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逆转
当毛泽东看准邓小平确有反骨，想翻文革的察后，就无意再摆迷魂阵了，下决心批邓。选择的题目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把邓和周放在一块
打。这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一向逆来顺受的周在生死交关之际，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并当众为邓讲话。
目前大陆官方的论著多把一九七五年中国政局逆转的起因，归咎于这年十月前后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挑拨性汇报”，并竭力淡化毛本人评《水浒》谈话的政治含意，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借题发挥”，以开脱毛的责任。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过分抬举了江青一干人。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整个事情真正的祸首，不仅评《水浒》运动是其精心策划、一手导演的，而且就连毛远新接任他的联络员也是整个部署的一部
分，是他觉察出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往周恩来、邓小平那边靠得太近而采取的掉换措施，就像当年文革发动前夕起用汪东兴接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样。
自从邓小平在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地推行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冷眼旁观。当时，毛之所以没有马上出面干预，是因为眼下正需要借助邓来整治文革
后的乱局，重建社会的秩序和效率，正如当年大跃进栽跟头后，不得不容忍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一样。不过，毛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这次又旧病复发，搞起”白
猫、黑猫”那套实用主义来。虽说是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却与文革的主旨格格不入，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的话，势必动摇根本。这是毛不
能听任不管的。
随著整顿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心越来越大。七月间，邓建议公开发表毛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毛一眼便看出这是邓企图
打着他的旗号，为搞”白猫，黑猫”的那一套造舆论，所以并没有同意，让邓碰了一个软钉子。本来，这是一个信号，邓应该有所警觉才是，但他却不以为意。
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有所保留的态度，当时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已经觉察出来，曾婉言相劝，但邓本人却
头脑发热，过于自信，自恃有毛的支持，根本听不进去，不知收敛锋芒，暂行韬晦之术，守时待机。反而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自许，号召”敢”字当头，横下一
条心，一味逞强躁进，最后导致整个局势逆转。
后来批邓的起因，固然是因邓小平向毛泽东转送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而起，但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邓在政治
上急于事功，过早曝了光，而让毛警觉到邓所搞的一套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点，除了前述周恩来、叶剑英之外，连邓手下的一些人都看了出来，像当时在国
务院政治研究室为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就在风云突变后，提醒邓说，不只是转刘冰信的问题，毛可能对搞全面整顿的做法早就有意见。
对于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时操之过急的非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用曲笔有所回应和辩护，说：有人
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对的，但是进行得太急了。她把这归于邓认为：”时问、机会，对于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邓”早巳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
度外”。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
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
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邓本人虽然也知道这一点，却认为毛正有求于他整治文革乱局，因此不以为意，掉以轻心，甚至还公开自嘲他是维
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例如，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解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
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
。又如，邓小平曾利用陪同外宾参观访问上海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泽东近来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
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被马天水出卖，将谈话内容密报王洪文。正在多方收集材料准备反扑的
让青立刻让王洪文把这次谈话整成材料，用特大字抄写，报送给毛泽东，并加了批语，指这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邓小平这些动作，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认定邓确有反骨，所谓”永不翻案”靠不住。其后一向善于揣摩上意的康生也以重病之身出
来向毛进谗言，指邓”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度遭到冷落的江青更是趁机反扑，频频求见毛，告邓四处造她谣的状。她对奉命代见的张玉凤大倒苦水，除了骂邓
外，还竭力对毛动之以情，说：我的事从不瞒主席，主席的事也从不瞒我。主席这么久也不见我，很伤我的心，你回去报告主席，等他精神好时，让我去看看他。
江青这番话究竟对促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改变态度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但此后毛不但不再提和她”分道扬镳”，而且还出来袒护江青则是事实。
据知情人说，毛对邓小平这种在背后搞江青的小动作很不高兴，而且动了气，愤愤地表示：”说我批评了江旨，我是批评了江青，但是难道我批评了江青，他们就该
把她打倒吗?”
