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11（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17 01:30:03

BBC专访：高文谦谈《晚年周恩来》
　　作者：BBC中文网记者魏城
　　今天是1976年中国四五运动27周年纪念日。
　　27年前的今天，中国民众以悼念去世不久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方式来表达对文革不满的活动，在清明节这一天达到了高潮，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聚集了百万民众，虽然这一天以中共高层主政的激进派下令对示威群众进行的镇压而结束，但这一天也预示了半年后激进派倒台、文革结束、毛泽东神像倒塌等一些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的征兆。
　　不过，这一天也同时宣告了中共神坛上另一尊神像定制打造过程的开始：文革后逐渐在中共高层占上风的所谓”稳健派”以这一天作为标志，开始编造周恩来的神话。
　　27年后的今天，曾经奉命协助中共塑造这个神话的中共最重要的官方史学家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出版了一本打破周恩来神话的书：《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1953年生于中国北京。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 《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等书。后来赴美国，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担任 访问学者。
　　BBC中文网记者魏城最近通过电话，独家采访了高文谦先生。以下是长谈的录音和文字整理稿。
　　（一）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问：有关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 是不是有关于周恩来， 题目是《晚年周恩来》？那么是不是偏重于写文革？那你个人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周恩来到底是主动参与文革还是被动拖入文革呢？
　　高：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呢， 他总的来说是被动拖入文革，可以说是被毛泽东拖下水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里面， 他自己极力想紧跟，在政治上想保住自己，但与毛泽东相比，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问： 我从书的介绍中看到，” 没有周,毛就下不了发动文革的决心。” 是不是这样呢?
　　高：实际上是这样的，毛在发动政治布局的时候，毛是采取了几手。用我的话讲是：连林拉周整邓倒刘，他对中央一线的几个人是分化瓦解，拉拢怀柔兼备吧。是这么个情况，周在毛发动文革时是一个借用力量，不是一个基本力量。
　　问: 周在整个文革过程中, 他的内心历程是怎样的呢? 是内心分裂痛苦呢? 还是心安理得, 或是助纣为虐?
　　高: 从我的材料来看呢. 恐怕来说, 他的内心也有他悲苦的一面, 但是政治上他决心要跟著毛走. 就是这么个情况.
　　问: 你总体的评价, 周恩来在文革上到底是起了什么作用? 比如说有人认为他保护了很多人, 很多中共的老干部, 那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护这些老干部呢?
　　高: 对于周保护老干部这个话题, 这是作为文革之后大肆宣扬的, 我当时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这个基本的事实也存在. 比如说北京军区的老司令傅崇碧, 他就是写到”大树参天护英华”, 这就已说明周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的干部. 他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把英华都保护住了.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只是反映了一方面的情况, 还有一个小节, 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实际上, 周在保护干部的事上是非常的小心翼翼, 可以说是一直在看毛的脸色行事. 他需要在毛、林、江三种不同的利益关系中找到不得罪任何一方的平衡点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这事也是很难的. 另外他作为中央碰头会的一个成员, 那些大案要案, 他也难脱乾系.
　　问: 那能不能说, 他保护的一些干部是在毛的首肯下, 他才进行保护的呢?
　　高： 这可以这么说， 没有毛的首肯他不会做出任何事情来， 特别是像刘少奇的那些人的话， 他是不会援之以手的。
　　（二）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问： 我们所谈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也是您书中的主要核心。 您从大量的史料来看，毛和周在长期的合作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高: 毛周关系的话题就很长。 简而言之，毛周关系是现代意义上的君臣关系。 当然其中有一段过程， 35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节点， 42-43年的延安整风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关节点。 延安整风之后基本上是一种君臣关系。 不过是具有现代意味的。虽然和古时候不一样， 但骨子里是一样的。
　　问： 如果是君臣关系的话， 那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又出现了批周的运动呢？是否在毛的默许下进行的？
　　高: 当然是的了， 任何大的运动没有毛的默许是绝对乾不了的。
　　问： 毛为什么会对他最忠诚的大臣进行这样的运动呢？
　　高： 毛批周主要是在林彪事件在之后。 在这之前，毛对周有几次不满意，但周毕竟是党的第三号人物。 林彪事件之后， 历史把周推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 而毛那时候年事已高，也生重病， 他急于安排后事，但他觉得周在政治上有异心。 因为周在批林和收拾文革残局时， 他提议批左，这就碰到了毛的痛处。另一方面，自林彪事件后，周在党内外的声誉大起，外交上大有突破， 西方报纸上把这报道成为”周恩来外交”，这使得毛心里很不是滋味。 毛认为周想以林彪事件来不动声色的扭转国内的政局。
　　问： 从思想路线上来讲， 周恩来是倾向于毛的思想，还是倾向于以刘邓为代表的务实路线呢？
　　高: 这时要看在哪一段历史情况下，您是指哪一段历史？
　　问： 是文革时期。
　　高： 在文革中又可以分割成很多小的段落。 我是觉得周在思想路线上和毛在治国理念上是不一样的。 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国，政治挂帅，搞政治运动。周还是比较务实， 比较关注国际名声。 这是他们俩之间的分歧，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已有不少的磕碰。 反冒进的问题上，周已是挨了毛的批， 被指离右派还有50米远， 几乎在南宁会议上，毛每次都批周， 后来周不得不提出辞职。 文革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顶峰。 我在书中说到周在林彪事件之后大哭一场，其实这个材料是出自于我当时亲访纪登奎， 他谈出来的 核心是周一直是觉得有志难酬， 在治国理念上和毛格格不入。
　　（三）周恩来与刘少奇的关系
　　问：您刚才说，周在治国理念上和毛格格不入， 周可以说是更接近刘少奇。 那我们就谈谈周刘关系，在文革时，周看到刘被整， 应该是有兔死狐悲的感觉， 但为什么周反而是参与整刘？
　　高：刘周关系可以是追溯到延安整风。 周在党内资历和才干上一直是都是超过刘的，而且周还曾当过毛的顶头上司。 延安整风的时候，周恩来和王明都是挨整， 那么确立了毛在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在这事上呢，刘是出了大力的。所以刘是作为毛的第一助手，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压到周的上面去了。 长期以来， 他们是作为权力斗争的对手。他们的关系在客客气气的后面是权力斗争的对手。
　　当时，刘少奇是党内政治路线中白区的代表。其实周在白区工作中花费的精力和取得的成果并不比刘差，可能还更胜一筹。 但是在45年的政治决议中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刘少奇。这是一种政治需要吧。 邓小平当时也是这样吧。 文革中，周其实也是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所以他在整个运动中的调门，跟江青和其他人比是有差别的。 他始终不冲到前面去。在我书中提到他对刘少奇的下场，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 周决定政治路线上跟毛走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原则。 整刘是毛在文革政治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棋。 当时是整到哪一步算哪一步。 但是随著文革运动的深入， 毛就意识到只有把刘少奇定罪，彻底打倒才能说明文革的成果。 所以当毛真正下决心要整刘的时候，周还是讲两面话。他一方面强调这是一个在九大召开前的重大的政治任务，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谨慎。后来就把他从第一线撤下来了， 让江青上去了。
