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斗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
国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
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圆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巨,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
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
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
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
联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
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
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
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著身子”在两条战线作
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下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
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
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国自身的
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
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
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
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
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
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
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忡有关。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
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
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
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
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
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
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
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
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
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
在两书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的需
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
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演了幕
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
要,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
人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大限度
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
于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善意
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
美国代夫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是便发
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
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
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
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
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
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
期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
握手,甜枯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洛局的形格势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
氏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把它作
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借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
外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在九大
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的决
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
大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胜为首
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
由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
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压过了在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连毛本人也不得叶;顾忌的党内反对意见。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
代中期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的重新组
台: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怒目桐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新的三角关系的确
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万事开头难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
方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
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只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
事。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道,甚
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
表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体现了毛
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
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下休,穷追猛打的话,那么就永远
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是:台湾问题事
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
十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
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
会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气气。
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
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苏联更是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礼的机
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彼此熟识交往多
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
地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
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
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
并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这次如此
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
中苏关系的姿态出现。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苏)边境的兵力,连远东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
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四、想摆脱修字号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
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布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
会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细
的周恩来将这些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这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
界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一两件
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么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
湾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国内指
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
盘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幽默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
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
从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布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级会
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利的。”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
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继续谈
判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
当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西金那
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也不拒绝,可以
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周氏又把话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
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阻力和干扰。在文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
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排
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问毛泽东这一问
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希望,
并增加苏修疑虑。”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
次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表团团
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牌的”重要的时
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
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向他做了解
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
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空前和解的
语气谈论中国问题,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过更打动中国的,还是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与任何
一个大国联手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按鸾滋疑峦恋欲芝恋妄二立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探索’,不失立场!
并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示愿三;;”。而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会唔。中美两国之间试探性的接触,
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封冻在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昔日这两个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异,以一种全新的
眼光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的战略关系。
我是一个MBA,曾经任职财富五百大公司的物流经理,历任香港上市公司/美国上市公司/新加坡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做好面对任何事情的准备。为了替我老母亲复仇,为了我心爱的儿子能有成长的自由和尊严,为了我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我愿意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坐牢了,或者死了,我的良心就可以平静了。所以我买了六十万的人寿保险,足以让我儿子成长和自立了
2014年3月27日星期四
晚年周恩来(十九)(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21 03:48:40
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 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 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 革暴发户的疼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 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 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 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 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 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 即采取了主动退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 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 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 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 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 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 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 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 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 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 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 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 难。张春桥首先出来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则出来帮腔,与张春桥一唱一和: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遗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见江青等人来势汹汹,周恩来知道在批左的问题上与党内文革派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不过,他仍然试图避免最后的摊牌,以免惊动毛泽东。在周看 来,只要毛没有在批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事情就仍有可为之处:反之,事情就不好办了。为此,他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 中联合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 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一干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 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 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 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 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 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报周所趁,利用这种不 明朗的形势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 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 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 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 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 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 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 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 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 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 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 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不能不让他沭然惕厉。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 经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 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出来承担了责任,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 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 的路线。”当然,周恩来还是有意保护了上告御状的王若水,当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另一 方面又说:”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来的这番用心,王若水当时便体会出来,看出他是在说违心之言,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观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动的同时,尽量掩饰他与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出其中的微妙区别。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不仅如此,王若水还领悟出了整个事情背后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连累了周恩来。多年之后,他在回首这件往事时,这样写道:”我 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找,间接批评的是谁呢?”"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人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 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经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 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 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这以后,周恩来虽说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努力,继续在某些方面对文革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已经在政治上被捆绑住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 况且随后他本人也自身难保,被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外交上功高盖主而加以整治,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不过,这已是本书下一章 所要涉及的内容了。
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鉴于中美两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刻意安排的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既没有准备为尼克松铺红地毯,鸣礼 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搞群众欢迎的场面。偌大个机场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并排悬挂在机场上空的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冷淡,丝毫也没有减弱中美两国首脑即将进行历史性的握手这件事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这两个昔日 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两位主角周恩来和尼克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凸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先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班,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这样,两只分别从太平洋两岸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 掌相报。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 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一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 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 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 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 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 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 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借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 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让我们还是从被人们视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导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谈起吧。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 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 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 革暴发户的疼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 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 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 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 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 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 即采取了主动退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 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 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 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 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 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 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 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 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 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 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 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 难。张春桥首先出来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则出来帮腔,与张春桥一唱一和: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遗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见江青等人来势汹汹,周恩来知道在批左的问题上与党内文革派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不过,他仍然试图避免最后的摊牌,以免惊动毛泽东。在周看 来,只要毛没有在批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事情就仍有可为之处:反之,事情就不好办了。为此,他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 中联合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 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一干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 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 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 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 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 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报周所趁,利用这种不 明朗的形势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 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 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 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 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 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 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 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 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 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 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 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不能不让他沭然惕厉。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 经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 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出来承担了责任,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 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 的路线。”当然,周恩来还是有意保护了上告御状的王若水,当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另一 方面又说:”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来的这番用心,王若水当时便体会出来,看出他是在说违心之言,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观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动的同时,尽量掩饰他与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出其中的微妙区别。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不仅如此,王若水还领悟出了整个事情背后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连累了周恩来。多年之后,他在回首这件往事时,这样写道:”我 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找,间接批评的是谁呢?”"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人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 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经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 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 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这以后,周恩来虽说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努力,继续在某些方面对文革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已经在政治上被捆绑住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 况且随后他本人也自身难保,被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外交上功高盖主而加以整治,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不过,这已是本书下一章 所要涉及的内容了。
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鉴于中美两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刻意安排的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既没有准备为尼克松铺红地毯,鸣礼 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搞群众欢迎的场面。偌大个机场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并排悬挂在机场上空的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冷淡,丝毫也没有减弱中美两国首脑即将进行历史性的握手这件事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这两个昔日 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两位主角周恩来和尼克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凸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先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班,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这样,两只分别从太平洋两岸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 掌相报。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 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一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 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 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 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 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 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 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借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 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让我们还是从被人们视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导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谈起吧。
晚年周恩来(十八)(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20 03:49:49
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疴难起的毛曾向周恩来交权,随后又对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设法给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做手脚,有意延误治疗,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之际,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突然横生变故,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这不仅给周扭转文革时局的努力带来格外的纷扰,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事情是由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权的举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 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先是在党内不断放风,让邓当”别严”,,卜总书记总揽全局,在反右运动中扮演要角。后来对邓 跟着刘少奇跑大为失,二芸三羔;昙芝芝:;票公症党内无论谁当家,都离下开总理。对此,周恩来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认为自己不具备帅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 掌舵,并多次在党内表示过。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对毛恪守为臣之道,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这次毛泽东在病中突然交权,让周恩来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诚惶诚恐而难以从命。他本人一向认为中国革命不能没有毛泽东,而眼 下文革大乱刚过,国步艰难,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的时候,党和国家更是离不开毛的领导。虽说毛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但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却令周想都不 敢想,更不用谕跗而代之了。
所以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旧更槽。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 便失禁,许久下个米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 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 祸临头了。
实际上,江青已经为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咬了周恩来一口,责问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权,弄得他有口难辩。为此,周在毛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到头来还是在劫难逃,遭到毛泽东越来越大的猜忌。本来,以毛喜欢独揽大权的个性而言, 是绝不会轻易让权的,特别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急于挽回文革败局之际。因此,毛这次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感到大限已到,阎王 爷在向他招手的话,那么便是在有意虚晃一枪,在试探周的态度的同时,在政治上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华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 尼克松访华,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迫使世 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登门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的视线,为文革的败局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样一来,毛泽东总算从林彪事件的 重创上缓过一点劲来。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 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 付。
平心而论,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为人,不至于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经过林彪事件的重创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总是担 心别人怀有二心。这种心情,随着毛发现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时,愈发强烈起来,成为毛的一大块心病。
当然,毛泽东并不准备将周恩来一脚踢开,因为他毕竟一贯忠顺,况且又刚刚帮他在政治上渡过难关。这样做,未免让人感到有过河拆桥之嫌,再说 以后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工作还是要依靠他来做。因此,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翻覆 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 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
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算历史老账,让他 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却执意要这样做,全然不顾周的脸面。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过份,于是不得不软硬椎施,对周恩来进行笼络。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伍豪启事”问题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动提议周在会议上也对此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以此来换取周恩来的合作。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 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们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微妙难处,因而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屦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 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 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暗中为自己的处境提心吊胆,变得疑心很重,处处小心戒备,以至于竟闹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访问途中飞越长江时,不相信专机机长的解释,怀疑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飞往海外的事情来。
在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周恩来知道他的预感已经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来对付他,如果不趁”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尽早打消毛的这个念头,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到头来非但个人在政治上的晚节难保,而且还势必把整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政治动荡之中。
应该说,前者是周恩来始终看得很重的问题,后者则是他有心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作为信条的周氏决定按照毛泽 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把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然而,重翻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早已真,i,悔过植艮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更是对身心的一大折磨。 况且在此之前,他刚刚被确诊为膀胱癌,急需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不过,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忌,周还是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人会上 的发言。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饶,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为此,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
据周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写得很苦,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这期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纲写完之后,周恩来心里仍然不踏实,不知这样写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在把发书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 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 (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 ,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 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 的。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 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 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用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他”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周在发言中这样说道:
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旦补过之日无多。”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 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 舵,只能当助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 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 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 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 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 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 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航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定专家们的委婉说 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 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 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 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 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 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 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 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 纸罢了。
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 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 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 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 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 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 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考虑的。周知道文革运动伤 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党内的矛盾,而且还能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 他各项政策的落实,疗治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干部队伍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 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转文革困局中发挥作用。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 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位靠边站的国务院老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是因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与老战 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郁积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他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提出要对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党、政机关副部长(含副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杳,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干部也照此办 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这件事在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 部中间大得人心。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起,畅叙衷肠,庆幸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以便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党内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 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本章前面所论及的周恩来执两 用中的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党内外形成解放干部的舆论和气候后,周恩来在这年晚些时候,又见机而作,借毛泽东关于废徐”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趁势责令公安部 会同北京卫戌区彻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问题。随后,他写信给毛,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减少阻力,周让中组部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 治局讨论。中组部随后搞出了一个曾担任过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三百多人的名单。
接着,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他们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从中作梗,每通过一个都很不 容易。双方为此斗得很厉害,对此深有感触的叶剑英把这比做当年红军长征中牵骡子过河,还作了一首《过桥》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 人,驱骡赴前敌。”
据一位当年曾多次列席过这类政治局会议的亲历者说,会议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往住到半夜十二点也结束不 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才结束。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那么怕了,无非是多几 顶帽子就是了。他回忆道: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下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 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 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佃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下 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下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这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牛棚”中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后来与党内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 潮人手,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 部门联系实际工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主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只不过当时更多 的是就事论事而没有大事声张罢了。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 得更大的进展。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 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 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号的主题,作了比 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火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 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当然,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 脚跟,把诸如”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 驻外使领馆中搞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因为在当时说出了人们的一些心里话,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让饱受文革极左狂潮之苦的人们感到了某种快意。
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疴难起的毛曾向周恩来交权,随后又对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设法给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做手脚,有意延误治疗,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之际,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突然横生变故,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这不仅给周扭转文革时局的努力带来格外的纷扰,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事情是由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权的举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 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先是在党内不断放风,让邓当”别严”,,卜总书记总揽全局,在反右运动中扮演要角。后来对邓 跟着刘少奇跑大为失,二芸三羔;昙芝芝:;票公症党内无论谁当家,都离下开总理。对此,周恩来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认为自己不具备帅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 掌舵,并多次在党内表示过。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对毛恪守为臣之道,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这次毛泽东在病中突然交权,让周恩来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诚惶诚恐而难以从命。他本人一向认为中国革命不能没有毛泽东,而眼 下文革大乱刚过,国步艰难,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的时候,党和国家更是离不开毛的领导。虽说毛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但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却令周想都不 敢想,更不用谕跗而代之了。
所以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旧更槽。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 便失禁,许久下个米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 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 祸临头了。
实际上,江青已经为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咬了周恩来一口,责问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权,弄得他有口难辩。为此,周在毛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到头来还是在劫难逃,遭到毛泽东越来越大的猜忌。本来,以毛喜欢独揽大权的个性而言, 是绝不会轻易让权的,特别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急于挽回文革败局之际。因此,毛这次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感到大限已到,阎王 爷在向他招手的话,那么便是在有意虚晃一枪,在试探周的态度的同时,在政治上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华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 尼克松访华,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迫使世 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登门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的视线,为文革的败局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样一来,毛泽东总算从林彪事件的 重创上缓过一点劲来。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 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 付。
平心而论,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为人,不至于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经过林彪事件的重创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总是担 心别人怀有二心。这种心情,随着毛发现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时,愈发强烈起来,成为毛的一大块心病。
当然,毛泽东并不准备将周恩来一脚踢开,因为他毕竟一贯忠顺,况且又刚刚帮他在政治上渡过难关。这样做,未免让人感到有过河拆桥之嫌,再说 以后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工作还是要依靠他来做。因此,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翻覆 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 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
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算历史老账,让他 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却执意要这样做,全然不顾周的脸面。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过份,于是不得不软硬椎施,对周恩来进行笼络。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伍豪启事”问题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动提议周在会议上也对此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以此来换取周恩来的合作。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 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们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微妙难处,因而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屦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 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 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暗中为自己的处境提心吊胆,变得疑心很重,处处小心戒备,以至于竟闹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访问途中飞越长江时,不相信专机机长的解释,怀疑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飞往海外的事情来。
在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周恩来知道他的预感已经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来对付他,如果不趁”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尽早打消毛的这个念头,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到头来非但个人在政治上的晚节难保,而且还势必把整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政治动荡之中。
应该说,前者是周恩来始终看得很重的问题,后者则是他有心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作为信条的周氏决定按照毛泽 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把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然而,重翻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早已真,i,悔过植艮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更是对身心的一大折磨。 况且在此之前,他刚刚被确诊为膀胱癌,急需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不过,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忌,周还是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人会上 的发言。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饶,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为此,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
据周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写得很苦,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这期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纲写完之后,周恩来心里仍然不踏实,不知这样写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在把发书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 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 (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 ,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 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 的。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 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 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用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他”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周在发言中这样说道:
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旦补过之日无多。”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 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 舵,只能当助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 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 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 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 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 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 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航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定专家们的委婉说 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 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 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 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 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 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 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 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 纸罢了。
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 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 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 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 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 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 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考虑的。周知道文革运动伤 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党内的矛盾,而且还能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 他各项政策的落实,疗治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干部队伍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 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转文革困局中发挥作用。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 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位靠边站的国务院老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是因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与老战 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郁积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他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提出要对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党、政机关副部长(含副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杳,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干部也照此办 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这件事在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 部中间大得人心。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起,畅叙衷肠,庆幸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以便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党内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 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本章前面所论及的周恩来执两 用中的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党内外形成解放干部的舆论和气候后,周恩来在这年晚些时候,又见机而作,借毛泽东关于废徐”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批示,趁势责令公安部 会同北京卫戌区彻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问题。随后,他写信给毛,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减少阻力,周让中组部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 治局讨论。中组部随后搞出了一个曾担任过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三百多人的名单。
