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险境缠斗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倒周势头，周恩来再次拖展顺守之道，以”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是冲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同时设法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釜底抽薪。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了王洪文和江青两人联名的建议，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这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全面展开。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异常凶猛吊诡，充满火药味。江青自恃奉旨行事，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一面频
频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召开动员大会，一面又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更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辟势
力”的代表人物，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政局再度出现大乱之势。
同政治局的大多数人一样，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的周恩来开始也被完全蒙在鼓里，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运动事先毫无所知，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
书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他这样写道：”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行批林
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不过，周恩来很快便从这场运动的来势汹汹和他完全被撇在一边的搞法中，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知道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的事并没有完，毛还要做更大的文章，只是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要搞到哪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周恩来心又提了起来，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险境而苦战，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随时被点名抛出来。因为眼前的情
形和当年搞刘少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深谙顺守之道的周恩来再次施展”太极软功”来应对，化解只合匕的困境。他明知道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冲
着他来的，却故意不捅破，更不硬顶，而是设法厕身其中，决不轻易撤离自己的岗位，小心翼翼地与江青等人周旋，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初曾送给当时因被江青大会点名而想辞职不干的中联部部长耿钢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
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一番劝说老部下打消辞职念头的交心
之言，实际上正是周氏本人此时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这种隐忍顺守的因应之道在”一·二五”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江青为了贯彻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在这一年春节放假期间，接
连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这两次万人大会并不是像大陆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江青”擅自”召开的，毛事先就已获知，王海容、
唐闻生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知来者不善，但看毛泽东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后，就不再说话了，马上积极布置，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一·二五”大会的通知。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在”一·二五”大会上，按照事先的安排，江青的两名亲信、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主讲他们奉毛泽东之命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经
过，江青、姚文元等则在一旁坐镇帮腔。迟、谢二人在报告中东拉西扯，大放厥词，当众又把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那四句
话端了出来。姚文元则在插话中旁敲侧击，大批”折衷主义”和”中庸之道”，称：”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
。江青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还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和周恩来一道挨批的叶也捎
带批了一通，声色俱厉地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
。不仅如此，江青在会上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整个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江青一干人的挑衅，周恩来在会上始终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他心里很清楚，江青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完全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支持的缘故，即便不全是在奉旨行事，也在很人程度上得到了毛本人的默许。如果不识时务，赶紧对批林批孔运动有所表态的话，恐怕是过不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最后打破沉默，在大会上当众作了检讨，承认这次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后
来在事情过去以后，毛泽东又故作姿态，反过来批评这件事时，周又出来为此作了自我批评，为”一·二五”大会承担责任，说是他”怂”起来的’。不过，这已是
后话了。
”一．二五”大会后，批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根据王洪文的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除周恩
来一人以外，其余六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都是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批周”帮助小组”的成员。而周之所以还被名列其中，如果不
是一个幌子的话，那么也是让他应付处理日常局面，和文革发动之初一样。
对于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当时首当其冲的郭沫若已经看出了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二五”大会后，张春桥和江青轮流登门，逼郭氏
写检查，要他承认当年写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张甚至要郭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江青则暗示，当时在长江局和王明
一道工作的周恩来也有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当周恩来派秘书看望郭沬若时，深为周担忧的郭氏见到来人后，失声痛哭，连连表示自己对不起总理，连累了总理。对于这一点，江
青本人也不讳言，而且对周恩来的退避忍让颇为得意，眉飞色舞地对手下人表示：”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在江青的挑唆下，各地的造反派也在倒周的问题
上掀涛作浪，遥相呼应。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
在这种情势下，周恩来继续采取顺守之道，以隐忍退避的太极软功来化解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明知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执意要板倒自己，但
因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所以绝不流露出任何怀疑抵触情绪，相反表现得很主动，亲自起草有关会议通知，在政治局内部组织学习讨论，不让人抓住任何辫
子。对江青的意见，周也大都表示附和，避免与她正面冲突。
比如，急于为批林批孔运动造势的江青在”一·二五”大会的两天后，将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给周
恩来，建议将此件转发给省、市、自治区党委。周当即表示同意，并代拟了中央转发的还知。其中强调”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
，还根据”一·二五”大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两天后，周恩来又根据江青的提议，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这份简报是江青抓住该地的一位中学
