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８月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
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
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
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要么就明说，要么只是笑笑，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
晚饭时，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他饱餐过后透露最新消息：“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把它交给德国人了……”他的话充满了恶意。
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军队里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则只有一斤三两。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夏装、一套冬衣。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
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３磅肉、约１６盎司油、１磅盐和２元边币的津贴。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浓云低垂，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一声霹雳划破天空，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
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
１９４２年８月５日
肖里说对了，德国人已侵入库班地区。
第二战场还没有影子。像在中国这样，盟国只愿意参加空战，就让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被占领国的游击队去流血吧！
康生为了竭力加强他的地位，身边都用他的人。他的秘书肖里是反苏狂。他的副手李克农于１９４１年从国民党区来到这里，他曾是国民党的谍报和反谍报负责人。李克农无疑是苏联的死敌。
特工部是彭真领导的。
据尤任说，彭真在春天陪同刘少奇从新四军那里来到延安。刘少奇是新四军的政委。
顺便提一句，李克农有心脏病，他去找奥尔洛夫看病。李克农这种人，首先监视奥尔洛夫，然后又要他治病！
李克农这人很阴。他既粗暴又专横。他非常谨慎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谁去过他那里。
１９４２年８月６日
交通工具正运往满洲，渡水工具正向滨海地区运送。
日本军阀会见俄国反革命头目，公开讲到将来要发动反苏战争，建立一个缓冲国。
日本电台在大叫大嚷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广播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恶毒。
据莫斯科报道，五、六月份发生日军和日机侵扰苏联边境事件十五起。１９４１年纳粹就是这样挑起战争的！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一直在进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原来预期大会会早些召开，但是以新四军被击溃为借口而推迟了。
一些来自遥远的解放区的代表已抵延安，还有更多代表陆续来到。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推迟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领导内部有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冒风险到大会上作公开的讲话。
整风运动似乎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直接的关系。
１９４２年８月９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戏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
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
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３日
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
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１．毛泽东、康生（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刘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慢慢地揽权，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
２．王稼祥、陈云、朱德，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但他们理论上不强，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
３．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４．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谁一时得势，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
邓发采取中立路线。
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
王稼祥，１９０７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１９３０年５月回国，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
陈云，１９０５年生，江苏人。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在苏联学习过。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假名为廖程云。
朱德，１８８６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军校毕业。１９２２年他去德国就学于格丁根大学。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