　　老毛实际上很清楚周的想法，就说”你想洁身自好， 对不起。我要让你在中央全会上做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审查报告。你乾净不了。就算以后历史翻案，你也难逃后人的责备。”我的书中把这个过程讲得很清楚。
　　问： 那么说，是不是周和刘的矛盾是利益上的冲突， 而不是治国理念上的矛盾？
　　高： 周和刘之间在治国理念上只有刘比周更左的一面。 周的为人比较沉稳， 刘容易在政治上走偏锋。 像64年搞的”四清”运动， 毛已经够左的了， 刘少奇的很多东西比毛还左。 刘乾起事来更尖锐。 关于周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实是毛刘之间的利害关系。 周因为在政治上跟毛走，所以就跟刘一刀两断。
　　（四）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问： 我们现在谈谈更有戏剧性的关系，那就是周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中如果说林彪是第二号人物的话， 那周就是第三号人物。我们往往看到林彪跟著毛走得很近， 周却要和林拉开一点距离， 那么，人们所感兴趣的是，周和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周和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要从两人的历史上来看。 周在党内的辈分是很高的。在黄埔军校，林还是周的学生。 当时， 周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林彪则是第四期的学生，所以差得比较远， 很多元帅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两人都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周一直是林的直接领导。到文革时，毛把林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放在第二位。周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就在林的下面。
　　从我的观点和收集的材料来看， 长时间，林是周的下属，所以周特别注意和林的关系，特别注意尊重林彪，以免落得一个话柄。 再有的话，人们也都知道，在九大以后，在政治格局上有两大派：一个是林彪一派，包括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即四大金刚加叶群；那边是文革派，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 毛林是上面， 平时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周就是主持政治局会议。两派斗争是越演越烈，周夹在中间是非常为难，但他的长处是平衡，善于在矛盾对立中保持自己的政治平衡。 但是在更多的具体问题上， 他还是更多的偏袒林彪这一边。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林彪的人，黄、吴、李、邱都是军队里的将帅，军队历来是讲究资历的，周恩来比他们都高，这和文革派是不一样的。 再有后来陈伯达在九大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被批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周和林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这个报告事先经过周，得到了赞成，林彪看到周的态度，也觉得是一种鼓舞，所以是花了精力和陈伯达一块按林彪的意 思起草了这篇报告， 但最后这报告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所以九大之后，周林两人之间更多的是同多于异。
　　问：海外有一本书，叫《林彪之死》，说周恩来在倒林中起到了非常主要的作用，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大呢？
　　高: 这没有可信性。 这本书我也看到过，是王兆军先生写的，主要是文学笔法，推断论。建筑材料都是道听途说的。
　　问： 实际上，周在倒林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高：周在倒林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前提是毛林交恶。这和毛刘交恶是一样的道理。刘和周在政治理念上是同多于异。 在九大后，林和周在政治上也是同多于异。但当毛一旦决心要倒林的话，周在最后的时候还是倒向了毛，为了在政治上保留自己的晚节。
　　（五）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
　　问： 我们现在来谈谈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 我们看到在文革中， 周恩来有过一些吹捧江青的话，甚至有些肉麻的话。 那他和江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周跟江的关系，如同周和林、及周和刘的关系是一样的。 更核心的是周和毛的关系。 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江青开的夫妻老婆店。 毛是舵手、是发动者，江青是文革女老板、女掌柜， 而且地位是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她低三下四，隐忍退让和那种让人肉麻的吹捧，根子还在于江青由于毛的扶植撑腰， 在政治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他不得不这样。
　　问：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文革后期江青却主导了整周的运动？
　　高：您说的整周运动指的是批林批孔运动吗？
　　问：对。
　　高：这个过程，如果讲起来话题就比较长了。这个批林批孔，我这本书上讲的呢，就是毛发动批林批孔的两大情结。一个是历史文化观上的反儒情结，一 个是现实政治中的文革情结。而批周呢，是把毛的这两大情结融汇贯通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清楚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从现实政治 中，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提出批左，这个触到毛的疼处，认为周企图清算文革。当然，这个周已经做的是再谨小慎微不过了，绝对不从根本上触动文革，而是把文革 中出现的一切乱像乱局都归咎于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就这样子，老毛都看出来，不能这么搞，所以他要下车。另一方面，毛周之间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俩 之间还有一个儒法之争的问题。周被毛认为是中共党内儒家文化集大成的人物，这个是被毛非常不耻的，毛认为儒家的这一套玩艺，表面上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 实际上是虚伪，非常伪善圆滑，政治上没有原则。他就这样，把两者贯通起来了来批斗。就是说，由江青来批斗，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 让我去咬谁，我就去咬谁。”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把所有批孔的事情都归咎于江青，这是过分地抬举了她，她不过是在贯彻毛的意图。
　　问：你介绍的这些情况和中共目前的官方历史版本不一致，官方的版本说，在文革后期批林的时候，江青或者四人帮把毛的批林批孔运动转移到了批周公。
　　高：这就是后来中共领导层在政治上的需要了，他们需要维护毛啊。实际上我认为毛是文革中一切恶事的始作俑者，不仅是大的关节，即使是小的事情， 没有他首肯，底下的人做得出来吗？江青是不敢，不过江青有的时候有操之过急、有打击面过大的这一面，但是基本思想是出自于毛，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的书上已 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引用的是详细的材料。
　　（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关系
