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减少争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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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
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初，中苏论战仍在继续。同时，伴随着实现双方和好、或者至少是暂时中止意识形态方面敌对状态的尝试（这一尝试主要表现在苏联方面）。然而，这些行动收效甚微，到１９６４年中期，双方仍然象以前一样激烈地严厉批评对方。
中国对苏联共产党的驳斥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七篇答复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公开信的文章。
在回顾论战历史的介绍文章之后，紧接着的两篇文章分别为斯大林辩护并攻击南斯拉夫政权为“野蛮的法西斯专政”。第四篇文章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对亚非拉人民的斗争采取“消极、藐视和否定态度”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指责他们通过复活“黄祸论”来煽动种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指出：苏共领导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放
弃革命，必须放弃进行正义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战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屈服。……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
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也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社会主义
国家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不应当，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取得和保持核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
核战争，才有利于彻底禁止核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核武器，永远只是抵抗帝国主义核威胁的防御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应当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应当
玩弄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核赌博。文章的后一部分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中正是这样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和平共处的概念变为“阶级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为“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１９６３年夏秋，苏联报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总的来说，避免了中国攻击赫鲁晓夫所包含的那种个人辱骂。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６日，苏共中央
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声称支持它以前攻击过的和平共处政策，但它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国际“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文
章指出，“用世界战争的方法努力实现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条共产党人在原则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这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加速’革命的思想为基
础的。此外，这是一条用打核战争的方法而不顾世界战争的现实后果的道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共产党人》声称，中国宣传机构正在进行“神化毛泽东”和进行“一场自托洛茨基主义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运动”。
中国宣传机构正在鼓励和支持其他国家的“反党和宗派团体”，企图从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组成的）中拼凑一个国际集团。
苏联建议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建议结束论战（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１９６４年２月）
１９６３年秋天，苏联报刊发表了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倡议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声明。１０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呼吁结束公开论战，并建议
如果中苏两党之间还有分歧，那“就让时间来检验谁的观点更正确。”然而，１１月１５日，新华社声称，自这个呼吁以来，苏联报刊已经发表了８０多篇反华文
章，新华社并把这个呼吁说成是“只不过是掩盖苏联领导人疯狂的反华活动的一个花招。”１１月２９日，苏联党在致中国党的一封信中建议中止论战，准备国际会
议。
信中强调了公开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之后说：“除了那些有分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
要求“平心静气地，没有偏见地弄清目前的争论，摒弃一切非固有的东西”之后，建议谈判应该在两国贸易增加和苏联对中国工业技术援助增加的情况下开始。
信中建议，公开论战应该被通过彼此协商会谈和交换信件所代替，这会对国际共产党会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最后，信中说：“所有党的义务是，促使创造能使这种会议获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这一会议不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的真正团结和一致。”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件不屑一顾，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才予以答复。与此同时，中国党继续发表文章攻击苏联共产党，并要求在那些支持苏联的
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建立亲华政党。２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开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并坚持认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倾向
于一分为二。”
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１９６４年２月）
中共上述文章发表之后，苏联领导放弃了调和的态度。在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发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给了其他各国共产党，但没有发给中国共产党）
中，苏联领导说苏共中央将在其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中国党的活动，此后将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２
月１４日，米哈依尔·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篇关于论战的长篇报告，它包括了苏联当时对中国领导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
这篇报告应罗马尼亚党的请求，当时没有发表。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采取了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和小组的方针”。中国领导人“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袭领
地中一样发号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硬规定一些条件；他们可以按照这些条件随心所欲地把一些党和人民或者列入社会主义，或者‘革除’出社会主
义。”例如，他引证了中国领导对待南斯拉夫的态度。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对南斯拉夫给予了赞扬，而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遣责为“法西斯专
政。”
当谈到阿尔巴尼亚党时，苏斯洛夫评论道：“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是在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
果采取敌对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在中国一样，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卫个人迷信，是同他们多年来自己培植个人迷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活动中采取恶劣方法有
联系的。”
苏斯洛夫还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苏联所做的防止世界战争威胁的努力。例如，在１９６２年，他们利用古巴危机的有利条件，去扩大印度边界的冲突。他继
续指责道：“中共领导明显的冒险主义立场在它对核武器问题的态度上暴露出来。”中国领导人曾企图坚持要苏联给他们原子弹，而当苏联没有给他们原子武器的样
品时，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耻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是不适宜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就会进
行原子武装。它们作为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无疑能够比中国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更快地建立起核潜力。”
当《报告》转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时，苏斯洛夫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的学说。”强调
“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一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而毫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他们对革命的准备，不考虑国内外形势。”这种态度“拒绝细致的和耐心的群众工
作，对社会主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词藻所代替，或者更坏，被脱离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险行动所代替……。
”苏斯洛夫评论道：“如果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把一切希望都无例外地仅仅寄托在武装斗争上，毫不考虑人民群众是否总是愿意支持这种斗争，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惨痛的失败。”
《报告》在宣称“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之后，苏斯洛夫继续指出。“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时、巴西、
澳大利亚、锡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都建立了反党的分裂主义的叛徒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人数，有的地方是几个人，有的地方是几十人。……中共中央领
导正在把事态引到更远的地方——
它公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评凑一个有特殊纲领、有集团纪律、以北京为中心、由同他们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共
领导力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大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共的一个领导人，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样凌驾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
并且随心所欲地决定它们的政策中和活动中的一切问题……”《报告》在结束时指出：“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打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展开派别活
动。……我们党主张再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来讨论当代的根本问题，主张在这样的会议上最广泛地交换意见，以便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中共领导
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党集体来确定为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所必需的途经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苏中两党之间信件的交换
（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苏两党冗长的和语言刻薄的信件互换。中共中央在注明２月２０日的信中，指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采用“恶劣的两面派的做法，”而且还“摆出‘老子党’”的样子和策划“假团结，真分裂”。
苏联共产党（２月２２日）指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答复苏联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并且说，“既然你们顽固地不答复我们的多次信件和呼吁，甚
至把这些信件和呼吁说成是我们的软弱表现，那么２月１２日的信给你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益处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封信（２月２７日）命令式地重复要
求苏联共产党寄来２月１２日的信件。
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共中央终于答复了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表示愿意就边界问题达成谈判协议，但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经济援助的要求，并提出了关于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条件。（下边的小标题摘自原文）
关于经济援助问题。信中宣称：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
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还应当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贵得多。
“不只是中国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苏联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相应的援助。……到１９６２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价值２１亿新卢
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１４亿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或者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之