驱逐出境，取道苏联回国。１９２７年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１９２８年，他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从此，中
国红军诞生了。
洛甫（张闻天），１９００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从美国回来之后
他就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著作译成中文。１９２５年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１９２６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１９３０年回国，１９３１年１月以
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是一位能干的新闻工作者。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从职务上说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
中的副手。
周恩来，１８９８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以后又到天津上学。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１９２０年周恩来赴
法深造，在法国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并且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去过英国，在德国留学一年。１９２４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自１９２７年４月
以来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６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１９４０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来到这里，那时他
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
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
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牲！’”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事实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
心地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
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源远流长的文雅的汉语面目全非了，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不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取而代之。这种难懂的语言是贫乏的，矫揉造作的，粗鲁的。”
“结果，人们除了被迫织袜子、做棉衣和打补丁之外，渐渐地把劳动技能忘掉了。反正人人都有小米粥喝，不管他干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就只耍嘴皮子，似乎都不需要什么劳动习惯了。”
“事实是，年轻人在延安呆了多年以后并没学到什么专长。”
“说得轻点，特区培养出来的党的干部基本知识的水平很低。甚至学生也不都会看钟点，他们的算术很差。未来的党的工作者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没有专业，而且各方面都很落后，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心只想支配别人。”
“这里的人善于滔滔不绝地谈论‘自我牺牲、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以及日本强盗’，并且准备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三五个日本兵肯退出一个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使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非常生气。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绝对化的判断，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
他们如果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干出英雄主义的业绩来，就会为祖国的利益任劳任怨地做任何艰苦的工作。
我曾亲眼看到，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地抗击日本人的。军队训练很差，又受到军官贪污腐化行为的腐蚀，也谈不上有什么武器装备，就是这样的军队设法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由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施加了压力，抗日统一战线才组织起来了。
在延安，大多数青年确实是忠于他们的国家的，这一点我清楚。至于腐化这类丑恶现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的。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８日
七月份，又有一个日本步兵师开进满洲。继续源源不断地给关东军输送武器和物资，并把部队空运到苏联边境。大连到哈尔滨的公路建设工程开始了，边境地
区的公路和土路正在进行维修。日本人正在满洲建立一支坦克部队。在有些防区，日本人正把他们的军队直接开到苏联边境。这样，关东军得到了扩充和加强。
早晨，肖里不像往常那样先打招呼，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按这样的速度，你们的军队很快就要退到乌拉尔区了！”他跑到我跟前假惺惺地笑着问我俄国人什么时候可以挡住德国人的进攻。
我说：“肖里同志，１９４１年在莫斯科打垮德国人是不容易的，可我们做到了。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也能顶得住他们的压力。德国人的战线和交通线拉得太长，因而非常薄弱。苏联军队这一次的退却，就是为以后给纳粹以决定性的打击准备必要条件。……”
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对这点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但是肖里之流必然会幸灾乐祸。事实上，他这号人对本国人民的灾难同样是漠不关心的。