　　问：我们再来谈一谈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通常的看法是，邓是周的接班人，是周自己在身体不好的时候力荐的一个接班人。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高：恰恰相反。邓的复出是毛有意用邓来牵制乃至取代周的政治上的重要一招棋，恰恰不是周的力荐。外界称我这本书颠覆了一些官方的历史定论，周邓 关系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实际上，周邓之间的关系，谈不上怎么好，当然两个人在当年旅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同时去了法国，但是，两人情况非常不一样。旅法前，周 在国内已经崭露头角，而且随后马上就成为中共旅法支部的负责人。而邓当时只有十六岁，可以说是一个玩心未泯的少年。那些在法国的老同学写的回忆录中提到， 邓那时候打完工，已经疲劳不堪的时候，两手插在兜儿里面，到各个帐篷里串门儿。 其他人，如赵世炎，那时下工以后还拼命学法语。邓用我的话说，是玩心未泯，因为他才只有十六岁，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呢。 他就串串帐篷，打打扑克。 所以虽然他和周有留法这段同样的经历，但具体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回国以后，两人发展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 因为中共是按党内站队来划线的。 是以毛来划线的。 如果你在党的斗争站在毛的这一面， 就是正确的一面。周站的是错误的一面，所以这是毛周恩怨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取代了毛作为红军总政委， 毛就坐了冷板凳。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连鬼都不上门儿。 这是毛事后说的激愤的话。 邓那个时候是和毛一起挨整的， 所以邓和毛的关系更深。而且正是因为邓和毛一起挨整， 所以遵义会议以后， 邓立刻从下面调到中央当了秘书长。当然在国内有人把秘书长这个职位吹嘘的很大， 其实这个秘书长和后来的中央秘书长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秘书处长。不过毛一旦翻身，就把邓提拔起来，而且一路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那就是格外的培养。
　　邓和林彪是毛一直刻意培养的人物，而且交替使用。邓本身是搞政工出身的， 当时在解放战争中他作为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指挥二野和三野， 这点他是颇为自负，他处处和林彪比。认为是你有辽沈，我有淮海。而且言外之意林彪你最多指挥过一个四野，我却在淮海指挥过两个野战军。 从这些事上来看，邓是受到了毛的格外栽培。 所以江西挨整是邓的一个机遇， 从此之后他在中共的党内斗争中是一路青云直上。所以在八大的时候，邓比林彪还先进入政治局常委。林彪是八大之后增补为副主席的，排在邓小平的前面， 但在八大的时候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而邓那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而且毛指定他作为中共总书记来总揽全局，党政军的日常事务都要向邓汇报。后来更进而说他是副 帅。周当时是中央第三号人物，党的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 但周事事也需要向邓去请示汇报。因为毛定下了书记处是抓总的，大家都要向书记处汇报。
　　文革中，因为毛要使用林彪，特别是对邓在五十年代后期在政治上跟著刘少奇跑很不满意， 所以就狠狠的整一下邓，但是毛对刘邓总是有区别的。毛对邓始终是采取整而不倒的办法，但邓自己也不知道。邓在回忆文革时说，只要谁不听毛的话，谁就会被狠 狠的整一下。林彪摔飞机以后，整个文革等于全部破产了，毛在政治上陷入困景，而周在这个过程中则连连得分，党内外的声望就起来了，毛在这种情况下，觉得要 行动了。 所以人们所流传的所谓邓的复出是周的安排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
　　问： 那么，你认为后来中共有意无意地宣扬邓是周的传人是出于什么动机？
　　高：我的书里有一个部分描述了周邓之间的合作与分歧。我概括他们俩人的关系是党而不同，同而不合。邓是毛在政治上制衡周的一个棋子，邓自己心里 面也很清楚，实际上邓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在73年政局扩大会批周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此得到了毛的信任，因为虽然两个人在历史上有老关系，但 毛对邓还一直是将信将疑。因为毕竟邓在文革中被毛打入冷宫，吃了一些苦头，那么他在政治上能不能够为毛所用，毛这时还是有一个问号，需要观察邓。 通过批周一事以后，邓重新获得了毛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周和邓的治国理念是相同的。
　　一是他们都知道要抓经济，在当时如何治理文革所造成的乱局这个问题上，周和邓也比较一致。还有一点，后来邓和周在政治上等于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了，在毛批投降派的时候两个人就成了难兄难弟。之所以会这样，也和周的为人有关。周用中共的套话来说是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虽然邓是毛派到他身边牵制自己 的人，但是他会做工作。况且两个人在政治理念上也是一样的，所以很自然的两人在政治上就联手了。但是在联手之后，两个人对一些具体问题看法还是不完全一 样。他们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这就是周和邓两个人商量的，把它作为经济部分的主要指导思想来写的。
　　但是这两个人的同里面还是有异，比如说邓全面抓整顿，这一点周虽然没有提出什么看法，但是对邓操之过急的做法是有所看法的， 当时曾经跟邓提过，因为严格地说，周当时在政治上比邓更加老谋深算， 他看出毛还在，看出毛对邓不是很放心，而邓是已经大权在握，毛已是重病缠身，也不会拖很长了。周当时的本意是邓应当戒急用忍，等著就行了，但是邓本人是非 常的刚愎自用，这点从六．四镇压就看得出来。邓这种刚愎自用的个性在1975年抓整顿的时候和1989年六．四镇压的时候都有充分的体现，他就是听不进别 人的意见。
　　（七）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
　　问：谈到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如果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对中共来说，另一方面是对整个民族来说，您认为周的正面意义大还是负面意义大？
　　高：这个问题一定要分两方面来谈，没法搅在一块。 第一方面，周对中共来说绝对是有功之人。原因大体有两个。一个是周在文革中把乱局给稳住了，使得毛最后在政治上没有大翻车，失去控制。文革的乱还是有控制 的， 尽管是在失控的边缘，所以，在这一点上周是功不可没的。第二，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时，胡耀邦看到了很多有关周的正面和负面的材料， 他说，周在团结人这一点上在党内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我记得胡耀邦当时的原话是”他使得我们党在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得到党外比较多的理解，同时在党内还有一 种凝聚力。”换句话说就是，最后没有各拉出山头来，在政治上进行□杀，大家最后还是都在共产党的一个旗帜下面。
　　所以从这两点来看， 周对中共来说是绝对的有功之人。 至于对国家和民族，这个问题就更复杂。在我书中我引用了当年邓小平在内部写文革决议时评论周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的话，文革的结果可能更 糟。”第二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许不会拖那么长。”这两句评论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而周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正位置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两点之中。
　　问： 为什么在有负面评价的情况下，中共，包括邓小平，在文革后依然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高： 当时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第一，人们在四．五运动中悼周，其实有好几派，一些人认为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另一些人则是对毛不满，但通过悼周来批江射毛， 影射毛是中国现在的秦始皇，这在四．五运动中已经喊出来了。就著这股势头，在推翻四人帮的时候，周起了导火索和旗帜的作用。 毛也没想到周去世以后还阴魂不散，在政治上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本来毛一直在天门城楼上接受人民的三呼万岁，没想到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指他是 现代秦始皇。毛也知道他的一世英名也由此毁于一旦。所以毛在临死前还琢磨著想批周， 他不参加周的追悼会，并非身体不好，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中共把周恩来放在很高的位置也是由于他对四人帮垮台的影响，让他来取代人们心目中毛的位置，因为毛发动文革，很多事情人们对他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用周， 用一个新的神，或者说用一个泛神的办法来取代原来摇摇欲堕的老神。另外从胡耀邦对文革的评价中你也能看到周对党内的凝聚力是越来越大， 他是不能碰的。况且周虽然在政治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他的私生活，对于他的自身廉洁，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中国党内的一个楷 模，普通老百姓不懂得更多的政治，但是他们看人更看重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许多事情曝光以后，一些人仍然很怀念周恩来，也能对他所做的事情给予理解和谅解。