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它占去我们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数……”关于技术援助问题。信中继续指出：“在苏共领导片面决
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
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１３９０名苏联专家，撕毁了３４３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件，废除了２５７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
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止，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
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信中进而讽刺地说道：
“我们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关于中苏贸易问题。信中继续指出：“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你
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们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
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
“何况，你们从１９６０年起，……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
量地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我们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
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所造成的。……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
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他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你们欺负工业化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中国党的信件指责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攻击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公开论战。信件继续指出：“你们是
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
始变成了好事。”
信件坚持认为，苏联报刊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０月底就发表了近２００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来信以后，这些反华文章和材料也没有停止过。
信中继续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的公开信（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信件——作者注）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和多边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
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２５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作进一步的准备。”
１９６４年３月７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答复中共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７日和２９日的信件中，提出了１９６４年秋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反提案。苏共中央的信
件说“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的信件——作者注）正式答复，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
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
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苏联共产党的信件否定了中国指责苏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说：“我们不
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时，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
他也采取过类似的立场。……
现在，局势已经不是１９１９年那样了，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
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大家庭……”苏联共产党的信并没有企图答复中国党
２月２９日的信件中所包含的指责，而是集中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信件指出：“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
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这么久的动
机是什么。……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你们建议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
少推迟一年……”信中否定了中国党提出的召开１７个党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由曾经共同准备了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的２６个党（即：中国党
信中提出的１７党，再加上锡兰、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２６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１９６４年６、７月份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１９６４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最后，苏联党的信声称：“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罗马尼亚的调停尝试
（１９６４年２月～３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整个论战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独立的角色。１９６４年２月至３月，它试图充当双方的调解国。罗马尼亚人收到苏共中央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２日的信件后，要求苏联共产党不要发表苏斯洛夫的报告，要求中国党立即结束论战，并建议举行一次两党领导人会议。
苏联共产党同意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下推迟发表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同意暂时中止论战，并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北京。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日至１１日，由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和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在北京举行，但是，会谈收效甚微。因为中国领导坚持，只有在双边或者多边会谈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停止论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５日，在避免公开分裂的一次新的尝试中，罗马尼亚总统乔治乌·德治分别交给中国和苏联驻布加勒斯特的大使一个草案，呼吁各国共产党团
结起来，并建议由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各共产党官员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而不仅是某些政党组成的”国际会议作准备。
重新开始论战
（１９６４年３月～４月）
在中苏两党互通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６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
蒙巴（刚果前总理、１９６１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
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
“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
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承认，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苏联的草案
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
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
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
（１９６４年４月）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赫鲁晓夫在４月６日说：“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
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
的利益吗？
’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
……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
‘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
‘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定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
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
……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民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
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９日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讲话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
为“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
文主义泥潭中。”他还遣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霸权建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中国拒绝苏联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日的信件中否定了苏共中央３月７日的信件中所包括的一切建议，事实上这是提出无限期地延长举行已经建议的国际
会议。信中在拒绝苏联任何停止论战的建议时指出：“我们的报刊，对你们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２０００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信中指责苏联“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指责苏联“反对民族解
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信中质问：
“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你们怎么能够期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呢？”
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答复苏联共产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时指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５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１０月举
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５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
行。……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作好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更长一些时间……”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
重申自己建议只有１７个党参加的筹备会议时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的信中提到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巴西）里，共产党已经分裂为两个党，即：“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党和“修正主义”的党，而在印度，信中断言：“丹吉已经堕落成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至于邀请哪一个
党参加，中苏两党意见不一，但是，中国认为，“首先应当考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联共产党在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的复信中重复了它提出的尽早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共中央的信中在声称“压倒多数的兄弟党”支持召开这样
一次会议之后，坚持认为，中国之所以反对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信中指出，１９５７年莫斯科
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致决定，“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关于谁有资格参加会议问题，信中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
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斗争的……反党分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在答复中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和
印度各党领导人的攻击时，信中指出“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整个党及
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作出判断的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的信说：“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
召开由２６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１９６０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
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内就同兄弟党商定。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
谈……”中国共产党的复信（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８日）中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继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