我和尤任、阿列耶夫决定搬到太平沟去，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我们离杨家岭（中共中央主席居住的地方）和市区就会近一些。
康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到十月初，那边就会有挖好的窑洞给我们住了。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２日
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远东盟军参谋长。重庆的将领对美国人插手他们总参谋部的事务极为不满。反史迪威反得最厉害的是中央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多年来一直是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他是在日本受的军事教育。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８日
今天，从前线来的消息头一次提到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到底向伏尔加河推进了，激烈的战斗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爆发了。
马海德夫人苏菲和毛泽东夫人江青很要好，我经常见到她们在一起散步。苏菲有很多时间是在江青的住处度过的。
江青喜欢骑马。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其貌不扬，戴副眼镜，略显肥胖，双眼深陷，一对耳朵大得不太相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陈伯达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人。他跟康生不同，爱交际，有很多朋友。他会给人以友好可亲的印象。
陈伯达，１９０４年生，福建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他具有出色的文才，在三十年代就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并且在
北平教哲学。陈伯达写过好些书。１９３７年他来到延安，以后一直留在延安，在党校教课。对毛泽东那样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来说陈伯达是个宝贝，尤其是因为陈伯
达对他主子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够“消化”，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
１９４２年８月３０日
尽管有多年的内战，尽管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而其领导人有的又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共仍然领导着革命运动。这是十月革命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共党员
英勇奋斗的结果。中共面对着困难的局势，继续使人民为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斗。中国的劳动人民把中共看作十月革命原则的体现
者，他们相信党。
每当我见到毛泽东时，我注意到他的随员对当天复杂的事件发表意见总是尽量表现得高兴、大胆而且带有几分天真。在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邓发、任弼时和肖
劲光了。他们这种活跃的举动同毛泽东的死板的稳重态度恰成鲜明对照。在这样的场合下，处在吵吵嚷嚷的人们中间，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静静地听着。
晚上，毛泽东邀请我和阿列耶夫去他那里。从政治局委员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刚开过会，而且会开得绝不是很平静的。这次邀请使我感到不平常，因为没有通常那种一本正经的正式礼节。
毛泽东除了那种旨在使来访者生畏的生硬态度之外，还有另一种纯粹中国式的风度。这一次他关切地问起我们的健康和需要，要我坐到通常留给贵宾坐的皮靠椅里，然后亲自端来饭、酒和茶。江青搬来了躺椅，他就挨近我们坐下。警卫员递给他一杯酒，江青塞给他一把花生米。
我们问他，对于日本可能向苏联进攻他是怎么看的，中共对这场战争将抱什么态度。毛泽东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当然，我们会对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个问题显然触犯了他。毛泽东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想以此来掩盖他心头的恼怒，接着就说起中共当前的任务来：
“凡属不利于团结的事情都必须消除。我们必须去掉阿谀奉承，严厉指责这种不健康的作风。”（这个问题他没有说明白。）
“必须审查工作人员是否诚实可靠，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来对此作出判断。”
坐在我左边的是康生。他戴着眼镜，头发向后梳，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我不时看看他，想到他所掌握的大权以及他在这么多人头上耍的威风。
毛泽东突然不说话了，叫人把红辣椒拿来。我们明白，这就是说正式的谈话结束了。
毛泽东指指我，一盘红辣椒便首先递给了我。另一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停地吃着辣椒，一口一只，然后在椅子里舒舒身子，问道：“斯大林是一个革命家吗？他喜欢吃红辣椒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定会吃红辣
椒。……”他喝了口酒又说：“亚力山大大帝肯定是非常喜欢吃红辣椒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家。至于斯大林，肯定他也是吃辣椒的。孙平，你也得吃辣
椒，假如你是一个革命家，那就请吃吧。……”
毛泽东夹起一只只辣椒和着酒吃下去。喝了这么多的酒，他的头都能受得住，真叫人佩服。
康生狂热地谈论着毛泽东。他坐不安席，满面堆笑，大声地吸着粗气。
不一会儿，毛泽东的脸就变得像盘子里的辣椒一样红了。
江青一直在放唱片。
王稼祥也来了。现在话题转到了时局上。
王稼祥和康生嘲笑我们分析他们的情报往往得不出结果，其实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种情报也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既不充份又不准确。
约摸一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发困了，他在躺椅上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江青放一张平剧唱片——毛泽东点头赞许，并开始击掌打起拍子来。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拍子逐渐使他进入了梦乡。
