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
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
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
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
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
（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
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
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
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
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
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
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
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
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
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
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
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
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
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
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
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30
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
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
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
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
为“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
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
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
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
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
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
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
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
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
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
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
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
血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
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
种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
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
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
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
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
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
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
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
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
“圣·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
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
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
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
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
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
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
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
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
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
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
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
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
名义相号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上要以创建“五权宪
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
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死，因使倒袁目标实
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
八年八月始正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
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
党。在革命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政、训政和宪政”的
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
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决与罢免的权力，
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
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
的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
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
出兵支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
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
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
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
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
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
员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
武、纽永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
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袁
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
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
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
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
于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
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
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
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
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
中山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
“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
因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
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
的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煌历史岁月。
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
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
标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
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
本没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
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是
“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
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是
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
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
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
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
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
罢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
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
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
年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
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
然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
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
奋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
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年，
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
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仰者的身
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
“共学社”亦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等，但都是客
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
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才将五
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
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
们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
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
共产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
期。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
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
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
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
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
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
的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
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
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
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
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
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代
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
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
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
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
求所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
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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