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５月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
陈毅和高岗在大会上发言。
高岗尽管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但还是和蔼可亲。他跟人交往没有露出一点意志消沉和不相信人的样子。他喜欢听人讲笑话，自己也爱讲笑话。他那非凡的韧性是惊人的——不是忍耐，而是有韧性。他在康生的委员会中表现克制，近乎消极。
洛甫，１９２５年入党，党的高级工作人员之一。１９３１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５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学过工程、文学、社会政治学方面
的学科，是一位有文化的党的工作者。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王尔德等人的著作。作过出版工作。以后，任中共中央主要机关刊物《红旗》和《斗争》
编辑。曾在莫斯科留学数年。他是“莫斯科反对派”的积极成员，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挨过整。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日
洛甫今天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
接着洛甫，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康说了两个问题：一、作为现阶段中心的农民问题；二、特务问题；１．日本对中共根据地的军事情报活动；２．国民党的情报活动；３．国民党与日本人在训练间谍方面的合作；４．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构之间的合作。
我是大会上惟一的苏联观察员。当前的中共代表大会是一次特别的大会，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大会旨在确立毛泽东的独夫统治。
德国电台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假如这是真的，那就有点不公平了。穷凶极恶的罪犯逃过了人民的审判。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日
博古在大会上发了言。然后，彭真也发了言。后者的发言是有关城市工作和把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目前没有时间对洛甫的讲话作详细分析，但是可以初步提出几点粗略的结论：
１．整风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改造了洛甫的思想。（“以前我的声誉受了我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影响……只是由于进行了整风……我才彻底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作风和思想。”）
２．他在发言中极其清晰地描绘了党内斗争。什么都说到了：反李立三的斗争，反对毛泽东在富田时期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国际主义者的暂时胜利，毛泽东为了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的有组织的摧残。（“对所谓反革命的斗争，其方式是错误的”等等。）
３．对苏联培训国际主义干部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污辱性的谴责，这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他试图以诽谤苏联的教育制度，也就是拒不承认联共经验有任何价值，来向毛邀宠。(“我学得了教条……”等等)。
４．宣布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惟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哲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看作一回事。（“我要是成不了毛泽东同志的学生，那么谁都可以认为我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我们读了点马克思的著作，用来骗了人。将来，我要非常注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５．为毛泽东（从富田到整风）的所有镇压措施辩护！毛泽东想从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过去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和王明的战友身上得到的东西几乎都得到了。
６．但是，最惊人的是，洛甫建议“党内经常进行整风”，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不断整风。（“我过去以为掌握毛泽东思想并不难，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我一直坚持学习，力求逐步掌握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７．洛甫给他自己的朋友当头一棒，存心不良的、不公平的一棒。他不仅自己谴责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而且让整个党来对付他们。（“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对
领袖、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着共同的观点。宗派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他们想要分裂我们党，干出国民党特务干不了的事情来。我们党内有一种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倾
向，这有文件可以为证。”洛甫指的是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七大的信件。）
８．他歪曲党的历史来讨好毛泽东。
９．他肯定党的新的性质，新的关系（这实际上过去几年已在形成）。这就是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这是为了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号召放弃人的尊严。就这样，洛甫走到了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国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天才”的地步。
１０．他极力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据他说，没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是没有用的。（“怎样才算诚心诚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呢？”）
１１．他乞灵于伪造。他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简直是把不要个人尊严，说成是中共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在代表中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是和工人阶级有联系的，因此，说“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在我身上形成和扎根”是一派胡言！在形成和扎根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１２．整风的成果——人们精神的惊人堕落，个性的泯灭，这就是整风（“洗脑筋”）的总的特点。
刘少奇和周恩来暗中一直在勾心斗角，双方肆无忌惮地相互拆台。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是在毛泽东暗中纵容下进行的。要是有什么能使周和刘联合起来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康生的近乎憎恶的敌意。
健壮的贺龙甚至更发福了。这人生成是个乐天派，勇敢得像传奇人物。见过他打仗的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害怕。
他嗓门大，笑声高，因而往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很爱打扑克，一打就是个通宵。他饮酒作乐，爱开玩笑，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可是脾气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他会一下子从他的部下中间挑出个会说故事的来，指派他做指挥员或自己的随从人员。
这个打起扑克来不要命的人随时都准备出发作战。他治军纪律森严，是八路军中深受人们敬爱的高级军官之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
据外国电台报道，５月２日晚攻克柏林。
驻意大利的德军，于５月３日投降。
旧金山国际会议在继续进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联合国组织，并任命国际军事法庭的成员，这个法庭是为审判法西斯主要战犯而建立的。
世界各国的电台都一再播送希特勒的死讯。一名德国海军上将接管了他的权力。
今天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聂荣臻。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留学，以后又在莫斯科一所军事学院读完一期短训班。现在他是晋察冀边区部队的司令员。这是中共最强大的解放区，最近大大地发展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杨尚昆。
杨尚昆过去是王明的亲密同事。他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他在军队中担任重要政治职务，有一段时期是中国红军政治部代主任。现任中共华北局书记。
陈云继杨尚昆发言。
陈云从１９３４年起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到过苏联几次。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１９４５年５月５日
人们从洛甫、聂荣臻、杨尚昆和陈云的讲话中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主席从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一事中得到了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决议本来是鉴于各马列主义革命党本身已经成熟而作出的，实际上却让中共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松开了手脚。