１９４２年９—１０月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日
奥尔洛夫坚持要盖一间新的手术室：用石头在窑洞前面扩建一间房子。他利用了中共的显要人物都由他治病这一情况，江青就是积极找他看病的人。他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手术室。
由于缺乏医疗器械、化验设备和药品，奥尔洛夫不得不尽力发挥他的技术水平。而由于中国医生妒忌他，不愿意帮助他，他就更需要这样做。
但是，奥尔洛夫希望消除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因而想培训一批有技术的外科医生和护士。
１９４２年９月２日
莫斯科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安。听说多尔马托夫常被人缠住问问题：“有什么消息？”“斯大林格勒怎么样了？”
一个艰难的夏天，灾难和不幸似乎没完没了。
外国的广播不轻易报道中国情况，延安把这看成是蒋介石作了严格审查的结果。
东京电台称重庆政府是“民族主义的”，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在满洲组成了一个包括三个坦克师的坦克军。这是日本人的第一个坦克军。
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１９３４年），现任中央委员会统战部负责人。他是四川人。
透过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分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
整风令人苦恼。现在，人们不仅要死背上级发下的文件，而且要辱骂“教条主义者”，尽管并不向普通党员宣布这些人的名字。
１９４２年９月６日
日本军队并不以日本为后方，而是靠满洲作为兵工厂，这就使关东军成了一支强大的独立部队。
日本年轻士兵必须按古代武士道精神——即按日本人在战争中的道德准则——严格训练。日本所有的军事训条、指令和守则以及一个战士的行为举止都由这个中世纪法规的戒律来决定。
武士道对日本军队士气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士道的主要戒律之一就是绝对服从和视死如归。被俘不仅仅是一个战士的耻辱，当了战俘给整个民族自然也给天皇带来耻辱。
在多数情况下，日本战俘不承认他们是被俘的：他们是“迷了路”或者“无法进行抵抗”，而他们本人并没有“放下武器”，等。
新京是满洲国的京城，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
满洲是一个巨大的练兵场，从日本开来的未经训练的新兵部队经常在这里受训。经过训练的军队就从这里开赴南洋一带，新的队伍又来接替他们。
现在，关东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据阿列耶夫说，有个敌对的集团在特区进行活动。我觉得事情严重得多。此外，我不满足于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假如这是个怀有敌意的集团，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目的何在？他们的活动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整风尽一切可能颂扬毛泽东的功劳。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党高举了革命的旗帜”，“各主要革命根据地和党的干部保存下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了”，“新的革命理论制定出来了”（指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说，“党在历史现阶段应起的作用已被正确地规定下来了”。
会上，人们听到：毛泽东“明确规定了作为爱国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新作用，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毛泽东“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被国民党击溃”等。
１９４２年９月９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据说是毛泽东写的一篇社论。显然和往常一样，这篇文章是他的博学的秘书陈伯达写的。陈伯达一度曾因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处分。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２日
我从《解放日报》上翻译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号召不仅在特区，而且在共产党的所有根据地都要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整风。这篇文章多处引用了古典作家的话(毛泽东的“古典”文风已为陈伯达所确切掌握)，而且大谈其必须打垮日本人。
我记下了另外一份文件，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交给我帮助我正确认识延安形势的。文件的内容是：
“１９３０年１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到金一松(译音)的报告，题为《论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问题》。
“朱德(由于在湖南南部打了败仗)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知道，这次败仗大大损害了朱德的威信，便力图利用这件事对朱德的权威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毛泽东想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但是，他一心只想抓权，当然对付不了局势。而从朱德来说，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不想去干预毛的事情。
“朱德宣称，毛泽东要负一切责任。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应当指出，无论如何群众对毛泽东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对许多问题都有明确的观点，而朱德的观点却常常改变。
“毛泽东的不利条件是：不孚众望，而且在党内玩弄花招。”
朱德的名气要大多了，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机会损害他的名誉。但是，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军权——这才是毛泽东的目的。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与种种事实对比一下，这一点就清楚了。
