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3）2011-07-06 00:55:37

第五章　减少争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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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
　　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初，中苏论战仍在继续。同时，伴随着实现双方和好、或者至少是暂时中止意识形态方面敌对状态的尝试（这一尝试主要表现在苏联方面）。然而，这些行动收效甚微，到１９６４年中期，双方仍然象以前一样激烈地严厉批评对方。
中国对苏联共产党的驳斥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七篇答复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公开信的文章。
　　在回顾论战历史的介绍文章之后，紧接着的两篇文章分别为斯大林辩护并攻击南斯拉夫政权为“野蛮的法西斯专政”。第四篇文章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采取“消极、藐视和否定态度”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责他们通过复活“黄祸论”来煽动种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指出：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 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 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也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社会主义 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 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 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文章的后一部分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和平共处的概念变为“阶级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１９６３年夏秋，苏联报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避免了中国攻击赫鲁晓夫所包含的那种个人辱骂。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６日，苏共中央 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声称支持它以前攻击过的和平共处政策，但它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国际“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文 章指出，“用世界战争的方法努力实现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条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这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加速’革命的思想为基 础的。此外，这是一条用打核战争的方法而不顾世界战争的现实后果的道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共产党人》声称，中国宣传机构正在进行“神化毛泽东”和进行“一场自托洛茨基主义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运动”。
　　中国宣传机构正在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党和宗派团体”，企图从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组成的）中拼凑一个国际集团。
　　苏联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建议结束论战（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１９６３年秋天，苏联报刊发表了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倡议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１０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呼吁结束公开论战，并建议 如果中苏两党之间还有分歧，那“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然而，１１月１５日，新华社声称，自这个呼吁以来，苏联报刊已经发表了８０多篇反华文 章，新华社并把这个呼吁说成是“只不过是掩盖苏联领导人疯狂的反华活动的一个花招。”１１月２９日，苏联党在致中国党的一封信中建议中止论战，准备国际会 议。
　　信中强调了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之后说：“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 要求“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东西”之后，建议谈判应该在两国贸易增加和苏联对中国工业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下开始。
　　信中建议，公开论战应该被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所代替，这会对国际共产党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信中说：“所有党的义务是，促使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不屑一顾，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才予以答复。与此同时，中国党继续发表文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 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２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 于一分为二。”
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１９６４年２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
　　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２ 月１４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 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 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 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责为“法西斯专 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 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 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１９６２年，他们利用古巴危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 续指责道：“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 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就会进 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 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
　　”苏斯洛夫评论道：“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 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 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方——
　　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评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 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 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展开派别活 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 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
（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２月２０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结，真分裂”。
　　苏联共产党（２月２２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 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现，那么２月１２日的信给你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封信（２月２７日）命令式地重复要 求苏联共产党寄来２月１２日的信件。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经济援助的要求，并提出了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条件。（下边的小标题摘自原文）
　　关于经济援助问题。信中宣称：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 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贵得多。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到１９６２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２１亿新卢 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１４亿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或者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之 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它占去我们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数……”关于技术援助问题。信中继续指出：“在苏共领导片面决 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 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１３９０名苏联专家，撕毁了３４３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件，废除了２５７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 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止，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 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信中进而讽刺地说道：
　　“我们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关于中苏贸易问题。信中继续指出：“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你 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们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 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１９６０年起，……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 量地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我们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 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所造成的。……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 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他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你们欺负工业化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中国党的信件指责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攻击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公开论战。信件继续指出：“你们是 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 始变成了好事。”
　　信件坚持认为，苏联报刊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０月底就发表了近２００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来信以后，这些反华文章和材料也没有停止过。
　　信中继续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信件——作者注）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和多边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２５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作进一步的准备。”
　　１９６４年３月７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答复中共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７日和２９日的信件中，提出了１９６４年秋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反提案。苏共中央的信 件说“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作者注）正式答复，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 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
　　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联共产党的信件否定了中国指责苏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说：“我们不 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时，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 他也采取过类似的立场。……
　　现在，局势已经不是１９１９年那样了，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 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大家庭……”苏联共产党的信并没有企图答复中国党 ２月２９日的信件中所包含的指责，而是集中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信件指出：“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 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这么久的动 机是什么。……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你们建议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 少推迟一年……”信中否定了中国党提出的召开１７个党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由曾经共同准备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的２６个党（即：中国党 信中提出的１７党，再加上锡兰、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２６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１９６４年６、７月份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１９６４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最后，苏联党的信声称：“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罗马尼亚的调停尝试
（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论战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独立的角色。１９６４年２月至３月，它试图充当双方的调解国。罗马尼亚人收到苏共中央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后，要求苏联共产党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中国党立即结束论战，并建议举行一次两党领导人会议。
　　苏联共产党同意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下推迟发表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意暂时中止论战，并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北京。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日至１１日，由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在北京举行，但是，会谈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领导坚持，只有在双边或者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５日，在避免公开分裂的一次新的尝试中，罗马尼亚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交给中国和苏联驻布加勒斯特的大使一个草案，呼吁各国共产党团 结起来，并建议由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各共产党官员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而不仅是某些政党组成的”国际会议作准备。
重新开始论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４月）
　　在中苏两党互通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６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 蒙巴（刚果前总理、１９６１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 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 “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 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承认，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苏联的草案 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 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 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
（１９６４年４月）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赫鲁晓夫在４月６日说：“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 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 的利益吗？
　　’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
　　……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
　　‘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
　　‘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定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
　　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
　　……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民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 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９日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讲话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 为“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 文主义泥潭中。”他还遣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霸权建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中国拒绝苏联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日的信件中否定了苏共中央３月７日的信件中所包括的一切建议，事实上这是提出无限期地延长举行已经建议的国际 会议。信中在拒绝苏联任何停止论战的建议时指出：“我们的报刊，对你们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２０００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信中指责苏联“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指责苏联“反对民族解 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信中质问：
　　“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你们怎么能够期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呢？”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答复苏联共产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时指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５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１０月举 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５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 行。……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作好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更长一些时间……”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 重申自己建议只有１７个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的信中提到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巴西）里，共产党已经分裂为两个党，即：“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而在印度，信中断言：“丹吉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至于邀请哪一个 党参加，中苏两党意见不一，但是，中国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联共产党在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的复信中重复了它提出的尽早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共中央的信中在声称“压倒多数的兄弟党”支持召开这样 一次会议之后，坚持认为，中国之所以反对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信中指出，１９５７年莫斯科 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致决定，“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关于谁有资格参加会议问题，信中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 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斗争的……反党分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在答复中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和 印度各党领导人的攻击时，信中指出“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党及 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作出判断的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的信说：“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
　　召开由２６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１９６０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 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内就同兄弟党商定。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 谈……”中国共产党的复信（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８日）中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继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 人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迥旋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 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苏联提出举行筹备会议的建议再次又被中国共产党拒绝
（１９６４年７月～８月）
　　１９６４年７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破坏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当时，它邀请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组织筹备会议的其他２５个 党，于当年１２月１５日派代团到莫斯科开始为１９６５年的国际会议作准备。苏共中央信件中阐明：“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 产生的困难。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继续说：“兄弟党在１９５７年的 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所有共产党 的立场也都清楚了。……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开国际会议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 委员会。
　　“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过程中已经看出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１９６０年会议时的 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也即由下述２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当时列举的２６个国家，包括苏联党自己——作者注）。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前到达莫斯科……
　　“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遣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 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在所有问题上可能不会一下子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 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分裂‘肯定下来’，也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会制造出障碍……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６５年年中，而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参加过 １９６０年会议的所有８１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的理由……”１９６４年８月３０日， 中国共产党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拒绝了这一邀请，信件开头如下：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 能是你们所指定的２６个党，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始，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中共中央的信继续指出：“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你们片面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要如期举行。这样，你们在今年１２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
　　“你们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共同的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而你们却一心一意地勾结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们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你们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们要从所有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 线上脱身出来。当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明确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犯，反而助纣为虐，积极支持美帝国 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在你们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同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关于国际会议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员等所有问题，必须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 得一致的意见（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印度等已经脱离了现存共产党的亲中国的政党。——作者注）。否则，不论你们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员会， 什么样的国际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论战的加剧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月）
