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六（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24 03:54:34

１９４３年３月—４月
　
１９４３年３月４日
杨家岭盖起了一座坚固的小礼堂，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每逢星期六晚上和节假日就在那里演平剧。
刘少奇对平剧不感兴趣，但是，他往往在看戏的时候拿着文件来找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江青会厌恶地耸耸她那纤细的肩膀，放大声音附在主席耳边说：“这个蠢货又来了！”
“洗脑筋”——每个人都必须坦白他的罪恶。在苏联呆过，同王明有过联系，都是明显的“反党罪行”。爱国主义和忠于毛泽东被认为是一回事。
刑官唆使下级干部反对领导干部，挑拨人们互不信任。而且，由于他把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搞得很差，还不许男人同妇女甚至同自己的妻子来往，以至引起了公愤。
奥尔洛夫瘦多了。他那么瘦小，看上去像个少年。可是他留起了胡须，也许就是为了看上去不像少年吧。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０日
尽管中国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包围住淮安—盐城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现在日军正在匆忙地组织力量，准备以长江南岸作跳板发动进攻。
经济上贫弱的中国经历了多年毁灭性战争，形势正在灾难性地恶化。最富饶的沿海各省已全部或部份沦陷，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人民陷于贫困，部队极其缺乏指挥员和武器弹药。
王明打算到莫斯科去，这激怒了中共所有的领导人。毛泽东害怕王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
我们同中国同志的交往使毛泽东有理由相信莫斯科的消息是十分灵通的，这激怒了他，于是我们跟人的接触受到了限制。康生则害怕被共产国际揭露，情绪有点不高。
毛泽东在拼命地设法对付。可是，他不准王明走。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４日
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现在，每当讨论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时，所谓的莫斯科反对派成员实际上都被晾在一边。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肆意诽谤他们。在共产党 各高级机构中，同志关系是紧张的。直到最近，中共中央主席主要还只依靠陈云、康生和由从事蛊惑宣传的老手陈伯达领导的参谋班子（博学的秘书们）。
我得出了这么一个印象，即中共中央主席同李富春、王稼祥、任弼时的看法不一致。他们曾在诸如八路军和新四军前线的作战事宜、抗日统一战线以及党内生 活这样重要的问题的处理上意见不同。据我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现在意见仍然不一致。但是，整风这一套对每个人都有威慑作用，于是，这些位居要津的党的官员 都宁肯保持沉默。他们即使表示不满，也从不公开地或在正式的会议上说出来。他们怕毛泽东，因而不大可能有勇气去批评他的政治路线。这样，中共中央主席的地 位就巩固起来了。
“莫斯科派”遭到诽谤，其他人又保持沉默，只有康生和毛的其他支持者能左右政治舆论。
凡此种种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毛泽东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拥护，他所推行的政策——尽管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矛盾——都是一贯正确的。中国同志根本不可能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党内分歧，因为所有通讯渠道都早已被刑官堵死了。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去年和今年正式通过的一些决议、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刘少奇的几次发言等等都被列入“二十二个文件”之内。中共中央主席下令要死记硬背这些文件。
看小说也是强迫的。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罗贯中于十四世纪下半叶写的，作者根据史官陈寿的纪实史料，巧妙地加进一些民间传说，写出了这部英雄史诗。我们在大学里曾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是用文言文写的，成语很多，要正确地理解它的内容，必须领会过去那个时代的哲理。
《红楼梦》写的是旧中国贵族阶层的精神崩溃。
《水浒传》写的是六百年前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
看小说，表面上是单纯的消遣，但目的是在党内激起民族主义情绪。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２日
奥尔洛夫去看望了王明。
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
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
罗莎·弗拉基米诺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
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
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药。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主席怕大家知道，也怕共产国际揭露，正设法“说服”王明。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派”任弼时、王稼祥和刘少奇去协商。
王明借口身体不好，拒绝协商，但是他声明，毛泽东在处理所有党内生活的问题和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执行的都是他自己的政策，未经任何人同意。
毛泽东建议在王明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者再次拒绝。但是，医生都坚持王明应该去长期住院治疗，毛泽东才让了步，决定派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汇报人和王明的对手陪他去莫斯科。
王稼祥为即将到来的莫斯科之行在起劲地作准备。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５日
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为了使自己不致被共产国际揭露，中共中央主席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拉拢党的机构里的领导人。毛泽东指望周恩来的帮助，因此他坚持要把 周恩来召回特区。周是中共派往国统区的常驻代表(我知道，他和董必武共同担负这一工作)，从未离开过重庆。中共中央主席向他的同僚透露过一种想法，人们由 此得出结论：他相信周是完全支持他的政策的。
毛泽东对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见。主席对他的敌视态度现已发展为仇恨了。王明也许是他夺取党内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康、毛以及他们所有的支 持者都竭尽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王明在党内是孤立的，王明的观点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因而也就与中国共产党背道而驰。虽然至今还没有公 开这样说，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此，不然又怎么来解释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
