教师,硬要我收她做个学生。我还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中国姑娘。这个女孩子可没让我们太平过一天。
1942年7月22日
尤任描述了他去前线见到的情况:
“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在夏季增加一点贮存农产品的劳动。”
“在前线师部里,大家打扑克和聊天来消磨时间。我访问了第19团团部,参谋长说那天日本人向他们开了火,有些伤亡。一小时以后,团长把这作为对日本人的一次小胜利又向我宣传了一遍。”
“我无法去五台(地处山西东北部的一个市镇)。虽然前线形势还不错,也阻止我去前线看看实际情况。我到那儿去是件麻烦事。”
1942年7月24日
国内情况在发生灾难性的转变,法西斯分子已接近诺沃切尔卡斯克和齐姆良斯卡亚。我们的军队正向伏尔加和高加索撤退。
中国军队收复了浙江省的瑞安,根据间接消息,还收复了山西省的临川。
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斗志,日本电台又一次津津有味地广播不久前的胜利:“1942年2月8日,光荣的皇军在夜色的掩护和空军的支援下开始在新加坡登陆。2月15日,占领了英国最大的海军要塞!”
那次,日本军队由山下奉文将军指挥,他是日本军队的偶像。
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即被他讽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明显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康生用一切手段支持毛泽东,单是这个事实就叫人要提防着点。哪儿有康生在场,就不会对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表示尊重。
王明和博古支持忠于国际主义以及与苏联友好的政策。
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在听收音机时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他在西班牙当过志愿兵,在卡塔赫纳,他在海军总顾问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领导下负责过三个月的通讯联络工作,后来,在巴伦西亚,在军事总顾问斯特恩领导下任报务员。
多尔马托夫说:“1937年10月5日,我在埃布罗河的萨拉戈萨附近受了伤。那是我25岁生日的前4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突然出现了一群麦塞 施米特式的德国轰炸机,低空飞行进行轰炸。一次又一次的爆炸,接着是一阵机枪扫射,满身的火焰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我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喊‘妈妈’!”
1942年7月27日
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首先是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可是国共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也是对正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保卫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马海德的家就在延安,他的妻子是个中国女人,叫苏菲,一个儿子叫于马。苏菲是个漂亮的女人,娇滴滴的样子,对男人很温柔,她使尽媚态和我们的报务人员交朋友,会娇声娇气地说一些讨好人的话。
我睡眠一直不够。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广播只有在晚上才听得清楚,而人们多么想尽早知道世界和国内发生的情况啊!
跟6千公里以外的莫斯科保持联系就靠多尔马托夫的技术。他重装了发报机,并正热心地在装一种能在通讯中排除一切干扰的“Zeppelin”式天线。没有多余的晶体备件了,他把这套设备看成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来加以照管。
国内形势不知怎么样了?不知道最后将在哪里挡住德国人?
1942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以轻蔑态度来谈苏联领导人,例如,他在说到约·维·斯大林时就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他说:“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中国,但他还什么事情都要管。他对我国革命的那些所谓论点纯属无稽之谈。共产国际的那些人也在胡诌这一套。”
主席对苏联的认识是极为模糊的,他只知道苏联是“共和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对苏联的看法极不正确,产生这种看法与康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从不问我们关于苏联的情况,他对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兴趣,惟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德前线的形势。
去年10至12月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达到高潮时,主席说:“看,斯大林的空话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步。他把话说绝了!我倒想听听这位领袖现在在莫斯科还在放什么空炮。”
从莫斯科来的消息越来越坏。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