毛泽东无法同朱德的军事才能一争高下，因为他本人毫无这种才能。另外，毛泽东同这位著名的司令员一起就相形见绌了，这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提拔新的军事领导人，因此，林彪在几年当中就从连长提升到军长。
毛泽东自己说，《世界英雄豪杰传》是他年轻时喜欢读的一本书，他佩服著名的征服者、国王以及所有能在“人类金字塔”顶上得到牢固立足点的人。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４日
根据部署来判断，日本的坦克部队打算在滨海地区防线采取行动（占领哈巴罗夫斯克）。部队由吉田将军指挥。
关东军司令部已改为前线司令部，要管辖三个战区（外贝加尔湖区、滨海地区和松花江流域区）。
山下将军行将负责一个主要战区。他是日本最有经验的将领之一，因占领新加坡和在南海作战多次取得胜利而出了名。这事十分值得重视。
满洲到处都是日本的军队和物资。
千岛群岛、库页岛和满洲——这是日军针对苏联而摆开的一条强大战线，现在已完全部署好了。
土肥原贤二是个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是世界谍报工作史上最凶恶的人物之一，残忍、狡猾而阴险，是向苏联挑衅的一切事件的组织者。他毕生的目的是要削
弱苏联的力量，俄国东部从沿海到乌拉尔区的所有土地必须归属于日本——这便是这个日本劳伦斯的政治信条。他扶植了谢苗诺夫、吉谢辽夫、拉吉耶夫斯基、乌赫
托姆斯基等白匪，操纵他们的活动。他通过这帮土匪积极地收罗人来做特务。
就是这个土肥原，内战年代在我国远东留下了斑斑血迹。像条警犬一样，这个将军几乎一生就守在苏联的边境上。
我见过土肥原的照片：一个自命不凡的屠夫，中等个儿，身粗体壮，戴副眼镜。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５日
从事态发展来看，德国人主要打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外国的广播电台一再重复希特勒的狂言：伏尔加河上的这个城市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落入德军之手。许多评论员从这件事联系到苏联的最后失败以及建立类似法国维希政府那样的伪政权了。
中国前线没有显示出什么重大变化。显然，双方都认为夏季战役已经结束。为争夺有利阵地发生了一些零星的遭遇战。
英国电台继续对印度发生的骚乱表示忧虑。警察不断使用武器来驱散示威活动。甘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咒骂。
我们把日记本、备忘录、文件保存在电台房间里。我不信任我们的警卫人员和陈管家。
我们对陈的看法有分歧。尤任认为他是个忠厚人，我、多尔马托夫、里马尔和奥尔洛夫都确信这个管家是康生的密探。
我把电台的房间锁着，而且我们之中总有一个人呆在家里。
我为两个报务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到惊讶。有时，他们为发出特别长的报导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
延安发生的每一件事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层内的秘密政治活动进入了新阶段。由于世界大战和苏联处境困难，共产国际的作用削弱了，这对这种政治活动起了刺激作用。不应该轻率下结论。我只能在日记中完全坦率地发表意见。首先是摆事实，然后再分析，但是分析的趋向已经清楚了。
拂晓，我同阿列耶夫动身到前线去。需要去现场核实一下八路军作战实况。
１９４２年９月
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到达贺龙的指挥部。
不少地方路太窄了，我们不得不下马牵着马走。草草搭在悬崖峭壁上的桥梁摇摇欲坠，路上到处是碎石块。这一带石头时常掉下来砸死好多人。
到某些庙宇去的惟一通道就是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一级级台阶，这些陡峭的山路有几百米长。
一路上，我们惊动了野兔、狐狸、野猪、山羊和豺狼。成群的野猪逃跑了。
我宁可睡在露天。山里有很多土匪。天气冷，但至少没有寄生虫。路边饭铺里的草席上爬满了虱子和跳蚤。身上痒得慌，我们只好买“白干”来擦，用以止痒。根本无法睡觉。
这个地方的土匪和地痞流氓真是够多的。一帮帮的歹徒还假冒游击队员。这些人跟日本人一样横暴地对待老百姓。
游击运动的组织是很差的。尽管战争已进行多年，许多大的游击支队还没有与中央建立可靠的联系。
农民的贫穷和无知令人惊讶。税收、战争、小片土地使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勉强糊口。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都在东倒西歪的茅屋里了。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
我见过人人都染上沙眼、麻风病和梅毒的村庄。我们绕过了天花和斑疹伤寒流行的地区。
迷信成风。当巫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避邪驱魔的神符普遍地使用着。
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是合法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我见过一个八岁的小女婿配一个二十岁的媳妇。
孔子宣扬从父、从夫，夫死从长子。晚辈惟命是从理所当然。中国人的家庭是以一家为单位的，遗产平分给几个儿子。
水牛是村里主要的牲口，用来骑、耕田以及运载东西。
中国人受的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农民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
我还到过一些地方，那里的农民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吃过一顿饱饭。最普遍的食物就是苦菜
在特区这块比较小的土地上宗教信仰很乱，有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民族也很多，有汉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蒙族、藏族……
孔学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思想方法影响极大。庙墙上的教诲性的碑文最简单地告诉人们怎么实际地应用孔学。
孔学是沙文主义的哲学。政府官吏、教师、皇帝、历史学家和诗人都是用孔学名著四书培养出来的。……
我看到小河的水里飘浮着不少油，人们用废罐头盒舀水，滤出些油来。这样弄到的油用来点灯。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延安的党政人员才点得起。
特区有２００多万英亩可耕地。收获１４００万普特的谷物和豆子。从湖里提取盐，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织布和造纸的小作坊以及煤矿雇用了４０００多工人。