到了八月中旬，毛泽东批邓的决心已定，但选择什么题目来做文章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近两年来他本人曾说过邓小平太多的好话，言犹在耳，因此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造舆论，转弯子的过程。惯于借古讽今的毛很快便找到灵感，决定从评《水浒》的题目下手。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夜读中向陪读的人发表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要点是：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志义堂，让人招安了。”
前面已经提到，大陆官方对毛泽东评《水浒》的真实意图避而不谈，把它说成是随意而发，只是对古典文学的一般性评论，在政治上并无所指。这里姑且不论毛素以”古为今用”的专家自翔，凡臧否历史上的人物，在现实政治中必有所指，更何况连毛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
据王海容、唐闻生说，他们曾当面问过毛泽东评《水浒》有什么深意?毛当时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说是看鲁迅看的。毛之所以故作这种荧测高深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因为当时他对王、唐二人已经存有戒心，不便挑明罢了。
其实，只消从整个事情的运作过程中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名堂。在毛泽东深更半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后，姚文元闻风而动的速度异乎寻常，显然是
有人打了招呼，几个小时以后就写出了报告，称毛泽东对《水浒》所作的评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建议印发下去，组织展开对《水浒》一
书的评论。而毛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在两三天内就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整个过程显然是台前幕后串通一气，绝不是什么”无心插柳”
，而分明是”有意栽花”。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评《水浒》、批”投降派”并不是仅仅针邓小平一人，而是一箭双雕，把周恩来和邓小平放在一块打。毛不能容忍邓的
地方不仅在于认为邓有反骨，企图否定文革，而且恼火他在复出后同周恩来合流，在政治上抱成一团。所谓”宋江投降”、”让人招安了”就是指的邓这一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因为在毛看来，邓小平不过是党内外复辟翻案势力在前台的急先锋，而周才是幕后真正的主
帅。所谓”投降派”便是针对周恩来施放的冷箭–既影射了周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这件事，又隐指他在外交上搞”右倾投降主义”，手段老辣，不落痕迹。实际
上，早在一九七三年底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当众评过《水浒》，对周旁敲侧击，用宋江接受招安来隐射他对美外交”右倾投降”。这次不过
是又故伎重施罢了。
毛泽东评《水浒》的举动，对于已经罹患绝症的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又捅了一刀。为此，他心情沉重，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接受治疗。他知道
此举来者不善，局势即将大变，于是在毛谈话的第二天，便与邓小平单独长谈。随后又找王海容、唐闻生摸底，并让身边工作人员找出《水浒》一书的各种版本、
《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以及内参中反映各地学习情况的材料送阅，揣摩毛的意图，了解各方动向。
周恩来对他已经病成这样，毛泽东还不肯放过他，备感寒心，满腹悲怆。他对前来探视的党内老大姐蔡畅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
投降派!”然而这种话只能对相知甚深的人才倾吐出来，对外人却不便直说。周只好借题发挥，针对江青一干人闻风而动，在报刊上大批”投降派”的举动，表示：
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什投洚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
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为邓小平的处境担心。虽然他并下大赞成邓在推行”全面整顿”时急躁冒进的搞法，但两人在整顿文革乱局，推行国家现代化的
目标上是一致的，彼此心照不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回两人又同被批为”投降派”
，可谓是在政治上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周知道此时正处在第一线的邓小平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如果不在政治上给他以支持的话，邓一个人将独木难支，势必中箭落
马，导致大局的逆转。
为此，周恩来想为邓小平做点事情，决定正式向中央举荐邓来接替他本人的党政领导职务。周这样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知道这个位置是兵家必
争之地，党内文革派觊觎已久，与其让他们抢去，不如采取主动，推荐邓出任，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况且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打的主意。而且由自己出面推
荐名正言顺，毛不得不考虑，即便毛不同意，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周恩来在病床上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举荐邓小平。周当时的卫士高振普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
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恨费劲，便说：”你口述，我
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
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恩来的用心，对周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做法很恼火，可是又不好发作，因为让邓取代周毕竟曾经是他的打算，不过已是此一时彼
一时了。正在暗中部署批邓的毛当然不会理睬周的建议，来了个不置可否，留下不发，对此，周氏仍不愿放弃努力，继续想方设法把这个风放出去，为邓小平作为自
己的接班人造舆论。这就是随后在他本人的病情已经急速恶化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医院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原因所在。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
后话锋一转，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将会继续执行党的内外方针。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
界，并且保证中国的政局和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出见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就在周恩来设法化解毛泽东在幕后策动的围剿之际，他的病情急遽恶化。八月下旬，医疗组的专家发现他的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开始向盆腔邻
近的器官扩散，出现了全身转移的征兆。更糟糕的是，周体内癌细胞的性质也发生了恶变，已变成发展极快的鳞状上皮细胞癌。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医疗组虽然没有
