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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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水肿全消以后，人瘦了很多，好像去掉了一大圈。原来体重是八十二公斤左右，这时只有七十公斤。圆圆的脸变成尖下颌。肚子上的皮垂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满。两手手背、掌骨间下陷，显然手上的肌肉萎缩，右手特别明显。
毛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是身体衰弱，只能由人扶着，由卧室走到书房，或到外面的大厅走几步。两腿、两手没有力气，有时候会自发地颤动。我发现毛口水好像多了，常流出来。
毛感觉，眼睛看东西模糊。看文件和书用的放大镜，倍数越来越大，可是仍然模糊。
我特别担心肌肉萎缩，不自主颤抖，并怕有别的毛病。我向毛建议，最好请神经内科和眼科医生检查一次。讲过几次，毛都不同意，最后只答应让眼科医生给检查一下。
我请了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晓楼医生来检查。毛坚持要在书房中检查，但房间狭小容纳不下各种必要的光学仪器。张院长只好用一个眼底镜和一套验光眼镜进行检查。
张见到毛以后，因为心中无数，所以很紧张。毛先说一些笑话，然后问张的名字，然后说：“你的这个楼小了一点吧。”毛并说，如果张医生把他治好，要给同仁医院盖一栋大楼。
张的眼睛验光检查繁琐时，忙得一身大汗。他发现毛的右眼角膜有轻度角膜云弱。张初步诊断，毛可能有白内障。他提出要再用些仪器检查，以明确诊断。毛不耐烦，说：“查个半天，还不就是这个样子。不查了。”
但张无法得到肯定的诊断，也就无法对症下药。他还需要检查毛的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张觉得不弄清楚，说不过去。
我将这些情况，向周恩来说了。周也没有办法。上次病变时，他和江青去讲了，江青反咬他逼毛交权。他觉得还是不插手为妙，不如由我慢慢同毛谈通。眼科检查于是拖下来。
毛大部分时间都和张玉凤在一起。毛自一月病重后便常和张在一起吃饭。江青和别的领导要见毛都得先透过她。江只好通过张玉凤打听毛的情况，传递消息，
取得毛的支持。这此，江送给张玉凤很多东西，像手表、西装、衣料之类。甚至张生孩子所用的尿布，江也送去。据同在毛身边做服务工作的孟锦云说，江青让张玉
凤在毛面前多说好话，使毛多见见江。但是张不明白毛的心理状态。
张和我一向就相处不好，她对毛的控制力越来越大，我们关系便日益紧张。她要毛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酒。我反对，怕烈酒容易引起咳呛。但毛说他已戒烟，以前已不太喝酒，一点点茅台不会怎样的。喝一点对睡觉可能有帮助。张很喜欢喝酒，在她的鼓动下，毛完全听不进我的话。
一九七二年底，张玉凤怀孕了。张耀词跑来找我商量。汪东兴和他都提出，要好好照护张玉凤，能平安生育下来。
我向张耀词说，毛早已没有生育能力了，何况这时已近八十岁，又在重病以后，体力虚弱，这不可能是毛的孩子。
我说：“在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照顾好不好的问题。张玉凤的行政隶属在铁道部，铁道部有自己的公费医疗医院，她可以去做产前检查，可以在那里生产。”
张耀词说：“正是这件事要你办。张玉凤讲，主席说了，要给她送到一个好些的医院去。所有的费用，由主席的稿费出。”
我看汪东兴、张耀词两个人都是这种态度，再争下去，也没有用处。于是我将张玉凤介绍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院看到是我介绍的，认为张玉凤来头不小，可能是那位首长的夫人，或是文化革命中窜红上来的“新贵”，自然要待如上宾。
到八月张玉凤生产的时候，给她住进高级干部病房。
张分娩以后，的确有许多政要头贵来探望，其中有张的丈夫刘爱民。江青和张耀词都去了，送了吃的和尿布等东西。江青一再向张玉凤提出，及早回去上班。张产假期间，由她妹妹张玉梅代替工作。张玉梅比较单纯，没法子替江青向毛传递消息。
中国共产党历经长征的建党元勋都在一一老化。毛已经快八十岁了，他的许多战友也老了。
康生是第一个重病的政治局常委。许多党员都不齿康生的邪恶残酷、手段毒辣，并认为他该为文革许多无辜的死者负责。一九六七年康的小姨子苏枚自杀时，
有五十多人被审查批斗。北京医院一名负责抢救苏的医生被捕入狱，关押了十三年，至一九八０年大规模平反冤案时，才被释放。康生的死讯只会让全国额手称庆。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周恩来告诉我，康生照了爱克斯光片，怀疑有肺癌。周要我一同去向毛报告康生的病情。我向周建议，不如等确定诊断，再向毛报告较好。
周也同意。接着康生作了膀胱镜检查，确诊为膀胱癌。医生的意见是手术切除。
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或是毛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周恩来负责布置康生的医疗工作，但得由毛批准手术。
毛说：“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
”
但康生已经知道他患有癌症，医生也劝他马上动手术。在康生一再催促下，只做了膀胱镜局部烧灼治疗。
周因此也做了身体检查。周照了一次爱克斯光肺片，并劝毛也照一张。毛不肯，我们只替毛做了尿细胞检查。经过反复多次的尿细胞检查，毛的尿液是没有不正常的细胞。但是周的尿液中确定的癌细胞存在。
周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报告。开始时毛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他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
后来经过多次解释，毛似乎同意了这项诊断，但是对于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仍然抱着不赞成的态度。他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休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些。他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他坚持不再做检查。他说：“以后不要多查了。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谁人晓得查得准不准。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不闹得鸡犬不安不止。我是不要你们检查。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此后毛一直拒绝检查身体，心电图、爱克斯光胸片这些最简单的检查都没有做成。
我对周虽然有些意见，但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担心周的病情。周精力充沛，长时间伏案办公，主管中央的日常事务，睡眠极少。党中此时优秀的老干部都没有复职。
中央只有周真正在做事。周的责任繁重，按照毛的指示总管全国的工作。
汪东兴对我说，在毛的心目中，只有毛一个人不能死，谁死了也无关大局，毛自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杞人忧天吧。
从一九七三年起，毛除去体力衰弱，呼吸急促，视力模糊以外，说话声音逐渐低哑，口齿逐渐不清。毛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个不停，口唇发青。