接着,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他们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从中作梗,每通过一个都很不 容易。双方为此斗得很厉害,对此深有感触的叶剑英把这比做当年红军长征中牵骡子过河,还作了一首《过桥》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 人,驱骡赴前敌。”
据一位当年曾多次列席过这类政治局会议的亲历者说,会议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个人的问题,往住到半夜十二点也结束不 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才结束。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那么怕了,无非是多几 顶帽子就是了。他回忆道: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下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 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 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佃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下 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下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这以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牛棚”中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后来与党内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 潮人手,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 部门联系实际工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主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只不过当时更多 的是就事论事而没有大事声张罢了。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取 得更大的进展。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 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 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号的主题,作了比 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火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 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当然,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 脚跟,把诸如”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 驻外使领馆中搞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因为在当时说出了人们的一些心里话,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让饱受文革极左狂潮之苦的人们感到了某种快意。
拈花一周微2011-12-19 0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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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不是洪水、也不是地震海啸而是握有巨大权力的统治者。世界上最大的地震灾难唐山大地震死亡24.2万 人;世界上最大的海啸灾难印度洋大海啸死亡29.2万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600万,毛发动的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饿死376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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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不应仅在法国有:纵观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不是洪水、也不是地震海啸而是握有巨大权力的统治者。世界上最大的地震灾难唐山 大地震死亡24.2万人;世界上最大的海啸灾难印度洋大海啸死亡29.2万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600万,毛发动的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饿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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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络消息称,解放军第41集团军和第42集团军,正紧急向陆丰市方向行进,同时广东各地武警支队和中队,也紧急调往乌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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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快断粮了,说实话我不奇怪。这将是一场残酷的斗争,他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了,我收到的信息是连军管都准备好了。我也早准备好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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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最终将发现,一群使用真实姓名直面他们的屁民,远比躲在一个用户名后面的人更可怕。因为他们对独裁者的专制威吓不再恐惧了,他们敢站起来说话了,他们不再跪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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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实名制未必是坏事,还记得刚有微博的时候吗?那时敢说真话的也没几个,都是我们带着带着大家就都出来了。实名就实名吧,我们再把大家都带出来!到时候 大家都用实名讲真话,别让当权者以为我们都是只敢偷偷摸摸暗箭射人的人,到时候我们全部都堂堂正正地抨击他们,看他们还怎么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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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山西高勤荣在微博上称,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报案谎称被抢300万。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却近 5000万元,其中:人民币600万元,港币100万元,美元27万,欧元300万。金条七、八公斤,另外还有名表钻戒项链等名贵奢侈品。一一天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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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00-建华:已抵达陆丰的于建嵘今天上午在微博说:“这个村已成为‘孤岛’,我终于明白‘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原因了。”另据尚未确认消息,事态已发生恶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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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 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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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对《决议》中认为,文革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表示强烈反对。阎引述王年一教授的观点:“‘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 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所做的坏事,“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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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说,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 的!”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一般没有争议,但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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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义,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 灾难的内乱。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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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腐败,那就是胡扯蛋。什么三不反(重要岗位不反、一把手不反、有影响力的不反),四不抓(名人之后不抓、老干部之后不抓、有突出贡献的不抓、得过国家级大奖的不抓)。抓的都是老鼠!中国的反腐败就是俩字——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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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则赞赏劫犯是“大侠”,“劫富济贫,肃贪反腐,大义!”民众还指“jw、jcy不如小偷作用大。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小偷参与反腐。”“山西最大国企老 总白培中东窗事发,他贪的绝对不是5000万钱财,恐怕背后涉及更多的大人物。”“这是小抢劫犯抢了大抢劫犯,中国就是这样的大环境,官员能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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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妻报案时谎报被抢300万元。为何将巨量的现金存放在家里而不存银行?白的资产引人遐想,白及焦煤集团始终不出来做说明,被指不符合常理。央视名主持人崔永元微博转发高勤荣的微博爆料,并评论到:天哪!白培中简直就是抢银行!此微博被广泛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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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的太原警方人员还指,两名抢劫人均是白培中所住小区的保安。趁白妻一人在家时他们进入白家,把其家保险柜里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他们认为白培中这些 钱是贪污受贿而来,根本不敢报案,所以得手后开着白妻的奥迪车,连车牌都不换,逍遥而去。关于被劫持钱财数目,同高勤荣微博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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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披露,收到自称太原警方人员者的邮件“吐槽”(意指掀老底、拆台):事发后,太原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戴来伟向办案警察下达封口令,要求绝 对保密。办案警察看着白培中400平方米的豪宅中到处堆满名人字画、各种名贵饰品及追缴回来的巨额财产,称这样的贪官早该曝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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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674705: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门口枪击真相。 http://fanfou.com/photo/Uys1FidSh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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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煤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炼焦企业和山西最大国有企业,销售收入破千亿元。白培中现任焦煤集团董事长。其妻报案谎称被抢300万。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证 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却近5000万元,其中:人民币600万元,港币100万元,美元27万,欧元300万。金条七、八公斤,另外还有名表、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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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最大国企现任董事长、党委书记白培中家中被劫,包括巨额人民币及外币现金在内总价值近5千万人民币。近日,山西警方确认抓获案犯,但拒谈案件细节。 http://fanfou.com/photo/OOCOeKSCm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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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华社》记者高瑜认为,当前乌坎的危机,正向着6年前汕尾的解决方式滑行。当年距离十七大还有两年时间,今天对汪洋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她认为,时间给汪洋的唯一出路就是,依法惩办暴力执法打死薛锦波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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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广东曾发生震惊世界的汕尾事件,红海湾东洲坑村因政府兴建发电厂,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农民合理补偿和安置,引发农民驻守发电厂大门口,阻止工程进 行。当局调上千警力镇压,直接开来装甲车对村民进行扫射。《新华社》声称只有3个村民被打死,而外电根据村民讲述,当场有几十人死亡,另有3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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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要抓,就整个乌坎一起抓出去,整个村人抓出去,要打死,就整个村就打死吧,反正就这样,叫我们村民退缩绝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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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下午,广州网友微博发贴求助,说他几天前发了一条〝陆丰独立调查的贴子〞,后来被新浪删贴了,但还是被当局扣上〝涉嫌煽动XX〞的帽子。他求助的贴 子在1小时内就被删除了。16号有推友发贴说,中共当局已调部队和大批警力前往乌坎村武力镇压。村民表示,他们不怕死,将抗争到底,绝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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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说,15号,在外打工的4个村民因为在网上讲述〝乌坎事件〞,而被警察拘捕,直到晚间才放出来。村民A:〝有些是在网络上留言,比如说大型的,比如说微博啊,或是说我们上微网留言,或者自己在网络上留言啦,有一两个是打电话回村里面监控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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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现在吃的也没有,粮食也没有,水电也给它停掉了,11号(就)停掉了,现在只靠吃方便面,我也想哭了,真是太苦了,政府逼到我们这样,所有路口都被陆丰zf围掉了,出入全部都要身份证,如果是乌坎的身份证就抓起来 现在整个村都不敢出去,不敢出去粮食哪里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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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代表薛锦波被虐死黑牢后,当局又声称〝独立调查〞、〝独立尸检〞,却藏匿薛锦波的尸体不交还家属,同时又继续派出上千军警围村,断粮、断水、断电。目前仍被当局围困的村民说,他们现在已断粮,只能靠吃方便面维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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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丰乌坎村代表薛锦波隆重的〝头七〞祭典上,村民们手臂缠上白布,向灵堂内薛锦波遗像鞠躬,他们没有喧哗,没有口号,只是悬挂几幅写有:为民请命,惨遭 虐杀,严惩凶徒,不容逃责,归还尸体的标语。由于zf还没有归还薛锦波的遗体,村民用薛锦波遗像作为替代。村民表示,目前他们只想讨回薛锦波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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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的抗争不断升级,16号,是薛锦波隆的〝头七〞,一万多名处于哀痛中的乌坎村民不理会当局的封村断粮,继续聚集追悼,由于当局不归还死者尸体,村民们被迫空棺祭典。另网传当局正调遣部队和大批警力前往乌坎村武力镇压,村民表示〝反抗到底,绝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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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山老妖: CNN首页:蝙蝠侠挨揍!村长,你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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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实名制实际上是一种恐吓一种威胁?因为实际上现在微博上的任何账户后面的人都不难查到,查IP,查身份证(网吧早就实名登录了)。基本上只要想查 就能查到,即便是黑客也要绕很大个圈子才能掩盖痕迹。而两亿个账户的信息谁有那本事管?相关信息存储就不可能做到,这么大的信息量怎么储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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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不怕实名制,我的信息早就全部公开了的,而且国宝很清楚这个号后面的那个人是谁。因为我亲口告诉过他们,一切以这个名字发出的信息都由我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呵呵,所谓实名制其实是恐吓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想想看全国有近两亿个微博账户,每天发出的帖子都是海量的,我谅他们管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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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以为档和证腐对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合法性很有自信的,但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微博能让你们如此心惊肉跳呢?你们有枪有炮,有核武器有火箭,你们怕什么?何况你们还有城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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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挡和证腐这么害怕微博,还搞什么实名制呢?干脆把所有的微博都关了干净。要不干脆把网络也关了,一了百了。要不干脆把所有的电脑都收缴了,那就千了万了了?要不要把国人的大脑也收缴了?省得大家有脑子会思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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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利剑0305: 湖南湘潭黑团伙花900万行贿 引发当地官场地震。凡是纵恶多年才查处的犯罪团伙,都有政府内官员做保护伞,这是事实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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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内战中的都不配做烈士,更不配做英雄,顶多算炮灰。只要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才是真正的英烈,值得我们去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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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自己国人的都是狗熊,烈士是狗屁烈士,只有牺牲在卫国战争的才是真正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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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向薛英雄灵位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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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网友推特透露,今天晚9时29分,在广州天河广场声援〝乌坎村〞抗暴的网友被警察和便衣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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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记者现场采访时,村民集体跪求记者帮他们申冤,村民被当局逼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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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女士透露:“我们乌坎几个英雄被拘捕,还被政府恶意特别对待,还叫他们背台词。从他们的话里我们得知话中有话。还好他们跟村民有默契,镇定冷静。他们身上的衣服包住了他们遍体鳞伤的身体,我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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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被抓的村民代表的家属曾获准到医院探视,但在医院只查到两名代表的名字,另外两人却不知去向。当局对此没有解释,村民代表没有受伤为什么会送去医院。 看了探监视频后,许多村民认为有假。之前,曾昭亮家人听说他也死了,就去找警察要人,警察和政府官员都推说不知道,去看守所也说没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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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跪地哭求现场采访记者为他们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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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中国乌坎”在微博透露,12月8日,乌坎村12个代表公布了腐败政府变卖乌坎土地清单,大约金额48亿,让村民当场惊呆了!腐败政府就把这个巨大金额贪污了,事件曝光后就官官相护,可让村民更愤怒的是,政府竟然抓了5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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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电讯报》形容“乌坎村发生了极不寻常事件。两万人口公开反抗,中共完全失控,这是历来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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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乌坎村依然罢市、罢课、罢渔,村民在学校搭设灵堂,向遗照鞠躬、下跪、声泪俱下。村民原计划当日到市政府抗议,因各路口被大批警力封堵,数千村民 改于妈祖庙开大会,誓死保卫乌坎村。高喊:打倒贪官,打倒腐败,还我耕地,血债血还,并向前来采访的外媒记者集体下跪,发出“救救我们”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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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闻》:我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临时代表副会长薛锦波先生,忠义壮烈,不畏强暴,取大义而不顾私惠,为家乡集体利益呕心沥血、舍生忘死而奋斗,日前被警方劫持,折磨不幸致死,英年四十有三。我乌坎惨失忠良,无限沉痛。乌坎全体村民泣告。(2011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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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芸: 聚源中学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不可否认的铁证! || 文子: 天灾过后,物质重建容易,心灵重建才是最困难的,更别说,心灵的破碎是因为发现天灾背后的人祸。我不鼓励仇恨,但不能忘了走掉的孩子,还有未来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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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0年代起,几乎所有土地都被拿走。当时他们没有察觉问题,因为他们捕鱼为生。现在因为通货膨胀,他们知道可以多种作物,但是现在土地价格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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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三点左右,乌坎全村人都会在村中集会,一名村民领袖会用扩音喇叭领导民众高呼口号,要求公正,从当地传出的图片可以看到村民还打出了一些标语,包括“民主诉求竟是非法集会”、“打倒贪官,打倒腐败,还我耕地,血债血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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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广东乌坎陆丰“9•21” 群体性事件而被拘的村民薛锦波猝死,让本已渐平息的冲突再次引发新一轮村民抗议。为平息这场风波,陆丰市纪委于12月14日批准对乌坎村涉及违纪的个别村官采取“双规”措施。同时,丰田畜产有限公司与碧桂园项目合作事宜也被暂时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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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民惊曝汶川地震重灾区三年后现状】什邡市八角镇爆竹园村灾民发帖称:地震三年后的今冬,百姓仍住临时帐篷;全国人民的援助只是让当地正腐官员发了国难财,老百姓却苦难依旧;12月8日开始,村民自发组织封路行动,希望以此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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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迷茯苓:是不是又有境外势力加入了?我有时就是不明白,既然说境外势力妄图颠覆我们的政权,那为什么我们的官员把自己子女老婆都送到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难道我们的官员脑残?把自己的亲人往火坑里送。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为什么他们病了非要给我们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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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傅在影片里还透露,台北市木栅兴隆市场二楼以前有修改衣服的店面,马英九居然连泳裤都送修,他笑着认为 “游泳裤现在还有人在补?”感觉马英九比较勤俭,比较不会乱来;这是他认识20多年的马英九。评:别听信5毛说他这是为了竞选,越是竞选越不敢造假,否则 被对手抓住痛脚穷追猛打,不用选就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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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鞋的赵师傅展示一张马英九去年12月18日的亲笔纸条,写着“右脚后跟脱落,请修理。左鞋请一并检查”。赵也透露,有次他留纸条给马说该换鞋了,马居然 回覆说能不能再修看看?直到赵二度传纸条说明“无法再修了!请换鞋”马才买新鞋。马一双皮鞋、运动鞋至少修了5、6次,连每次送鞋的司机都觉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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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吴总部公布2支影片共同点,都是拍摄现场灯光呈现灰黄,衬托出理发师、修鞋师与马英九结缘都已有20年的历史。2支影片最后,都打出“勤俭惜物的‘总 统’,18年来,公益捐款已捐7244万元”,代表马英九人捐作公益却不吝啬。评:找遍中国大陆,有这样的官员吗?哪怕一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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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文:刚才有记者电话采访,关于乌村的事情,我说:事件从九月一直到现在,愈演愈烈,陆丰政府难逃其咎。从基层治理而言,乌村是民主溃败的样本,村支书 竟然在位41年,《村民组织法》如同废纸。政府必须开启与村民对话,不是继续敌对思维,先解决“猝死”代表问题,释放其它代表,清查不法土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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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市固始县赵岗乡窑北村前村长范长贵,以及村民彭帮兰等,向媒体举报,村委选举受到乡党委及黑社会的联合操控。上月底乡政府自导自演了一场村委选 举,强行宣布四名村民,自动当选新一届村支部成员,当中再选出担任村主任一职。不少村民已经被口头警告过,必须投政府心仪的候选人,否则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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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任全研讨会成员陈西,因 “山东电复证券最”正式被逮捕。成为该组织被取缔后,首位被捕的成员。另外,四川维权人士左晓环,向市民讲解司法腐败时遭警察殴打。(姬励思报道) http://fanfou.com/photo/owkE3N9eB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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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到張戎的一個驚人發現:蔣介石的親信胡宗南,很可能是中共潛藏在國民黨中的紅色代理人。李銳在談了他的看法後,說:像這類人物,都是由周恩來一個人掌握,中共高層裡大多數並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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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政界和学界的双料大师问世,重庆市公安局长受聘北邮教授之后,他已经是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博导,编写五部著作,主持课题18项,主持研发专利 156项,并发表多篇论文。作为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和公安局长,多少政务需要处理,他哪里来的时间做这些事情?怎样去指导那些博士生?这是神仙,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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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幸存学生被告知:不能随便说话】丹丹在校车事故中抢救无效死亡,奶奶赶来想见最后一面,但直到13日晚都没被允许。“我也不跟领导闹,我得看看啊!”奶奶坐在椅子上无力地说。一年级的张海平被吓坏了,整天没敢去学校。去了学校的宋玉被告知不能随便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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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早有傳湯與數名高官交往密切,如早在 09年原深圳市長許宗衡落馬時,懷疑有染的女星名單中,就有湯燦。而今年 5月因涉收開發商巨額賄賂等問題被雙規、更一度傳出自殺的 49歲開封市長周以忠,也傳與湯有非一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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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對男女正行巫山之事。女子為紅歌手湯某,男子即燒焦而立之台長也。後焦台得禮部之助而安然無恙,聞女子已繫獄。」有內地傳媒人昨在 Twitter上影射湯,與前中央電視台台長焦利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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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出席時尚派對的汤灿,曾手挽價值 45萬人民幣的鱷魚皮愛馬仕柏金包亮相,而近期博客生活照中又見另一桃紅色和開啡色柏金包的身影;出席慈善活動身穿香奈兒白色蕾絲上衣黑色綢緞長裙;也穿 過 LV緞面花案裙搶鏡。更在博客中稱,為答謝音樂學院一名馮姓女老師教導之恩,送上一輛奔驰車,而引起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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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雪狼湖》國語版女主角、民歌天后湯燦被中紀委調查後,至今杳無音訊。但關於她的奢華生活及與多名官員瓜葛的議論,包括深圳前市長許宗衡、近期遭降職的中央電視台前台長焦利等的,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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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燦早前身穿皮草,手挽價值 45萬的鱷魚皮愛馬仕柏金包。评:一个包价值45万,一件皮草少说百万了吧?那这身行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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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ilot:体育部每年消耗国家财政1,000多亿,为的就是养着那么与世隔绝的几十万运动员、教练和大小官员,参加各种国内外比赛!这些比赛和娱乐活 动跟我们P民普通生活有个球相干,花了几千亿搞了个史上最大面子工程“奥运会”,拿了100多块金牌,搞的全民燥热了一把之后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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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老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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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着《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披露,毛泽东在就“四清”问题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曾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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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在整理自己的口头报告时,良心未泯的刘少奇情绪激动的表示:“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错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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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 曾在家乡亲眼目睹严重灾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了部份实话:“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产生困难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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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精微薄:薛锦波 “WuKan”人民英雄。被腐败政府抓去严刑酷打后,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42岁。全体村民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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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九月一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文章,称“茂 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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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市区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的资料计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累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5,49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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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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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9月,中共对59年至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正式内部在厅局级以上干部中公布了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数据:一九五九年,全国17个 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一九六零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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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两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过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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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协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在10年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的进口国;但是也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以血汗工厂为主的、世界制造业的基地。拈花评: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整个中国就是一个血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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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隐8023 陆丰千警催泪弹攻村,被捕者关押期间猝死。是为何事?大家一起围观,探寻真理,围观就是力量,愿真理尚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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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西啊:天哪,悲剧再次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我不知道他们确切的人数,但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父母的生命和希望;我不知道他们每个人长大后的梦想,但我知道他们永远再也长不大了!
工程款是经过科学预算的,包含材料费、人工费、管理费等。因市场竞争激烈,压制压价现象比较普遍,工程款利润微薄,即便把全部工程款用于工程建设, 利润一般在10%以下,甚至仅有2%左右。假如“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施工方弥补并盈利的途径只能是大面积偷工减料,抑或是拖欠人工费。
知情人士说他亲眼看到行贿者把装了几十万现金的一个袋子送给一位铁路工段长,而这位只管1.5公里长铁路的工段长根本不在乎这些钱,随手就扔到屋子 角落里去了。在建设工程的过程中,实际成本的资金也不会用完,层层转包,在转包过程中,那些分包的人就会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所以导致豆腐渣工程层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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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工程类落马贪官多的原因,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因为在建筑行业来说,利润最丰厚,在中国这个行贿风行的地方,大家都愿意行贿;第二点,工程建设,以高速为例,基本都是政府垄断,没有外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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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称,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继续稳坐职务犯罪的“头把交椅”。在一些重大工程密集上马的地区,涉案人数和金额成倍增长,令人触目惊心。涉案人员 身份逐渐复杂化,且绝大多数均为单位“一把手”。窝案串案现象突出,共同贪污、合伙受贿作案的情况较为普遍,常常查处一案、带出一窝、牵出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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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宋雨轩说,调查发现,在所有“落马”的中共高官中,主管交通建设方面的高官很多。如最近出事的浙江杭州、江苏苏州的副市长都是主管城建和交通的; 前几年携款外逃的浙江建设厅副厅长,之前的职位也是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还有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的落马,河南四任交通厅长连续落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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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无论高铁、高速公路,桥梁、安居房工程等,到处都有伪劣工程的影子。被媒体广为报导的有:在建靖宇至松江河铁路存在“骗子 承包、厨子施工”;安徽太湖县安置房的楼板竟被踩穿;位于河南郑州东北部号称亚洲最大立交桥的刘江互通式立交桥开通6年就开始大规模加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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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知情人士透露:“报预算的时候已经把行贿的成本算进去了。工程造价这个东西很专业,不是专业人士,三绕两绕都晕菜了,除去造价工程师,精算师才能明白。6毛钱的螺丝能卖到700元。” 这位知情人士说,他亲耳听到工头讲:“反正大家都是骗,不如稀里糊涂一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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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工程款都拿去行贿了,这些工程的建设质量可想而知。” 赵武安说。河北一位建筑工程知情人士对记者说,由于腐败造成的人的贪婪性,是没有止境的,“我调查过附近的四个铁道部工程,以土方夯击工程为例,每1千万 要行贿300万,而且还能赚300万,实际上400万基本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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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法制日报》报导,中共最高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处长赵武安说,由于工程建设规模大、投资高、利润丰厚、竞争激烈,不法份子为争取一个工程项目,常常不惜抛出几万、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巨资作为“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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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大陆“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工程造价虚高。近日,中国大陆最高检察院曝出中国工程建设的秘密,高达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图为安徽省合肥市,一位工人在高铁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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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兰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自1986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后因“妨碍公务罪”先后两次被判刑,并被警察殴打至尾骨断裂,双腿残疾。 出狱后因住房被强拆,和丈夫流落街头。前北京电视台编辑何杨曾以倪玉兰为主角拍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北京警方将其临时安置在一家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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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落落:#江苏校车坠河#我是丰县的,死了四十多了,根本不是十几个,县医院都封锁了!!!那是校车么?一个车最多载二十多人的,竟然载了71人。。。而 且车多半都是破车,买的二手车。。不仅首羡的学校这样,丰县各个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检查的一来就不让学生挤了,检查的走了就恢复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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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许,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首羡后屯北发生重大车祸,校车上共有1到6年级学生71人.据统计现在已经死亡37人.一共出动警车10余辆 救护车20余辆,消防车2辆,122 一辆,重型吊车1 辆,政府车辆10余辆,事故原因据说因为躲避前方的2 辆电动车,发生侧滑导致翻入河,目前7辆警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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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民:〝几个路口都给他〝当局〞封了,根本就出不去。前天,连拉大米的车都不给开车进来。〞目前,当局出动更多警力封锁乌坎村。杨姓村民:〝村民无限 沉痛,情绪很高亢;大家都流泪都痛哭。就是要讨回公道,惩罚哪一个官员派出的警察来打死薛锦波,用刑的办案人员也要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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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凌晨4点多,当局出动上千武警进村。村民发现后发出警告,与警方对峙到天亮。期间,警方以催泪弹、射水炮攻击村民。蔡姓村民:〝最近这一个星期那些;有些是穿便服的;有些是警察、特警,经常晚上12点钟,3、4点钟来袭击我们村民,经常受到骚扰,都没法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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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姓村民:〝陆丰市的邱市长他说,不知是汕尾还是广东的警察,他说他没有权力去交涉去命令他们。〞 12号下午,本台记者询问陆丰市市长邱晋雄,将如何处村民受虐致死事件,他没有答复便挂机,再拨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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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姓村民:〝现在政府不给(尸体)拿回来,它怕曝光出去嘛!他不给拍照,不给带手机进去。〞9号午后,薛锦波等3人一起被抓走。当局还抓了另外2人。村民 担心,被抓的4个村民也会遭到毒手。〝没有证件,全部都是穿便服,也没有开警车。40多个人冲进去,就被抓了,那个打死的(薛锦波)是临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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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代表薛锦波的家属11号晚,被通知到当地殡仪馆。当局称薛锦波〝心源性猝死〞。但,他满身是伤,死状令人惨不忍睹。杨姓村民:〝右手拇指的骨头断了,颈部有瘀血,鼻孔也流血,遍体鳞伤啦,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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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陆丰市乌坎村村民数个月来多次抗议地方当局非法征地。最近,村民代表薛锦波被抓走后被酷刑致死。村民表示,他们非常担心另外4名被抓的村民,将到陆丰市政府讨回公道,要求法办凶手。
12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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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辣椒漫画: #徐州丰县首羡小学校车重大事故#网友拍摄的医院现场照片:丰县医院,救护车,死者家属,人山人海,已经处于挤不动状态,实时报道,已经封场,不让人员进入。据统计现在已经死亡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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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m-鸡精:广东陆丰市新闻报导称:陆丰9.21事件曾参与打砸的村民薛锦波,被政府抓后第三天期间突发“心源性心脏病”悴死。薛锦波家属前去认领遗体时,看到薛锦波的指甲被抽去,骨头断了几根,皮开肉烂 全身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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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士林:不能写进报道中的内容:事件起因是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 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知情人士指出,倒卖村民土地的开发商为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他于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
晚年周恩来(十七)(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16 02:18:03
把林彪逼上绝路
损。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难把自己摘干净。想必在这时,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闹翻在政治上对他的伤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当林彪的飞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毛决定网开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给了一心想保持晚节的周恩来一个让毛泽东”板荡识诚臣”的机会。他知道林彪出逃对毛的震动很大,正在烦乱之中,便主动出来为毛分忧解难,在第一线指挥,把需要处置的事情全部承揽下来,作了各种紧急应变部署。
顺便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并没有如外界所传的那样立即下达全国禁航令,而只是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专机的去向,并指示调度员用 无线电向二五六号专机喊话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表示不论在哪里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当时主张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 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其实,当时拦截飞机的主张是急于想和林彪划清界限的吴法宪提出来的。以周氏的为人来说,是不会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擅自作主的,何况 又是如此敏感的问题,弄下好会让毛泽东起疑,所以更不会轻易表态,一定要请示毛本人来作决定。对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讲述这件事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 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事实上,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上劝阻了他,说:不忙,不忙,要请示一下主席。毛泽东听了周的报告后才说了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的话来。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把这笔账算到了周的头上。甚至大陆官方的理论权威胡乔木生前会见外国访客时也援引了这一说法。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对 此很不满意,专门向邓小平告了状。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后下达全国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全国所有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合命令,一律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把话说得很严重,说:法宪,如果有任何一架飞机间进北京,我和你的头都要掉了。当时之所以还要拉上林彪的几员大将下达禁空令,是担心林彪在军中的党羽趁机起事,故借用黄永胜等人的名义压一下这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处理事情的老到。
鉴于当时林彪座机飞出边境后下落下明,周恩来非常担心苏联会趁火打动,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势十分紧张。为防不测,他首先劝说毛泽东转移 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奉毛之命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别从军事、外交、新闻、宣传等方面作了紧急应变的部署。
接下来,周又一一打电话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通报情况,宣布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时前来领受任务的北京市负责人吴隐曾目睹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 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九月十三日夜,已经忙碌了一昼夜的周恩来在应变部署大体就绪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他知道毛对林彪出逃一事 虽在表面上故作豁达,实际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于想知道林彪的下落。为了多少让毛宽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 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军指挥)及张才干、闰仲川、王新亭、彭绍辉、 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 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 惑我们。今(十三)日凌晨六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主、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 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 亡。这样的结局,使得连日来一直提着心的周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党和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的劫难,他情下自禁地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兴冲 冲地赶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住处,当面向毛报告这一好消息,劝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驱散一点毛心里的忧烦。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开始的这场文革营垒内部的厮杀,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异国沙丘而告终。不过,毛泽东也并非是赢家,而是”抛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不仅毛本人”天纵英明”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产,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地位摇摇欲坠;而且在政治上的阵脚大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举再也无法白圆其 说。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文革以来的许乡问题重新作出解释,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以稳住文革的败局,这样,祸乱频仍的中国政局出现了一线转机,历史给了周恩来一次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自己身手的机会。
在本章结束以的,顺便谈一下关于林彪座机失事的原因。显然是由于林彪死得不明不白,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听以很多人并 不相信大陆官方的说法而怀疑毛杀人灭口,指称林彪的座机是被中共军队发射的导弹打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这一章所披露的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当天写给毛 泽东的报告,已可证明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不过,事实真相也并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飞机携带燃料不足,迫降失败所致,而是其中另 有隐情。
一位知情人告诉笔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专机的驾驶员空军三十叫师副政委潘景寅被定为林彪死党,家人受到株连,流落街头,境况悲惨。前几年,空军有关部门对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在生活上给予相应照顾。潘的妻子为此感激涕零,向来人下跪磕头谢恩。
据这位知情人说,空军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事后从当年林彪出逃的航线分析,飞机强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过几次很勉强的转弯,从专业的角 度来看,飞机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飞行技术的潘景寅所为,很可能是潘在作某种反抗,而且当飞到接近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突然掉头朝中国的方向返 航,于途中坠毁,不仅如此,据说在勘查失事现场时曾发现潘的尸体上有枪伤,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过境迁后,才悄悄悄了上述改正”
这表明,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这恰好印证了本书前面提及的林彪在生逃时的矛盾心情。至于飞机在接近苏蒙边境时又折回 来,这究竟是林彪改变了主意,下令返航,还是驾驶员潘景寅进行反抗,导致飞机在混乱之中强行迫降失败,不得而知。否则,凭潘氏过人的驾驶技术迫降成功应该 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空军很多内行人的看法。至于所谓”燃油不够”的说法,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机上九人的死因实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烧窒息而亡,如若 油料不够,何来如此大火?此外,还有林彪座机被苏联导弹”误中”击落一说,作者没有掌握确凿材料,无从置评。
不过,如果此说能被证实的话,那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大陆官方加在林彪头上所谓”投苏叛国”的罪名并不成立。不然的话,中共了方为什么长期以 来一直对当年蒙古宣称”中国军队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一事保持沉默呢?同时,至今不敢要求俄国将这一段的历史档案解密。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当然, 倘若林彪的座机不是被击落而迫降成功的话,这段历史的结尾就要重新改写了。补记于此,以备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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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周为何嚎啕大哭
纪登奎这样回忆道: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 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 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 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 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按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的说法,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恸哭失态的。
作者曾就周恩来究竟为何而哭这个问题问过纪登奎的看法。纪说一言难尽,以他个人的观察,周的伤心苦闷恐怕乍要在于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 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应该说,纪登奎看得这是很准的,当然也不尽如此,只 要稍加分析,就不难体会出周此时苦涩的心境。
周恩来除了在治国理念上与毛泽东不同外,两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经济思想比较务实,在五十年代主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 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周并不同意毛在经济工作中种种急躁冒进的搞法,曾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的问题和毛当面争论 过,甚至在情急之下,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对一向对毛总是毕恭毕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来说,是极为少有的。当然, 这番话也为他惹了不小的麻烦,毛对此非常生气,虽然当场没有发作,却一直记恨在心。
为此,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曾挨过当时一心想”超英赶美”的毛泽东下少次批,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本人几乎逢会便检讨”反冒进”的问题,后来虽说总算是保住了总理的职位,但他也委实从中领受了教训。
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虽然有志难伸,却一直竭力隐忍,小心周旋,强迫自己全盘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趋,在并 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深深地卷入了毛所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体,结果历史却对周恩来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林彪的 叛逃,让这场使整个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周本人还跟着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的周又 怎么能不感到格外苦闷伤心呢?