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后，国际主义者的任何一点独立性都遭到了压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避免地就自行解散作出的决定，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推行他自己的路线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决定一公布，毛泽东认为机会来了，他可以泰然地贯彻旨在加强他个人权力的任何政治决议了——从整风的狂热中，从中共领导人与美国人谈判表现出来的不体面的行为中，以及从现在大会的发言中，这一点看得特别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了艰难困苦，但它对毛泽东个人来说却真是天赐良机。用一套套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口号作掩饰来迅速地从思想上改造中共面貌的条件创造出来了。事实上，“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段时候成熟了，定型了。大会的每一篇讲话实际上都证实了我的结论。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决定使毛主义的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原来在暗中推行的宗派主义和分裂的政策现在是横行无忌，并已开始迅速地改造党。
强有力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影响苏联领导人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民的斗争不会得不到苏联的支援。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并以此进行投机。
当前的大会终于使我相信，毛泽东是个老谋深算、生性自私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都是一场灾难，但是，它对毛泽东来说却是天赐良机。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在忧愁、烦恼、冲突和政治危机中比较顺利地开辟着道路。这是条通向权力的道路！
古希腊人明智地说过：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毛通过玩政治、使诡计和撒谎极其精确地在创造他自己的世界——一个没有欢乐、只有民族主义以及与之俱来的暴力的世界。
评聂荣臻的发言：
１９３８年５月，日军为夺取武汉三镇发动了攻势。可是，战斗出现了相持局面，打得很残酷。日本人随即改变计划进攻广州。１０月２２日，广州沦陷。
日本军方看到欧洲的慕尼黑协定，希望在远东如法炮制，也就是说，取得世界主要强国的同意，瓜分中国，使东京得到好处。日本法西斯希望东方的张伯伦和
达拉第之流也能够劝说中国政府投降。东京本来指望，反苏的资本主义世界列强只要能够促使德国和日本去反对苏联，会不惜采取任何下策。
可是，中国的战斗在继续。
１０月底，日军进入汉口，蒋介石政府被迫撤离该城。不久之后，重庆成了中华民国的陪都。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国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号召总动员。中国人民不愿受日本奴役。虽然国民党右翼分子施展了阴谋，但是中国政府还是被迫考虑人民的情绪。“东方的慕尼黑计划”显然没有搞成。
日本陆军在夺取广州和武昌的作战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因而攻势放慢了，但是这还不是放慢攻势的主要原因。日本夺取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后，在为发动反
苏战争作准备。它对苏联的远东部分和西伯利亚早已垂涎三尺。某些资本主义强国对日本与对法西斯德国一样采取了绥靖政策，从西方和东方同时出击来打垮苏联的
计划特别合他们的心意。在西方，慕尼黑协定松开了希特勒的手脚。张伯伦和其他反动政客毫不怀疑希特勒即将东进了。
日本也开始削减对中国的作战活动，以便腾出力量来准备进攻苏联。
聂荣臻在中共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宣称“把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联在一起”是个错误，１９３８年日本急剧削减在华作战活动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再打了。可是，恰恰就是在那时候日军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地区进行了人所共知的挑衅。
聂荣臻宣称这是“有利于搞慕尼黑”，也就是说，有利于其他某些国家。他又说“我们当时应该停止对日作战，只打打游击”，就像毛主席当时所坚持的那
样。这就是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行动是不必要的，以后的“百团大战”也是不必要的。让苏联尽量想法去摆脱困境吧——他的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正
是苏联历史上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
另一方面，聂荣臻悲叹：“当时我们不听毛主席的话。”中共本应该让蒋介石去打日本人。按照毛泽东的理论，中国人应该隐蔽在各根据地里，让各主要政治力量在斗争中去流尽鲜血。这说的是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的事，当时日本人正在试探靠近哈桑湖和哈勒欣河的苏联边境的实力。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打的。中共打这一仗，违反了中国红军部队作为中央政府军队的一部分参加抗日的协议，没有通知蒋介石的总参谋部。
“百团大战”开始于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一直打到同年１２月５日为止。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华北省份进攻日军。进攻被击退，中共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土地。
毛泽东的正式说法是：打“百团大战”是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慕尼黑”（孤立国民党内右翼投降分子），为了挫败据说日本人在进行准备的新的进攻。
“百团大战”的发起人是毛泽东，他把作战方案通知了共产国际。
现在，听了聂荣臻的大会发言，根据同毛泽东多年交往的经验和其他一些事情来分析，我终于坚信毛泽东搞“百团大战”是想达到以下两个目的：
１．扩大现有的解放区和建立新解放区，这不能不影响到国共合作的稳固性。作战的准备工作对中央政府军方如此保密不是没有道理的。作战不事先经重庆同意，那么即使结果良好，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因为这次战役有打内战的味道，只不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罢了。
２．破坏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声誉，从而削弱王明及其他国际主义者的地位。作战准备得很草率，计划不周，对人力和物力没有作适当安排。事实上，战斗一打响就注定要失败。
我知道中共中央主席多么重视反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反对派”的斗争，因而几乎不怀疑“百团大战”是毛泽东对民族统一战线和运动战战略的有意挑衅，因
为运动战就是要主动抗击侵略者。昨天，中共最重要的军事工作者之一对此几乎直认不讳。（聂荣臻隐隐约约地暗示：“不要把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混淆起来……对
慕尼黑的回答”。）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受挫，使毛泽东可乘机把运动战的策略转变为游击战的策略。他现在找到他所需要的正当理由了。
毛泽东以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的失败为代价实现了这一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指战员的英雄主义对毛泽东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过是他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已。
就这样，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的斗争自行作了程度上的调整，以便把它纳入他自己的“革命计划”。
聂荣臻和其他一些发言者一方面谴责那些年的运动战，另一方面想说明跟日本人打游击是正确的。可是，他们尽管很直率，却忘了发动那次“百团大战”的就
是毛泽东自己。因此，那次他们认为预先就知道打错了的大战其灵魂实际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本人。中共中央主席的才智实际上是很差的。自然，发言者并不想说这
些，可是这是不言自明的。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于是，毛泽东把“百团大战”的失败归咎于共产国际、“莫斯科反对派”和八路军的一些主要司令员。
大会上，“毛主席”的支持者粗心大意，不按他的意旨，在发言中头一次把毛泽东作为失败了的“百团大战”的组织者的作用全都捅出来了。这次作战是他个人争权的一个阶段。
毛泽东采取游击战的主要理由是军队技术落后和缺乏武器，聂荣臻的讲话彻底暴露了这种说法是骗人的。毛泽东使军队转向消极防御根本不是由于缺乏武器和
日军占优势的缘故。他有他分裂中国的计划，他听任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而日益衰弱下去，还要保存实力以便下阶段用来夺取政权。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各种力量的利
益，他本国人民的牺牲，城市的毁灭——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的计划的具体内容。士兵和共产党员的英雄主义，种种艰难困苦——这些事情也不过是
这个计划的细节而已。他需要武器，不是为了要抗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没有武器是不能实现他的计划的。
这些年来，毛泽东坚持“谁能等待，谁就能赌赢”的原则。等待的代价则算不了什么。
１９４５年５月６日
大会把党政军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召集到一起了。这是就近观察他们的难得的也可说是惟一的机会。
事实上我每小时都进行有意思的会见、谈话、介绍。
评杨尚昆的发言：
１．他承认整风是正确的。
２．他号召以毛泽东思想来培训干部，宣称马克思主义和联共经验对培训中国干部毫无实际价值。
３．杨尚昆谈到他错误地死背下来的观点中有下面这样一点：中山大学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那儿只讲授“农民落后，农民独自做不成什么事情”。他的这种说法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的观点所作的引申，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肯定了党内的农民意识。
４．杨尚昆谈到他错误地死背下来的观点，还有据说是莫斯科的想当然教育，认为“反动阵营是铁板一块”，“看不到其中有矛盾”。杨所追求的目的是：为毛泽东与美国人接触找理由辩解，而这种接触是在暗中进行勾搭，超出了正常的同盟关系。
５．杨确认“中间分子对中共的价值”，断言党内存在小资产阶级分子是正常的。这个论点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同一发展过程：尽管他们贩卖马克思主义的词
句，党还是在蜕化为典型的农民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彭真的报告证实了我的结论：７５３名代表中有４０１名为知识分子代表，３２４名为职业军人。这些人大