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援是不多的，并且完全靠土地政策。对群众的政治工作流于形式，也很简单。甚至在延安，我看到人们容易听信耸人听闻的和煽动性的谣言，在我们经过的穷乡僻壤情况更为严重。
逃荒的人看来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一路行乞，为了换一点儿粮食只得卖儿卖女，有的就挖草根吃。他们的眼睛流露出绝望的神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老农民，日本人毁了他的村子，把全村的人都杀了，他和孙子纯粹出于侥幸逃了出来。“他们的娘为什么要把他们奶大？”一提到日本人，他就这样问。
军队从延安得不到一分钱，也得不到什么给养。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光和肖克除控制军队和地盘外都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自己发行货币。每个司令员都自己向农民收税，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
这里，旧的武器在工场进行维修，往往把几十支不能用的步枪拆开装配成一支能用的枪，手榴弹和炸药的生产组织得很好，作弹壳的金属是在原始的熔炉里冶炼出来的。
军队领导人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我认识一个司令员，他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还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
司令员及其副手把他们认为适于报告的事情用电报向延安汇报。对中央发下的指示，他们从是否对自己有利而不是从是否应该贯彻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司令员们轻蔑地把延安的领导同志叫作“摇笔杆的”。
军队中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气氛，等待着事情的自然发展。谁也不诚心帮助我们取得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初来时受到亲切的接待，但是不久他们就想法要摆脱我们了。
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包围了。我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路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纠正我的话说：“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
我们下马和战士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承认：“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
这些人打着绑腿，戴着帽子，穿着军服或短上衣。他们晒得黑黑的，很瘦，一张张脸孔显得英勇而精力充沛。……
毛瑟手枪是人人心爱的武器。
侵略者把收割的一部份庄稼运往日本，还运出了工业原料，显然都是不付任何代价的。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支配这个地方，他们把中国人当劣等民族对待，把中国人当牲口用。日本人强奸妇女，强迫她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虐待老百姓而不受惩罚，稍有不服从就要杀害他们。
后方地区妓院遍布，黑市商人和土匪成堆。
种族方面的宣传在日本青年的头脑中扎了根。这里，凡属不是日本的东西都遭到无情的破坏和毁灭。即使在为侵略者开设的妓院里也严格遵循种族原则，妓女都是日本人。
反对侵略者的战争显然打的是被动仗。
人们自然认为八路军是在等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战争的结果，而在特区这里，大家对苏联人民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看得出来，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针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
在这华北山区，军队的士气低落，与我们的红军无法相比。中国士兵的军事素养和战斗能力是不成问题的，勇敢和耐战一向是他们的特征。应受谴责的是准备发动内战的鲁莽政策。中共的武装部队目前不是占极大优势的国民党部队的对手。
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
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说来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份地把它简单化了！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王明病了。奥尔洛夫很着急。
王稼祥也病倒了。
毛泽东派拉王稼祥，但王不能容忍康生。他对我们一点也不客气了。
王稼祥的朋友陈云也越来越受康生的影响——“受影响”这个词不确切，显然两人都为康生吓怕了。
刘少奇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新四军政委，而今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成了毛的思想的实际贯彻者。他起草最重要的文件。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现在对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章。虽然说这是毛泽东写的，但是肯定和往常一样是出自陈伯达的手笔。
假如俄国坚持下来而且击溃德国，这也会影响到远东的局势——文章的主要思想就是如此。
作者认为，“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所以，要保持与苏联的密切合作——以防万一！
从现在起，我和尤任、阿列耶夫都像当地的中国大一样要住进窑洞去了。
人们沿着又窄又陡的山路往上爬，首先到达第一排窑洞，这里住着党政人员、学生和军人。
我们的“一套住宅”在第二排。窑洞后面是一条深沟。
从小路上去，走到最后一排窑洞，那里住着诗人肖三和其他中国同志。肖三是毛泽东在湘潭地区学校里的同学。
毛泽东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包括在“党内反对派中”。尽管毛泽东作了解释，“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之间的差别何在还是很难领会。毛泽东把刘伯承、彭德怀、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都看成是“经验主义者”。