人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迥旋余地。……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
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苏联提出举行筹备会议的建议再次又被中国共产党拒绝
（１９６４年７月～８月）
１９６４年７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破坏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当时，它邀请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组织筹备会议的其他２５个
党，于当年１２月１５日派代团到莫斯科开始为１９６５年的国际会议作准备。苏共中央信件中阐明：“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
产生的困难。它们主张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新的国际会议，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继续说：“兄弟党在１９５７年的
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下述决议：‘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到目前为止，必要的协商已经进行了，……所有共产党
的立场也都清楚了。……苏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认为已经到了开始筹备召开国际会议工作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
委员会。
“由于在事先交换意见过程中已经看出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问题会成为召开起草委员会的新的障碍，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出路是按照筹备１９６０年会议时的
成员来召集起草委员会，也即由下述２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组成（当时列举的２６个国家，包括苏联党自己——作者注）。苏共中央邀请上述兄弟党的代表在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前到达莫斯科……
“召开会议不是为了对谁遣责，把谁‘革除’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给谁戴污辱性的帽子，相互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认为，会议应该集中
自己的努力，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的途径。……在所有问题上可能不会一下子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
们深信，这也并不意味着使分裂‘肯定下来’，也不意味着为继续寻找走向团结的途径会制造出障碍……
“我们深信，只要起草委员会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６５年年中，而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参加过
１９６０年会议的所有８１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的理由……”１９６４年８月３０日，
中国共产党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拒绝了这一邀请，信件开头如下：
“你们在这次来信中蛮横地规定：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达成一致的协议，就召开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只
能是你们所指定的２６个党，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你们甚至等不及你们所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开始，就规定国际会议要在明年年中举行。”
中共中央的信继续指出：“你们的来信还悍然宣布，不管兄弟党参加不参加，你们指定的起草委员会都要如期开张，你们片面召开的国际会议都要如期举行。这样，你们在今年１２月召开起草委员会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
“你们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今天，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共同的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
狗。而你们却一心一意地勾结美帝国主义，寻找使你们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你们一再向美帝国主义表白，你们要从所有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
线上脱身出来。当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明确宣布支持越南反对美国侵犯，反而助纣为虐，积极支持美帝国
主义通过联合国干涉越南。在你们执行这种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同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采取什么共同行动呢？……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关于国际会议的筹备、召开、和参加成员等所有问题，必须由全世界所有的兄弟党、包括原有的、重建的和新成立的兄弟党，通过协商取
得一致的意见（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锡兰和印度等已经脱离了现存共产党的亲中国的政党。——作者注）。否则，不论你们召开什么样的起草委员会，
什么样的国际会议，统统都是非法的……”
论战的加剧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月）
１９６４年夏秋期间，双方的论战日益恶毒起来。７月１４日（苏共的公开信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第九篇答复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复信，文章包括了到此为止对“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最猛烈的抨击。
中国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中国的文章继续说：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避了道路。……赫鲁晓夫……
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中国的评论还作出了如下断定：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化的西方文化（在苏联）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各方都引证了美国１９６４年８月５日对北越海军基地的轰炸袭击。以此证实对方反对支持自卫的例证。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的信件遣责苏共支持美国在北越
的“侵略行动。”９月４日，赫鲁晓夫在布拉格说：“我们的对手正在利用中国政治上的异端分子的活动所制造的困难。”在后面，他引证了“美帝国主义者不断侵
略东南亚，武装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干预老挝的内政。”
从１９６３年夏起，双方都加强了自己的电台宣传。据１９６３年８月报道：“最近，在中国西北和阿尔巴尼亚建立的强大的发射机正在广播对苏联和东欧的宣传。一年以后，莫斯科电台以一周７０个小时用中文进行广播，北京电台也以一周６３小时用俄文广播。
第六章 后赫鲁晓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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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撤去党和政府的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阿列克谢·柯西金接
替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据西方记者报道，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把苏联与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变为他本人与毛泽东之间个人的长期不和，他还被指责为过
低估计中国科学发展的速度，使中国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苏关系的短暂改善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中关系暂时有所改善。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宣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
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３日，周恩来和中国其他六位主要的共产党人访问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
念日。访问期间，他们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被官方描述为“坦率的和同志般的”会谈。１１月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此同时，他指出，苏共将继续遵循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
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不过，他没有
提到赫鲁晓夫提出的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召开一个由２６个党组成的筹备会议的建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党
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
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
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几周内，中苏两党都互相避免直接攻击。然而，论战仍然以间接的形式继续着。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新闻界攻击他们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新闻界维护了过去曾被中国人攻击的政策。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强烈遣责赫鲁晓夫的文章，对他的主要指责概括如下：（１）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攻击斯大林。
（２）他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３）他削弱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并企图通过签订核禁试条约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４）他通过鼓吹和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阻挠革命运动。（５）他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６）他支持“叛徒铁托集团。”（７）他想方设法伤害和暗中破坏阿尔巴尼亚。（８）他
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
（９）他在“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发展。
（１０）他利用“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进行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分裂活动。
（１１）他以“老子党”自居，违背兄弟党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召开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法会议。（１２）他实行了一系列企图使苏联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政策。
《红旗》杂志上的文章还认为，赫鲁晓夫在与中国交往中，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制造了边境纠纷，在新疆进行了颠履活动，煽动
和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最后，文章说，任何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企图，都将是“行不通的”。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６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部分地答复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这篇社论断言，遣责个人迷信是“不能倒转的”。并维护在向共产主义
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全民国家”所代替这一理论。（１９６１年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所提出的这个理论，曾被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
“２５条”中的第１９条所驳斥——作者注）
对越南政策的争执
（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月）
在１９６５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大大加深了苏中之间的分歧。苏联再三作出努力使（越南问题）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则坚决反
对任何妥协的建议。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伦敦《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中国政府和党的一封信，信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秘密和平行动的详情。根据这个资料的
说法，１９６５年１月，美国政府曾表示希望苏联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说服北越政府停止支持和武装（南方的）越共，停止对南越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苏联政府
传达给了北越，中国的信件把这些要求说成是“十分荒谬的。”
１９６５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柯西金访问了河内。访问期间，美国于２月７日开始对北越进行有规律的空袭。２月１０日，他飞抵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
行了会见。自赫鲁晓夫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访问中国首都以来，这是毛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据中国的信件说，“柯西金同志强调需要帮助美国‘找到一条离开
越南的出路’。我们指出，既然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剧对越南的侵略，那么还有什么时间进行谈判。……
柯西金同志在同意我们的观点的同时，声明新的苏联领导‘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人讨价还价。’”２月１１日，柯西金离开北京，没有发表会谈公报。
返回苏联后，他在１９６５年２月２日的广播中说，会谈“帮助澄清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在那个月的早些时候，即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和北越建议举行一次关于印度支那的国际会议，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就于２月２３日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２月２５日，美国政府宣布，这“不是期望中的谈判。”
１９６５年４月３日，苏联建议举行苏联、中国和北越三国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议，坚持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统一行动这一事