生因不会英文考试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大做文章，指派迟群、谢静宜前去调查后写出的，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它作为”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尽管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刻意迎合江青的意见，但还是让张春桥从中挑出了毛病。因为周所起草的中央通知中要求河南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
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的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的个别情况”，张春桥认为这一提法在政治上有问题，指出：”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
辟现象不是个别的。周氏随之知趣地改了过来。
周恩来如此退避隐忍，以求自保，但是江青一干人仍不肯善罢甘休，除了继续在报刊媒体上找各种题目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以外，又制造了电视片”《中国》事件”、”蜗牛事件”，举办”黑画展览”等，向周大兴问罪之师。
《中国》是意大利一个访华摄制组拍摄的一部介绍中国的电视片。江青抓住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很坏”，而周并没有马上处理一
事，大做文章。在政治局调看这部片子时，江青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并且又把年前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周加的罪名端出
来，说：当然也不奇怪，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根据江青定下的调子，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组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白点出”对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丧权辱国、反华反共的重大问题，竟然放弃原则，丧失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投锋主义”。
”蜗牛事件”则是江青抓住四机部向美国派出的彩电显像管考察组接受美方赠送的礼品玻璃蜗牛一事，横加指责，一口咬定这是美方包藏祸心，侮蔑中国的电子工业”爬行”，接受这种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此事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
”黑画展览”则是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抓住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指示美术界组织创作一批供国内务大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中国画一事，横挑鼻子竖挑眼，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而举办的。
对于江青一干人这种搞法，周恩来明知这是射向他的明枪暗箭，不过还是装聋作哑，避免正面应战，尽量化解这些挑衅。对电视片《中国》，周以当
时曾让陪同他会见杨振宁的人”查查”，但以”记录非熟手，未记入”的解释给挡了回去。对于”蜗牛事件”，周恩来则以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为由，建议外交部进行
调查核实后再作定夺，当外交部查明事情原委后，认为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随即表示同意，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对
江青在四机部批评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的决定。不过，为了照顾江青的面子，取消了从美国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计划，对江青点名要他参观”黑画展览”
的提议，周恩来也并不回绝，应邀前往。参观中，他神色不动，对画展中的各种影射诋毁的语言不置一词，让举办者碰了一个软钉子，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些实在过份的挑衅，还是作了某种程度上的辩驳。比如，江青在参加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在谈话中当
众给周的脸上抹黑，说：”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是总理读过。”周随即以”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来回
答，令江青讨了个没趣。
当然，周恩来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江青这样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默许的缘故，反映了毛在政治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只有设法打消毛对他
的疑虑，才能釜底抽薪，化解眼前的险境。为此，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方面与江青小心周旋，守时待机；另一方面则在毛最为关注的维护文革、反对复辟的问题上
尽量站稳立场，利用各种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解除毛泽东的疑虑，对他高抬贵手。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
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不过，他马上便觉察出此举对运动有”划框框”之嫌，将会招致毛对他更大的疑心。于是，周恩来赶紧改变态度，在二月六日向毛报告
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心病所在的周恩来还刻意在政治上表白自己，与党内老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对文革不满，复出后所搞的”右倾回潮”划清界限，
特意在报告中向毛建议让邓小平现身说法，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的政治局面，如请小平同志在适
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让毛泽东一时不便再施以重手，更令毛不好继续往下做文章的是，江青一干人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一开始就
把事情搞砸了，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虽然用意是借此向”复辟势力”-一党内军中的老干部开刀，但打击面太宽了，搞得人心惶惶，不仅干扰了原定在外
交上批透肃清周恩来影响的部署，而且把毛本人也给牵了进去。因为毛就曾批过不少条子，让在他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年轻女服务员去上学参军。这怎么能不让毛感到
难堪和恼火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江青还对”走后门”的问题穷追猛打，在政治局会议上揪住叶剑英不放，非逼他检讨认错不可。然而，叶剑英也并不是等闲之辈，
马上以守为攻，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委婉进言，
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周恩来和叶剑英联手唱的这出戏，委实将了毛泽东一军，迫使他不得不在权衡利害之后，对”走后门”的问题有所表态。在毛看来，江青实在是有勇
无谋，虽说贯彻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意图很卖力，却脱裤子放屁，在”走后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动干戈，不分青红皂白，四面结怨树敌，实在太蠢。
用后来毛自己的话说，这是在搞”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一作者注)，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况且叶剑英是毛掌握军队，需要倚重的人。
此外，毛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让周恩来充当好人而他自己当恶人，得罪党内军中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约束一下江青这种打击面太宽的搞法，同时在政治上作个顺水人情，拉拢一下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二月十五日，
毛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
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专门发下通知，要求对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要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实际上后来不了了之。
“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在批”走后门”的问题上制止了江青的蠢动，却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几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
重新安排权力格局。毛这种考虑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与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有关，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不过在这背后，更多的还隐藏着
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整个陵车安排的一部分。可以说，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趵这样露骨地搞”批
林批孔批周公”的。