　　问： 在中国，毛和周长期被认为是两个神。毛泽东这个神因为后来一些书的揭露而被拉下神坛，比如李志绥写的回忆录揭露了毛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道德上的问题，彻底粉碎了毛的神的形象。 那么从道德上讲，周恩来有没有任何受人指摘的事情呢？如腐败、生活作风等问题？
　　高：据我所知，这恐怕是没有。在我接触周这个人和有关他的档案材料这么多年来， 我没有看到周恩来有过任何象毛生活作风那样的烂事。
　　问： 你是不是说，如果周恩来神话破灭，主要因为他的政治品德有缺陷， 而非个人生活品德有缺陷？
　　高： 对。我认为包括对毛的评价也是这样，毛可以生活上很糜烂，李志绥讲的那些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至少毛的生活作风糜烂并不是一个秘密。我认为评价毛也 好，周也好，真正让他们倒的，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他们在执政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些什么。老百姓在这个年代是处于安居乐业的局面呢? 还是风雨颠簸的不安？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问：那么，中国人对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如果放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反映了中国历史深层的一些东西呢？
　　高： 是，确实是这样子。其实周在文革中的很多表现，比如对毛的顺从、隐忍、顺从甚至于逢君之恶，海外说他是献媚、卑躬屈膝，所有的这些，其实老百姓大概也都知 道。但问题是，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周恩来尽忠守份，尽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就算现在公布周恩来的材料，老百姓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能有一定程度的 理解，或者是谅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做大臣的不能逾份，要尽忠守份，周对这一点是做到家了。
　　问： 那么您的这本书对剖析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什么意义呢？
　　高： 这是有意义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皇帝高高在上，主宰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老百姓甘愿把自己的一切交给 皇帝，来敬畏、顺从他的意志，听由皇帝来主宰一切，希望这个皇帝是个好皇帝。前一阵子，大陆风靡封建王朝的电视连续剧，就是这种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反应，希 望皇帝能施仁政，那么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个文化和民族心理是年深已久，根深蒂固。 毛和周之间的君臣关系也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一个映照。毛是代表了君权，而周则代表了顺从君权的大众的民族心理。 其实从毛周时代过后，这种情况仍有延续。在邓、江执政时，虽然有了相当的变化，但骨子里还是换汤不换药。谈到对周的历史评价，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 虑。虽然毛、周这些人走入历史已经三十几年了，但实际上在严格意义上还没有尘埃落定。今后国家、民族对这些人的评价还取决于中共现在的当政者能不能够把中 国这么一场深刻的转变比较和平地实现–从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转变，最终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如果走得上去的话，对周这些人的评价还好说，如果这个转轨完成不 了，导致一场大动乱的话，周的一些评价就真不好说了。
　　问：您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共党内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职位，但您现在出版了这本书，把中国政坛上的另一个神拉了下来，那么，从您内心路程来说，您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
　　高：在我的后记中我写道，本书的写作是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我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画上一个句号。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曾经当过室务 委员，每天帮官方修官史、领袖人物的传记。 我本来也可以沿著这条路走下去的，但是自从四人帮粉碎后，中央作了很多决议，决定对文革宜粗不宜细。从那时我的研究工作也就碰到了强大的问题。 第一，文革是个禁区，不能碰，只能宜粗不宜细， 这是邓的话。再有的话， 周是偶像，不能碰。所以当时我看材料时有很多的感受，但是深为不能畅言所苦，只能写一些逢迎文章。
　　1989年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当时文献研究室有三个事务委员，另外两个原来都是胡耀邦的秘书，带著机关干部到街上去游行。我 和他们一块儿去了，另外我还执笔起草了一个中央文献研究室请愿团致中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共的当政者能够倾听民众的呼声，肯定八．九是个 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当时不是有个四．二六社论，把它定性是动乱嘛。另外还希望真正整治腐败，从领导人做起，取信于民。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成了清查中的 重点人物了。
　　你看我书的后记就很清楚了，实际上我们单位还是尽可能地保我，希望保我过关，另外还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执笔人，就是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事业作贡献吧。
　　当时说句实在话，哀莫大于心死。六．四镇压这种血写的事实使我没法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像以往一样去写这些东西。
　　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就是要以史为鉴。我一边关在屋子里写检讨，一边我在想六．四镇压和文革浩劫之间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从那时开 始我就决定不再讲违心的话了。我要写一本以史为鉴、告诉老百姓真相这么一本书。所以我这本书最初的写作年头就萌生在那个时候。
　　转自4月5日BBC
　
　
解读晚年周恩来
　　作者：胡平
　　一、评周最难
　　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
　　相比之下，评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当年的中国，唯
　　有毛一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意志、思想和个性。所以，晚年毛泽东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确的。我们对之既不难解读，也不难评判。
　　晚年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终是前台人物，表现很充分。但是，人们有理由推测周在后台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对周在后台的表现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残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变形的成分，此其一。
　　第二，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 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针对著中共在讲述文革时扬周贬毛的倾向，毛的后人就发过“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 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的牢骚。
