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的缘起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
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
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
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
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
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
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
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
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
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
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
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
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
和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条宗派全面掌权的这颗苦果。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威信扫地，
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
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
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又有着
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对事情没有看清并且确有把握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周恩来的这一特点，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所引发的这场党内轩然大波以后愈加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周还有自己一定的主见，遇事敢于一争的话，那
么此后他就变得时时引咎自责，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让王明教条宗派牵着鼻子走。周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反省这一段时，说自己当时
的头脑”失去了主宰”，尽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无基本觉悟，仍充满着苦闷拼命地干，而且认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对的，比比过去陈(独
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也各有短长，也就算了”。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人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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