当然，毛泽东也很清楚江青这样卖劲批周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想借倒周之机在政治上取而代之。不过，毛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江青。这当然不
是出于内举避亲的缘故，也不是怀疑江青在政治上的忠诚，而是因为毛太了解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为人了。在政治上街锋陷阵还可以，实际工作却做不来，无
法担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
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一-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
促生产”-一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左派的头领自然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刚刚复出的”党内第
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顺便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喜欢把邓小平的东山再起说成是周恩来促成的结果。实际上，毛泽东才是这件事幕后真正的推手，其目的恰恰是
针对周的。本书上一章在分析周、邓两人的关系时已经提到过，邓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
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
柯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
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
告一段落。
人们大都注意到，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却往往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在政治上安
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锏。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反而在党内外
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护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况且
周为人一向委曲求全，对毛的决定从不违抗，总是遵行照办，顶多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做点文章。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
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为扭转文革困局的帮手。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要比毛泽东看得更准。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会上透露出这种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
邓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然而，让邓小平重新复出并非易事，解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需要在政治上转很大的弯子，作党内外的说服工作，办起来费力耗
时，况且还有党内文革派从中作梗。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
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
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
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汲黯·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动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
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对太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
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
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让我们还是继续看毛泽东是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重新安排权力格局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
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
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这当然是和周恩来本人的病情恶化有关(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而是急于想让邓取代周，完成权力
格局中的换马。因为即使周身体没有病，一直对”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的毛也决然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机会。不然的话，毛在此前就不会借
故突发无名业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大张挞伐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此举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通过这一为各方所瞩目的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
保。这在无形之中更加助长了本来已经甚嚣尘上的倒周势头。不过，毛毕竟是惯于玩弄权谋的老手，并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露骨。为此，他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
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借
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如果他敢于阻难这一决定的话。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就直接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
议的代表团肯定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对于一个曾经亲手创立中国的外交事业、并且为之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国务活动家，在自己的晚年终于有了
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这个世界讲坛上发表演讲的机会时，却又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原因与之无缘，周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实际上，这正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希望能在
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台国，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更让周恩来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意识到毛泽东正在暗中观察自己的态度，如果露出任何遗憾不满之意的话，就会坐
实毛对自己的猜忌，导致处境更加恶化。这是周不能不小心提防的。为此，在政治上隐忍功夫极深的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时，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
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提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
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为此，
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已经觊觎忍耐了多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此卖劲反周也是出于这种盘算。岂知天意难测，到头来却让邓小平摘了桃子。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
嵘的江青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来?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部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
革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如此不识上体，自暴其短。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
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
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
留下面子，提出：”我意，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
他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
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总是无理取闹，难以担当大任的毛病十分反感和失望，而且日渐生厌，开始有意疏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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