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随王明的。无论如何，洛甫赞成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在遵义他是毛打击的对象之一。不错，他仍然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似乎难以解释。 毛保留洛甫显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这次运动中洛甫实际是作为“教条主义者”来参加的。对洛甫要特殊优待和关心，私下则不断在他耳边吹王明的种种坏 话，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们原谅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条主义”和不妥协行为。
在此之前，刑官把洛甫赶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对这派人逐个进行威胁，使他们都无所适从。
现在，毛和康企图借“莫斯科派”成员之力从思想上摧毁王明。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不仅对毛泽东，对其他人来说王明也将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６日
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
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
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
这样，就产生了“处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问题一直在问奥尔洛夫的意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妻子是个医生。
奥尔洛夫对他已经知道金的处方一事不露声色，向王解释说，大剂量的甘汞配上盐碱药物，产生毒性，影响肝肾，并损坏牙齿。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来看我。她大谈什么“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
尽管毛和康耍尽了花招，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是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一致，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要人显然也被“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采用的 那些办法激怒了。他认为，从党的政策标准来看，康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是不能容许的。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错误的。刘 少奇劝王明坚持要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委员会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对毛连提都不提。
　
１９４３年３月３０日
康生邀我们去看三个国民党特务——三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尤任说，这种“戏”以前也演过。中共领导人为了要使我们相信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是对的，居然乞灵于这种方法了。
尤任肯定这三个人会被枪毙。中共领导需要的是国民党搞阴谋的证据，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特务康生一点也不感兴趣。戏的演出效果要好，这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１９４３年４月３日
毛泽东千方百计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为怕王明真的会去莫斯科治病，正在仓促地训练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凯丰。康生正在加紧训练他。
显然，凯丰要去当情报局长的耳目了。
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些延安同志即将飞往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刑官的那个局正极力放空气。他们的盘算倒是够简单的：重庆定会侦悉这个消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飞机通过。蒋介石不是个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领导内部保持紧张状态。
不通过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无法与王明接触的。
　
１９４３年４月６日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
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
　
１９４３年４月８日
博古同我谈话时用尖刻的字眼来形容康生，把他叫做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异己分子”。他对康生搞起来的监视制度非常痛恨。
博古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憎恨口吻谈论刘少奇。原来，刘少奇在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力求同康生妥协，甚至奉承他。显然，这就是刘少奇被留在中共中央新 书记处的原因。书记处的成员减少了，毛想有效地控制党的所有高级机构的活动。现在，书记处有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本人。我认为这不是最终的人选。中共中 央的这个机关中目前还只有三个人。
　
１９４３年４月９日
必须采取些措施来促进和维护“整风审干”运动，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当然，不是指全部知识分子，而 是指１９３８年以来到这儿来的那一部份人）。主席认为，而且当真认为，信任这些同志是危险的，他们首先应该进行思想改造，然后交由康的委员会去审查，异己 分子就会在那里被清查出来，然后进行集体改造。毛的追随者自然也坚持这种观点。
老干部（长征到达延安的那些人）中只有几百人还活着，干部的骨干都是年轻人，新干部至少有三万人，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使中共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弃上述观点。
中共中央主席把这几百名老干部看作是他“自己的”人，这样一来，其余成千上万党的工作者都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也应该受怀疑、考验和改造。
因此，所有长征以后来到延安的人处境都极其困难。捕人就是主席这个最新指示造成的后果。
现在，天天都在担心蒋介石或由胡宗南率领的一批国民党将领会打到这儿来。颁布了戒严令，虽然很难理解它有什么好处。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
问了康关于抓人一事，他显然不乐意谈，但是他说“中共领导已下令把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隔离起来”。