　　第三，再说周在文革中的违心的表现，违心，为什么要违心？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吗，抑或有的仅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毕竟，周在中共党内树大根深，颇有实力，照理说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对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为什么要一味顺从毛呢？所谓“相忍为党”，“照顾大局”，在什么时候是一种自觉遵守的更高原则，在什么时候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在什么时候只是一种屈服的借口？
　　第五，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著什么，被动意味著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 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 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感谢高文谦先生写出这本《晚年周恩来》，为我们解读与评判周恩来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文本。
　　高文谦先生曾经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由于工作职务之便，高文谦得以披阅大量中共内部的历史文献以及对若干当 事人进行采访谈话。八九期间，高文谦带领同事上街游行，热情支持学生运动，还起草公开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后遭当局整肃，虽然被单位领导保护过 关，但高文谦从此下定决心和中共专制体制彻底决裂，再不充当御用文人，再不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 从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后来，高文谦来到美国，耗时五载，历经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万言的《晚年周恩来》。
　　二、“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
　　《晚年周恩来》主要写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写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江青等“四人帮”的关系，和林彪的关系，和邓小平的 关系；写到中共上层权力斗争。其中，毛泽东的专横霸道，奸诈残忍，固然令人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内的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投机怯懦，苟且偷 生，更令人摇头叹息。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的那样：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 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
　　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 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 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 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么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 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 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 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乾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1）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 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 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
　　（候），搬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搬，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 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 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 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怜，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 心，奴颜婢膝？在读过这封信后，谁还能说周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 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 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 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三、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 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 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著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 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 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 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 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 呢？”林彪有一次当著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 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著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 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著激怒君主，被君主 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著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 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著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 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 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 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 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 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 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 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 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 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 ‘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 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之，周
　　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四、为什么共产王朝无忠臣
