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要服从大局
由于一再耽误，周恩来所患的膀眈癌已在体内扩散转移，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即便如此，仍无法住院动手术。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
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周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自勉了。
就在周恩来忙于躲避来自台前幕后的明枪暗箭之际，却祸不单行，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
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被横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蒙冤受辱，挨批斗，受围攻，心情极
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从这场涛天大祸的打击中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
其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在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再加
上蒙冤受辱后的郁闷和忧惧晚节不保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
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的
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
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
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每当我见到他摆晃著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想
借此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总理生病，替总理去承受这种苦痛。当一些小的血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这时，总理会长长地嘘出口
气，他的额头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这个时候，周恩来己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筋疲力竭，自己再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因为小便还没有
排出来。
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
抓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
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
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
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
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陆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
行”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
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毛才是整个事
情的幕后主使。
本书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
了调子，下令要”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
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
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同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著装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
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一切都已经
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逼进一步证实了癌细
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
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
”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
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不仅如此，张舂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著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
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
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图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
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一直信守为臣侍君之道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况
且这是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作为党员必须遵守服从。
面对张春桥搬出来的种种推迟住院开刀的理由，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实在无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种安排明显带有”医疗为政治服
务”的味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本不顾治病上的需要，周恩来也只好遵循”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训，一切听由党安排，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自勉了。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虑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暂不考虑手术的决定，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这是医疗组担
心发生意外而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每当遇有重人的外事会谈，医护人员都十分紧张，携带各种急救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行抢救。周氏在住院前接待的最后
几起外国首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支撐过来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三0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
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然而，医疗组却不敢对此过于乐观，因为耽搁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体内癌细胞很可能已经扩散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
氏精神上的打击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他还曾对战胜病魔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宾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
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保住自己的晚节，在政治上善终，这是周氏晚年一直
念兹在兹，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鸣金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
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管束而有所收敛，依然十分嚣张，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
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
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忧惧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
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
主义的激愤之作，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联手整他这笔历史老账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风格，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
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
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
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此举非同小可，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势必给林彪事件后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的
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对此，毛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改弦更张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
是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
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
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
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
时，就已经率先点明了。
应该说，毛远新的上述言论在无形之中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毛良心发现而不忍对周下手，
实际上，毛在政治斗争中从来就没有念过旧情，无论是对彭德怀、刘少奇，还是对林彪都是如此。毛之所以一时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
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且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守分，从无二心。这是在党内外早就有定论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
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为此，毛不得不慎重行事，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
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盘。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置中的一大批人，临行
前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不过，老于权谋的毛却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
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
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
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
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补过还账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沉疴难起，来日无多。牵挂他的一桩心事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泽东的脸色见机行事。
毛泽东的表态总算是让周恩来稍稍松了口气。除了担心最后落得”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下场外，牵挂周恩来的另一桩心事则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在政治上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的脸色见机行事。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为他当年的表现补过的机会。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为他本人在”杨、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内疚于心。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他应付乱局的得力助手。”
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九六七
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乱局的替罪羊。这不仅成
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而且也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本人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当林彪和江青随后联手整杨成武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对他援之以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说了不少”过头话”，像”永远忠于中
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来的。对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对不起杨成武，以至后来一直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设法对他加以某种保护。比如，当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时，周恩来和大概是出于同一心态的毛泽东(杨曾在武汉”七·二0″事件
中保驾毛脱离险境)一起把报告压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趁势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三次报告，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可以
为当年所作过的亏心之事当面谢罪的机会。为此，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
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多年后，杨成武对人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
呀，对下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
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
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作者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
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
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
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来内心对贺龙的负疚感更大。因为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即使想当面谢罪补过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周本人在这个
问题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如本书前面提到过的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
目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周的
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可是，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还从所谓”大局”出发，为维护林彪接班人
的地位，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
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林彪、江青迫害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
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也并
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而且又挂名分
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正是
因为周心里知道他本人对贺龙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才极力想行所补救，以多少减轻他内心的负罪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补过，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
更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台表示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
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问题是就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
中，仍然流露出对贺龙的某种疑心，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同时，还加丁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毛泽东正话反说、假戏真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不确实摸准毛的意图就贸然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
把事情搞糟。所以，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那位曾
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
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
局成员传阅。他本人则对其中有关评价的地方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强调贺龙几十年来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这样，拖延已久的为贺龙平反的问题
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本人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
是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连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经过文革浩劫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下少人为他捏
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
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
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任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
某种慰藉-一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暗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
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已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
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
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
政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折扣
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这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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