实，……将对越南（北越）民主共和国形成重要的支持，并冷却美国军国主义的热情。”据后来《观察家》杂志发表的信件，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国政府认
为，因为“你们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我们诱入你们的圈套，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国际策略中代表越南和中国讲话，提高你们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交易的地
位。”
１９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１９６５年３月）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３日，《真理报》宣布，“在兄弟党进行协商的基础上，为了对起草委员会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作出更好的准备，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定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举行。”这一宣布是２６党会议被推迟的第一个集会形式。
除了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北朝鲜、北越、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各党以外，所有被邀的党都接受了邀请。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透露，它于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就接到了邀请，但没有予以答复。有几个党，主要是英国，古巴、意大利、波兰各党接受了邀请，它们有保留地给予了答复，结果，苏联共产党被
迫放弃了自己原先关于会议应当为国际会议准备一个草案纲领的意图，而且３月１日的会议也被官方说成只是一个“协商会议。”
据报道，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至５日于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一些代表团迫切要求通过一个确定的国际会议日期和指责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冲突的决议。意大
利和英国的代表反对这一要求，他们认为，这会扩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最后通过的声明建议召开一个由参加１９６０年会议的８１个党组成的预备协商会议，
来讨论新的国际会议问题，并呼吁停止“对兄弟党在名声上不好的和卑劣的公开攻击。”会议还通过了一项遣责美国对北越空袭的决议。
中国恢复论战
（１９６５年３月）
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莫斯科会议开幕的这一天，中国报刊上又一次开始了对苏联党的直接攻击。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对在莫斯科最近发表的由
鲍里斯·波诺罗寥夫编辑的、书名为《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提出了抗议，它说，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和恶毒的攻击”。中国报刊
评论道：“这本书竭力鼓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再次说明，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改换招牌，贩卖的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老货色。”
这本“反华新书，再一次暴露出那些满口说是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实际上……却是加强分裂；说的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做的是加紧反华宣
传……”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最近苏联报刊支持的“‘三和’‘两全’路线”等方面的摘录（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全民国
家和全民党。——作者注。）文章指出，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文章评论说：
“既然还是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呢？……”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至目前为止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最猛烈的攻
击，文章指责莫斯科会议是“非法的”和“分裂的”会议，并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抛弃自己的“错误。”文章说：“苏联新领导人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
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义。……（他们）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政策，”他们的政策可以被称作
“三假二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说，中国不打算接受这种“非法的和分裂的”莫斯科会议对中止论战的呼吁，如果
“几千年无法驳倒苏联的论点”，那么“就批评它一万年”。
《人民日报》文章把莫斯科会议抗议（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说成是“第一流的笑剧”时宣称：“现在，苏共新领导人叫嚷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为
了捞取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的政治资本，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妄图消灭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最后，文章要求苏联领导人应当公开承认莫斯科会议是
“非法的”；公开抛弃“赫鲁晓夫主义”，抛弃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１９６１年的党纲；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
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１９５７
年和１９６０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活动和北京的反苏示威活动
（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５年３月４日，大约两千名中国的和越南的留学生再次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尽管大使馆被大约一千名骑警和步警保护着，但学
生们挤过去向大楼扔石块，直到大约五百名士兵被召集来清理街道时才恢复了秩序。在这次战斗中，一个士兵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几名警察和学生受了伤。中国政府
在３月６日给苏联的一个照会中，对“无情镇压”示威活动提出了抗议，要求苏联政府向学生道歉和惩罚那些有责任的人。中国政府特别提出，虽然６名受伤的留学
生需要治疗，但是，他们却被强迫逐出一家莫斯科医院。
３月６日，北京大学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游行——这是自共产党革命以来在中国首都所发生的第一次这种类型的示威游行。
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２日，苏联在答复中完全否认了中国的断言，坚持说示威者用棍棒和石块袭击手无寸铁的警察，严重打伤了３０多名警察和士兵。它宣称，事
过之后，一群中国公民要求医疗，当成立了一个医疗检查小组时，他们侮辱医务工作人员说他们不需要治疗。最后，照会警告说，外国人扰乱公共秩序的罪行应该受
到审讯和惩罚。３月１６日，中国政府的答复拒绝了苏联的照会，断言说，这是“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
１９６５年５月７日，新华社宣称，苏联警察用暴力驱散了４月３日列宁格勒的越南留学生所举行的示威活动，并打伤了七名留学生，逮捕了８２名留学生。
中国对苏联新领导人的抨击
（１９６５年６月～９月）
在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长篇社论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来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攻击。社论断言，他
们“的本质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还是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还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自赫鲁晓夫被撤职以后，苏联党尽量避免对中国进行公开的攻击，它
在６月１９日《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说，对中国的攻击感到痛惜，并呼吁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在１９６５年９月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林彪元帅设想美国和西欧将被亚、非、拉国家“人民战争”的全世界革命运动所“包围”；他嘲笑“赫鲁晓夫修正主
义者”坚持的“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的观点。林彪元帅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路线”说成是“胡说
八道”，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而在全副武装的美帝国
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听任宰割……”
苏联对新的中印危机的反应
（１９６５年９月）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期间，中国政府于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６日向印度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除非三天之内印度拆除它在锡金边境的一切军事设施，
否则，它必须“对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在锡金边境和拉达克布署了军队。９月１９日，中国又把最后通牒令延长了三天，然而实际上，它
于９月２１日就收回了这个最后通牒令。而当中国声称印度已经拆除了军事设施时，印度政府否定了这个断言。
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苏联《真理报》在对中国最后通牒的第一篇评论中指出：“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中国递交照会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军队向印度边境的
推进和集结。这种报道只能引起所有那些对尽早结束印度——巴基斯坦武装冲突、对加强所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对恢复南亚和东南亚和平、以及对结束帝
国主义在这一地区（尤其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的阴谋感兴趣的人们的关心。”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４日，新华社遣责苏联的这篇文章是“诽谤性的。”
进一步的争论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１月）
为了答复中国的进一步攻击，《真理报》于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发表了一篇表明苏联观点的详尽声明。
《真理报》在强调“一个不可能只用言语，甚至用最革命的话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这边”之后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由若干个小分队组成的，每个小分队都具
有它自己的特殊使命，而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振兴自己的繁荣和力量而作出最有用的贡献。文章继续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革命任务中，不能代替其
他自由斗争的小分队。社会主义国家在解答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中不能代替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或者说，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代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
因为那将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些行动将可能导致发动世界热核战争，导致对全体人类的一切严重后果。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其对世界
劳动人民的国际义务中，将会导致失败，并且会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不可补的损失……”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出现
了一篇对苏联党猛烈攻击的标题为《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文章。文章断言，新的苏联领导人“实行的还是赫鲁晓夫路线，只是采取了比赫鲁晓夫更
加狡猾、更加虚伪的两面派手法，”他们“联合美帝”。他们“同美国积极酝酿所谓‘阻止核扩散’以及其他‘裁军’的新交易，企图保持苏美两个核霸主的军事垄
断地位，来反对中国和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文章声称，“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苏联新领导人公开联印反华。”
中国的文章继续说：“有人问，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可以团结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人士，争取同他们联合行动，而同苏共新领导人却不能联合行
动呢？”文章回答如下：“在当代，反对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是鉴别一切政治势力能不能包括有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标志。……苏共新领导根本不反对美帝国主
义，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要同美帝国主义联合主宰世界。”
中国的文章拒绝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联合行动，并重复了苏联企图进行和谈的详情。
文章继续说，苏联对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同苏联的国力很不相称。他们援助一些东西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欺骗国内外人民，企图控制越南局势，企图在越南
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企图拿越南问题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文章否定了苏联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助北越军事物资运输的断言之后，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结束公开论战
的建议，宣称“我们将争论到底”。
文章在答复苏联关于所有共产党国家有“一个同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声明时断言：“在最近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所作的
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跨了一大步。（这个决议建议给工业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建议更加充分地发挥奖金
方案的作用，以及建议利用利润动机作为提高更大效率的一种刺激。——作者注。）……苏共新领导在农村中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大私有经济，扩大私养牲畜，
扩大自由市场，鼓励自由买卖。他们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鼓励和扶植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