　　如果周算忠臣，那么试问，彭德怀算什么臣呢？算乱臣算反臣吗？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敢于就大跃进的错误批评毛泽东，彭德怀才算忠臣。
　　不过严格说来，彭德怀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因为第一，彭德怀的万言书只是私下里交给毛的一封信，不是准备在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而过去忠臣给皇帝 提意见都是在朝廷之上当著文武大臣公开提出来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大发雷霆，纠集其追随者对彭德怀猛加批判，硬是要给彭德怀扣上反党的罪名时， 彭德怀很快就举手投降，全盘放弃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最后还签字画押，承认了自己的反党罪名。我们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宁死也不放弃原则的，彭德怀当忠臣但没 有当到底，所以我说他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
　　周恩来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
　　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 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 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 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见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 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 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 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
　　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 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 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
　　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 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 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 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 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著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 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 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 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 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 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
　　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 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 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 －－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 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 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 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 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
　　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 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 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 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枣除非你与制度决裂。
　　五、另一部分事实
　　如作者所说，《晚年周恩来》“评述了周氏其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侧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揭示周的处境、心态、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在主、 客观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周的活动舞台在高层，所以作者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宫廷，对社会则著墨较少。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在 叙述周和毛以及其他高层人物的关系时，作者主要描写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较少写他们的共识和一致。这种特定的视角和侧重对写作来说难以避免，无可厚非。 读者阅读时务必留意，否则容易产生错觉。这是我要提醒的。
　　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来》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组织‘五一六’的名”。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 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 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 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 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
　　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
　　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 《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 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
　　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 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 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六、为周辩护无法自圆其说
　　为周恩来辩护的论调很多，但都是浅尝辄止，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经不起分析和追问。
　　1、有人说，周恩来紧跟毛泽东，是因为他把毛视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错误决策、甚至对自己也猜忌整治时，周仍然认为毛的领袖地位是 无可取代、不应替换的，因此只能在维护和服从的前提下徐图改进。简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在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尽管我们今天对这 些作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周在晚年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无论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革命理想都无法为之辩解。且不说周 在其他“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时落井下石（起码也是同声附和），连邓小平也要指其“违心”即违反道德良知－－这还是根据共产党自己标榜 的道德准则；甚至就连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视为德政善举之事，其实往往也经不起推敲。