　　１９６４年夏秋期间，双方的论战日益恶毒起来。７月１４日（苏共的公开信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第九篇答复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复信，文章包括了到此为止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中国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中国的文章继续说：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避了道路。……赫鲁晓夫……
　　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中国的评论还作出了如下断定：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化的西方文化（在苏联）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各方都引证了美国１９６４年８月５日对北越海军基地的轰炸袭击。以此证实对方反对支持自卫的例证。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的信件遣责苏共支持美国在北越 的“侵略行动。”９月４日，赫鲁晓夫在布拉格说：“我们的对手正在利用中国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的活动所制造的困难。”在后面，他引证了“美帝国主义者不断侵 略东南亚，武装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干预老挝的内政。”
　　从１９６３年夏起，双方都加强了自己的电台宣传。据１９６３年８月报道：“最近，在中国西北和阿尔巴尼亚建立的强大的发射机正在广播对苏联和东欧的宣传。一年以后，莫斯科电台以一周７０个小时用中文进行广播，北京电台也以一周６３小时用俄文广播。
第六章　后赫鲁晓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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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撤去党和政府的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阿列克谢·柯西金接 替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据西方记者报道，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把苏联与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变为他本人与毛泽东之间个人的长期不和，他还被指责为过 低估计中国科学发展的速度，使中国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苏关系的短暂改善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中关系暂时有所改善。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宣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 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３日，周恩来和中国其他六位主要的共产党人访问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 念日。访问期间，他们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被官方描述为“坦率的和同志般的”会谈。１１月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此同时，他指出，苏共将继续遵循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
　　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不过，他没有 提到赫鲁晓夫提出的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召开一个由２６个党组成的筹备会议的建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党 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 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 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几周内，中苏两党都互相避免直接攻击。然而，论战仍然以间接的形式继续着。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新闻界攻击他们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新闻界维护了过去曾被中国人攻击的政策。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强烈遣责赫鲁晓夫的文章，对他的主要指责概括如下：（１）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攻击斯大林。
　　（２）他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３）他削弱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并企图通过签订核禁试条约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４）他通过鼓吹和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阻挠革命运动。（５）他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６）他支持“叛徒铁托集团。”（７）他想方设法伤害和暗中破坏阿尔巴尼亚。（８）他 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
　　（９）他在“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发展。
　　（１０）他利用“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进行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分裂活动。
　　（１１）他以“老子党”自居，违背兄弟党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召开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法会议。（１２）他实行了一系列企图使苏联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政策。
　　《红旗》杂志上的文章还认为，赫鲁晓夫在与中国交往中，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制造了边境纠纷，在新疆进行了颠履活动，煽动 和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最后，文章说，任何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企图，都将是“行不通的”。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６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部分地答复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这篇社论断言，遣责个人迷信是“不能倒转的”。并维护在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全民国家”所代替这一理论。（１９６１年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所提出的这个理论，曾被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 “２５条”中的第１９条所驳斥——作者注）
对越南政策的争执
（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月）
　　在１９６５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大大加深了苏中之间的分歧。苏联再三作出努力使（越南问题）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则坚决反 对任何妥协的建议。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伦敦《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中国政府和党的一封信，信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秘密和平行动的详情。根据这个资料的 说法，１９６５年１月，美国政府曾表示希望苏联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说服北越政府停止支持和武装（南方的）越共，停止对南越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苏联政府 传达给了北越，中国的信件把这些要求说成是“十分荒谬的。”
　　１９６５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柯西金访问了河内。访问期间，美国于２月７日开始对北越进行有规律的空袭。２月１０日，他飞抵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 行了会见。自赫鲁晓夫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访问中国首都以来，这是毛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据中国的信件说，“柯西金同志强调需要帮助美国‘找到一条离开 越南的出路’。我们指出，既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剧对越南的侵略，那么还有什么时间进行谈判。……
　　柯西金同志在同意我们的观点的同时，声明新的苏联领导‘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人讨价还价。’”２月１１日，柯西金离开北京，没有发表会谈公报。
　　返回苏联后，他在１９６５年２月２日的广播中说，会谈“帮助澄清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在那个月的早些时候，即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和北越建议举行一次关于印度支那的国际会议，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就于２月２３日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２月２５日，美国政府宣布，这“不是期望中的谈判。”
　　１９６５年４月３日，苏联建议举行苏联、中国和北越三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坚持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统一行动这一事 实，……将对越南（北越）民主共和国形成重要的支持，并冷却美国军国主义的热情。”据后来《观察家》杂志发表的信件，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国政府认 为，因为“你们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我们诱入你们的圈套，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国际策略中代表越南和中国讲话，提高你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交易的地 位。”
１９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１９６５年３月）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３日，《真理报》宣布，“在兄弟党进行协商的基础上，为了对起草委员会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作出更好的准备，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定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举行。”这一宣布是２６党会议被推迟的第一个集会形式。
　　除了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北朝鲜、北越、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各党以外，所有被邀的党都接受了邀请。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透露，它于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就接到了邀请，但没有予以答复。有几个党，主要是英国，古巴、意大利、波兰各党接受了邀请，它们有保留地给予了答复，结果，苏联共产党被 迫放弃了自己原先关于会议应当为国际会议准备一个草案纲领的意图，而且３月１日的会议也被官方说成只是一个“协商会议。”
　　据报道，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至５日于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一些代表团迫切要求通过一个确定的国际会议日期和指责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冲突的决议。意大 利和英国的代表反对这一要求，他们认为，这会扩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最后通过的声明建议召开一个由参加１９６０年会议的８１个党组成的预备协商会议， 来讨论新的国际会议问题，并呼吁停止“对兄弟党在名声上不好的和卑劣的公开攻击。”会议还通过了一项遣责美国对北越空袭的决议。
中国恢复论战
（１９６５年３月）
　　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莫斯科会议开幕的这一天，中国报刊上又一次开始了对苏联党的直接攻击。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对在莫斯科最近发表的由 鲍里斯·波诺罗寥夫编辑的、书名为《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提出了抗议，它说，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和恶毒的攻击”。中国报刊 评论道：“这本书竭力鼓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再次说明，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改换招牌，贩卖的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老货色。”
　　这本“反华新书，再一次暴露出那些满口说是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实际上……却是加强分裂；说的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做的是加紧反华宣 传……”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最近苏联报刊支持的“‘三和’‘两全’路线”等方面的摘录（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全民国 家和全民党。——作者注。）文章指出，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文章评论说：
　　“既然还是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呢？……”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至目前为止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最猛烈的攻 击，文章指责莫斯科会议是“非法的”和“分裂的”会议，并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抛弃自己的“错误。”文章说：“苏联新领导人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 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义。……（他们）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政策，”他们的政策可以被称作 “三假二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说，中国不打算接受这种“非法的和分裂的”莫斯科会议对中止论战的呼吁，如果 “几千年无法驳倒苏联的论点”，那么“就批评它一万年”。
　　《人民日报》文章把莫斯科会议抗议（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说成是“第一流的笑剧”时宣称：“现在，苏共新领导人叫嚷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为 了捞取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的政治资本，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妄图消灭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最后，文章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承认莫斯科会议是 “非法的”；公开抛弃“赫鲁晓夫主义”，抛弃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１９６１年的党纲；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 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１９５７ 年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活动和北京的反苏示威活动
（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日，大约两千名中国的和越南的留学生再次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尽管大使馆被大约一千名骑警和步警保护着，但学 生们挤过去向大楼扔石块，直到大约五百名士兵被召集来清理街道时才恢复了秩序。在这次战斗中，一个士兵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几名警察和学生受了伤。中国政府 在３月６日给苏联的一个照会中，对“无情镇压”示威活动提出了抗议，要求苏联政府向学生道歉和惩罚那些有责任的人。中国政府特别提出，虽然６名受伤的留学 生需要治疗，但是，他们却被强迫逐出一家莫斯科医院。
　　３月６日，北京大学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游行——这是自共产党革命以来在中国首都所发生的第一次这种类型的示威游行。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２日，苏联在答复中完全否认了中国的断言，坚持说示威者用棍棒和石块袭击手无寸铁的警察，严重打伤了３０多名警察和士兵。它宣称，事 过之后，一群中国公民要求医疗，当成立了一个医疗检查小组时，他们侮辱医务工作人员说他们不需要治疗。最后，照会警告说，外国人扰乱公共秩序的罪行应该受 到审讯和惩罚。３月１６日，中国政府的答复拒绝了苏联的照会，断言说，这是“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
　　１９６５年５月７日，新华社宣称，苏联警察用暴力驱散了４月３日列宁格勒的越南留学生所举行的示威活动，并打伤了七名留学生，逮捕了８２名留学生。
中国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抨击
（１９６５年６月～９月）
　　在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长篇社论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来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攻击。社论断言，他 们“的本质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还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后，苏联党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攻击，它 在６月１９日《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说，对中国的攻击感到痛惜，并呼吁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在１９６５年９月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林彪元帅设想美国和西欧将被亚、非、拉国家“人民战争”的全世界革命运动所“包围”；他嘲笑“赫鲁晓夫修正主 义者”坚持的“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的观点。林彪元帅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路线”说成是“胡说 八道”，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而在全副武装的美帝国 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听任宰割……”
苏联对新的中印危机的反应
（１９６５年９月）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于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６日向印度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除非三天之内印度拆除它在锡金边境的一切军事设施， 否则，它必须“对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在锡金边境和拉达克布署了军队。９月１９日，中国又把最后通牒令延长了三天，然而实际上，它 于９月２１日就收回了这个最后通牒令。而当中国声称印度已经拆除了军事设施时，印度政府否定了这个断言。
　　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苏联《真理报》在对中国最后通牒的第一篇评论中指出：“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中国递交照会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军队向印度边境的 推进和集结。这种报道只能引起所有那些对尽早结束印度——巴基斯坦武装冲突、对加强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对恢复南亚和东南亚和平、以及对结束帝 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尤其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的阴谋感兴趣的人们的关心。”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４日，新华社遣责苏联的这篇文章是“诽谤性的。”
进一步的争论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１月）
　　为了答复中国的进一步攻击，《真理报》于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发表了一篇表明苏联观点的详尽声明。
　　《真理报》在强调“一个不可能只用言语，甚至用最革命的话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这边”之后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若干个小分队组成的，每个小分队都具 有它自己的特殊使命，而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振兴自己的繁荣和力量而作出最有用的贡献。文章继续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革命任务中，不能代替其 他自由斗争的小分队。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中不能代替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或者说，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代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
　　因为那将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些行动将可能导致发动世界热核战争，导致对全体人类的一切严重后果。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其对世界 劳动人民的国际义务中，将会导致失败，并且会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不可补的损失……”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出现 了一篇对苏联党猛烈攻击的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文章断言，新的苏联领导人“实行的还是赫鲁晓夫路线，只是采取了比赫鲁晓夫更 加狡猾、更加虚伪的两面派手法，”他们“联合美帝”。他们“同美国积极酝酿所谓‘阻止核扩散’以及其他‘裁军’的新交易，企图保持苏美两个核霸主的军事垄 断地位，来反对中国和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文章声称，“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新领导人公开联印反华。”
　　中国的文章继续说：“有人问，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可以团结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人士，争取同他们联合行动，而同苏共新领导人却不能联合行 动呢？”文章回答如下：“在当代，反对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是鉴别一切政治势力能不能包括有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标志。……苏共新领导根本不反对美帝国主 义，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要同美帝国主义联合主宰世界。”
　　中国的文章拒绝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联合行动，并重复了苏联企图进行和谈的详情。
　　文章继续说，苏联对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同苏联的国力很不相称。他们援助一些东西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欺骗国内外人民，企图控制越南局势，企图在越南 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企图拿越南问题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文章否定了苏联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助北越军事物资运输的断言之后，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结束公开论战 的建议，宣称“我们将争论到底”。
　　文章在答复苏联关于所有共产党国家有“一个同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声明时断言：“在最近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所作的 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跨了一大步。（这个决议建议给工业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建议更加充分地发挥奖金 方案的作用，以及建议利用利润动机作为提高更大效率的一种刺激。——作者注。）……苏共新领导在农村中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大私有经济，扩大私养牲畜， 扩大自由市场，鼓励自由买卖。他们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鼓励和扶植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
　　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经常对兄弟党的同志指出，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根据同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坚决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真理报》把中国的文章说成是“充满着不能容忍的、毫无根据的、造谣中伤的和挑蠥E性的捏造，”最后，《真理报》在１１月２８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了中国的文章。
　　《真理报》社论说：“一年多来，我们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好意和争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避免公开论战。”社论继续说：
　　“这并非我们党无话可说。……
　　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答复。……实际上，现在，反对赞成联合行动的那些党提出了政治上和组织上分裂的政策—— 一种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现在，反对联合要求分裂就是与革命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苏联共产主义一向是毫不留情地反对戴着各种面具——包括那些 超革命者——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转向右倾道路的机会主义者……”
苏联致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信件
（１９６６年２月）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４日，苏联报道了苏共中央最近就苏中两党关系致东欧其他共产党的一封信。３月２２日，汉堡《死亡世界》报发表了被认为是有根据 的信件的副本；这份报纸提供了苏联建议与中国合作和苏联援助北越的详细情况，提供了苏联遣责中国党希望引起苏美之间的战争的详细情况。信件内容被概述如 下：
　　信中声称：“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全体会议以来，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努力创造一种有利的政治 气氛，已经单方面停止了公开论战。……在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见本章开头部分——作者注）中……我们提出了使中苏两 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举行关于互相中止论战的苏中两党代表团最高级的双边会谈的建议，包括扩大中苏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交政策活动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理睬那个最高级双边会谈的建议。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扩大贸易、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 议，甚至对进一步缩减这种合作采取了另外的措施……
　　“现在，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日益加强对苏联政府和社会秩序的颠履活动。
　　北京广播电台向苏联定向播发文章的材料，企图使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们互相对立。……
　　北京广播电台正在从事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直接呼吁。
　　“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理论。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谎谬地说，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行动是与美国反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种‘配合’。……
　　这种想法顽固地向中国人民表明有必要为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 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 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领了中国的领土……