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夜里被抓走的。
毛讲过对知识分子和工作干部政治上不可信任之后，人人就都有日蒋特务之嫌了。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０日
虽然“二十二个文件”中没有公开的反苏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把这些文件这么一编，再配上必读的中国小说，其目的是要助长民族自大感和反苏情绪。“教条主义者”这个叫法体现出中共领导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公开厌恶。
争取民族解放是中共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一斗争不应该使中共成为一个把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党。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阶段，共产党应该团结 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多少有点革命思想的社会各阶层，并领导起这个斗争，但是，本国的民族解放只是一个阶段，而不应该是共产党政策的最终目标。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５日
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
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
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
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ＸＸ万岁！”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３日
整风和抓“特务”使整个延安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蒋介石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中共领导破坏了重庆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确定了中共在革命现阶段应有的地位。共产党如取得合法地位，就能有大量的机会从事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但是，中共领导却想对国民党发动武装冲突。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８日
尽管苏维埃政权在其发展过程中过去和现在都有极端行为，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还是非常高的。党是奋起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惟一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事业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说必须打垮“教条主义”，党相信了他，就对“教条主义者”进行诬蔑。最令人遗憾的是，“莫斯科派”没有为其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
毛泽东之所以强有力，不仅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而且因为他对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对人民的风俗习惯有透彻的了解。“莫斯科派”就谈不上这一点，他们尽管真心实意地献身革命，但往往都是些十足的理论家。
毛作蛊惑民心的宣传时考虑到了民族的特点，所以这种宣传针对性强，伪装得巧妙，很容易被人接受。毛利用了因外国压迫而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并拿马列主义享有的盛名来进行投机。
我一刻也轻松不下来——到处都是会议、口号、咒骂“教条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标语，还有神经紧张、面容憔悴的人们。
１９４３年５月—６月
　
１９４３年５月７日
莫斯科发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供我们参考：
１９１９年，由于战前大多数革命政党政治上的破产，成立了共产国际。它的历史作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使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不能将其庸俗化 或加以歪曲，促使进步工人团结起来，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动员劳苦大众保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策划的战争，支持苏联这 一反法西斯斗争的堡垒。
但是，随着各国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复杂，由一个国际中心来解决各国工人运动中的问题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一点甚至在战前就已经逐渐清楚了。各国 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这有种种原因：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不同，它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不同，最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不同。
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教导，从不主张保存过时的组织形式，他们总是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以及建立这种组织的方法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 基本政治利益，适合于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特点以及由这些条件所直接产生的任务。他们牢记伟大的马克思的榜样：他把进步工人团结到“国际工人协会” 中来，而在第一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欧美各国工人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他鉴于在这些国家建立群众性的工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解散了第一国际， 因为这个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它的任务了。
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无法召开共产国际大会，因此，特将下列建议提交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加以批准：解散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章程以及历届大会的决议对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规定的义务。
执委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所有支持者集中力量多方支持并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各国及其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以便早日打败劳动人民的死敌——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和附庸。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哥特瓦尔德、李米特洛夫、日丹诺夫、科拉罗夫、柯普勒尼希、库西宁、曼努伊里斯基、皮克、多列士、埃尔科勒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９日