都出身于富裕阶层或农民家庭。出身于工人或者与工人阶级有长期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党的工作者大会上为数很少。因此，彭真在报告里对代表的成分避而不作阶
级和社会分析。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分析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主要来自农民和同人民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职业军人。这再一次表明党正蜕化为农民党。
几乎所有代表的发言都使我得出这个结论，不管他们怎么援引马克思和列宁的话。
６．杨明确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７．杨在大会的讲坛上承认他一直在告密，告发他的党内同志。他把他自己的过错归咎于莫斯科。１９２８年，托洛茨基主义使布尔什维克党面临分裂的威胁，党对它进行了斗争。杨对此知道得很清楚。他蓄意歪曲这一斗争来为整风的思想原则作辩护。
８．杨说他自己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只有这一点他算说对了。是什么样的机会主义？左的还是右的？这倒无关紧要。主要的是他背叛马克思主义以适应整风这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
评陈云的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发言中站出来证明“先农村后城市”的原则是正确的。
彭真的报告和其他一些发言，谈到了革命工作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反映了另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不掌握城市就不可能有胜利。但
是，他们把毛泽东有关农民的作用的论点当做中共纲领的主要理论基础小心地加以捍卫和维护。陈云的发言清楚地揭示了另外一个方面：毛泽东和康生思想一致，他
们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看法相同，因此，使康生和毛泽东结合在一起的并非只是随时准备整人的思想而已。
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这种认识揭示了中共逐渐变质的过程。它越来越成为具有农民性质和农民倾向的党，而且它为了使党适应这一过程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言不由衷的歌功颂德是列宁曾经反对过的不良倾向。在这里，歌颂的是“毛主席的英明”。
列宁谈到过我们党内的这种现象：“我想，这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毕生与个人崇拜作斗争，老早就解决了有关英雄的问题……这是没有好处的……我同其他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对毛泽东的颂扬有其独特之处。人们认为，“毛主席”有权可以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
前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被捕。在弗兰克的住宅中发现了从波兰抢劫来的价值达１２５０万英镑的油画和其他艺术品。在同一地区，希特勒的前副官威廉·布拉赫在一所医院里被扣押。
法军俘获了德国前皇太子威廉。
德国部长及前驻英大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被捕。这个男爵担任过党卫军大队长、枢密院院长、帝国部长。１９４１年９月，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是继他出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摄政”的。在已提交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战犯名单中，冯·诺伊拉特名列首位。
英军找到了陆军元帅费多尔·冯·伯克的尸体，两年前他是东线德军的总司令。
５月８日２０点，莫斯科鸣礼炮三响，庆祝乌克兰第四集团军攻占奥洛莫乌茨城；２１点，鸣礼炮三响，庆祝乌克兰第一集团军攻克德累斯顿；２３点，鸣礼炮三响，庆祝乌克兰第二集团军同时攻占四座城市。
英美电台不断重复德国投降的消息。苏联政府没有宣布。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投降呢？没有苏联代表团参加，法西斯德国的投降怎么能算数呢？
我筋疲力尽。我要作出所有大会发言的摘要：当场翻译出来记下。发言者什么方言不讲啊！要把这些方言的特殊表达方法翻译出来又是多么困难啊！
另外，我还要弄清楚代表们在小组会上是怎么讨论的。
大会发言作过一半多了。我可以作出初步结论了。
中共中央主席说莫斯科训练了“教条主义者”，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没错，莫斯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毛要改变中共的思想面貌，使它牢固树立“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农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莫斯科的立场给他造成了困难。
因此，不仅仅是共产国际和联共的立场激怒了毛泽东，他们还不同意他的“农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毛就用“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孟什维克”这样一些叫法来发泄他的愤怒。
中共思想演变的方向在大会上极其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它正在被改造成为一个农民党，或者更确切地说，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农民党的思想意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大会上根本没有代表。
毛泽东抓住了过去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关键——一度曾支配过俄国生活的土地危机现在在中国也居于支配地位。可是，在俄国，由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了农民，而在中国，共产党迁就了而且滑到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水平。中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民党。
毛泽东抓住了国内倾向的实质性问题之后，就开始对党进行相应的改造，而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改造。每个代表的发言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中共是在十月革命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反映了这一革命的原则、思想和方法。毛泽东总是挖空心思地从事反对中共的历史传统的斗争
，他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作掩饰、假借革命的名义进行这一斗争，以免自我暴露。可是，有个阶段，这种自我暴露曾使他面临被开除出党的威胁。此后，他的伪装和行
动都更加巧妙了。后来，他的地位加强了，但出于策略考虑，同莫斯科保持联系也是有利的。
毛泽东为人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这个肌肉松弛、行动迟缓的人貌似坦率，实则老谋深算，看自己的目标看得很清楚，因而对敌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
代表们的讲话揭示出另外一个特点。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要点（思想）经常在一定程度上在每一篇讲话中表现出来。这种思想不自然地同马克思主义搅在一起，
已成为讲话人自己的信念的一部分。现在，他们认罪悔过，不只是因为害怕或者想得到宽恕。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真实信仰的一部分。这种信念散见
于所有的发言中，而由毛泽东集其大成。可以说，每一篇发言都是对毛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补充。
说什么在苏联学习只学到错误的东西，这种说法经不住事实的驳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培养起来的苏联人民在战争中坚持下来了，打败了法西斯。取得胜利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据我看，错误出在另外的地方。中国同志在中山大学所受的教育对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并没有起到什么影响，他们只是形式上受了点教育而已。他们的确
是“理论上不成熟”。他们的思想水平不足以应付他们以后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农村环境
，这个环境开始慢慢地吞噬他们，于是，他们思想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就是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
像某些发言者所承认的那样，一个人有了知识还不足以自称为是个共产主义者。这话确实不错。
１９４５年５月９日
传来了确实可靠的消息：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方面签字，空军总司令阿瑟·伍·特德元帅代表盟国远征军总司令签字，威廉·凯特尔、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贝格和汉斯·冯·施通普夫代表德军签字。
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以后，５月９日被宣布为胜利日。
５月９日上午４时，布拉格和其他许多捷克城市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了。
赫尔曼·戈林和阿尔贝特·凯塞林被俘。
弗伦斯堡的“多尼茨政府”认可了投降书。帝国部长路德维希·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也认可了。
为庆祝对德胜利，一千门大炮将于５月９日２２点在莫斯科鸣礼炮三十响。
过去几天来，德国投降成了所有外国电台的主要新闻。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每晚要骑马来我们这儿听广播。他常常在收音机旁边打个盹儿，然后匆匆地赶回他的病人那儿去。
终于胜利了！再也没有希特勒，没有德国法西斯了！希望将来也不会再有！
我们高兴得直叫，大大地惊动了中国人。我们把大杯子装满了烈性酒，为胜利、为我国人民、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的所有的人而干杯。我们互相拥抱，高声歌唱。
我国坚持下来打败了纳粹！我国的国土是这次战争中最伟大最激烈的战斗场所。
胜利！
伟大的胜利！
这次战争几乎使每个苏联家庭都牺牲了亲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胜利！
我们走过的是一条向死亡挑战的不朽的道路。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０日