我们在卧室、书房都放了大氧气瓶，接上塑料胶管和口罩，间断给他吸氧。他的视力一天天更加模糊，看书少了。江青提出来，将毛的书房改成小电影室，毛便看了一大堆由香港、日本、美国进口的庸俗不堪的片子。毛最爱看的是功夫片。
但毛的头脑很清楚，思路也很敏捷。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８２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对邓小平是有意见，认为邓应该“整一整”，但是他从来没有将邓小平与刘少奇等同起来。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刘少奇
被开除党籍。林彪、江青曾竭力主张将邓小平开除出共产党。毛不同意林、江的意见，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是，毛又说
邓右得很。
由此可以看出，毛对于邓小平，是又打又拉，有褒有贬，使邓能为他所用。
我是在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元帅追悼会上，预感到邓有可能复出。那时毛不再与我多谈话，我都是透过汪东兴知道重要政治动态。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我听到毛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由此给邓的复出打下基础。
周恩来的癌症是促使邓小平复出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林彪死后，政治局势日渐复杂。当时正是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一方，周恩来、叶剑英为另一方，正在明争暗斗得不可开交。他们双方在林彪事件的看法上意见相左，泾渭分明。
周恩来批林彪是极左，在工作上就要校正文化革命中的极左作法。江青、张春桥等一再宣称林是极右，周则是“右倾回潮”。毛在此事上支持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自一九七二年初当着江青和周恩来的面交代交权后，似乎就对周疏远了。他警觉到周似乎是个修正主义的右派。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毛批评外交部“大事
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变修正。”毛还说再这样下去，中国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同年十二月，毛又再度批评了周恩来。（译注：“九一三事件”
后，周恩来批林彪的“左”，整顿经济，情况确有改善。）从此江青等人不断整周恩来，藉批林彪之机，发动了“批林批孔（夫子）”，又进而“批林、批孔、批周
（周，明指为周公，实指周恩来）”。江青并说周恩来是“现代大儒”。
周恩来处境危艰。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以后，除去毛接见外宾，周作为陪见，待外宾走了以后，才得乘机向汇报请示工作，平常见不到毛。在江青等的围
攻之下，他想得到毛的指示和支持，但中间又有张玉凤把关。他因此想通过外交部的王海蓉、唐闻生向毛反映情况，以求得毛的意见。然而王、唐二人与毛的接触自
比张玉凤少得多。所以双方较量起来，王、唐要逊一筹了。
一九七三年十日，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逐渐回到权力核心（１）。毛更进一步让许多在文革中被打
成右派的老干部复职。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大）期间，我一心一意只担忧毛的健康，没有注意到此会的政治意义。
在开会期间，我们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毛的缺氧症状十分明显。在他乘坐的车内，装备了特制的氧气瓶。为了使毛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一一八厅，和大
礼堂的主席台上，能保持不断输送氧气。我们在一一八厅下面的地下室内，安装了中心供氧设备。用管道接至一一八厅和主席台。在主席台的幕后，我们还设立了急
救站。
在开幕式的那天，散会时，代表们全体站立鼓掌，毛几次试着立起来，都不成攻。毛不起立出场，代表们不会循序退出。周恩来很急，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建
议，周向代表们说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后，他再回去。等代表们全部退出后，我们才搀扶毛回到一一八厅。代表们自然不知道毛已患重病。
直到会后，我才了悟领导核心已发生了重大转移。会后，大家议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固然不少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反起家的人物，但是“老革命”亦复不少。
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王洪文和康生两位是原文革小组成员。另三位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将军。所以就整体而论，开完十大后，江青四人帮并没有占据多大优势。毛没给他妻子太大的权势。
毛仍继续他的政治从事调动。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中间经过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毛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２）。这些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上做了很久、文革期间在林彪领导下，军方权力高涨。毛的讲话对整顿军队有很大影响。
毛的讲话，全文过长，节选如下：毛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司令员互相调动。”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
“现在请了一位军帅，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有一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
“你（指李德生），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
“我还可以打仗，要打就打。天下大乱，包括中国。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我估计他们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板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作皇帝的。”
“我同季辛吉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们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又跟我们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死时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改了就好。”