问题还不在于此。更让周恩来有苦难言的是,林彪事件的发生,尽管已经使文革运动难以为继,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弦更张,放弃以阶级斗争而纲的思 路,转而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因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并非林彪,而是毛泽东。实际上,毛、林之所以交恶,除了毛担忧林彪的权势日益膨胀,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 地位外,同时也和毛、林两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关,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搞”唯生产力论”的那一套。对此,当时赞成林、陈主张 的周恩来是深知其中内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倡导抓经济建设,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的作法都无异于揭毛逆麟,这是毛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如果不这样 做,整个国家又无法从文革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周本人也无法向历史还账,求得良心上的解脱。真/以说,林彪事件后,周深为这种困境所苦而又无以自解,又怎么 能不悲从中来呢?然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大哭一场来稍稍宣泄一下。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深得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擅长在政治上采行中庸之道的老手,总能从各种矛盾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某种平衡点,然后尽量兼容并包,允执其中。周氏这种一贯的为政之道,在他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只会触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过,由于林彪事件的冲击,毛迫于 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种松动和调整,而这正是他可以从中做些文章的地方,虽说回旋余地不大,但毕竟还是有了某种着力点。周很快便在两难之中为他本人 确定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补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 的拨乱反正。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恪守这一点,小心翼翼地在毛泽东的容忍限度内行事。他在小的场合向党内外解释林彪事件时,总是尽量为毛所 发动的文革运动辩护开脱,说:林彪叛党叛国,乍听起来是坏事,但转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二年来的伟大 胜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为党的接班人的问题时,周恩来绝口不提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只是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然后含糊其辞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
大概是连周恩来自己都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难以服人,但又不便明说,只好拐弯抹角、意在言外地表示: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两件事,一是陈炯明炮打孙中山的总统府,一是林彪谋害毛主席。陈炯明是孙中山培养起来的,林彪是毛主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
当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时,周恩来还是尽量为毛开脱,找台阶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 林彪的问题上犯的错误,然后又指着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 应该说,毛泽东一开始还是默许了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甚至还给予某种支持。但这并下是毛本人迷途知返,想改弦更张,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 计。实际上,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于担心有人否定这场押上他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对周这样一贯忠顺、小心谨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 不过当务之急正需要依靠他来帮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过难关罢了,所以才暂时容忍下来。此外,毛泽东深知他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得罪了一大批党内军中的老干部, 而周恩来则在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只要能够设法拉住周,再由他从叫呻专圆做工作,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周 刻意笼络,甚至一反常态,让他过问一向被视为禁区的军队工作,对新成立的军委办三·;会议明确规定:”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态,修补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他知道当年为了扶植林彪当接班人,在政治上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军中 的老帅们。为此,毛绞尽脑汁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还在林彪刚刚出逃后形势最紧张时候,毛把所有紧急应变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周恩来,而他本人则把心思放 在如何为自己解释开脱上。他把林彪的历史老账翻出来,一笔一笔地算,列举了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毛又在权衡 利弊得失后,硬着头皮批准了对他本人大张挞伐、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发全国。
毛泽东的这番用心,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只有周恩来才能多少体会出来。据主管林彪专案的纪登奎说,在是否向下公布《”571工程”纪要》 的问题上,他一度很踌躇,认为这份东西对毛的形象损害太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倾向不对下公布。但他吃不大准,为此找周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和顾 虑。周听完后表示,主席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建议报送毛,由他本人来决定。
另一方面,惯于从历史故纸堆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自己当初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寻找说辞,进行开脱。像当时 在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惧”等,都是毛刻意挑选出来的。其中像”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 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便是借古人之口来为他找台阶下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态,安抚那些曾因”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的军方老帅们。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他不断在小范围内 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都算在林彪的头上,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 戚。并表示: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说到这里,惯于做戏的毛还煞有介事地诘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 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周恩来自然乐见毛泽东在政治上作出的这种松动,但心里也很清楚此举并不是真想给”二月逆流”平反,不过是想借此化解党内的怨气,缓和一下和 老干部的关系罢了。因此,周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见机而作,大事渲染毛为”二月逆流”恢复名誉这件事,为解放老干部造舆论,以免操之过急,惹毛不高兴。他暂时 按兵不动,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确的表示。随后的陈毅之死,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的机会。
应该说,周恩来对陈毅之死心里是很难过的。两人曾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相知甚深。文革中,周为了保护陈毅,曾经以身作盾,费了不少心 血。不过,周自觉对陈毅也有亏心之处,在他被打入冷宫后关照不够,特别是在庐山会议的大会上还当众点了”二陈合流”的问题,把陈毅弄得灰头土脸,在精神上 造成很大的压力。对此,周是心里有愧的。如今老友归去,按照人之常情,周恩来自然是希望能够把陈毅的追悼会开得隆重些,以便能够多少补救一下内心的愧疚。 而且这样做还有一层的考虑,那就是借治丧在政治上为陈毅恢复一下名誉。但是,周一开始对此却有些踌躇,因为陈毅究竟是当年”大闹怀仁堂”的十角之一,因为 直言批评文化大革命而触怒毛泽东,成为全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党内”老右”的代表人物。现在毛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况且当年充当反 击”二月逆流”打手的中央文革一干人还在台上,也会找碴生事。这些因素是周恩来在为陈毅恢复名誉时不得不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惹出麻烦,周恩来决定退而求其次。他在随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毅丧事时,并不坚持追悼会一定要按照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参加,并且要见报。对陈毅的悼词,他更是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说陈毅一生” 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这样,既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在一定程度上达 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改完之后,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又把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作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
”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不愧是善于在政治上借势行棋的高手,他在审阅陈毅悼词时,大笔一挥,将上述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不仅如此,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还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是流年不 利,祸不单行。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因在庐山会议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 似的在地上挪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硬是冒着数九严寒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自然不是寻常之举。不过,如果认为这是毛出于悼念井冈山时期的亡友,或是对当年 直言谏诤的党内军中的元老大发”无产阶级震怒”一事内心有所愧疚,那就错了。实际上,毛此举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在政治上收揽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 头的党内老干部。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0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水的老干部。他 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 追悼会的。
周恩来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看准毛的意图后,这回他不再犹豫,立即施展了善于见机而作的本领。他一面紧急布 置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设法解决取暖问题,加强警戒,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一面当机立断,趁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 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出席追悼会,并决定追悼会由他本人亲致悼词,还破天荒地邀请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然后, 他又抢在毛之前赶到八宝山,亲自布置会场,并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毅的遗孀张茜。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陈毅的一生,而把陈毅抑郁而 死的责任完全推给林彪,称: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实,当年正是毛泽东为了给九大的召开 铺平道路,决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陈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还在选九大代表时,当众表示陈毅”可做右的代表”,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压 力,心情十分沉重。对于毛这种善于逢场作戏的表演伎俩,当时在场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述: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螟步趋前。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朱当时并未在场,李在这里记忆有误-一作者注)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泣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对毛泽东此举的用心,周恩来自然心知其意,但并不点破,而是顺水推舟,尽量扩大此事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解放老干部造势。尽管陈毅的悼词仍是 老一套的党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会上读得缓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更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追悼会后,周示意陈毅家人 设法将毛谈话的意思传出去。直到中午后,他还在一些场台大为宣传这件事情,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 感动。”
损。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难把自己摘干净。想必在这时,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闹翻在政治上对他的伤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当林彪的飞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毛决定网开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给了一心想保持晚节的周恩来一个让毛泽东”板荡识诚臣”的机会。他知道林彪出逃对毛的震动很大,正在烦乱之中,便主动出来为毛分忧解难,在第一线指挥,把需要处置的事情全部承揽下来,作了各种紧急应变部署。
顺便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并没有如外界所传的那样立即下达全国禁航令,而只是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专机的去向,并指示调度员用 无线电向二五六号专机喊话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表示不论在哪里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当时主张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 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其实,当时拦截飞机的主张是急于想和林彪划清界限的吴法宪提出来的。以周氏的为人来说,是不会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擅自作主的,何况 又是如此敏感的问题,弄下好会让毛泽东起疑,所以更不会轻易表态,一定要请示毛本人来作决定。对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讲述这件事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 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事实上,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上劝阻了他,说:不忙,不忙,要请示一下主席。毛泽东听了周的报告后才说了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的话来。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把这笔账算到了周的头上。甚至大陆官方的理论权威胡乔木生前会见外国访客时也援引了这一说法。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对 此很不满意,专门向邓小平告了状。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后下达全国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全国所有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合命令,一律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把话说得很严重,说:法宪,如果有任何一架飞机间进北京,我和你的头都要掉了。当时之所以还要拉上林彪的几员大将下达禁空令,是担心林彪在军中的党羽趁机起事,故借用黄永胜等人的名义压一下这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处理事情的老到。
鉴于当时林彪座机飞出边境后下落下明,周恩来非常担心苏联会趁火打动,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势十分紧张。为防不测,他首先劝说毛泽东转移 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奉毛之命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别从军事、外交、新闻、宣传等方面作了紧急应变的部署。
接下来,周又一一打电话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通报情况,宣布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时前来领受任务的北京市负责人吴隐曾目睹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 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九月十三日夜,已经忙碌了一昼夜的周恩来在应变部署大体就绪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他知道毛对林彪出逃一事 虽在表面上故作豁达,实际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于想知道林彪的下落。为了多少让毛宽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 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军指挥)及张才干、闰仲川、王新亭、彭绍辉、 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 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 惑我们。今(十三)日凌晨六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主、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 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 亡。这样的结局,使得连日来一直提着心的周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党和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的劫难,他情下自禁地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兴冲 冲地赶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住处,当面向毛报告这一好消息,劝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驱散一点毛心里的忧烦。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开始的这场文革营垒内部的厮杀,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异国沙丘而告终。不过,毛泽东也并非是赢家,而是”抛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不仅毛本人”天纵英明”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产,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地位摇摇欲坠;而且在政治上的阵脚大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举再也无法白圆其 说。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文革以来的许乡问题重新作出解释,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以稳住文革的败局,这样,祸乱频仍的中国政局出现了一线转机,历史给了周恩来一次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自己身手的机会。
在本章结束以的,顺便谈一下关于林彪座机失事的原因。显然是由于林彪死得不明不白,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听以很多人并 不相信大陆官方的说法而怀疑毛杀人灭口,指称林彪的座机是被中共军队发射的导弹打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这一章所披露的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当天写给毛 泽东的报告,已可证明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不过,事实真相也并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飞机携带燃料不足,迫降失败所致,而是其中另 有隐情。
一位知情人告诉笔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专机的驾驶员空军三十叫师副政委潘景寅被定为林彪死党,家人受到株连,流落街头,境况悲惨。前几年,空军有关部门对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在生活上给予相应照顾。潘的妻子为此感激涕零,向来人下跪磕头谢恩。
据这位知情人说,空军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事后从当年林彪出逃的航线分析,飞机强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过几次很勉强的转弯,从专业的角 度来看,飞机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飞行技术的潘景寅所为,很可能是潘在作某种反抗,而且当飞到接近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突然掉头朝中国的方向返 航,于途中坠毁,不仅如此,据说在勘查失事现场时曾发现潘的尸体上有枪伤,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过境迁后,才悄悄悄了上述改正”
这表明,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这恰好印证了本书前面提及的林彪在生逃时的矛盾心情。至于飞机在接近苏蒙边境时又折回 来,这究竟是林彪改变了主意,下令返航,还是驾驶员潘景寅进行反抗,导致飞机在混乱之中强行迫降失败,不得而知。否则,凭潘氏过人的驾驶技术迫降成功应该 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空军很多内行人的看法。至于所谓”燃油不够”的说法,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机上九人的死因实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烧窒息而亡,如若 油料不够,何来如此大火?此外,还有林彪座机被苏联导弹”误中”击落一说,作者没有掌握确凿材料,无从置评。
不过,如果此说能被证实的话,那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大陆官方加在林彪头上所谓”投苏叛国”的罪名并不成立。不然的话,中共了方为什么长期以 来一直对当年蒙古宣称”中国军队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一事保持沉默呢?同时,至今不敢要求俄国将这一段的历史档案解密。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当然, 倘若林彪的座机不是被击落而迫降成功的话,这段历史的结尾就要重新改写了。补记于此,以备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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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周为何嚎啕大哭
纪登奎这样回忆道: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 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 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 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 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按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的说法,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恸哭失态的。
作者曾就周恩来究竟为何而哭这个问题问过纪登奎的看法。纪说一言难尽,以他个人的观察,周的伤心苦闷恐怕乍要在于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 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应该说,纪登奎看得这是很准的,当然也不尽如此,只 要稍加分析,就不难体会出周此时苦涩的心境。
周恩来除了在治国理念上与毛泽东不同外,两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经济思想比较务实,在五十年代主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 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周并不同意毛在经济工作中种种急躁冒进的搞法,曾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的问题和毛当面争论 过,甚至在情急之下,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对一向对毛总是毕恭毕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来说,是极为少有的。当然, 这番话也为他惹了不小的麻烦,毛对此非常生气,虽然当场没有发作,却一直记恨在心。
为此,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曾挨过当时一心想”超英赶美”的毛泽东下少次批,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本人几乎逢会便检讨”反冒进”的问题,后来虽说总算是保住了总理的职位,但他也委实从中领受了教训。
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虽然有志难伸,却一直竭力隐忍,小心周旋,强迫自己全盘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趋,在并 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深深地卷入了毛所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体,结果历史却对周恩来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林彪的 叛逃,让这场使整个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周本人还跟着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的周又 怎么能不感到格外苦闷伤心呢?
