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五、活跃在抗日阵营的后方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共的其他武装力量，也正加紧从后方攻击国民政府的军队，破坏抗日阵营的战略后方。中共的主要武装部队，除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红军以外，还有贺龙、张国焘分别指挥的两股力量。
在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战发生的时候，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洪湖加紧出击，根据新近出版的《贺龙传》，在1月底：“共歼灭第四十八师
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份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枪三千余支。”3月5日，“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
一四四旅，旅长段昌俊以下两千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击溃。”（注1）国民政府的军队两面受敌。
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地区，也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当天（1931年11月7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政权。该代表大会有
三百九十个代表参加，选出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
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机构。”“1931年11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
敌军果然因粮食不继，乘夜向西南逃窜。……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官兵约五千多人，缴获枪枝三千余。”“1932年初我军由黄安经金
家寨……进攻苏家埠。……苏家埠的守军被围困两个多月，殚尽援绝……。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
枝。……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有约五千余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约一万五千枝，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得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
捷。”（注2）
在华北吃紧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派出一支西征军，在湖南中西部和贵州东部一带活动，打算在那里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政权，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苏
区的压力。“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举出了四个目的：（甲）、“……最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
命，直到创立新的苏区。……”（乙）、保存和扩大六军团的有生力量。（丙）、“鼓动和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
与二军区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二军团是
由贺龙所统率。后来这两个军团会合，成为红二方面军。（丁）、留下一部分军区的独立部队保卫中央苏区。该军团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开始行动，由任弼时
率领，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其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
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共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人。
该军团转战于湖南、广西、贵州，常常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起到了牵制国军的作用。在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在10月
26日，到达四川酉阳的南腰界；10月28日，两个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在11月16日，贺龙指挥了成功的伏击战，将两个旅中大部份歼灭，毙伤国军三千多
人，缴获枪枝两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领永顺。王震回忆红六军团此次任务时说道：“调动和钳制了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
命。”同时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区省委，由任弼时为书记，组成军区，由贺龙为司令员。江西的中央红军，原来并不打算“长征”，准备与这股
势力会合，创建川黔根据地。所谓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是为了北上抗日，是后来编造的神话，这神话现在几乎在大陆家喻户晓。
于此同时，即1936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该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
先任政委，还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经过湖北、河南北上到达陕西。这支军队的确北上了，但是到达的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到华北抗日前
线，而是西进，开赴甘肃。
中共的最有名的所谓“抗日”行动是中央红军的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已经写入了教科书，中国大陆连小孩都知道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最早把所
谓长征说成是抗日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合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
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
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重申：“不论任何武装部队、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
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说明，长征经历的千辛万苦是预定
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从此以后长达几十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千千万万的宣传机器，都把战败以后的逃避行动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就连叶剑英元帅
在1962年，怀念长征出发时告别的战友刘伯坚时也赋诗道：“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似乎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
实。其实这与抗日毫不相关。如果有关的话，那就是在战略后方打击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而与日本侵略军的行为相呼应。
长征分为三路，一路是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通称红一方面军；另外一路是张国焘率领的从鄂豫皖到达川陕之间，再由川北通、
南、巴根据地到达川西的红四方面军。由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合并成二方面军），从相鄂川黔苏区出发，在四川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出发北上。事实
上，这三路红军为了生存而逃往，而北上，他们作战略转移的行动只是与日本军队夹击国军。
从地理上讲，日本人占据着中国东北，又占据了华北，这三路红军最初却都是长程向西，并且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恰恰更远离了抗日前线。解放军出
版社出版的元帅《徐向前军事文选》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称呼红一方面军或中央红军为“西征军”：“弟等意见，
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注4）可见所谓“北上抗日”之类的神话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后来的另外两路红军是
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失败以后，才偶有向北的行动，这是为了与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会合，或者为了到达甘肃的会宁、静宁与先前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合。以下从中国大