陆定一在大会上发言。他的年纪想必跟我一样大。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早先他在共产国际青年部工作，以后他是党内负责青年工作的官员 ，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接着是刘伯承发言。刘伯承是屯驻晋冀鲁豫边区的部队的司令员。该区的主要战斗部队就是刘伯承指挥下的１２９步兵师。
刘伯承是１９２６年入党的。他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和军事学院毕业，１９３２年被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参谋长。
今天最后一个发言的是黎玉。黎玉谈了山东党的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
评陆定一的发言：
他强调毛泽东创造了他自己的理论。（“现在，我们有了领袖和理论了。”）
他特别指出，整风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他实际上是号召永远整风，不断整风，为此必须大力改革党内教育制度。（“我们没有想想，我们懂得什么，理解什么，不懂的又是什么 。”）
他号召进行更严厉的党内清洗，提醒人们说过多的党内民主是有害的。
陆定一发言的其余部分重复了洛甫、杨尚昆的意见和陈云的部分意见。
评刘伯承的发言：
他承认抗日战争打得不起劲，松松垮垮。（“我们打日本人时总是用游击战，只是在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他证实了正规战和常规战是对付蒋介石的。他证实了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毛泽东采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让根据地的中共军队按兵不动。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１日
大会上又一个发言者是古大存。古大存是中国红军的组织者之一，他在游击队里度过了大半生。
下一个发言的是李富春。
为了使“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标准尺度”，经过了多少年的剧烈的党内斗争啊！
中共中央主席并不把王明看作党内同志，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威胁到他毛泽东的名望的深孚众望的领袖。这虽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３日
代表们就抗日战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到此结束。参加讨论的有所谓“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包括洛甫、聂荣臻、杨尚昆、陈云、陆定一、刘伯承、博古。
他们承认了错误，归结起来是：对马列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在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低估了毛泽东。
在莫斯科学习过的洛甫、杨尚昆等在发言中批评了苏联教育中国同志所采取的错误办法。他们都承认受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之害，承认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所有的发言者对苏联都表现出两面派态度。几乎人人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盟友苏联而欢呼，同时，所有的发言者又这样那样表现出反苏情绪。供认犯“教条
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自我鞭挞，其矛头实际上是针对联共的思想准则的
，同时，这也等于是抛弃这些准则，肯定中共的新哲学（“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这种两重性首先反映了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的态度：一方面倚仗苏联的实力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又谴责和压制“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是用来掩盖反苏作法的）。
毛泽东喜欢听奉承话，这在当前的大会上从他对代表们发言的反应中看得特别清楚。
每个发言者都一定要对中共中央主席歌颂一番。多年进行整风，死记硬背各种文件（“二十二个文件”之类），无休止地反复念诵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而端出来的老生常谈，“反复灌输无产阶级精神”——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有这些内容。
发言的许多内容是可以不讲的。已经是一清二楚的东西，为什么要再三重复呢？可是，人人还都是要把“洗脑筋”过程中硬塞到他们脑子里去的思想认真地复
述一遍。发言者千篇一律，不只赞颂毛泽东的报告，而且赞颂他说过的其他的话。来自毛的一切都是“令人钦佩的”，“深刻的”，“意义重大的”，等等。毛主席
一边听，一边在他的座位上赞许地朝发言者微笑着。
发言者动辄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论点，不是为了支持某个论点或某个结论，而是为了向大家特别是向中共领导人表露他们感受到的“整风的极大幸福”。
毛泽东搞了多年的党内斗争和残酷的清洗，通过在政治上耍手腕才有把握把代表大会开成他所希望的那样，才终于召开了这次大会。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
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３点１５分，刘少奇拿着厚厚的一迭纸（他的报告）登上讲台。
刘少奇在报告的序言里说：“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应该被看成为是个新的党。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党！”
刘少奇报告的序言部分有对毛泽东的报告的评论。
刘少奇说，毛泽东在他的报告里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分析，毛泽东同志对党内情况和党的任务作了总结。
“二十四年的斗争经验，证明我们党逐步发展的组织形式是富有生命力的。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们时代的客观情况保持、加深和补充这些形式。我们的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这次修改要影响到：１．组织形式，２．工作方法和形式，３．党内生活形式。组织形式的变化，是根据形势、情况和任务的变化而作出的。尽管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党的组织形式从六大以来还没有改变。”
明天，刘少奇要继续作报告。
毛泽东对大部分的问题（即便是最不关紧要的问题）都亲自作决定，政治局只是通过他的建议而已。
按照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的说法，毛泽东时而兴奋，时而抑郁，这种神经性病症的起因不只是由于工作过度和有血管神经病，而且还因为有家庭纠纷。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５日
莫斯科接连广播苏联新闻处的报道。今天的报道说：“各条战线移交德国战俘的工作已经完成。”这像是最后的战时报道了。
刘少奇继续在大会上作报告。
我还在想他的关于中共是个新型的党的说法。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呢？党的改造过程是否已经达到这样一步，以至于中共领导认为这一过程已经完成了呢？
不管怎样，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主要理论家明确说明了中共领导对党内发生的思想意识变化过程的看法。考虑到大会之前发生的事情，这种说明显得非常重要。
看来，刘少奇总结了１９３５—１９４５年党内斗争的成绩。中共成为“新型的党”，正是这一斗争的结果。
延安有三十二个美国观察员。
每天，美国飞机穿梭来往于重庆、成都与延安之间，为特区也为美国驻在这里的人员运来药品、采油设备(延安和延长等地附近有油田)。
飞机还运来了美国的情报人员、采油工程师、采矿专家。尽管美国人受到地方当局的冷遇，他们还是不客气地在特区住下来了。
美国人带来了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设备，准备扎扎实实地建设自己的气象站和建立一个大的新闻中心。
美国人利用了中共领导想获得更多的物资援助这件事，忙于同当地居民、军事人员和党的工作者进行接触。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６日
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目标，而不说它官方宣布的目标（土地改革和民族解放），只是部分体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的纲领。据我看来，中共不是个马哀思主义的政党 ，在这方面它倒的确是个新型的党。过去十年的所作所为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是个伪装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典型的农民党。它的领导人不管怎样声明，还是把农民和资产阶级——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看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他们所作的一切就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来掩饰自己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慢慢地断绝了历史性的联系。
共产国际反对中共党内农民思想的发展，反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亲近资本主义的美国来源于这种思想。以高级术语（反“教条主义者”、反“经验主义者”等）伪装起来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是起因于此。
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国际以前留下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折中而成的奇怪的混合物。换句话说，中共领导人正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哲学人为地捏在一起。
民族解放斗争使得中共客观上成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中共必须站在土地革命的前头指引这一革命过程。它理应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上来做这桩事，而我却目睹它在演变为社会革命党类型的农民党。
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策略。任何自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绝不会去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对付教条主义只有一个办法：在反教条主义方面，作一个坚定的教条主义者。
我要说，毛泽东拿假爱国主义的实际是民族主义的原则来代替明确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原则，从而使党从理论上解除武装。的确，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功迹，更不是什么“适合中国现实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