问题还不在于此。更让周恩来有苦难言的是,林彪事件的发生,尽管已经使文革运动难以为继,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弦更张,放弃以阶级斗争而纲的思 路,转而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因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并非林彪,而是毛泽东。实际上,毛、林之所以交恶,除了毛担忧林彪的权势日益膨胀,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 地位外,同时也和毛、林两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关,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搞”唯生产力论”的那一套。对此,当时赞成林、陈主张 的周恩来是深知其中内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倡导抓经济建设,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的作法都无异于揭毛逆麟,这是毛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如果不这样 做,整个国家又无法从文革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周本人也无法向历史还账,求得良心上的解脱。真/以说,林彪事件后,周深为这种困境所苦而又无以自解,又怎么 能不悲从中来呢?然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大哭一场来稍稍宣泄一下。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深得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擅长在政治上采行中庸之道的老手,总能从各种矛盾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某种平衡点,然后尽量兼容并包,允执其中。周氏这种一贯的为政之道,在他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只会触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过,由于林彪事件的冲击,毛迫于 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种松动和调整,而这正是他可以从中做些文章的地方,虽说回旋余地不大,但毕竟还是有了某种着力点。周很快便在两难之中为他本人 确定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补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 的拨乱反正。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恪守这一点,小心翼翼地在毛泽东的容忍限度内行事。他在小的场合向党内外解释林彪事件时,总是尽量为毛所 发动的文革运动辩护开脱,说:林彪叛党叛国,乍听起来是坏事,但转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二年来的伟大 胜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为党的接班人的问题时,周恩来绝口不提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只是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然后含糊其辞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
大概是连周恩来自己都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难以服人,但又不便明说,只好拐弯抹角、意在言外地表示: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两件事,一是陈炯明炮打孙中山的总统府,一是林彪谋害毛主席。陈炯明是孙中山培养起来的,林彪是毛主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
当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时,周恩来还是尽量为毛开脱,找台阶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 林彪的问题上犯的错误,然后又指着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 应该说,毛泽东一开始还是默许了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甚至还给予某种支持。但这并下是毛本人迷途知返,想改弦更张,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 计。实际上,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于担心有人否定这场押上他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对周这样一贯忠顺、小心谨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 不过当务之急正需要依靠他来帮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过难关罢了,所以才暂时容忍下来。此外,毛泽东深知他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得罪了一大批党内军中的老干部, 而周恩来则在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只要能够设法拉住周,再由他从叫呻专圆做工作,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周 刻意笼络,甚至一反常态,让他过问一向被视为禁区的军队工作,对新成立的军委办三·;会议明确规定:”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态,修补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他知道当年为了扶植林彪当接班人,在政治上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军中 的老帅们。为此,毛绞尽脑汁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还在林彪刚刚出逃后形势最紧张时候,毛把所有紧急应变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周恩来,而他本人则把心思放 在如何为自己解释开脱上。他把林彪的历史老账翻出来,一笔一笔地算,列举了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毛又在权衡 利弊得失后,硬着头皮批准了对他本人大张挞伐、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发全国。
毛泽东的这番用心,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只有周恩来才能多少体会出来。据主管林彪专案的纪登奎说,在是否向下公布《”571工程”纪要》 的问题上,他一度很踌躇,认为这份东西对毛的形象损害太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倾向不对下公布。但他吃不大准,为此找周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和顾 虑。周听完后表示,主席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建议报送毛,由他本人来决定。
另一方面,惯于从历史故纸堆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自己当初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寻找说辞,进行开脱。像当时 在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惧”等,都是毛刻意挑选出来的。其中像”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 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便是借古人之口来为他找台阶下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态,安抚那些曾因”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的军方老帅们。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他不断在小范围内 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都算在林彪的头上,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 戚。并表示: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说到这里,惯于做戏的毛还煞有介事地诘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 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周恩来自然乐见毛泽东在政治上作出的这种松动,但心里也很清楚此举并不是真想给”二月逆流”平反,不过是想借此化解党内的怨气,缓和一下和 老干部的关系罢了。因此,周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见机而作,大事渲染毛为”二月逆流”恢复名誉这件事,为解放老干部造舆论,以免操之过急,惹毛不高兴。他暂时 按兵不动,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确的表示。随后的陈毅之死,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的机会。
应该说,周恩来对陈毅之死心里是很难过的。两人曾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相知甚深。文革中,周为了保护陈毅,曾经以身作盾,费了不少心 血。不过,周自觉对陈毅也有亏心之处,在他被打入冷宫后关照不够,特别是在庐山会议的大会上还当众点了”二陈合流”的问题,把陈毅弄得灰头土脸,在精神上 造成很大的压力。对此,周是心里有愧的。如今老友归去,按照人之常情,周恩来自然是希望能够把陈毅的追悼会开得隆重些,以便能够多少补救一下内心的愧疚。 而且这样做还有一层的考虑,那就是借治丧在政治上为陈毅恢复一下名誉。但是,周一开始对此却有些踌躇,因为陈毅究竟是当年”大闹怀仁堂”的十角之一,因为 直言批评文化大革命而触怒毛泽东,成为全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党内”老右”的代表人物。现在毛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况且当年充当反 击”二月逆流”打手的中央文革一干人还在台上,也会找碴生事。这些因素是周恩来在为陈毅恢复名誉时不得不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惹出麻烦,周恩来决定退而求其次。他在随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毅丧事时,并不坚持追悼会一定要按照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参加,并且要见报。对陈毅的悼词,他更是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说陈毅一生” 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这样,既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在一定程度上达 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改完之后,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又把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作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
”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不愧是善于在政治上借势行棋的高手,他在审阅陈毅悼词时,大笔一挥,将上述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不仅如此,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还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是流年不 利,祸不单行。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因在庐山会议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 似的在地上挪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硬是冒着数九严寒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自然不是寻常之举。不过,如果认为这是毛出于悼念井冈山时期的亡友,或是对当年 直言谏诤的党内军中的元老大发”无产阶级震怒”一事内心有所愧疚,那就错了。实际上,毛此举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在政治上收揽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 头的党内老干部。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0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水的老干部。他 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 追悼会的。
周恩来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看准毛的意图后,这回他不再犹豫,立即施展了善于见机而作的本领。他一面紧急布 置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设法解决取暖问题,加强警戒,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一面当机立断,趁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 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出席追悼会,并决定追悼会由他本人亲致悼词,还破天荒地邀请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然后, 他又抢在毛之前赶到八宝山,亲自布置会场,并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毅的遗孀张茜。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陈毅的一生,而把陈毅抑郁而 死的责任完全推给林彪,称: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实,当年正是毛泽东为了给九大的召开 铺平道路,决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陈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还在选九大代表时,当众表示陈毅”可做右的代表”,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压 力,心情十分沉重。对于毛这种善于逢场作戏的表演伎俩,当时在场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述: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螟步趋前。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朱当时并未在场,李在这里记忆有误-一作者注)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泣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对毛泽东此举的用心,周恩来自然心知其意,但并不点破,而是顺水推舟,尽量扩大此事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解放老干部造势。尽管陈毅的悼词仍是 老一套的党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会上读得缓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更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追悼会后,周示意陈毅家人 设法将毛谈话的意思传出去。直到中午后,他还在一些场台大为宣传这件事情,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 感动。”
晚年周恩来(十六)(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15 03:32:10
毛、林之间的摊牌恶斗
毛泽东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庐山会议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举就是为此而来。林彪也并非等闲之辈,不甘坐以待毙,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有意放”虎”出山,作为他手中与毛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此后,批陈整风运动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却在酝酿之中,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经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 不宣,为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而用尽心机,各逞其能。在这场较量中,林彪明显处于下风,面对毛的步步紧逼,无法从正面应战,但他也不想听天由命,听任毛摆布 宰割。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跟毛拼个你死我 活。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而且又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会选择前者,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有所准备,打算在万下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豁 出去了。用他本人在读史时总结出来的心得是”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不过,林彪深知这样做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弄不好非但他本人将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祸及妻子儿女。因此他不愿意把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托付给 其他任何人,包括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遵 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作者注),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 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在政治上蓄意培养其子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 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台,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 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让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
庐山会议后,已经预感形势不妙的林彪开始考虑动用林立果这颗”棋子”。这年十月间,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翌年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避居苏州的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
,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根据林彪的意图,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纪要》。
应该说,《”57l工程”纪要》是一篇在当时令人振聋发聩的讨毛檄文:文中历数毛泽东建国后种种祸网殃民的罪状和一贯在党内玩弄权术,专制 独裁和翻覆无常的为人,直斥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规定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时机、策略和要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林彪是否看过这份东西。不过,文中的主要思想显然是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 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钉b(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况且此事非同小可,如 果没有得到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许的话,林立果是决不会轻举妄动的,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当儿戏的。
不过严格说来,《”571工程”纪要》更像一篇批毛的檄文。吖缺少作为武装政变计划所噍具有的周密的实施细节,至多只是提出一个笼统粗糙的 设想。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当时毛泽东已经被们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只,完全掌握政治上主动权的情况下,林彪只能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一切需视毛的举动而动。因 此很难在事先提出一个周密的计划,在政治上发起主动攻击,摆脱一直被毛牵著鼻子走的处境。这一点是林彪的先天不足,成为后来他与毛的较量上始终无法克服的 致命弱点。
就在林立果指挥”小舰队”暗中加紧准备之际,主帅林彪的举动却十分耐人寻味,他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有意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这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本来是周恩来刻意安排的一场”讲团结”的重头戏。林彪先 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林彪仅仅坐 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
接下来,在六月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说出汗不去。毛为此很不高兴,执意坚持林 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益,林彪才勉强答应。但在会见时,宾乱刖虞喧完,林彪随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厅的角 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在表面上不想认错服输,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式,实际上心里还是很想和毛泽东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 的心结。因为毛、林二人毕竟曾在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毛固然对林彪有知遇之恩,林彪自忖也没有对不起毛的地方,凡是毛在政治上处于困境 的时候,他都出来鼎力相助,帮助毛渡过难关。在林彪看来,即使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真有弥天大错,毛也不应该如此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以往多年的交情。况且 他的讲话事先还是经过毛批准的。
这种内心的委屈和郁闷不平之气,自然驱使林彪想要找毛泽东一吐为快。为此,叶群曾出面打电话给毛,提出林彪想见毛,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 有意避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为此,生性孤傲的林彪不得不求助江青帮忙,为其安排会面事宜。关于这一点,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林彪不见我,我回去要找他谈。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见下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 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个时候,江青还给林彪拍了个相,就是解放军画报上的那一张。这张相照了两次。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 让林去。林为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了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终于放弃努力。毛泽东竟然如此绝情,连一个见面谈谈的机会都不给,这让林彪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无意茎祈修好,自 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前途凶多吉少。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难临头。七月上旬,他携带叶群离开北京前 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 “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下同,很反常。”果然,林彪一去不复返,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于异国的荒漠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避而不见,自然也是有他的考虑。他很了解林彪的为人,不相信他会诚心认错服输,更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一如 果和林彪当面锣对面鼓地把问题摊开,毛很难对自己屡屡出尔反尔的言行辩解。况且,毛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决不会因念林彪旧好而动摇他要解决 问题的决心。只不过一时还找不到动手的适当由头罢了。这件事从反面提醒了毛要及早动手,以免夜长梦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毛泽东很快便抓住了林彪手下大将黄永胜的辫子,从而对林彪的讨伐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差下多就在林彪黯然离京的同时,七月三日,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当晚中美双方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匆匆赶去向毛汇报情况。中美会谈本来是改变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件,不过当时在毛泽 东的内心天平上,还下及查问林彪一干人政治动向的分量重。毛把急于汇报中美会谈情况的周氏撇在一边,表示:”那个不忙。”然后同点名参加汇报的总参政治部 副部长熊向晖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题外话”,详细询问总参机关内部批陈整风的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捂盖子,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情况时,一直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做文章而苦于抓不住多少把柄的毛 当即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百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d’睁 当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以他本人曾经犯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的挽救为例,试图为黄永胜等人缓颊时,毛仍不放过,表示: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 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一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御驾亲征,前往南方巡视,向党内军中的各路诸侯吹风打招呼,解决林彪的问题。八月十五日,毛冒着炎夏酷暑,从北京启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召见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 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件事还没有完, 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人,后面还有人。毛在谈话中一面表示”对林还是要保”,不过又有言在先,说:”犯了路线错误的头面人物,改也虽,,,44
应该说,毛泽东的南巡之举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在政治上一箭双雕:既先发制人,在党内制造倒林的舆论,瓦解林彪的阵脚;同时又是敲山震虎之举,暗中惹战激将,等待林彪作出过度反应。对于后者,人们往往有所忽略。其实,这便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即使对庐山会议上的事上纲再高,也很难凭此废黜林彪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况且一旦把问题摊开,林彪势必道出真相, 让毛本人也下不了台。因此必须设法引蛇出洞,让林彪露出更大的马脚,这样才能抓住他的把柄,说报党内多数人同意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鉴于林彪自庐山会议 后软硬不吃,始终不开口,毛这次索性把话挑明,而且直接捅到下面去,令他无法再继续装聋作哑。而林彪无论怎样应对,都不会有好结果。逼就址毛泽东的真/J 意算盘。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林彪虽然早就对与毛泽东的摊牌暗中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林彪实际上还在心存侥幸,宁愿相信毛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 向他开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动,避居北戴河静观动向。在毛动身南巡后,林彪虽知此举来者不善,但还是故作姿态,专门打电话给周恩来,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 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林彪此举与其说是他还幻想和毛缓和关系,不如说是想打听毛的动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九月六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传到北戴河后,给了林彪当头一棒。林彪本来预计毛动手的时机可能选择在国庆节之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为此 曾派叶群在八月上旬以检查乳腺癌为名返回北京,分别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密谈,互相通气,商讨对策。叶群告以许多迹象表明,毛这回可能要 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届人大会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请愿拿掉张春桥,若毛不答应,再向毛示威,求得解决。
不料,毛泽东却提前下手,而且把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常委内部解决的问题,直接捅到下面去,四处点火放风,措辞用语甚至超过了当年整刘少奇时 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尽管毛在南巡谈话中并没有把门完全关死,但林彪认定那只不过是毛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再相信他了。事实上,毛所谓” 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的说法不过是虚晃一枪,如果毛真有此意,为什么在此之前一直对林彪避而不见呢?
按照大陆官方的说法,林彪随后根据《”571工程”纪要》制定的上、中、下三种方案作了紧急应变:
上策是谋害南巡途中的毛泽东;中策是到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作出外逃的准备。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林彪虽然默许其子林立果暗中制定了《”571工程”纪要》,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其中并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叮供实施。
据知情人说,林彪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下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 了”,摆出一副准备坐等挨整的架势。在此之前,林彪还交待身边的人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那几天,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林 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商量对策,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万念俱灰的念头,一切听天由命,并非真的看破红尘,而是他在评估形势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泽东拼死一战, 也是凶多吉少,毫无胜算。而且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战激将的把戏,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早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实了毛强加给他的所谓寸卧 事解放军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长期以来一直病病怏快,对政治和人生都已经厌倦,所以事到临头,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并没有斩断尘缘,不能下考虑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如果听由毛泽东摆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肃的话,势必株连全家。这是身为人父和一家之 主的林彪所于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为老子倒台,儿女们流落街头,境况悲惨,这种情况已经看得太多了。况且叶群在知道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 毛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著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膳得心烦意乱,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对而暂时作 罢。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畏虎,是文革那个年代熏陶出来的有强烈参与意识和使命感的政治狂人。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 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 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此,林立果力主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拼个鱼死网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曾透露了这一 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
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毛泽东代号–作者 注)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 有办法的。
张宁接着写道:
林立衡坚决制止他冒险念头。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指林彪–作者注)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 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 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有点反常的倒是,曾经是几十万大军统帅的林彪在这紧要关头却显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对手毕竟是被人奉若神明、令人生 畏的毛泽东。林彪既无法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途径从正面应战,在几种应变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累及家人的选择。在走投无路 的情况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恶从胆中生,只好横下一条心,转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对毛先下手为强的主意。尽管林彪明知这是一招险棋,毫无成算,但在惶急 之中,也就只好铤而走俭,孤注一掷了。
应该说,林彪的谋反实出无奈,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关于这一点,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试图说服林立衡的那次谈话中有 所透露,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指叶群–作者注)就提出逃到国外去。首长(指林彪-一作者注)开始没同意,后来被主任逼得同意。他们要我立 即调飞机,我借口来下及,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联合舰队”参谋长-一作者注)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暂时不走。首长抱着老周,哭着 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手早有所防备,毛一向深居简出,行踪诡秘,让人难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经从担任过他的机要员、其丈夫在空军党委办 公室工作的谢静宜那里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联合舰队”,正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体日程安排告诉了周恩来一人。南巡途 中,毛更是处处加强了戒备,对行程严格保密,警惕性极高。为防止林彪狗急跳墙,毛泽东在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交底的同时,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公开点 出了”军队造反”的问题,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德怀)、黄(克诚)抓去了,如今又披林、黄抓去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了;并直截了当地 警告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了。”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有意识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比 如,毛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倒得了?”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笼络他们,称”你们几个人 都是我这个山头的(指他们曾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作者注)。”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他们步谓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这一手十分老 辣,在政治上先声夺人,起了警告防范的作用,避免了各地党、政、军人员因不明就里而跟着林彪走,而且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的部署,导致原有 的打算完全落空。这一点,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除此之外,毛此举还震慑住党内军中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转而 向毛反映林彪的问题。其中引起毛泽东警觉的主要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在南昌时,时任江西省党政军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关系的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周围的一些反常情况,其中包括周宇驰来南昌活 动和找他谈话的情况,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后少同林家来往,说搞不好是要杀头的。二是在杭州时,空五军军长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传话说,有人并不欢迎 毛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多训小心。三是在毛下榻的刘庄,工作人员中有人把陈励耘暗中布置向他汇报毛每日活动情况的异常举动悄悄报告了毛。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因而一路上处处提防,警觉性极高,在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后,尽管还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 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来者不善,隐伏凶兆。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毛在杭州逗留期间情绪越来越不安,吃不下饭,睡下着觉。在获知掌握杭州警卫大权的 陈励耘搞特务侦察活动后,毛意识到自己进了”贼窝子”,于是当机立断,就在林立果携带林彪手令赶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决定缩短行程,尽快返回北京。
不过,毛泽东对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连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同时,深知兵不厌诈有毛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国庆节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两天后又突然离开杭州,取道上海赶回北京。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魂汤,在很大程度上摆斥了林立果一干人。本来,策划谋杀毛的行动就是铤而走险,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 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和难题。由于多年来造神的结果,毛早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顶礼膜拜的偶像,人们在思想内心存有任何一点对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 道,更不用说对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踪无常,住地又戒备森严,更使得谋杀行动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林立果手下干人虽然从九月八日夜里开始,经过两天两夜的密谋策划,设想了各种行动方案,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与 会的”联台舰队”骨干成员虽说都曾宣誓过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临头,大多数人还是胆怯心虚,互相推诿,极力强调客观困难,没有人愿意出头。因为谁都清楚这 种事即使干成的话,也绝不会得到林家父子的善待,到头来难免落得被杀人灭口的下场。
面对重重困难和部属的畏难退缩,就连主持行动的林立果也一度动摇起来,在立即动手和继续等待时机之间委决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线指挥的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当然,林立果这样做并下是打退堂鼓,而是因为他判断毛泽东在沪、杭一带至少还要再盘桓几天,这样还有时间从长计议,等搞出一个确有把握的方案后再动手。这样考虑自然也有其道理,毕竟此举非同小可,攸关林彪全家的身家性命,只可成功,不能失收,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样一来,正好中了毛泽东的缓兵之计。几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从杭州启程转道上海,并且下令不 要通知当地负责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顾家花园的惯例,就留在专列上过夜。毛在上海逗留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招呼,因为作为 一方诸侯的许世友一向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林彪也有意利用这一点做许的工作,毛担心许会被拉过去,所以在上海整整等了刚好到大别山视察工作的许世友好几个 小时。第二天,毛得到了许世友表态”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的保证后,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行前,毛泽东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王洪文又 把林立果党羽、第四军政委王维国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却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命令沿途铁路全线绿灯,昼夜兼程北上,于十二日午后返回北京。
当时,警觉性极高的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丰台车站召见了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察探动向,又对他大谈了一通庐山会议上的斗争,点 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在确定京城以外确实没有异动后,毛吩咐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集工兵进驻南口,以防不测,然后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等到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抽鞭子”的电话后,重新展开部署时,已经失去先机。更令事情无可挽回的是,王维国虽然在中午陪王洪文 请许世友吃饭时,就已经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让他出面动手谋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专列即将驶出江苏的地界后了通风报信。这样,当林 立果接获毛北上的消息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夜里了。这时,毛的专列已安然通过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一-这里曾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动手地点,即将进入 山东境内了。至此,谋杀毛的计划整个落空。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令叶群、林彪胆战心惊的是,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 查起来,肯定纸里包不住火,非但他们罪责难逃,而且还势必会把林彪牵扯出来,全家都会被送上断头台,落得比刘少奇一家人还惨的下场。自知闯下大祸的叶群、 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时已经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叶群、林立果当然不敢擅作主张,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拿主意。
林彪虽然身经百战,但这一次还没有和毛泽东正式交手就败下阵来,还是不免心慌意乱,他很清楚自己已是山穷水尽,没有什么退路了,毛绝对不会 轻饶自己,最后大不了是一死。据林彪身边的人回忆说,林彪在得知毛突然赶回北京的消息后,曾对叶群表示:”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 从容就义。”
很显然,如果说林彪在此之前还可以以静制动的话,让毛泽东去伤脑筋向党内外解释废黜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毛只要公布林彪企图谋害他的事实,就很容易请君入瓮,挑起众怒,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种情况下,个性极强,从不服软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兽之斗。他决定立则转移到广州去,同时设法惜上手下的几员大将。 这是林彪在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 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镇广州,先静观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毛逼人太甚,执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彻底摊牌,先谈判,后动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 军队的批陈整风运动。如果谈不成,就在广州立即召开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揭露多年来毛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举事讨伐毛的暴政,并且联合 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爱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 素来受到林彪的钟爱,却与她的母亲叶群的关系很紧张,一直在精神上受到叶群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所生,甚至以死来抗争叶群对它恋爱婚 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来,林彪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叶群从中坏的事。
因此,林立衡认为确实应该好好整一下叶群,同时希望其父林彪能够同毛泽东好好谈一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以后林彪可以退出政坛,像朱德一 样在家赋闲养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终。基于这种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对林立果打算谋杀毛的计划,认为这样做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杀 身之祸;至于割据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异想天开,自毁名节,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听下进任何劝告,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开了保护其父林彪的行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当时和 事后都一直认为整个事情虽然打着林彪旗号,主谋却是叶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于政事的林彪并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摆布。至于她 本人当时之所以没有敢告诉林彪,是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担心林彪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刺激,再说也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才一直犹豫不决。不过,林立衡相信 只要能设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败叶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图谋,最终保全父亲的名节。为此,她在私下里遂向林办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他们动员起 来监视叶群的行动,准备万不得已时出面敦促中央保护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到林彪别陛进进出出,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 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却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 后,林立衡随即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兴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带间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 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贝体策划的南下广川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 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惨剧,对此,林立衡在历史上的功不可没。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 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下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 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临机处置蝉变,贯彻执行毛的意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 外的九一三事件。
“板荡识诚臣”
在毛、林之间展开的恶斗中,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恩来不再首鼠两端,决心助毛泽东一臂之力。这既和他一贯的为人有关,同时也定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毛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 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 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 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仆口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主(毛) 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为此,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周恩来在这期间曾对日本的访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疾风知劲草。”其实,作 为一句完整的成语,后面还有下半句话,那就是”板荡识诚臣”,可以说,正是他这种心态的流露。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使政治上的天平更向毛泽东一边倾斜,使林彪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对周这种随风倒的作法,林彪很不满意,曾对他手下的几员 大将传话,指周历来如此,为人圆滑,没有原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靠不住,要他们提防。林彪还在家中对中美和解一事借题发挥,表达对周的下满,讥讽他借此 大山风头,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并翻出一些老账来,诸如指周在办民航的指导方针上,只抓业务,不突出政治等等。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政治上倒向自己一边,却是事先料定的结果;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走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
为此,毛泽东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恩来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像前述毛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当着周的 面所讲的那一番”题外话”就是含有向他打招呼之意。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 力相助。八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开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 我,或告海容转告。”
十二日返京后,周恩来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茧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 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毛泽东离京南巡后,周恩来按照预先的确定留守京城,着手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同时沉机观变,密切注视着毛、林双方的动向。像前述叶群 以”检查乳腺癌”的名义从北戴河回京后,周特意打电话到毛家湾”问候”。当听被叶群正在接待客人,周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前让秘书转告他的问候,说:她是 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这期间,周恩来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不过,与四月间的那次北戴河之行相比,这次更多的已是虚应故事,并暗中查探林彪的动向了。与此同时,周则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同毛泽东保持联系,互通信息,从汪东兴、华国锋等人那里了解毛的最新意图。
九月十二日晚十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 告》草稿。对此,周最初是有点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是计划内的安排,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 回北京。此外,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问的紧张关系早就有所耳闻。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 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万一弄错了,就不好收场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周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紧急处理这什事情。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况,特别是林彪本人的态度。他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彪大概已经听到风声。对毛分量很重的批评,林彪在精神 上有压力,个人闹情绪在所难免。不过,林彪家里竟然闹出乱子,出现这等咄咄怪事,还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为此,他一面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即八 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依据?
