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 高华2012-02-22 05: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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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于资料记
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
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① 「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
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
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
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②
如果说1928 年9 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
年2 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 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
导致了1930 年12 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一、毛泽东的「肃AB 团」与富田事变
1929 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
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
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
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
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 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
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
高领导机构。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
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
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
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
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
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
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
仗，但其人作风专断。1929 年7 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
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
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 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
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
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
①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怕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页308。
②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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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
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
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
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
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
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
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 年2 月，毛、朱根
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看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
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1929 年下半年到1930 年2
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1929 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
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 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
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
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 年11 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
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
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
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
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 年2 月6至9 日，
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
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
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
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
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
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
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
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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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
①——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
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
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 月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
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
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
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
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②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 团」的斗争，很快「肃
AB 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江西苏区的「肃AB 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 年春至1931 年
1 月；第二阶段：1931 年5 月至1932 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 年「八七会议」
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
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
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
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
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
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
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
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
理。1930 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 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
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
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 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
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
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 团」的宣传攻势，6 月25 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 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
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
①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 年4 月4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页576－77。
②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 年2 月16 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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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
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
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
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①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
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 年7、8 月间，「肃AB 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 月，李文林出
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 团」的
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
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 年9 月24 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 号——动员
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 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
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
赣西南政府，都有AB 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 团分子全部
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 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 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
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
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 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
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
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②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 团」，到了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
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
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 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
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 团」也大多被杀。④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 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
插手地方的「打AB 团」，进入10 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 年10 月14 日，毛泽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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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
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
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
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
内外多数为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
以「打AB 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 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 年后，为生存
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
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
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
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
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 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
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
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
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 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 团」的大背景下，1930 年11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
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 团」运动。
1930 年10 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
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
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 月下旬至12 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
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
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
百馀名「AB 团」分子，②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 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
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 团被肃
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
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
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
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
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请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
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319。以下称
《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90。
②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12 月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 年）；第14 册，页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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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
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①果其不然，
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 团」达到高潮的1930 年11 月底至12 月初，他所在的师
「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
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
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②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
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 团」问题上态
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 年10 月，随着「肃AB 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
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 月初和10 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
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 年11 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
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
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 年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
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
于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
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
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
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
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
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 团」分于，列入应予「扑
灭」的范围。
1930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
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③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
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
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
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 团」首领。
1930 年11 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
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 年12 月3 日写信给改组
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100-101
②〈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③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 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 年5
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
辑，页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