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深陷文革情结而不能自拔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
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
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早就对整周跃跃欲试，只等一声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双方政见的不和-一周恩来批左的举动确实戳到了江青这伙文
革暴发户的疼处，让他们感到很尴尬：而且也有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的江青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
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
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
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宝剑，根本不理睬这是周恩来的意
见。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
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国庆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经验老到的周氏随
即采取了主动退避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
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
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
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把道破天机，称：”
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
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
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
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
运动。
江青一干人搞的这些动作自然瞒不过周恩来，对此，尽管他心里很窝火，深感扭转文革困局步履艰难，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
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问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一向注意个人涵养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
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事后，周恩来特别为此向张道了歉，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尽管如此，倚仗背后有毛泽东撑腰的江青一干人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在批左的问题上向周恩来发难。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
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
难。张春桥首先出来表示反对，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则出来帮腔，与张春桥一唱一和：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遗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见江青等人来势汹汹，周恩来知道在批左的问题上与党内文革派的冲突已经难以避免。不过，他仍然试图避免最后的摊牌，以免惊动毛泽东。在周看
来，只要毛没有在批左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事情就仍有可为之处：反之，事情就不好办了。为此，他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
中联合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
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一干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
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
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
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应该说，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
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只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
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报周所趁，利用这种不
明朗的形势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一-并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
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
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
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
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大是大非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
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权威，在政治上刹住这股借批极左而否定文革的风。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
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脚戏。根据张、姚二人整
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
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文革运动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很难为它再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类的辩护，所以只是出了个”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的题目，而把为文革涂脂抹粉的文章交给下面的秀才们去伤脑筋了。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不过，这已
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
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
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不能不让他沭然惕厉。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
经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
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出来承担了责任，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
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
的路线。”当然，周恩来还是有意保护了上告御状的王若水，当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问他：”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另一
方面又说：”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来的这番用心，王若水当时便体会出来，看出他是在说违心之言，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观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动的同时，尽量掩饰他与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出其中的微妙区别。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不仅如此，王若水还领悟出了整个事情背后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连累了周恩来。多年之后，他在回首这件往事时，这样写道：”我
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找，间接批评的是谁呢?”"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人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
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经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
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
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这以后，周恩来虽说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努力，继续在某些方面对文革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已经在政治上被捆绑住了手脚，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
况且随后他本人也自身难保，被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外交上功高盖主而加以整治，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不过，这已是本书下一章
所要涉及的内容了。
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鉴于中美两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刻意安排的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既没有准备为尼克松铺红地毯，鸣礼
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搞群众欢迎的场面。偌大个机场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并排悬挂在机场上空的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冷淡，丝毫也没有减弱中美两国首脑即将进行历史性的握手这件事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这两个昔日
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两位主角周恩来和尼克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凸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先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班，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这样，两只分别从太平洋两岸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
掌相报。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
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一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
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
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
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
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
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
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借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
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让我们还是从被人们视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导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谈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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