对周明言，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这时他虚弱得连走几步路的力气也没有了。
不过，相对于病情的恶化，更令周恩来忧心的还是眼下形势的恶化。以他多年同毛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毛这回评《水浒》、批”投降派”的举动决非凭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名堂，明显是冲着他和邓小平而来的，根子还在文革心结，看来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后凶多吉少。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路可退，一向对毛泽东俯首下心、逆来顺受的周恩来这回不想再隐忍退缩了，背着”投降
派”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决意对横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反应，向毛讨还清白。周非常清楚，光靠算当年犯路线错误的老账是打不倒他的，因为说到底，只
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势必要在所谓”历史问题”上找碴做文章，就像当初整刘少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伍豪脱党启事”问题就成了做
文章的题目。
应该说，这并不是周恩来多心，而是毛泽东确实一直在拿这个问题挟制他。且不说当年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起初不仅不明确表态，还有意
把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后来毛许诺周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澄清事实的报告，当时已在会上宣布要将这个报告及有关文献资料发给各省、市、
自治区一份存档，事后却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甚至还私存当年登载”伍豪脱党启事”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周产生警惕之心，
预作防范。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
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
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
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
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
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
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
在了却了这桩心事后，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躺在平车上的周氏这时已经极度疲惫，不过神志却很清楚，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件
事情要做，耶就是要在生死交关之际，当着大家的面为邓小平讲话，借此向毛泽东进言，不要在政治上再翻来覆去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场目睹了这一情
景，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当平车行进到距手术室门口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
邓小平的听力不好，后面有人转告他。他急走几步，来到了总理躺的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来，用力地握住
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声音嘶哑，颤抖而使劲地当着众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邓小平听罢总理的话，面部表情
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一下总理的手，未说什么话，只是站在一旁，向总理挥手致意，含泪目送总理进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
在场的医护人员觉察出周恩来今天的情绪过于激动，担心这样对手术不利，于是加快了推车的速度，然而，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
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
报告。应该说，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来心思的还是邓颖超，甚至可能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说给毛泽东听的，向毛讨还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容许用”
莫须有”的罪名来玷污他革命的一生，而并不仅仅是内心悲愤难抑的宣泄。
这次手术，医疗组的专家们虽然尽了全力，却无回天之术，甚至连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原因是周恩来的病情比原先想像的更为严重，打开以后，
发现膀胱里面已经长满了瘤子，而且已经扩散出来，向全身转移，根本无从下手。他们在请示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之后，只好又缝合起来。因为一动的话，只会转移
扩散得更快。
面对周的病情已经不可逆转的事实，邓小平心情沉重，要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周恩来对政治上批”投降派”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大将了毛一军，在政治核心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议论。
本来，毛以为周大概会像以往那样隐忍不言，不会从正面应对，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影射，只可意会，不可明说。不料，周恩来竟当众戳破了这层窗户纸，道出了满
腹的悲愤。这令毛泽东十分难堪，让人觉得他对一个垂死的人还不肯放过，实在是太过份了。为此，毛憋了一肚子火，却又不好对周发作。更令毛有所顾忌的是，周
恩来在党内外毕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他公开站出来为邓小平讲话，乃至向中央写信推举邓作为他的接班人，也让毛对邓一时难以下手。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不再拿评《水浒》的题目做文章，而且把批邓的时机也暂时往后推迟，一切端视周恩来的病势而定。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当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谈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时，毛耍了两手，一方面故作姿态，扣压了江青的讲话
稿，斥其”放屁，文不对题”；另一方面当邓小平为此向毛告江青的状时，毛一反对邓刻意笼络的态度，没有理他，有意让邓碰了一个钉子。与此同时，毛还把中国
科学院根据邓的意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一-作者注)给压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病情一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周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分量一-只要还能动，甚至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对已经山雨欲来的局势起到某种遏制作用。事实上，他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多少掩护了邓小平，延后了毛泽东批邓的部署。