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我都会收到一大堆大会材料。奥尔洛夫每晚都来帮我抄一些文件。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７日
大会讨论的几个问题：
１．关于召开中共各根据地的代表会议以及组成根据地的联合委员会问题。
２．关于对美国的态度。
３．关于对苏联的态度。
４月２２日，延安的一份报纸宣布成立中共各根据地职工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该报还宣布成立另一委员会，筹建一个代表各根据地的妇女组织。５月３日，该报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统一各解放区的青年组织。
这样，延安在建立解放区政府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这个政府的名称将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对中共领导来说这一直是个首要的问题，但是形势不稳定，这也就无从实现。而且这几个月中，中共领导人没有时间来为此制造舆论。
现在，既然白宫态度明朗了，美国人将支持谁毛泽东已心中有数，中共领导人这就采取具体步骤来建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了。
正式建立这么一个机构其意义是很清楚的：这将是毛泽东的政府，这是走向内战的一步，是预计能争取到苏联支持的一步。没有苏联的支持这一步就迈不出
去，因为没有这种支持，这个步骤就只是一桩蠢事。这个力量有限的委员会政府在美国势力所支持的国民党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显然，中共领导人指望着苏联，指望它的援助，它的最大限度的援助。
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告诉代表们应该毫不耽搁地解决成立联合委员会的问题。他建议从召开一个各解放区代表会议人手，联合委员会就由该会议来宣布成立。
中共中央主席把这个机构称为“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他强调中共要有自己的政府的重要性
，同时他又禁止使用“政府”一词来称呼这个机构。他要求所有代表都来考虑考虑，为这个机构起了最好的名字。
对毛泽东说来，成立政府的问题真是急如星火的问题。他提醒代表们说，在目前情况下按照民主原则举行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
建立联合委员会和选举筹备会议代表，这一事实本身就可能引起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咒骂、威胁和造谣中伤。“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要打退堂鼓，”毛泽东说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的，我们的事业无疑是正义的。”
因此，短期内建立起联合委员会来，是意料中的事情。现在，毛泽东已经从言词转向行动了。他号召要格外小心从事，让全世界都理解到在政权问题上中共已
经决定要立即采取行动了。这个问题已由党内最高的五名成员讨论过
，可是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有的极力主张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而且事实上要求立即成立。他们同意等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但坚持现在
就要采取准备措施。实际上，这一派主张不论外部情况怎样都要采取行动，尽快走向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持这一论点的是周恩来，他主张采取最坚决
的行动。
周恩来提醒说，等到苏联开始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再来筹建联合委员会就嫌晚了一点（此外，这也可能使莫斯科处境尴尬），因为到那时候有关各国政府可能会
指责苏联在进行干涉。反对他们的人说建立委员会为时过早，是冒险的。这些同志力主必须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详尽的了解
，他们说不仅需要等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国共双方意见具体化之后，而且还应知道国民党对今年１１月２５日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不考虑到各方面的情
况就采取行动，太冒失了。
中共中央主席态度暧昧，对这个问题不直接表态。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周恩来。很可能中央的五名最高成员已经采取了周恩来的路线。
毛泽东似乎最关心有关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９日
关于对美国的态度。
去年一群外国记者来到延安，以后美国观察组又来了，这使特区领导人产生了从美国获得武器弹药的希望。这还引起了各式各样不切实际的加紧武装的计划，等等。
赫尔利的记者招待会使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成为泡影。美国人现在对国民党和中央采取了明确的态度，这不仅影响了中共领导人的心情，而且还影响了特区全体人民的心情。早先对美国人的友好感情在迅速消失。
这种情绪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很多发言都强调需要保持同美英的战时联盟，但这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
中共对同国民党关系的立场已经明确了。这种关系要么导致内战，要么还保持和平，过得去。要保持和平，就得努力组成联合政府，这样来解决问题才是同国
民党在政治上保持合作的惟一正确方式。可是，中共领导人虽然在大会上就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种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但并没有把全部真相都和盘托出。还有
第三条道路！无疑，将来中国从南到北都会对日本人展开进攻
，那时盟国将在中国南部、北部和中部沿海许多地方登陆。他们将把中央政府的军队以及行政和警察机构的人员运往这些地区。美国人会这么干的。此外，美国的登
陆部队将不容许新四军和八路军阻挠中央军前进
，这样，中共同美国人和国民党军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八路军和新四军只得不惜任何代价来守卫自己的阵地，不让美国人和国民党军队进来。这样一来，国
民党政府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军事当局所采取的这些实际上是必需的步骤都不过是一种挑衅行动
，报刊会居心不良地对中共发动宣传战，甚至可能指责中共跟日本人有勾结。重庆中央政府会极力利用这些事情来孤立中共，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都会投身到孤立中
共的运动中来。（苏联会运用自己的威望压制这种喧嚷——这是中共领导人没说出来的想法。）
中共中央主席宣称，苏联是中共惟一忠实的朋友，许多代表在讲话中也重复了他的话。其他盟国的价值已由历史本身表现出来了，例如，英国就在企图扼杀希腊的自由 ，其他盟国也打算在中国犯这种罪。
代表们对纳粹的柏林城防军被击溃并投降的消息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还高呼赞美光荣的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口号。
朱德在军事报告中重复了中共中央主席关于对盟国态度的论点，其他许多代表以不同的言词重复了这一论点。
展望国共关系，中共领导人不排除苏联可能干预，并促成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苏联必须抵消美国的势力。
不管出现什么形式的内战，还是发生旨在扼杀中共主动性的盟军的登陆，美国总是扮演压制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角色。
所有的发言者都坚信，苏联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会找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办法来。苏联是不会任凭中共遭到毁灭的。
国内局势可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没有在大会上公开讨论。这一点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已有明白的暗示。
所有的发言者都强调指出，苏联对波、匈、保和其他解放了的国家的政策的民主性。
所有的发言者都充满信心地认为苏联会开始对日作战。由于有这种情绪，所有的代表，苏区所有的党政军人员，仿佛都获得了一种富有希望的新的生命。可是，对苏联那么亲密只是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 ，苏联的实际价值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来决定的。
代表们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这三种可能性所持的态度使我的这种看法更坚定了。不管事态朝什么方向发展（联合政府、内战、盟军在沿海登陆），苏联都会对其
后果负责的。延安普遍存在的是一种靠别人的气氛 ，大会只是在口头上号召全党对日作战、保卫争得的利益，而实际上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
中共采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而不是动员全党力量。这种情绪在各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中比在大会发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代表们在私下谈话中说得尤其坦率。
毛泽东对我说过，从现在起，中国成了世界政治所关注的矛盾中心。他说，欧洲要解决的只是一些不大重要的问题。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０日
蒋介石、国防部长陈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讲了话。
美国人对特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颇感兴趣，很多美国地质学家在估计延长和延川地区的石油蕴藏量。他们的兴趣似乎纯粹是商业性的 、事务性的。
特区几乎拥有中国石油资源的百分之五十，煤的百分之三十。
我对大会的感情很矛盾。很多代表是军人，是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他们参加过艰苦的战斗。这是党的精华、希望和前途。但是，他们也受了整风的影响。
人人都认为对特区有利的事才是国际主义。对他们来说，国际主义就是其他人（自然包括苏联）同意给中共提供援助。这是代表们的普遍心情。
但是，这儿的人不只是受到整风的影响。他们多年生活在山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除了由中共中央主席控制的消息来源外别无来源，而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半封建性质的，物资又极为匮乏。这些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去不掉的痕迹。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常常只是用来作伪装的。一篇讲话中间引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始人的著作引得越多，提他们的名字提得越多，那么这样的讲话尽管内容空洞，也都越被看重。