“对内团结大多数，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守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对外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要坚持原则，但又要有灵活性。”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一九六０年六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上台后，毛因身体日渐衰弱便没有参加参加任何会议。王海蓉和唐闻生做毛的联络员，向毛报告政治局势，并在毛和周恩来之间来往传送文件。毛退到幕后，但权力并未稍减。
邓小平协助周主持政务以后，江青四人帮加紧他们对周恩来的围剿。一九七四年刚刚开始，就进入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
准，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号召全国学习这一文件。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召开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
批孔”大会。
我藉口毛身体不好，不能离开，没有去参加。
据汪东兴告诉我，会上主要是姚文元讲话，当中江青插话。最后由迟群、谢静宜讲话。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
汪说周是个胆小鬼。
江青的“批林批孔”运动未形成气候。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更风声鹤唳。文革后批斗诬陷，冤狱遍布，连毛最亲密战友林彪也企图武装起义，叛变夺权。中国人民实在是搞疲了，也很厌烦了。
人民了解到，这些政治运动只是赤裸裸的高级权力斗争，和他们一点切身关系也没有。“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是江青等煽动一些人，谋求打倒周恩来，夺取党权、政权、军权。大家都是应付了事。这次运动是个大失败。
毛对江也有批评。这些批评当时已流传到社会上。我只举一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见到江给他的信以后，复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
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
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我当时全心全意投注在毛的疾病上，无暇顾及这些政治斗争。毛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
注释
（１）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返回北京，四月第一次公开露面。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委员会正式恢复邓的职位，十二月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邓的任命，并通过邓为政治局党委和党副主席。
（２）有些消息来源指出，军区司令员互调是邓的主意。传说，毛召见王洪文和邓小平。毛问他们：“我死了会怎么样？”王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
”邓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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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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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七月，我们得知毛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一九七四年以后，毛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建议，毛同意再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张玉凤提出，听说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眼科好，最好请来看看。这很好办，只要
肯检查，找那里的医生都可以。我通过卫生部从成都四川医学院请来了四川省立医院的罗医生。他们二位到北京后，都住在三０五医院里。
在这期间，毛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报告。毛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０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
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neuron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
（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他们为了明
确诊断，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
张沅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我问张，这种病的预后如何。张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
毛的右侧会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因为喉咽、舌瘫痪，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最好早点安装胃管，以保证必要的水量和营养。吞咽困
难，食物和水易流入气管而囤积肺内，引起肺部反复感染。最后阶段，无法吞咽，主管呼吸的横隔膜和肋间肌肉麻痹，病人无法呼吸。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
只能稍微处长病人的生命。安装胃管可阻止食物囤积肺内。呼吸器可帮助病人呼吸。病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注意，可能因摔到而导致骨折。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写文字报告了。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病，一般的医生都难于弄清楚。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怎么样说明，也是没有用处。汪说：“怎么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呢？”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不相信。他说：“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在讲到没有办法治疗时，汪说：“你们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我们带上了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同时也带上了眼球模型。叶问得十分仔细。他对照着挂图和模型，很快了解了病情。