　　“当前，中共领导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态度，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信件继续指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 和国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战舰和其他项目。１９６５年一年就把价值约５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由越南民主 共和国自由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得到了支持。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越南领导本身认为所需要的程度。苏 联给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广泛的军事和物资支援。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组成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但是，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行动。……我们党曾两次建议：‘三党——越南劳动党、苏联共 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就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合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同意，但中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 一建议。与此同时，中共领导阻碍了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直接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援助问题所履行的协议。中共领导人不允许装有武器的苏联运 输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飞行。中国人还在向越南运输战争物资的铁路上设置障碍……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以此声称中国是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各种理由证明：
　　在越南问题上引起苏美冲突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目的之一……。这样，他们可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山观虎斗’。新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领导 人为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大国计划，随时准备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政策导致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了一系列 严重挫折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甚至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其朋友的国家普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信任。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和一系列亚洲国 家变得特别清楚。……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论坛的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被世界战争的路线所代替。林彪在最近的那篇文章中最全面地解释了这些思想……
　　“苏联共产党……一向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既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相反，中国领导人从一整套的斗争形式中只得出了一条结论： 武装起义，战争（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迫使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接受与其实际条件无关的直接革命的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强加在共产主义 运动的盲动主义者身上的一种阴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了榨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血汗的机会，提供了暴露若干共产党的领导 人员和活动分子的机会。……”（该段主要指亲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发动的未遂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镇压之后，至少有１５万共产 党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屠杀。——作者注）
　　信中继续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这一观点，即（紧张的）国际局势对暴力革命有利，它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因此，陈毅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声称：
　　‘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定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那么我们将欢迎它。……如果它们提前明天到来，我们将欢迎它’。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陈毅的声明怎么样呢？ ‘在原子弹的帮助下，人类可能会被毁掉一、二代人，但是，第三代人将会起来反抗，而且，和平将会得以恢复’。……我们的人民曾多次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成 果，他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威协。不过，我们明确地反对冒险，反对敦促人民进行世界核战争……
　　信件结束时说：“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活动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服从其大国利益。……中国领 导人在批评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据中国领导人所说）革命精神不足和优柔寡断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了异 常的谨慎，而这不是没有目的的……”
苏共二十三大
（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并且发表了拒绝邀请的信件。中共的信件声称，苏 联领导已向其他共产党发送了信件，“煽动他们共同反华”，苏联领导人在信中散布中国正在阻止苏联对北越的援助和正在侵犯苏联的领土的“谣言”。信件继续指 出，中国已经派代表团出席了前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第二十 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信件宣称：“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 义的真面目……，使苏共领导变成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 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了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而你们却毫不悔改。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 越远。”
　　信件进而指责苏联党“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指责苏联党“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指责苏联党“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
　　”最后，信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你们这一次大会。”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８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共真诚地希望与中国友好，并且“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中共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
　　他还表达了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举行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
　　——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中立态度（１９６６年８月）
　　在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在过去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的五个主要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对北越 的影响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在非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企图发动政变之后，已名存实亡；１９６６ 年８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 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了援助越南这一提议，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建议；中国提倡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大 屠杀负责；中国干预其他共产党的事务和支持组成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政党；中国被指称为干预亚非国家的内政——这种干预导致了中国同几个非洲国家 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与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出现的紧张关系，还有对１９６５年９月印巴战争的干预。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的信件中，建议召开一个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和亚洲共产党国家组成的会议，讨论对北越的援助协作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２月１２日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在答复中声称，将不参加“背信弃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举行的任何会议。
　　从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１日，由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全世界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必须……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心是苏共领导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永远不允许现代修正主义有任何喘息。”
　　公报继续指出：“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永远也不对他们表示任何心慈手软；必须全力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现代修 正主义的斗争，而且永远不接受他们‘停止分裂活动的要求；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在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永远不与他们‘联合行 动。’……很久以来，现代修正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和反对现代修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不可分割的任务……”日本共产党总 书记宫本显治原先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声称：各国共产党既使不能重新建立思想上的一致，但也有必要“组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问题上的一致的国际行 动。”１９６６年３月，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进行了使中国共产党相信亚洲共产党人应该与苏联合作支持北越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宫本显治率领 代表团又访问了平壤，在那里，他与北朝鲜共产党一起发表了呼吁统一行动的联合声明。８月份，日本党公开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在９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在 声明中，日本党在对苏联“修正主义”仍然表示遣责的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中国政府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
　　日本党的声明否定了中国党的论点：即苏联援助越南的目的就是使北越依赖于苏联，以致于使她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赞成无条件地同美国谈判。声明遣责 中国反对联合行动是完全消极的态度。声明暗示，中国害怕对北越外援的增加可能导致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并且会危及中国自身的安全。日本党的声明还评论说，中 国共产党的观点类似于赫鲁晓夫所使用过的为苏联的消极态度辩护的观点：不过有关联合行动的所有协定必须是有条件的：即苏联应保证“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越南的 武器援助，对越南的积极援助直到最后，不允许欺骗他们的期望以及绝对禁止苏联单独与美国进行秘密交易。”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人已被划分为赞成对越南问题妥协 解决的“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声明提倡，外国共产党在促进苏联党内“反修正主义”政策发展的同时，应当继续进行反对他们“修正主义”的斗争。
　　据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日本共产党已经命令其党员从党的地方总部去掉了毛泽东的画像，从共产党的书店里收回了所有中国的书籍，不经允许不准访华和不 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９月８日，五名党的官员因违抗上述命令而被开除。日本党政策的变化部分歧因于自身力量的日益增大，这使日本党更加不依赖于中国党的支 持。自１９５９年的以来，日本共产党党员从４５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５０００人，而且日本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从４０００人增加到２０００００人，与此同时。 党报《赤旗报》的发行超过了１００万册。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北朝鲜共产党也发表了声明，坚决拥护对越南的联合行动，并且肯定了自己在苏中两党问题上的独立性。声明指责中国党通过暗示企图 把自己的理论和方针强加给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声明宣称不允许一个大党对“一个小党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施加压力。所有共产党人可以独自研究 马克思和列宁，声明进而指出：“没有特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家”（这里明显是涉及中国自称的“毛泽东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一个党的指导理论，只有 在该国范围内具有价值”，而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党，因为各国党的需要不同。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不受外来干预地独立决定它是否应当信奉另一党的经验，决不能 “按照他人谱写的乐曲跳舞”，或者在“思想上被任何人所束缚。”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８日，《真理报》转载了北朝鲜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在措词上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显而易见，攻击的矛头是 攻击中国党的。文章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诽谤苏 联；他们拒绝把和平斗争方式与军事斗争方式结合起来，而只主张“疯狂的反抗。”
　　１９６６年６月，周恩来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行（他与罗马尼亚领导未能达成协议）
　　和后来阿尔巴尼亚对实行中立政策的各个共产党的攻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党的孤立。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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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
　　随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中央第八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开始了中苏论战新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方针。８月１３日①发表的一份长篇公报重审了中国党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敌对态度，拒绝了在越南问题上与苏共的合作。虽然这个公报只是重复了中国党 过去曾屡次表达过的观点，但是，这个被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公报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中国党与苏联党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
　　中共公报断言，苏联的政策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对越南的政策是“表面上支持越 南的事业，但实际上背叛了越南的事业。”公报继续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 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在过去的四年中，两党关系破裂的扩大，可以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公报和１９６２年９ 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公报之间的对比来加以说明。１９６２年的公报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与苏共发展友 谊，互助和合作的关系”是中国的政策；公报同时表示拥护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而这个新公报则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为首的“现代修正 主义者”，对苏共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态度。并且，没有提到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最猛烈地谴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中间，有邓小平——他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和１９６３年莫斯科会谈中率领了中国代表团，以及彭真——他在上述两个场合都是代表团成员，并且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处的游行示威
（１９６６年８月）
　　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被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他们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开始示威游行。
　　红卫兵们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进行游行示威，而且把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刻意命名为“反修街”。８月２０日，一群人阻止 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离开大使馆去履行正式约会。８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这种“直接破坏大家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 动，并要求立即结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流氓行为”。８月２９日至３０日，中国官方通过在苏联大使馆外面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来予以反击。在这次示威 游行中，成千上万名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喊反苏口号。不过，大使馆的门口被军队和警察严密守卫着，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苏共发表的声明把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暴行”说成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团结的一个新的严重措施”。８月２８日，东德大使馆在其武官和家属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之后，已经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在进行反苏活动的同时，伴随着普遍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动。这种活动导致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关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很多外国尼姑被驱逐。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上半个月里，苏联报刊集中报道了其他共产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但是９月２０日，伊兹韦斯蒂娅写了一篇社论，把中国国内最近的发展说成是“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前所未有的耻辱。”
　　社论在阐明了中国已经将自己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之后，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最终必将领导中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
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从１９６６年９月起，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日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在对中国所反复声称的苏美“勾结”的答复中，苏联发言人暗示，中国政府本身在与美国发展联系的同时，企图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这一观点是由伊兹韦斯蒂娅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报纸的引文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
　　文章不加评论地引述了被认为是“高地美洲人”的观点：“如果人们站在北京的言语逐步升级的一边，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越南冲突问题上中国的存在”。
　　文章特别提到陈毅元帅（中国的外交部长）会见日本政治家访问团时所发表的声明，他在讲话中没有排除就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与美国会谈的可能性。
　　北京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声明。文章还引证了中美大使级接触时，在华沙就避免中美之间就越南问题上的冲突而制定的“详细而系统的文件”。文章宣称，美国飞行员有避开中国边界的严格命令，而且中国政府同意把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看作是“不幸的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庆祝会上，当林彪元帅断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时，除罗马尼亚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代表们都离开了会场。１１ 月７日，当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说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影响，“姑息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罪行”时，中国的代表们离开了莫斯科的俄国革 命周年庆祝会。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当格列奇科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继任者）说：
　　“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采取统一行动的话，侵略者在越南的赌博的失败之时将会来得更快”时，红场五一节的阅兵场上再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苏联所发表的对中国政策的最强烈的攻击，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７日《真理报》对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攻击。《真理报》公开攻击中国领导人企图引起苏美战争，并且提出，文化大革命是针对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真理报》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欺骗性在国际范围内日益暴露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企图把导致国际形势继续恶化和最终导致战争的路线（这一路线 被冠之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强加给其他兄弟党；另一方面，他们推行一种允许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保持场外旁观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在把一切苏美交往说成 是‘勾结’的同时，他们从不放过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发展关系的任何机会。他们的所谓使战争‘逐步升级’纯粹是口头上的，是与中国新闻界关于中苏边界 紧张局势的主题的强烈宣传相伴随的。因此，资产阶级新闻界发表与中国之间达成默契、以及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北京的现行政策特别感到满意的报道是毫不 奇怪的……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能不顾及这一事实：即经过革命学校教育的党的干部，尽管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反苏运动，但是，他们日益逐渐认识到，由于同苏联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给中国造成的一切损害，用捏造关于苏联与美国‘勾结’和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谎言来欺骗他们，这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 及其集团选择了诽谤和消灭党的干部，以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代表的道路的原因。为了达此目的，毛泽东及其集团利用大学生、中学生以及军队和行政 机关中的一部分人……”另一方面，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陈毅元帅在巴西报刊上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苏联正在计划与美国联盟攻击中国。“俄国人从东欧调遣 了十三个师布署在了中国的边境上”，陈毅说：“但是，我们不怕苏美的进攻”。他后来继续说：“中国人民作好了战争的准备，并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我们 现在有原子弹，还有火箭。我们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核战争或常规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
　　他继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就是与美国组成“新的神圣同盟”联合进攻中国，俄国人从北面进攻，美国人从南面进攻。
　　他进而说：“为此，中国正在准备战争，落在中国的所有原子弹中国将会加重回击他们……”
苏联官方第一次对毛泽东进行攻击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苏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政策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这在苏联党的官方声明中还是第一次。
　　决议指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的大国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共现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推行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 的行动实际上是援助帝国主义。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坚决揭露中国现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大国民族主义的方针，有必要加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１９５７ 年、１９６０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的斗争。……苏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于为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的新的协商会议所出现 的目前的有利条件，这次会议必须在各党之间的互相磋商过程中做好充分的准备……”１９６７年１月上半月期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几乎所有成员，在 苏联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党员会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解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意义。１月１３日，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市讲话时说，文化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 产党人的一大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他强调指出，苏联党在指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思想和政策时，并不是在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希望中 国党能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中国驱逐外国留学生和苏联新闻工作者与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０日，中国政府要求外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在１０月１０日前，把所有外国在中国的留学生遣返回国，因为他们的教师由于文化革命太 忙，无法照顾他们。为此，１０月７日，苏联政府宣布：鉴于中苏关于文化合作协议在互惠基础上交换留学生的规定，所有中国留学生必须在１０月３１日前离开苏 联，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再一次交换留学生，苏联政府就再考虑交流。１０月２２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拒绝接受中国对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提出的抗议照会 之后，１０月２３日，红卫兵开始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这一示威游行持续了好几天。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苏联的一个照会对红卫兵的行为提出了抗议。照会指出：红卫兵封锁大使馆的入口，威胁苏联外交官，沉迷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辱骂、猥亵动作和姿势，以及恶意刁难”。照会评论道：