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对毛派来说会是一条特大喜讯，这是我早已料想到的。但是，实际发生的事还远远超过我的预料。
这消息来的正是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去。他们为之大感震惊。
毛接到这份电报，毫不慌乱，也不用考虑——他对该怎么办早已胸有成竹了。
政治局会议由毛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它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博古告诉我有关紧急会议的情况时，他的语调和姿态把毛的欣喜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毛第二天和我谈话时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他内心的喜悦。
就在那个会上，主席问政治局委员究竟需要不需要马列主义：“我们需要马列主义干什么呢？真有必要宣传马列主义吗？”
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当然需要，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但是，运用马列主义必须使之完全适合中华民族的要求和中国的国情。
然后，主席向党的每个负责同志提出了下述任务：必须坚定地、始终不渝地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党而奋斗。
主席特别强调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解散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但是首先必须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必 须记得做解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没有就不行，因为有一部份共产党员、一部份党的工作者不见得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这一决 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毛泽东要政治局特别注意党内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最权威的机构是共产国际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中共中央。这些中国同志总是只听共产国际的。
这时，中共主席实际是让大家明白，对可能表现出(和也许已经表现出)稍有独立见解的人要给以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开除出党。当然，毛指的是以王明、博古和“军内反对派”成员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派”。虽然毛没有点名，但这是明摆着的。
主席告诫大家，不要低估党的队伍中敌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他们可能暗中活动，可能利用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一事积极进行宣传，因此需要发动一场严肃的、有原则性的运动来反对这样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他的应声虫的欢呼和赞美声中向政治局宣布：现在时机已到，“可以而且必须召开盼望已久的党代会”，不要犹豫不决了。
政治局兴高采烈，仿佛沉醉在节日的气氛中。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支持者们似乎感到终于松了绑，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就是我会见几个政治局委员之后得到的印象。确实，他们以前也并没有因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而著称，而现在他们则甚至连起码的道义上的责任感都已丧失殆尽。
紧接着是刘少奇发言。从前他对康生的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审干不满，对王明表示同情，可是现在这些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少奇重复了毛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 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
我对此不予置评。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
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好像要急剧恶化，因此，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前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经给中共中央发来一份重要电报。电报除了谈旁的事情外，还劝告中共中央主席及整个领导尽可能同抗日统一战线的合作者保持正常的事务关系。
可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的会议上丝毫未提及中共对国民党的具体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事。
可以预料，暗地里破坏同国民党联盟的策略将成为中共领导的正式方针——可以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所遭到的命运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按照历来的做法就此问题通过了他们自己的决议。决议命令共产党的所有军队不得对中央军采取任何行动，绝对禁止擅自行动，以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时毛泽东就指示，不要把中央政治局关于尽全力与国民党保持正常关系的决议发到各根据地去。这个决议后来宣布无效，并且撤回了。
　
１９４３年６月３日
苏联不仅提供军事物资和贷款，而且还提供空军来帮助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许多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在中国上空作战，这些飞机都由苏联人驾驶。特别 是在建立统一战线时，中国空军及其飞行人员实际上已被摧毁，这种援助就尤其宝贵。苏联空军承担了中日前线各个防区的空防任务，在很短时间内使日本遭到惨重 损失。（我们的图波列夫轰炸机对日本的主要空军基地福摩萨的有名袭击就是一个例子。）
我首次奉命来中国时正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并得到加强的时候。我回想起当中国人民得到这个消息时是多么积极热情啊。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来克服国共之间的敌对，友好的接触建立起来了，并立刻使日本多次遭到联合力量的有力打击，大好河山因而未落入侵略者之手。
我记得那笼罩整个中国的热烈情绪，那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那要求联合起来抗击敌人的愿望，以及那克服投降情绪和改编军队的种种措施。
世界进步人民欢呼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对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企图用刺刀和绞架在亚洲建立其统治的日益加剧的侵略无疑是个有效措施。