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经常对兄弟党的同志指出，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根据同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坚决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真理报》把中国的文章说成是“充满着不能容忍的、毫无根据的、造谣中伤的和挑蠥E性的捏造，”最后，《真理报》在１１月２８日的一篇社论中答复了中国的文章。
《真理报》社论说：“一年多来，我们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好意和争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避免公开论战。”社论继续说：
“这并非我们党无话可说。……
不幸的是，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答复。……实际上，现在，反对赞成联合行动的那些党提出了政治上和组织上分裂的政策——
一种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现在，反对联合要求分裂就是与革命利益背道而驰的行动。……苏联共产主义一向是毫不留情地反对戴着各种面具——包括那些
超革命者——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转向右倾道路的机会主义者……”
苏联致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信件
（１９６６年２月）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４日，苏联报道了苏共中央最近就苏中两党关系致东欧其他共产党的一封信。３月２２日，汉堡《死亡世界》报发表了被认为是有根据
的信件的副本；这份报纸提供了苏联建议与中国合作和苏联援助北越的详细情况，提供了苏联遣责中国党希望引起苏美之间的战争的详细情况。信件内容被概述如
下：
信中声称：“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全体会议以来，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使之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了努力创造一种有利的政治
气氛，已经单方面停止了公开论战。……在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见本章开头部分——作者注）中……我们提出了使中苏两
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举行关于互相中止论战的苏中两党代表团最高级的双边会谈的建议，包括扩大中苏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交政策活动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理睬那个最高级双边会谈的建议。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扩大贸易、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
议，甚至对进一步缩减这种合作采取了另外的措施……
“现在，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日益加强对苏联政府和社会秩序的颠履活动。
北京广播电台向苏联定向播发文章的材料，企图使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们互相对立。……
北京广播电台正在从事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直接呼吁。
“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理论。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谎谬地说，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行动是与美国反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种‘配合’。……
这种想法顽固地向中国人民表明有必要为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
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
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领了中国的领土……
“当前，中共领导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态度，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信件继续指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
和国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战舰和其他项目。１９６５年一年就把价值约５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由越南民主
共和国自由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得到了支持。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越南领导本身认为所需要的程度。苏
联给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广泛的军事和物资支援。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组成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但是，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行动。……我们党曾两次建议：‘三党——越南劳动党、苏联共
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就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合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同意，但中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
一建议。与此同时，中共领导阻碍了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直接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援助问题所履行的协议。中共领导人不允许装有武器的苏联运
输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飞行。中国人还在向越南运输战争物资的铁路上设置障碍……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以此声称中国是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各种理由证明：
在越南问题上引起苏美冲突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目的之一……。这样，他们可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山观虎斗’。新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领导
人为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大国计划，随时准备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政策导致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了一系列
严重挫折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甚至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其朋友的国家普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信任。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和一系列亚洲国
家变得特别清楚。……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论坛的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被世界战争的路线所代替。林彪在最近的那篇文章中最全面地解释了这些思想……
“苏联共产党……一向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既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相反，中国领导人从一整套的斗争形式中只得出了一条结论：
武装起义，战争（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迫使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接受与其实际条件无关的直接革命的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强加在共产主义
运动的盲动主义者身上的一种阴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了榨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血汗的机会，提供了暴露若干共产党的领导
人员和活动分子的机会。……”（该段主要指亲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发动的未遂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镇压之后，至少有１５万共产
党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屠杀。——作者注）
信中继续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这一观点，即（紧张的）国际局势对暴力革命有利，它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因此，陈毅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声称：
‘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定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那么我们将欢迎它。……如果它们提前明天到来，我们将欢迎它’。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陈毅的声明怎么样呢？
‘在原子弹的帮助下，人类可能会被毁掉一、二代人，但是，第三代人将会起来反抗，而且，和平将会得以恢复’。……我们的人民曾多次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成
果，他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威协。不过，我们明确地反对冒险，反对敦促人民进行世界核战争……
信件结束时说：“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活动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服从其大国利益。……中国领
导人在批评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据中国领导人所说）革命精神不足和优柔寡断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了异
常的谨慎，而这不是没有目的的……”
苏共二十三大
（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并且发表了拒绝邀请的信件。中共的信件声称，苏
联领导已向其他共产党发送了信件，“煽动他们共同反华”，苏联领导人在信中散布中国正在阻止苏联对北越的援助和正在侵犯苏联的领土的“谣言”。信件继续指
出，中国已经派代表团出席了前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第二十
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信件宣称：“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
义的真面目……，使苏共领导变成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
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了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而你们却毫不悔改。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
越远。”
信件进而指责苏联党“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指责苏联党“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指责苏联党“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
”最后，信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你们这一次大会。”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８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共真诚地希望与中国友好，并且“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中共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
他还表达了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举行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
——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中立态度（１９６６年８月）
在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在过去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的五个主要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对北越
的影响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在非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企图发动政变之后，已名存实亡；１９６６
年８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
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了援助越南这一提议，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建议；中国提倡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大
屠杀负责；中国干预其他共产党的事务和支持组成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政党；中国被指称为干预亚非国家的内政——这种干预导致了中国同几个非洲国家
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与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出现的紧张关系，还有对１９６５年９月印巴战争的干预。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的信件中，建议召开一个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和亚洲共产党国家组成的会议，讨论对北越的援助协作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２月１２日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在答复中声称，将不参加“背信弃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举行的任何会议。
从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１日，由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全世界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必须……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心是苏共领导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永远不允许现代修正主义有任何喘息。”
公报继续指出：“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永远也不对他们表示任何心慈手软；必须全力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现代修