　　“这不可能回避公然违反世界公认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所留下的印象，不可能回避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和使馆豁免权在中国成为一些事情的实践标准。”
　　１１月１日，中国的答复驳斥苏联的抗议是“荒唐的和毫无道理的”，并且宣称，苏联政策“与美帝勾结，加紧努力恶化中苏关系，毫无道理地从苏联驱逐出所 有中国留学生”。照会继续指出：“这种行为必然引起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无比愤慨。对中国革命青年来说，自发地聚集起来同反修街附近的苏联大使馆作斗争和贴标 语，抗议毫无理由地驱逐中国留学生，这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
　　苏联党新领导上台以来（更不用说以前的时期了），与美国、印度和日本勾结围攻中国，你们背信弃义和专横地撕毁中苏协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倾向于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
　　你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要求定居北京的六名苏联新闻记者中的三名在十天之内离 开中国，因为莫斯科只有三名中国新闻记者；中国外交部还宣称：苏联新闻记者散布有关文化革命的“谣言”，“诋毁”文化革命，“以满足苏修领导集团反华的需 要”。１１月２３日，苏联外交部评论道：从前任何一方从未提出过限制新闻记者数目的问题，并且保留必要时将对中国新闻记者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利，中国新闻记 者的报道充满了“诽谤性捏造”。
红场事件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中国人都被召回国去参加文化革命。１月２５日，一群从法国和芬兰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在红场进行喧闹。对这次喧闹，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报道。
　　据苏方的说法，由中国大使馆官员陪同的中国留学生排队站在列宁陵墓入口处前面朗颂毛泽东语录，而七、八百人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当一名警察让他们不要 阻挡队伍时，他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其中一个人朝一位妇女的面部打击。接着，其他人开始欧打旁观者，一个妇女遭到践踏，直到队伍里的人们臂挽 臂，形成了一堵墙，把中国人推回他们的公共汽车为止。１月２８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发言人说：当时在列宁陵墓附近只有二名或三名警察，在整个红场不超 过十名警察，同时，事件的目击者否定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受伤。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声明宣称：中国留欧学生６９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 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 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打伤了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声明谴责了“这个法西斯暴行”，并且把“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 团”比作德、意、日法西斯，比作蒋介石、沙皇尼古拉二世、纸老虎和“几只在漫天大雪中快要冻死的苍蝇”。之后，声明表示相信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 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
　　苏联外交部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的照会中抗议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大使馆保证：“在苏联领土上的中国公民举止得体”。同一天，中国大使馆实行反抗议，要求那些对“这起严重的预谋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赔礼道歉和应受到严厉惩罚。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据说两名已经受伤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外国记者讲了话，苏联记者被排除在外。据《泰晤士报》的记者 说，其中一名“眼睛有点发青”的中国留学生宣称，警察“踢我的下身，以致使我的伤口流血”。另一位留学生好象脸上包扎着纱布，明显地给人一种严重受伤的印 象；然而，在强烈谴责“法西斯主义的坏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过程中，他摘掉了面罩，露出了没有受伤的面孔。
　　Ｉ９６７年２月３日，苏联外交部要求中国代办清除中国大使馆外面的陈列窗。在那里，展览着红场事件的照片和谴责苏联领导人的材料。在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当天晚些时候，苏联公民清除了那些陈列资料。
　　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宣称。１６０至１７０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欧打３１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３人严重受伤。声明继续 说：“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才能干出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违反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的暴行。中苏关系被破坏到 这种严重的程度，完全是苏修统治集团造成的……”苏联发言人说，大约３０名苏联公民“被橱窗中展览的材料所激怒”，他们拆除了陈列品，没有进入中国大使馆 场地，而且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还用拳头打了他们。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新的示威游行和苏中互相驱逐外交官员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之后，共产党中国发表了最强烈的反苏宣传文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文章包括下列内容：
　　“一小撮苏修混蛋们，你们听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欠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
　　你们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暴行，同沙皇、希特勒、三Ｋ党何其相似！这充分证明你们在苏联搞的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 日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包括武装士兵在内的大批人群朝出入于苏联大使馆的人啐唾沫，进行骚扰，朝他们的车上扔颜料， 用棍棒欧打他们；这些人群还越过围栏，猛掷干草和燃烧的火把，制造一种失火的危险。大使馆大门和围拦上张贴着反苏标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模似像被吊在 树上。
　　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高喊着反苏口号，干扰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睡眠。西方记者被误认为俄国人，难以逃脱中国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虽然苏联外交部于１月２９日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保护苏联大使馆，赔偿对大使馆大楼的破坏，但是，示威者变得更加狂暴。２月２日， 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１６个小时。第二天，从北越归国的苏联专家遭到围攻。２月４日，苏联提出第二次抗议，警告中国政府说：“苏联人的克制和 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保留视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苏联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至６日，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分三批从北京撤走。２月４日离开的那些人在机场遭到红卫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红卫兵阻碍了６个小时未能登机，红卫兵闯进公共汽车里，把他们带到机场。他们到达那里时，红卫兵打他们，向他们啐唾沫。
　　２月６日，发生了最残暴的场面，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和儿童被红卫兵逼迫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当苏联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 霍普森（英国代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馆的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１２ 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馆大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院，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保障。
　　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２月７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次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２月９日，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应送到苏联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第三份抗议照会中指出：
　　“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明，不是蓄意地破坏苏中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没有能力保障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该国生活和工作的起码条件。苏联政府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及使馆人员行动自由所采取的蛮横措施。
　　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利。”
　　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允许中苏公民不需签证互访对方国家的协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苏联大使馆被围攻，特别是苏联妇女和儿童被侮辱这些情况，在苏联激起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聚会。从２月６日至９日，代表们每天带着抗议 决议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中国使馆拒绝接受抗议决议案时，代表们把这些抗议决议案贴在附近。２月７日，苏联一个代表团获得允许进入使馆院内，但是 随后，中国人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说，他们强行闯入了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强烈指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他说决不会对苏联外交官员采取报复行为。他的讲话予以广播，但没 有在报刊上发表。２月１２日，苏联大使馆接到通知，“如果他们不挑起事端的话”，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使馆大楼。于是，使馆外的示威活动结束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巴黎的莱蒙德在发表的一篇分析示威游行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在围绕于毛泽东周围的文革小组的心目中，加强国内团结，反抗苏联 ‘外来威胁’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斗争已经在部分地区蔓延，而且甚至发展成为边境地区——如：新疆、西藏、满洲和云南——的内 战。一些东欧外交官把康生（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官员和研究中国与兄弟党关系的专家）看作是与‘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 决裂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来似乎代表着比较温和的一派的观点，而且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反苏运动可能是以下列考虑 作为动机的：
　　“（１）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性。……
　　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泽东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
　　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支持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３）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解雇了抗议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 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３月１８日，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 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大使馆的反苏活动。３月２５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且评论说：“在周恩来２月 １１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
（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真理报》上的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意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苏政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反对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 后不久，纯粹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通过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 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军事和官僚专政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 在这些条件下，北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 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水平的斗争说成是‘修正主义’、‘经 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 路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毛泽东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领导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党的路线的公 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部队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的突击部队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 切进行辩护，并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毛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 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集团也毫不例外。
　　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系。
　　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一点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 出来了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年人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东集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 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准备牺牲一切——牺牲社会主义的利益、 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兹韦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 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想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广播，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也开始用汉语广 播。这两个电台对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手“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 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时几乎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他“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
（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官的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 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安全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６月１７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因事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 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并筹划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６月２１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３日用对苏联外交官员“偷窃情报”提出反抗议的 方式予以答复。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联商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 大海。结果这艘船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贴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 船顺利出港，但是８月１２日，船长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坏了其他设备。在柯西金致电周恩来，警 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现有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８月１３日，“斯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照会宣称，“斯维尔斯 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定“驱逐”船长，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１９６６年９月，苏联的另一艘船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
　　照会声称，８月１５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
　　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常的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举行。８月１７日，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当时，红卫兵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８月１８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 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严重挑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庆祝会。中国对苏联的邀请不 屑一顾。在１１月３日至４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批评了“中共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和 政治上的堕落”；他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维护社会主义成果而进行顽强斗争”；他宣称，“毛泽东集团采取了阻挠协调所有社会主 义国家对越南进行援助的立场”。这时，中国的外交官离席而去。
　　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元帅谴责苏联领导人是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同一天，《人民日报》、《解 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叛徒”，并且声称，文化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对苏联及其追随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
（１９６８年８月）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夜间，苏联军队和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军队一起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其目的在于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 自由共产党人政权。８月２３日，周恩来把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入侵说成是“苏修叛徒、工贼集团对它的所谓盟国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并 且宣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苏修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苏 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声明强烈指责杜布切克的政权的“修正主义”和平没有能够组织武装反抗入侵。
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和林彪元帅的回击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６９年４月）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企图通过提出所谓“有限主权论”（即：当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时，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干预是正当的）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
　　勃列日涅夫在坚持说共产党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主权之后，继而指出：“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 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 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
　　虽然，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个苏联政府曾在中国唆使下，在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已经运用过的学说，但是这个学说现在受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这大 概是因为它可以用来为苏联干预中国辩护罢了。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评论了这个理论，并且预言苏联政府将会 被其人民所推翻。
　　林彪指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 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 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吓……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 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坚信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一小撮叛徒集团。”
　　林彪元帅在其报告的另一段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他使“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即：苏联——作者注）与社会主义国家（即：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作者注）相对立。他还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模式中存在着一种斗争，暗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林彪说：“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 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 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 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的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拈花一周微2011-07-04 05:09:42

拈花时评:
张海迪的微博重新开放评论了，大量网民、五毛火热微观辩论。 http://url.cn/3TXWC5
参与维权 [编辑] 税收、两田制 根据199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可减免税收，但临沂当地政府直到1996年，依然在向残疾人士征税，陈光诚与当地政府多 次交涉未果，遂于1996年寒假，到北京上访。此后临沂地方政府接到上级批示后，终于表态要停止向残疾人士征税。
拈花时评:
外地盲人在京免费乘坐地铁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第44条的规定，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2003年9月，陈光诚在北京乘坐地铁，检票员以其没有当地的盲人免费乘车证为由，要求其 购买车票。陈光诚而后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通过此案，终于使外地盲人也可免费乘坐地铁。
拈花时评:
2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杰安迪和他的一名同事驾车去采访陈光诚，他们还没有进入东师古村就被拦下。“几个便衣拦住我们的车不让我们进村。他 们用暴力打开我们的车门，抢走我们的手机、录像机、照相机以及我们的证件。最后扣下了我们的照相机储存卡还弄坏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网(2分钟前)
罗昌平:【红十字谎言】证据之六：未经中国红十字会授权，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字会，不能下发与“红十字”有关的活动文件。图示为商业系统红 十字会与天略集团合作时发布的红头文件，这仅是2007年的第三号红头文件。非法习惯了。@财经王晨 财经网(@财经网) 财经杂志(@财经杂志)
黄小磊:烟台大学女生在厕所被杀，因女孩父母是农村人，且不懂法，校方推卸责任，几乎封锁了全国的媒体。 该女生父母二人在学校下跪。求讨一个说法。 此消息现几乎只能在博客等非正规媒体上传播了，有心人请转发此微博，以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为女孩讨个说法… [原文地址：http://url.cn/4enm8c ]
拈花时评:
孟德斯鸠说：“如司法和立法、行政不分离，则无自由可言。”华盛顿任内曾就自己遇到的法律问题，请最高法院提供咨询意见。最高法院大法官回信说：“如果他 们经不起诱惑而对与法庭职务无关的国家大事发表意见，那是不适当的。”他们回绝了总统的请求。既使自己保持独立，也用行动维护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拈花时评:
吴祚来(@吴祚来)：今天下午新照片啊，生活在继续，朋友们多保重，正如温总理所讲的，中国会进入民主自由新时代，正如胡主席所言，你如果将百姓当亲人，百姓拿你当亲人，正如吴祚来所言，你如果拿百姓当敌人，百姓就全是敏感词。
拈花时评:
一个国家是由反对者和支持者共同组成的。好比一辆车，有油门，也有刹车。如果没有刹车只有油门，那么当你高速行驶时，就只有一个结果——车毁人亡。反对者 就是国家的刹车，它的反向制动有时会让你很不爽，但是一旦没有了它，也就没有了你。善待反对者，是为了保护你自己。有反对者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拈花时评:
@sai姐姐：四川地震，香港政府捐了一百个亿。立法会开会决定所捐款项不经手大陆红十学会，也不经四川省政府，而是责成香港政府组成专门工作组，直接监管。为此，大陸红十字大发雷庭，可香港立法会以大陸红十字不可信任为由不予理采。——我越来越喜欢香港了怎么办
拈花时评:
@人爱人 ：【县官眼里哪个部门最腐败】“信访局最腐败！”与一县官朋友闲聊，谈到腐败，他忿忿地说。问其缘由，他说：“你太孤陋寡闻了。现在实行的是一把手信访负 责制，有信访件批回来的，一把手就地免职。各地为了阻止信访件被批回来，都私下用钱找信访局销上访记录，销一条记录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
拈花时评:
【山西灵丘县强拆队及县政府制造强拆血案】两弟兄一家五六口被按住就打！最后一家4口人都受了重伤血流满面受伤严重，其中最小的一位年龄只有17岁。在半 个多小时的打斗中，没有一人到现场阻止，兄弟俩拨打110，可电话却打不通，忙着去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空无一人。http://url.cn /1c8yFB
拈花时评:
凤凰是个小鸟 民大学周孝正教授：我们宪法的选举法就是大规模侵犯人权——96万农民一个代表，24万城镇居民一个代表。农民在政治上就是四分之一个人！ 最低工资城镇居民4块一小时，农民1块一小时，经济上也是四分之一个人！政治歧视，经济盘剥！党和政府总说我们国家是最公平的！别吹了您！