不过，由于病情的急遽恶化，周恩来已经是心有余而力难支了。九月二十日手术后，他的伤口一直未能愈合，膀胱内出血不止，多时每天达上百cc，而且下腹部的肿块也眼见一大比一天增大。对此，医疗组一筹莫展，只好靠输血来维持，但仍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生命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十月二十四日，医疗组不得不再次给周施行了手术，尽一切手段延长他的生命。这次手术后，周氏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
油尽灯枯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
压抑，百成杂陈，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更甚于恐惧悲愤，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
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
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
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巳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邓小平虽然对形势的逆转已经有所准备，却没有看出这是毛泽东故意采用的惹战激将法，因而在四人会上和咄咄逼人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驳斥了他的
指责，说：”你的描述，中央岂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
说。”毛远新自恃有毛在背后撑腰，也不示弱，回敬道：”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
邓小平的顶牛，正是在幕后坐镇指挥的毛泽东所预料到的。他在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态说：”你和他吵，顺着不好，顶他，这就叫帮助。”随即
下令扩大会议范围，从四人增加到八人，指定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参加进来，在政治局内部展开对邓的批评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早已准备好的”石头”抛了出来，让清华大学传达他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然，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
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所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下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这样，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整个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他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沉绵病榻，与癌痛
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
党内文革派，今后的园步将更加艰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
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
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关于丧事，他和邓颖超商定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其中第
二条是他俩早在五十年代就约定好的，不过当局势恶化后，他又再三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把骨灰全部撒掉。此外，他还当面嘱托邓颖超的秘书赵
帏”照顾好大姐”。
不言而喻，整个局势的逆转和自己在劫难逃的不祥预感，使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口里心情非常压抑，百感杂陈，内心极为矛盾。他这时的伤心
难过恐怕更甚于恐惧悲愤。因为他毕竟已经跟着毛泽东走了一辈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趋，守分尽忠，从无二心，可是直到临死也没有得到毛的谅解，相反还以欲加之
罪不肯放过，这又怎么能不让周氏伤心之极呢?
不过，深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影响的周恩来还是恪守所谓”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的为臣之道，伤而不怨，绝口不提心中的伤痛，相
反还以重病之身又向毛写了检讨，而且在病中念念不忘关心毛泽东，多次问起毛的身体，起居、饮食和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就是在后来陷入昏迷醒来后也仍然如此。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要数叶剑英。自周卧床不起后，叶剑英基本上天天前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
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理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和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
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
说，用他对邓颖超所说的话是：”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而永远埋藏在心底了。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缠绵病榻的周氏已无
力阻止时局的逆转，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尽管如此，周在
这期间还是利用人们前来探视的机会，在病榻上力所能及地做了某些工作。比如叮嘱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江青他们手里：提醒王洪文要切
记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那段话。
当然，最让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眼下处境困难的邓小平，一方面担心他受下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如其来的翻脸，另一方面又为他毫不妥协的作法感
到忧虑。为此曾让叶剑英去劝他不要硬顶，”再去找主席谈谈”。但邓不肯改变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把邓
找到医皖来做工作，当面进行劝说。
邓榕在回忆她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的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不过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书中说，周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应该指出，书中这种描述不大像周恩来一贯的为人。换句话说，周不大可能在背后鼓动邓小平土对抗毛泽东，即使对毛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正
面硬顶，而是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才是周恩来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至于书中周所说的那句”那我就放心了”，依作者之见，不过是在劝说无效后的一种无可奈何
的表示罢了。