陆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央文件、传记或回忆录证明之。
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长征”呢？在1987年才出版的有六十几万字的《中国红军长征记》写道：“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人的地、
空、炮联合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回到瑞金后，就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大转移，准备同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创建湘鄂西根据地。5月，他们
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这次战略转移，开始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转移”．“长途行军”、“西征”。其目的是要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在那里创
建新的根据地。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跑那么远的路，更没有想到要跑到陕北去。（注5）连这本完全是为了宣传歌颂长征的书籍，也许是不经意地道出长征不是为了
北上抗日。事实是：这只是一种打了败仗以后的逃跑和求生存的军事行动。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
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
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
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当时是最高三人决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后来几次说红军是打败仗以后的撤退，他在1960年说道：“但是红军路线执
行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成长中担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说道：“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移至
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红军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
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至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注7）这两次回顾的是在毛泽东盛
极一时的晚期，当然脱离不了歌颂毛之类，但是仍然透露出长征不是预定的“伟大的远征”的信息。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来证明以上说法的可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早在长征出发前
的一个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退却的必要性：“为了保卫
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的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
有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共的非核心领导是从这文章知道红军将要放弃苏区作战略转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分局发出训令，指出红军将要突围转移，中央苏区
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
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这两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谓战略转移，是在军事失利和被包围的情况
下，不得不突围的军事战略行为，与“北上抗日”无关，也与中共当时最高三个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说法一致。
正因为如此，突围以后到达哪里呢？首先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从来不存在“抗日”的任务。突围以后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图与在那里的贺
龙、萧克统帅的二、六军团会合并建立新的苏区，这里距离华北抗日前线比江西苏区更遥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
曾经进行“黎平会议”，调整了战略部署，即改变到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的决定，而是继续向西到贵州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根据地：“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
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
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是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注8）这个决议显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
没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意思，只是为了求生存。实际上，在红军离开了江西苏区以后，虽然利用了军阀陈济堂的私心，顺利地通过了湖南．广东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锁
线，但是在湖南与广西交界一带，受到了湘、桂军队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综述道：“湘江战役使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一军团
减员不少。一师三团长征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湘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红三军团有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被
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很大。而很多师团营连干部的牺牲，更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渡过湘江之后，我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
人，经过沿途的多种减员，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牺牲，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注9）姑且不论此时战争的是非曲直，无论在湘西或贵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据地，
都不是为了抗日。
于是红军向西进入贵州，那里的地方军不堪一击。
可是在红军进入贵州以后，仍然是与军事行动和高层内部决议完全相反的抗日宣传，以便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和笼络人心，这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在贵州的榕江县，有两条标语保存到1949年，其中一条如下：
“‘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
（一）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二）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对日作战；
（三）拿一切的武器来武装中国的民众；
（四）从日本帝国主义商人、资本家、及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身上去取得反日战费。
（五）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注10）
这标语的基本精神出自1934年7月26日的那封所谓《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但是没有强调反蒋的部份。
利用在湘西的失利，毛泽东乘此把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拉过来，孤立了博古和李德，在遵义变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那时候，曾经打算把遵义作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而且由李富春在群众大会上已经宣布。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素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当
然是理想之地。
可是因为毛泽东对四川军队的力量估计错误，以为像贵州军队一样会不堪一击。军委为此指令红二军团在川东的秀山，酉阳一带牵制川军，以便“我野战
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指令四方面军吸引重庆的主力部队，以便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渡江地带在川南重镇泸州与宜宾之间。于是新上任的毛泽东指挥