拈花时评:
【麻省理工教授黄亚生(@黄亚生)：中国还是个贫穷经济】即使是“文革”期间，中国的GDP增长也是3%-4%，现在增长却只比“文革”时快50%，并不 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现在本应该达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东亚国家除了朝鲜和中国，都是1万到2万美元，我们现在却只有4000美元。（@凤凰网财 经）
拈花时评:
晚上11时许，在武汉排爆专家的支援下拆除此可疑爆炸物。据传越野车为车牌97999的保时捷，车主陈某是潜江一建筑老板。现场全部是警车、防暴队、救火车、救护车，随时待命。现场围观群众人数众多，封锁近几千米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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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时许，在武汉排爆专家的支援下拆除此可疑爆炸物。据传越野车为车牌97999的保时捷，车主陈某是潜江一建筑老板。现场全部是警车、防暴队、救火车、救护车，随时待命。现场围观群众人数众多，封锁近几千米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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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潜江新闻网》报导，七•一晚上7点许，潜江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市民陈某的报警电话，称其停放在城区东风路的越野车下被人放置了一可疑物品。 警察接报场，发现可疑物品为疑似爆炸物。事件惊动了潜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饶华军，当局马上将通往现场的三个路口封锁，并驱赶围观的民众。
拈花时评:
「灾难已经过了整整半年，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真正意义上的侵权赔偿，仍然体验覑无家可归的凄凉和心灵家园迷失的酸楚。」王佳引用灾民给政府的交涉信说。
拈花时评:
上周六，当局并派出大批公安人员阻止灾民代表去找区领导，昨日灾民再次到区政府办事处要求约见领导，并以绝 食的方式等待，但从2日早晨等到深夜仍没有回音，灾民也拒绝离开。到十时许，警方采取行动，将数名灾名代表押上警车带走，其他绝食的灾民则被人员反锁在会 议室 内。
拈花时评:
她称，当局之前要求他们七月一日前签赔偿方案，该方案有关房屋赔偿的选择竟然是对原房屋装修后回迁或等附近一座楼三年后建好迁入。这两项他们都不能接受， 因为心理上已不可能再住在这伤心之地了。而当局有关现金赔偿的方案则为每平方米最多到五万元人民币，但现在同区的房价已高达八至十万元一平方米
拈花时评: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导，王佳小姐是静安大火一百五十六户受灾户其中之一，她的母亲和嫂子在大火中罹难，一千八百多方呎的家园被毁，其中包括爷爷王福厂（民国时期印坛名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遗留下的大量字画及清代的红木家具。
拈花时评:
去年的上海大火导致了58人死亡，而相关的善后工作上海当局至今没有完成，有超过六十户拒绝接受当局拟定的赔偿协议。而静安区政府则从上周取消了和灾民代 表的定期会面。2日，近百名民灾民因不能和政府官员会面在政府办事处以绝食的方式抗议，上海出动警察将带头的数名灾民代表押上了警车带走。
拈花时评:
今年4月起，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民政局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核查低保人员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对于不符合低保条件的“骗保者”进行清理。发现一对低保户夫妻名下 拥有六处房产，404名低保户拥有二套房。评：请问资格审查是怎么做的？经办人必有利益。http://url.cn/0XR3l7
拈花时评:
我觉得陈光诚律师事件光指责张海迪是不公平的，没见那里还有一个邓朴方吗？他不也是残联主席或者前主席吗？为什么不指责他呢？他是邓小平的儿子啊，他说一 句顶张海迪说一万句。邓仆方先生，你是否有责任关注残疾人的遭遇？你自己也是残疾人啊，还是主席。请不要让我们认为一切官宦子弟都是丧尽良心的人
拈花时评: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中国是金融危机后货币投放增长最猛的国家。广义货币供应至今年5月已达76.34万亿元。扣除正常的存款准备金（按6%左右计）和 央行票据，额外还要冻结14万亿元左右。这14万亿元资金闲置，就是货币超发的具体表现。评：印钞票是最佳劫掠国民的方式。http://url.cn /0UZgwf
拈花时评:
针对规定中涉及的“办理一定额度的购物卡需要实名登记、银行转账”等规定，商家可谓见招拆招。针对规定中“不记名卡面值不超过1000元，记名卡不超过 5000元”的相关措施，商家以999元充值卡取代1000元面值预付卡，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逃避监管。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http://url.cn/0cnMLx
拈花时评:
acer815: 张铁 稳准狠！山西疫苗案扯上了卫生部的贪污，不查了；奶粉案扯到天文数字的赔偿，谁告关谁；大连石油污染案，中石油不赔，百姓告到哪，死到哪！“钱云会”案扯 上温洲贪污集团，谁不服往死里整！“中石化”，“钱明奇” ，不提了，销声匿迹；“郭美美”，未知所云？屠刀下－片和谐。
拈花时评:
王军？是王震的儿子王军吗？他是中信集团董事长啊，都退休了。最近两年在新疆大肆收购公司和产业，发得很。如果真是他，那卖兰宝基尼真不算什么。如此背 景，没人敢查的！那个王军可是正部级呀，他爹王震做过国家副主席的，看来是查不下去的了。都奔七的糟老头子了，一树梨花压海棠啊。
拈花时评:
长弓握: 中红博爱法人代表翁涛透露郭美美是王军的女朋友。王军，深圳福田人，持有深圳物华10%股份，深圳物华是中红博爱大股东，持70%股份。中红博爱另30% 股份由中国商业系统联合会实体公司王鼎公司持有。 商红会将红10的牌子卖了1500万给投资人合伙用慈善敛财，结果合伙人的二奶路过把商业红会给踩了
拈花时评:
四川茂县发生泥石流 已有8人失踪。7月3日凌晨零点10分左右，四川茂县南新镇棉簇村发生泥石流，沟内工业区一宿舍楼被困，截至目前已有27人获救，8人失踪。评：又是地质 灾害，大自然被破坏太厉害了，他在报复。可惜破坏自然的利益被少数人垄断，灾害却由大众承担。http://url.cn/0F2ol7
拈花时评:
2009年中国人均薪资收入占GDP比例由2008年的12%下降为8%，比非洲还低，卫冕世界最差，再创地球新低。
拈花时评:
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1：30人，印尼是 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
拈花时评:
如从纵向看，我国官民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 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说是1：28 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
拈花时评:
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 中国官方公布的其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1:28(一说1:15)，绝对创世界第一。
拈花时评:
03年开始，肯尼亚国家克服重重困难，实行了小学义务教育。这个义务教育非那个“义务教育”，是真正的全免费教育，学生完全不交书本费、学费和杂费等一切 学习费用。继肯尼亚之后，马拉维、莱索托、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也都实行了小学免费教育。 2/3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
拈花时评: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 ,撒哈拉的南非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中国为2.3%（成为世界上投入最少的国家？）。 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1%,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逐年减少。
拈花时评:
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 名； 但反观中国GDP世界排名：1978年第15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2007年第4名，2010年第2名。
拈花时评:
下次如果有狗官对你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还不能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教育。你应该直接朝他脸上吐吐沫，因为他在放屁。国家没钱是因为钱都被狗 官们都糟践了，公费洗桑拿叫小姐吃大餐变相出国旅游给金肥猪补贴有钱，到医疗教育就没钱了。因为没有一个狗官心里面有你们。
拈花时评: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 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 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拈花时评:
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 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
拈花时评: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
拈花时评:
韩寒：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构捐款么？我连搜都搜不到你，捐 毛啊。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践踏新闻自由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任何的成就。
拈花时评:
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
拈花时评:
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拈花时评:
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 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
拈花时评:
驻日本特约记者李殷伯报道，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消息，为让地震灾区经济尽快恢复，日本政府最近又想出了新办法。灾区的水产品成为了日本国际援助开发项目 （ODA）的援助物资。日本政府认为此举既帮助了发展中国家，又能促进本国地震灾区经济恢复，被称为“复兴外交”。
拈花时评:
你丫可能喝矿泉水，吃特供，你牛。可你丫横不能天天背着一个氧气筒吧？于是你还是要被污染伤害。污染绝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他意味着严重的伤害，对所有的 人。钟南山说你只要在广州居住两年肺就成了黑色，而广州并不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生活，GDP世界第一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拈花时评:
当你听到中国GDP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牛逼？但是背后的数字是每年七十万民众死于空气污染，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数据。你还觉得自己牛逼 吗？如果是，我觉得你傻逼。七十万绝对不只是抽象的数据，里面可能有你的父母、祖父母、儿子女儿，也许下一个就轮到你了，你还觉得自己牛逼？
拈花时评: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将近70万中国人死 亡，相当于每年美国怀俄明州的人口全部死光。与此同时，中国官员 承认，每年死于煤矿矿难的人有2000多人，而美国只有50多人。”
拈花时评:
也门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总统萨利赫辞职，并成立过渡统治委员会。 萨利赫的支持者也在首都萨那举行集会。 也门总统萨利赫目前身处沙特阿拉伯疗养，他在上个月一次行刺阴谋中受伤。 阿联酋提出了一项让萨利赫下台的计划，他正承受来自国际的压力。
拈花时评:
@超级低俗屠夫一世: 抗暴人人有责！ —————–转发[@公民救助2011: 久敬庄救济中心发生了动乱， 警号040141 为中心十几个警察围攻殴打一访民，一千多访民在集体抗暴， 110页不管， 警方督察也不管。 中纪委、国家信访局、人大，以在久敬庄办公为名骗来众多访民后关押在那里， 现在剩下一千多
拈花时评:
现在的中国已经够强大了吗？我认为足够了。中国已经足以抵御任何国外势力入侵，除此以外的任何强大对我们都毫无意义。资源应该用到民生上去，民富才能幸福。中国人活着目的不是为了有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是为了幸福地生活。
拈花时评:
很多媒体和官员一直在意淫中国GDP什么时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有意义吗？为了一个虚无的第一，环境不适宜居住，空气不适宜呼吸。平民没有钱治病，农 民孩子上不起学，还有超过至少一亿人活在温饱线下。这样的第一有个球用啊？外国人算是因为他们“享受”不到我们的真实生活，难道我们自己都不在意？
变态辣椒:@GODSON_里庶: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身有残疾的弱女子去拯救一个坚强的汉子，但我们可以要求一个“国家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去拯救一个被非法软禁的残疾人。…… 张海迪 以国家残联主席的身份直接去解救陈/光/诚一家，绝对没人敢阻拦。作为残联的主席，还有比解救残疾人更重要的事情么？没有。
拈花时评:
S大哥佬(黄建平)： ：【镇长：五天内摆平老百姓】海市闵行区吴泾镇失地农民持续在镇政府门前静坐请愿活动，得到临村马桥镇失地农民的声援。据当地村民表示，因新上任镇长扬言 “五天内摆平老百姓，否则立即辞职”，引发村民极大的愤慨，激发更多村民加入维权抗暴行列。
拈花时评:
忍者QS: 这都是被红十字会逼出来的。6月20日，华侨陈沙立在海南荣山村向五保户、残疾人、贫困大学生捐款，他直接把320万元现金面对面交给受捐者。记者问为什么不先把钱交给红十字会，他说这是应当地群众要求，希望能使过程透明。
拈花时评:
猫_非_猫: Z：一国产心脏支架，出厂3000元，医院卖2.7万；一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6000元，医院卖3.8万元；一片出厂价为30元左右手术止血纱布到医院 卖300多元一片。在医院利益链条中，主管领导提成40%至50%，负责器械引进人员提成30%至40%，主治医师、护士长10%至20%，还有一部分成 为医院利润。。。。
拈花时评:
天涯泊舟: 【 牛逼的中红博爱】这个公司由两个美女打理，24岁的董事长，20岁的总经理，美女董事长大学刚毕业，美女总经理20就上了两个大学。 你想知道这个公司的注册资金从哪儿来的吗？这两个女人之间藏着哪个男人？
拈花时评:
一径溪声满: 【深思】不要提什么希望工程，不要什么慈善捐款，把给美国的钱，给日本的钱，给越南的钱，给非洲的钱，给北朝鲜的钱，给不挨边的匈牙利的钱.....留一 点点留一小点点，甚至可以留小点点里的一小点点——给这些孩子们行吗？他们比那些国家离我们更近，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孩子！
拈花时评:
发飙鍀蜗牛: 可怕的张海迪】张海迪微博关闭评论，因有人向她投诉山东临沂盲人律师被软禁的事情。曾经让人崇拜过的精神领袖人物——残联主席，只能说明她扮演高大形象，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弱者的漠视，可见其内心的冷漠！
拈花时评:
frank902jiang: 史恩华，52军195师少校营长，1939年9月与全营500多名官兵战死于湘北新墙河北岸比家山，无一人撤退或被俘。“日本兵叫人收尸，附近的村子去了 上千人，都想看一眼这些打了四天的中国兵。到了山上，大家全都跪在地下，满山遍野，碎尸横陈，没有一具可以完整收尸的，百姓们无不放声大哭。”
拈花时评: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讲述称，九三学社某省主委岳母家房子半夜被拆，主委去理论，镇长打110让警察抓人。该主委出示了政协委员证件，才没被抓。他称， “连死的心都有，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没地方说理去。”评：哈哈，好，活该。谁让你“同心同德来”着？http://url.cn/0p9JwH
拈花时评:
简方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称，对中国没有趁巴希尔来访之机逮捕他表示“失望”。这一发言被西方媒体上升到“联合国批评中国没抓国际通缉犯巴希尔”的高度。
拈花时评:
据《东方早报》报道 6月25日下午，23岁的富士康深圳观澜厂区工人陈龙在宿舍洗澡时猝死，家属怀疑是长期加班以致陈龙过劳死。陈家家属已向当地政府求助，劳动、社保等部门 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协调。评：富士通根本就是一家谋人寺啊。http://url.cn/2r2vrm
拈花时评:
昨日，北京三名高考文科状元选择放弃就读北京大学，将赴香港大学读书，每人均获每年16万元港币全额奖学金。其中一名状元梁倩表示，选择港大为体会与国内 不同的教育体制。评：北大堕落啦，被“资本家”赢了，会反思吗？连本地生都抛弃他们了。http://url.cn/2APevb
拈花时评:
在重庆读书的张某和武某，受朋友陈某邀请来广安玩耍，为了在网吧上网，张某冒用朋友身份证登记上网后被民警当场查获。近日，涉嫌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张某 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据悉，这种违法行为被处罚在广安市内尚属首例。评：傻b警察被红歌唱成白痴了。http://url.cn/4MVEOR
拈花时评:
为确保明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国务院要求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同时，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 金。从明年起，按照土地出让收益的10%计提教育资金。评：动来动去还是动地方政府的奶酪，这种命令是牙疼咒，屁用不管http://url.cn /2w0XOM
拈花时评:
近日，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延河因受贿罪及贪污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陈延河当庭表示上诉。2005年11月至2008年1月间，陈延河索取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所送199.6万余元，并以虚报冒领手段侵吞济南市总工会公款68万余元。评：贪这么少？明明是清官嘛。http://url.cn /1JiBm8
拈花时评:
多家银行改换名目照收已免除服务费密码重置费等34项银行服务费昨起免除，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多家银行将密码重置费改称挂失费继续收费，部分银行新添收费 项目或提高原有项目收费。评：是官是商分不清，官有利时做官，商有利时做商。既是官妓，又是私娼。http://url.cn/2GW2am
拈花时评:
右边黃色泳衣为中红博爱法人温敏伊。关系：红十字—商业系统红十字—王鼎—中红博爱—中红博爱法人温敏伊。郭美美称红十商业总经理，红十会辟谣无红商会， 后承认有商红会再承认王鼎，可王鼎是红博会股东，美美又与红博法人亲近，业务与红博酷似。结论：这案子已破。（文：李承鹏(@李承鹏) 图：@SexFriend
拈花时评:
cdhua_999: 郭美美上时代周刊了。这是作为＂友好伙伴关系＂的老美给七一最大的礼物。看看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写的什么讽刺的话： “郭美美：我不是英雄，我是傻瓜！”这分明是让中国慈善业难堪嘛。再次建议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公安报案或到海淀区法院起诉时代违反新闻纪律。
拈花时评:
@迷恋姐是不对：【官员内部流行的执政新军规八条】1.事出了，忽略之；2. 事发了，隐瞒之；3.事难瞒，谎话之；4.事大了，糊弄之；5.事不息，封杀之；6.事难封，拖延之；7.事被闹，判刑之；8.事没完，新事马上替代之。 // 公安局局长往往都是充当黑社会打手，
拈花时评:
昨天香港二十万人上街庆祝七一
拈花时评:
“常德检察院抢了我们的物，汉寿县夺了我们的房，他们才是虎豹豺狼。” 常德市汉寿县罐头嘴镇司法所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说要到我们这里来自杀，是因为湖南省的梅克保副书记的家乡——张家汊村在我们这里，而且又是 选在7.1这个日子，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拈花时评:
7月1日，湖南常德市汉寿县酉港镇村民陈东鹏（同音），与他的兄弟姐妹六家共18口人，因抗议当地法院执法不公，侵占他们的房产，在常德检察院大门前集体 服农药自杀抗议。目前正在市医院抢救。记者打电话至常德市第一医院查询，急诊科的人告知，今天上午送来的急救病人，目前已经转到了肾病内科住院部治疗
拈花时评:
@mz李天天的围脖：我早都劝国宝赶快辞职，你们不听，如果我咬下你们身体的零部件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
拈花时评:
【希望工程不要脸】 —韩寒访谈。 问：有没有考虑过捐助一所希望小学？ 韩寒：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不应该由慈善机构或者个人出面，完全应该由政府彻底解决。每年的教育经费只占GDP的那么点比例，还好意思号召社会捐款，不要 脸。我希望永远不要再听到希望工程这四个字，这都应该是政府的基础工程。
|| 李仁敏(@xian163): 符合8千万禽兽的逻辑。
拈花时评:【段子】吴稼祥：一流氓横着走，路遇一美女，将起拖入路边草丛，摁倒在地，要行那事。美女大叫：“臭流氓，你干什么？”流氓嘿嘿笑着，“是你选 择了老子，我会珍惜你的选择，好好干。”美女，“不要脸，谁选择你啦！”流氓已经扯断美女裤带，恶狠狠地吼道：“不选择老子，肿么走到老子这条路上来 啦？”
@刘德军六世：麻木的人们，白虎头村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从来没有仁慈过，不要抱有幻想。在开工时间没到时，他们可以慢慢耗，用欺骗、恐吓想把人们从自己 的家里赶走。对没有官府后台的，他们不会多出一分钱。到了开工时间，他们不会怜悯任何哭泣乃至生命。拯救，请从不合作开始！
拈花时评:
@刘德军六世：面对一个报道——丈夫病了需要12万元治疗，妻子无奈服毒自杀，说没钱，就算所有亲戚朋友凑够12万，她也一辈子还不起。如果你不觉得义愤、羞愧，就不是人类，因为你缺乏人类应有的怜悯之心。而这样恶劣的环境，正是我们人类的懦弱和懒惰纵容而成的。
拈花时评:
郑渊洁(@郑渊洁)：本月11日，江西国家级贫困县鄱阳县财政局程副局长接到本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电话：我已逃到加拿大。这些年我贪污很多公款哈哈。 李股长涉案达9859万元，占全县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他猖獗到把贪钱过程一一写成文字留给组织。逃前还大肆向朋友借款，如向扬帆中学和饶州中学校长借款 三百万元
拈花时评:
@覃彪喜：前几天围观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和于建嵘(@于建嵘) 的微博论战，没想到昨天《环球时报》就刊登了一篇社评：《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按照小学语文老师教的方法，我归纳了一下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应该警告、制裁在微博上鼓吹仇官、仇警、仇富的名人。我就分成8条逐一批驳如下。
拈花时评:
李天天律师：总有人问我这三个月我没有更新博客到哪里去了，还好吧。我只好一一回答：被某党抓去受了三个月酷刑，还活着。有人问我恨警察吗？不恨，我更恨沉默的老百姓，是你们的沉默让社会墨墨黑的，如果你是警察可能比我碰到的警察更。。。。
拈花时评:
李天天律师：GB一个月里三次把我赶出上海，两次赶到新疆，一次赶到深圳。深圳清理高危人群，妹妹怕我住她家受牵连。我只好租房在深圳生活并按GB要求闭嘴三月才有希望让回上海。http://url.cn/2Cv2jD
拈花时评:
李天天律师：我是主动改行不做律师做妓女的，95%的律师让我看不起，95%的妓女都灵魂干净诚实信用。也是为表示对公检法人的高度鄙视，我决定做更干净 高尚的行业妓女。欢迎帮助我宣传新业务。国宝这条推文应该会让我发的，一个月里三次把我赶出上海，我总要工作吃饭。我床上状态如何大家去问国宝就知道了
拈花时评:
[mz李天天的围脖]2011年2月19号前在做律师，2011年2月20号到2011年5月24号在被kuxing。2011年5月24号以后决定改行做jinv。http://url.cn/2Cv2jD ！！！！！！！
拈花时评:
【关于“暂停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活动”声明 】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消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晚称，高度重视“郭美美事件”，在此对媒体公众的关注、监督和信任表示感谢，并就工作中的不足给公众带来的疑 虑和不安表歉意。现就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运作方式问题作如下声明http://url.cn/2imljy
拈花时评:
@超级低俗屠夫一世：我们村那个浑身长满毒瘤，浑身长满G点的死老头今天90大寿，竟然叫了一帮精神病人整天唱哀乐，唱了快一年，整个村里正常的人都快被逼疯了，还养了一帮打手横行村里，鱼肉村民，就是这样的死老头还做着千秋大梦，我真服了你死老头。
拈花时评:
风平 昨晚相声演员王自健说起，这事儿最大隐患是，以后没人捐红十字了，红十会将下文从抽烟喝酒吃饭打车里硬扣慈善税，你不交也得交，没辙。因为要保证它的赢利。我们的央企是可以不赢利的，我们的红十会却要赢利。
拈花时评:
陕西电视台记者曝光中石油西安明德门加油站“短斤少两”，加油1升却只有690毫升，而其他三家加油站加油数量分别是1000毫升、970毫升和1010 毫升。从业者分析，“加油的系统是可以调的。但至于300毫升的‘惊人误差’，只能由质监局去调查了。”评：中石油快出来辟谣。 http://url.cn/09GMmR
拈花时评: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斥资4000万建18个乡镇图书馆，目前仅有5个馆对外开放，刚开放的图书馆刚开门就陷入藏书老化、不足等问题，接下来每座图书馆的图 书配置将花费至少300万元。群众质疑这个项目过度烧钱，成了政府投资的无底洞。评：一个区花4千万建图书馆？有人肥了http://url.cn /3nq8S1
拈花时评:
茅于轼对美国之音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有些话公开地讲出来，对政府有好处。他说，可惜政府的看法和他不一样。茅于轼说：“要有一个讲真话的社会，没什么好怕的。”
拈花时评:
茅于轼给他开门时说了一句“他们不愿让我去”，然后就被便衣叫到房间里谈话。谈话结束后，茅于轼走出来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的讨论去不了了。”警察提 供的解释是，“天气太热，茅先生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去了。” 茅于轼说，警方和他谈话时说，“希望稳定，不要这件事闹大。”
拈花时评:
佐罗来了：【噤声】茅于轼6月30日在电话中对美国之音说：“本来说好7点半来接我，可是提前半个小时派出所打电话要来见我，要我不要接受采访，说是要过 来和我当面谈。本来说来一个人，结果来了4个。” 美国之音记者张楠说，他到茅于轼家时，看到好几个警察站在门口。
拈花时评:
明日出：转：历史上的今天：2008年7月1日，杨佳上海杀警。致6死4伤。评：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拈花时评:
6月30日，湖南原湘潭市副市长朱少中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朱少中被判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据调查，朱少中在职期间受贿 200余万元，并擅自批示为一个项目减免报建费871.3279万元。评：天天抓，天天判，就是不见少了，这算不算饭桶无能？。 http://url.cn/31R6bJ
拈花时评:
6月30日晚8点，陕西渭南市食品安全办决定成立调查组查封雨润问题肉，责令雨润集团渭南生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停产整改，召回问题肉品。此前有媒体报道雨 润集团渭南生秦公司一批问题猪肉被查扣后仍流入市场。评：又一个双汇，中国有良心的官员和商人都死绝了。http://url.cn/3lsn7j
拈花时评:
商务部曾公开表示将进一步降低奢侈品关税，而财政部的官员称没有调整的计划。财政部官方网站刊文称奢侈品进口消费税不但不能取消，还应加强。值得注意的 是，商务部在不久前曾经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与财政部意见相左的文章。评：到了现在还想减奢侈品税？商务部真够白痴的。http://url.cn /2oYWMV
拈花时评:
个税全国算减少了1600亿，我操心的是：他们会在哪个地方把这些“损失”找补回来。
拈花时评: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修改后的个税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经过调整，纳税人数由约 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个税纳税人数减少7成。个人所得税收入全年减收1600亿左右。 http://url.cn/3zhuXe
拈花时评:
张铁 《新快报》:全国医疗费6600亿，政府只负担其中17％。欧洲政府负担80~90％美国46％。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缅甸全民免费医疗。中国列倒数第四。 连这可怜的17％中，80%为850万特权阶层服务。200万各级干部请长期病假，40万长期占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500多亿。
拈花时评:
杨澜和青基会是合谋共同体，杨澜诈捐门事件出来后，他们仅是发声明，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账目让公众检查，让第三方独立调查。
拈花时评:
北风告诉记者说：从邮件发过来得IP来看分别是广东的中山，湖南长沙，上海。 杨澜和有关的人达不到目的，第一我不会恐惧，第二我会把威胁恐吓的事发布出来。我毫无疑问地觉得有人和我追踪的事情有相关联系，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幕很深很黑，有人恐惧害怕曝光。
拈花时评:
惊爆！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大陆资深媒体人北风在微博追踪希望工程与杨澜20万捐款的真伪去向。6月25日下午收到三封威胁恐吓邮 件，邮件威胁恐吓内容包括：威胁他和家人身安全，列举他个人信息资料，他一系列出入境记录，他的银行卡详细资料。
拈花时评:
用一亿人民币作为廉政保证金，声明竞选郑州市市长后，这个生活优裕的亿万富翁迅速成为“逃亡者”。从生活优裕的亿万富翁，到东躲西藏、手机不敢开、身份证 不敢用的“逃亡者”，只用一周，曹天就完成了这种身份转换。这种转换难以言说——官方对他的“调查”并未公开。http://url.cn/0WagJq
拈花时评:
中国最大海上油气田发生漏油事故.近日，中海油渤海湾一油田发生漏油事故。中海油目前无人回应漏油规模及影响等情况。该油田是国内建成的最大海上油气田。 媒体称，国家海洋局环境保护司将于7月初举行媒体会，发布事故调查结果。http://url.cn/0Ko3pz
拈花时评:
【段子】吴稼祥：一流氓横着走，路遇一美女，将起拖入路边草丛，摁倒在地，要行那事。美女大叫：“臭流氓，你干什么？”流氓嘿嘿笑着，“是你选择了老子， 我会珍惜你的选择，好好干。”美女，“不要脸，谁选择你啦！”流氓已经扯断美女裤带，恶狠狠地吼道：“不选择老子，肿么走到老子这条路上来啦？”
拈花时评:
明日出：转：仵德厚，血战台儿庄战役敢死队队长，国民政府曾授予他“甲种一等嘉禾奖章”、“华胄荣誉勋章”和“宝鼎二等勋章”。1949年仵师长被俘，由 于他不低头、不认罪、不怕死，换来10年的牢狱之灾，17年监外工作生涯。经历了士兵、军官、将军、囚犯、工人几种身份的转变。2007年97岁老人走了
拈花时评:
闻媚而动 北京一镇政府雇群众演员扮保安参与征地
拈花时评:
原来是这样保八：郎咸平经典数据】经济学中有一个指标叫分配率，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国民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看看09年 此项数据：欧美55%，日本53%，韩国44%，阿根廷33%，泰国28%，伊朗25%，非洲大约20%。那中国呢？和非洲差不多吧？你太天真了，中国人 只有区区8%，远低
拈花时评:
广州市书记张广宁日前就加强和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表示，要停止管、控、压、罚等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解决社 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部分地方社会管理服务在观念、方式和手段上仍存在薄弱环节。评：几句淡话能解决什么问题？http://url.cn /3xqjqY
拈花时评:
红十字基金会被指借公益之名搞房地产开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因其“曜阳国际老年公寓”项目备受争议，作为一个公益项目，其设施的豪华程度和环境的幽雅程度 远非普通养老机构能比。而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正是该基金会的理事长。评：郭会长应该还是蛮发财的。http://url.cn/28iZY5
拈花时评:
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 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拈花时评: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拈花时评:
@聚啸纵横捭阖之间：中国台湾的学者龙应台曾以大雨来区分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了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相关城市或许也该参考这样一则标准.