但是,林立衡有难言之隐,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一个劲地强调林彪的安全”有问题”,要求中央采取措施,确实保证他的父亲不出 问题。周恩来这时显然更关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问题,而是他本人是否准备㈩止,于是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指林彪–作者注)态 度,立即报我。”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 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这令周开始感到其中确有问题。联系到林彪在党内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极的为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紧逼下很可能出事。为防不测,他随即以” 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这种企图瞒天过海的谎报,自然蒙骗不过经验老到的周恩来。由此认定其中有鬼,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不过,由于林彪是载入党章的副统帅和接班 人,一贯在政治上谨守职廾的周自然下会擅自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周 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这种说法,在汪东兴听写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据汪说,周恩来事后曾告诉他,当时确实曾打算去北戴河,已 经让杨德小准备飞机了。当然,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是不会擅作主张的,事先一定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他虽然还没有机会和刚从外地返京的 毛见面,但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电话请示还是可能的。
而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的请求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林彪家中闹出乱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达到了他南巡讲话敲山震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让周恩来前往北戴河充当说客,给林彪任何转圆的机会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谈论林彪事件时,往往只注意到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毛泽东在幕后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周只是在前台 的执行者,作了一些临时处置,而毛本人才是幕后掌握整个事态发展的主角。九月十二日下午,毛从外地返京后,一路风尘,旅途劳顿,本应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林 彪的动向却让他不敢掉以轻心,无法安然入睡。毛本来就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同时又深知林彪的为人,现在林彪的问题刚刚揭开盖子,又有狗急跳墙的迹象,在这 种情况下,毛即便能睡一会儿,也会睁着一双眼睛,保持极高的警觉。
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 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 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军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
从直接听命于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后来并末尽力拦阻林彪出走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影子。尽管当时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卫团团 长张耀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林彪留下来,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做了几种应变方案的布置。然而,后来他们却没有像张向林立衡所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林彪从 北戴河出走。他的一世功名,被人指为”汉奸”、”卖国贼”,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正因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叶群和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林立果三人关起门来长时间密谈时,林彪还不想走这条路,不理睬叶群建议到香港去遥控指挥的央求,只是独自落泪。据当时撞见这一场面的林彪身边的公务员说,当时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变起仓猝。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前来抓人的叶群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担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于是立刻把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林彪叫起来,紧急商量对策。
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时也乱了方寸,完全被叶群的惊恐情绪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广州方面已经被毛泽东挖了墙角,军区司令员厂盛等人在政治上 的态度衍变,这样一来打乱了原定南飞广州的计划,于是,林彪在仓皇之下临时变卦,听从了叶群的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放弃南飞广州的计划而改为北投苏 联。
这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林彪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的统帅在生死关头竟然如此缺乏主见,举棋不定,完全让叶群牵着鼻子走?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迈出了出逃这一步,铸成历史大错–是因为他本人在最后关头还是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惧怕落入毛泽东的手里后会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 还是顾念妻子儿女,不忍开到他们和自己一道受牢狱之苦?还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药发生了作用,影响了理智的判断?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许这 将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林彪来说,投奔苏联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行前内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 的念头。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 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
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事人更是三缄其口。不过,据说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 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 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
然而,这位曾跟随林彪多年、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的警卫秘书并不想永远这样沉默下去,湮没历史真相。他在私下里曾对来人表示”现在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是要讲话的。”恐怕要到那时,有关林彪出逃的更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还是再回到周恩来身上来,看他是如何进行应变处置的。
在与叶群通话后,周恩来断定其中肯定有鬼,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过,他做得很老到,事先为自己留下了转圈的余地, 以”保护林彪安全”为名行事,还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而且周本人没有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林彪 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去电话。
毛泽东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庐山会议后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举就是为此而来。林彪也并非等闲之辈,不甘坐以待毙,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有意放”虎”出山,作为他手中与毛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
此后,批陈整风运动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一场更大的政坛风暴却在酝酿之中,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经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 不宣,为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而用尽心机,各逞其能。在这场较量中,林彪明显处于下风,面对毛的步步紧逼,无法从正面应战,但他也不想听天由命,听任毛摆布 宰割。
林彪很清楚毛泽东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俯首就擒,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要么铤而走险,跟毛拼个你死我 活。为人个性极强,从不服软,而且又曾在疆场上征战厮杀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会选择前者,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有所准备,打算在万下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豁 出去了。用他本人在读史时总结出来的心得是”与其坐待而亡,不如起而伐之”。
不过,林彪深知这样做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弄不好非但他本人将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祸及妻子儿女。因此他不愿意把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托付给 其他任何人,包括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实际上,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会议后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吴法宪甚至闹着要跳楼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遵 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作者注),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 杀手锏”。
实际上,林彪早就开始在政治上蓄意培养其子林立果。还在文革之初天下大乱的时候,林立果就被送到吴法宪所掌管的空军”锻炼”。随后又迅速入 党提干,并且在空军内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就形成了以他为头的名为”调研小组”的小圈子,发号施台,权力极大,俨然成为整个空军的太上皇。庐山会议 期间,林彪还特意把林立果带上山,让他在政治斗争中磨练。
庐山会议后,已经预感形势不妙的林彪开始考虑动用林立果这颗”棋子”。这年十月间,在毛泽东着手发动批陈整风运动之际,林立果决定把空军司令部的”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开始加紧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秘密据点,搜集情报,训练骨干。
翌年二月下旬,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避居苏州的林彪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在迫下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他授意林立果”先搞个计划”
,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根据林彪的意图,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开”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开会,研究制定出了《”571工程”纪要》。
应该说,《”57l工程”纪要》是一篇在当时令人振聋发聩的讨毛檄文:文中历数毛泽东建国后种种祸网殃民的罪状和一贯在党内玩弄权术,专制 独裁和翻覆无常的为人,直斥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纪要还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规定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时机、策略和要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林彪是否看过这份东西。不过,文中的主要思想显然是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 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钉b(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的那种感觉。况且此事非同小可,如 果没有得到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许的话,林立果是决不会轻举妄动的,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当儿戏的。
不过严格说来,《”571工程”纪要》更像一篇批毛的檄文。吖缺少作为武装政变计划所噍具有的周密的实施细节,至多只是提出一个笼统粗糙的 设想。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当时毛泽东已经被们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只,完全掌握政治上主动权的情况下,林彪只能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一切需视毛的举动而动。因 此很难在事先提出一个周密的计划,在政治上发起主动攻击,摆脱一直被毛牵著鼻子走的处境。这一点是林彪的先天不足,成为后来他与毛的较量上始终无法克服的 致命弱点。
就在林立果指挥”小舰队”暗中加紧准备之际,主帅林彪的举动却十分耐人寻味,他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有意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之于众。这年”五一”劳动节的焰火晚会,本来是周恩来刻意安排的一场”讲团结”的重头戏。林彪先 是根本不去参加,后经周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正眼都不看一下。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林彪仅仅坐 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
接下来,在六月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时,毛泽东指定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开始推说出汗不去。毛为此很不高兴,执意坚持林 彪一定要出面。但林彪仍不想理会。后来叶群急了,下跪哭求,陈说利益,林彪才勉强答应。但在会见时,宾乱刖虞喧完,林彪随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外面大厅的角 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个性倔强的林彪尽管在表面上不想认错服输,摆出一副顽抗到底的架式,实际上心里还是很想和毛泽东好好谈谈,解开彼此之间 的心结。因为毛、林二人毕竟曾在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毛固然对林彪有知遇之恩,林彪自忖也没有对不起毛的地方,凡是毛在政治上处于困境 的时候,他都出来鼎力相助,帮助毛渡过难关。在林彪看来,即使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真有弥天大错,毛也不应该如此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以往多年的交情。况且 他的讲话事先还是经过毛批准的。
这种内心的委屈和郁闷不平之气,自然驱使林彪想要找毛泽东一吐为快。为此,叶群曾出面打电话给毛,提出林彪想见毛,谈一谈。但是,毛泽东却 有意避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为此,生性孤傲的林彪不得不求助江青帮忙,为其安排会面事宜。关于这一点,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说,林彪不见我,我回去要找他谈。可就我所知,林彪找他很多次,就是见下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 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个时候,江青还给林彪拍了个相,就是解放军画报上的那一张。这张相照了两次。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 让林去。林为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了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林彪在连吃闭门羹后,终于放弃努力。毛泽东竟然如此绝情,连一个见面谈谈的机会都不给,这让林彪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无意茎祈修好,自 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不得不面对日益临近的最后摊牌,前途凶多吉少。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难临头。七月上旬,他携带叶群离开北京前 往北戴河。据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回忆说: “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过去完全下同,很反常。”果然,林彪一去不复返,两个月后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于异国的荒漠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避而不见,自然也是有他的考虑。他很了解林彪的为人,不相信他会诚心认错服输,更不愿意把自己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一如 果和林彪当面锣对面鼓地把问题摊开,毛很难对自己屡屡出尔反尔的言行辩解。况且,毛是那种一旦翻脸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决不会因念林彪旧好而动摇他要解决 问题的决心。只不过一时还找不到动手的适当由头罢了。这件事从反面提醒了毛要及早动手,以免夜长梦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毛泽东很快便抓住了林彪手下大将黄永胜的辫子,从而对林彪的讨伐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差下多就在林彪黯然离京的同时,七月三日,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当晚中美双方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匆匆赶去向毛汇报情况。中美会谈本来是改变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大事件,不过当时在毛泽 东的内心天平上,还下及查问林彪一干人政治动向的分量重。毛把急于汇报中美会谈情况的周氏撇在一边,表示:”那个不忙。”然后同点名参加汇报的总参政治部 副部长熊向晖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题外话”,详细询问总参机关内部批陈整风的情况。
当毛泽东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捂盖子,封锁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发难的情况时,一直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做文章而苦于抓不住多少把柄的毛 当即表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百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d’睁 当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以他本人曾经犯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的挽救为例,试图为黄永胜等人缓颊时,毛仍不放过,表示: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 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一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御驾亲征,前往南方巡视,向党内军中的各路诸侯吹风打招呼,解决林彪的问题。八月十五日,毛冒着炎夏酷暑,从北京启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召见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 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件事还没有完, 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人,后面还有人。毛在谈话中一面表示”对林还是要保”,不过又有言在先,说:”犯了路线错误的头面人物,改也虽,,,44
应该说,毛泽东的南巡之举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在政治上一箭双雕:既先发制人,在党内制造倒林的舆论,瓦解林彪的阵脚;同时又是敲山震虎之举,暗中惹战激将,等待林彪作出过度反应。对于后者,人们往往有所忽略。其实,这便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即使对庐山会议上的事上纲再高,也很难凭此废黜林彪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况且一旦把问题摊开,林彪势必道出真相, 让毛本人也下不了台。因此必须设法引蛇出洞,让林彪露出更大的马脚,这样才能抓住他的把柄,说报党内多数人同意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鉴于林彪自庐山会议 后软硬不吃,始终不开口,毛这次索性把话挑明,而且直接捅到下面去,令他无法再继续装聋作哑。而林彪无论怎样应对,都不会有好结果。逼就址毛泽东的真/J 意算盘。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林彪虽然早就对与毛泽东的摊牌暗中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措手不及。在此之前,林彪实际上还在心存侥幸,宁愿相信毛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 向他开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动,避居北戴河静观动向。在毛动身南巡后,林彪虽知此举来者不善,但还是故作姿态,专门打电话给周恩来,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 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林彪此举与其说是他还幻想和毛缓和关系,不如说是想打听毛的动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九月六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传到北戴河后,给了林彪当头一棒。林彪本来预计毛动手的时机可能选择在国庆节之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为此 曾派叶群在八月上旬以检查乳腺癌为名返回北京,分别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密谈,互相通气,商讨对策。叶群告以许多迹象表明,毛这回可能要 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届人大会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请愿拿掉张春桥,若毛不答应,再向毛示威,求得解决。
不料,毛泽东却提前下手,而且把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常委内部解决的问题,直接捅到下面去,四处点火放风,措辞用语甚至超过了当年整刘少奇时 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尽管毛在南巡谈话中并没有把门完全关死,但林彪认定那只不过是毛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再相信他了。事实上,毛所谓” 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的说法不过是虚晃一枪,如果毛真有此意,为什么在此之前一直对林彪避而不见呢?
按照大陆官方的说法,林彪随后根据《”571工程”纪要》制定的上、中、下三种方案作了紧急应变:
上策是谋害南巡途中的毛泽东;中策是到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作出外逃的准备。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林彪虽然默许其子林立果暗中制定了《”571工程”纪要》,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其中并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叮供实施。
据知情人说,林彪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下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 了”,摆出一副准备坐等挨整的架势。在此之前,林彪还交待身边的人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那几天,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林 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商量对策,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万念俱灰的念头,一切听天由命,并非真的看破红尘,而是他在评估形势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泽东拼死一战, 也是凶多吉少,毫无胜算。而且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战激将的把戏,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早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实了毛强加给他的所谓寸卧 事解放军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长期以来一直病病怏快,对政治和人生都已经厌倦,所以事到临头,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并没有斩断尘缘,不能下考虑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如果听由毛泽东摆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肃的话,势必株连全家。这是身为人父和一家之 主的林彪所于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为老子倒台,儿女们流落街头,境况悲惨,这种情况已经看得太多了。况且叶群在知道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 毛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著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膳得心烦意乱,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对而暂时作 罢。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畏虎,是文革那个年代熏陶出来的有强烈参与意识和使命感的政治狂人。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 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 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此,林立果力主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拼个鱼死网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曾透露了这一 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
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毛泽东代号–作者 注)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 有办法的。
张宁接着写道:
林立衡坚决制止他冒险念头。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指林彪–作者注)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这个问题上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 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这样非同小可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 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的。
有点反常的倒是,曾经是几十万大军统帅的林彪在这紧要关头却显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对手毕竟是被人奉若神明、令人生 畏的毛泽东。林彪既无法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途径从正面应战,在几种应变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累及家人的选择。在走投无路 的情况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恶从胆中生,只好横下一条心,转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对毛先下手为强的主意。尽管林彪明知这是一招险棋,毫无成算,但在惶急 之中,也就只好铤而走俭,孤注一掷了。
应该说,林彪的谋反实出无奈,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关于这一点,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试图说服林立衡的那次谈话中有 所透露,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天晚上,主任(指叶群–作者注)就提出逃到国外去。首长(指林彪-一作者注)开始没同意,后来被主任逼得同意。他们要我立 即调飞机,我借口来下及,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联合舰队”参谋长-一作者注)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暂时不走。首长抱着老周,哭着 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手早有所防备,毛一向深居简出,行踪诡秘,让人难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经从担任过他的机要员、其丈夫在空军党委办 公室工作的谢静宜那里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联合舰队”,正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体日程安排告诉了周恩来一人。南巡途 中,毛更是处处加强了戒备,对行程严格保密,警惕性极高。为防止林彪狗急跳墙,毛泽东在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交底的同时,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公开点 出了”军队造反”的问题,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德怀)、黄(克诚)抓去了,如今又披林、黄抓去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了;并直截了当地 警告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了。”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有意识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比 如,毛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倒得了?”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笼络他们,称”你们几个人 都是我这个山头的(指他们曾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作者注)。”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他们步谓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这一手十分老 辣,在政治上先声夺人,起了警告防范的作用,避免了各地党、政、军人员因不明就里而跟着林彪走,而且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的部署,导致原有 的打算完全落空。这一点,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除此之外,毛此举还震慑住党内军中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转而 向毛反映林彪的问题。其中引起毛泽东警觉的主要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在南昌时,时任江西省党政军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关系的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周围的一些反常情况,其中包括周宇驰来南昌活 动和找他谈话的情况,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后少同林家来往,说搞不好是要杀头的。二是在杭州时,空五军军长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传话说,有人并不欢迎 毛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多训小心。三是在毛下榻的刘庄,工作人员中有人把陈励耘暗中布置向他汇报毛每日活动情况的异常举动悄悄报告了毛。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因而一路上处处提防,警觉性极高,在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后,尽管还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 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来者不善,隐伏凶兆。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毛在杭州逗留期间情绪越来越不安,吃不下饭,睡下着觉。在获知掌握杭州警卫大权的 陈励耘搞特务侦察活动后,毛意识到自己进了”贼窝子”,于是当机立断,就在林立果携带林彪手令赶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决定缩短行程,尽快返回北京。
不过,毛泽东对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连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同时,深知兵不厌诈有毛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国庆节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两天后又突然离开杭州,取道上海赶回北京。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魂汤,在很大程度上摆斥了林立果一干人。本来,策划谋杀毛的行动就是铤而走险,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 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和难题。由于多年来造神的结果,毛早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顶礼膜拜的偶像,人们在思想内心存有任何一点对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 道,更不用说对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踪无常,住地又戒备森严,更使得谋杀行动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林立果手下干人虽然从九月八日夜里开始,经过两天两夜的密谋策划,设想了各种行动方案,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与 会的”联台舰队”骨干成员虽说都曾宣誓过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临头,大多数人还是胆怯心虚,互相推诿,极力强调客观困难,没有人愿意出头。因为谁都清楚这 种事即使干成的话,也绝不会得到林家父子的善待,到头来难免落得被杀人灭口的下场。
面对重重困难和部属的畏难退缩,就连主持行动的林立果也一度动摇起来,在立即动手和继续等待时机之间委决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线指挥的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当然,林立果这样做并下是打退堂鼓,而是因为他判断毛泽东在沪、杭一带至少还要再盘桓几天,这样还有时间从长计议,等搞出一个确有把握的方案后再动手。这样考虑自然也有其道理,毕竟此举非同小可,攸关林彪全家的身家性命,只可成功,不能失收,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样一来,正好中了毛泽东的缓兵之计。几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从杭州启程转道上海,并且下令不 要通知当地负责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顾家花园的惯例,就留在专列上过夜。毛在上海逗留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招呼,因为作为 一方诸侯的许世友一向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林彪也有意利用这一点做许的工作,毛担心许会被拉过去,所以在上海整整等了刚好到大别山视察工作的许世友好几个 小时。第二天,毛得到了许世友表态”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的保证后,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行前,毛泽东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王洪文又 把林立果党羽、第四军政委王维国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却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命令沿途铁路全线绿灯,昼夜兼程北上,于十二日午后返回北京。
当时,警觉性极高的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丰台车站召见了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察探动向,又对他大谈了一通庐山会议上的斗争,点 出:”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在确定京城以外确实没有异动后,毛吩咐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集工兵进驻南口,以防不测,然后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等到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抽鞭子”的电话后,重新展开部署时,已经失去先机。更令事情无可挽回的是,王维国虽然在中午陪王洪文 请许世友吃饭时,就已经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让他出面动手谋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专列即将驶出江苏的地界后了通风报信。这样,当林 立果接获毛北上的消息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夜里了。这时,毛的专列已安然通过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铁路桥一-这里曾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动手地点,即将进入 山东境内了。至此,谋杀毛的计划整个落空。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令叶群、林彪胆战心惊的是,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 查起来,肯定纸里包不住火,非但他们罪责难逃,而且还势必会把林彪牵扯出来,全家都会被送上断头台,落得比刘少奇一家人还惨的下场。自知闯下大祸的叶群、 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时已经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叶群、林立果当然不敢擅作主张,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拿主意。
林彪虽然身经百战,但这一次还没有和毛泽东正式交手就败下阵来,还是不免心慌意乱,他很清楚自己已是山穷水尽,没有什么退路了,毛绝对不会 轻饶自己,最后大不了是一死。据林彪身边的人回忆说,林彪在得知毛突然赶回北京的消息后,曾对叶群表示:”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 从容就义。”
很显然,如果说林彪在此之前还可以以静制动的话,让毛泽东去伤脑筋向党内外解释废黜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毛只要公布林彪企图谋害他的事实,就很容易请君入瓮,挑起众怒,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种情况下,个性极强,从不服软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兽之斗。他决定立则转移到广州去,同时设法惜上手下的几员大将。 这是林彪在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 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镇广州,先静观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毛逼人太甚,执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彻底摊牌,先谈判,后动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 军队的批陈整风运动。如果谈不成,就在广州立即召开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揭露多年来毛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举事讨伐毛的暴政,并且联合 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爱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 素来受到林彪的钟爱,却与她的母亲叶群的关系很紧张,一直在精神上受到叶群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所生,甚至以死来抗争叶群对它恋爱婚 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来,林彪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叶群从中坏的事。
因此,林立衡认为确实应该好好整一下叶群,同时希望其父林彪能够同毛泽东好好谈一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以后林彪可以退出政坛,像朱德一 样在家赋闲养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终。基于这种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对林立果打算谋杀毛的计划,认为这样做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杀 身之祸;至于割据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异想天开,自毁名节,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听下进任何劝告,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开了保护其父林彪的行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当时和 事后都一直认为整个事情虽然打着林彪旗号,主谋却是叶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于政事的林彪并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摆布。至于她 本人当时之所以没有敢告诉林彪,是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担心林彪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刺激,再说也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才一直犹豫不决。不过,林立衡相信 只要能设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败叶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图谋,最终保全父亲的名节。为此,她在私下里遂向林办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他们动员起 来监视叶群的行动,准备万不得已时出面敦促中央保护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到林彪别陛进进出出,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 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却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 后,林立衡随即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兴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带间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 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贝体策划的南下广川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 兵血光,生灵涂炭的惨剧,对此,林立衡在历史上的功不可没。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 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下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 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临机处置蝉变,贯彻执行毛的意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 外的九一三事件。
“板荡识诚臣”
在毛、林之间展开的恶斗中,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恩来不再首鼠两端,决心助毛泽东一臂之力。这既和他一贯的为人有关,同时也定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毛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 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 出了毛翦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 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仆口他政见相同的林彪,当然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为臣侍君之道的心态作祟,想为主(毛) 分忧,在政治上经受这一考验,保住自己的晚节。为此,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周恩来在这期间曾对日本的访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疾风知劲草。”其实,作 为一句完整的成语,后面还有下半句话,那就是”板荡识诚臣”,可以说,正是他这种心态的流露。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使政治上的天平更向毛泽东一边倾斜,使林彪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对周这种随风倒的作法,林彪很不满意,曾对他手下的几员 大将传话,指周历来如此,为人圆滑,没有原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靠不住,要他们提防。林彪还在家中对中美和解一事借题发挥,表达对周的下满,讥讽他借此 大山风头,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并翻出一些老账来,诸如指周在办民航的指导方针上,只抓业务,不突出政治等等。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政治上倒向自己一边,却是事先料定的结果;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和稀泥,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走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
为此,毛泽东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恩来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像前述毛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当着周的 面所讲的那一番”题外话”就是含有向他打招呼之意。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 力相助。八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开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 我,或告海容转告。”
十二日返京后,周恩来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茧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 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毛泽东离京南巡后,周恩来按照预先的确定留守京城,着手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同时沉机观变,密切注视着毛、林双方的动向。像前述叶群 以”检查乳腺癌”的名义从北戴河回京后,周特意打电话到毛家湾”问候”。当听被叶群正在接待客人,周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前让秘书转告他的问候,说:她是 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这期间,周恩来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不过,与四月间的那次北戴河之行相比,这次更多的已是虚应故事,并暗中查探林彪的动向了。与此同时,周则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同毛泽东保持联系,互通信息,从汪东兴、华国锋等人那里了解毛的最新意图。
九月十二日晚十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 告》草稿。对此,周最初是有点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是计划内的安排,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 回北京。此外,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问的紧张关系早就有所耳闻。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 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万一弄错了,就不好收场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周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紧急处理这什事情。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况,特别是林彪本人的态度。他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彪大概已经听到风声。对毛分量很重的批评,林彪在精神 上有压力,个人闹情绪在所难免。不过,林彪家里竟然闹出乱子,出现这等咄咄怪事,还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为此,他一面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即八 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依据?