正主义的斗争，而且永远不接受他们‘停止分裂活动的要求；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在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永远不与他们‘联合行
动。’……很久以来，现代修正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和反对现代修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不可分割的任务……”日本共产党总
书记宫本显治原先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声称：各国共产党既使不能重新建立思想上的一致，但也有必要“组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问题上的一致的国际行
动。”１９６６年３月，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进行了使中国共产党相信亚洲共产党人应该与苏联合作支持北越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宫本显治率领
代表团又访问了平壤，在那里，他与北朝鲜共产党一起发表了呼吁统一行动的联合声明。８月份，日本党公开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在９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在
声明中，日本党在对苏联“修正主义”仍然表示遣责的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中国政府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
日本党的声明否定了中国党的论点：即苏联援助越南的目的就是使北越依赖于苏联，以致于使她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赞成无条件地同美国谈判。声明遣责
中国反对联合行动是完全消极的态度。声明暗示，中国害怕对北越外援的增加可能导致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并且会危及中国自身的安全。日本党的声明还评论说，中
国共产党的观点类似于赫鲁晓夫所使用过的为苏联的消极态度辩护的观点：不过有关联合行动的所有协定必须是有条件的：即苏联应保证“最大限度地增加对越南的
武器援助，对越南的积极援助直到最后，不允许欺骗他们的期望以及绝对禁止苏联单独与美国进行秘密交易。”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人已被划分为赞成对越南问题妥协
解决的“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声明提倡，外国共产党在促进苏联党内“反修正主义”政策发展的同时，应当继续进行反对他们“修正主义”的斗争。
据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日本共产党已经命令其党员从党的地方总部去掉了毛泽东的画像，从共产党的书店里收回了所有中国的书籍，不经允许不准访华和不
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９月８日，五名党的官员因违抗上述命令而被开除。日本党政策的变化部分歧因于自身力量的日益增大，这使日本党更加不依赖于中国党的支
持。自１９５９年的以来，日本共产党党员从４５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５０００人，而且日本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从４０００人增加到２０００００人，与此同时。
党报《赤旗报》的发行超过了１００万册。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北朝鲜共产党也发表了声明，坚决拥护对越南的联合行动，并且肯定了自己在苏中两党问题上的独立性。声明指责中国党通过暗示企图
把自己的理论和方针强加给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声明宣称不允许一个大党对“一个小党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施加压力。所有共产党人可以独自研究
马克思和列宁，声明进而指出：“没有特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家”（这里明显是涉及中国自称的“毛泽东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一个党的指导理论，只有
在该国范围内具有价值”，而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党，因为各国党的需要不同。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不受外来干预地独立决定它是否应当信奉另一党的经验，决不能
“按照他人谱写的乐曲跳舞”，或者在“思想上被任何人所束缚。”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８日，《真理报》转载了北朝鲜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在措词上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显而易见，攻击的矛头是
攻击中国党的。文章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诽谤苏
联；他们拒绝把和平斗争方式与军事斗争方式结合起来，而只主张“疯狂的反抗。”
１９６６年６月，周恩来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行（他与罗马尼亚领导未能达成协议）
和后来阿尔巴尼亚对实行中立政策的各个共产党的攻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党的孤立。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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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
随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中央第八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开始了中苏论战新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方针。８月１３日①发表的一份长篇公报重审了中国党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敌对态度，拒绝了在越南问题上与苏共的合作。虽然这个公报只是重复了中国党
过去曾屡次表达过的观点，但是，这个被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公报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中国党与苏联党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
中共公报断言，苏联的政策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对越南的政策是“表面上支持越
南的事业，但实际上背叛了越南的事业。”公报继续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
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在过去的四年中，两党关系破裂的扩大，可以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公报和１９６２年９
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公报之间的对比来加以说明。１９６２年的公报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与苏共发展友
谊，互助和合作的关系”是中国的政策；公报同时表示拥护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而这个新公报则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为首的“现代修正
主义者”，对苏共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态度。并且，没有提到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最猛烈地谴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中间，有邓小平——他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和１９６３年莫斯科会谈中率领了中国代表团，以及彭真——他在上述两个场合都是代表团成员，并且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处的游行示威
（１９６６年８月）
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被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他们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开始示威游行。
红卫兵们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进行游行示威，而且把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刻意命名为“反修街”。８月２０日，一群人阻止
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离开大使馆去履行正式约会。８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这种“直接破坏大家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
动，并要求立即结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流氓行为”。８月２９日至３０日，中国官方通过在苏联大使馆外面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来予以反击。在这次示威
游行中，成千上万名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喊反苏口号。不过，大使馆的门口被军队和警察严密守卫着，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苏共发表的声明把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暴行”说成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团结的一个新的严重措施”。８月２８日，东德大使馆在其武官和家属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之后，已经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在进行反苏活动的同时，伴随着普遍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动。这种活动导致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关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很多外国尼姑被驱逐。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上半个月里，苏联报刊集中报道了其他共产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但是９月２０日，伊兹韦斯蒂娅写了一篇社论，把中国国内最近的发展说成是“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前所未有的耻辱。”
社论在阐明了中国已经将自己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之后，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最终必将领导中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
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从１９６６年９月起，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日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在对中国所反复声称的苏美“勾结”的答复中，苏联发言人暗示，中国政府本身在与美国发展联系的同时，企图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这一观点是由伊兹韦斯蒂娅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报纸的引文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
文章不加评论地引述了被认为是“高地美洲人”的观点：“如果人们站在北京的言语逐步升级的一边，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越南冲突问题上中国的存在”。
文章特别提到陈毅元帅（中国的外交部长）会见日本政治家访问团时所发表的声明，他在讲话中没有排除就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与美国会谈的可能性。
北京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声明。文章还引证了中美大使级接触时，在华沙就避免中美之间就越南问题上的冲突而制定的“详细而系统的文件”。文章宣称，美国飞行员有避开中国边界的严格命令，而且中国政府同意把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看作是“不幸的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庆祝会上，当林彪元帅断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时，除罗马尼亚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代表们都离开了会场。１１
月７日，当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说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影响，“姑息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罪行”时，中国的代表们离开了莫斯科的俄国革
命周年庆祝会。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当格列奇科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继任者）说：
“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采取统一行动的话，侵略者在越南的赌博的失败之时将会来得更快”时，红场五一节的阅兵场上再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苏联所发表的对中国政策的最强烈的攻击，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７日《真理报》对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攻击。《真理报》公开攻击中国领导人企图引起苏美战争，并且提出，文化大革命是针对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真理报》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欺骗性在国际范围内日益暴露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企图把导致国际形势继续恶化和最终导致战争的路线（这一路线
被冠之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强加给其他兄弟党；另一方面，他们推行一种允许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保持场外旁观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在把一切苏美交往说成
是‘勾结’的同时，他们从不放过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发展关系的任何机会。他们的所谓使战争‘逐步升级’纯粹是口头上的，是与中国新闻界关于中苏边界
紧张局势的主题的强烈宣传相伴随的。因此，资产阶级新闻界发表与中国之间达成默契、以及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北京的现行政策特别感到满意的报道是毫不
奇怪的……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能不顾及这一事实：即经过革命学校教育的党的干部，尽管经历了过去几年的反苏运动，但是，他们日益逐渐认识到，由于同苏联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给中国造成的一切损害，用捏造关于苏联与美国‘勾结’和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谎言来欺骗他们，这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