拈花时评:
@21世纪经济报道：【韩寒博文：没希望工程】中国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拥有舆论消灭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在2002年，《南方 周末》揭露希望工程挪用亿元善款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作者方进玉遭处理，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于无声处听惊雷:【经济犯罪】“从独裁统治下过来的人都知道‘经济犯罪’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从来没有被监禁过，但是被莫须有的罪名栽赃陷害的恐惧却始终伴 随着我。我被审问的次数太多了，从非法交易到卖淫，什么诬陷都有，只是从来都不提文学方面的事。”——赫塔‧穆勒（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主）
拈花时评:
晴朗苍穹 【微博搞笑】：王八到乌龟家去拜访，见乌龟孤身一人在家。王八问：你儿孙满堂却怎么就你一人呢？乌龟满脸泪痕道：龟儿子都当领导去了，龟孙子都到国外去了！
拈花时评:
网帖曝湖南娄底一信用联社理事长18天用48万元烟酒费，当事人回应称，48万烟酒费是合法开支。调查组称，费用是整个信用联社的正常开支，并非李谟放个 人开支。据悉，爆料人为该信用社主任，他表示因不愿看到储户及广大职工利益受损而选择网上举报。评：早知道是这结果。http://url.cn /2TCC4W
拈花时评:
08年获救后，成都医院，病房爆满，我住操场的帐篷。5月17日深夜，来了一群人，在对面几个空帐篷里，大声喧哗，旁若无人。我被吵醒。那些人把行军床的 被子故意弄乱，挨个坐上面，手指做出“V”字，拍照留念，有人说：”赶快发博客，就说我们到了一线灾区，在最艰苦的地方宿营。“他们打着红十字的旗号。
拈花时评:
专制是把人民分成两拨，让他们互相争斗，统治者得利；民主是把政客分成两拨，让他们互相争斗，人民得利。——金拂晓：《美利坚合众国成功的秘密》
拈花时评:
陕西澄城县商务局查处一批含有三腺的雨润问题猪肉。在处理过程中，猪肉所在的生秦公司致电渭南市商务局一领导，几小时后，这批猪肉在没有任何扣留的情况下 被放行。这批猪肉流向澄城和山西部分市县。商务局表示不清楚问题肉的处理结果。评：我们正在向牟利型政府转型。http://url.cn/3Ygx5L
拈花时评: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法律规定，工薪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9月1日起施行。 评：这样的征税方法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国外都是除去家庭个人开支以后征，为什么中国做不到？而我们的税务成本反而更高？http://url.cn /1AHjuQ
拈花时评:
笑话幽默： 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头驴子穿过部队营房。两名士兵想跟小家伙开个玩笑：“小孩，你把你哥哥牵得这么紧干什么？”　　 “这样，他就不会去参军了。”小家伙眼睛也不眨地回答道。
拈花时评:
昨日，中国红十字会针对审计报告披露的几大问题做出了书面回应。红十字会表示，披露的问题均属操作层面，违反了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程序，但绝不存在任何贪 污腐败和违法犯罪问题，并且整改结果也已经得到审计署认可。评：非常可笑，你指望他自检检查出问题？http://url.cn/3A39eA
拈花时评:
英国《金融家》杂志今天发布“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美国银行第二次夺得冠军，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六。工商银行去年净利润325亿美元，成为全球赢利 最多的银行，建设银行净利润264亿美元排名第二。10年，工商银行以245亿美元净利登上全球银行业获利榜首。评：到底是抢钱的，厉害。 http://url.cn/38g6fw
拈花时评:
青海红十字会副会长尼玛在接受调查期间死亡：媒体称她此前疑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青海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拒绝透露尼玛的死因是否与玉树地震捐款有 关。评：尼玛同志你去了，让同志们都送了一口气呀。放心走吧，我们会好好对待你的家人的。http://url.cn/4HDEBV
拈花时评:
郭美美“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头衔，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据报道，警方已对郭美美事件正式立案，郭美美应警方要求返京接受调查。网传其被刑拘消息失 实，目前此案属治安案件调查范畴。评：她的事情不是警察能查清楚的，必须纪委和检查院。难道想丢卒保车？http://url.cn/2MLsUn
赵世龙:长沙人沈荩，买通政大臣之子弄到《中俄密约》草稿，发表在天津《新闻报》。慈禧大怒，令杖毙。杖至血肉迸裂，骨已成粉，以为人死弃庭下。不意此君 醒来，呼速绞我……沈死后迫于各国指责，废凌迟、枭首、戮尸酷刑。颁施《结社集会律》和中国首部新闻法《大清报律》。铁骨新闻前辈可谓死得其所！
拈花时评:简方达：家族成立家庭党支部，七旬老妪任党支书。湖北宜昌“王秀英家庭党支部”16日挂牌成立，这是该市首个“家庭党支部”，77岁的王秀英老人任党支部书记，女儿李忠奉任组织委员，侄儿李尚军任宣传委员。拈评：我也想学这个，那我就能当书记了！
拈花时评:网友对中华骨髓库收费事宜提出质疑，称接受志愿者免费捐赠骨髓的中华骨髓库对患者收取5万元。中华骨髓库回应称患者从检索查询到移植相关服务都 是免费的，并没有5万元的收费。代收费2万元，主要是用于支付捐献者的相关费用。评：红会的机构说话有人信吗？http://url.cn/1Pf2vd
茄子漫画:广西是“文革”重灾区。1968年七八月间，在南宁市，群众组织“联指”与广西军区联手镇压另一派组织“四·二二”，据不完全统计，当场打死 1470人，后来又打死俘虏2324人，共有33条街（巷）变成废墟。在宾阳县，各公社成批杀人，在11天内打死3681人（176户全家灭绝）。
布拉格:【无题】因种族灭绝罪受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红地毯欢迎！http://url.cn/2ehhPh
林泽钧:《经济学人》：小心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延续。招商银行的高级研究员葛兆强5月份发出警告，中国经济由于长期依赖高水平 的投资已经变得严重混乱。他说现在有一个过去三十年不可预见的一个经济拐点的风险，经济拐点可能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着严重影响 http://url.cn/23HpBG
拈花时评:
周鼎鼎：【红会尼玛死了】青海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尼玛，疑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期间，突然死亡。青海民政厅副厅长孙林已被正式任命为新任青 海红会常务副会长。东方早报联系青海红会工作人员证实，新会长任命已下达”。但他拒绝透露尼玛死因是否与玉树地震捐款有关http://url.cn /2vs8N4
拈花时评:
晴朗苍穹 ：人民大学教授X’HAN说：我注意访民多年，我实在帮不了，只想劝访民一句：你们擦干眼泪，收拾行李回家，不要再告了。你们忍不下这口气，就皈依一种宗 教，然后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去宽恕给你制造不幸的人。这条做不到，你们就干脆复仇，这种血亲复仇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是允许的，是有一定正义性
杨金柱:@王良其律师 ：本人根据多年的执业经验，北海4律师集体沦陷，表面看是当地公检法在违法滥用权力，但铁幕后肯定有一强势领导在发号施令！该领导往往要么是书记，要么是 政法委书记，要么是纪委书记……在此情况下，律师顾问团与北海公检法谈法律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拈花时评:
网友发帖曝湖南娄底娄星区农村信用社理事长李谟放18天消耗48万元烟酒费，并附上发票、财务档案等图片。帖子发表后，娄底市副市长批示要求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娄底办事处组织调查小组介入调查。评：假如没有网友揭露，此事必然过关，官府早已习以为常。http://url.cn/2LS0Sf
拈花时评:
据商务部网站信息，日前全国猪肉批发价已经逼近每公斤25元，比去年同期大涨68%，猪肉涨价或因去年猪肉低价及养殖成本上涨。据媒体报道，猪肉价格大涨 引发新一轮“抢猪潮”，大量猪源紧缺的外省猪商争相跑到吉林、山东、湖北等生猪产区抢收生猪。http://url.cn/3hWroI
拈花时评:
广西北海警方21日通报称，杨、杨忠汉、罗、梁等四名律师被采取强制措施。29日，再度传出消息称，四名律师中，杨在新律师已经被批捕，另外三位律师被取 保候审而释放。评：看过一项统计数据说有近四分之一刑事律师进了监狱，律师的权益都没保障，大家呢？http://url.cn/3YhtQj
拈花时评:
网友对中华骨髓库收费事宜提出质疑，称接受志愿者免费捐赠骨髓的中华骨髓库对患者收取5万元。中华骨髓库回应称患者从检索查询到移植相关服务都是免费的， 并没有5万元的收费。代收费2万元，主要是用于支付捐献者的相关费用。评：红会的机构说话有人信吗？http://url.cn/1Pf2vd
拈花时评:
河南农民时建锋被控偷逃过路费被判处无期。河南高院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检方撤诉，发回补充侦查。至今此案补充审查已达5个月，公安机关涉超期羁押，检方公 安未正面回应。时家代理律师称曾要求会见当事人，但被拒绝。评：超期羁押，律师居然见不到人，法律就是玩具。http://url.cn/2Vc2Wz
拈花时评:
太保山人:5月2日，在辽宁盘锦发生了一起暴力强拆事件：拆迁人员踹门进房被店主持刀捅成重伤。伤人者杨东明已被刑事拘留，可能面临故意伤害的指控。如果 说房产是个人的合法财产，当遭受非法侵害时，应该有权选择正当防卫？侵害来自于政府支持下的开发商，保卫合法财产就成了非法？政府侵害反而合法？
拈花时评:
广西北海四律师妨害作证案发生后，原想，广西律师这次定会力挽狂澜，顺利“救出”四位律师于囹圄之中，但我等太过乐观，北海公安一直限制律师会见，当地律 师根本无能为力，万不得已，全国各路人马齐上阵，重新在全国律师界招兵买马，周日，各路律师纷至沓来进军北海。http://url.cn/4Z9UhZ
拈花时评:
微革命： 【《建党伟业》北美上映首周疯狂席卷6万多美元~】北美29家院线上映，以单馆2271美元的成绩豪取65866美元；目前烂番茄新鲜度 20％，critic 评分4.1（满分10分），audience 评分2.1（满分5分），imdb用户评分1.9（满分10分）。。。
拈花时评:
赵世龙：AB团，以肃反名自屠十万红军，红20军从此在军史上消失（富田事变）。这是怎样的空前壮举？主持人是李德胜。以肃反名义杀人，葬送了洪湖赤卫 队、3万红军杀剩3千，洪湖水为之赤红，主事者名夏曦。鄂豫皖肃反三月，专杀中高级军官，团以上十之六七2500人被杀，专办者张国焘。都是些神马事嘛？
拈花时评:
玉树地震周年已过，重建仍然步履维艰。我记得当时捐款数额算到当地每个人头上能分几十万的，有钱还不好办？钱呢？
拈花时评:
传动微博: 某报记者在中国某山区采访时拍摄的一张照片—-记者对孩子的母亲说：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孩子的母亲说“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
拈花时评:
师旭平: 地球上还有其他执政党劳师动众大张旗鼓庆周年吗？美民主党或共和党？日民主党或自民党？英工党或保守党？德基民盟或社民党？法人民运动联盟？国统一俄罗斯 党？都不会。国民党、民进党也不会。在媒体、公众、在野党监督下，谁也不会拆自己的台。唯东北近邻会像我们，是因为都不屑普世价值？
拈花时评:
我等于是变相提供了新闻素材，该去核实发布的仍然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司法机关。假如证明我造谣了，诽谤了，只要经过法庭公正审判，我非常乐意承担法律责任。假如是坐牢，我将坦然入狱。
拈花时评:
S大哥佬(黄建平)： 【红会私扣2.5亿日本赔偿金】http://url.cn/3Xo2Fo 这是我的朋友石玉09年的采访，国军上尉耿谆在对日作战被俘，他所在一千多人战俘劳工有四百多人被折磨而死。95年日本法院判耿谆等败诉，耿谆反对判决拒 绝5亿日元慰问金。但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了，并扣下2.5亿日元作为费用。
拈花时评:
有人问我：你发的每条微博都经过核实确认吗？我说请问跑新闻核实确认的职责是谁的？谁有相关的人力财力线索？难道不是新闻媒体吗？为什么那么多新闻得不到 报导？为什么他们的新闻没人相信，微博倒成了大家了解真相的地方？该反思的难道是微博？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是微博打倒的吗？
拈花时评:
中国红十字会28日下午召开记者通气会，回应近来受到各界关注的“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伟称，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未设 “商业总经理”职位。评：他们居然觉得还有人相信他们，这心理素质实在是太了不起了。http://url.cn/2FuKai
拈花时评:
全国人大二次审议个税草案，草案维持3000元免征额不变。草案中的第一级超额累进税率由5％降到3％。与原草案相比，新方案最多减税30元。人大法律委 副主任称修改将加大对工薪所得纳税人中70%较低收入人群的减税力度，使其税负降低。评：哇30元啊，好多啊，我等跪拜称谢。http://url.cn /46c7te

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2）2011-07-03 11:47:29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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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１９６２年底以前，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 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 攻击苏联领导人。
　　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１９６１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在论战的初期阶段，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中国人否定了赫鲁晓夫下述“天真的幻想”的观点：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可能的。
　　一些西方政治家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否定阶级斗争，而且包括“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
　　（２）关于支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争论。苏联共产党强调，核战争将证明对有关各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是同等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３）在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中，考虑到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苏联表现得比中国较为谨慎。例如：１９５８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临 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立即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直到１９６０年才给予了承认，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法国关系的复杂化。
　　（４）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坚持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此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理论 的一个实例就是１９４５年斯大林曾经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６日强调，不为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对帝 国主义的高压行动”，构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宗派主义形式”。谴责那种“输出革命”和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那些内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的观点。８月３０日， 北京《人民日报》在答复中声称：
　　“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看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阶级观点。”
　　（５）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共产主义政党有可能通过非暴力革命的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持怀疑的态度。
　　（６）苏联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例如，在与印度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７）中国人不支持苏联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苏联的资料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国成为了同样的个人崇拜的中心。
　　（８）中国人谴责苏联共产党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例如：１９５６年苏联共产党事先不与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商量而谴责斯大林；提出战 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理论。苏联共产党则指责中国人用“分裂主义”活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来进行报复。
　　（９）苏联共产党坚持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工业化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理论，并把中国人的人民公社运动（见上述）看作 是一种“超越一定历史阶段”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家认为，农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基础”。
　　（１０）苏联新闻界日益强调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一主张。
　　论战的开始（１９６０年４月～６月）
　　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杂志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６日在第一篇位置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该文章强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的观 点。它在承认和平共处原则和坚持共产党人必须尽力避免一场大论战的同时，坚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它否定关于核战争将毁灭文明 的观点，并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着自己真正美好的未来”。这 篇文章还区分了由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只会促进革命的发展。这些文章在引用列宁所支持的关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提倡应当“坚定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苏联发言人立即对这一挑战作出了答复。奥托·库西宁（苏共主席团成员）在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区里”存在 着“一种分裂”，但是，“在与和平的强硬敌人并存的地方，出现了思想清醒的政治家，他们认为，以新的大规模破坏手段进行的战争将是疯狂的。”他进而批评了 那些固执己见地坚持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批评了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这种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
　　１９６０年，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４０周年之际，苏联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直接涉及论战的文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 病》这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６月１０日，索 韦特斯卡娅·罗西娅说：“目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 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６月２３日，《共产党人》杂志宣称： “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不 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派的。”
　　中国报刊依次有力地回击了这些批评。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５日，《红旗》杂志指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坚持认为“清醒的”和“理智的”帝国主义政治家 们，“使自己适应这种明确的方向”，而且，这组成了“形势中的一个新因素”。６月２５日《人民日报》断言说：“只要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美国继续统治和美帝 国主义继续存在，战争的威胁将不会消除，世界和平将无法得到保证”。《人民日报》还谴责“被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吓呆的”“修正主义者”，“夸大这种战争 的后果和不惜任何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布加勒斯特会议
（１９６０年６月）
　　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０年６月２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建议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分歧。
　　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但要求需要时间为会议作好准备。
　　６月７日苏联共产党建议，即将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可以为预备会议提供机会，中国人对此表示同意。
　　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除南斯拉夫外，来自欧亚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苏联 代表团由赫鲁晓夫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率领。６月２１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重申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观 点，并为他在当年５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在巴黎举行的流产的最高级会议上①的行为辩护。
　　(①指１９６０年５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的预备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声明，谴责美国ｕ—２型间谍飞机对苏联的挑衅，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发生 类似事件、遭到拒绝，于是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译者注)他说：“在现代条件下，当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的时候，必须这样来按排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互关 系：要排除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应该看到，在帝国主义各国，对和平共处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在巴黎同戴高乐总统和联合王国的麦克米伦首相谈话时，我觉得他们表现出对和平共处的必要性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甚至向我证明，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今后也需要遵循共处政策……
　　“我们不打算向挑战行为屈服和放弃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共处的政策，是巩固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消除‘冷战’的政策。……在 现时战争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这一论点，同和平共处政策具有直接的关系，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现在仍然有效，这些原理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将来也是我 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指路明灯。
　　但是，不应忘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关于对后面这个论点的发挥，赫鲁晓夫继续说到：“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强大的苏联正在日益壮大和巩固。
　　现在拥有十亿多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壮大和巩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为和平积极斗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已经提高了。……在这个问 题上现在不能机械地重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几十年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即肯定地说：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战 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历史中可能将会有这样的时期：到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保持着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也要查找书本中弗拉基米 尔·伊里奇·列宁所讲的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话，而简单地重复说，既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不能够不考虑……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的改 变，而重复伟大的列宁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说的话，……”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２日，彭真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赞同 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的同时，坚决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总会有侵略战争的危险”。他补充道，只有当“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及拉丁美洲国家联合 起来时才能阻止战争。他声称：“这就有必要同玩弄帝国主义游戏的铁托集团”搞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与此同时，秘密讨论在代表团之间开始进行。苏联代表团散发了一封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１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立场详细批评的信件。该信特别谴责中国人在承 认和平共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又改变了态度；谴责中国人把战争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以此引起一种绝望精神来“瓦解革命斗争”；信中还说，和 平共处并不包含放弃民族解放运动，这正如中国共产党所建议的，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把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看作是唯一的道路。在讨论（常常是激烈的） 过程中；据说，赫鲁晓夫曾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称他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指责中国在对待印度关系方面是“大 国沙文主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４日通过的公报重申了十二党对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的确认，其中包括有关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 能性的声明。公报还重申了十二党对和平宣言的赞同，并强调加强“世界上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团结的必要性”。公报还同意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在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３日至１６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批准苏联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谴责“教条主义和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 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０日的复信中，详细地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６月２１日的信，信中特别坚持认为中苏意见的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１９５６年的苏联 共产党代表大会。①当时，苏联党忽视了斯大林的“积极作用”，并且没有事先同其他兄弟党商量就提出了“和平过渡”的错误理论。
苏联撤消对中国的技术援助
（１９６０年７月～８月）
　　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下个月撤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与苏联政府的其他任何行动相比（可能除撕毁核 武器协定以外），这一单方面的决定激起了中国更大的不满，当中国正在遭受北京电台所描述的“在过去从未有过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水灾、台风、蝗 灾和其它病虫害）
　　的时候，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对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根据中国后来的声明，苏联撤走了１３９０名专家，取消了３４３个技术援助合同，终止了２５７个科技合作项目，结果，许多正在进行的工程不得不半途中止，一些正在试产的工厂和矿山无法按期投入生产。
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
　　１９６０年９月，２６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聚集莫斯科，为即将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准备了一个声明草案。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苏联代表团最 初同意了草案中的重大变动，但是，当赫鲁晓夫１０月１４日从纽约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回来以后，苏联代表团又收回了它原先所同意的草案。１１月５日，苏联共 产党对中国共产党９月１０日的信件予以答复，信中激烈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国际共产党会议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开幕，８１个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未被邀请。虽然这次会议是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会议的许多详细过程自那以后已被许多参加会议的党所公布的资料而告知天下。
　　１１月１４日，邓小平在会议上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他抗议苏联１１月５日的复信，并坚持认为这封信歪曲了中国的观点。他否认了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战争是 不可避免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期间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当他重申“只”支持地区性革命战争而反对反革命地区性战争时，指出，象１９５６年的 苏伊士战争就没有导致世界性战争。中国共产党希望世界和平，但这不可能建立在帝国主义政客们的良好愿望上，而且全面裁军的谈判也是不诚实和平人的。
　　他继续指出，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宣称，印度政府为了延 长其统治正在制造边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没有支持中国而是偏袒印度政府。在结束时，邓小平在谴责苏联共产党过高估计和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为 中国党的经济政策辩护之后，论述了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虽然苏联共产党是“领导党”，但是，不存在“高贵的”和“卑贱的”党，各个共产主 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因此，苏联共产党无权用其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来约束其他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坚决支持邓小平。他揭露，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人猛烈谴责中国共产党，他们采用了“无法忍受的压力”来迫使阿尔巴尼亚加入一个反对中国的集团。
　　会议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５日闭幕，１２月５日发表了会议结束时总结的２万字声明。虽然声明在措词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作了一些让步，但总的来说，它体现了苏联共产党的观点的胜利。其主要论点如下：
　　关于战争与和平。《声明》指出：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已经形成了能够粉碎它的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清醒地估计力量对比和现代战争的惨重后果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表示赞成和平共处政策。
　　……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不久的未来，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获得新的成就。