记得那时候，对八路军战士或中共党员来说，见到一个苏联人或得到一枚苏联徽章作为礼物，那意味着什么呵！
从那以来变化很大，整风运动就有一种明显的反苏味道。
　
１９４３年６月４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决议，这是整风运动的合法依据之一。像往常一样，决议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只是一种掩饰。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２日
刑官的活动根本不是背着中共中央主席干的，他们对所有的问题观点一致，这当然就不存在什么欺骗行为。
康生的胜利在于他看透了毛泽东的真正欲望，而成为实现他的欲望和要求的人，成为他须臾不能离开的人。
王明经受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拍康生马屁的金（我不能叫他金医生，因为他是个杀人犯，不是个医生）通过他的“治疗”给王明的健康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害。要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个“处方事件”，他就活不长了。３９岁的王明成了个长期病号，他至今卧床不起，非常衰弱。
但肉体的痛苦还仅仅是灾难的一部份，王明吃够了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进行镇压的苦头。毛把王明看作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陈 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最大的异端分子”。这就把王明孤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保持哪怕是最起码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写这几行时脑子里浮现出毛的形象。我听到他轻轻的、不慌不忙的步履声。我感觉到他的握手——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我见他坐下去，身子在扶手椅里舒 展开来。我感到而且看到他那严加戒备但由于含着心不在焉的微笑而不显粗暴的神态。他裹着一件短上衣，全身懒洋洋的，显得很舒适。在他周围散发出一股很浓的 烟味。他的房间总是很凉，他不住暖和的屋子。他是多么容易激动啊！他还常常会漏出几句粗话来。当什么事情触怒了他，他又是多么粗暴啊！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５日
我不敢漠视延安可悲的现实生活实际上天天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不敢说谎，也不取妥协态度，严格检查我写的每一个字，无数次地校对我的底稿。
我研究问题的方法太死板了。这是多年来养成的方法。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讨厌联共（布）的经验的。他害怕使他与所有共产党员处于同等地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也是他憎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之一，他轻蔑地称之为“教条主义”。
只要玩弄马克思主义能保证扩大他的权力，毛泽东就在表面上接受它。可是一旦马克思主义开始限制他的权力，他就对之宣战。迄今为止，这还是一场暗地里进行的战争。
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才智和学识都不足以在民主基础上领导全党。“教条主义”（毛的说法）谴责他一直热衷于追求权力，这种谴责是中共中央主席不敢承认也不允许它发生的。
根除“教条主义”意味着在党内确立毛泽东的统治和要求全体党员的士兵式的服从——这就是整风的目的，也是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一再延期的原因。毛泽东怀 着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革命狂热，以民族主义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在长达几乎十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历次会晤使我对他有了足够的认识。他的学问是冒 牌货，实际上肚里空空如也。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２日
我们单枪匹马地对希特勒德国作战已进入第二年了，盟军只有少量部队在非洲作战，对德国只进行过几次空袭。
几百个德国师正在苏联境内作战。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阔战线上，千百万人失去了生命。
日本电台的广播员在谈到同盟国对日本列岛本土的空袭时说：“我国人民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任何恐慌和混乱！后方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神圣的国家，有着无比古老传统的国家，抱有不屈不挠的信念。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在勇敢而坚定地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任弼时只要一开口就是谈他的病，说他需要到苏联去治疗。至于谈到政治问题，他毫无独立见解，事事都附和毛泽东。总之，只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而已。
朱德对苏联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他和蔼可亲，生怕得罪客人和朋友而乐意去做一切事情。他总想知道我们前线的消息和关于苏联的政治及经济生活方面的问 题。不像毛泽东，他不拘细节，态度随便，还打打排球，并不怕因此而丧失尊严。他也不在乎和朋友们跳跳舞，打打牌，而他在军事方面是何等地有能力啊！
现在，他也在“洗脑筋”了。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４日
在抓国民党特务。这儿究竟有多少特务呢？谁给了毛泽东这种怀疑每个共产党员都有通敌之嫌的权利？这是种什么样的权利，是自封有至高无上的聪明才智的权利吗？这种自命一贯正确、好为人师的倾向实际上在每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来。
跟这种自以为才智超群的人打交道多困难哟！周到的礼貌，斯文的态度，温和的谈吐，其中所包藏的残酷该是多么难以捉摸啊！
　
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
康生对各种可疑分子态度特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特区里真正的日特、国特和其他的特务，只要尊重康生，那就不会碰到什么危险。形形色色的可疑分子，受中共领导官员信任和保护的该有多少啊！可是，刑官的情报局所宠爱的人中就没有忠诚的共产党员。
党、政、军机构的工作都瘫痪了，到处都充满着敌对的、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康生指挥下进行的镇压活动确实使全党都发起高烧来了，这使共产党员感到痛苦，有的人想通过“正统”的表态使自己逃过这场灾难，有的人则希望别引人注意，混过这动乱的日子。
康生在党内不得人心，但他也安插了他的人。打小报告，在会议上通过揭发来指控别人——这就是中共党内生活的全貌。
中共部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部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
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占领者。而在特区，却正煽起反国民党的情绪，更加不顾一切后果。
毛泽东情绪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