毛泽东并不是个蹩脚的心理学家，他所维护的原则中 充满了据他说是中国的和爱国主义的东西。那么，对一个爱国者谈得上什么变节行为呢？
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运动的民主力量使中共领导人提心吊胆。武装干涉是原来没有想到的极其危险的新敌人。因此，中共领导人把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的
支持和直接援助上面。毛泽东正力图向我表示他对苏联的友好感情
，他说中共同得到美国武力支持的国民党即将发生武装冲突，只有苏联才能帮助中共。他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对苏联对中共的作用、对苏联对公正解决远东问题的作
用多少有了点正确评价。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２日
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昨天在重庆闭幕。蒋介石拒绝了同中共结盟的意见，他认为中共不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
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是林彪。
林彪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他指挥一个军团，然后任１１５步兵师师长。他１９２６年入党。他在遵义积极支持毛泽东，起了显著作用。他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在莫斯科学习。他的妻子曾一度遭受康生的迫害。他痛恨情报局头子。
我与林彪年纪几乎不相上下。昨天他送给我一张照片，上面写着：“送给孙平同志。这是我负伤后不久的照片。”
下面是他发言的概要：
我将就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发言谈谈马克思主义及其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问题。
关于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已就这个问题简明地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个问题对党极关重要，对军队尤其重要。群众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我党活动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武装斗争。由于掌握了军队，我们才能在过去抗击蒋介石的时候胜利地坚持下来，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能保持军力，并从而增强我们的战斗力。其他的党没有这种情况。
我军有最优良的传统。我们的战术比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战术优越。
教条主义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如果没有教条主义，我们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成就就会大得多。
我们经常不是按照计划作战的。在有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能使群众或地方势力支持我们。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到军阀主义思想影响，军阀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我们群众工作薄弱的缘故。
我们的干部是从我们的队伍中而不是从群众中选拔的。
我们对现代战争懂得不够，这是我们的严重弱点。
同人民的联系不紧密可能严重损害我军的威力。
我们必须很好使用我军的经验丰富的军官。
分析所有这些缺点（同人民联系不紧密，对军官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对现代战争了解不够）之后，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缺点都产生于我国的半封建制度 、半封建的世界观和半封建的传统。
“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大部分可归之于党和军队领导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比例过高。
“我们必须要有军队，而且也有了一支军队，可是我们的群众工作却因此而大大削弱了。中共群众工作之所以薄弱，就因为我们有了一支武装部队的缘故。有了武装部队，党就一直没有去开展积极而生动的群众工作。我们过分依靠武装部队而忽视群众工作，特别是城市工作。
“我们必须效法苏联。苏联的军队、党和人民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就是这种团结使苏联能够打败纳粹德国。
“我们必须依靠农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运动纯粹是农民运动。
“我们怎么发动人民呢？就靠改善他们的生活！这并不排除党还必须进行所有其他的形式的组织工作。”
刘澜波代表东北的代表团发言。他说：“我们代表团代表东北人民来参加大会。我们离开家乡已有十年了。”
刘澜波分析了东北的经济形势，并列举令人信服的数字来加以说明。他说，头几批东北共产党员已经回东北参加当地的地下活动了。
对林彪讲话的简单分析：
林彪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多年来一直是“作茧自缚”。它同外界联系很有限。
他担心地谈到了军队和人民之间联系薄弱。
他提醒大会注意：中共在军事化，成了个军事化的组织，党面临完全军事化的危险。
他批评了“教条主义者”及其领导人。
林彪是中国红军最有才能的司令员之一。他提醒党注意，党有蜕化成军事组织的危险。他还指出，同人民联系不够是危险的。
林彪的讲话是大会上所作的最清醒的讲话之一，尽管他也对毛泽东顶礼膜拜。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３日
今天第一个发言的是张鼎丞。他是个职业官员。１９３４年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新四军中指挥一个师。
张鼎丞谈了整风和党的教育、落后的半封建思想意识对党员群众的影响以及要用整风方法来克服这种思想意识。
他对中国红军的发展简单地作了历史的回顾。
第二个发言的是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是１９２１年入党的党员，１９２５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是个资格比较老的军队政治工作人员。
傅钟批评了张国焘领导下的军队的一次战役。
傅钟讲话的主题是分析同人民的团结问题。他谈到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
傅钟指出，山头主义是个主要缺点——这指的是中共各根据地生活中的分散因素。山头主义妨碍团结，由此产生工作上互不联系和形形色色的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 ）倾向。
他谈到山头主义时说：“打个比方说，我们各根据地就像一座座大山，互不相连，可是甚至这样的山上还有自己的小山头。”
叶剑英讲话概要：
叶剑英在发言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德国战败后的西欧形势：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斯拉夫各民族团结在苏联的周围，现在苏联在欧洲起着主要作用 ，各小国都同它联系起来了。
然后叶剑英大谈起苏联的实力和威望以及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来了。
他强调指出这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削弱了。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４日
如果日本能保持其经东北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它是能与盟国作战的。朱德给我看了缴获的文件，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东京的这种心情。日本陆军总部认为，尽
管有轰炸和海上封锁，还是能够在大陆上继续同英美作战。文件强调指出维持宗主国与大陆（朝鲜—满洲—中国）之间交通线的重要性。为了保持这条交通线，日军
司令部打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５日
在克里姆林宫为苏军领导人举行的正式招待会上，斯大林建议为俄国人民的健康尽情干杯。
接二连三地发生大事：旧金山的激烈辩论，戴高乐和铁托发表讲话，杜鲁门向国会致词，波兰反动分子在伦敦起哄，西班牙把皮厄尔·拉瓦尔藏起来，海因里希·希姆莱自杀，主要的法西斯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被捕。
来自苏联的报道都是谈国家经济的恢复。又像内战之后一样，城市、乡村、工厂、矿山，几乎一切都得重建。
中共中央主席就即将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特别讲了一次话。他建议大大扩充中央委员的人数，既增加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新同志，又包括以自己的工作证明无愧于这种荣誉的老党员。推举候选人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对这些同志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他们当选后会支持本届大会的政治决议。
有关选举的章程已经两度为代表们所拒绝。最后一稿今天终于为大会所通过。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６日
盟军在意大利北部逮捕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在党内的化名是埃尔科勒），因为他“发表了不许可的讲话”。
约瑟夫·史迪威现在担任美国地面部队司令一职。我个人关心他的命运。我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一个组员那儿获悉了史迪威的新任命。
魏德迈将军在中国以采取更为反动的方针著称。这位将军反苏。
从叶剑英那儿得到的消息当中，有个报告说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收到伦敦来电，电称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其对苏政策。英国政府企图转而采取对苏施加压力和逐渐拒绝合作的政策。是啊，丘吉尔仇恨苏联的老政策又在起作用了。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就选举中共中央委员的问题讲了话。下面是讲话的纪录：
“１．我们选举的主要方针：
选举我党的领导机构是一桩责任极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一机构将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大会的路线和我们党的政策的工具。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同志在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很好的。