　　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业产品将占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以上。和平地区将更加扩大。……在这些条 件下，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调和。相反，它要求工人阶级、所有共产党为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加强斗 争。但是，各国之间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争执不应该用战争来解决……”关于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声明》指出：“共产党人从来就承认民族解放战争的进步的革命 的意义。”“殖民地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通过武装斗争或非战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同封建 主义的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够顺利地解决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工农联盟是争取和保卫民族独 立，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和保障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解放斗争的程度，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联盟的力量和巩固性。……在目前 的条件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帝国主义军团没有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现有着利害关系，因而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进步性。然而它是动摇不定的，除了具有进步性以外，它还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
　　“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就会为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和巩固民族独立问题寻求答案。不同的阶级和政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 这是各国人民自已内部的事情。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同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人民群众确信，消灭长期落后状态和改善他们 的生活条件的最后道路，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共产党的为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它们支持民族政府为巩固已经取 得的成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而采取的行动。同时，它们积极反对反民主、反人民的行动，反对统治集团危害民族独立的措施……”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 《声明》逐字逐句重审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一段论述。
　　关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声明》在谴责“个人崇拜”束傅创造性的思想和首创精神之后，重审了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正主义……仍然是主要危 险，”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者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这一公式。最后，《声明》称苏联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 先锋队”，并且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成是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苏联、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１９６１年）
　　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和中国都暂时抑制了公开争论，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所签订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详情未知）表明，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提供经济援助。但是，中苏在对待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上的鲜明态度，把他们观点上的分歧暴露无遗。
　　１９６１年２月３日公布了中阿两国扩大贸易和中国向阿尔巴尼亚贷款所签订的协定，公报强调了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苏联 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恶化了。同年５月，苏联撤走了８艘驻扎在阿尔巴尼亚海岸基地的苏联潜艇。同一时期，中国新闻界继续对“铁托集团”进行猛烈攻击。与之相 反，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则出现了稳步改善；同年３月，两国签订子５年贸易协定，南斯拉夫外长于１９６１年７月访问了莫斯科。
苏共二十二大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３１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加深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在会议上，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受到了赫鲁晓 夫和其他发言人的猛烈批评；代表大会并且决定将斯大林的尸体从列宁墓中移出。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的纲领，该纲领特别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 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将先于国家消灭。
　　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这些论述后来遭到了中国政治家们的强烈批评。
　　代表大会导致了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关系的公开破裂。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离开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 动关于当代一些最重要问题的共同的、一致同意的路线。……他们自己重复着我国在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方法”。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了 言，他说：“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把兄弟党，兄弟 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这一声明在第二天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欢迎，他们谴责了赫鲁晓夫的“反马克思主义谎言”。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周恩来没有等到代表大会结束就离开莫斯科回到了北京。
　　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７日的讲话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血腥暴行”，并宣称，“我国在个人迷信时期曾经有过的一切恶劣的东西，都以更坏 的形式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针对周恩来的讲话，他批评说：“我们对我们中国朋友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了。”
　　苏联于１２月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名义上保持中立的同时，实行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明显支持。例如；《人民日报》１１月高度赞扬了霍查的“正确领导”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妥协的斗争”。
提出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２年２月～４月）
　　１９６２年初，印度尼西亚、北越、英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２日给 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表示支持上述建议，并建议“放弃容易激化而不能消除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中国在答复中（４月７日）建议结束公开攻击，开始党与党之间双 边会谈和多边会谈；苏联应带头恢复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共产党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中国党建议把这些作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初步措施。当时虽然没有采取 进一步的措施，但是事实上，人们都注意到１９６２年整个春夏，中苏之间的公开攻击实际上暂停了。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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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
　　１９６２年秋的三件大事——苏联与南斯拉夫友好关系的重新建立、古巴危机和中印战争——导致了中苏双方论战的重新开始。在这次论战中，双方很快地抛弃了他们的攻击是针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伪装。
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
（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０月）
　　在访问保加利亚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５月１６日瓦尔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苏联必须全力以赴地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 强其社会主义地位。此后，反南斯拉夫的论战在苏联新闻界销声匿迹了。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国家元首职务）于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４日 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时，他指出，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建立在赫鲁晓夫瓦尔纳讲话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激起了反南斯拉夫宣传的加剧。９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激烈攻击“铁托集团”的声明。声明宣称：“铁托集团在背叛共产主义事业和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方面变得更加卑鄙”。
　　伴随着与苏联意识形态论战的加剧，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在中国暴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古巴危机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２日，肯尼迪总统声明，美国政府掌握着苏联设置在古巴的、能够把核导弹发射到美国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导弹基地的确凿证据， 在导弹基地由联合国监督之下撤离之前，“将对所有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设备的船只进行严格的检查”。当肯尼迪总统于１０月２７日保证美国将不会入侵古巴， 作为报答，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同意拆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时，古巴危机结束了。中国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反美示威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这种妥协。１０月 ２９日，由北京的示威者发给古巴政府的一份电报宣称：“６亿５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诚的战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与中印战争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月）
　　苏联向印度空军提供苏制米格式战斗机和特许在印度建立一座制造这种飞机的工厂的协定，于１９６２年夏签订。虽然，苏联的第一批战斗机直到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１日，中印战争结束后才抵达印度，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的紧张关系，该协定极大地触怒了中国。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印军队之间的战斗在印度的东北边界和拉达克地区爆发了。在东北边界地区，中国军队向南推进了１００多英里，威胁着阿萨姆平 原；但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没有越过声称为中国领土的边界线。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国人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撤回了军队。
　　苏联政府对这一事件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对任何一方都不表示明显的支持。１１月５日《真理报》呼吁中印之间“无条件”地停火和立即进行谈判。
１９６２年的共产党会议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２月）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举行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进展的情况，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加深。在 １１月５日至１４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托多尔·日夫科夫（党的第一书记）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谴责。在言词上也明显地有意指责中国人。
　　他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无所不为，他们捏造弥天大谎，并把它们散布于全世界。……他们宣布几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都因当代或现代修正主义 而陷于困境。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宗派活动和冒险行为以及虚伪的分裂活动保持沉默，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上述最后 一句话他故意引用了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和欧洲各党代表团之间的争论发生在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４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但是，亚诺什·卡达尔（党的第一书记）采取 了调和的态度，他向中国代表团呼吁考虑他们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正象他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匈牙利党将重视中国党的观点。然而，在１２月２日至８日举行的意 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当意大利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指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时，争论至少公开化了。
　　意大利党的总书记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强调指出，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捍卫了古巴的独立。他谴责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 的和荒唐的”；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蔑和攻击行径”和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国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 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
　　同样的问题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４日至８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地争论。中国代表团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
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讲话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
　　赫鲁晓夫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他在评论中印冲突以及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时，暗示道，阿尔巴尼亚对苏联的攻击是被中国唆使的。
　　他说：“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他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厉声音，纵然他们的行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 之处。我尤其指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实际上是重复西方那些最反动最好战的集团所说的话。为什么今天这些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来自阿尔巴尼亚 领导人之口呢？我很想从我的生涯中列举一件事来说明这一点……
　　“我记得在采矿居住区有着脏嘴巴的人，有时他们常常去找一个刚刚会说话而不理解话的意思的小孩，并且教他最下流的话。他们会告诉他：‘去到那所房子里向那些人说这些话’。有时他们甚至教他更难听的话。他们会说：‘去到你妈妈那里把这些话给她再说一遍。
　　现在给你三个戈比，说完之后给你五个’。于是，这小孩跑到那所房子里，或者跑到他母亲那里，把这些脏话重复了一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象那些不懂 事的小孩子。有人教他们脏话，于是他们就说这些脏话和用这些脏话反对苏联共产党。但是苏联共产党是他们的妈妈呀！说这些脏话他们得到了允诺的三个戈比，如 果他们使用更难听和更粗野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另外五个戈比……”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他说：“首先，出现了一种情况：
　　由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与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而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武装冲突……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是明智的：它声明单方面停火，并（从１２月１日起）开始撤回它的军队。我们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欢迎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
　　“有人可能会说：‘你们怎么竟说这是明智的步骤呢？因为这是在死了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血之后所采取的步骤啊。假使双方根本不采取军事行动，岂不更好吗？’是的，这样当然更好些。……但是，既然未能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那么，最好现在表现出勇气，停止冲突……
　　“但是，有一些人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决定却试图作出不同的解释。他们问道：‘这难道不是撤退吗？’他们还问道：‘这难道不是中国同志的一种让步吗？’当然，这些问题是那些爱吹毛求疵的人提出来的。”
　　当谈到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时，赫鲁晓夫说：
　　“有人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南斯拉夫早就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私人资本、私人企业或私人财产和私 人银行。……因此，……就不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正是从这点出发，并把南斯拉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它建立相互关系的……”赫鲁晓 夫谈到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并且指出：
　　“兄弟党的会议警告说，如果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一贯的斗争，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个别党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中的主要危险。从那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结论是多么地富有远见。
　　“有些人……只是片面强调修正主义的危险，只是断章取义地提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一个人必须对事物抱有具体的见解。在古巴危机中，当那些伪装成真正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挑衅活动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古巴危机尤其表明：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 们出现了主要危险。……”
中国对外国批评的回击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６３年１月）
　　《人民日报》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答复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并于１２月３１日回击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１２月２５日的《人民日报》在为毛泽 东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口号辩护时，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应当“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谴责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和“冒险主 义”时，《人民日报》指出：“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必然会犯冒险主义的 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 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
　　文章继续谴责了在中印战争问题上更同情“印度反动派”而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当谴责利涉用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攻击其他共产党的讲台时，文章指出，这种“恶劣的表现”起源于１９６１年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上①——
　　（①这里是指１９６１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这是文章中唯一直接涉及苏联的地方。最后，文章重复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另一篇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长篇文章中，重复了上述许多争论。这篇文章坚持认为，中国共 产党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就是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并且谴责了陶里亚蒂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关于古巴危机，文章指出：“我们从来不 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 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
　　”文章断言，“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显然是指赫鲁晓夫——
　　作者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来。”《人民日报》坚决主张，莫斯科声明中对南斯拉夫政策的谴责仍然对各个共产党具有约束力。
　　到１９６３年１月７日《真理报》所发表的一篇长达一万字的文章为止，苏联领导人最充分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态度。《真理报》以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 这样的语言，“只能在人民中间引起自满情绪和削弱他们的警惕性”为借口，为与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讲话相一致的苏联外交政策辩护，并再次谴 责了把帝国主义描述为“纸老虎”的观点。
　　当文章坚持认为苏联党仍然赞同莫斯科声明时评论到，“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时时诋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文 章继续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由于他们自己发动了“一场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无礼攻击”，从而背离了莫斯科声明的形式和精神，而苏 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恢复友好关系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团结。文章继续指出：“最近，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国内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消除了大量对建设南 斯拉夫社会主义所抱的错误和有破坏性的观点。那些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人……是故意地在撒谎。……苏联共产党公开声明，苏联共产党同南斯 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若干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毫无疑问与南斯拉夫这个正在建议社会主义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能够更快地有助于克服在若 干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的答复文章引用了赫鲁晓夫早些时候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并谴责说：“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 志在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
（１９６３年１～５月）
　　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５日至２１日举行的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为苏联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他呼吁“停止共产 党之间的攻击”，并以立即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将导致分裂的危险为借口而反对立即召开这一会议。中国代表伍修权欢迎停止互相攻击这个建议，但支持早日召开世 界共产党会议。
　　但伍修权的讲话被“呸”声所数次淹没，而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则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正在动摇兄弟党的团结的公开的持久的激烈争论”的关心，并建议召开一个两党代表会议，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作准备。在答复苏联的信件之前，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他的对手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①批评了苏联党第二十次（①原文误著为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译者注。）
　　代表大会，宣称它“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
　　文章认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１９５９年９月的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印度边界争执的声明，“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资 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责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责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的是第一次。”“某些同志”攻 击中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诬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一些同志”对中国 “施加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协定和合同”。
　　《人民日报》继续指出，苏联不顾中国和解的尝试，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并且干涉阿尔巴尼亚的内政。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在古巴问题上起了 作用，“一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党的攻击在东德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代 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这次代表大会造成了“严重的分裂的危险”。文章结束时说，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必要先决条件，应把停止对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 与把南斯拉夫人定罪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连在一起。
　　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８日至３月３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了一篇十万字的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的文章，文章嘲笑苏联领导人害怕在苏联报 刊上发表中国的文章和干扰北京的无线电广播。文章指责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指责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赞成 议会方法。
　　１９６３年３月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答复苏联党的信件时，重复了１９６２年４月７日信中提出的建议，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保留对公开攻击答复的权力时，将停止攻击。３月３０日，苏联党答复，建议会议可以在当年晚些时候在莫斯科召开。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语调上是调和的，它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但是指出，苏联党２月份就提出与他们开始讨论，而且现在仍然准 备这样做。关于南斯拉夫，信中声明，“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我们争取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是符合各兄弟党的联合世 界上一切反帝力量的路线的。我们还考虑到最近在南斯拉夫的经济上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定的良好趋向。与此同时，苏共也看到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 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并且认为必须把这一点直接了当地告诉南斯拉夫同志。”在呼吁停止攻击时，信中指出，“我们可以讲出不少东西，来保卫苏共 的列宁主义路线，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答复中国报刊最近所发表的文章中毫无根据的攻击。现在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叫共产主 义运动的敌人感到高兴……”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条建议
（１９６３年６月）
　　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３月３０日来信的６万字复信，复信于次日被送往莫斯科，并立即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出来。这封信提出了在莫斯科会谈中进行讨论的二十五条建议，它是已经发表的中国方面情况的最充分的声明，虽然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赫鲁晓 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而只是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有些人”，但是，它却包含了对１９５６年以来赫鲁晓夫的政策和理论的全面的控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信中陈述的二十五条建议，概述如下：