但是,林立衡有难言之隐,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一个劲地强调林彪的安全”有问题”,要求中央采取措施,确实保证他的父亲不出 问题。周恩来这时显然更关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问题,而是他本人是否准备㈩止,于是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指林彪–作者注)态 度,立即报我。”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 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这令周开始感到其中确有问题。联系到林彪在党内生活中一挨批就消极的为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紧逼下很可能出事。为防不测,他随即以” 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这种企图瞒天过海的谎报,自然蒙骗不过经验老到的周恩来。由此认定其中有鬼,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不过,由于林彪是载入党章的副统帅和接班 人,一贯在政治上谨守职廾的周自然下会擅自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按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周 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这种说法,在汪东兴听写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据汪说,周恩来事后曾告诉他,当时确实曾打算去北戴河,已 经让杨德小准备飞机了。当然,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是不会擅作主张的,事先一定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他虽然还没有机会和刚从外地返京的 毛见面,但在紧急情况下,通过电话请示还是可能的。
而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的请求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林彪家中闹出乱子,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达到了他南巡讲话敲山震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怎么会同意让周恩来前往北戴河充当说客,给林彪任何转圆的机会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谈论林彪事件时,往往只注意到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忽略了毛泽东在幕后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周只是在前台 的执行者,作了一些临时处置,而毛本人才是幕后掌握整个事态发展的主角。九月十二日下午,毛从外地返京后,一路风尘,旅途劳顿,本应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林 彪的动向却让他不敢掉以轻心,无法安然入睡。毛本来就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同时又深知林彪的为人,现在林彪的问题刚刚揭开盖子,又有狗急跳墙的迹象,在这 种情况下,毛即便能睡一会儿,也会睁着一双眼睛,保持极高的警觉。
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本来就直接听命于毛泽东,而且又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自然不敢耽搁,会马上报告毛。因 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了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并且通过汪东 兴来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军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
从直接听命于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后来并末尽力拦阻林彪出走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影子。尽管当时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卫团团 长张耀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林彪留下来,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做了几种应变方案的布置。然而,后来他们却没有像张向林立衡所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林彪从 北戴河出走。他的一世功名,被人指为”汉奸”、”卖国贼”,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正因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叶群和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林立果三人关起门来长时间密谈时,林彪还不想走这条路,不理睬叶群建议到香港去遥控指挥的央求,只是独自落泪。据当时撞见这一场面的林彪身边的公务员说,当时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变起仓猝。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前来抓人的叶群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担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于是立刻把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林彪叫起来,紧急商量对策。
惶急之中,林彪似乎一时也乱了方寸,完全被叶群的惊恐情绪所左右,再加上又得知广州方面已经被毛泽东挖了墙角,军区司令员厂盛等人在政治上 的态度衍变,这样一来打乱了原定南飞广州的计划,于是,林彪在仓皇之下临时变卦,听从了叶群的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放弃南飞广州的计划而改为北投苏 联。
这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林彪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大军的统帅在生死关头竟然如此缺乏主见,举棋不定,完全让叶群牵着鼻子走?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林彪鬼使神差地迈出了出逃这一步,铸成历史大错–是因为他本人在最后关头还是生存的欲望占了上风,惧怕落入毛泽东的手里后会像刘少奇一样悲惨地死去? 还是顾念妻子儿女,不忍开到他们和自己一道受牢狱之苦?还是睡前服用的安眠药发生了作用,影响了理智的判断?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许这 将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林彪来说,投奔苏联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行前内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 的念头。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 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
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事人更是三缄其口。不过,据说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 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 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
然而,这位曾跟随林彪多年、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的警卫秘书并不想永远这样沉默下去,湮没历史真相。他在私下里曾对来人表示”现在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是要讲话的。”恐怕要到那时,有关林彪出逃的更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让我们还是再回到周恩来身上来,看他是如何进行应变处置的。
在与叶群通话后,周恩来断定其中肯定有鬼,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过,他做得很老到,事先为自己留下了转圈的余地, 以”保护林彪安全”为名行事,还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而且周本人没有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林彪 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去电话。
晚年周恩来(十五)(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14 03:11:46
第六章 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计继续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随即在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采用的手法 是敲山震虎。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陈伯达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纵然对他再不满意,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因为陈毕竟跟随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在 文革之初为斗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确实出过大力。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更让毛认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 安于位,急于抢班夺权,因此下决心解决林彪的问题,以绝后患。他之所以在庐山批陈时把林彪暂时分别出来,并刻意加以安抚,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他需 要时间来考虑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陈整风的部署。不过,他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更着意的走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减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准备。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 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 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于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
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一点。原来,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因游泳受了风寒,到11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已经转成了肺炎。周恩来为 此曾派了三名医生给毛看病。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 天脾气。周为此不得不把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李志绥紧急召回来。为了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深知其脾气的李志绥只好谎称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听李这样一讲,正在盘算如何在政治上斗倒林彪而担心自己身体拖不过对手的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刚 双拳猛气即电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为此,毛非常高兴,当夜还请李志绥吃了饭。
尽管毛泽东这次病得着实不轻,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实施”批陈肘林”的部署,相反由于这次生病更加强了他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 这期间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又把陈所把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 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鉴于林彪是靠搞个人崇拜起家的,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出了通知。
实际上,还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有意旧话重提,讲了一通他当年交代罗瑞卿为党内高级干部选开马、列书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 与会者说:这件事挂不上罗瑞卿的账,而是我的账。你们不了解情况,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来读我的著作。说到这里,毛又故意当众对林彪说:其实是我扰乱 你,而不是罗瑞卿扰乱你。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有意把对个人崇拜降温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林彪旁敲侧击,说:”什么’ 四个伟大’ (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势力,以便与林彪的势力相抗衡。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 被拆了庙,江青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 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舆论、组织两力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 导机构中全面展开。其实,毛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 位扫除障碍。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一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一 -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鉴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东便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先拿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叶,李、邱等人。开完庐山会议后,毛先是有 意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主动”检讨过关,然后示意汪以他的名义给吴法宪等人传话,施加压力。可是当吴法宪、叶群仿效汪东兴写出检讨后,毛却又抓住不放, 作了大段批示,严厉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叶群是”爱吹下爱批”,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占了上风,其中有些话,像”多 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等,明显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对黄永胜,毛泽东也不再宠信,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众斥责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参不谋, 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稍后,毛泽东又一改多年来对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连续提出批评,要求军 队”反骄破满”,纠正不正之风,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称”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毛、林失和后,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充当和事佬,尽量缓和事态,维护党内的团结。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他不想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周这种居中调解的努力,毛、林双方却都不买账,连连碰壁。
在迅速扩及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手中对付林彪的一张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体贯彻落实毛的意图。处在夹缝之中的周既无 意违抗毛的旨意,也不愿过分为难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们能够争取主动,尽快检讨过关。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 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很有利”。
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对吴法宪、叶群二人抓住不放,对他们的检讨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这样一来,反而帮了倒忙,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他担心 本来就有抵触情绪的黄、吴、李、邱等人会对毛有意放过汪东兴,却对他们没完没了,思想上想不通,产生更大的怨气,以至在检讨的问题上顶牛,令事情更加无法 了结。于是,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周氏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批告黄、吴、李、邱四人,说毛”两个批示对我们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缓和一下毛的批示对他们所 造成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图。毛在接连”抛石头”砸向林彪党羽的同时,为了 防患于未然,展开了被其称为”控墙角”的行动,目标是护卫京师的北京军区。其实,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并不是林彪山头的人,兼军区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运动 中虽曾被陈伯达出面保过,但陈不过是奉命行事,两人并无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 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下能放心。
善于抓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很快便从隶属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找到了”石头”,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 区党委开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小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点名让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扩大 会议(史称华北会议)。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图,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郑维山也成了陪绑。李、郑二人随之在会上成为众矢之 的,非要把两人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不可,而且株连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华北各地派斗之势。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场面,让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人心惊肉跳,就连周恩来也为此感到不安,试图出面纠正这种过火的搞法。不过,周做 得很老到,采取了弃李保郑的做法,以免与江青正面冲突。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 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这以后,华北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才算有所缓和。而这时毛泽东也认为改组北京军区的舆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结束华北会议。于是,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华北会议后,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批陈整风运动这回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制定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 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这次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月,但由于批陈整风运动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让路,所以种让一拖再拖。对此, 周心里很着急,想尽快结束会议,以便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好好抓一下经济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抓住不放,其实并不是因为黄,吴、叶、李、邱他们真的”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是恼火他们在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 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而绝口不提林彪。这种”舍车保帅”的抵抗,自然使得急于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泽东一无所获,因而越发不肯罢休, 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
这样一来,又一次打乱了周恩来想集中精力抓一下国民经济工作的打算,而且再度被夹在当中,不得不设法在毛泽东、林彪之间的角力中周旋。对于 毛的批评,他不敢怠慢,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并亲自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批文的通知。与此 同时,他又约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如何进行检讨,”变被动为主动”,以便争取尽快了结此事。
为此,周恩来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作检讨,以他自己在历史上几次犯路线错误但仍得到毛泽东挽救的事实,现身说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线、 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的,但”一旦觉悟了,就有了对反党分子王明的阶级愤慨而坚决批判揭发”。在他的引导下,黄永胜等人随即在会 上作了检讨,沛又给手写了书面检查。周随后给毛写报告,尽量为黄、吴、叶、李、邱等人缓颊,肯定他们的检讨是”沉痛的”,希望保他们过关。
但是,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的说情,而是继续抓住这件事情做文章。他一方面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批道:”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 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传话给周恩来,提出要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给大家说一说。”这就是随后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由来。
可以说,毛泽东此举是一箭双雕: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问题公之于众,又可借机把火烧向林彪,迫其出来检讨。用李德生在回忆 文章中的说法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于是,这个前往北戴河劝说林彪的差事便落得了周恩来的头 上。
在庐山会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 诺,多少让一直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 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 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 毛对斯诺”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 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作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 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当然,林彪对毛泽东只能腹诽,在表面上继续采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这时,鼓动造神运动的林彪大概才品尝到了作茧自缚 的苦果。面对毛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他陷入了和当年刘少奇一样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 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充当说客的周恩来的北戴河之行自然无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左庐山会议后所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后,以身 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不过,林彪在与周等人小范围的谈话中还是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 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与此同时,林彪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辩护,转弯抹角地暗示他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说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 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昏昏盹盹讲了”。
周恩来对林彪拒不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态度既焦急,又无奈。他知道林彪讲话事出有因,讲话内容大概事先经过了毛泽东,因此对毛现在这样 抓住不放,心里有气。但是,在对毛信守君臣之道的周看来,君可以不君,臣却不能不臣,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 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槽。但由于林彪是副统帅,周本人不好更多的说些什么,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为此,周恩来在返京后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的书面报告中,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 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在庐山会议上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 几位同志(指黄永胜等人一-作者注)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至于请林彪回京参加准备在四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这个关键问题,周恩来只是在报告结尾处含糊其辞地说:”我们夫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周 恩来试图缓解僵局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毛泽东对林彪拒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在向他公开示威,但一时又不便对林彪发作,于是迁 怒于黄永胜等人。毛在随后听取周恩来关于北戴河之行的汇报时,当面指着参加汇报的黄、吴、李、邱,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 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接着,毛泽东一改先前对黄、李、邱三人检讨所持的比较温和的调子,对吴法宪、叶群两人所重写的书面检讨没有说一句肯定鼓励的话,只是冷冷地表示;”可以了”,批给周恩来,提出连同黄水胜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在此之前,毛还对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去。毛泽东这种在政治上步步紧逼的举 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夕的紧张气氛外,并没有慑服林彪,相反却使他更加认为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讨与否,结果都 是一样的。
于是,林彪索性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决不上钩。他一方面给连连告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 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对毛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 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至此,毛、林之间的失和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这种情况更增加了周恩来在前台唱主角的难度。庐山会议后,由于毛、林开始交恶,善于随风转舵的周氏在不露声色地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的同时, 也不想为毛泽东当打手,对林彪一派穷追猛打。他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更多的是扮演一个缓冲的角色,竭力在毛、林之间周旋,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他见机而作, 主动向毛批送有关过分宣扬个人崇拜、歪曲历史的材料,成为毛手中敲打林彪的”石头”。比如,他把外交部反映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在参观井冈山时,对讲解词中不 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提出意见的简报送毛阅。毛即批示: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尽量为林彪开脱,维护他的 形象。比如,周在华北会议后重新找出文革初期陶铸就传达毛泽东关于今后不要使用”最高最活”、”顶峰”一类语言的指示而写给中央的报告,在逐段批注时特意 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川1L,;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 要。”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周恩来还暗中给自己留后路,除了在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对林彪表示尊重,注意维护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在此期间 继续在翠左问题上和林彪通消息,甚至把毛泽东的病况透露给他,而这是毛严令禁止的。对此,周本人的解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 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
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期间,奉命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继续在毛、林之间周旋,尽量缓和紧张的事态,维护党内团结:他知道吴法宪和叶群两人对 毛泽东对他们重写的书面检讨的冷淡态度很紧张,便传话给他们吃定心丸,劝他们不要多心,说”很好”和”可以了”都是一样。随后,为了不让林彪手下的几员大 将压力过大,周在审定会议上的讲话时,有意把其中的语气减轻了一些。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会开始的讲话中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点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名,指出庐山会议后,他们一直批陈不力,连连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出来为此承担了责任,称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下够。
为了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周恩来还尽量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行辩解,归纳出其中”应该值得我们大家宣传的”的三个要点,强调 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并非全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威信,其中也暗含敦促他应该真正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出来对庐山会议的事情表 个态,作几句自我批评,以便在毛泽东那里有个交代。事实上,周在私下里也正是这样做的。会议进行中间,有人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事 情有闹大之势。这样一来,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担心阵脚会因此大乱,于是急忙赶回北京坐镇,以便必要时出来”说话”。周见机马上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 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结果被林彪一口回绝。
林彪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周恩来很失望,不过他仍然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以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四月二十四日,他在汇报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中提 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这一回轮到毛泽东让他碰钉子了。这时对林彪已彻底失望,正在寻找根本解决之 道的毛对周恩来搞的这类营造表面团结的文章丝毫不感兴趣,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一个人在前台唱独脚戏。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这个用周本人的话来说”颇 不易写”的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缓和一些,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五人的名,指出他们 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 申明。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计继续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随即在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采用的手法 是敲山震虎。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陈伯达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纵然对他再不满意,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因为陈毕竟跟随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在 文革之初为斗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确实出过大力。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更让毛认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 安于位,急于抢班夺权,因此下决心解决林彪的问题,以绝后患。他之所以在庐山批陈时把林彪暂时分别出来,并刻意加以安抚,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他需 要时间来考虑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陈整风的部署。不过,他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更着意的走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减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准备。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 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 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于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
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一点。原来,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因游泳受了风寒,到11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已经转成了肺炎。周恩来为 此曾派了三名医生给毛看病。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 天脾气。周为此不得不把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李志绥紧急召回来。为了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深知其脾气的李志绥只好谎称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听李这样一讲,正在盘算如何在政治上斗倒林彪而担心自己身体拖不过对手的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刚 双拳猛气即电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为此,毛非常高兴,当夜还请李志绥吃了饭。
尽管毛泽东这次病得着实不轻,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实施”批陈肘林”的部署,相反由于这次生病更加强了他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 这期间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又把陈所把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 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鉴于林彪是靠搞个人崇拜起家的,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出了通知。
实际上,还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有意旧话重提,讲了一通他当年交代罗瑞卿为党内高级干部选开马、列书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 与会者说:这件事挂不上罗瑞卿的账,而是我的账。你们不了解情况,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来读我的著作。说到这里,毛又故意当众对林彪说:其实是我扰乱 你,而不是罗瑞卿扰乱你。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有意把对个人崇拜降温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林彪旁敲侧击,说:”什么’ 四个伟大’ (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势力,以便与林彪的势力相抗衡。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 被拆了庙,江青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 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 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舆论、组织两力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 导机构中全面展开。其实,毛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 位扫除障碍。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一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一 -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鉴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东便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先拿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叶,李、邱等人。开完庐山会议后,毛先是有 意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主动”检讨过关,然后示意汪以他的名义给吴法宪等人传话,施加压力。可是当吴法宪、叶群仿效汪东兴写出检讨后,毛却又抓住不放, 作了大段批示,严厉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叶群是”爱吹下爱批”,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占了上风,其中有些话,像”多 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等,明显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对黄永胜,毛泽东也不再宠信,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众斥责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参不谋, 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稍后,毛泽东又一改多年来对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连续提出批评,要求军 队”反骄破满”,纠正不正之风,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称”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毛、林失和后,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充当和事佬,尽量缓和事态,维护党内的团结。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他不想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周这种居中调解的努力,毛、林双方却都不买账,连连碰壁。
在迅速扩及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手中对付林彪的一张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体贯彻落实毛的意图。处在夹缝之中的周既无 意违抗毛的旨意,也不愿过分为难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们能够争取主动,尽快检讨过关。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 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很有利”。
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对吴法宪、叶群二人抓住不放,对他们的检讨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这样一来,反而帮了倒忙,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他担心 本来就有抵触情绪的黄、吴、李、邱等人会对毛有意放过汪东兴,却对他们没完没了,思想上想不通,产生更大的怨气,以至在检讨的问题上顶牛,令事情更加无法 了结。于是,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周氏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批告黄、吴、李、邱四人,说毛”两个批示对我们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缓和一下毛的批示对他们所 造成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图。毛在接连”抛石头”砸向林彪党羽的同时,为了 防患于未然,展开了被其称为”控墙角”的行动,目标是护卫京师的北京军区。其实,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并不是林彪山头的人,兼军区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运动 中虽曾被陈伯达出面保过,但陈不过是奉命行事,两人并无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 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下能放心。
善于抓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很快便从隶属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找到了”石头”,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 区党委开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小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点名让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扩大 会议(史称华北会议)。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图,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郑维山也成了陪绑。李、郑二人随之在会上成为众矢之 的,非要把两人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不可,而且株连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华北各地派斗之势。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场面,让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人心惊肉跳,就连周恩来也为此感到不安,试图出面纠正这种过火的搞法。不过,周做 得很老到,采取了弃李保郑的做法,以免与江青正面冲突。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 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这以后,华北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才算有所缓和。而这时毛泽东也认为改组北京军区的舆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结束华北会议。于是,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华北会议后,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批陈整风运动这回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制定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 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这次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月,但由于批陈整风运动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让路,所以种让一拖再拖。对此, 周心里很着急,想尽快结束会议,以便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好好抓一下经济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抓住不放,其实并不是因为黄,吴、叶、李、邱他们真的”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是恼火他们在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 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而绝口不提林彪。这种”舍车保帅”的抵抗,自然使得急于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泽东一无所获,因而越发不肯罢休, 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
这样一来,又一次打乱了周恩来想集中精力抓一下国民经济工作的打算,而且再度被夹在当中,不得不设法在毛泽东、林彪之间的角力中周旋。对于 毛的批评,他不敢怠慢,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并亲自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批文的通知。与此 同时,他又约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如何进行检讨,”变被动为主动”,以便争取尽快了结此事。
为此,周恩来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作检讨,以他自己在历史上几次犯路线错误但仍得到毛泽东挽救的事实,现身说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线、 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的,但”一旦觉悟了,就有了对反党分子王明的阶级愤慨而坚决批判揭发”。在他的引导下,黄永胜等人随即在会 上作了检讨,沛又给手写了书面检查。周随后给毛写报告,尽量为黄、吴、叶、李、邱等人缓颊,肯定他们的检讨是”沉痛的”,希望保他们过关。
但是,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的说情,而是继续抓住这件事情做文章。他一方面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批道:”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 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传话给周恩来,提出要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给大家说一说。”这就是随后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由来。
可以说,毛泽东此举是一箭双雕: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问题公之于众,又可借机把火烧向林彪,迫其出来检讨。用李德生在回忆 文章中的说法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于是,这个前往北戴河劝说林彪的差事便落得了周恩来的头 上。