选举中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这是一种什么标准呢？标准必须是保证大会决议得以执行。只有这样的标准才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选什么人呢？
（１）首先，我们应该从老的中央委员中选人。现在老中央委员剩下二十五位同志，他们绝大多数都值得推选。他们过去领导我们党成绩卓著，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２）我们还应该推选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这些同志必须证明自己是有资格被选人中央委员会的。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这种经验必须结合到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去。
新的中央委员人数要多一些，数目要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关于中央委员候选人，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到底要选什么人呢？
（１）该不该选犯过错误的人呢？有的说该选，有的说不该选。
（２）选举中，我们应不应该遵循全国各地区比例代表制的原则呢？有的说应该遵循，有的表示反对。
（３）应该由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的人来组成中央委员会吗？又是有的说需要，有的反对。
选出个由没犯过错误的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个很好的理想。代表们注意这个问题是好的。但是，理想可能恰恰在实践中行不通。
我们一开头就选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好不好呢？不，不很好。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事实。
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断然拒绝把陈独秀选入中央委员会，今天看来这是对的。可是，不选举陈独秀并没有能够保证不翻车。
中全会把李立三排除出政治局。他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可是，没有他错误还是照样犯。
还有第三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而这段期间我们的错误犯得少一点。在这段期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还是在我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
会上选出的，而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却只剩下四个人。［毛在这儿是说，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人，即所有反对他的政策的人，都留在领导机构内，而
错误还犯得少些。因此，现在也不用担心。］如果不是因为有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帮助，遵义会议本身就不会开得这么成功。或者，再看看六中全会，参加全会工作的
也还是有这些同志。
从整风开始以来我们党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采用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对。一个人犯了错误之后决心改正错误，这就好嘛。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承认了错误，并且决心改正。把他们选 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对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
可以说，我们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们把理想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了。而我们遵循上述原则，就正好能够把理想和具体的现实结合在一起 ，不然，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而办了错事。顺便提一句，这儿所有的同志都是不愿意犯错误的。
形势就是这样。有的同志感情用事，不愿意选举犯过错误的人，可是如果从理智出发，就必须既往不咎选那些同志。需要把感情和理智结合起来。这是能够办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有这种必要性了。
我想，我们能同过去不慎犯过大错误的人合作，不过条件是他们得承认错误。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经受锻炼，学到东西。
举例来说：
马克思建立第一国际时，为了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被迫把纲领限制在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马克思这样作是因为当时有相
当大的一部分群众跟着无政府主义者跑。以后这批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合作 ，那好吧，他们这么干谁在乎呢？这毫不影响马克思的目标或者他的运动的路线。
列宁和斯大林过去同反对派合作，那是在反对派还领导着工人阶级中的某些派别的时候。一旦这些思潮消失，他们就同反对派分子决裂了。
现在共产国际不存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了，但是实际并非如此。世界各国共产党都仰望着它们的领袖，听着他说的每一桩事。全
世界的共产党人对这位领袖的每句话都极其注意，并且以这些话作为行动指南。这些指导思想是大家所遵循的方针。我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之一。
我们党内现在没有反对的倾向，我们现在都站在团结合作的立场上，这自然是很好的事。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再来谈第二个问题。
只选合适的人而不管地区代表性，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但是，不顾地区代表性有其消极的方面。我们各地区的分散孤立状况并不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特殊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产物，是敌人和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同志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这就是革命。必须记住这一点。
今天我们有了根据地，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就是革命。革命根据地是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山头主义（孤立、分散、地方主义）是坏事。中国革命创建了根据地 ，将来，在一定条件下山头主义会自行消失的。
中国有很多地区性的结社、行会和其他组织，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有许多。这种现象有其社会原因，是因语言、伦理和风俗、生活方式、传统等等不同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都会逐步得到克服。
选举中要考虑地区代表性的原则，这就可以对应在党的最高机构中有代表的各地区的革命力量作一番全面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否每个中央委员都必须具有全面的知识？
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际上不可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由具有各种不同特长的人组成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人人都受过全面的教育
，但应努力要求他们是各有专长的人，这样中央委员会里才能包括具有各种学识和专业的人。现在每个中央委员的知识不可能全面，将来也不可能
，因此中央委员会现在不可能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应该选举那些愿意学习和掌握知识的人。
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应该包括一大批过去执行党的路线没有犯过什么错误的人，其次，也应该包括一些犯过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人
，还应该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人士或者可能成为知名人士的人，最后，还应该有一大批在各方面具有知识和经验的人以及少数只在某些方面有知识的人。
中央委员会这样的组成是符合我们党当前的发展阶段的。这样的中央委员会能执行大会的路线，并对我国的发展施加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组成会不会太混杂了呢？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党是不纯的［毛指的是思想意识领域］。在那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清算过陈独秀。在内战期间我们没
有清算李立三路线，因此党的路线是混乱的，犯了错误。内战末期我们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党遭到了大损失。遵义会议以后我们还没有清算这些错误。六中全会上
我们才作了个总结，那时才清算了这些路线。以后，我们经过了三年的整风时期。这样，从遵义会议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几个阶段，党才消除了这种不纯。
错误会重犯吗？［毛指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
犯过错误的同志表示悔恨，他们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的讲话中间有一点是要求大家帮助他们。我想，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很可能因此会少犯错误。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能说以后一点错误都不犯。
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翻过车’的将来会谨慎一点，而过去没有‘翻过车’的可能变得骄傲自大起来 ，要是这样，车子就非翻不可。我们不能保证谁都不翻车，几十个人中间会有个把要落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同志们乃至我们大家都要拉他，推动他 ，这就能保证防止跌跤。
最后，［选举中］是否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呢？需要考虑到各种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对策。需要选举出一大批具有全面知识的人和一批只在某些方面具有知识