　　试举一例。《晚年周恩来》里写道，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许多高级统战对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写信向毛求 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此举 历来被人称道。但是，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 是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 是恶。
　　一般人在评价他人时，免不了以己度人。作为毛时代的过来人，我们当年都热烈地崇拜过毛，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追随过毛。于是我们很容易假定当年 的周氏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理想主义。然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和周的处境迥然有异。在极权主义的洋葱头中（借用阿伦特的比喻），越是处在核心者越是 犬儒，越是处在外围者越是轻信。我们以前拥毛拥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万里在1979年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讲到农村的贫穷时说：“如果这些情况 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不消说，“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是极权制度谎言体系的牺牲 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构建者。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顺便驳斥“人民的好总理”这一神话。只要我们想到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都发生在周的任内，想到这两场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痛苦与 牺牲，所谓“人民总理为人民”之说就不攻自破了。辩者会说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终维护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担罪责。我们可以承认周并非不想为人民谋利 益，问题是，在“人民的好总理”那里，人民的利益从来不占据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补救 和修正的工作。所谓“顾全大局”中的“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党的大局。所谓“相忍为党”，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为了党 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让位，不能不靠边，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
　　2、邓小平说：“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这话的后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毛大发雷霆之怒。本来站在反对者一 边的周立即转向，并劝说那几个老帅副总理低头认错。于是，“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 个形势随之逆转”。
　　为周辩护者每每强调周的尴尬处境。他们说，在当时，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对毛是不行的，毛发动文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实上，顺之者也可能 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非上策－－何况毛还要硬拉著周下水，君命难违；所以，周只好积极投身其中，在顺从的前提下审时度 势，因势利导，力图起到某种缓冲或制约的作用。所谓“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并非放弃己见，一味顺从，而是避免正面冲突，以柔克刚。
　　这种辩护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辩护者未曾意识到，当他们在如此辩护时，他们已经承认了毛是暴君，承认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权，高度独裁，承认了在这种制度下，连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都毫无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辩护：“不下
　　地狱谁下地狱？”可是，地狱是谁们建造起来的呢？
　　赵无眠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给周恩来辩护的那套理由和逻辑，也完全可以用来给汪精卫辩护。汪精卫也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为汪辩护者也 可以说，没有汪伪政权作缓冲，沦陷区的人民会更受苦。我还要补充一句。有一点汪精卫可以比周恩来更理直气壮：毕竟，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他汪精卫扶起来的，日 本人入侵中国不是他汪精卫领进来的，大片国土也不是在他汪精卫手中丢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泽东暴君地位的确立，周恩来却负有极大的责任。
　　当然，为周辩护者可以说周当年为中共打天下和拥戴毛成为最高领袖都是出于善良的理想主义；等到日后清醒过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已经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顺守之道，勉为其难。问题是，周对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彻的觉悟？
　　大陆学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战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的一批鼓自由民主
　　的文章汇编成册，重新出版，取名《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李慎之先生在这本书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写道：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 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 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 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 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李慎之承认自己骗了人（严格说来，李要算受骗者，以他当初的年轻与天真），可是谁骗了李慎之呢？难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难道能不包括周恩来吗？微末如李慎之等，对中共暴政的建立无关紧要，或许是不配忏悔的，周恩来也不配吗？
　　李慎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 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经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 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眼里噙著眼泪。”我并不怀疑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只 是，它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联动分子就公开否定文革，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几个 老帅副总理就大闹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仍然是中共的党天下。问题不在于否定文革，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去 否定。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无疑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不同的路线确有高下之分，绝非半斤八两；但不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周的路线或刘的路线，都和自由民 主的理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恩来象陈独秀或李慎之那样大彻大悟，回归基本人权，回归自由民主。今天仍为周辩护者，不可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七、周恩来为什么不留遗言