及其集团选择了诽谤和消灭党的干部，以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的代表的道路的原因。为了达此目的，毛泽东及其集团利用大学生、中学生以及军队和行政
机关中的一部分人……”另一方面，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陈毅元帅在巴西报刊上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苏联正在计划与美国联盟攻击中国。“俄国人从东欧调遣
了十三个师布署在了中国的边境上”，陈毅说：“但是，我们不怕苏美的进攻”。他后来继续说：“中国人民作好了战争的准备，并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我们
现在有原子弹，还有火箭。我们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核战争或常规战争，或者其他任何战争”。
他继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就是与美国组成“新的神圣同盟”联合进攻中国，俄国人从北面进攻，美国人从南面进攻。
他进而说：“为此，中国正在准备战争，落在中国的所有原子弹中国将会加重回击他们……”
苏联官方第一次对毛泽东进行攻击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
苏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谴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政策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指名道姓的攻击，这在苏联党的官方声明中还是第一次。
决议指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的大国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共现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推行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
的行动实际上是援助帝国主义。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坚决揭露中国现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大国民族主义的方针，有必要加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１９５７
年、１９６０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的斗争。……苏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于为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的新的协商会议所出现
的目前的有利条件，这次会议必须在各党之间的互相磋商过程中做好充分的准备……”１９６７年１月上半月期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几乎所有成员，在
苏联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党员会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解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意义。１月１３日，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市讲话时说，文化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
产党人的一大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他强调指出，苏联党在指责“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思想和政策时，并不是在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希望中
国党能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中国驱逐外国留学生和苏联新闻工作者与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０日，中国政府要求外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在１０月１０日前，把所有外国在中国的留学生遣返回国，因为他们的教师由于文化革命太
忙，无法照顾他们。为此，１０月７日，苏联政府宣布：鉴于中苏关于文化合作协议在互惠基础上交换留学生的规定，所有中国留学生必须在１０月３１日前离开苏
联，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再一次交换留学生，苏联政府就再考虑交流。１０月２２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拒绝接受中国对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提出的抗议照会
之后，１０月２３日，红卫兵开始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这一示威游行持续了好几天。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苏联的一个照会对红卫兵的行为提出了抗议。照会指出：红卫兵封锁大使馆的入口，威胁苏联外交官，沉迷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辱骂、猥亵动作和姿势，以及恶意刁难”。照会评论道：
“这不可能回避公然违反世界公认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所留下的印象，不可能回避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和使馆豁免权在中国成为一些事情的实践标准。”
１１月１日，中国的答复驳斥苏联的抗议是“荒唐的和毫无道理的”，并且宣称，苏联政策“与美帝勾结，加紧努力恶化中苏关系，毫无道理地从苏联驱逐出所
有中国留学生”。照会继续指出：“这种行为必然引起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无比愤慨。对中国革命青年来说，自发地聚集起来同反修街附近的苏联大使馆作斗争和贴标
语，抗议毫无理由地驱逐中国留学生，这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
苏联党新领导上台以来（更不用说以前的时期了），与美国、印度和日本勾结围攻中国，你们背信弃义和专横地撕毁中苏协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倾向于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
你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要求定居北京的六名苏联新闻记者中的三名在十天之内离
开中国，因为莫斯科只有三名中国新闻记者；中国外交部还宣称：苏联新闻记者散布有关文化革命的“谣言”，“诋毁”文化革命，“以满足苏修领导集团反华的需
要”。１１月２３日，苏联外交部评论道：从前任何一方从未提出过限制新闻记者数目的问题，并且保留必要时将对中国新闻记者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利，中国新闻记
者的报道充满了“诽谤性捏造”。
红场事件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中国人都被召回国去参加文化革命。１月２５日，一群从法国和芬兰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在红场进行喧闹。对这次喧闹，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报道。
据苏方的说法，由中国大使馆官员陪同的中国留学生排队站在列宁陵墓入口处前面朗颂毛泽东语录，而七、八百人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当一名警察让他们不要
阻挡队伍时，他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其中一个人朝一位妇女的面部打击。接着，其他人开始欧打旁观者，一个妇女遭到践踏，直到队伍里的人们臂挽
臂，形成了一堵墙，把中国人推回他们的公共汽车为止。１月２８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发言人说：当时在列宁陵墓附近只有二名或三名警察，在整个红场不超
过十名警察，同时，事件的目击者否定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受伤。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声明宣称：中国留欧学生６９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
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
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打伤了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声明谴责了“这个法西斯暴行”，并且把“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
团”比作德、意、日法西斯，比作蒋介石、沙皇尼古拉二世、纸老虎和“几只在漫天大雪中快要冻死的苍蝇”。之后，声明表示相信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
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
苏联外交部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的照会中抗议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大使馆保证：“在苏联领土上的中国公民举止得体”。同一天，中国大使馆实行反抗议，要求那些对“这起严重的预谋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赔礼道歉和应受到严厉惩罚。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据说两名已经受伤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外国记者讲了话，苏联记者被排除在外。据《泰晤士报》的记者
说，其中一名“眼睛有点发青”的中国留学生宣称，警察“踢我的下身，以致使我的伤口流血”。另一位留学生好象脸上包扎着纱布，明显地给人一种严重受伤的印
象；然而，在强烈谴责“法西斯主义的坏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过程中，他摘掉了面罩，露出了没有受伤的面孔。
Ｉ９６７年２月３日，苏联外交部要求中国代办清除中国大使馆外面的陈列窗。在那里，展览着红场事件的照片和谴责苏联领导人的材料。在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当天晚些时候，苏联公民清除了那些陈列资料。
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宣称。１６０至１７０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欧打３１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３人严重受伤。声明继续
说：“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才能干出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违反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的暴行。中苏关系被破坏到
这种严重的程度，完全是苏修统治集团造成的……”苏联发言人说，大约３０名苏联公民“被橱窗中展览的材料所激怒”，他们拆除了陈列品，没有进入中国大使馆
场地，而且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还用拳头打了他们。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新的示威游行和苏中互相驱逐外交官员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之后，共产党中国发表了最强烈的反苏宣传文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文章包括下列内容：
“一小撮苏修混蛋们，你们听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欠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
你们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暴行，同沙皇、希特勒、三Ｋ党何其相似！这充分证明你们在苏联搞的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
日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包括武装士兵在内的大批人群朝出入于苏联大使馆的人啐唾沫，进行骚扰，朝他们的车上扔颜料，
用棍棒欧打他们；这些人群还越过围栏，猛掷干草和燃烧的火把，制造一种失火的危险。大使馆大门和围拦上张贴着反苏标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模似像被吊在
树上。
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高喊着反苏口号，干扰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睡眠。西方记者被误认为俄国人，难以逃脱中国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虽然苏联外交部于１月２９日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保护苏联大使馆，赔偿对大使馆大楼的破坏，但是，示威者变得更加狂暴。２月２日，
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１６个小时。第二天，从北越归国的苏联专家遭到围攻。２月４日，苏联提出第二次抗议，警告中国政府说：“苏联人的克制和
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保留视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苏联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至６日，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分三批从北京撤走。２月４日离开的那些人在机场遭到红卫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红卫兵阻碍了６个小时未能登机，红卫兵闯进公共汽车里，把他们带到机场。他们到达那里时，红卫兵打他们，向他们啐唾沫。
２月６日，发生了最残暴的场面，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和儿童被红卫兵逼迫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当苏联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
霍普森（英国代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馆的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１２
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馆大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院，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保障。
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２月７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次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２月９日，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应送到苏联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第三份抗议照会中指出：
“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明，不是蓄意地破坏苏中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没有能力保障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该国生活和工作的起码条件。苏联政府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及使馆人员行动自由所采取的蛮横措施。
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利。”
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允许中苏公民不需签证互访对方国家的协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苏联大使馆被围攻，特别是苏联妇女和儿童被侮辱这些情况，在苏联激起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聚会。从２月６日至９日，代表们每天带着抗议