的人。这样做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因为更优秀的同志可能正好没有当选。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这些同志在大会后不要见怪
，相反，他们应该向其他人作解释。
２．关于中央委员的人数，我和大会主席团的意见是：
主席团认为中央委员会应由大约七十名委员组成。在这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可以多些，有的说可以少些。多些，多多少，到一百人
？主席团起初有这个意见，但是以后逐渐把数目减缩到七十。少些，又要多少呢，三十到四十人？我想这太少了，这样的人数今天不能代表我们党
，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人加五人，已经到三十人了。据说是组织小要灵活些，但是我们党已经扩大了，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扩大。当然，我不是说二十五人就不
能领导中国革命 ，但是，为了使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适合于今天的形势，七十左右的数目是最适合的。
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委员达四十六名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值得注意的准备内战的步骤。国民党六大精心搞出了许多政治计划 ，我们只需注意一点：‘统一’，行政、军事政策、外交、经济政策方面的所谓的统一，这些统统都是针对我们来的。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它是革命的动力，要领导和指挥革命运动。我希望会选出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来。”
毛昨天两小时的讲话可以归纳如下：
——能够保证执行大会主要政策的人才能选入中央委员会。
——组成这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值得再次推选。实践证明他们能够领导党。
——大会必须选出一些具有丰富的宝贵实践经验的新同志。
——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人数上必须大为增加。
最近毛一直在试图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成为私人的友好交往。他越来越经常邀请我去谈心。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７日
评毛有关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讲话：
毛正忙着想把“莫斯科反对派”的成员拉进中央委员会。他喜欢让中央委员会里有经过粗暴清洗、精神上大受打击的人。另一方面，他的讲话是继续向莫斯科
讨好，希望能从苏联参战得到某些好处。他竭尽全力（甚至用了“翻车”这样蛊惑人心的说法）把受到压制的“莫斯科反对派”中放弃了原来信仰的成员拉进中央委
员会。
毛提到整风，这是值得注意的。一般党员并不十分了解整风的真正含义，思想意识的斗争主要集中于党的上层。在上层，中共同共产国际和联共的联系遭到谴
责，苏联的威望受到损害。至于对一般党员来说，整风是给他们灌输对毛的信仰的方法，也是在爱国主义与忠于马列主义的伪装下把沙文主义因素引进党的思想意识
的方法。
中共大部分负责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对他们的“主席”怀着那么尊敬的态度，这要从上述角度来看就清楚了。他们尊敬毛泽东，首先是因为据说他明确地维护中
国革命的利益，他是“参加国际共运的中国人”，他从前共产国际那里为中共领导争取到了独立。对他的大多数同事来说，毛作为民族主义（！）革命领袖的权威确
定了，这无疑是有利于他的。
很明显，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已经准备就绪。
毛在５月２５日的讲话中讲了斯大林几句好话。我深知毛曾对斯大林冷嘲热讽过，因而不可能相信他有诚意。据我看，毛的这种两面派作法并不新鲜 ，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苏联的援助特区就顶不住即将到来的内战的缘故。
但是，从毛的颂辞中可以觉察出，他自以为是同斯大林一样的大权威。这个湖南人自命不凡得真是没个边！
我对中共中央主席深有了解，在这点上不存任何幻想。他喜欢听什么，人们在大会上就反反复复说什么。洛甫说得明明白白：没有毛泽东，就既没有革命，也没有马列主义。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８日
遵义会议上，毛把洛甫提到第一书记（总书记）的位置上来取代博古，自己担任了他为他自己设立的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这事情的原委现在清楚了。
洛甫成为第一书记，是因为他在毛泽东争取中共领袖职位的斗争中为毛效了劳。正是洛甫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首先说需要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全会，并着手组织一帮军政负责干部，要求立即召开全会。这真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遵义会议及毛对“莫斯科派”和“教条主义者”的斗争的发展情况都表明，周恩来总是对毛妥协，甚至不只是妥协，而是越来越使自己适应毛。
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共的领袖们是有名望的英雄人物。我知道我的意见跟固定的形象大相径庭，可是我目睹了这种形象是怎样塑造出来的。我目睹了这些“英雄人物”怎样把人民的真正的英勇斗争归功于己，把被侮辱的人民的愤怒和仇恨的爆发归功于他们的领导。
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深感痛苦。我听说这种事情时不能不感到痛苦。我设法把这种情况报告过莫斯科。有些事情可能非我所能理解，但我如实反映情况。
我能欺骗我的党吗？我能用毛泽东冠冕堂皇的说法凑合过去吗？
５月２５日，美国军事观察组新领导人威尔伯·彼得金上校由陆军空战队上尉查尔斯·斯特尔陪同拜访了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
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９日
５月２５日会晤时斯特尔强调会晤的非官方性质。
谈话的要点是：美国人希望中共领导能准许他们在中共控制的土地上建立军事情报基地网。
斯特尔按他的前任谢伟思的精神行事。他说，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认为将来可能同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联合作战。据说他们倾向于同中共部队合作。这就是斯特尔谈话的要旨。
斯特尔提醒说，这种合作开头自然是有限的。
美国人主要指望能扩大和巩固他们的情报站。他们准备提供最新式的装备。这些情报站也为中共军队服务，但是有一个条件：由美国人来管理各站的物资和技术设施。
斯特尔建议建立电台网。条件还是一样：人员必须全部是美国人。
人们要是逛新市场，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羊皮、酱油、干大蒜气味，对此，特迪·怀特曾作过描写。
下起倾盆大雨来房屋就嘎嘎作响。山沟里显得荒凉萧索。闷人的、澡堂子似的空气从门外直往屋里钻。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０日
大会主席团坐在一张普通的长桌旁边，桌子上铺着一块布，上面搁着花。
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身穿一式的黑制服。毛泽东的面前搁着个泡着茶的搪瓷茶缸和一堆文件，他不时看看文件，或者就从坐处讲几句话，或者大声发笑。他一笑，所有听众马上也跟着笑了起来。一般来说，他坐在那儿极其自由自在。
周恩来坐在他旁边，像往常一样显得年轻而又整洁。
朱德有点不自在，他看文件时戴上眼镜。
刘少奇缄默而又镇定。
开会中间休息时，康生到处走动。他像所有的领导人一样也穿着制服，只是他的制服裁剪入时，熨烫得平平的，上衣腰部稍许收一点，衫袖不像大多数情况那么拖着。康近几年来变化不大 ，或许就是头发稍许稀了一点，脸膛略微瘦了一点。
在大会上讲话的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朱德在闭幕词中号召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周恩来谈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问题，谈到需要联合一切力量来打败日本人，这就要求暂时放弃反对国民党的公开的斗争。“我们的口号是建立联合政府！”
现在中国军队大约有３５０个步兵和骑兵师，大约１８０辆坦克，２５０架飞机。中共军队大约有１５个步兵师，７６个步兵旅，２个骑兵旅，共约６１６０００人。
日本人在中国有３２个步兵师，１个坦克师，官兵共约１００万人。从南洋地区撤回部队使日本驻华派遣军的兵力增加了约三分之一。
周恩来很健谈。他每天几乎工作十八个小时，身体真好，令人羡慕。他似乎是惟一与闻毛泽东私事的人。周的主要特点是他有跟人合得来的本事，甚至跟他所憎恨的人都能相处而不露出自己的感情。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表现出善意。
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１日
斯退丁纽斯通过广播宣布，苏联从来没有在什么地方与美国进行过经济竞争，苏美从来没有进行过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斗争，苏美的制度在社会经济方面基本不同，但从 未影响互惠的贸易关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
外国报纸大谈希特勒的将军们不受审判的问题。可是，德国将军并不只是“技术专家”，他们是德国整个军事法西斯制度的支柱。他们不仅仅是元首意志的顺
从的执行者
，这些将军率领的陆军具有职业杀人犯的思想意识。这些将领应该作为战犯受审，正是根据他们的命令，德军从地面上消灭了许多城市，屠杀了大批平民。
蒋介石不做行政院院长了，这一职务将由宋子文继任。
宋子文，中国的金融寡头，出身于中国豪富宋氏家族。他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和行长。他１８９４年生于上海，１９１５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是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最重要的金融家之一。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了闭幕词。
在涉及一般问题的部分，毛泽东谈到了加紧广泛动员群众的问题。蒋介石对动员和组织群众、加强军队和扩充“我们的地区”都会进行干涉。
现在是甩开膀子干的时候了。但这并不是说要搞冒险主义。怎么甩开膀子干呢？应该在对自己有利时进行打击。这就是他讲话的意思。
毛泽东然后谈到第二国际的错误。错误归结起来是第二国际没有遵循第一国际的路线，它不“甩开膀子干”（指不组织群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的做法就不一样 ，他们“甩开膀子”动员群众，因此，俄国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打败了资本家。
朱德和刘少奇热情地描绘了这一过程。
之后，毛泽东详细地谈了国际形势、旧金山会议、国内形势和某些思想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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