　　记得在76年“四五”悼周运动中，一份题为“总理遗言”的传单流传甚广。这份传单的文字不长，其中要紧的话只有一句，那就是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 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汹汹，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份“总理遗言”表达了人心的不满，可惜只是伪造。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周恩来临终并未留下遗言。但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留下遗言呢？
　　古人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西方有句谚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写道：周恩来卧床不起后，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 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 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邓颖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著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著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 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两段记叙表明，周恩来死前没留遗言绝不是因为没话可说，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之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倾诉衷肠、一吐为快的充裕时间和安全环 境。象刘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临死前连留下遗言或遗嘱的机会都被剥夺，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聪明，在被抓进监狱前就感到 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写下一封《致未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记在心里，总算留下一封遗书。周恩来临终前的处境要优越得 多，为什么偏偏是一句话也不肯留下来呢？
　　这件事反过来想想就不难明白了：你叫周恩来留下什么遗言才好呢？
　　叶剑英希望周恩来能说出“对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来的圆滑或曰圆熟之处正在于，他从来就是脚踩两只船；虽然是一脚重，一脚轻。你能 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政治倾向性，但是你很难从他那里找到可以攻击的话柄。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们当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不能让 自己站在毛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要给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语言说江青和张春桥们的坏话，以免留下把柄。
　　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讲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来有什么委屈可讲？所谓委屈，就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观或 正义感之上的。没有了一定的公正观或正义感，连委屈都无从谈起。罗瑞卿长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整彭德怀时跳得很高，后来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关在秦 城监狱和彭德怀住隔壁还委屈地说：“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罗瑞卿一介武夫，头脑简单，总以为别人挨整都是对的都是该的，只有自己才是给整错了冤 枉了，所以他要鸣冤叫屈。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这中间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来早就接受了这套野蛮残酷的 丛林原则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这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因此当整到自己头上时，他不能不清楚 地意识到他连抱怨都没有资格抱怨。（1）除非从头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时首先要忏悔。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风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虽然反右这一段留下一节尾巴，硬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 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头未必不明白。邓小平能想到的问题，周恩来就想不到吗？只是周恩来没有机会纠正毛泽东的罪过并顺便洗刷自 己的罪过，所以他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中无法解脱。
　　另外，我们也可以怀疑周恩来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说，周恩来临终前，毛泽东还活著，周恩来还恐惧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还不肯放过，唯恐别 人在自己脸上画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还能留下什么遗言呢？正因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所以到 头来只好选择沉默，选择无言。
　　也许，周恩来临终前并不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长期陷于繁琐的事务，更由于长期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恩来早 就费尽心机，精疲力竭，无暇也无力再进行超越性思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紧锣密鼓的情势下，周恩来很可能忧谗畏忌，被恐惧所压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国人不满于文革、甚至不满于毛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周恩来多半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点起一把天安门的熊熊大火－－否则他就 不会在临终前还那么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寿终正寝，临终前嘱咐将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经是什么年月了？他还以为大寨红旗不 倒，真的会飘扬千秋万代呢！亏得郭老还是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 绝，闭目塞听，实在不可低估。
　　《晚年周恩来》里还写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起初他也对之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但是后来禁不住压 力，担心毛不会放过自己，还是在材料上签署了附和的意见。九年后，周的遗孀邓颖超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作过这样的开 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意味 著，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状多么虚假不实，其他同志举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则皆然 －－“顾全大局”嘛。
　　——转自《北京之春》