九月份在这里举行了运动会。他们的组织者是叶剑英、徐特立、王世泰、王鹤寿和李富春（学生时代是个足球迷）。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２日
现阶段的土地政策：
——暂不没收地主的财产，国家只征用汉奸的土地。
——在无需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在敌后组织解放区。
——所有解放区一律减租减息。
毛泽东指出应该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揭露重庆反动派的背叛行为。
据毛泽东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共产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取代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掌权。这是有利于抗日斗争的。
据我所知，这是共产国际的策略，也就是现在毛泽东显然正在破坏的策略。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国共两党才于１９３７年９月签订了一项协议。
共产国际的建议已把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日本的侵略并开始进行抵抗一事考虑在内。
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九月份，贺龙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同国民党破裂的不可避免以及准备采取行动夺取领土和贵重物资的必要性，他说这一点是“教条主义者”所不了解的，“他们得到了一点惩罚，应该彻底教训教训他们。”
贺龙在政治上无知，他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
贺龙是第１２０步兵师的司令员，是一个英雄，在军队里很得人心。他是毛泽东的同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贺龙是和蔼的，但是大有野心，毛泽东就利用这点给自己捞好处。
实际上，贺龙是一个地方军阀，他对这点毫不避讳。现在他领导特区的联防军，住在延安城外，靠近西门。
林枫（译音）是１２０步兵师的政委。
周恩来被归于“经验主义者”之列，他一直在重庆。
我们的窑洞是在山上挖的一排大洞，入口的地方用布帘一遮就算是门，窗子上糊了纸。
我的笔记本放在哪儿大成问题了。
在去贺龙的１２０步兵师的旅途中我得过阿米巴痢疾，以后常常胃痛，耗尽体力。我现在写东西视力模糊。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毛泽东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来同他的政敌作斗争。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的一大批信徒的政纲。在现阶段，可以明确地指出政治势力的分野。一般说
来，任弼时、林枫、陈云、王稼祥，当然还有康生（在此我只提及这派人中最主要的代表），他们是追随中共中央主席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制定的路线的。
对《新民主主义论》来一番彻底分析，会使人毫不怀疑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是反对调整同重庆政府的关系的。毛泽东的立场削弱了对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一直在特区进行着，原因就在于此。
所有这些情况，使人们对新四军的悲惨结局以及国共之间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中共中央主席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
延安用种种借口来拒绝国民党的建议，蒋介石７月１４日所提出的与毛泽东会晤的建议实际上已被拒绝。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及其随从主张“保存实力”的战术，这意味着削减战斗行动。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毛泽东对他的对手越来越粗暴了。在一次争论中，有一个反对派的人提到了斯大林写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就嚷起来：“你真不愧是‘莫斯科分子’——斯大林放个屁，你们也使劲闻，还说是香的！”
但是，毛当着我们的面却大肆吹捧斯大林。这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我能把这些话传到莫斯科去。赢得斯大林的好感将来对毛泽东是大有好处的。
我认识了王震。他有胃病，在找奥尔格夫治疗。
王震是３５９步兵旅的旅长，是延安的临时城防司令。这位年轻而能干的司令员在军队中率先采用了经常进行作战训练的作法。他的部队在特区是最精锐的。
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
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过高估计了德国人的成就，因此，他们得出了苏联可能会战败的结论，从而拒绝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他们暗示，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证明，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实力的理论是正确的。看来，甚至是不惜背信弃义。
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批评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毛泽东向我解释说，中共党内的“经验主义者”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做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同意“王明和博古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观点。他说到这一点时显然很生气。
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
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
“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
刚挖好的窑洞散发着潮气和土腥味，小小的纸窗子几乎透不进光来。
我到窑洞外边去刮脸。我们的炊事员，一个年轻的小鬼，正在我们临时弄好的炉子旁磨磨蹭蹭，挂在他皮带上的大手枪摇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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