叶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如果还有别的眼病，治不好，顶多就是看不见，不会
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他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他也很快知道了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
周那时的身体也不好，在等毛批准他动手术。据化验员分析，周每天从尿中要排出不下一百亳升的血。周想做手术，医生们也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原来
毛已有话在前，不同意做手术切除。没有毛的同意，周不敢开刀。这时尿血已经这样明显，没有人向毛报告。最后是邓颖超找化验员小李，让她向毛说明情况，争取
毛同意。
小李也是医疗组的一员，因为不是医生，没有“医生专吓唬人”的嫌疑，而且尿血是她在检验，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李向毛说明以后，毛同意了。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三０五医院动手术。
周对毛很关心。周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病症的治疗办法（１）。我们说明，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说：“这说就是绝症了。”
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周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我到三０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张沅昌特别强调，目前病变的范围涉及控制喉、咽、舌、右上下肢的运动神经细胞，一旦主管呼吸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受到病害，立刻就会呼吸停止，有生命危险了。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行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成都来的眼科医生一同随行。神经内科医生回原来的医院侍命。
我愣住了。毛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研究治疗的办法还未讨论完毕，医生们也得写报告，而且仍未决定如何处理所有的紧急状况。毛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
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耳鼻喉科医生也应该去。也要带上内科医生、急救器材和气管插管（以防毛呼吸困
难）。
我跟张费尽唇舌解释以上各点。
张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乘专列前往武汉。
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
管，引起肺炎。但毛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总转告我毛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传话，要毛见见医生，接受治疗。
毛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他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
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主席说他患了绝症。我的工作是延长毛的生命。
毛看到这个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已，起不了好作用。毛认为自已没有大的毛病。他想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在武汉曾因受凉引起声带炎，说不出话来。我同他解释，这两种病不同。但是毛并不相信。他只同意眼科检查。
毛照例和眼科医生说了笑话，态度很客气。但说话不清楚，没有人听得懂。
眼科医生诊断毛得了白内障。
毛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掉，才能看出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毛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他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从此以后，毛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我真坐困愁城。万一毛出了状况，我得负全责。心情低沉，辗转难眠，食而无味。我自觉对毛健康尽心尽力，毛却认为我们庸人自忧。我又跟汪东兴解释了武
汉行前我和张耀词说过的话，另外要汪找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加入医生组，以防毛有骨折情形。汪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由湖北省委在武汉医学院（即原来在上海
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组成了一个以耳鼻喉科、外科和麻醉科医生为主的急救组。但武汉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见上毛一面。
很多人都不相信毛病了。在武汉的时候，毛接见了菲律宾总统马可仕的夫人伊美黛，李先念陪同。王海蓉和唐闻生也来了。她们发现毛口齿不清，常流口水，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告诉她们，毛已经有了重病。她们说不像啊。唐闻生说：“主席是个怪人，得了这么一个怪病。”
毛在武汉期间，江青在北京。江仍在大张旗鼓，全力攻击周恩来。江权势日大后，自比为武则天。报刊上开始大加吹捧武则天。江青为了见马可仕夫人，特别
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君鞋”。这套打扮难看极了。后来江青自己看了也不像样，没有穿。毛有没有从中阻止，我不得而知。但王海蓉和唐闻生告诉我，这些事她
们都同毛说了，毛没有作声。我听了马上知道，毛不赞同江青的行径。
注释
（１）尽管中国方面努力收集美国对肌肉萎缩症的治疗资料，没有外国医生替毛做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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