决议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中国使馆拒绝接受抗议决议案时，代表们把这些抗议决议案贴在附近。２月７日，苏联一个代表团获得允许进入使馆院内，但是
随后，中国人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说，他们强行闯入了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强烈指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他说决不会对苏联外交官员采取报复行为。他的讲话予以广播，但没
有在报刊上发表。２月１２日，苏联大使馆接到通知，“如果他们不挑起事端的话”，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使馆大楼。于是，使馆外的示威活动结束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巴黎的莱蒙德在发表的一篇分析示威游行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在围绕于毛泽东周围的文革小组的心目中，加强国内团结，反抗苏联
‘外来威胁’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斗争已经在部分地区蔓延，而且甚至发展成为边境地区——如：新疆、西藏、满洲和云南——的内
战。一些东欧外交官把康生（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官员和研究中国与兄弟党关系的专家）看作是与‘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
决裂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来似乎代表着比较温和的一派的观点，而且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反苏运动可能是以下列考虑
作为动机的：
“（１）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性。……
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泽东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
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支持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３）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解雇了抗议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
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３月１８日，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
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大使馆的反苏活动。３月２５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且评论说：“在周恩来２月
１１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
（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真理报》上的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意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苏政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反对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
后不久，纯粹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通过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
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军事和官僚专政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
在这些条件下，北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
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水平的斗争说成是‘修正主义’、‘经
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
路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毛泽东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领导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党的路线的公
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部队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的突击部队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
切进行辩护，并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毛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
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集团也毫不例外。
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系。
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一点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
出来了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年人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东集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
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准备牺牲一切——牺牲社会主义的利益、
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兹韦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
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想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广播，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也开始用汉语广
播。这两个电台对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手“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
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时几乎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他“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
（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官的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
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安全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６月１７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因事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
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并筹划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６月２１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３日用对苏联外交官员“偷窃情报”提出反抗议的
方式予以答复。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联商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
大海。结果这艘船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贴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
船顺利出港，但是８月１２日，船长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坏了其他设备。在柯西金致电周恩来，警
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现有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８月１３日，“斯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照会宣称，“斯维尔斯
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定“驱逐”船长，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１９６６年９月，苏联的另一艘船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
照会声称，８月１５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
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常的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举行。８月１７日，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步，当时，红卫兵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８月１８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
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严重挑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庆祝会。中国对苏联的邀请不
屑一顾。在１１月３日至４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批评了“中共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和
政治上的堕落”；他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维护社会主义成果而进行顽强斗争”；他宣称，“毛泽东集团采取了阻挠协调所有社会主
义国家对越南进行援助的立场”。这时，中国的外交官离席而去。
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元帅谴责苏联领导人是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同一天，《人民日报》、《解
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叛徒”，并且声称，文化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对苏联及其追随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
（１９６８年８月）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夜间，苏联军队和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军队一起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其目的在于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
自由共产党人政权。８月２３日，周恩来把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入侵说成是“苏修叛徒、工贼集团对它的所谓盟国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并
且宣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苏修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苏
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声明强烈指责杜布切克的政权的“修正主义”和平没有能够组织武装反抗入侵。
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和林彪元帅的回击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６９年４月）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企图通过提出所谓“有限主权论”（即：当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时，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干预是正当的）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
勃列日涅夫在坚持说共产党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主权之后，继而指出：“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
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
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
虽然，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个苏联政府曾在中国唆使下，在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已经运用过的学说，但是这个学说现在受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这大
概是因为它可以用来为苏联干预中国辩护罢了。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林彪元帅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评论了这个理论，并且预言苏联政府将会
被其人民所推翻。
林彪指出：“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
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
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吓……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
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坚信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一小撮叛徒集团。”
林彪元帅在其报告的另一段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观点，他使“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即：苏联——作者注）与社会主义国家（即：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作者注）相对立。他还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模式中存在着一种斗争，暗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林彪说：“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
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
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
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的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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