在庐山会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 诺,多少让一直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 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 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 毛对斯诺”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 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作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 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当然,林彪对毛泽东只能腹诽,在表面上继续采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这时,鼓动造神运动的林彪大概才品尝到了作茧自缚 的苦果。面对毛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他陷入了和当年刘少奇一样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 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充当说客的周恩来的北戴河之行自然无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左庐山会议后所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后,以身 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不过,林彪在与周等人小范围的谈话中还是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 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与此同时,林彪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辩护,转弯抹角地暗示他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说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 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讲稿上本来没有,庐山几天都没有睡好,昏昏盹盹讲了”。
周恩来对林彪拒不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态度既焦急,又无奈。他知道林彪讲话事出有因,讲话内容大概事先经过了毛泽东,因此对毛现在这样 抓住不放,心里有气。但是,在对毛信守君臣之道的周看来,君可以不君,臣却不能不臣,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 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槽。但由于林彪是副统帅,周本人不好更多的说些什么,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为此,周恩来在返京后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的书面报告中,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 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在庐山会议上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 几位同志(指黄永胜等人一-作者注)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至于请林彪回京参加准备在四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这个关键问题,周恩来只是在报告结尾处含糊其辞地说:”我们夫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周 恩来试图缓解僵局的努力,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毛泽东对林彪拒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在向他公开示威,但一时又不便对林彪发作,于是迁 怒于黄永胜等人。毛在随后听取周恩来关于北戴河之行的汇报时,当面指着参加汇报的黄、吴、李、邱,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 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接着,毛泽东一改先前对黄、李、邱三人检讨所持的比较温和的调子,对吴法宪、叶群两人所重写的书面检讨没有说一句肯定鼓励的话,只是冷冷地表示;”可以了”,批给周恩来,提出连同黄水胜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在此之前,毛还对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去。毛泽东这种在政治上步步紧逼的举 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夕的紧张气氛外,并没有慑服林彪,相反却使他更加认为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讨与否,结果都 是一样的。
于是,林彪索性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决不上钩。他一方面给连连告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 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对毛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 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至此,毛、林之间的失和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这种情况更增加了周恩来在前台唱主角的难度。庐山会议后,由于毛、林开始交恶,善于随风转舵的周氏在不露声色地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的同时, 也不想为毛泽东当打手,对林彪一派穷追猛打。他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更多的是扮演一个缓冲的角色,竭力在毛、林之间周旋,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他见机而作, 主动向毛批送有关过分宣扬个人崇拜、歪曲历史的材料,成为毛手中敲打林彪的”石头”。比如,他把外交部反映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在参观井冈山时,对讲解词中不 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提出意见的简报送毛阅。毛即批示: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尽量为林彪开脱,维护他的 形象。比如,周在华北会议后重新找出文革初期陶铸就传达毛泽东关于今后不要使用”最高最活”、”顶峰”一类语言的指示而写给中央的报告,在逐段批注时特意 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川1L,;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 要。”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周恩来还暗中给自己留后路,除了在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对林彪表示尊重,注意维护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在此期间 继续在翠左问题上和林彪通消息,甚至把毛泽东的病况透露给他,而这是毛严令禁止的。对此,周本人的解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 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
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期间,奉命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继续在毛、林之间周旋,尽量缓和紧张的事态,维护党内团结:他知道吴法宪和叶群两人对 毛泽东对他们重写的书面检讨的冷淡态度很紧张,便传话给他们吃定心丸,劝他们不要多心,说”很好”和”可以了”都是一样。随后,为了不让林彪手下的几员大 将压力过大,周在审定会议上的讲话时,有意把其中的语气减轻了一些。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会开始的讲话中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点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名,指出庐山会议后,他们一直批陈不力,连连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出来为此承担了责任,称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下够。
为了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周恩来还尽量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行辩解,归纳出其中”应该值得我们大家宣传的”的三个要点,强调 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当然,周恩来这样做并非全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威信,其中也暗含敦促他应该真正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听毛主席的话”,出来对庐山会议的事情表 个态,作几句自我批评,以便在毛泽东那里有个交代。事实上,周在私下里也正是这样做的。会议进行中间,有人出来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上私下串连的情况,事 情有闹大之势。这样一来,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担心阵脚会因此大乱,于是急忙赶回北京坐镇,以便必要时出来”说话”。周见机马上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 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结果被林彪一口回绝。
林彪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周恩来很失望,不过他仍然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以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四月二十四日,他在汇报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中提 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这一回轮到毛泽东让他碰钉子了。这时对林彪已彻底失望,正在寻找根本解决之 道的毛对周恩来搞的这类营造表面团结的文章丝毫不感兴趣,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一个人在前台唱独脚戏。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这个用周本人的话来说”颇 不易写”的讲话提纲,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起草的,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把话说得缓和一些,只在一两处点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五人的名,指出他们 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 申明。
晚年周恩来(十四)(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调解林、江两派争斗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保持中立,小心翼翼地斡旋林彪、江青两大势力的争斗。不过相对而言,周更贴近林彪这一边,在很多问题上支持林彪一派的意见,同时不赞成毛泽东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这里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就在林彪、江青两大势力围绕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之际,周恩来有意继续埋头于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收拾文革乱局,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在政治上严 守中立,避免卷入双方的矛盾之中。尽管如此,他作为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却很难完全置身事外,只好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尽可能就事论事,绝不明显偏向 任何一方。
不过相对而言,周恩来在工作中依靠和支持林彪这一边更多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江青恃宠而骄,目中无人,遇事浑不讲理,很难共事。而林彪及其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则对周本人及其工作表现得更加尊重和支持。
林彪一派的这种态度既有历史上的渊源,也有现实政治上的图谋。林彪是黄埔军校出身,可以说曾经是周恩来的学生;投身革命后,虽然能征善战, 升迁很快,但在党内军中的地位与周相比还是高下悬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根本不处在同一个档次上。周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至于黄、吴、李、邱等人就更不 在话下了。当他们还是红小鬼时,周已经是红军总政委了。周氏这种在党内军中的资历,自然使得素来讲究论资排辈的军队将帅们肃然起敬。此外,林彪出于政治上 接班的需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网罗党内各路人马,以便日后为其所用。周恩来自然成为他有心拉拢的对象。在这一点上,林彪有意识地同江青对着干。凡是遭 到江青整治的,比如陈伯达,汪东兴等人,林彪都一概加以笼络安抚,趁机拉一把。对周氏也是一样,在文革中周处境困难时,林彪曾几次出来讲话,对他表示支 持,有意进行拉拢。
一九六七年夏天正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斗,别 丫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 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此外,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在九大期间,私下里策动吴法宪出来反周,向吴散布说,最先提”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周恩来批发的。张春桥 在一旁帮腔,讲了事情的前后经过,让吴在会上提这个问题。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又立即托人传话给吴,告诉吴不要上当,我们党内还不能没有总理,主席管大政 方针,我身体不好,没有人干这些具体工作不行。而且讲得很严厉,警告吴说,则果你提这个问题,那你就要完蛋。林彪并要叶群当面向周转告这件事情。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作感激,有意投桃报李。此外,对周来说,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林彪曾是他的学生,虽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但 也是周眼看着成长起来的,现在林彪后来居上,成为党的接班人。这让行事谨慎的周氏更是处处注意避嫌,格外尊重林彪,以免被人说成摆老资格,看不起他。为 此,周在九大的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一段称赞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话。林彪听后非常激动,站起来打断了周的话,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 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一边说,还当场哭了。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还有一点让周恩来更贴近林彪的,是两人对文革运动过后应该着重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看法相同,用周本人的话说是”经济工作进入七十年代,是斗、批、改的主要方面”。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那场风波中,周尽管在面上保持沉默,却在私下里和陈伯达交换过意见,并不赞成张春桥给陈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
当然,周恩来是个玩弄平衡的老手,在林、江两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中,竭力在表面上卜不偏不倚,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不过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周内 心里还是更多的倾向林彪这一边的。比如,一九六九年十月,军委办事组为了防止苏联借当时准备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的烟幕而发动突然袭击,遂以”林副主席第一 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军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已决定进行党政军机关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由主持军委工 作的林彪对部队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却触动了毛本人那根敏感的神经,因此老大不高兴,一气之下竟把军委办事组上送的报告给烧掉了。周恩来从 汪东兴那里获知这一情况后就悄悄转告了林彪。再如,九大后,周恩来开始觉察出毛对林彪日益不满,为了回报林彪对自己的好意,他曾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 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是,林彪婉拒了周的劝告,托人转告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坐车都不敢了。
林彪这样做并非存心不给周恩来面子,他的身体其实也没有坏到这种地步,他身体的主要器官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顶多是当年的枪伤损害了中枢神 经功能,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出汗而已。实际上,林彪放出这种风的目的,是有意在政治上韬晦,隐幡锋芒,以减少毛泽东对他越来越大的猜疑。但是,林彪 的这种”障眼法”,根本无法蒙哄过老奸巨滑的毛,很快就被他下的一个诱纠而弄得露出了马脚。
一九七0年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这是继召开九大重建党的组织之后,毛为了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而在政 治上采取的另一个大动作。不过,毛却对此有些踌躇,因为按照宪法的规定,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对此,毛既没有兴趣重新担任这个角色,应付日常 大量的国事活动,也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其他人,以免重演先前”两个主席”的噩梦,特别是在林彪已经坐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给他。于是,毛在提议召开四届 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大陆官方的说法人都如上所述,似据当时曾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传达的吴法宪的回忆则有所 不同。他说:七0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 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 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过是虚晃一枪,是在对他进行试探。毛这种虚虚实实的作法并非始自今日,还在九大期间就 已经开始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在推选大会主席时,毛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 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一致举起手来。毛见 状,说:”他这个人州,讲客气了。”但是这一回,林彪在叶群的摆掇下,确实动了心。林彪早就很不满意自己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政治上的摆设这种状 况。在他看来,如果说出任党的主席是非分之想的话,那么担任国家主席则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而且也是顺势解决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 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用称的办法。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直让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惶惶不安的林彪,希望通过此举来试探毛对他 的态度,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一类用兵之道的林彪,当然懂得在政治上掩蔽自己,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四月十一日,林彪经过再三斟酌后, 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绕过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仍然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称:”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表示”可设可 不设”,而”他自己不再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马上便看出了林彪所打的主意,认定他”劝进”是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且对林彪这样公开将自己的军感到下快。因为这 恰恰足毛的心病所在,他宁可把这个职务让给董必武这样无关紧要的党内元老,也决不愿意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不安的是,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 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只有江青真正懂得他的心思,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 好。这越加让毛领教了林彪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能量。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生米煮成熟饭,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又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北 京,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乃至引用历史上三国时代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 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不仅如此,毛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他单独谈话,表明白己的态度。毛这样做,是因为 周带头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且又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但是,已经看出毛泽东并无意真正把权交给自己的林彪,这回僙下一条心,撕下了”一贯紧跟”的面具,执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存心给毛出难 题。这样一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在党内领导暗中暴露出来。双方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经此争执后,毛、林两人 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成见也越来越深,私下里都毫不掩饰对对方明显的不满和戒心。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弄得左右为难。平心而论,他起初之所以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能说没有迎合林彪之意, 不过更主要的还是看重国家体制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在形式上总还是要有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况且这也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呼声和愿望,应该加以考虑。为此,周 很希望毛泽东能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由林彪担任副主席,以便体现党和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即使退一步说,在毛实在不愿意当的情况下,也不必因人废事,由林彪来 担任这一职务也未尝不可,这丝毫不影响毛作为全党全军全国最高领袖的地位,同时也可反映林彪作为接班人和副统帅的身份。
其实,这种看法当时在党内很有代表性,就连康生这样文革派的大将也持同样的观点。不过,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说一不二的为人,凡是他所认定的事,别人是很 难劝阻的,况且又是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违背毛的意思,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当毛找他谈话后,周的态度有了改变,不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实际上思想并没 有真正想通,只是顾忌毛的态度而暂时回避了这个问题。康生所主持的宪法修改小组也面临著同样为难的处境,被夹在当中,无所适从。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是 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定论。
但是,庐山会议前夕的政局已经是暗潮汹涌,周恩来根本无法置身事外,接连卷入林、江两派之间发生的龃龉之中。七月下旬,周在主持中央政治局 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与张春桥为送审稿中的一处提法发生争执。陈主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 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宣传中的标准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新的提法将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张则毫不退让,非维持送审稿中的提法下变。
对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得不出来设法摆平双方的争执。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他专门作了调查,发现在头年”十一”社论的修改过程中已经有人 做了手脚,造出了这个新的提法,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正是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周知道陈与张、姚二人素有嫌隙,开始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以为在这场” 文字”之争的背后,不过是大小秀才之间的文人相轻,互不服气,而没有马上领悟到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较劲。更确切的说,是毛为 了在政治上削弱林彪的权势,暗中指使张,姚造出来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从维护大局稳定的角度来说,陈伯达的意见更值得考虑。不过,他知道兹事体大,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最后要由毛 本人来定夺。于是,他除了当众声明”这要请示主席”外,又随即写信给毛报告此事的来龙去脉,最后表示:”我个人认为以改回为好。究竟如何,请主席决定示 知。”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态度很不高兴,开始是拒绝表态,称两种提法都不是他提的。h,馒水当周利用陪见外宾之机又当面请示时,毛有意让他碰了一 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关于提法问题,毛一方面故作大度,表示”可以改回去,这无关重要”,另一方 面却执意不肯自己动手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一定要汪东兴代他圈去。
实际上,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一年后在南巡讲话中还愤愤不平地表示:难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在毛看来,这不仅是林彪存心与自己争 夺军队指挥权的问题,而且周恩来的态度也令人可疑,如果林、周两人真的在政治上联手的话,将会使林彪如虎添翼,更加难以对付。为此,毛决意寻机敲打一下周 恩来。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在外交上出了一点纰漏。在接待苏丹国家元首尼迈里访华时忙中出错,误以为毛泽东当时已经批准了他送审的同苏丹方面的会 谈报告及其附件,就先与苏丹政府正式签订了两国之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两个协定。事后,他急忙为此事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称:”这是一次重大错误,谨此呈报, 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手续,不容再犯!”毛立刻抓住这件事情对周旁敲侧击,在批示中另有所指地说:”这类事是技术性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性问题。”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写检讨报告的那一天,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宪法草 案中的一些提法争吵起来,张先是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早就对张春桥气很人的吴法宪认定他这是 在指桑骂槐,影射林彪,于是反过来指责张”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 而散。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见他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更是怒火中 烧,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为此,林彪原本准备直接枱毛写信,后经叶群劝阻后,又决定自己暂时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几员大将出马。
于是,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 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这样一来,周恩来再次被夹在双方的矛盾当中。对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吵,他在事后已经有所耳闻,也看出了表面文章背后的名堂一-实际上是林 彪、江青两派围绕接班人问题的钩心斗角。从内心来说,他并下赞成毛泽东九大后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因为一来林彪并无大错;二来在政治上牵动太 大,无法向党内外交待。而且这样做,对毛本人的形象也不好,因此在这场争斗中,周自然由于同情林彪的处境而不会支持张春桥,况且就事情本身而言,他也更赞 成吴法宪的意见。不过,由于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敲打,这回周恩来更加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要求双方消除误会,注意团结,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倾向,尽量在表面 上下偏不倚,不过在私下里,周却对吴法宪表示,支持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的主张。
在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那一边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 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为此特意询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表示:我有意见,但不能 讲,一讲又跟吴法宪吵起来。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回敬了吴法宪一句,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的。周见状,生怕双方又吵起来,随即 宣布散会。
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张春桥为何突然临阵退却-一究竟是他本人觉得事情不妙而刻意降低姿态,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故意示弱,诱敌深入?但 不管怎么说,都让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对手的机会而心有不甘。同时这次不战而胜,也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 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好准备,带著马、恩全集上山”。
庐山会议的真相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定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庐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成为 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大斥刁;快了·会 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 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 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的意 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 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他一 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下讲话、讲什么内容有些举棋不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 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 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 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区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 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 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 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 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
现在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 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 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 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 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 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此 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严苎前报告了毛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 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 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 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 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当然,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连,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 合,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并没有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 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 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时不要扩大打击画,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除黄永胜因留守北京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连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 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因向张存桥开炮而受到林彪传话夫扬的吴法宪更 是急于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 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Ti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 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 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 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 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 共讨之。”这份简报立刻不胫而走,在全国中点了一把火,各地哗然,群情激愤,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 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这场风波中,周恩来再次显露了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本领。同被蒙在鼓里的普遖中央委员相比,对他来说,会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并不全是突然 袭来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那场争论,也完全清楚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而且亲眼看到林彪在讲话前曾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对 只知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张春桥,周素来没有多少好感,因此在林彪整张春桥的问题上,虽然未必准备介入参与,似也绝不会对张援之以手,相反还会乐观其成,希望 杀一杀文革派干将的气焰。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当时在曾饱受文革之苦的党内老干部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早就对中央文革憋了一肚子气、因”二月逆流”而被打 入冷宫的陈毅就在小组发言中愤愤地表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合兄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张春桥之所以在林彪讲话后立即成为过街的 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是因为文革派一干人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党内外结怨太深的缘故、周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当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学习林彪 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还决定先听两遍录音后再讨论。这在实际上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当然,这是请示报告过毛 泽东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对林彪憋了一肚子火的毛尽管对这个提议不悦,但因为这是政治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便表态反对,只是冷冷地表示:”大家同 意我同意”。
善于观风的周恩来当即从毛泽东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中,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毛对林彪讲话的态度很难判定,形势可能有变,随即在政治上为自己 留了退路。于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参加东北组讨论的周对自己的表态发言颇花了一番心思,竭力在政治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周恩来点出林彪的 讲话具有”针对性”和”纲领性”,表态赞同林彪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甚至还使用了发明权属于林彪而被毛多次删掉过的那三个副词,说:”毛主席天 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周恩来在发言中又避免 暗示”揪人”,着重讲”保持晚节”的问题,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圆的余地。周把林彪的讲话概括为”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三句笼统抽象的话,并且把他 本人摆进去,又一次讲述自己在历史中犯过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挽救的经验,表示”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做到老,学到老, 改造到老。”
果然,仅仅一天之后,整个形势便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而逆转,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分发全会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张春桥和 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带着紧急面见毛,反映全会各组”揪人”的情况。实际上,毛对整个事态了如指掌,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毛之所以同意 林彪在全会上作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并告以”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如果不是有意设下圈套,欲擒故纵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挑拨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 盾,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事情竟然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命令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黑手。政治经验 老到的毛马上就看出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 参加会了。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揪人,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 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 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接下来,林彪还会得寸进尺,最后搞到他头上来。这是景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展开反击。熟谙”先厂孤立弱小之敌”一类攻伐之道的毛分而治之,先稳住林彪而拿陈伯达开刀。八月二十五 日下午,毛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毛充分施展了 擅长演戏的本领,软硬兼施。会前,他当众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的手都发凉,还能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天吧。会上,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当年弹压”大闹怀 仁堂”的那一套拿出来,以危言相要挟,不过这一次已经不再是”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冈山打游击”了,而变成: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 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f;下去了。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并决然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 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了。”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林彪也没有料到毛竟会如此翻脸,弄得一时措手不及, 他虽然有心替陈伯达缓颊,但见毛的态度这样决绝,没有任何转圆的余地,再加上对私下串连倒张的搞法也有点心虚,看毛已经把他与陈伯达分开,只好舍车保帅, 把自己洗刷干净,说他过去与陈伯达没有接触,军队里吴法宪这批人也没有与他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然后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根据毛的意 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
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同处境狼狈的林彪恰好相反,周恩来意外地在这场林、江两派的争斗中成为实际上的大赢家,在政治上的分量赫然加重,一时间成为会议前台的主角,忙于和各方人物打招呼,做工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够缓冲毛、林两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人物。
不过,周恩来此刻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毫无疑问,他是决心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希望保住自己的晚节,但也并不希望看到毛、林失和的局面。因 为这样一来,他本人将被夹在领袖和副帅之间,很难做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势必动摇大局,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再生变乱。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随后和康生一起主持追查幕后活动时,同康生穷追掹打的态度有所不同,除了毛泽东决意抛出的陈伯达外,对林彪手下的几员 大将有意采取保护的态度,以免把林彪牵扯出来。即使对陈伯达,周也不愿过分为难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他检讨过关。比如,[』音仪争的陈伯达稍后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发言就是周恩来代他念的。回北京后,陈伯达想求毛和中央宽恕,毛和康生根本不理他,只有周接了他的电话,”说话的语气是亲乙 的”。陈氏一直对此心存感激。
其实,周恩来当时心里很清楚陈伯达只是个替罪羊,这场风浪是由林彪讲话而起的。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当时煞费苦心,连夜校阅林彪的 讲话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康生,说: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如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代 亲收。此举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随后,周恩来又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他对吴说:
”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并给他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 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周闻讯后,亲自到该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的地方,均以”主席指 示要重点批陈”为由给挡了回去。甚至随后毛泽东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也经周的进言后给删掉了。
当然,周恩来是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在毛泽东展开反击后,他随即调整了以往的策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 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 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 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与此同时,周要求林彪这一边也这样做,对张春桥抛弃成见,把双方往一块撮合。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周氏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林彪这样做并不是存心驳周恩来的面子,而是冲着毛泽东而来的。与周的为人不同,林彪个性倔强,从不轻易认错,而且也是中共党内少数敢 于当面顶撞毛的人。他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要开而心气难平。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 讲话的问题『欲擒放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厂住不放。
更让林彪气愤的是,毛泽东为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补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的单独谈话中还继续哄骗他,佯作公允,对双 方各打五十大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甚至还表示: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 你处理。而实际上却明显偏护江青那一边,将张、姚他们轻轻放过。而对响生支持他讲话的人却严厉追究,非但陈伯达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就连还没上山的黄永胜也 成了被追查的重点,同时却又放过了同样跳得很高的汪东兴,显然这是在存心和他过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怨愤不平,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主持追查工作的周恩来、康生两人脸色看。相对而言,林彪 对周还算比较客气,对康生就更不给面子了。比如,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时,林彪当场给顶了 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此外,林彪还对外放风,保他手下几员 大将过关,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十,说话虐火,他们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