实际上，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本人的意图，周恩来即便心里再有想法，也绝不露出一句不满的话，就是对相濡以沫的老伴邓颖超也不
说。周病重以后，邓颖超天天到医院来陪伴他，两人经常是手捏着手，相对无言，避免去想那些政治上敏感的话题。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只好靠另一种办法来排解了。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
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
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官方一直对于这个情况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唯恐会损害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形象”，其实恰好相反，这正好透露出他临终前悲苦的心境，让人们窥见了他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形象的某种补正。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时刻，周恩来本人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十分配合治疗，与体内的癌魔作殊死的搏斗。但可悲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远
比他想的更严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医疗组并没有把九月二十日手术的真实情况向他全部和盘托出，所以周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膀胱内的癌瘤已经被摘除
干净了。这样一来，更增加了病人配合治疗的难度。医疗组以及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隐瞒真相，对周支吾其词，搪塞他，就连老伴邓颖超也不得不这样
做，按照上面的口径守口如瓶，不告诉他真实情况。
不过，周恩来本人很快发觉出情况不对，他自己已经摸到了下腹部提起的肿块，而且由于肿瘤溃烂，膀胱内大量出血，凝成血块，所以每次换药都极
为痛苦。更让周受罪的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意图，上面一度不让医疗组使用放射疗法来控制体内出血，怕这样一来，周病情的真相就瞒不下去了。
眼见情况在一天天恶化，伤口每日出血不止，周恩来非常着急。他认为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两次手术的”战略目的不明确”
，提出要下决心开刀，摘掉整个膀胱，彻底解决问题。对此，医疗组有口难言，只好按照中央定下的口陆，劝他先要恢复体力，然后再说，否则他的身体禁不起大的
手术。周很不满意这样的解释，认为越等只会越坏，身体这样一天天垮下去更不行。
为此，周恩来他帮持要找卫生部长刘湘屏谈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周氏还在一时冲动之下，拔掉了他身上所有的插管，说是要”自力更生”，掌握主动权，”弄得情况一时很紧张”。后来还是医疗组对周施行了放疗后，才基本上控制住膀胱内的大出血，暂时稳住了病情。
应该说，医疗组为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对于周本人来说，活着已成为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在体内癌细胞的肆虐吞噬
下，从十一月下旬开始，他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己经明显不行了，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溃烂，同时由于肠梗阻，进食已经十分困难，此外痰中带血，心脏也出现
了危象，尽管战胜病魔的希望已经变得很渺茫，但周恩来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继续与病魔苦斗，甚至还打算用二至六个月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再做摘除膀胱
的手术。
为此，周恩来强迫自己进食，”我要多吃几口饭”，成了他这段时间常说的一句话；但是他每咽一口都会引起强烈憾心呕吐的反应，满头是汗，每次吃饭都有如一场艰巨的战斗。周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数数的办法，一口一口地”消灭”，尽量争取多吃一点。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撑多久。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
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已经接近油尽灯枯。
同所有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也经受了癌痛惨烈而持续的折磨。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死后，对他的遗体做病理解剖时，发现他体内的癌瘤已经扩散到整个盆腔和腹腔，盆腔内已成”冰冻”状态，即盆腔内的脏器互相粘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硬块。
不过，周恩来的忍耐克制能力，一如其在政治上的隐忍功夫，却是超平常人的。每当剧痛袭来，他往往大汗淋漓，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疼得死
去活来，但他总是暗自强忍，在清醒时始终不肯哼一声，只是在昏迷中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当痛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才请求医生给他打一针杜冷丁。然而，
止痛针使用次数多了，效果不免递减，开始时还可以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最多只能管两、三个小时，又不能连续打，间歇时还得独自承受剧痛的煎熬。
每当痛到极处时，周恩来常常下意识地紧紧握住在一旁陪伴的邓颖超或医护人员的手，或是让放《国际歌》来激励自己战胜病痛的意志。即使在这种
情况下，周还是竭力控制他自己尽量不要露出过分痛苦的表情，以免让别人为他难过，甚至还吩咐他的保健医生说：”你去给中央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党要我活几
天，我就活几天。”
当然，周恩来的这种掩饰瞒不过众人，反而让旁人心里更难受。邓颖超见他人痛苦，怕他挺下住，用”共产党员呀!要坚强、要忍耐”这样的话来给他打气，但在私下里已经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凄然地对医生表示：”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这种恶性的刺激，也是后来邓颖超率先赞成”安乐死”的原因。
到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只剩下奄奄一息，往日的神采再也不见了，完全判若两人。这时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怙槁，
整个人都脱了形，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他的身躯。再加上自卧床不起后，周就再也没有理过发，几个月
下来稀疏灰白的须发杂乱蓬长，把嘴唇都遮盖住了。这种样子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曾在周氏身边工作过的人在见他最后一面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踉跄而出，痛哭
失声，不能自已。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
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
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
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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