大军向土城前进，谁知四川军队的装备比贵州军队好得多，防卫土城得兵力也雄厚，土城攻不下，红军的两位高级干部──三军团长欧阳鑫、红一军政委赵云龙都阵
亡，后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说：“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注11）于是，毛泽东领导第一次渡过赤水逃跑。
从北渡长江到四川富裕的南部建立根据地，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可是后来的歌功颂德者们，却违背毛泽东当时就承认的错误，一再说毛泽东渡过赤水是“用兵如
神”。
渡过赤水以后，继续攻取四川的叙永不克，再度战败；于是由总司令朱德在2月6日下令撤退，放弃北渡长江德计划，改变方向西向云南。这一连串错误
都是遵义会议以后，由毛泽东所指挥的。2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新情况，决定暂不北渡长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荒凉地区，另外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军委为
此发出指令：“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
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注12）这一段经过，中共中央军委在2月16日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说明了经过：“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
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全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
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同一地区
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注13）本来，四川东部与湖北交界一带有贺龙统率的红二、六军团，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
一带有四方面军，如果中央红军能够北渡长江，在四川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那将是一次绝大的成功。可是遵义会议定下的战略失败了，就像最初在湘西打算与贺
龙会合的失败一样。可是中共的宣传家只谈在湘西会合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反而把由于失败而改变战略方向，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成功，忽视了毛泽东本人在当
时的扎西也承认失败。至于进入云南，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的，有文件可证。
这里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一段，是证明这时候中央红军的所有的战略方针及其改变，根本不是为了抗日战争，例如打算“赤化全川”，四川是中华民族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战略后方，民族的生存皆系于此，难道占领四川是为了抗战吗？国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顶住日本军队正面的极为强大的压力，稍一失误，就会
国破家亡，成为全民族的极大灾难，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红军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成天造谣谩骂国民政府不抗日，不停地袭击国民政府的战略大后方，从历史长远的
观点来说，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已。
再看看另外的两路红军，是否有“北上抗日”的行动呢？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记载，鄂豫皖苏区的放弃，完全是军事失利的结果：“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
消灭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1932年8月下
旬，四方面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11月中旬达到北通江县，“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五千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击的敌军战
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和武装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下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只剩下一
半，大小炮三十余门全都抛弃了。”（注14）作为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徐向前元帅，在1980年底中期写了《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10月出版），其中以总结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为名，肯定一直被毛泽东压制下的四方面军的东战西征的功劳，主要是谈西征过程中的几次战役。这从另一方面
证明四方面军西征肯定是与抗战无关。建立川北根据地以后，四方面军到达鼎盛时期，然后到四川西部策应中央红军。总之，从鄂豫皖以来方向始终是向西，在会合
以前不存在北上。以下不必再赘述。
最后出发的是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包括红二、六两个军团，共有一万七千人，出发地点是湖南省桑植县，时间是1934年11月23
日。进行长征的原因，由邓力群为主编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贺龙传》写道：“因为敌人集中兵力、缓慢推进、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
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渐不利，必须采取新的对策。……鉴于局势严峻，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经反复讨论，决定将
主力移出根据地，到黔东的石矸、镇远、黄平一带，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并报请朱、张（按：即朱德、张国焘）批准。朱、张
指示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为了加强主力，保证部队顺利转移，军委分会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并将部份机关人员补入主力部队，将红十八师留
在根据地掩护主力转移，并指示该师当斗争条件不利或主力离开黔边时，可及时转移与主力会合。”当大军压境的时候，作撤退或战略转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
这不是为了抗战，抗战的挂冠是宣传需要加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红军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故意与抗日联系起来。即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传统农民暴
动的口号以外，加上了抗日的口号，这是用起来方便易行的策略。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在刚刚开始出发长征的时候，也是用这样迷惑群众的方法：“从11月23
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扩大了三千多名新
战士。”（注15）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6月在懋功会合，与红二方面军（即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7月1日在甘孜会师，三路红军的西进已经到头，再往西，就是天寒地冻的西藏高原。下一步是北上抗日吗？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6月28日就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方向决定：“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
动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这里的
“敌人”不是日本军队；要创造的根据地，也不是为了打击日本，在西北没有日本人；并且通知仍然号召争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也不是对日本军队的胜利，而是与
日本人一起打击国民政府。这是传达到团一级以上文件，所以没有对外宣传中高言抗日。可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呢？
张国焘记载了六个政治局委员加上参谋长刘伯承召开的关于北上的军事会议的情况：“首先毛泽东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
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覆：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
（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道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毛