对林彪的消极对抗,毛泽东装聋作哑,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实际上,毛早就对总是脚踩两只船的陈伯达十分反感。还在九大时, 毛就曾想把他一脚踢出中央常委,似被周恩来、康生所拦阻,一起进言说这样做在政治上牵动太大,会影响大局,一心想营造九大”团结胜利”局面的毛这才打消了 念头。这回陈伯达又公开倒向林彪一边,旧恨未悄,又添新账,促使毛下决心除掉这位曾给他担任过多年的政治秘书。
不过,开始时毛泽东曾一度苦于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适题目。因为如果拿造成全会混乱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开刀的话,那么就会首先整到他自己身边的汪 东兴头上,该简报所摘登的汪东兴的发言,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过陈伯达。毛为此对汪大为恼火,却不好拿他来开刀。因为这样一来就背离了主攻方向, 他本人也脱不掉失察的责任。不过,汪东兴在痛哭流涕之后,马上戴罪立功,揭发出陈伯达私下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件事,为 毛解决了这个难题。
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这份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 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却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 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 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 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 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 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 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 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著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 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 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声称让刘结束”挂帅”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 他两年,现在远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在全会转入批陈以后,周恩来成为一个大忙人。他连日同党内各方人物频繁接谈,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既要劝说点火闹事的人作出检讨,又要做众多 中央委员的思想转弯工作,还要分出身来,轮流参加各组的讨论,掌握引导会议,防止发言走偏。为此,周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带头表态拥护毛批陈的决定,指 出:”陈伯达不守纪律,搞突然袭击是由来已久的。这个人脚踩两只船,特点是欺软怕硬,过去是靠刘(少奇)和邓(小平),现在是二陈(陈伯达、陈毅)合流 了。”为了防止在批陈时否定文革,周还特别强调说,不管出了王(力)、关(锋) 、戚(本禹)、陈伯达,文革小组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伟人功绩。周恩来在全力贯彻毛泽东批陈意图的同时,还在百忙中兼顾了原本被 列入全会议程的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会前,他曾为此花了不少精力,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由于这场风波,会议的议程被完全打乱,根本无暇再从容讨论这 个问题了。为此,周心里很着急,只好见缝插针地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四五”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自己加班加点,动手加以修改。由于连日劳累,加 上中央领导的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事,精神上一直高度紧张,导致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在一次参加会议的路上竟昏倒在地,不得不开始吸氧,由医护人员守护在旁。
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草草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民经济计划等报告后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鲜明的对照。一直在两人之间周旋的周恩来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毛、林交恶的不祥之兆,并且为此忧心忡忡。
从后来发表的新闻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这样一来,政局又将再度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周恩来本来想好好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想法也将落空,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这又怎么能不令他忧从中来呢?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保持中立,小心翼翼地斡旋林彪、江青两大势力的争斗。不过相对而言,周更贴近林彪这一边,在很多问题上支持林彪一派的意见,同时不赞成毛泽东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这里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原因。
就在林彪、江青两大势力围绕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之际,周恩来有意继续埋头于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收拾文革乱局,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在政治上严 守中立,避免卷入双方的矛盾之中。尽管如此,他作为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却很难完全置身事外,只好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尽可能就事论事,绝不明显偏向 任何一方。
不过相对而言,周恩来在工作中依靠和支持林彪这一边更多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江青恃宠而骄,目中无人,遇事浑不讲理,很难共事。而林彪及其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则对周本人及其工作表现得更加尊重和支持。
林彪一派的这种态度既有历史上的渊源,也有现实政治上的图谋。林彪是黄埔军校出身,可以说曾经是周恩来的学生;投身革命后,虽然能征善战, 升迁很快,但在党内军中的地位与周相比还是高下悬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根本不处在同一个档次上。周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至于黄、吴、李、邱等人就更不 在话下了。当他们还是红小鬼时,周已经是红军总政委了。周氏这种在党内军中的资历,自然使得素来讲究论资排辈的军队将帅们肃然起敬。此外,林彪出于政治上 接班的需要,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网罗党内各路人马,以便日后为其所用。周恩来自然成为他有心拉拢的对象。在这一点上,林彪有意识地同江青对着干。凡是遭 到江青整治的,比如陈伯达,汪东兴等人,林彪都一概加以笼络安抚,趁机拉一把。对周氏也是一样,在文革中周处境困难时,林彪曾几次出来讲话,对他表示支 持,有意进行拉拢。
一九六七年夏天正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斗,别 丫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 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此外,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在九大期间,私下里策动吴法宪出来反周,向吴散布说,最先提”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周恩来批发的。张春桥 在一旁帮腔,讲了事情的前后经过,让吴在会上提这个问题。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又立即托人传话给吴,告诉吴不要上当,我们党内还不能没有总理,主席管大政 方针,我身体不好,没有人干这些具体工作不行。而且讲得很严厉,警告吴说,则果你提这个问题,那你就要完蛋。林彪并要叶群当面向周转告这件事情。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作感激,有意投桃报李。此外,对周来说,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林彪曾是他的学生,虽说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但 也是周眼看着成长起来的,现在林彪后来居上,成为党的接班人。这让行事谨慎的周氏更是处处注意避嫌,格外尊重林彪,以免被人说成摆老资格,看不起他。为 此,周在九大的大会发言中专门讲了一段称赞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话。林彪听后非常激动,站起来打断了周的话,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 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一边说,还当场哭了。
在九大后的政治格局中,还有一点让周恩来更贴近林彪的,是两人对文革运动过后应该着重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看法相同,用周本人的话说是”经济工作进入七十年代,是斗、批、改的主要方面”。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那场风波中,周尽管在面上保持沉默,却在私下里和陈伯达交换过意见,并不赞成张春桥给陈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
当然,周恩来是个玩弄平衡的老手,在林、江两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中,竭力在表面上卜不偏不倚,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不过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周内 心里还是更多的倾向林彪这一边的。比如,一九六九年十月,军委办事组为了防止苏联借当时准备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的烟幕而发动突然袭击,遂以”林副主席第一 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军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已决定进行党政军机关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由主持军委工 作的林彪对部队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却触动了毛本人那根敏感的神经,因此老大不高兴,一气之下竟把军委办事组上送的报告给烧掉了。周恩来从 汪东兴那里获知这一情况后就悄悄转告了林彪。再如,九大后,周恩来开始觉察出毛对林彪日益不满,为了回报林彪对自己的好意,他曾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 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是,林彪婉拒了周的劝告,托人转告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坐车都不敢了。
林彪这样做并非存心不给周恩来面子,他的身体其实也没有坏到这种地步,他身体的主要器官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顶多是当年的枪伤损害了中枢神 经功能,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出汗而已。实际上,林彪放出这种风的目的,是有意在政治上韬晦,隐幡锋芒,以减少毛泽东对他越来越大的猜疑。但是,林彪 的这种”障眼法”,根本无法蒙哄过老奸巨滑的毛,很快就被他下的一个诱纠而弄得露出了马脚。
一九七0年三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这是继召开九大重建党的组织之后,毛为了营造”天下大治”的局面而在政 治上采取的另一个大动作。不过,毛却对此有些踌躇,因为按照宪法的规定,有一个由谁来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对此,毛既没有兴趣重新担任这个角色,应付日常 大量的国事活动,也不愿意把这个职位让给其他人,以免重演先前”两个主席”的噩梦,特别是在林彪已经坐大的情况下,更不想让给他。于是,毛在提议召开四届 人大的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大陆官方的说法人都如上所述,似据当时曾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听传达的吴法宪的回忆则有所 不同。他说:七0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 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 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过是虚晃一枪,是在对他进行试探。毛这种虚虚实实的作法并非始自今日,还在九大期间就 已经开始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在推选大会主席时,毛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 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一致举起手来。毛见 状,说:”他这个人州,讲客气了。”但是这一回,林彪在叶群的摆掇下,确实动了心。林彪早就很不满意自己名为”接班人”,实际上只是个政治上的摆设这种状 况。在他看来,如果说出任党的主席是非分之想的话,那么担任国家主席则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不仅有刘少奇的先例,而且也是顺势解决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只是副总 理兼国防部长这种与接班人地位不用称的办法。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直让毛泽东打算更换接班人的意图弄得惶惶不安的林彪,希望通过此举来试探毛对他 的态度,进一步巩固和捍卫自己已经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
熟谙”善用兵者隐其形”一类用兵之道的林彪,当然懂得在政治上掩蔽自己,撇清自身与设立国家主席的关系。四月十一日,林彪经过再三斟酌后, 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绕过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仍然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称:”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表示”可设可 不设”,而”他自己不再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马上便看出了林彪所打的主意,认定他”劝进”是假,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而且对林彪这样公开将自己的军感到下快。因为这 恰恰足毛的心病所在,他宁可把这个职务让给董必武这样无关紧要的党内元老,也决不愿意让已经尾大不掉的林彪来当。更令毛不安的是,林彪的这一提议随即得到 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只有江青真正懂得他的心思,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 好。这越加让毛领教了林彪在政治上呼风唤雨的能量。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生米煮成熟饭,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随后,毛又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北 京,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乃至引用历史上三国时代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 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不仅如此,毛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他单独谈话,表明白己的态度。毛这样做,是因为 周带头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且又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但是,已经看出毛泽东并无意真正把权交给自己的林彪,这回僙下一条心,撕下了”一贯紧跟”的面具,执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存心给毛出难 题。这样一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在党内领导暗中暴露出来。双方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经此争执后,毛、林两人 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成见也越来越深,私下里都毫不掩饰对对方明显的不满和戒心。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弄得左右为难。平心而论,他起初之所以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能说没有迎合林彪之意, 不过更主要的还是看重国家体制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在形式上总还是要有国家元首和副元首。况且这也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呼声和愿望,应该加以考虑。为此,周 很希望毛泽东能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由林彪担任副主席,以便体现党和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即使退一步说,在毛实在不愿意当的情况下,也不必因人废事,由林彪来 担任这一职务也未尝不可,这丝毫不影响毛作为全党全军全国最高领袖的地位,同时也可反映林彪作为接班人和副统帅的身份。
其实,这种看法当时在党内很有代表性,就连康生这样文革派的大将也持同样的观点。不过,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说一不二的为人,凡是他所认定的事,别人是很 难劝阻的,况且又是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违背毛的意思,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当毛找他谈话后,周的态度有了改变,不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实际上思想并没 有真正想通,只是顾忌毛的态度而暂时回避了这个问题。康生所主持的宪法修改小组也面临著同样为难的处境,被夹在当中,无所适从。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是 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也始终没有定论。
但是,庐山会议前夕的政局已经是暗潮汹涌,周恩来根本无法置身事外,接连卷入林、江两派之间发生的龃龉之中。七月下旬,周在主持中央政治局 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与张春桥为送审稿中的一处提法发生争执。陈主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 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宣传中的标准提法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缔造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新的提法将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议论。张则毫不退让,非维持送审稿中的提法下变。
对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得不出来设法摆平双方的争执。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他专门作了调查,发现在头年”十一”社论的修改过程中已经有人 做了手脚,造出了这个新的提法,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正是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周知道陈与张、姚二人素有嫌隙,开始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以为在这场” 文字”之争的背后,不过是大小秀才之间的文人相轻,互不服气,而没有马上领悟到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较劲。更确切的说,是毛为 了在政治上削弱林彪的权势,暗中指使张,姚造出来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从维护大局稳定的角度来说,陈伯达的意见更值得考虑。不过,他知道兹事体大,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最后要由毛 本人来定夺。于是,他除了当众声明”这要请示主席”外,又随即写信给毛报告此事的来龙去脉,最后表示:”我个人认为以改回为好。究竟如何,请主席决定示 知。”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态度很不高兴,开始是拒绝表态,称两种提法都不是他提的。h,馒水当周利用陪见外宾之机又当面请示时,毛有意让他碰了一 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关于提法问题,毛一方面故作大度,表示”可以改回去,这无关重要”,另一方 面却执意不肯自己动手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一定要汪东兴代他圈去。
实际上,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一年后在南巡讲话中还愤愤不平地表示:难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在毛看来,这不仅是林彪存心与自己争 夺军队指挥权的问题,而且周恩来的态度也令人可疑,如果林、周两人真的在政治上联手的话,将会使林彪如虎添翼,更加难以对付。为此,毛决意寻机敲打一下周 恩来。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在外交上出了一点纰漏。在接待苏丹国家元首尼迈里访华时忙中出错,误以为毛泽东当时已经批准了他送审的同苏丹方面的会 谈报告及其附件,就先与苏丹政府正式签订了两国之间经济和技术合作的两个协定。事后,他急忙为此事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称:”这是一次重大错误,谨此呈报, 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手续,不容再犯!”毛立刻抓住这件事情对周旁敲侧击,在批示中另有所指地说:”这类事是技术性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性问题。”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周恩来向毛泽东写检讨报告的那一天,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宪法草 案中的一些提法争吵起来,张先是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早就对张春桥气很人的吴法宪认定他这是 在指桑骂槐,影射林彪,于是反过来指责张”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 而散。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见他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更是怒火中 烧,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为此,林彪原本准备直接枱毛写信,后经叶群劝阻后,又决定自己暂时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几员大将出马。
于是,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 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这样一来,周恩来再次被夹在双方的矛盾当中。对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吵,他在事后已经有所耳闻,也看出了表面文章背后的名堂一-实际上是林 彪、江青两派围绕接班人问题的钩心斗角。从内心来说,他并下赞成毛泽东九大后流露出来的想更换接班人的打算。因为一来林彪并无大错;二来在政治上牵动太 大,无法向党内外交待。而且这样做,对毛本人的形象也不好,因此在这场争斗中,周自然由于同情林彪的处境而不会支持张春桥,况且就事情本身而言,他也更赞 成吴法宪的意见。不过,由于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敲打,这回周恩来更加小心翼翼地斡旋其中,要求双方消除误会,注意团结,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倾向,尽量在表面 上下偏不倚,不过在私下里,周却对吴法宪表示,支持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的主张。
在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那一边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 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为此特意询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表示:我有意见,但不能 讲,一讲又跟吴法宪吵起来。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回敬了吴法宪一句,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的。周见状,生怕双方又吵起来,随即 宣布散会。
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张春桥为何突然临阵退却-一究竟是他本人觉得事情不妙而刻意降低姿态,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故意示弱,诱敌深入?但 不管怎么说,都让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对手的机会而心有不甘。同时这次不战而胜,也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 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
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好准备,带著马、恩全集上山”。
庐山会议的真相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定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庐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成为 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大斥刁;快了·会 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 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 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的意 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 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他一 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下讲话、讲什么内容有些举棋不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 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 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 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区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 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 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 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 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
现在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 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 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 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 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 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此 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严苎前报告了毛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 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 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 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 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当然,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连,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 合,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并没有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 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 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时不要扩大打击画,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除黄永胜因留守北京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连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 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因向张存桥开炮而受到林彪传话夫扬的吴法宪更 是急于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 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Ti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 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 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 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 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 共讨之。”这份简报立刻不胫而走,在全国中点了一把火,各地哗然,群情激愤,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 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这场风波中,周恩来再次显露了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本领。同被蒙在鼓里的普遖中央委员相比,对他来说,会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并不全是突然 袭来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那场争论,也完全清楚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而且亲眼看到林彪在讲话前曾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对 只知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张春桥,周素来没有多少好感,因此在林彪整张春桥的问题上,虽然未必准备介入参与,似也绝不会对张援之以手,相反还会乐观其成,希望 杀一杀文革派干将的气焰。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当时在曾饱受文革之苦的党内老干部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早就对中央文革憋了一肚子气、因”二月逆流”而被打 入冷宫的陈毅就在小组发言中愤愤地表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合兄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张春桥之所以在林彪讲话后立即成为过街的 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是因为文革派一干人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党内外结怨太深的缘故、周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当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学习林彪 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还决定先听两遍录音后再讨论。这在实际上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当然,这是请示报告过毛 泽东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对林彪憋了一肚子火的毛尽管对这个提议不悦,但因为这是政治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便表态反对,只是冷冷地表示:”大家同 意我同意”。
善于观风的周恩来当即从毛泽东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中,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毛对林彪讲话的态度很难判定,形势可能有变,随即在政治上为自己 留了退路。于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参加东北组讨论的周对自己的表态发言颇花了一番心思,竭力在政治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周恩来点出林彪的 讲话具有”针对性”和”纲领性”,表态赞同林彪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甚至还使用了发明权属于林彪而被毛多次删掉过的那三个副词,说:”毛主席天 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周恩来在发言中又避免 暗示”揪人”,着重讲”保持晚节”的问题,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圆的余地。周把林彪的讲话概括为”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三句笼统抽象的话,并且把他 本人摆进去,又一次讲述自己在历史中犯过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挽救的经验,表示”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做到老,学到老, 改造到老。”
果然,仅仅一天之后,整个形势便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而逆转,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分发全会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张春桥和 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带着紧急面见毛,反映全会各组”揪人”的情况。实际上,毛对整个事态了如指掌,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毛之所以同意 林彪在全会上作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并告以”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如果不是有意设下圈套,欲擒故纵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挑拨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 盾,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事情竟然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命令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黑手。政治经验 老到的毛马上就看出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 参加会了。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揪人,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 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 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接下来,林彪还会得寸进尺,最后搞到他头上来。这是景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展开反击。熟谙”先厂孤立弱小之敌”一类攻伐之道的毛分而治之,先稳住林彪而拿陈伯达开刀。八月二十五 日下午,毛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毛充分施展了 擅长演戏的本领,软硬兼施。会前,他当众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的手都发凉,还能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天吧。会上,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当年弹压”大闹怀 仁堂”的那一套拿出来,以危言相要挟,不过这一次已经不再是”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冈山打游击”了,而变成: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 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f;下去了。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并决然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 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了。”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林彪也没有料到毛竟会如此翻脸,弄得一时措手不及, 他虽然有心替陈伯达缓颊,但见毛的态度这样决绝,没有任何转圆的余地,再加上对私下串连倒张的搞法也有点心虚,看毛已经把他与陈伯达分开,只好舍车保帅, 把自己洗刷干净,说他过去与陈伯达没有接触,军队里吴法宪这批人也没有与他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然后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根据毛的意 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
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同处境狼狈的林彪恰好相反,周恩来意外地在这场林、江两派的争斗中成为实际上的大赢家,在政治上的分量赫然加重,一时间成为会议前台的主角,忙于和各方人物打招呼,做工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够缓冲毛、林两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人物。
不过,周恩来此刻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毫无疑问,他是决心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希望保住自己的晚节,但也并不希望看到毛、林失和的局面。因 为这样一来,他本人将被夹在领袖和副帅之间,很难做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势必动摇大局,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再生变乱。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随后和康生一起主持追查幕后活动时,同康生穷追掹打的态度有所不同,除了毛泽东决意抛出的陈伯达外,对林彪手下的几员 大将有意采取保护的态度,以免把林彪牵扯出来。即使对陈伯达,周也不愿过分为难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他检讨过关。比如,[』音仪争的陈伯达稍后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发言就是周恩来代他念的。回北京后,陈伯达想求毛和中央宽恕,毛和康生根本不理他,只有周接了他的电话,”说话的语气是亲乙 的”。陈氏一直对此心存感激。
其实,周恩来当时心里很清楚陈伯达只是个替罪羊,这场风浪是由林彪讲话而起的。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当时煞费苦心,连夜校阅林彪的 讲话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康生,说: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如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代 亲收。此举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随后,周恩来又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他对吴说:
”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并给他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 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周闻讯后,亲自到该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的地方,均以”主席指 示要重点批陈”为由给挡了回去。甚至随后毛泽东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也经周的进言后给删掉了。
当然,周恩来是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在毛泽东展开反击后,他随即调整了以往的策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 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 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 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与此同时,周要求林彪这一边也这样做,对张春桥抛弃成见,把双方往一块撮合。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周氏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林彪这样做并不是存心驳周恩来的面子,而是冲着毛泽东而来的。与周的为人不同,林彪个性倔强,从不轻易认错,而且也是中共党内少数敢 于当面顶撞毛的人。他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要开而心气难平。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 讲话的问题『欲擒放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厂住不放。
更让林彪气愤的是,毛泽东为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补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的单独谈话中还继续哄骗他,佯作公允,对双 方各打五十大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甚至还表示: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 你处理。而实际上却明显偏护江青那一边,将张、姚他们轻轻放过。而对响生支持他讲话的人却严厉追究,非但陈伯达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就连还没上山的黄永胜也 成了被追查的重点,同时却又放过了同样跳得很高的汪东兴,显然这是在存心和他过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怨愤不平,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主持追查工作的周恩来、康生两人脸色看。相对而言,林彪 对周还算比较客气,对康生就更不给面子了。比如,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时,林彪当场给顶了 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此外,林彪还对外放风,保他手下几员 大将过关,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十,说话虐火,他们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
对林彪的消极对抗,毛泽东装聋作哑,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实际上,毛早就对总是脚踩两只船的陈伯达十分反感。还在九大时, 毛就曾想把他一脚踢出中央常委,似被周恩来、康生所拦阻,一起进言说这样做在政治上牵动太大,会影响大局,一心想营造九大”团结胜利”局面的毛这才打消了 念头。这回陈伯达又公开倒向林彪一边,旧恨未悄,又添新账,促使毛下决心除掉这位曾给他担任过多年的政治秘书。
不过,开始时毛泽东曾一度苦于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适题目。因为如果拿造成全会混乱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开刀的话,那么就会首先整到他自己身边的汪 东兴头上,该简报所摘登的汪东兴的发言,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过陈伯达。毛为此对汪大为恼火,却不好拿他来开刀。因为这样一来就背离了主攻方向, 他本人也脱不掉失察的责任。不过,汪东兴在痛哭流涕之后,马上戴罪立功,揭发出陈伯达私下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件事,为 毛解决了这个难题。
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这份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 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却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 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 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 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 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 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 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 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著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 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 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声称让刘结束”挂帅”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 他两年,现在远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在全会转入批陈以后,周恩来成为一个大忙人。他连日同党内各方人物频繁接谈,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既要劝说点火闹事的人作出检讨,又要做众多 中央委员的思想转弯工作,还要分出身来,轮流参加各组的讨论,掌握引导会议,防止发言走偏。为此,周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带头表态拥护毛批陈的决定,指 出:”陈伯达不守纪律,搞突然袭击是由来已久的。这个人脚踩两只船,特点是欺软怕硬,过去是靠刘(少奇)和邓(小平),现在是二陈(陈伯达、陈毅)合流 了。”为了防止在批陈时否定文革,周还特别强调说,不管出了王(力)、关(锋) 、戚(本禹)、陈伯达,文革小组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伟人功绩。周恩来在全力贯彻毛泽东批陈意图的同时,还在百忙中兼顾了原本被 列入全会议程的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会前,他曾为此花了不少精力,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由于这场风波,会议的议程被完全打乱,根本无暇再从容讨论这 个问题了。为此,周心里很着急,只好见缝插针地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四五”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自己加班加点,动手加以修改。由于连日劳累,加 上中央领导的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事,精神上一直高度紧张,导致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在一次参加会议的路上竟昏倒在地,不得不开始吸氧,由医护人员守护在旁。
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草草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民经济计划等报告后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鲜明的对照。一直在两人之间周旋的周恩来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毛、林交恶的不祥之兆,并且为此忧心忡忡。
从后来发表的新闻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这样一来,政局又将再度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周恩来本来想好好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想法也将落空,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这又怎么能不令他忧从中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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