　　（１）“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２）“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可以总结如下：……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阶级的新世界……
　　（３）“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４）“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５）“……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１．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２．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３．认为……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４． 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 义各国之间的矛盾；（５）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 世界……
　　（６）“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和古巴，而不是南斯拉夫，“由十三个国家组成的一个社会主义阵 营”这种说法，最近才开始使用；１９６１年１２月《人民日报》提到“十二个兄弟党”，当时，古巴还没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注）
　　“如果有人……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 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段显然针对的是苏联，尤其针对的是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 助。——作者注）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７）“１９６０年声明指出：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
　　（８）“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９）“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 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必须……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和 革命人民需要学会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 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１０）“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它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 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１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走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 会’。事实上，岂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 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１２）“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现在自称为从列宁之后对革命路线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１３）“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 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 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怪论，正如 １９６０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说穿了，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 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１４）“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反对革命。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大战不可， 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 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
　　（１５）“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不过），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已经过时了……
　　（１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是包罗万 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 的反对者……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与压迫国家、被压迫阶 级与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 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 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１７）“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１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 题。……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１９）“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２０）“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是把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的‘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覆活动，又是什么呢？……
　　（２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 对别的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 表现……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这一段明显地涉及到在同年２月的经互会上所出现的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分歧。当时，罗马尼亚的代表反对苏联所提出的包含有打乱罗马尼亚工业发展方案的经济协作计划。——作者注）
　　（２２）“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身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允许把自己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虯E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的方式，公开指名道姓地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至同志采取‘分裂主义’。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分开暴露在别人面前？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所有这些问题，那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 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准则的严重事 件，……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２３）“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１９６０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独立 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 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 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当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２４）“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２５）“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论战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的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其，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
　　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我们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到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你们在３月３０日的来信的未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就是指的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是颠倒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说得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象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 章，统统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义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 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这封信最后指出“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 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莫斯科）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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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
中国使馆官员被苏联驱逐
（１９６３年６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８日开幕。当天，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由于中共中央的信件对苏联“毫无根据的攻击”，因此， “目前”在苏联将不予以发表，其他共产党要求：“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６月２１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公报驳回了中国共产党 对苏联共产党、对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对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７日，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复信的复制本的三名中国使馆官员。但这一要求被中国外交部说成是“毫无理由的和不 友好的。”苏联外交部７月１４日的声明说，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置苏联外交部的两次抗议于不顾，在莫斯科和苏联其它城市散发了大量用俄文印刷的中共中央６月 １４日的信件。中国于７月５日发表的一个照会对这一驱逐提出了抗议，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式机构及全体人员散发自己的政 府和党已经发表的文件是完全正常的。”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中苏两党的会谈于莫斯科在绝密的条件下开始举行，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代表中国共产党，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安德罗波 夫、鲍里斯·波诺马寥夫、列昂尼德·萨丘科夫、斯捷潘·契尔沃年科（苏联驻北京大使）代表苏联党。会谈于７月２０日结束，没有正式达成协议；次日发表的公 报说，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已经决定“双方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 定”。
苏共对“二十五条”的答复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７月１４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的信件和苏共中央一万八千字的复信。
　　苏共中央的复信采取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形式。这封信谴责了中国领导人正准备在核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生 命；谴责中国领导人拥护恢复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和在一些共产党内组织破坏活动；这封信暗示，中国领导人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激励，而不是被共产主义的原则 所激励。苏共中央的复信概述如下：
　　引言。“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 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读到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 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
　　“还有什么对苏联和苏共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信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 除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关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时， 信中回忆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１９８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向中国提供了１４００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 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正在对中国的８８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
　　关于论战的展开。信中说，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当绝大多数共产党拒绝了中共的观点时，中国代表团“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 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此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后来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 一系列呼吁没有得到北京的响应。
　　信中声称，中国领导人通过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把各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中。“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从１９６１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要求把苏联代表和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排除出亚非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苏共中央的信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
　　……第一，中国同志……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以及同他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他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
　　……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码？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的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 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象中国同志说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 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呢？它宣称这样一些论点：
　　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 呢？……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 争……”关于热核战争。“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 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但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这 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这句话指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作者注）“在中共中 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里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其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 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试问中国同志：
　　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用不着了……
　　“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非常清楚。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
　　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原子弹不会辩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
　　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关于古巴危机。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从保卫古巴革 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 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中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单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 胁。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形势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 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 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 勒比海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次，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的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它。但是也不能忘 记，我们还对古巴人民作出过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会要进一步援助古巴人民……
　　“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关于裁军问题。“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苏共中央的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千方百计地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起来……
　　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他们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关于和平共处。“中共中央在６月１４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劳动 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一种）……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当我们谈到和平共处原则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 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
　　关于个人迷信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 其他党”。信中接着引用了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在１９５６年完全赞同苏共二十大包括对‘个人迷信’的指责的决议所发表的那些声明，并且说“他们对我们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时，信中说：“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俱、怀疑和傍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失了……请问一问那些父母 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感到吃惊和荒诞。”信中继续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时，暗示苏联社会 的有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脱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 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分歧中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 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 真正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列宁是不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 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改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对国际革命运 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便利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 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他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解释，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 干的……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信中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 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 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 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宣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 点的其他目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责中国人“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时，信中说，在最近 三年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中国破坏协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信中继续说：“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见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信件中的第２２条——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 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策不能把它看成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信中还指责中国领导“策划和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这些反党集团有比利时、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意 大利，印度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信中说，“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党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领导人用许多种语言发表文章，辱骂性地攻 击苏联、法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并且“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信中否认了中国关于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引用了１９５５年《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 就”。苏共中央的信问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 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信中继续说：“在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象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 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条件下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这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开始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对苏联声明的评论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对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信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评论。他说，苏共中央信件的内容“是不符合事 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位发言人的声明，语调具有讽刺意味，声明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再一次发表其６月１４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的复 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件。他说：“我们广播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劝告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７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信件的全文，并附有一篇编者按，断言“这封信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方法”。《人民日报》指责苏共领导人“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苏共中央的信件指责中国领导人完全改变了原来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态度，为了答复这封信，《人民日报》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 大。《人民日报》继续指出：“对苏共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我们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 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为了答复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已经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断言，《人民日报》指出，１９６０年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科学研究工 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 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中国对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的谴责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３１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声明，谴责７月２５日苏联、美国在莫斯科草签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为“肮脏的骗局”。
　　声明说，这个条约“与爱好和平人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它没有阻止美国进行“核讹诈和核扩散”的政策，并且表明了一种美国、苏联和英国保留自己的“核垄 断”的企图。条约的范围不包括地下试验，这被看作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苏联政府被指责为“心甘情愿地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取军事优势，” “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中国声明宣称，世界人民需要真和平，而不“假”和平，条约映 出了“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丑恶面目”。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日，周恩来向各国元首发了一封信，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彻底、全面、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问题。
　　除阿尔巴尼亚外，接受这个建议的国家仅仅有：北朝鲜和北越（当时，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争论上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以及巴基斯坦。
　　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与中国保持亲密友好的政策。
　　刘少奇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８日讲话中，把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谈到“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新型武器”时，他断言，“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活着就是一切。活命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苏联政府为了答复中国政府７月３１日的声明。于１９６３年８月３日发表一个长篇声明。苏联政府把中国声明说成是“充满失望和悲观情绪”，它表达了自己 的诧异：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苏共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无耻的”断言起了强烈反应，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实际上等于对鼓吹世界热核战 争和反对解决国际圆桌会议争论的问题的那些人的纵容”。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与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态度，中国领导 人“把自己置于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公开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公开反对欧、亚、非、拉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活动之中。
　　苏联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１日的一个声明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个核禁试条约的真正动机，就是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得到他们自己的原子弹。９月１日，中国政府在答复中指责苏共把１９５７年有关核武器的秘密协定的细目传给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