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然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大沙漠的阻隔了。……
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
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隔离状况之下，对于‘抗日’
一事确实非常渺茫。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注16）红军北上，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武装支持，以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
引，在中国继续进行叛乱。
为什么会去陕西呢？在哈达铺的时候，从报纸上知道了刘志丹、高岗在陕北与徐海东会师了，上面还有根据地的地图，聂荣臻把这份报纸送给毛泽东；在
哈达铺召开的军团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单有刘志单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
据地。”（注17）《黄克诚回忆录》记载的（按：黄克诚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与彭德怀庐山一起遭殃以前，是总参谋长），与此符合：“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
哈达铺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单、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
的大喜讯，大将高兴得都跳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
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注18）总之，三路红军一直西进的路线，在此地此时才突然改为北上，完全是出
于偶然，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从江西出发就制定了所谓“北上抗日”的战略路线，后路编出“长征”这个名词，再编出“北上抗日”的神话，以便适合政治的需
要。
中共北上分左右两路。右路如上所述，企图通过外蒙古接受苏联的武装援助，也便于在万一时逃往到外蒙古，右路由红一方面军加上红四方面军的少数部
队组成，由毛泽东、彭德怀以及中共中央领导；左路基本由四方面军的各军所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因为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党内权力斗争，左路军继续留在西
康（按：今川西），直到1935年7月1日，四方面军与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会合北上，在1935年10月到达甘肃的会宁，红军的三大主力在这里会合在一
起。
西路军后来渡过黄河继续西征，企图打通新疆而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因为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故意的犹豫不决一再耽误战机，被善战的马家军完全消
灭，《徐向前军事文献》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失败的原因是中央的错误，但是没有指明这中央是以毛泽东为首。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张国焘记载：“林育英（按：莫斯
科派遣的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传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
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给予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
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注19）这证明无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北上，基本任务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斯大林决定的，完全不是为了
抗日。为了莫斯科的利益，中共一直置民族危机不顾，而且在莫斯科的指挥下，在战略上，长期地扰乱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这最基本的事实，却被中共的宣传歪曲，
歪曲了大半个世纪，歪曲了千万次！
蒋介石对于这时侯受到日本侵略军和中共红军的夹击最有体会，他在1932年说道：“内在的敌人──共产党叛乱，和外在的敌人──日本军队的侵
略，其步调配合的非常一致。当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讨伐共产党的时候，日军便乘机肇事；又当为抗日而极度紧张之际，共军则伺机蠢动。上年（1931年）第三次
围剿即将成功，就是由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中途停顿；以致濒于覆灭的共军有喘息机会，再度猖獗。未料，这一次的第四次围剿，又由于日军进攻热河的妨
碍，不得不为之中止。”（注20）讲这话的时候，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竟然遭到红军的伏击。
如果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中国早就灭亡了，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不懈地进行战争准备。抵抗和交涉。而中共没有这一层民族的责任，没有和
日本军队交锋。其行动只是维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利益，以及传统中国农民暴动的夺取江山的继续。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中共对于抗日口号在一切时候都加以运
用，例如在“长征”刚刚开始时，为了利用陈济堂的野心，由朱德写信借道通过，并且成功地做到了，朱德的信件一开头就是：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
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注21）本来向西撤退和借道通过与抗日无关，却如此高唱抗日，在电文中还以抗日为名，
指点陈济堂北上袭击中国抗日军队的大后方。可见中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进行推翻抗日政权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四年间，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在抗日后方所进行的武装夹击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的活动大概。
【注释】：
1、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年。
2、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013、1017页，《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3、王震《贺龙年谱·序言》：《党史研究》1985年第四期。
4、《徐向前军事文选》第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3年。
5、郑广瑾、方格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7-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第31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7、刘伯承等著：《刘伯承回忆录·回顾长征》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3年。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41-4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9、《中国红军长征记》第98-99页。
10、《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29页。
11、《中国红军长征记》第293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83页。
13、《中国红军长征记》第311页。
1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25-1052页。
15、《贺龙传》第186页。
1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28-1129页。
17、《中国红军长征记》第641页。
18、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的14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19、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01页。
20、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1981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三年。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第1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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