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斗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
国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
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圆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巨，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
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
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
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
联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
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
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
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著身子”在两条战线作
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下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
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
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国自身的
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
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
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
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
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
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
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忡有关。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
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
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
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
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
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
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
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
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
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
在两书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的需
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
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演了幕
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
要，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
人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大限度
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
于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善意
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
美国代夫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是便发
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
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
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
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
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
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
期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
握手，甜枯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洛局的形格势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
氏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把它作
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借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
外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在九大
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的决
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
大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胜为首
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
由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了毛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
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压过了在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连毛本人也不得叶；顾忌的党内反对意见。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
代中期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的重新组
台：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怒目桐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新的三角关系的确
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万事开头难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
方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
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只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
事。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道，甚
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
表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体现了毛
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
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下休，穷追猛打的话，那么就永远
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是：台湾问题事
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
十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
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
会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气气。
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
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苏联更是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礼的机
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彼此熟识交往多
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
地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
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
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
并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这次如此
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
中苏关系的姿态出现。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苏)边境的兵力，连远东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
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四、想摆脱修字号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
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布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
会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细
的周恩来将这些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这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
界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一两件
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么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
湾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国内指
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
盘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幽默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
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
从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布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级会
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利的。”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
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继续谈
判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
当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西金那
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也不拒绝，可以
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周氏又把话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
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阻力和干扰。在文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
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排
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问毛泽东这一问
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希望，
并增加苏修疑虑。”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
次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表团团
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牌的”重要的时
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
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向他做了解
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
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空前和解的
语气谈论中国问题，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过更打动中国的，还是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与任何
一个大国联手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按鸾滋疑峦恋欲芝恋妄二立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探索’，不失立场!
并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示愿三；；”。而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会唔。中美两国之间试探性的接触，
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封冻在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昔日这两个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异，以一种全新的
眼光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的战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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